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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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种经济类型，都深深蕴含着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念，这种内在的价值理念与伦理精神不仅仅单纯地为经济类型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的价值辩护，又为经济类型的运行提供了诸多社会伦理人文背景资源。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和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结论: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单纯的无限制的获利，它更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经济。这个意思是说，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它的原动力———高度的获利冲动，但是同时这一原动力，又必须被伦理规范约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由前现代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所以，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与认识，不仅仅要立足于经济领域，还要注意到它其中也包含着社会价值体系的改变。想要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其中包含着一个艰辛的历史任务，即建立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政治体制与社会文化及其伦理价值精神。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以前的伦理观念被冲破，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的伦理观念还未建立起来。这种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突出了伦理道德与传统、现实之间的矛盾，这影响着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复苏和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一种理性的精神。韦伯通过比较中国宗教和西方的基督新教，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宗教伦理精神阻碍了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儒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宗教”，［1］但他认为儒教的理性主义只是理性的适应现世，“今生的健康长寿、富裕和显贵以及身后的好名声是儒教对于道德唯一渴望的回报”。［2］他认为充满迷信的非理性主义道教，以及作为一种戒规教化手段的佛教，更加阻碍了中国率先走入资本主义道路的进程。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的分析虽然很透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中也存有一定的缺陷。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分析存有一个潜在的命题:中国几乎从原有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不到伦理重建的可能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既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相似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也需要有功利主义的获利冲动，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法制经济，有着丰富的伦理资源来约束控制获利冲动的无限扩张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曾经出现过“道德失范”的现象，并且因为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比较薄弱而显得非常突出，但是，却不能因为曾经出现的这种不良现象就认定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没有伦理重建的可能性。不可否认，我国传统的宗教形式中缺乏能够促进中国率先走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因素，但是，绝对不能否认中国现存的文化资源对当前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意义。
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建设中都离不开本土的文化资源作基础。我国拥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有整合市场经济的丰富伦理资源。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孕育出来的，它具有市场经济的普遍性特征，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它是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一方面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不仅缺乏西方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精神，还存有“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等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观念。所以说，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普遍存在获利冲动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获利冲动逐渐的强劲，但是我国的伦理和法律体系却没有得到与之相适应的发展，导致伦理和法律的约束不足以规范市场经济发展中无限追求利益的行为。所以，如何构建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建设相配套的伦理和法律体系，以便能让获利冲动和伦理规范约束之间有一个适当的张力，是一个摆在眼前的紧迫任务。在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重建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不是缺少伦理重建需要的丰富文化资源，而是面临如何在丰厚而又繁杂的文化资源中，寻找到适合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重建的有效途径。我国传统的重家、惜时、勤俭等生活观念和道德使命感，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节制、勤俭、惜时等工作伦理观念，在历史的某个时期成为家族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而家族企业又在东亚特别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道德体系和伦理观念，需要在借鉴世界人类文明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文化逻辑，建立以共同道德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体系。另外，还要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加强我国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以便为伦理重建寻找到一条现实的转化路径。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核心是“天职观”，新教教徒们的职业观势必深刻影响着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因为新教教徒认为一个人该为他应尽的义务负责，这种观念“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精髓，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文化基础”。“天职观”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所以，对职业观念的研究，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职业伦理建设的基点，也可以作为研究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建设与伦理精神的起点。世界历史文明中存在既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成长，又使市场经济的发展约束在一个适当的伦理范围之内的文化遗产，比如:竞争、平等的观念和敬业的工作态度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伦理重建，离不开这些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借鉴。所以，解读马克斯•韦伯思想，解读他对新教伦理能够催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的论述，对我们在现有的文化资源基础上对当前的伦理体系进行重新整合，形成一个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培育具有现代伦理精神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研究中发现的理性精神，需要有其真正意义上的物质承担者，即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如果仅仅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说，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这种主体就是新型的企业经营者和工人劳动者。新型的企业家和工人劳动者具有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新型人格特质与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观研究中，劳动是人们能够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方式，是人的“天职”，理性的组织劳动也是近代西方资本所有者的一种“天职”，于是就出现了符合近性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工人劳动者和企业经营者，他们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活动的主体深刻影响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马克斯•韦伯在研究宗教改革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词句，即“职业精神”。“职业精神”包括马克斯•韦伯所谈到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及其人格气质、伦理精神等。具有新型精神气质的经济活动主体在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类型的建立中，其作用是巨大的，比如:劳动天职、忠于职守、节俭自制、守法守信、注重效率、刻苦勤奋、积极上进等精神气质。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转型期，我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又该怎样去做呢?社会要求企业家们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拥有一定的道德义务，只有这样，企业才可能取得久远的成功。卡尔•马克斯曾经把人的发展分成为三大阶段: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到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其最终的落脚点必然是人。所以，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要把培养企业经营者的优良道德品质作为重点。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人性抽象地分为“经济人”和“道德人”，但是在真正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单纯的“经济人”和“道德人”是具有矛盾性的，是不存在的。马克斯•韦伯创造性地通过伦理品质把“经济人”和“道德人”统一起来，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经济活动主体。马克斯•韦伯宗教经济伦理思想的落脚点是培养企业经营者优良的“伦理品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秩序的建设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伦理文化精神基础。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转型期，不但需要丰富的物质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更需要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精神参与其中，即忠于职守、诚实守信、克制节俭等。
三、健全制度体系，完善市场经济的约束机制
[关键词]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考
所谓家族企业，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族利益为目标，同一家族成员掌握全部或大部对企业的所有权和对企业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现阶段，我国的家族企业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我国民营企业的一种主流企业形式，家族企业无论在发展生产力、扩大劳动就业方面，还是在满足社会需求、促进地区经济繁荣等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家族企业发展比较迅速。然而，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却比较低，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了困扰着家族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是家族企业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因此，要实现我国家族企业的繁荣发展和不断发展壮大，就必须对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一、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
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资源，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资源。当前，家族企业是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一种主流企业形式。无论是何种方式的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在其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把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吸引到本企业来，将他们保留在本企业之内，并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潜在能力，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企业的发展壮大。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家族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日益强大和多样化，竞争变得更为激烈，我国大部分家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普遍出现了如下的情况：
1.家长式、集权式的管理方式。家长式管理，也可称为集权式管理。家族企业中的家长式管理，主要是指采取集权式的组织模式、恩威并用的管理方法以及“家长”的示范效应等方式，来完成企业的人事管理。在家族企业中，所有权主要为业主及其家族所掌握和控制，重要管理岗位主要为家族成员担任，企业集团下属子公司的决策管理层也大多由家族所占据。即使有些家族企业发行股票成为上市公司，家族仍然以多数股份牢牢地控制上市公司。尤其在家族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方面，一般都是老板一人说了算，在下属提供的充分资料的基础上老板自己作决策，同时要求下属绝对服从。这种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在家族企业创业初期是高效率的，能够形成强大的领导核心与执行能力，能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并做出迅速的反应，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家族企业的权利往往过于集中在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家长手里，家族企业的命运维系于一身，特别是当家族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企业主要负责人综合素质不全面时，不仅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而且为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危机”。
2.注重亲属、关系的管理模式。大多数家族企业在用人方面侧重于近亲使用，任人惟亲，而不能对社会优秀人才进行“择优录用”。在家族企业中，具有血缘、亲缘等关系的家族成员被当作自己人，而没有血缘、亲缘关系的则被当作外人。这种注重关系的企业治理方式，能够借助亲情增强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使家族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在我国家族企业，自己人与外人概念的存在，已是一种客观事实。《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表明，20.9%的私营企业主愿意自己的配偶参与企业管理，而绝大多数私企老板都为子女“预留”了接班位置。据调查，在家族企业中，总经理、副总经理有66%来自策事长或总经理亲属，其他重要部门(如采购、则务等)的人员多来自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亲属和朋友。家族企业试图用血缘、亲属关系来保证企业资金的安全，来确保企业的顺利运转。总而言之，家族企业主要是靠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进行管理的。所以，注重关系式治理，是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比较盛行的做法。
3.重使用轻开发的用人制度。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中之所以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资源，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和运用知识，而人力资源开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教育培训。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对智力资本的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层次。但是，目前大多家族企业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家族企业中普遍存在着“重使用轻开发”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对员上培训出现“内外有别”的情况。对于家族内部成员，尤其是子女的教育和商业技能培养极为重视，甚至不计投入；非家族员则重使用轻培训，不愿承担人才培养的投资成本，担心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得不到回报，缺乏充分开发培养的积极性。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宁可花费大量资金进行设备投入，也不愿意增加人才培养的投入。在我们对某地区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调研中发现，51%的受调查企业未制定培训计划，49%的受调查企业虽然制定了培训计划，但是其中71%的企业执行不力或没有执行。93.8%的企业培训投入在5%以下。这种情况的存在，无疑将企业人力资源的能力局限在现有水平上，一旦企业发展壮大，则缺乏相应的人才支撑，从而制约企业的发展。
二、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以其快速的发展逐渐成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据了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依然是家族企业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而：
1.人力资本产权不明晰。企业人力资本产权，是指人力资本所有者凭借其自身的人力资本通过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博弈而得到的相关权利，这个权利最终表现为收益权和部分控制权。它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等构成。家族成员之间由于特殊的亲属关系，不但物质资本产权不甚明确，人力资本的产权更加模糊。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家族成员，因为产权不明晰，许多成员并不能从家族企业中得到体现其人力资本价值的收益。主要表现为：某些家族成员为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因为在家族中的地位不高，得到的收益并不多。家族外的人才因在家族企业中，处于“圈外人”的角色，也可能得不到体现其人力资本的收益。这种产权模糊的状况，不仅影响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家族成员内讧，最终导致家族企业分崩离析。
2.聘用人员排他性现象突出。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模式，不利于吸收更有价值的社会人力资本。由于招聘范比较狭窄，家族企业需要人时，首先想的是用家族内部人员或者是亲朋好友介绍的人员来补充。但家族内部人员和介绍来的人员，并不一定掌握本企业的专业技术和相应的管理能力。另外，家族企业招聘人员的方法也比较简单，一般只是按照个人简历情况作概括性地了解而没有进行全面测评即被聘用，这样就出现人与事不匹配，最终导致所招聘到的人员不尽人意。而在任用人的时候，则往往只从浅层的信任和利益的角度考虑，使外聘人员不能很好地融于企业，不能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地发挥出来。
3.激励机制不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员工的潜能。但在家族企业中，企业与员工之间基本上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企业主对激励的理解十分简单，认为激励就是“奖励和惩罚”。从理论上分析，当员工的货币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以后，物质刺激并不总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同时，家族化管理的企业，由于内部特殊的人际关系格局，使得“圈内人”与“圈外人”划分明显，两者之间缺乏亲密感和信任感，圈外人对于企业缺少安全感、归属感。特别是一些家族企业仍然怀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认为他们未必靠得住。这种观念不仅会破坏企业的团结，而且还会影响非家族员工的积极性，降低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因此，家族企业员工较高层次的受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也难以在工作中实现，致使他们缺乏一定的精神激励。
4.人力资源管理观念淡薄。许多家族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观念的淡薄，从而导致家族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不够，使家族企业的发展缺乏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我国家族企业的资本和股份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手中，企业领导层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员出任，企业运营主要通过血缘或友情纽带维系，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增强成员间的协作意识，降低管理上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付出的监督成本。但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脆弱、管理型人才和技术型短缺，这是目前我国许多家族企业不能实现持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开发、培训等方面，家族企业不愿意自己投资培养，不愿承担人才投资成本与人力资源投资风险，总想坐享其成，挖其他企业的人才墙脚；或者等到人员空缺影响正常运作时才急急忙忙向外界招聘，由于时问仓促，很难保证录用人员的质量。
5.人力资源制度建设不规范。家族企业人力资源制度建设不规范，主要表现在家族领导者的决策随意性较大，且规范性与可操作性不强。在市场经济中，家族企业或泛家族企业自主性和灵活性比较大，对市场信号反映灵敏、决策快，可以加快调整经营和生产方向。但是，在人力资源制度建设和执行中，却表现出很多不规范之处。例如，一些家族企业对员工的招聘、录用、培训、考核以及辞退等方面，没有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在处理和解决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带有众多的情感色彩，具有随意性大的特点。尤其是在企业的一些重要岗位和部门中，都安排着自己的家族成员，而对非家族成员要求苛刻，一旦违规处罚过重，这样不仅挫伤了非家族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把高素质人员招至麾下，加速了企业人力资源的流失。
三、加强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途径
如何加强积极有效的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充分调动家族企业员工投身企业发展的积极性，是家族企业面临并着力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要求家族企业必须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必须不断地开拓适合员工思想实际以及适合他们特点的用工新途径，促进我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现代企业制度，是加强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保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仅适应国营企业，同样也适应家族企业。家族企业要想规范、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特征就是产权清晰。产权清晰不仅要求企业各物质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产权清晰，还要求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产权清晰明了。对家族企业来说，只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力资本产权不明晰的弊端，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有制度可以遵循。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其决策科学，以推进企业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2.强化科学公正的用人意识。家族企业在规模扩大以后，必须强化人力资源管理意识，建立科学、公正的用人机制，任人唯贤，按照制度规范招纳贤才，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潜力，适应多层次、宽跨度的综合性企业管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一要推行招聘工作制度化，根据事业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面向社会吸取更有价值的人力资本。二要严格执行招聘制度，企业在在招聘过程中，必须将企业的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择优录取，严格考核，用刚性的商业原则代替柔性的亲情伦理观念。三要建立家族成员退出机制，这可以使家族成员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转换到适当的位置，从而避免家族成员合理流动引发的家族关系不协调对企业经营决策造成的不良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合理地用人，才不会造成企业内部人才的浪费，并保证企业的长足发展。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文化育人功能；实现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273-02
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说过“住在皇宫里的人与住在茅草屋里的人，他们所想的事情不尽相同”。如果说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重点是让中国人民富起来，那么今天，在人民生活从温饱进入小康之后，精神文化需求便凸显出来，向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迈进，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与企盼。因此，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党的十报告提出的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思想顺应了时代要求，同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学提出了新要求。高校思政课如何发挥文化育人的功能，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成了当前教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的文化育人功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今时代，知识不断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才不断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大学越来越成为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文化育人也越来越成为社会成员的热切愿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大学生作为未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生力军，承担着国家繁荣富强、文化繁荣发展、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1.高校思政课的教育塑造功能
党的十报告指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人的自我完善、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更关系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国家的长治久安。
高校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肩负着培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地理论教育的任务，是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阵地。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就谈不上文化的真正发展。必须通过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工作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引导大学生发自内心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
2.高校思政课的文化传播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讲，是指社会或社会集团用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181这种“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就是传播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个理论知识的灌输问题，还要高度重视情感、意志、信念、行为等素质的培育，没有这些非智力因素的开发、培育，便不可能达到由知到行的转化，就不可能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1]33可见非智力因素在道德品质提升方面的重要作用。人们需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这些都属于非智力因素。诚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456思政课通过追求和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阐释和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追求和传播高雅文化，阐释和倡导真、善、美、爱，创造性地进行文化引领。用文化温润学生心灵、涵养人生，更好地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最终达到以文化感化人，并以感化文化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
3.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文化渗透功能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这对于思政课教师来说尤为重要。教师的一言一行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和文化力量。思政课教师在品格修养、知识积累、精神历练、提升智慧等方面地丰富、完善和充实，将会以一个鲜明的文化人形象影响和感染学生的人生实践。在潜移默化中渗透进学生的言行举止。
二、把握受教者群体特征是高校思课文化育人功能实现的前提
思政课和其他专业课相比有其特殊性，思政课教师只是因为从事该职业才具有了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只能出自引导而非禁忌和灌输。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价值教育，它要解决信与不信的问题，很难立竿见影。因此教育的出发点或者说引导的出发点，应该是建立在对受教育者普遍了解的前提之上。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政课的文化育人功能。
1.90后大学生热衷快餐文化
长期以来，由于受历史、国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文化的政治、教化功能比较强，而娱乐、休闲功能则相对比较弱。时至今日，快餐文化的盛行，某种程度上结束了长期的“文化话语霸权”，一方面折射出思想的解放，反映出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隐忧――如果没有精神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就不能说有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快餐文化只会带来平庸和短暂肤浅的快乐。当90后的大学生沉浸在流行音乐、网络小说中；当他们的眼里只有美国大片、《非诚勿扰》；当他们整日挂在QQ上神侃；当泛娱乐化的文化热潮席卷高校校园……这一切足以引起每一位思政课教师的关注和思考。
2.90后大学生热衷独立表达
90后大学生已不再认同“沉默是金”、“枪打出头鸟”这类处事哲言，他们充满激情的青春岁月，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他们频繁地更换QQ签名档，在微博上，在微信里抒发自己的小清新、小愤怒、小忧虑。相对来说，他们更关注个体体验、更注重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对所有“高、大、全”嗤之以鼻，他们要求讲授内容更多形象化、生动化。因此，他们显得更有“主见”，当然，也许这“主见”很显片面、主观。但至少证明他们愿意思考，而不是被灌输。
三、高校思政课文化育人功能实现的路径选择
从90后大学生的特点出发，通过恰当的路径选择，因势利导，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的文化育人功能。
1.思政课要提倡经典阅读
文化是通过长期的沉淀、凝聚和发展而形成的，具有历史传承性，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推动文化发展，都必须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母体，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为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和精神滋养。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先生曾经提出“文化自觉”的观点，他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3]31培养文化自觉，首先应认识、了解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独特贡献；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正如党的十报告所指出的：“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思政课应成为文化自觉的倡导者，要不断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以丰厚的精神资源，来启迪学生的思考，触碰学生的心灵。阅读经典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要鼓励学生读经典、读原著，与先贤往圣进行心灵的对话和沟通，使90后大学生既有古典文化的修养，又关注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使之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2.思政课要提倡思辨表达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别指出要“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非一朝一夕之事，社会现实和我们传承的文明存在差距，真善美需要在反复较量中站住脚，思政课要为学生提供比较体验，不掩藏假恶丑，鼓励学生通过思辨和实践做出选择，达到自我表现、教育和服务。
思政课堂应该注重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传统教法理论关注“三备”，即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现在不光要“三备”，还要备思想、备故事、备话题、备冲突――引导学生思考、引导学生讨论，从思考和讨论中引出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使“当事人用自己的语言讲述的充满意义的生活故事。”[4]127意味着思政课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挖掘其内在潜能，充分调动主动性、积极性，通过思辨、表达，使课堂成为生命与生命的碰撞，在碰撞中擦出真善美的火花，在争论中提高认知。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经济价值
长期以来，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功能和它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已经有了一定认识，但对思想工作在经济工作、业务工作中的意义却认识不高，这是很多地方、很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到位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应该换个角度，即不但从政治角度，而且从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价值。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华民族的振兴，也是我国走向世界，参与国际范围的经济竞争。我们要发展经济德育论文，要走向世界，就必须立足于人才的培养。人之成才重在素质，人之素质贵在完善，人的完善的素质需要培养。当前，人才素质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民族参与国际竞争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决定力量。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之中，人是社会的人。人要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作用，为社会做贡献，必须具备完善的素质。所谓素质完善，就是人的体力、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全面的和谐的充分的发展。社会需要的人才素质结构大体上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物质的，即人的身体条件；二是精神的，即人的心理面貌。人的心理面貌又可分为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两个方面。因此，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德）、科学文化素质（智）、身心健康素质（体），构成人才的素质系统。在这个系统结构中，德智体等是辩证统一，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辅相成论文格式模板。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解决人的思想问题的具体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然而，由于思想政治工作价值的特殊性和社会实践的复杂性，很容易造成一些人的错觉，他们往往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德育论文，从而有意无意地贬低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不同程度地损害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和效果，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情绪。因此，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其意义不仅在于使人们对这项实践活动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认识，而且还在于使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能够正确认识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从而更加自觉地把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
要正确评价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价值。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其意义更加宽泛。马克思曾经说过，“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就是说，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价值只有在人与客观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只要这个人、这项工作对他人、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就表现出价值。所以，价值的本质是能够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的社会效果上，而且也体现在它的实际作用上，是作用和效果的统一。
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与物的价值不同，也与其他工作的价值不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表现为人的价值的迭加，它直接体现在人的价值即每个人为社会所做贡献的大小上。由于人具有主体和客体的两重性，因而人的价值和物的价值具有重大差异。物的价值是以它的属性来直接满足人的需要德育论文，但作为客体的人的价值，却主要不是用自身的属性来满足主体的需要。此外，人既是价值的创造者，又是价值的享受者，而物则只能是价值客体，根本不可能作为主体而存在。人的价值问题，实质上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人的社会价值，是指个体或群体对社会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所做的贡献。社会价值的高低，关键在于人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多少。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做人的思想工作，调动人的积极性，从而使个人或群体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说，思想政治工作价值的表现是人的价值的迭加。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是无形价值和有形价值的统一。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既不同于物的价值，不同于一般经济管理工作的价值。经济管理工作的价值，是直接反映在生产物上，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它首先作用于人的思想，产生出无形的精神价值，然后再转化为有形的物质价值。所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是无形和有形的统一，即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统一。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是动力价值与导向价值的统一。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调动人的积极性，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提供精神动力的同时德育论文，还要发挥导向作用，即把我们事业的每一项工作都引导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这是它的导向价值论文格式模板。一般来说，思想政治工作的动力价值比较明显，易于被人们看到和接受，因为它最终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转化为物的价值。然而，它的导向价值却往往被人所忽视，或者不被人理解，似乎有了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不经过艰苦细致的灌输和引导工作就可以为群众自发接受。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各种腐败没落的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错误思潮还会不时地影响人们的思想，经常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夺阵地。那种幻想人们的正确思想可以自发地形成，错误思想可以自发地消失的观点是根本不现实的。崇尚自发性就等于放弃思想政治工作，也就等于自动放弃和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第四，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是宏观和微观价值的统一。思想政治工作的宏观价值指的是它在全社会的价值，比如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等。思想政治工作的微观价值，指的是它在每一个具体单位产生的价值，表现为这个单位员工整体的政治方向、思想水平、精神风貌，以及生产、工作的效果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德育论文，凡是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它的宏观价值和微观价值必然是一致的，只要把一个单位的小气候治理好了，人心凝聚了，生产效益提高了，实际上就等于具有了社会宏观价值的意义。如果一个单位的发展与社会整体要求发生了偏离，那可能是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或者是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所致。凡是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其社会价值和单位价值应该是统一的。
正确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对于做好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而要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只有在思想上真正认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才能在行动上更好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三大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文摘要：高校环境的新变化必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挑战和要求。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融入人文关怀，探寻其实现途径，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为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对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伦理道德、交往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他们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一、人文关怀的内涵及其价值体现
重视和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内在要求。从哲学意义上说，人文关怀关注人自身的命运与价值，是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人文关怀以人文精神为主导，其内涵包括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自由尊严、道义良知的人道精神，公正平等、民主法则和理性精神。人文关怀的现实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着眼于培养人们树立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庄严崇高的道德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鲜明的个性意识与集体主义风格，健康开放的文化心态与精神风貌。从现实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人文关怀是指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人丰富多样的个体需求，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当代大学生而言，人文关怀就是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和个性需求，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理解、关心和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实现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塑造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人的精神存在及其发展，追问人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因此，人文关怀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最为本质的内容，其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要把人文关怀完全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从以下三个途径展开。
1.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坚持什么样的教育观念或者教育理念，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倡导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充分肯定人，充分实现人的心灵自由、精神解放的人文主义理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基本关系中，追求和谐统一，目的是使当代大学生在认识世界、认识人生、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实践过程中获得和谐、自由和具有创造性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改变思想政治教育中那种不从人本身、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出发，而是把社会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来束缚人的传统做法，改变原来那种硬性地要求人无条件地、机械地按照道德规则行事以及人在社会道德规范面前只能是被动服从者的不良现象。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说教式、灌输式的教育而向对话式转变，实现教育者、受教育者双方平等对话、自由交流和相互磋商。对话式教育会引起教育者、受教育者双方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这是人与人平等相处的基本方式。对话式教育显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和教育者的情感投入，从而在师生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2.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为学生现实生活服务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去。这也是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特色。在欧美发达国家，学校普遍具有良好的服务中心和服务设施，一般的学校都配有学生活动指导员，并设有咨询处、宿舍顾问、贷款和奖学金部、纪律顾问、法律援助部门等服务机构。同时，学校还聘请一些顾问，如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专家、精神病治疗专家等，来诊断和解决学生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通过这些人性化的服务，在解决学生具体困难的过程中使学生感觉到国家的存在和社会的温暖，其公民的主体人格和爱国情怀也由此得以萌生。这种人文关怀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原有的强制化和灌输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既容易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也不符合现代教育的主旨精神。
3.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培育高品质价值观
学者周围平认为，人之为人，一个更为本质的特征就是超越性。超越性是指人对超出生存以上的意义的寻求。与理性相比，超越性更是人所特有的本质。超越性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这是心灵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它根源于对生命的爱，因为这种爱，不愿生命流逝，便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发展丰富的内心生活；也因为这种爱，不愿虚度生命，便要寻求生命的意义，对人生进行思考。二是灵魂的认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必然会引向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追问。三是在精神上与某种宇宙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上述的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其实质是对个人内在的心灵生活的无比关注，周国平认为，这比外在的生活更重要。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采取学习、体验等各种方式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培养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加深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提高他们的精神品质。
总之，人文关怀充分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体现了人学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包含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目的。人文关怀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审视、把握和阐释。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在继承和发扬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体系，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和价值追求等方面实现全面创新。
[关键词]二程；朱熹；陆九渊；语言哲学
与先秦经典化过程及汉唐解经传统相比，两宋儒学的语言哲学突破了训诂师承的传统，以“自得”、“体认”为基本致思取向，以“理义大本”为范阈，提倡“大自奋拔”、“自作主宰”的自由学风，其语言哲学表现出以求“学”问“道”为特点，在“文字”——“文义”——“圣人之意”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中寻绎恰切的解释。正如朱熹所言：“圣贤形之于言，所以发其意。后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注解而失其主。凡观书，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晓，然后以注通之。”这表明两宋儒者以语言为工具，以直探圣人“本意”与经典“本义”为主，其注疏等训诂方法则仅作为辅工具。本文集中分析两宋儒者语言哲学中的终极关怀、解经方向及其文本观。
一、“求圣人用心处”：两宋诸儒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意义
两宋诸儒的确信之一是，透过文本可以求得“圣人用心处”。程颐在早年所作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中，认定“圣贤可学而至”。他著《周易程氏传》，是要振起士人于沉迷之境，“俾后人沿流而求源”。而求得“理义大本”，是两宋儒学语言哲学的理性支点。普遍怀疑而又遵从“理义大本，’以求切己自得，使两宋儒学在经典解释方面形成了不同于汉唐注疏的新范式，即由注疏转向了对经典大义的创发。
欧阳修在《易或问》中指出：“大儒君子之学也，理达而已矣!”他主张恢复儒家经典的原始本义，摒弃离经的“杂乱之说”，并又指出“所以尊经”的理由是为了获致“六经”的本义，可以质疑汉唐经学的流弊，将现存的各种注疏“相攻”，而“勇断”地“去取”。对“理义大本”的阐述，最为典型的当是朱熹。他说：“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朱熹的这一观点突破了只是“不越注疏而已”的旧习，开了新的“运数”，无疑给南宋儒学界吹进了一阵新风。
两宋儒学极其重视探求和重建经典的“原意”，并透过经典的原意而观察自然之理，如朱熹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这一观点既包含了他们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也体现了解经者实现天人贯通的终极关怀。
在两宋儒者看来，自孟子之后，道学暗而不明，因此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正是为了发明往圣之“用心”，重新阐明圣贤之学。朱熹说二程发明道理，突破了“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贤意思”的局限，开示学者“求圣人用心处”，重建接续了道统。二程自己也说：“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只有做到“句句而求之，尽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才能使“圣人之意”涌现出来。
朱熹则主张除去自己私见，解释文字要著意玩味，虚心玩索，才能得圣人用心处。他说看书“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读书著意玩味”。玩味其实就是熟读精思，使义理从字里行间涌现出来。他主张“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朱熹反复说要看古人“用意”，凡看文字，须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要看它“用意”在哪里。所谓“解经之解”，就是将“圣贤之语解开了”。他批评那些只能守经者，只是“理会讲解而已”，主张“理会身己，从自家身己做去”，立志去切己做工夫。
与朱熹在思想体系上截然不同的陆九渊，在解经的思路上其实与朱子也是一致的，即要去求得古圣贤之精义。他认为在昔人之说、存在的事实、今人的解释之间，有很大的出入，而“圣贤教人，句句实头”，因此，在经典阅读过程中“当勉致其实，毋倚于文辞”。他要求学者通过“文”、“言”求得言说者的“德行”之“实”，不能“倚于文辞”，“徒以臆想，称引先训，文致其罪”，以至于“人心不服”；他还说，不从“本”上、“实”上下工夫，只能是“学无端绪”，其旨归只能是“悖戾，庞杂肤浅”，无法立足于世。
既然“圣贤心无不同”，只要将圣贤之意解释清楚了，切己去做，就会与圣贤为一，实现天道人事相贯通，上下与天地同流，这是宋明儒学基本的终极关怀。张载《西铭》“民胞物与”思想表明，“子夏‘四海一家，观念，在张载这里已经演变为‘天地万物一家’的思想，人的终极境域实是整个天地宇宙”。为了抵达这种境界，深解圣贤之意，宋明诸儒采用了除“私”去“蔽”的解经进路。在这样的解经过程中，我们深窥宋明儒学，尤其是两宋儒学就文本而“取正意”的文本观。
二、就文本而“取正意”：两宋儒者语言哲学的文本观及其解经进路
在现代西方的解释学看来，任何解释工作都必然有先入之见，它是在先行具有(Vorhabe)、先行视见(Vorsicht)和先行掌握(Vorgriff)中先行给定的，如海德格尔说：“解释奠基于一种先行掌握之中。”然而，两宋诸儒在解经过程中则要求不先立说，不人为地设置理解的障蔽，努力从文本中寻批古圣贤的意思。如朱熹所说：“圣人说话，开口见心，必不只说半截，藏着半截。学者观书，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须立说别生枝蔓。唯能认得圣人句中之意，乃善。”这种寻求经典原意的思想与现代西方的解释学思想显然有较大的距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两宋诸儒主张解经时要除“私”去“蔽”，如张载就说：“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他们在解经过程中，力图尽量避免“先行视见”所造成的弊病，主张去“旧见”才有利于获得新解。这同现代西方解释学主张有暗合之处。朱、陆在学术品格上有很多相异之处，但在去“私”除“蔽”这一点上，二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值得重视的地方。
朱熹还说：“今学者有二种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有先入之说。”而且，某种程度上，这种“先入之说”就是个人“私意”，“看文字先有意见，恐只是私意”。朱熹批评时人以己意代替圣贤之意，并给了一个恰切的比喻，“譬之此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道光明”，私意之蔽圣贤之意、经文本义，正如烛笼骨子障蔽笼中外放的光明。为了解除私意之弊，朱熹一再提倡“平心”、“虚心”，不要“立见解”、“先立说”，“若执著一见，则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这样才能达到“熟读涵味”的效果。他反复告诫学者要尊重文本，尊重作者，读经要“虚心随他本文正意看”，“以他说看他说”。
朱、陆在学术品格上有很多相异之处，但在尽量避免“先行视见”所造成的弊病这一点上，二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陆九渊也主张除去“前见”、“前识”，不能让先入之见障蔽了对真知的认识，既要“平心”去读，又要空其已知，“打叠田地净洁”，立志去读书。陆氏之所以强调这样，一是出于“自作主宰”的考虑，强调“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要求“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二是认为“前见”往往会遮蔽很多很重要的方面，造成“虚妄”不实，“一切被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在陆氏看来，“人心不能无蒙蔽，蒙蔽之未彻，则日以陷溺”，而“私意是举世所溺”，由于这种“私意”、“私欲”等的“蒙蔽”，使人学不见道而成为私智穿凿的“小人”，“学不至道，而囿于私见”。不过。陆氏也深深地意识到，即使是贤智者也不能免于“意见”之蔽，而有“失其本心”的时候，所以，他提倡一种深切反省的去私蔽的方法，他说：“必有大疑大惧，深思痛省，决去世俗之习”，“加剖剥磨切”，使心不蔽于物欲，“蔽解惑去”，从习俗与闻见中超，“闻善而慕，知过而惧”，从而不失君子之德。
三、“理会本原”与得理忘言
两宋诸儒将“自得”精神落实到讲学上，主要表现为对著之于文本的圣贤之意的体察，即如何由载道之文契通圣贤之意，这就必然涉及到他们文本观中的“言意之辨”问题。
朱熹主张要去“理会本原”，“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以“自家身心做根柢”，不能从册子上讲论文字。在他看来，“理会本原”其实是为了“涵养于未发”。他批评时人“不去这上理会道理，皆以涉猎该博为能”，所以有道学、俗学之别。在他看来，读书当“切己体察”以“求道”，不能拘泥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且当看其大意”。他要求凡看道理，“要见得大头脑处分明”，“一切从原头理会过”，“须要就那个大处看”，因为“要就那大处看，便前面开阔”，着眼于“壁角”，就会“地步窄，一步便触，无处去了”。
在程朱一系的儒者看来，“义理”与“圣人之意”，大都是“道理平铺”，一切自然地呈现着。他们认为“天下同此一理”，“天地人只一道”，“才通其一，则余皆通”，物我一理相通，天道与人道相贯通，故格物穷理，一通皆通。如朱熹认为万物“一理”，故“格得多后自能贯通”。他还说看义理难，“又要宽著心，又要紧著心”，但只要不“拘滞于文义”，“细心看他名义分位之不同”，就能“一一分晓”出此番道理。
在对理——经——传三者的关系上，大概也可以说是在文义——文本——历史上的解经者之意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朱熹也认为通“经”可弃“传”，得“理”可忘“经”。朱熹认为，所谓“通经”，其实就是“理得”，只看他“影象”与“大概路脉”，不用理会“边旁四畔”，不能强求对于经书细部的理解。在朱熹看来，“理会文辞”是通达“理义大本”的必由之路，在没有得“理义大本”前，心里也必以通达“理义大本”为目标，对经典文辞要“切己用功”，“就事物上理会”，不能“把这道理作一个悬空底物”。得“理义”于心以后，便可“视言语诚如糟粕”了。二程主张学者应重在求“圣人之意”上，“于简策之外脱然有所独见”，反对“固执”文本而要求“通达”，正是要求“得意忘言”。不过，程颐又说：“得意则可以忘言，然无言又不见其意。”这样，在言意之间还没有走到完全轻视语言的地步。
尽管“财务”并非一个古老的概念，但在自然经济状态下，财务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也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人类步入近代社会，尤其是以公司经济为支撑的近代市场经济产生之后，公司财务与会计不仅处于并驾齐驱的地位，而且财务在公司经营与管理运作时序上要先于会计，成为公司经营运转的开端。管理学家认为，至近代社会“财务控制可能是早期管理控制中最发展的一种”（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即便是起源于地中海沿岸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萌芽阶段的威尼斯兵工厂，在产业革命之后的“工厂制度发展阶段”，客观上“财务”也已成为这个古老工厂里的管理“王国”（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1918年世界著名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在公司经营与管理组织体系构建中，正式把“财务”作为公司组织运作中的先导性部分（亨利・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随着股份公司制的产生与演进，公司意义上的财务便日益社会化了，财务控制随之成为资本市场管理基础层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至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对资本市场管理，如果不在管理工作中把财务、会计、审计置于市场经济管理控制上的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它们在基础控制中的作用，那么发生在宏观经济与中观、微观经济管理上的失误便不可避免。
因此，谈多娇教授2013年出版的《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史》与2008年出版的《西方理财思想史》这两部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这两部著作填补了中国财务史研究上的空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企业和大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者，以及学士、硕士、博士正确认识掌握财务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指导性作用与启示性意义。这两部著作给学者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财务理论参考，它们对管理者如何端正市场经济下的财务管理思想与如何进行管理实践，提供了典型的历史案例与可兹借鉴的历史经验及其可记取的历史教训，并且对于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开展财务管理方面的实证研究，具有指引作用。
理财思想史与财务理论发展史，在历史逻辑上完全具有一致性。这两部书开展的研究，表现为一个科学、完整的财务史研究体系，所以，如学者通读这两部书，一定受益匪浅，通过它有利于加深对现代公司财务的认识，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创造新的业绩。仅就《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史》而言，笔者认为它是一部颇具创作特色的著作，分析作者立论所开设的八章财务理论发展专题史的逻辑体系，其特点在于：
（1）研究具有前沿性。这部书的一至八章都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探讨现代财务管理中的前沿性问题，尽管这八个史论专题各自具有研究上的独立性，但在对重要财务研究方面，又彼此关联，形成现代财务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对公司财务管理活动实践具有系统的指导意义，对财务管理原理的学习也具有全方位启示性作用。（2）系统揭示了现代公司财务运行的基本历史规律。这部书的一至八章，作者在研究中都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观为指导，从历史分期上研究现代财务的基本理论问题与各历史阶段的问题，每个专题都把剖析问题的成因放在重要方面，并把前后协调贯穿起来，总结某一理论的发展成
课题名称： 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摘 要：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与宋、明、清等王朝相较，民间信仰研究虽显薄弱，但仍涉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本文将对元代江西的民间信仰概况进行综述。
关键词：民间信仰，元代，江西
何谓民间信仰？关于此概念学界有诸多论述，路遥提到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民间信仰就是信仰习俗，从“宗教心态”研究民间信仰和民间信仰乃是传统之混合性宗教。而赵世瑜认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即是民间信仰，和由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一、元代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1.从整体上研究元代民间信仰的研究：
《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见川、皮庆生著，介绍了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土壤，朝廷对其政策与方针，民间信仰主载体祠庙与相关现象，妈祖、张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国性信仰的形成于发展。使读者从整体上对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间信仰有深层的了解。
2.以个案探讨民间信仰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有：
（1）民间信仰与国家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元代基层祭祀活动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池内功先生的《异民族支配与国家祭祀——谈元朝郡县祭祀》（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页）一文，对元代郡县祭祀制度、祭祀礼仪以及郡县祭祀的教化功能进行了探究。在其《关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国史的正统与异端》（2），1991年，第55～70页）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的祭祀活动。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的《祭祀文庙》一节中介绍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对象、时间、礼仪等。
（2）民间信仰与经济的关系
神祇和农业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认为元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刺激了农民务农积极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灵牛王“广禅侯”寻求心理上的满足，促使广禅侯庙的进一步建立、扩大。
（3）民间信仰与社会的关系
研究神祇传播的社会因素，有朱天顺的《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社会因素》（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来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神灵塑造》（暨南大学2010年5月）通过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区宋元以来的社会变迁历程，来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变过程。
（4）民间信仰与文化的关系
研究民间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宋元时期，流行的民间信仰文化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经常用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5）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关系
在道教方面，刘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纯阳帝君为例》（载《中国道教》2010年3期），通过对道教神系的变化发展进行梳理，对于进一步认识古代官方与道教信仰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有曹飞的《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
专门论述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来颇为丰富：
对江西许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学者得关注，专著有章文焕先生的《万寿宫》（华夏出版社，2004年），论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万寿宫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1550——1910）》，（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万寿宫的重兴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朝仙人习俗”》（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张璇的《明清时期江西会馆神灵文化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等。学者通过对万寿宫以及许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万寿宫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创造过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诸多方面。
市镇神灵崇拜与社区人群内部关系、地缘支配关系、社区内部联系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在梁洪生教授的《传统商镇主神崇拜的擅变及其意义转换》（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页）一文中，以江西吴城镇的聂公崇拜为例进行了探讨，显示出了地方商业城镇的经济社会变化与全国范围的社会政治变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谭小军揭示了民间信仰是乡绅民众与国家利益的结合点之一，在《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新干县萧公庙的个案研究》（载《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县萧公庙这个案，了解到乡绅民众可以利用“神的权力”，而国家在规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变化在扶松华的《环鄱阳湖的民间信仰》（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一文有明显体现，以环鄱阳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爷庙、许逊和康王三个各案，分析了解民间信仰和鄱阳湖演变的关系。
林萍的硕士论文《南宋江西地区民间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学，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间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词现象，同时从战乱与交通两方面分析地方社会与民间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时期江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明清江西各府县方志中“祠庙”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个主要神灵和对其信仰的地域差异，并分析形成原因。
吴小红的《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资源，也是保护当地利益的经济资源。二孝女进入祀典失败，反映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而变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松懈。
三.结语
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对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来逐年增多，论述也渐深入。未来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当是对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庙的部分进行资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的基本概况，探究其深层形成过程。（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