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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是人类的一种教育理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里的表现。什么是教育公平?瑞典著名教育学家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Husen)认为,教育公平主要指教育机会均等,包括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教育结果的平等。我们可以将教育公平界定为:每个人可以平等的、有选择的分享其所处的公共教育资源以及人们此时所持有的平等的价值观念和准则。
1.从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来看,户籍制度限制了部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
教育起点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最直接反映,它是人们在接受教育时所最先接触到的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问题。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体制是以户籍制为基础,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模式。适龄儿童普及义务教育的工作由户口所在地负责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也由地方政府承担。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后,没有流入地的常住户口,往往无法享受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就无法像流入地儿童那样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后来由于国家的政策调整及相关法规的陆续出台,公立学校原则上不排斥农民工子女入学,但必须交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由此看来,在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下,农民工子女与流入地的儿童不可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
2.从教育过程的不公平来看,主要体现在公立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上的差异
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人们无法做到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绝对平等。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教育公平的主要可操作层面的教育过程的平等,这主要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差异上。面对“没有城市户口”、“收费高”两大拦路虎,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工子弟学校,但这类学校的弊端很多。如缺乏最基本的办学条件、消防设施不具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和卫生隐患、办学者和教师素质较差、学校开设科目不完整、部分学校除了语文和数学以外,其他科目课程的教学均不能确保,学生使用的依然是以前的五年制教材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教学质量,此类学校都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提并论,从而使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质量没有保证,素质也得不到全面提高。
3.从教育结果的不公平来看,缺乏良好的正规教育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无论是教育起点公平也好,还是教育过程公平也好,教育公平最终还是要体现在教育结果的公平上。在现代社会中,正规教育程度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在现实条件下,一方面少数社会精英占据着国家和城市最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继续他们的社会精英身份和继续他们的优越生活;另一方面,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们,为了使自己的后代能够尽快摆脱现实的卑微地位,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上升,从而想方设法获取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教育起点、教育过程的不公平,部分人的“希望”只能成为“奢望”,从而陷入又一轮的贫困代际传递中,家庭收入低=没钱提供教育=子女教育水平低=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低收入者产生。由此看来,缺乏教育既是贫困的原因,又成为贫困的结果。二、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失衡的原因
1.户籍管理体制不合理
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本身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对人口给予了人为划分,即把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种制度人为的造成了城乡分割的局面,同时还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就义务教育领域而言,正是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才造成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户口成为他们在城市中公平地生存和发展的“瓶颈”。这种情况表明,户籍管理体制的城乡分割已严重落后于社会需要,不能适应在改革中急剧变化的城乡关系,以及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社会现实。
2.义务教育体制的缺陷
我国现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规定了适龄儿童应在户口所在地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所需教育经费由当地政府负责筹措。目前我国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则由乡镇政府以教育统筹的方式向农民征收,相当于农民自己掏钱解决法律要求的义务教育。但现实中,农民工离开农村后,他们流入地的城市财政中在义务教育经费里没有包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这项经费,从而使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在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一方面,他们享受不到流出地政府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资格享受流入地政府的优待。如果增加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即要增加财政的支出,还会拉低已经被人为高估的教育水准,这必然会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政绩和形象。再者地方政府如果按照本市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拨款标准,那么用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教育投入无疑会变成当地政府财政的巨大开支,仅靠当地政府筹措,压力很大。
3.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力量薄弱
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人员的素质低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这类学校的师资人员,既无教学经历,更无教师资格证书,有的自身不过初中水平,根本不具备任何任职条件。民工中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校长。”意思是杀猪卖肉的,办起了学校也可摇身变为校长。“半路出家”办教育,既无资质,又少有人“充电”进行深造,多数人只是将办学作为自己赚钱的一条“捷径”。同时,教师队伍的专业结构也是很成问题的,特别是初中,专业对口的教师很少,绝大部分教师从教的并不是他本身所学的专业,对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等更是从未接触过,之所以从事教育这一行业,只是为了有份稳定的工作。三、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对策研究
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民主化的主要原则之一,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以致成为“两会”的重点问题之一。诚然,就现实条件而言,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实现受到诸多限制,但是我们必须通过以下途径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1.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
户籍管理体制改革是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近年来户籍管理体制有所松动,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导向仍然是:放开小城镇户籍,对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进行严格控制。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本之策就在于从我国的现状出发,彻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全新户籍制度,根本改变“同居一城,群体隔离”的局面。
2.改革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实行“教育券”制度
发放教育券是20世纪90年代
以来美国公共教育改革实现私有化与市场化过程中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教育资助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最早提出了“教育券”(schoolvoucher)理论。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是指: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而不是发给学校;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学费和相关费用;学校则向政府兑取与券值相等的现金流入。这样学生可凭教育券到任何一所政府认可的学校就读。同时,学校之间也会因为学生掌握充分的主动权而增加竞争,从而提高学校教育的整体质量。采取这项制度关键是保证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的落实。学生自主选择学校,也有助于打破地区和户籍的限制,为农民工子女入学提供了条件。这无疑是保证教育公平的一项十分有借鉴意义的措施。
3.公立学校要承担起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重要任务
在公立学校就学是承认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合法地位的重要标志,拥有平等的入学机会体现了社会公平,是其公民权利的积极体现。公立学校要充分挖掘潜力,扩大招生容量,尽可能多地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学校要加强收费管理、降低收费标准、减少收费项目,对特困学生应酌情减免费用,通过设立助学金、免费提供教科书、捐赠学习用品等办法,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就学。
4.加强培养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
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首先要提高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待遇,例如户口、住房、高薪等现实问题,以便吸收到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学人才。其次可采取结对帮扶的形式,请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来参加公立学校举办的公开课及教研活动,或者送教到校,实行校长委任制和骨干教师支教制的措施。委任公立学校的校长及多名骨干教师去民工子弟学校进行管理、教学(其工资待遇仍由原校负责)。最后政府还可与师范院校联手。各大师范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每年都有近半年的实习时间,政府可以倡议大学生进行义务支教活动,让部分大学生到民工子弟学校进行实习(时间上错开),这样既解决了部分大学生联系实习单位难的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类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局面。
摘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日益成为我国教育界面临的突出问题,以致成为“两会”的重点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约有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子女处于流动之中,这当中有9.3℅的学龄儿童处于失学状态。如何处理好这一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民工潮
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造就了中国日益庞大的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总数仅为200万人左右,迄今为止已超过1.2亿,短短20余年间,流动人口总数增幅达60倍左右。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人,他们的适龄子女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教育群体,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应运而生。
参考文献: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教育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赵欢君,陶李刚.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J].教育探索,2005,(12).
对于法律的价值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其理解有了不一样的解释,现如今,公认的法律价值有公平、效率、秩序、安全、正义等等。对于不同的法律其法律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其针对点也是不同的:经济法与民商法的价值取向对于经济法和民商法相关部门是十分重要的,其价值取向决定着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公平与效率,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于其要求会更加的苛刻,只有不断的促进其发展,对于我国的经济法和民商法才会有新的革新与进步。基于公平与效率,充分的发掘民商法和经济法的作用,正确的决定其价值取向,有利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发挥作用。
(一)基于法律价值公平
在法律方面,公平可以理解为义务与权力的合理分配,使之处于一种平衡,在法律中对公平的体现,不同的法律也有其特有的含义,有的可以赋予其每人都平等的原则,有的可赋予其公正、自由的原则,公平对于不一样的法律有不一样的作用,对于公平,没有详细的介绍,可从原则性与道德规范两方面确定。
(二)基于法律价值效率
社会需要法律来规范,其解决众多冲突,缓解各种关系,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最终凸显于利益关系。法律在于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对于存在的冲突进行平衡,对于利益的获得要在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取之有道。而法律的效果则是对利益与效率进行合理的限定,进行有效率的组织活动,效率对于经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于法律价值效率,是利用民商法来规范的。效率的提高需要有一定的规范性才会得到大幅度提高,把私人的工作逐渐转变到集体大众型活动,将私人利益转变成公众利益。
二、基于公平与效率谈民商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
(一)基于公平与效率谈民商法价值取向
在民商法之中,公平之法律价值是其中基本的法则,公平对民商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民商法的自愿、平等方面有着促进作用,公平在民商法之中是非物质的其作用是加强条件与经济的公平,对于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是追求最有利的,民商法对每个主体不采取不平等的待遇;效率价值在民商法之中的展现,是对利益的展现,对于经济是自由合理的。民商法是对利益追求的最大化,效率的法律价值在民商法中展现则是展现自愿、自由等等,而这些原则则会使私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间接促进整体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民商法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基于公平与效率谈经济法价值取向
经济法的公平主要表现在经济的公平原则,对于公平,可以理解为对于存在一些价值的行动,对于其获得具有平等的权力,使之处于一个适当状态,在经济法中,其公平是针对不同条件的主体所展现出的,让各方面都是公平的,将各种不合理的因素进行排除。对于效率,并不是都是高效的,其存在一定的缺点,同时也不是一直是有效率的,市场的发展需要提高效率,与此同时需要对市场进行合理的调节,经济法对于市场上的这种效率中的缺点就可以进行修改,促使效率的提高。
三、民商法和经济法之间的对比
二者有很多相似的价值取向,基于公平价值,二者是对经济的调整,对市场间的调配以及相应的平等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二者都离不开其具有的价值,公平体现于民商法主要是其目标、特点、本质,民商法离不开公平原则,对于经济法,公平作为其理念。基于效率,对于民商法和经济法,其效果是一样的,其目的是获得利益,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共同进步,二者之间基于公平与效率,其目的大致是相同的,都是对市场进行调整,进行合理的分配,使之展现出平等的原则和高效的原则,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其自我的价值,与此同时,其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比如说民商法针对私人,经济法是针对整个社会。
四、结语
一、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冲突的现状
新闻媒体名誉侵权主要是指行为人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刊登、播出有损特定人行象的行为。“公民或法人的社会活动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而名誉权与之密切相联,所以,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构成对公民或法人名誉权的伤害。”新闻媒体名誉侵权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因此给相对人造成的侵害也较其他的侵权行为更加严重。从法理上说,新闻报道行为的违法性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新闻媒体侵害名誉权的抗辩事由的存在可以证明新闻媒体没有违法,这是新闻媒体自我保护的一道防线,是平衡公民的表达权、知情权与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权的产物。正当的新闻自由凭借它的保护而得以存在和运作,不至于因为与公民或法人的名誉权的冲突而动辄得咎。新闻舆论侵害名誉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民事侵权,因此除了具有普通民事侵权的抗辩事由外,新闻媒体还享有一些特殊的抗辩事由。我国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的平衡还没有系统化和完整化的规定,目前学界比较认同的新闻媒体侵害名誉权的抗辩事由主要有新闻报道的内容基本真实、公开的权威消息来源、当事人的同意和客观公正的评论。
二、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平衡的比较法考察
新闻自由与名誉权发生冲突时,如何界定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的边界以化解矛盾,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也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此,笔者引入比较法研究的方式,以美国等四个国家为例,为解决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冲突的立法、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1.美国。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或出版自由的任何法律……”并规定了四种适用的理论标准,即绝对主义、“明显的和即刻的危险”标准、各种利益的特别权衡、定义上的平衡。在诽谤诉讼中,法官并不逐个案件就具体情况决定名誉或言论表达的重要性,而是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的名誉受到损害的情形进行权衡。在此基础上,他们制定了不同的规则,适用于公众人物与一般人提出诽谤诉讼的权利,在平衡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时区别对待公众人物与一般人物。当某些利益的重要性超过宪法修正案所载利益时,保护前者;否则,理所应当地保护后者。可见,特别权衡法具有实用主义的优点。在适用利益衡量理论解决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人格权的冲突时,考虑人格权主体的不同十分必要。
为了使公众能更广泛地收集政府的信息,美国于1966年制定了完备的《信息自由法》,该法广泛地赋予大众对其行政人员的监督权和知情权,是美国法律保障政务公开和舆论监督权的重要体现。 “公职人员就公共事务以名誉权他人,则必须证明言论者有现实性的恶意,如果仅证明被告属于疏忽或过失,名誉侵权不成立。”所有与公众有关,足以引起“公众兴趣”的人因批评而受到伤害时,除非他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该言论是出于“真实的恶意”,否则便无法以“诽谤罪”或“名誉受损”。
2.英国。英国的名誉侵权法可以追溯到1275年制定的《高级官员名誉侵权法》,当时不论叙述事实是否确凿,发表言论者都要被追溯。现行的英国名誉侵权法制定于1952年,这部法律为名誉侵权所下的定义是“公布使普通人评价下降的言论”,而并不考虑是否有使原告评价下降的意图,英国法律也采取了判例和特别法相结合的方式处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的冲突。为确保信息的公开和一般民众的表达自由,20世纪80年代,英国相继制定了《数据保护法》、《地方自治法》、《个人资料法》。90年代提出了“市民”政策,以便于人们评价公共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其实行相应的舆论监督。
3.德国。在德国,当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人格权冲突时,也是通过利益衡量方式解决,依公法学上比例原则,个案决定何项基本人权在何种范围内需作何种程度之让步,何项权利优先受保护。德国甚至为避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把权益衡量义务与履行谨慎义务一起规定为新闻媒体的从业义务,要求媒体在传播报道各种具体事件前就进行权益的考量,以决定行使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还是保护人格权。
4.日本。日本属大陆法系国家,和德国、法国一样,没有相对独立的名誉侵权法,但日本在法律中对名誉权予以明文规定,并根据民法对侵权行为给予救济或通过刑法保护名誉权。当然日本法中名誉侵权也有抗辩事由:(1)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实,即有关政府及公职人员的报道,即使他们的私生活也与公共利益有关;(2)公共目的,即排除敌意情感和人身攻击;(3)真实性证明;(4)真实性误信,即记者对事实本身和相关人员进行了充分的合适,但最终仍然错误地认为是真实的事件;(5)公正评论;(6)证明责任,即被告出示证据证明自己可以负责。在日本,当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与公民、法人名誉权冲突时,主要有两种学说。一种是“个别比较衡量论”,即当宪法上两种价值发生冲突时,根据个别案例,分析新闻报道的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蒙受到的损害,将两者比较衡量,当确定保护前者利益较大时,承认新闻自由;如确定保护后者所获利益较大时,尊重个人名誉权。另一种理论是“界限确定衡量论”,不对个别事例进行利益衡量比较,而从宪法原理出发,承认表现自由的优越地位,因为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是绝对价值,保障国民对国家政治信息知情权占首要地位,而名誉权是相对价值,其自由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限制。根据这个原理决定适用原则,不同案例适用同样原则。
关键词: 平民教育 乡村建设运动 国际背景
一、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兴起
在十五世纪以前长达一千年的欧洲发展历史上,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而言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同样代表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教育水平在中世纪的欧洲也远远称不上发达,即便由宫廷和教会把持的精英教育有一定的规模,但依其所培养的对象仅限于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和少数精英分子,包括农民阶层在内的一般平民是没有权利和资格接受教育的。在经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平民化和大众化教育的思潮才稍见端倪,直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面向一般平民的初级教育才有所发展,但是这种社会大众教育仍然是简单的,在受众数量和教育水平上与精英教育相比较有极大的差距。但是,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欧洲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平民主义”思潮,以及在这种思潮和精神影响下产生的《人权宣言》却沿袭了以人为本、重视教育的理念。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的裴斯泰洛齐就认为:“即使最贫困和最被人遗弃的孩子,上帝也寄予了天赋的才能——在孩子粗笨害羞和显然无能的背后,蕴藏着最优秀的才华,最珍贵的能力。在这些可怜的孩子接受真诚的爱心教育中,显著的天赋才能真正地表现出来。”[1]裴斯泰洛齐身体力行,在欧洲小国瑞士大张旗鼓推行教育运动,使瑞士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成为当时欧洲教育的典范,这一模式至今仍被称之为人类教育历史上的奇迹,而且,在瑞士模式的启发和带动之下,欧洲各国纷纷效法其成功之道,崇尚教育、以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德国在汲取瑞士教育成功经验基础上,根据裴斯泰洛奇的教育理念,制订了深刻影响德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教育法》,强制性规定德国公民接受免费教育,并且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接受九年以上的教育,所有教育经费由国家免费提供,不接受教育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以德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经历了近代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在“人本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之下,以国家为投资主体,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从而实现了整个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其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已领先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各个地区和国家。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国家真正开始认识到大规模开展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并通过法律形式实施全民普及的、免费的义务教育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从19世纪初期到19世纪末是近代西方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阶段。西方平民教育运动作为近代西方国家主要教育发展趋势之一,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近代意义上民族国家概念的确立和教育民主化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保证有效地实行普及教育,大多数国家以法律形式强制规定这种带有普及意义的平民教育的义务性质,这种平民教育的范围和程度反映了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当时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平民教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社会包括农民在内的一般民众的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西方社会率先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
二、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与流派的发展轨迹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提高,关于教育的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而涉及平民教育的思潮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平民教育思潮不仅仅是某一个教育流派的自我发展,而是与各种教育思潮紧紧纠缠在一起,互相影响,共同发展。20世纪初西方国家各种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此起彼伏,其涉及内容之丰富和发展速度之迅猛前所未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平民主义教育思潮、终身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民主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教育思潮等,这些思潮从价值理念和演进路径角度而言都具有某种共同倾向,就是均强调教育在程序和实质上的公平正义和科学合理。各种教育思潮都有其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实践侧重点,但从平民教育视角出发,这些教育思潮无疑对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思想补充作用,从某个角度而言,它们亦是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9年,英国成人教育委员会(ADULT EDUCATION COMMITTEE)倡议:将成人教育变成社会生活整体的一部分,使全民在他一生的任何时候,都可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这奠定了成人教育的理论基础。“倘若我们没有得益于成人教育,以及更一般地说通过正规教育以外的训练途径所作的贡献……那么,与终身教育有关的思想毫无疑问是不可能产生的”。[2]终身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从英国首先发展起来的,然后推行到西方各国,其成人教育实践不断发展,在成人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使终身教育的理念走向实践,大量的成人接受终身教育的实践又检验和深化了终身教育思想,其影响力不断扩大,教育理念深入人心。科学教育思潮源自于清末变法图强之时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其教育观主张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给人们以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于教育本身必须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传入我国后,在教育领域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我国教育民主化改革的进程,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普及义务教育的实行;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的展开;女子教育的推行;教学方法的改革”。[3]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世界教育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思潮,其关于教育的目的性、教育途径的生活化、教育教学的方法等一系列教育理念风靡一时,直到今天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杜威强调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他以经验主义价值论和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强调学校与社会、学习与经验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长,教育即适应。“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提倡反映科学、民主和进步意识的民主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带有实用性质的实业教育、心理教育和道德教育;旨在人人都能接受教育,以提升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思想素质和完整人性;培养独立人格,发展个性知能,使其拥有自主意识、自立精神、主动性、发动力,以及协作共业之精神;激发起献身社会和改造世界的热情。由此,也就需要国家和全社会花费巨大代价具体实施平民教育”。[4]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深刻改变了西方教育的面貌,使之由传统进入现代,对20世纪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当时的各国农民教育实践来看,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丹麦。“在西欧和美国兴起一场旨在改革传统教育,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教育革新运动。这场运动,在西欧被称为‘新教育运动’,在美国则被称为‘进步教育运动’”。[5]1909年罗斯福总统呼吁发动乡村生活改进运动,试图通过对乡村生活的改进,促进民众素质的进步和整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在相关政策和法律的配套支持下,国会通过乡村教育议案,主张乡村教育以“养成公民的农民”为目标。美国的乡村生活教育运动既施行一般的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传授,又注意教授一般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生活常识,通过知识层面和技能层面的不断教化,使乡村人民成为“机警的、爱国的、思想高尚且又安于陇亩”的公民。其教育措施和教化方式多种多样,例如设立乡村图书馆,完善基督教堂机构使之成为乡村文化生活的中心,开设农民互助合作组织,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等。丹麦的农民教育主要通过民众学校这种形式加以推行,在当时欧洲和世界教育界享有盛誉,丹麦的农民教育与当时英国的工人教育和苏联的扫盲教育并称为世界三大教育运动[6],其取得的成就及对其他国家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启示意义是极其巨大的。“以格龙维、柯尔德、施洛特为代表的丹麦教育家,提倡民众高等教育,推进乡村社会的改进与合作事业的发展。他们以历史与诗歌为媒介,着力于文化的传播,激发青年农民的心理与情绪,唤起民族精神的觉醒”。[7]丹麦民众学校是施行农民教育的核心机构,它和人民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民众学校重视农民的职业训练,教授与农业有关的科目,比较重视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但教学的最终目标却始终着力于文化的传播,以觉醒普通农民的精神生活为宗旨,并不仅仅限于施行职业的训练和农业生产技能的提高。正是由于丹麦民众学校的有效运转和农民教育的成功实践,才造就了当时丹麦经济的飞跃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所以在欧洲发展史中丹麦的农民教育运动被誉为“丹麦重生的命脉”。非常推崇丹麦平民教育模式的梁漱溟认为“丹麦农业之发达、合作之隆盛,皆以其教育为原动力”。[8]
三、西风东渐:西方平民教育思潮促进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
近代西方教育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对世界各国的教育事业有着极大的影响,自以来一直处于变革图强、寻求国家富强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由于自身变革的强烈愿望,西方以平民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为代表的教育思潮一经传入,就在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旨在提高包括农民在内的民众素质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兴起无疑与其广泛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其中西方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人格魅力和中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19年4月,杜威作为世界著名的教育家,应中国五大教育团体邀请来华讲学,他在中国进行了百余场讲演,并实地采访了多个省市,讲学长达两年,其思想和言论在报刊广为传播,中国社会迅速出现了风靡全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中国教育界形成了一股“杜威热”,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实践,旨在救亡图存,有国外留学背景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在介绍国外先进教育思想和传播其教育理念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归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始终致力于用西方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教育理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采用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即是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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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逸先,宋恩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历史启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2):19.
随着学者对黄职业教育理论和思想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围越加广泛,在对黄炎培这一块研究可主要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业教育目的;二是职业教育办学方针;三是职业教育教学原则与方法研究;四是职业道德教育研究;五是对“农村教育论”的研究;六是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探讨和研究。例如,福建师范大学黄仁贤教授对黄炎培的职业指导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黄炎培从职业教育的倡导到创办,至始至终都十分重视与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密切相关的职业指导,并且第一次把职业指导纳入职业教育教学之中,在其数十年间的职业教育理论探讨和教学教育实践中,最终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职业教育指导体系。武汉大学张建华教授从黄炎培的职业道德观着手,认为包括“敬业乐群”、“劳工圣神”、“完善人格和爱国主义”等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是其职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黄炎培的职业道德思想对我们推动职业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叶凤刚教授认为,在21世纪20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中,黄炎培是最早注意到农村教育问题的教育家,其农村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经历了由“分区立系”到“划区施教”、综合改进,再到“先富后教”、“富教合一”三个阶段的演变。此外,南京师范大学庄缇缇的硕士论文《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及过程、具体内容、思想特点、及其启示做出了系统而具体的阐述,就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内容而言,除以上六点外,还提出了黄炎培的人性化教育制度这一内容。
二、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注重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索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把目光转向把其职业教育思想与、张謇、陶行知、杜威等教育家的职业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上。例如,王彪认为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具有继承发展的关系,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和开拓者,而他的学生黄炎培是我国近代这也教育思想的继承者和开创者。他们在职业教育思想上有着密切联系,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实践上,他们相互支持和帮助,共同推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淑丽对黄炎培和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她认为两人在相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职业教育思想,并具体从社会化、科学化、平民化三个方面来计较二者职业教育思想的异同。在杜威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方面,张晓明也进行了相关研究。马斌也对黄炎培与张謇、陶行知等教育家在职业教育的办学目的、办学方针、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日常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三者提出了各具个性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丰富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此外,姜建、马万明对张謇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该文章主要从两者职业教育思想起源、职业教育实践形式、职业教育内容、职业教育原则进行比较,认为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先于黄炎培,并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参考的范例;在职教实践形式方面,两者都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但张謇更加注重校企合作,而黄炎培更加偏重职业指导;在职教内容方面,该文在张謇“事业之所至,教育之所至”的教育理念与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理念及职业道德教育方面进行了异同比较;在职业教育原则方面,作者认为两者都注重职业教育的实用性和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但从具体实践上看,黄炎培职教对象更为广泛。
三、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
论文关键词:学校体育 终身 素质
论文摘要:运剧文献法研究学校体育传统教育思想和现代教育思想的著异。探讨了传统教育的根源:对现代教育思想的进行了界定。认为终身体育观念的确立。是学校体育现代教育的重要标志,有利于校正片面的体育教学观念。总结了素质教育指导F的学校体育现代教育思想的特征。
随着学校体育教学改革不断地深入,学校体育工作中出现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别。如何理解学校体育的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呢?这一问题涉及到素质教育在学校体育中的贯彻;关系到学生的身心健康;也是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关键之一。学校体育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辨析,着眼于现代教育理论的发展动态,在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的比较中进行思考,澄清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思路,以便更好地实现新世纪的学校体育任务。
一、现代教育思想概述
现代教育理论可以说是起始于美国教育家杜威(1859 ——1952),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批判赫尔巴特教育理论时率先使用“现代教育”一词,他的代表作是《民本主义和教育》。其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中心概念是“经验”,超越了唯心和唯物的斗争,只把经验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基础。对与教育的本质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1919年4月至1921年7月,杜威对中国进行访问和讲学。在北京、上海、辽宁、江西、福建等十三个省市传播实用主义哲学。杜威在中国最人的影响是教育方面。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杜威的影响。杜威的著作有近百种译本流传(3)。此外,现代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其代表作是《教育过程》;提倡:“发现学习”。前苏联教育家赞科夫,其代表作是《教育与发展》;针对传统教学论提出了五条原则:即高难度进行教学的原则、高速度进行教学的原则、理论知识起主导作用原则、使学生理解学习过程的原则、使全班学生包括差生都得到发展的原则。
二、现代教育思想的意指
现代教育思想的基本假定: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西方被称之为“现代教育学之父”;德国赫尔巴特运用“心理学”和“伦理学”作为方法论基础来研究教育问题,基本奠定了学校教育的模式理论。而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在批批判赫尔马巴特的理论时,称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为“传统教育”,而称自己的理论为“进步教育”、“新教育”,后义称“现代教育”。因此,有了“传统教育论”和“现代教育论”的对立和争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教育家对于“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理解和论述是不完全一样的,但基本意指是围绕着学校教育培养人才的问题上,也是培养人才质量规格的模式上。换句话说,形成人才质量规格的因素主要是什么?终身体育观念的确立,是学校体育现代教育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学校体育教育的本质而论,它必须是为全民服务的,即应该适当满足和促进所有人的体质的增强和提高,尽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能实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它最终必将实现这一根本的任务和宗旨。这也是学校体育培养人才质量规格的主要因素。 转贴于
三、学校体育现代教育思想
运片j亚里十多德的“四冈说”,能清晰地阐明素质教育指导F的学校体育教育思想的本意。弧里士多德讲的四原闪是: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四因”中最重要的是“形式因”与“质料冈”,形式因加上质料因就成为一个具体的事或物;再加上动力因、目的因就成为一个发展的过程。就学校体育教育思想而言.体育课程构成它的质料因:教学活动是它的基本形式,是形式因。形式加上质料因成为学校体育,但这是静态的。终身体育是它的动力因:素质教育是它的目的因。静态的学校体育再加上动力因与目的因,就在了一个动态过程,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目的成为的过程,使学生的潜能状态变成一个现实状态的过程。换句话说,素质教育是目的,终身体育是动力,改革的学校体育课程是材质,多种教学模式是形式。
终身体育只是描述和说明一种体育观念,而不是一种直接教学的思想或理论模式。“增强体质”、“技术教育”等教学思想,可以通过终身体育观念充实自己,达成改良后的教学思想。然而,目前对终身体育的认识产生了种种偏差。如强调培养终身从事体育运动的兴趣;让学生掌握一两种终身受益的运动项目作为主要任务。终身体育指的是自然生命的自然现象,是自然生命的个体之性。是描述和说明自然的自然特征。如同生理欲望的自然欲求一样。进一步讲,终身体育类属于生命的自然本能的范畴。从“终身”二字点破了体育运动是人的生命现象,是发展体育的动力。这种动力发展了一面行动一面自我反省的能力,不仅能边做边想,也能边想边做。如同爵+乐名家在一起即兴演奏的时候,在体会出合奏中所发展出来的方向时,仍然能不断调整新方向一样。学校体育的目的是实现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超越地、静态地、形式地说明学校体育要达到的目的。它涵盖了很多方面的理由及要求。拿动、静来讲,素质教育有动、静之理。对静而言,素质教育有静的理由,使其成为静:对动而言,因为有动的事实而界定出动的理由。种种理由都收摄于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乔克勤关文明.中圈体育思想史【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340
(2)曲宗湖主编顾渊彦著.体育课程的约束力与灵活性(M).北京:人民体育H{版社。2002,40
一、起步阶段:1868―1886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在政治上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新业,文明开化”①三大方针。从1872年公布学制②开始,文部省于1875年派伊泽修二赴美国调查师范教育制度,此举成为西洋音乐大量输入日本的开始。回国后的他痛感教师和教材的重要性,向文部省提出了三项提案:1.将日本传统音乐和西洋音乐互为融合进行新教材的创作;2.认识音乐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培养音乐教育人才;3.在各类学校实施规定的音乐教育。该案得到文部省的关注和全力支持,并于明治十二(1879)年创立音乐研究所,伊泽修二任所长。其随即开始调查国内外的音乐状况,并于1880年聘请了第一位外籍音乐教师梅逊(L W Mason)在东京男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进行唱歌教学,这也是日本最早的唱歌教学。明治十三年九月他又开展了对音乐教师的培养工作,在全国召募了22名音乐传习生进行培训,开启了音乐师资培养的先河。二战之前的日本初高中音乐教师的培养均由该所承担。第三项工作是把传统音乐为中心的东洋音乐翻译为五线谱,并进行两者间的比较,由此证明东西方音乐的相同性,同时设立了田中正平邦乐研究所,记录了大约300首以五线谱为记谱法的日本传统音乐③,为五线谱的推广与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容忽视的是最初在渗入西洋音乐时,日本人是不习惯和排斥的。当时很少有人进入演奏厅去欣赏西洋音乐会,而传统音乐如歌舞伎、能乐等则大量充斥着文化市场。这反映了日本人对西洋音乐最初接受时的态度④。但从明治二十三年开始,出现了鉴赏意识的萌芽。鉴赏教育是日本音乐教育中迟到的春天,日本人意识到了世界上存在着美妙的西洋音乐,应该用心耳去倾听。这些观念的转变归功于收音机的普及、吹奏乐的大众化(如日比谷的公园奏乐)以及西洋音乐鉴赏的启蒙书《音乐通解》的出版等,它们为西洋音乐的大众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成长阶段:1886年至二战结束
在日本政府大力的财务支援下,日本人对西洋音乐创作的需求日益增多,他们惊讶于西洋的交响曲、歌剧、钢琴和小提琴等音乐表现形式。1903年,东京音乐学校上演了格鲁克的歌剧《奥菲欧与尤丽迪茜》,社会思潮开始以崇尚西洋音乐为荣,日本逐渐走向了全盘西化。此时的高等音乐教育也在西洋音乐为中心的主导下发展,在音乐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上也全方位地呈现了西方化的倾向。
1898年,东京大学外聘了德国人豪斯库涅齐讲授教育学,把福禄贝尔的教育学理论带到了日本,并指出该教育学理论同样适用于音乐教育学,从此教育学理论在日本盛行⑤。日本在教育思想上受到了西方先进教学方法和教育思想的影响,除了有福禄贝尔的教育学理论,裴斯太洛齐的教育学理论也慢慢得到了传播。到了明治中期,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⑥又再一次在日本教育界引起了轰动。
明治二十年,以外国教师为中心的东京音乐学校,在曾经留学德国的第二任校长村冈范为驰的带领下,改前任伊泽修二提倡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为德国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德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受到威廉•洪堡的教育思想的影响,提倡大学的本质是“客观的学问和主观的教养相结合”⑦,即通过学习知识来获得教养。继村冈校长之后的乘杉嘉寿校长彻底地贯彻威廉•洪堡的思想体系,在其著作《社会教育之研究》中阐述了教育的民主和教育的机会均等是每个人应得到的权利,每个日本人都应该获得知识,从而扩大了平民学习音乐的权利,拥有了提高自身音乐教养的机会。具体措施除了在学生中加强学校音乐教育和家庭音乐教育之外,加强社会普通人群的音乐知识和道德修养,这些思想的产生和贯彻对日本高等音乐教育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威廉•洪堡的另一观点是提倡“孤独和自治”,也就是追求最高形式-纯粹的知识,这可以在东京音乐学院师范部的课程设置变迁中得到证实。明治二十(1887)年的科目中开设了声乐、器乐、音乐理论、音乐史、体操,除此之外的教养课程涉及到了伦理、文学、教育、英语。明治三十三(1900)年,除教养课程,在声乐、器乐、音乐史等基本课程之外,还增设了唱歌、乐理、和声、体操、唱歌教学法等。这是因为当时学堂乐歌的出现,对唱歌的演唱技巧和音乐理论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正十二(1923)年的课程设置又加大了音乐专业化的力度,除上述设置的科目外,还增添了音乐通论、音乐教授法,还可选修音响学。到了昭和十七年(1942年)又增设了指挥法、音声学。由此可见,威廉•洪堡的“追求最高形式的纯粹的知识”的理念在加强音乐的专业性方面得到了验证。值得关注的是从1900年开始文学这门课程从此删去,但仍旧保留着英语、伦理、教育、体操。令现代人质疑的是非音乐专业的体操课程缘何在音乐专业中频频再现而从不忽略?原因在于师范生要求一律住宿,应向士兵一样服从集体的领导,要求培养集体观念来获得集体协作的能力,而这些课程的保留与“脱亚入欧”及国粹主义的师范教育的思想观点有关。该时期音乐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国家主义”,即国家利益至上。由于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音乐教育开始偏离本来的方向,成为国家主义的音乐教育。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现茶水女子大学)教授小松耕辅曾戏言:“虽然音乐教育目标仍是德性的涵养和情操教育,但音乐中添加了国防的使命,培养灵敏的听觉是为了能够正确知道飞机和潜水艇的动静,能辨明机器的故障。”
西洋音乐的大量普及是从大正时期开始的。1925年,从东京放送局开始到日本放送协会,音乐会的节目单上往往以西洋音乐为主。从1926年7月开始一共12回的西洋音乐史讲座由音乐家山田耕i、堀内敬三、野村光一主讲,西洋音乐从此变得更深入人心。在教材选择方面,有10家出版社对教科书作出检定,每个学校可以选择通过检定的任何一种作为本校的教材,教材内容仍以西洋音乐为主。
三、发展阶段: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
关键词:和谐;师生关系;民主教学;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9-0019-01
要构建和谐师生关系,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提高自身业务水平,激发学生学习
热情,引起学生的尊重
体育运动是一门艺术,水平越高,越能吸引大家观赏,奥运会,世界杯,世锦赛等吸引全世界的人来观赏,就是这个道理。体育教学中,体育老师标准,规范的示范动作,对学生是一种享受,自然吸引大家的学习热情。体育老师的激情,审美感受及情趣等情绪,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响,意志品质中自觉,自制意识及毅力对同学有特殊的感召力,在于学生生活细节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外在形象到内在心灵的表现,都跟体育老师的气质有关。在“NBA,CBA,”每年赛季结束,都有一部分球员进入校园,走进学生中,进行篮球教学,他们都是好多同学的偶像,在他们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都怀着崇敬,羡慕的心情学习,看到他们飘逸优美的篮球动作,出神入化的配合练习,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在校园里刮起了“篮球风”,培育出来一个又一个篮球人才。爱因斯坦认:“学生对教师唯一尊重的源泉在于教师的德和才”。如果我们体育老师也有过硬的业务能力,都让学生当成自己的偶像,吸引同学的学习兴趣,这是形成和谐师生关系动力源泉。
二、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真诚对待和尊重学生
在体育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发展的主体,学生有学习,发展的权利,因此体育老师必须转变以教师为中心的观念,树立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服务,”的思想,从新评价和积极构建学生的主体地位。人本主义教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罗杰斯认为,“真诚,尊重,理解”是良好人际关系的三大要素,尊重和信任是人的一种高级心理需要。作为教师,首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只有尊重学生,学生才会尊重教师,也才会积极配合教师搞好教学工作,从而提高教与学的效果。在体育课上,体育教师习惯于使用命令式的口气,在某些情景下可以使用这种命令式的口气,但不应该整堂课上都充斥着命令式的声音,因此我们对待学生要象对待朋友一样,以诚相见,互相尊重,只有懂得尊重学生,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生理特征,和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的身心特点,才会得到学生的尊重,这是和谐师生关系的关键。
三、改善教学方式,发扬和平民主教学
国际上一般把教师的教学作风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专制型;二是放任型;三是民主型;这三种类型的教学作风在我们体育老师中都存在。教育实践证明,属于专制型的老师,对学生专横,苛刻,学生一般都会存在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对体育老师的教学,表现出冷漠,反感或者怀有敌意;属于放任型的老师,对学生撒手不管,听之任之,放羊式教学,学生一般都感到无人关心,无所适从,从而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表现出来随心所欲,独来独往,没有纪律观念,没有集体合作精神;属于民主型的老师,对学生亲切,平等能听取学生的意见,能和学生打成一片,成为学生的朋友,学生会感到心情舒畅,在体育学习中,表现出精神饱满,对活动充满热情师生之间和睦相处,民主的课堂气分,学生和老师互帮互助,互相爱护形成欢乐,和谐,向上的课堂氛围,学生的学习效果显著提高。因此我们要改变专制和放任的教学作风,树立和平,民主教学方式 。
四、合理利用课堂评价,提高学生的学习欲望
学习评价是体育教学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它关系到学生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体育教学评价只对体能和运动技能作出了评价,相对忽视了对学习态度、习惯、意志品质、自信心和合作意识等的评价,它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抹杀了学生评价的主体性。因此,仅仅用传统的评价方法是无法反映学生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的。我们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体系,自评、互评、师评相结合的方式对个体学生的健康水平作出评价更显合理、科学。学生通过自评、互评、充分发挥学生评价的主体性。在评价中要关注个体差异,公平的原则,不要天生素质好,就能拿高分,身体素质差就不能得高分,重视学习态度、习惯、意志品质、自信心和合作意识的评价,让学生觉得只要我努力了,就可以得到想要的成绩,以次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我们要始终牢记评价的目的是促发展,评价要多激励,评价的过程是学生自我认识的过程,发展的过程,是进行教育的过程。合理利用课堂评价,来调动绝大多数同学的学习欲望,掌握体育基础知识,进而养成同学终身体育的习惯。
由此可见,体育课堂和谐快乐,积极向上的师生关系,是通过师生之间积极的人际交往,共同努力来实现的,他对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和社会活动能力,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卫培明.开发课程资源.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J].教育论文,2004.815
论文摘要: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作为高职教育的组成部分,在顺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重构平民化、平等化、人本化和社会化的教育理念,构建从理论体系经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向素质体系的教育内容体系;重新配置体现“民主化”方向与“组合化”原则的教学方法体系;完善在统一知识与价值、内在与外在、现实与潜在、个体与社会评价基础上的,侧重价值、外在、潜在和社会方面评价体系。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中,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法律道德素质养成的理论教育活动。它包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专业理论学习、实训、学生社团和社会实践活动等教育活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环节和要素。承担着在高职教育中对人才进行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职业心理培养的教育任务,是高职教育及其发展中,对整体教育质量与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组成部分。富有实效的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时,需要依据时代特征、社会发展和个人成才的新情况、新要求,做与时俱进的改革,它要求从理念、体系、方法和评价上进行革新。
一、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新理念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大发展的时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2年达到15%,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计达23%。全国的高等职业学校数和学生数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大众化和高职教育大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现阶段发展中两个重要的特征性要素。WWw.133229.CoM以马丁·特罗依据美国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作为揭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趋势的预警理论(“是关于高等教育规模达到一定发展目标之后的一种预警”)为起点和线索,可阐发为分析我国包括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发展新视角。
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得依靠高职”,所以,体现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的新高职教育模式,不仅表现在数量、规模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质的方面的变化。即“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制度创新”带来高职教育整体的根本性变革,使得在高等职业教育中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至少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建立应对这一变革的新理念:
第一,在教育思想的转变方面,形成了平民化的教育理念。相对于“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人们不再把接受高等教育视为“有钱者或智力上具有卓越天赋者的特权”,接受高等教育也不再是实现特权的途径,而是在知识化、信息化经济社会条件下,个人社会化的基本内容和途径,并且越来越被赋予公民社会义务的观念色彩。基于社会平民生活需要的技能成为接受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引导学生提升品质的素质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等教育目标被弱化。
第二,在教育角色的转变方面,形成了平等化的教育理念。在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大众化以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的自主、平等、多样等基本观念,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角色由“理所应当的权威”向“社会思想多元竞争的优胜者”转变。使得运用和中国化理论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首先证明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并比较其他理论学说的先进性,才能发挥其主导性和实效性。
第三,在教育过程的转变方面,形成了人本化的教育理念。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主旨融合了当代社会消费市场、民主政治、人权文化以及和谐社会等时代文明成果。在教育活动的内容、程序和方法上,均发生了“以学为本”的价值取向和活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也不能再视学生为必须改造的教育对象,而必须依照学生实际成长成才个人目标的需要,为其提供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满足学生在职业技能与职业素质两方面的均衡、全面发展的需要。
第四,在教育评价的转变方面,形成了社会化的教育理念。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功能的实现,已经不能在“象牙塔”内的自身循环中完成,而必须在满足社会生产、生活实践需要的过程中完成。这使得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评价的核心标准,由学生个人拥有的理论和学术水平向社会认可的能力与素质转变,知识标准体系向行动标准体系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也是要从社会需要出发,以是否培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根本尺度。
大众化高等教育与“精英教育”发展阶段的质的区别,就是高等教育全面走向社会生产生活、服务和满足大众需求过程中形成的公平与平等理念。它不仅是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指导思想,也是实现高等教育根本性变革的基本原则,是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诸方面、诸环节、诸活动内容创新与发展的灵魂。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新体系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由高职教育培养高素质职业人才的教育目标所决定的理论教育体系。它的基本目标和任务是:为高职大学生成为合格的职业人才而展开的、旨在促进高职大学生掌握科学理论、坚定理想信念和提升思想素质的理论教育。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渠道,主要通过和中国化理论课的教学实现教育目标和完成教学任务,理论课教学集中表现为“四个体系”之间的“三个转化”,即由理论体系向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向教学体系、教学体系向素质体系的转化。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实现“三个转化”的过程中,必须在遵循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规律、新特点、新要求的前提下,体现高职教育的个性要求,把和中国化理论体系的一般原理,转化成为具有高职特点的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和素质体系。
具有高职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体系,就是符合高职教育为社会培养生产、管理和服务一线需要的高技能职业人才的教育性质与目标的要求,能够满足高职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均衡、全面发展需要而设立的和中国化理论教育的课程结构和内容体系。
具有高职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体系,就是针对高职生的学习特点和能力水平,通过合理配置师资队伍、教材资源、教学手段和教学设施等要素,而建立起来的教育教学模式。它帮助学生学会运用和中国化的理论观点和科学方法,使其具有适应社会发展、职业变迁和生活变化的理论修养和认识能力。
具有高职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素质体系,就是针对高职大学生成为高级职业人才的全面发展要求,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学生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的教育活动体系。高级职业人才必须具有适应职业岗位劳动需要的职业能力,但是这种职业能力的大小、发展潜力、对职业变迁的适应能力等,都是由素质的高低决定的,只有拥有高素质,才会在复杂的职业劳动中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创造力。面向21世纪、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职业教育新理念,使得职业教育不仅要解决学生面向就业所需要的职业能力问题,更需要通过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培养其适应社会发展和个人终身发展所必需的综合素质。
三、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新方法
教学方法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影响教育教学任务的完成、质量水平的高低,而且对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高职思想政治理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也是重要的约束性因素。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应对大众化发展的变革中,教学方法必须与教育观念、教育目标的变革同步进行相应的改革创新。
学界对教学方法有“方法说”、“方式说”、“活动说”、“手段说”等诸多观点,笔者认同把教学方法定义为“在一定的教学观念的指导下,为了在教学过程中达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而采取的一整套操作策略”。其本质在于与教学观念、教学目的相适应、相配合的教学方法与学习方法的有效组合,它表明,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不是~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伴随教学观念和目的变化而改变的。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应对大众化发展趋势和要求的过程中,由于教育观念和教学目的的变化,必然要求教学方法作出相应的变革。
首先,大众化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平民化、平等化、人本化、社会化的新教育观念,必然要求相应的教学方法由对人的基本观念、思想方法进行强制性的修正转向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合乎人性发展需求的引导。体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和过程的“民主化”原则,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建立双边、多边互动型的教学方法,以良性的双向交流模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是顺应大众化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发展大趋势的教学方法发展的方向。
其次,大众化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掌握科学理论、坚定理想信念和提升思想素质的教学目的及其实现目的的教学体系,必然要求相应的教学方法由单一的以掌握理论知识为最终目的转向实现遵循理论知识一方法能力一综合素质渐进、全面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由于新教学任务体系决定的教学活动内容、方式是多方面的,所以,教学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因而,企图制定经常使用、数目有限的几种教学方法是错误的。依照实现掌握科学理论知识,提高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思想素质和综合素质等不同教学目的的需要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及在教学总体过程中实现对这些方法的有效配置和组合运用,是顺应大众化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发展大趋势的教学方法创新的原则。
把“民主化”的方向与“组合化”的原则相结合,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也是教学方法实践发展的基本导向。
四、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新评价
教学评价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它不仅对教学效果进行价值判断,更重要的是通过反馈于新的教育实践而产生导向作用,影响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发展方向、内容形式和质量水平等诸方面的变化。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由于应对大众化发展,而在教育观念、目标内容和方式方法上产生深刻变革,客观地要求评价标准、方式也进行相应的变革。
首先,在知识评价与价值评价的统一中,更加侧重于价值评价。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担负着对高职大学生系统地进行和中国化理论的教育任务。完成这一教育任务,就是把和中国化理论体系经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向学生素质体系转化的过程。全面、系统的理论知识是整个教育过程的中介和载体,自然也是评价理论教育的内容。但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最终目标,不是停留在对学生获得理论知识状况的评价,而是着重于理论教育满足学生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评价。只有把和中国化理论转化为高职大学生的科学思想观念和方法,成为指导生产、生活实践的行动指南,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价值性才得以实现。
其次,在内在评价与外在评价的统一中,更加侧重于外在评价。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首先是一个把理论知识、社会道德、法律规范等内化为高职大学生思想素质和综合素质的过程。对其评价中就必然要包括对内化的内容、方法,特别是结果,即对学生形成的内在思想道德素质状况进行评价。但是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在评价不是体现自身性质和目标的终极性评价。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最终成果,在于所培养的高职人才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思想素质和综合素质,更重要在于将其内在素质“外化”,表现为职业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基于良好思想道德意识和行为价值准则所展现的行为表现与行为习惯。只有把和中国化理论转化为高职大学生良好的内在素质和外在行为习惯,成为提升个人品质、规范公共行为的思想与方法基础,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才得以实现。
第三,在现实评价与潜在评价的统一中,更加侧重于潜在评价。同任何教育活动一样,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对学生即时形成效果,能够使他们接受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能够在现实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改善思维和行为。但是在当代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成为教育的时代性特征。高职大学生不仅要掌握理论已有的观点和方法,更需要培养自我教育、终生学习的理念与能力,保证高职大学生作为职业人才,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具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能力。只有把和中国化理论转化为高职大学生现实与潜在的思想观念、科学方法、发展能力,为自身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时代性才得以实现。
第四,在个体评价与社会评价的统一中,更加侧重于社会评价。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对教育过程主体的评价主要体现在接受教育的学习主体方面。学生通过接受系统的和中国化理论与方法的教育,会重新认识和定位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相应地形成对个体思想觉悟、道德修养、价值观念的自我评价。但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最根本的目的,不仅仅是满足于个人对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法律修养的需求,更在于为社会培养高素质、德才兼备的职业人才。我们所培养的高职人才,思想道德素质和综合素质是否过硬,是否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只有经过社会实践、职业劳动的检验和社会公众、用人单位的评价,才能得到最终的认定。所以,只有把和中国化理论转化为高职大学生能够胜任的职业劳动能力和社会认可度,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的性才最终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