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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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是以体制外供给为特征，形成了供给不足和结构扭曲，为此本文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构建新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探讨了实现这一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私人产品”而言的具有消费的共同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是农村 经济 社会 发展 中的重要基础。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新农村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认真分析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现状，采取 科学 方法促进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构建科学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1．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弊端分析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制度框架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人民公社时期，还是农业改革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其深层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由我国多年来形成的“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所造成的。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性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有别的重城轻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基本特征有以下三点：
(1)农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是其根本特征
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殊性来看，由于其所处的地域广阔性(广大农村地区)和分布的分散性，决定着政府必须具备雄厚的财力和完善的决策及监督机制。但是不管是人民公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在长期的 工业 化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中，政府没有雄厚的财力和健全的机制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而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无不体现了一种体制外的特征。
第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筹集的体制外特征。在目前我国公共产品提供的职责划分上，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而履行与农民收入增长及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需的费用并不能由地方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的制度内财政收入完全负担。由于农业税的轻税政策，因此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县、乡政府财政力量十分薄弱，财政缺口大。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既要履行 法律 的职责，又要提供公共产品，因此通过制度外筹集公共资源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人民公社时期，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刚刚步、资本原始积累的匮乏时期，农村的公共产品主要由公社内部解决。由于政社高度合一，公社具有很强的统摄农村 政治 、财政的权力，再加上当时国家很困难，为了支援工业建设，农村就由农民出工出劳，自己想办法满足自己低层次的需要，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经费就不进入国这家公共收支系统。人民公社解体后，乡镇政府取代人民公社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并承担起本辖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但是，新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筹措制度并没有进行根本的变更，仍然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供给体制，随着公共产品种类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公共支出的不断增加，乡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费用远远不能解决供给问题。为了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运转，乡镇政府就不得不强行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和劳动，农民以制度外的方式承担着绝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体制外特征。在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下，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农村公共产品，通过什么渠道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都是由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为民做主”。农村基层政府作为一级组织具有独立的利益，它所追求的目标可能与农民的要求并不相同。为了达到基层政府的目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往往不对称，供求矛盾突出。与城市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公共产品的分散性、局限性和投资的周期长、见效慢，从而造成地方政府官员决策的短期行为。
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外部性使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不能统一，缺乏激励机制，最终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出现数量上严重不足和结构上严重失衡的特征。
论文提要: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是以体制外供给为特征,形成了供给不足和结构扭曲,为此本文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构建新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探讨了实现这一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私人产品”而言的具有消费的共同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基础。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新农村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认真分析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现状,采取科学方法促进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构建科学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1.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弊端分析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制度框架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人民公社时期,还是农业改革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其深层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由我国多年来形成的“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所造成的。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性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有别的重城轻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基本特征有以下三点:
(1)农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是其根本特征
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殊性来看,由于其所处的地域广阔性(广大农村地区)和分布的分散性,决定着政府必须具备雄厚的财力和完善的决策及监督机制。但是不管是人民公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在长期的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中,政府没有雄厚的财力和健全的机制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而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无不体现了一种体制外的特征。
第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筹集的体制外特征。在目前我国公共产品提供的职责划分上,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而履行与农民收入增长及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需的费用并不能由地方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的制度内财政收入完全负担。由于农业税的轻税政策,因此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县、乡政府财政力量十分薄弱,财政缺口大。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既要履行法律的职责,又要提供公共产品,因此通过制度外筹集公共资源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人民公社时期,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刚刚步、资本原始积累的匮乏时期,农村的公共产品主要由公社内部解决。由于政社高度合一,公社具有很强的统摄农村政治、财政的权力,再加上当时国家很困难,为了支援工业建设,农村就由农民出工出劳,自己想办法满足自己低层次的需要,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经费就不进入国这家公共收支系统。人民公社解体后,乡镇政府取代人民公社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并承担起本辖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但是,新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筹措制度并没有进行根本的变更,仍然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供给体制,随着公共产品种类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公共支出的不断增加,乡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费用远远不能解决供给问题。为了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运转,乡镇政府就不得不强行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和劳动,农民以制度外的方式承担着绝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体制外特征。在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下,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农村公共产品,通过什么渠道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都是由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为民做主”。农村基层政府作为一级组织具有独立的利益,它所追求的目标可能与农民的要求并不相同。为了达到基层政府的目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往往不对称,供求矛盾突出。与城市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公共产品的分散性、局限性和投资的周期长、见效慢,从而造成地方政府官员决策的短期行为。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外部性使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不能统一,缺乏激励机制,最终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出现数量上严重不足和结构上严重失衡的特征。
(2)体制外供给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由于县乡政府制度内财政收入有限,制度外资金投入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和有效的激励,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纯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农村科技、农业相关信息等“软”公共产品无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村法律政策供给不足;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二是农村准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村教育供给严重短缺;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很不完善。比如,由于农村环境问题和医疗状况,使得农民的人均预期寿命大大落后于城市.。据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1.4岁;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寿命75.21岁,农村居民人均寿命69.55岁,前者比后者高出5岁多,相当于发达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
(3)体制外供给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严重失衡
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外部性,供给者和消费者目标并不一致,因此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严重失调。供给结构的失调主要表现为严重的“重硬轻软”和“重准轻纯”。一些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热衷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对上级要求考核的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设施项目,千方百计地组织资金加以实施,而对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农业发展的综合规划和信息系统建设等“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没有太高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由于准公共产品的范围比纯公共产品的范围大,因而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比较重视,如对需要达标的乡村公路、自来水设施等,即使没有钱也要从对农村的摊派中收取资金进行建设。而对于涉及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并不热心。农民真正需要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而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却存在供给过剩。这样本来有限的公共产品投入得不到合理利用。当前,由于体制外农村公共产品的长期作用,使得农村纯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农村科技、农业相关信息等“软”公共产品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法律政策供给不足,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村教育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社会保障很不完善。相反,农村却“政绩”工程过多,政府机构臃肿,人员供给过多,基层政府制订的干预农民生产的政策供给过多。
2.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新框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一背景下的全新发展战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在全国全党已经形成共识,因此,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进行重构,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在制度创新中必须构建如下的基本框架:
［关键词］社会公共产品 供给制度 市场
社会产品可以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是按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的不同进行划分，根据社会资源的生产与消费、成本与收益的分析角度，可以将社会资源分为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两类：私人物品，在消费上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消费和生产是可分的，也就是说有可能界定私益物品的产权，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可以降低成本，节约资源。公共物品则不然，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也就是说，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不可分性，不可能有效地界定产权，而且，在一定范围内，不论消费量的增减，都不会影响公共物品供给的边际成本的变化。
一、增强公共产品多样化的供给方式
一直以来，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公共产品应当完全由政府供给。由于公共产品“免费搭车”的理的普遍存在，按私人供给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确定产量，将不能弥补生产的成本，使得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公共产品供给量往往低于有效水平，甚至供给量为零。这就需要政府建立一种合理供给制度来满足公众需求。
而纯粹由政府供给或纯粹由市场供给的理论 ，都是建立在各自严格的假定条件基础上，是相对于各自效率满足条件而言的。同样在政府与私人的供给方式之间，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建立政府与市场混合，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职能互补的制度框架。
生产者必须是能够做出决策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只有三个：政府、企业和个人。企业和个人的性质是一样的，统称私人。也就是说，对于产品的生产来讲，主题只有两个：政府和私人。而对于商品的提供，主体有三个：政府、私人企业。企业就是消费某一公共产品的所有消费者的集合。“企业”这一概念是指联合提供的问题，只有在关于产品的提供时才有意义。在关于商品的生产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不是独立的决策单位。
二、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实践与发展
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也因此发生着变革。
目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私人利益的凸现，以及国家财力的相对紧缺，人们开始考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并开始重新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国家财政开始向“公共财政”的方向努力，力求改变长期以来“全能政府”的观念，打破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的财政支出格局，向“公共政府”迈进。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任，“以市场失灵”为界行使其职能，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上则表现为政府与私人供给的结合。对于公共产品，特别是具有混合性质的准公共产品，因其具有私人提供的可能性，当允许和鼓励私人投资的成分，这在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国家的财力，政府可以集中财力加强重要、关键产品的宏观调控。同样现阶段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效率低下，质量低劣，国有国营供给制度的主导形式阻碍公共产品提供的优化。
三、增强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建议
1.进行管理与经营权分离，打破行政垄断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为 “政企合一” 的模式使其缺乏活力，效率低下。所以要改革，必须要打破这种行政垄断，给各种经济成分公平竞争的条件，才能从根本上促使公共产品经营效率的提高。
2.主张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私人投资
政府应在在公共产品各个行业领域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的进入，可以弥补国家财力的不足，提高相应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有利于解决我国长期以来公共产品供给总量偏低的问题。
3.提倡生产与提供模式的多样化
许多准公共产品可以一定程度地市场化，在生产与提供之间实现政府与私人的合作。地区性、社区性的准公共产品显然有更多灵活的选择，就全国性大型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来讲，由于铁路基础设施的生产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为保持铁路网的完整和统一性，应建立全国统一的铁路网络公司，而客货运输业务则可以开展适度的竞争，按地区设立若干铁路运输公司；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也可私人和政府混合供给，鼓励竞争，等等。这些都是灵活组织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
简言之，公共物品的公有公益方式，存在投入与产出不对称、成本与效益不相称的情况。在我国计划体制时期，这种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主要是由政府和公有制企业承当的，有限的公共资源、过高的社会期望、过重的社会责任和有缺陷的决策方式结合在一起，使公共物品
当然，在逐步改变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同时，政府一方面要做好宏观上的管制，另一方面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使改革有法可依，从法律上保护各种成分对公共产品投资经营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李成威．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的理论分析及启示[J]．财政研究，2003，（3）.
[2]杜伟．积极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J]．价格月刊，2003，（12）.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11-03
一、西方公共产品理论观点及其发展
由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城乡差别小,西方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专门研究文献比较少见,大多将其纳入公共产品的一般研究当中。由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较为均衡,城市和乡村公共体系较为完善,基本没有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差异问题,因此西方较少采用“农村公共产品”表述方式。
(一)公共产品理论概述
1954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提出了至今仍被广为接受的、经典性的公共产品的定义: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的公共产品定义是:“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X1、X2……Xi……Xn中的任何个人Xi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适当地排斥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则该产品是公共产品。布雷顿根据公共产品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布坎南提出了“俱乐部产品”概念:就是这样一类产品,一些人能消费,而另外一些人被排除在外。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拉近了“公共产品”与现实的距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亚当・斯密开始到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止,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在政府财政税收的限度内探讨公共产品问题,把公共产品本身作为政府设计税收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第二个时期是从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至今,这一阶段是公共产品理论形成并得到发展的时期。公共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传统对公共产品进行研究,从公共产品的内在属性出发,通过揭示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的内在矛盾,提出了针对不同的公共产品,采用不同的制度安排来供给的观点,形成了多主体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
(二)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发展进程
公共产品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我国著名财政学家张馨教授曾经考察过公共产品理论的起源,认为最早对公共产品的论述可以追溯到英国学者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现在一般认为,国外最早对公共产品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其次是亚当・斯密从国家职能角度对公共产品展开研究,奠定了财政学的理论框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除了阐述“看不见的手”原理外,特别指出政府必须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建立国防、设立司法机关、维持公共事业和维护公共设施等。1882年,瓦格纳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或称“政府活动扩张法则”。这一观点后来被人们称为“瓦格纳法则”( Wagner’s Law)。瑞典人林达尔(Lindahl,1919)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税收》中正式提出“公共产品”一词。1919年产生的林达尔均衡是公共产品理论最早的成果之一。林达尔均衡的功绩之一在于从理论上论证了公共物品(包括信息商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原理与私人物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原理之间的差异,为进一步探讨信息商品的价格问题找到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费用的来源问题,极大地促进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真正赋予“公共产品”形式化定义始于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这一描述也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可以将公共物品概括为三个特征:(l)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2)消费的非竞争性。 (3)受益的非排他性。对公共产品的研究学者们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几乎都是在萨缪尔森定义的三个特征的基础上做出界定的。
随后詹姆斯・布坎南、斯蒂格里茨等学者对其进行了极大丰富,如詹姆斯・M.布坎南与戈登・图洛克、肯尼思・阿罗等人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成为现代“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起源。而布坎南在萨缪尔森等人研究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俱乐部产品”。1965年,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指出,萨缪尔森定义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商品”。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拉近了“公共产品”与现实的距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著名学者马斯格雷夫出版了堪称经典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第一次引用了“公共经济学”的概念。至此,成熟的公共产品理论体系框架已经完全形成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源远流长,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建立了不同模型,内容庞杂,十分丰富。当前,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包括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评估的数量化;公共产品研究的国际化;关注现实问题解决的多元化。
二、国内农村公共产品研究与进展
(一)农村公共产品定义与特征的辨析与明确
国内学者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的定义大都基于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这样的产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的减少”,即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村私人产品而言,是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的总称。张军、何寒熙(1996)和雷原(1999)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由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供给的连带性定义的。徐小青(2002)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地区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服务。王国华、(2003)、冯海波、郑婷婷(2005)和杨卫军(2005)都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的“私人产品”而言,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石玲红(2008)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畴内私人不愿提供或不能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其范围涉及农村公共设施、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聂火云,周黎鸿(2008)认为,由于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农村公共产品也有其特殊性。一是绝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为地方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并非所有的公共产品都能覆盖整个国家,更多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只能局限于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二是满足特定人群需要的公共产品,指对居住在大、中、小城市(含城关镇)以外,居住在乡村的我国约9亿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曾福生、李燕凌,匡远配(2006)认为农村公共产品具有特定区域性、生产的分散性、农民对其强烈的依赖性、供给主体的弱替代性、农村公共产品范围的流动性和生产性消费特征等。该分类摆脱了公共产品特征的一般描述,真正结合了农村农民的实际和特殊性。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模型与数量化
国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研究类型相对较多,包括了效率现状、效率低下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解决的途径等。总体上,国内对于供给效率的研究,可分为供给效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型。如黄季馄、李宁辉(2004)利用CAPSIM模型分析了农村公共政策在国家层面上对于农业生产消费价格和贸易的综合效率。匡远配(2006)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低下导致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质量堪忧。王磊(2007)借用分级条件下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最优规模的模型和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为量化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效率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根据IMD测度政府效率的指标体系和国内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效率分析应采用DEA的方法,探讨了公共产品最优供给规模及效率的模型与方法。陈会玲,杨丹,石智刚(2008)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相应的对策主要是从立法保障、分级体制的建立、产权安排,以及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提出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8)从绩效出发研究如何确保农村公共产品高效供给,并提出绩效是实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高效供给的必由之路。
当前国内的实证研究较多,如郑洲(2007)以扎囊县德吉新村朗赛林提灌站的建设与维修为例,考察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问题。并指出,政府在有限的财政投入下,在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的同时,更应注重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同时必须建立在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这一根本前提条件之上。并提出了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政府努力控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必须充分考虑农牧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状况,农牧民显示自己的真实需求偏好等建议。刘文勇,吴显亮,乔春阳(2008)构建了这样的模型:Xj=aY+c,其中,Y代表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X代表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品;j代表农民消费产品的种类,其中包含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 a是边际消费倾向;c是自发性消费。为了消除非线性相关对模型回归分析的影响,对公式1作双对数变换后,有:lnXj=alnY+c。经过实证分析后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挥出的效用水平低于私人属性产品供给发挥出的效用水平。李燕凌(2007)通过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合,在翔实的农村调查和权威统计数据基础上,通过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双层效率因素分析”(DEFA,double一decked efficiency factor analysis)等模型,采用微观层面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主观评价“满意度”分析、宏观层面县级截面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手段,综合考虑农村公共品投入与产出两个子系统功能协调效率问题,揭示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现状及其变化规律。并提出了“存量盘活、增量扩大;资源节约、效能升级;分权改革、统筹发展”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双层增效创新模式”及其对策建议。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细化与创新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概念。张军、蒋琳琦(1997)认为公共品供给制度是多种具有关联性的规则制度所构成的一个组合或者说体系。这一个体系的每一组成部分都有多种不同的选择,每一种不同的选择就构成了新的一种公共品供给制度。公共品供给制度主要包括公共品供给的决策规则、成本分摊制度、生产和管理制度以及使用(分配)制度。公共品供给制度较为本质性的变迁事实上体现在决策、成本分摊和使用制度的演进之上。
张军、何寒熙(1996)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在改革后的变迁作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村制度向非集体化的变迁和集体化农业组织的瓦解,中国农村原来的用来提供当地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林万龙(2003)则在《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中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了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影响,论证了其提出的两个理论假说:(1)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是宪法秩序意义上的变革,因而将可能引发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变迁;(2)这一变迁包括主导变迁和需求诱致变迁两方面内容。叶兴庆(1997)将通过政府税收来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称为制度内公共产品供给,把通过非税收形式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称为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建国后,我国以制度外供给为特征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却无实质性的改变。谷洪波(2004)、叶子荣、刘鸿渊(2005)等都认为,现行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制度是公社时期制度的延续。陈永新(2005)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造成了农民负担过重,维持现有制度的成本越来越大,而收益越来越小,出现了制度变迁的迫切性。杨卫军、王永莲(2005)认为一方面,税改堵死了制度外筹资渠道,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外供给的终结;另一方面,“一事一议”制度仍不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了真空。
总体上,国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研究牵涉到了制度现状、制度不足和缺陷、制度完善和创新等内容,但部分研究在观点上缺乏创新,研究思路上过于宏观和空洞。相反国内也有一些专家独辟蹊径,从某一创新视角或领域进行了研究,如乌东峰(2005)从农村生态环境这一细分公共产品出发,对农村社区机制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通过调动中国农村社区机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使环境保护成为群众共同行动和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是未来解决中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选择。朱有志(2008)从“两型社会”出发,对“两型社会”综改区城乡统筹中的机制创新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应重点从建立动力机制、协调机制、扶持机制和保障机制着手。
(四)农村公共产品未来研究应在国际视野下脚踏实地
总体上,国内研究成果在理论与实践发展中有了较好研究基础,出现了一批扎实的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第一,多数研究热衷一般调查和发展战略研究,而应用性和实证性研究偏少,对所研究之问题的理论和现实背景缺乏清楚描述。现状调查和发展战略的确非常重要,但当前的多数成果缺乏新意和创新,并最终流于空乏和空洞;第二,当前研究大多集中发达地区或都市周边农村范畴,边缘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地区研究较少。尤其是西部等少数民族地区,其农村具有地理、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和特殊性,其关注度有待提高;第三,缺乏模型分析与数量推导,缺乏多学科多方法的综合视角。现有研究中,以问卷调查法和文献资料法为主,调研数据处理的方法过于简单,缺乏模型分析与数理化论证,应在经济学思想指导下重视数学推导和计量分析的采用;第四,在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中,对其一般研究较多,有关国内外对比研究等领域较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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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黑龙江省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改善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支持，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仍旧为低水平供给。
一、主要表现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已经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难点所在。这是因为，黑龙江省农村地区地理条件复杂，乡镇政府财政经济实力较弱，虽然近年来中央与省级政府加大了对黑龙江省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但是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仍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
（二）农村教育方面
黑龙江省大部分县（市）财政困难，上级增加的转移支付有的为增加和补发教师工资，有的贫困县甚至全年的财政收入尚不够为全县的教师开支用，而人员费逐年上升，公用费严重短缺。加之，农村义务教育“欠债太多”，各地区经济发展又极不平衡，很多县财政过于困难，所以“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经费管理体制，无法保证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真正改善。
（三）农村卫生事业方面
黑龙江省农村实施税费改革后，村级预防保健经费没有列入县级财政预算，严重影响了村级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的开展。虽然每年全省安排2.4亿元，对12万农村五保户基本做到了应保尽保；按照“低标准起步、广覆盖铺开”的原则，全省实行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但目前乡镇卫生院的经营状况基本为好中差各占三分之一。虽然目前黑龙江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经覆盖全省，但黑龙江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仍旧存在着投入卫生事业经费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人员数量不足等问题。黑龙江省各级政府投入的卫生事业经费不足，资金运作效益不高，农村医疗卫生资金投入严重短缺，难以保证广大农民的卫生服务需求
（四）农村社会保障方面
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随着农村低保工作的展开和逐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显现出向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对接的趋势。由于财力的限制，黑龙江省的许多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几乎没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全省社会保障工作主要重点放在城镇，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差距较大。目前黑龙江省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仍是低水平的保障，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比较小。
（五）农村公共文化品方面
目前，黑龙江省乡镇和村一级基本无图书馆也无购书经费，农民喜爱的电影由于投入不足，能够让农民享受的大片、新片、好片电影几乎为零，农民喜闻乐见的戏剧演出也几乎为零，同样由于投入不足，能给农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为数太少。农村文化经营场所设施简陋，消费水平不高，决定了农村文化市场重在扶持和引导。与庞大的农村文化市场需求相比，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缺乏，特别是专业人才缺乏。原来有一定的影响力、取得一定的艺术成果的老同志现在大部分已退下来，而新毕业的大学文艺毕业生不愿到农村工作，农村文化建设后继乏人，严重制约农村公共供给。
二、主要现象
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在供给过程中仍旧存在着总体不足、供给不均衡等现象，而且一些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偏少，一些对农民益处不大的公共产品却供给过剩，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和地域条件差异的制约，公共产品的供给还存在着较大不公平性，这些问题我们都不可忽视。
（一）总体供给不足
主要体现在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投入不足。虽然黑龙江省财政性支农支出的绝对量从2003年开始是逐年增加的，但2003年至2006年期间，财政支农支出占黑龙江省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呈现平稳趋势，基本稳定在3.4%左右，远远低于同期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2007年开始，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统计口径有所变化，财政支农支出所列为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所以与2006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07年至2009年期间，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总量上有大幅度增长，财政支农支出所占比例也稳步增长，可见政府加大了对农业投入，但与同期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比例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二）结构失衡
现阶段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仅总量不足，而且由于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因此结构失衡，难以提供农民真正需要的农村公共产品。首先，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涉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村的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生、环境保护等方面对提高农民素质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在这方面黑龙江省农村的目前状况显现出明显的不足。黑龙江省的农村医疗保障普遍缺乏，农民是最大的自费医疗群体。平常的小病，农民们还可以勉强应付，但假如得了大病，许多家庭都因无法承受高昂的医药费而选择放弃治疗或治疗到中途被迫中止。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三）供给的不公平性
在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和各地农村地理条件差异的制约，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着较大不公平性。
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失公平。在黑龙江省内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村村民与城市居民享受着不同的待遇。一方面，城市居民享受着优越的市政设施条件，发达的交通、整洁的环境、低廉的基础教育、先进的医疗设施以及较健全的社会保障，而农村居民却与此无缘，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供给均低于城市。另一方面，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条件远远低于城市的不平等状况下，农民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除缴纳政府规定的使用费外，往往还需付出更多的代价，而城市居民则不需从税后收入中支付除使用费以外的更多的费用。
（四）供给效率低下
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要求是消费者的边际支付意愿之和等于生产单位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否则，即为公共产品过剩或不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预算的不完整性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等问题的困扰，对于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基层政府有一整套官僚机构来工作，一些部门片面强调部门工作的重要性，不切实际地要求各级政府层层对口设置机构，官僚机构也就越来越庞大，在县乡两级造成严重的机构重叠和人员超编，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还必然出现人浮于事、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下。
（五）农村公共资源监督机制缺乏
首先，涉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部门多、资金投入分散。在生产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出于各自政绩和利益考虑，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中间环节较多，公共资金被层层“过滤”，公共产品被层层加价，往往导致农村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和增长无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增加了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筹集需求，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农民分摊公共产品成本的负担加重。其次，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自上而下提供，农民自身受文化知识以及公共资源信息缺乏等因素的限制，农民的权利意识淡薄，难以参与民主监督，也缺乏民主监督的能力，这使农村公共需求与供给难以实现最佳耦合，在农村公共资源的筹集、使用和管理上的监督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再次，乡、村财务管理混乱，资金使用的非透明化使得一些管理人员有机可乘。假公济私，资金被滥用、挪用甚至贪污的现象比较普遍，暗箱操作突出等等，造成极大的浪费。
要改善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除了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外，还需要建立适应社会、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统筹城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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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大学硕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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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2005.
[5]黄丽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
[论文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 新农村建设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与城市相比差距极为悬殊，其原因在于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责任主体的缺失，其结果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成为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严重障碍。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要进一步完善其供给制度，改变政策导向和政策思路，创新供给模式。实施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一种有益探索。
“十一五”规划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不仅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扩大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目前，农村公共产品普遍短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严重障碍。因此，着力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仅以石家庄市为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作一调查和思考。
一、石家庄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的是两套政策，一套政策是城市所需要的水、电、道路、通讯、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基础设施由各地财政来提供：另一套政策是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主要靠农民自身解决，国家仅给予适当补助。由于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政府提供，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基础教育、发达的交通、完善的医疗服务以及优美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农村居民不仅与此无缘。而且在公共产品供给条件远低于城市的状况下。还要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交费。石家庄市与全国情况一样，一边是市政府在经营城市、改善投资环境的激励下为民办实事，迅速地提高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使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锦上添花”，让市民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一边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城市极为悬殊的态势，农民要为增加的大多数公共产品供给全部或部分“埋单”。这种供给主体的差异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
1．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从卫生经费上看，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用于卫生的支出为4．91亿元，其中3．32亿元投向石家庄市区，占卫生投入总额的67．3％，而用于县城及农村的只有1．59亿元，占卫生投入总额的32．7％，直接投入到农村的卫生资源大概在20％左右，这足以表明，卫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目前，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卫生职能的乡镇卫生院，由于投入不足。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一些乡镇卫生院名存实亡，甚至已不复存在。2003年石家庄市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有4858人，农村平均每万人拥有8．5人：市区和县城拥有23798人．每万人拥有72人，城市是农村的近9倍。农村乡镇卫生院有病床5320张，平均每万人拥有9张：市区和县城为20019张，每万人拥有60张。城市是农村的6倍多。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早已不复存在，有些地方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型合作医疗体制也还在探索和完善中，农民成为最大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民不愿看病、看不起病，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大量存在。
2．农村社会保障像蜻蜓点水。目前，石家庄市市区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和职工个人要缴纳社会保险费外，市财政每年还要给予大量补助。2003年市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补助4．3亿元，其中3．54亿元用于石家庄市区，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82．3％，0．76亿元用于县城及农村，仅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17．7％。城市人均161元，农村人均11元(其中还包括农村特困户救济和优抚军烈属等)，相差将近15倍。石家庄市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还没有延伸到农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已基本实现全面覆盖，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6．7万，仅占农村人口的9．2％，主要集中在石家庄市区周边县、市，其他县、市特别是贫困县，农村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几乎为零。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84．4万人，失业保险覆盖率为95％：农村根本就没有失业保险。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市财政为向低保和下岗职工发放补助和生活费共支出2．2亿元。其中95％以上都用在城镇，全市有7．65万人接受城镇最低保障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100％；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都是由县、乡、村三级负担，由于资金来源的拮据而使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大打折扣。在保障标准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石家庄市的低保标准为205元，而灵寿、赞皇、行唐、元氏、井陉仅为125元。这也只限于县城的职工．许多县市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约有34％的农村贫困人口得到了救济，但人均救济款不足百元。
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捉襟见肘。2003年的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3440．91元，而最低的一个县仅为560．89元．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是该县的6倍：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为1470．98元，而最低的两个县分别为0．4元、2．27元．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分别是这两个县的3677倍和648倍。全市有相当部分的中小学是完全依靠学生的学杂费在支撑运转。在农村教育经费较低的情况下，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教学设施及其他条件与城市无法相提并论。城市小学的升学率100％，而农村小学的升学率为98％；初中的升学率，城市98％，农村仅为68％，农村比城市低30个百分点。由于农村教育落后，使农村从业人员中文盲和半文盲占1．9％，小学文化程度占24．1％，初中文化程度占44．6％，高中文化程度占19．6％，中专文化程度仅占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8％。劳动者素质低下必将影响到新农村建设进程。
4．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无能为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石家庄市农业推广系统长时间处于“有钱养兵、没钱打仗”的尴尬境地，乡镇的一些农业技术员早已挪做他用。农业技术推广、引导农民科学种田、科学施肥、有效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已成为纸上谈兵，不得不靠上级部门的“科技下乡”活动来推动。据调查，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支出79．7亿元，支农资金约为2．4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3％。低于全国4．7％的水平，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更是少的可怜，据调查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近60％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没有业务经费。由于农业技术推广不到位，石家庄市农村的广大农民无法及时得到有关的信息和技术。因而在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方面，仍然采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不计成本、不考虑投入，这也正是造成石家庄市农业效益不高、农民收入低、农村地区生产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的负面影响
公共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对于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生产力增长缓慢，农民增收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业投资效益降低，农业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率造成的。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给农业以及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城乡差异，是“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公共产品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实现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所反映的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这实质是制度设计的不平等。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重城市轻农村”，规避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在现行公共品供给体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到了城市，农村中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公共产品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上级政府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最终落到乡镇政府和农民头上。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责任主体的缺失，通过供给责任的层层推卸，农民自己不得不充当公共品的提供主体，在农民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增长缓慢且在承担了各类隐性和显性负担后，还要用其有限的收入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使农村贫困人口终年处于贫困状态。公共产品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构成了私人产品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它的供给水平及获得的难易程度决定着私人生产成本的高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增加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严重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已成为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所以，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不仅使农民的负担加重，进一步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造成恶性循环。当前，“三农”问题成为困扰政府、学界及业界的难题。其实，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就是要以人为本，优先解决广大农民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城乡协调发展制度，让农民同城市居民在权利与义务方面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发展权。
2．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城乡差异，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首先，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影响。由于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两个方面，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往往更加依赖于公共消费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公共消费明显要高于农村居民，如加上可支配收入巨大差距，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在这种状况下，农民要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就必然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其次，对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受教育的程度、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直接决定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受教育程度与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约束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在这些方面公共消费的显著差异会使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明显低于城市居民。而个人收入又是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所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又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又直接决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再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增加生产成本。比如，没有良好的水利设施，就会增加灌溉成本；没有良好的交通设施，就会增加运输成本。二是减少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比如，对农民不合理的制度，不仅直接加重农民负担，而且会降低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直接减少对农业的投入。三是降低农民抗风险的能力。比如，气象与市场信息等服务差就会降低农民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总之，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存在降低农民私人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形成农村经济活动的高成本运行，农业竞争力下降，农村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能力，妨碍了农民的增收、农村的进步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将严重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三、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思路
1．把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居民生存、发展、健康、文化娱乐等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的满足，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综合质量的提高。甚至在不少地区，“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等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础设施，仍不能消费现代家用电器，使用现代通讯手段，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新生活。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从而造成生产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况十分普遍和严重。改革开放后，大多数集体经济已日趋弱化，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中央补贴农民的思路恰恰又是直补到户，所以，靠集体经济无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应该是立足农村，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来打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给公共产品的办法，为农民提供廉价公共品，使农民在受教育、医疗、保障、文化娱乐、衣食住行等方面切实得到实惠，这是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改变农民生存环境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
2．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好基础。农村公共品供给必须实行两个改变，一是尽快改变公共品供给“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导向，二是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以农民为主”的政策思路。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应该承担的责任。政府必须着眼于全体公民、全部社区，而不是仅仅把目光放在更容易关注的城市居民和城市地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拥有相同的发展权和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把公共产品真正的、公平的、合理的分配给城市和乡村。使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国民待遇，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与城市相比差距极为悬殊,其原因在于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责任主体的缺失,其结果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成为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严重障碍。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要进一步完善其供给制度,改变政策导向和政策思路,创新供给模式。实施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一种有益探索。
“十一五”规划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不仅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扩大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目前,农村公共产品普遍短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严重障碍。因此,着力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仅以石家庄市为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作一调查和思考。
一、石家庄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的是两套政策,一套政策是城市所需要的水、电、道路、通讯、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基础设施由各地财政来提供:另一套政策是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主要靠农民自身解决,国家仅给予适当补助。由于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政府提供,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基础教育、发达的交通、完善的医疗服务以及优美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农村居民不仅与此无缘。而且在公共产品供给条件远低于城市的状况下。还要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交费。石家庄市与全国情况一样,一边是市政府在经营城市、改善投资环境的激励下为民办实事,迅速地提高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使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锦上添花”,让市民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一边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城市极为悬殊的态势,农民要为增加的大多数公共产品供给全部或部分“埋单”。这种供给主体的差异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
1.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从卫生经费上看,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用于卫生的支出为4.91亿元,其中3.32亿元投向石家庄市区,占卫生投入总额的67.3%,而用于县城及农村的只有1.59亿元,占卫生投入总额的32.7%,直接投入到农村的卫生资源大概在20%左右,这足以表明,卫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目前,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卫生职能的乡镇卫生院,由于投入不足。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一些乡镇卫生院名存实亡,甚至已不复存在。2003年石家庄市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有4858人,农村平均每万人拥有8.5人:市区和县城拥有23798人.每万人拥有72人,城市是农村的近9倍。农村乡镇卫生院有病床5320张,平均每万人拥有9张:市区和县城为20019张,每万人拥有60张。城市是农村的6倍多。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早已不复存在,有些地方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型合作医疗体制也还在探索和完善中,农民成为最大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民不愿看病、看不起病,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大量存在。
2.农村社会保障像蜻蜓点水。目前,石家庄市市区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和职工个人要缴纳社会保险费外,市财政每年还要给予大量补助。2003年市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补助4.3亿元,其中3.54亿元用于石家庄市区,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82.3%,0.76亿元用于县城及农村,仅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17.7%。城市人均161元,农村人均11元(其中还包括农村特困户救济和优抚军烈属等),相差将近15倍。石家庄市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还没有延伸到农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已基本实现全面覆盖,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6.7万,仅占农村人口的9.2%,主要集中在石家庄市区周边县、市,其他县、市特别是贫困县,农村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几乎为零。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84.4万人,失业保险覆盖率为95%:农村根本就没有失业保险。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市财政为向低保和下岗职工发放补助和生活费共支出2.2亿元。其中95%以上都用在城镇,全市有7.65万人接受城镇最低保障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100%;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都是由县、乡、村三级负担,由于资金来源的拮据而使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大打折扣。在保障标准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石家庄市的低保标准为205元,而灵寿、赞皇、行唐、元氏、井陉仅为125元。这也只限于县城的职工.许多县市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约有34%的农村贫困人口得到了救济,但人均救济款不足百元。
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捉襟见肘。2003年的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3440.91元,而最低的一个县仅为560.89元.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是该县的6倍: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为1470.98元,而最低的两个县分别为0.4元、2.27元.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分别是这两个县的3677倍和648倍。全市有相当部分的中小学是完全依靠学生的学杂费在支撑运转。在农村教育经费较低的情况下,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教学设施及其他条件与城市无法相提并论。城市小学的升学率100%,而农村小学的升学率为98%;初中的升学率,城市98%,农村仅为68%,农村比城市低30个百分点。由于农村教育落后,使农村从业人员中文盲和半文盲占1.9%,小学文化程度占24.1%,初中文化程度占44.6%,高中文化程度占19.6%,中专文化程度仅占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8%。劳动者素质低下必将影响到新农村建设进程。
4.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无能为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石家庄市农业推广系统长时间处于“有钱养兵、没钱打仗”的尴尬境地,乡镇的一些农业技术员早已挪做他用。农业技术推广、引导农民科学种田、科学施肥、有效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已成为纸上谈兵,不得不靠上级部门的“科技下乡”活动来推动。据调查,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支出79.7亿元,支农资金约为2.4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3%。低于全国4.7%的水平,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更是少的可怜,据调查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近60%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没有业务经费。由于农业技术推广不到位,石家庄市农村的广大农民无法及时得到有关的信息和技术。因而在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方面,仍然采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不计成本、不考虑投入,这也正是造成石家庄市农业效益不高、农民收入低、农村地区生产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的负面影响
公共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对于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生产力增长缓慢,农民增收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业投资效益降低,农业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率造成的。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给农业以及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城乡差异,是“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公共产品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实现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所反映的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这实质是制度设计的不平等。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重城市轻农村”,规避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在现行公共品供给体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到了城市,农村中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公共产品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上级政府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最终落到乡镇政府和农民头上。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责任主体的缺失,通过供给责任的层层推卸,农民自己不得不充当公共品的提供主体,在农民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增长缓慢且在承担了各类隐性和显性负担后,还要用其有限的收入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使农村贫困人口终年处于贫困状态。公共产品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构成了私人产品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它的供给水平及获得的难易程度决定着私人生产成本的高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增加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严重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已成为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所以,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不仅使农民的负担加重,进一步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造成恶性循环。当前,“三农”问题成为困扰政府、学界及业界的难题。其实,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就是要以人为本,优先解决广大农民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城乡协调发展制度,让农民同城市居民在权利与义务方面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发展权。
2.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城乡差异,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首先,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影响。由于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两个方面,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往往更加依赖于公共消费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公共消费明显要高于农村居民,如加上可支配收入巨大差距,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显着高于农村居民。在这种状况下,农民要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就必然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其次,对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受教育的程度、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直接决定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受教育程度与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约束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在这些方面公共消费的显着差异会使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明显低于城市居民。而个人收入又是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所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又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又直接决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再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增加生产成本。比如,没有良好的水利设施,就会增加灌溉成本;没有良好的交通设施,就会增加运输成本。二是减少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比如,对农民不合理的制度,不仅直接加重农民负担,而且会降低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直接减少对农业的投入。三是降低农民抗风险的能力。比如,气象与市场信息等服务差就会降低农民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总之,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存在降低农民私人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形成农村经济活动的高成本运行,农业竞争力下降,农村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能力,妨碍了农民的增收、农村的进步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将严重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三、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思路
1.把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居民生存、发展、健康、文化娱乐等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的满足,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综合质量的提高。甚至在不少地区,“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等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础设施,仍不能消费现代家用电器,使用现代通讯手段,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新生活。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从而造成生产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况十分普遍和严重。改革开放后,大多数集体经济已日趋弱化,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中央补贴农民的思路恰恰又是直补到户,所以,靠集体经济无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应该是立足农村,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来打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给公共产品的办法,为农民提供廉价公共品,使农民在受教育、医疗、保障、文化娱乐、衣食住行等方面切实得到实惠,这是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改变农民生存环境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
2.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好基础。农村公共品供给必须实行两个改变,一是尽快改变公共品供给“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导向,二是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以农民为主”的政策思路。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应该承担的责任。政府必须着眼于全体公民、全部社区,而不是仅仅把目光放在更容易关注的城市居民和城市地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拥有相同的发展权和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把公共产品真正的、公平的、合理的分配给城市和乡村。使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国民待遇,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
农村公共产品按照消费竞争性、收费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的过程中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村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农村准公共产品是指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在消费的过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主要包括：一般准公共产品，如农村职高教育、乡村道路建设等；在性质上近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如农村电信、自来水等。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时期、改革开放后至税费改革前和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几次制度变迁。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也不断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与农村、农民的实际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总体来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1.税费改革后公共资金出现困境
农村的税费改革在为农民减轻负担，为村民委员会减轻了行政压力的同时，也将农村发展中的深层次的矛盾激发出来。农村的税费改革给基层政府带来了减收的事实，但基层政府承担的事权并没有减少，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分摊者的身份也没有改变，这些都提前引起了乡村债务危机的发生，使得乡镇政府掌握的公共资金严重不足。
2.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下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都是至上而下的，很少顾及到农民的真正需求，加上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只为追求自身的利益，使得现行的公共供给效率低下。表现在：一是生产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包括：（1）保护和稳定农业社会的各种政策以及农业生态环境等；（2）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非生产性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比如，政府热衷于一些见效快，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不愿意投资一些见效慢，但是具有战略意义，农民真正需要的纯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错位根据财政分权理论，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的提供，跨区域的公共服务由中央和地方公共提供或几个区域联合提供。但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只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支基数及收入分成比例，而对于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还不够清晰，导致乡镇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承担了许多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责任。
3.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
在现行的体制下，私人组织、第三部门等由于受到政府决策、产权界定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大规模的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仍然是单一的供给主体。长期以来，乡镇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普遍透明度低，经费不足，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既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也造成了农民对政府的不满。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职能定位
首先，乡镇政府要积极拓宽农村公共产品的筹资渠道。税费改革后，中央财政预算内支持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筹资在下降，而地方预算内的筹资的地位在增强，乡镇政府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要多向省、市、县级政府争取资金投入并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可以通过给予信贷等优惠政策，调动经济组织增加对公共产品生产的投入。总之，不能再抱着坐、等、靠的陈旧思想。
其次，应当重构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程序和需求表达机制。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应逐步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供给模式，以满足广大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同时乡镇政府也要处理好公共产品投入的优先权问题，应遵循这样一个“梯度”：保证基本民生需要的农业生产、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等优先提供，对于一些发展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应该适度，而对于一些享乐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要严格控制，使有限的农村公共产品资源最大限度的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的民生方面的公共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大力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等第三部门的作用，使一个村或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
再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该明确各自的供给责任。公共产品因为其不同的特性分为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上的供给主体要各尽其职，失位，错位都会带来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科学地划清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的职责十分必要：全国性的纯公共产品完全由中央政府供给，准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供给，跨区域公共产品，可以由受益的各方政府供给，由中央政府出面协调。
最后，要改变现行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的状况，应该坚持“一体与多元相结合，一体为主”的供给主体体系。坚持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要建立多元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充分发挥农村社区供给、私人组织供给和第三部门供给在供给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划分并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监督机制，以提高供给效率，是目前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题中之意。
【论文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政府职能
【论文摘要】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新情况对基层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原因的分析，乡镇政府应开始思考自身的职能定位：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提供优质的农村公共产品。
参考文献
[1]史玲.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5).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期刊网和人大复印刊资料上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文献的检索，分析和评述了国内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研究现状及成果。从目前的文献来看，近几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问题，其研究内容大体集中在需求与供给的现状、供给机制、筹资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以及西方经验等几个方面。论文在综述的前提下提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和服务，而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言的，主要是指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根据公共产品的“公共”程度不同，农村公共产品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体现了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农村环境保护、农村基层政府行政服务、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村发展综合规划等。准农村公共产品则在消费过程中体现了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农村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文化馆建设等。农村公共服务属于农村公共产品的范畴，是为了满足农业、农村发展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而提供的具有一定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社会服务，是不具备物质形态，而以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或劳务等服务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农村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研究在近几年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原因主要在于随着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日趋严重，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被诸多学者视作是缩小我国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要求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做出相应的调整，对农村的扶持政策需要由价格支持转为竞争力支持，而国际贸易协定允许的这种支持主要就在于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上，比如，农村科技服务、病虫害防治、基础设施、环境规划等。可以说，在我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并为此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而关于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需求和供给的现状、问题、供给机制和筹资机制的完善都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本文尝试对上述研究热点做出梳理与述评，并提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一些问题。
一、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需现状问题
当前大部分相关研究是集中在农村公共产品上，研究农村公共服务的学术论文相对较少，相关学术专著更是少见。而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一般都强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迅速增长、总体供给不足。针对这一问题，很多研究都笼统地提出了要加强农民的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建设。对于供给现状，大多数研究有以下的共同认识：1、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而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没有承担起足够的供给责任或者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划分不尽合理。比如义务教育、环境保护都应由政府承担，中央政府应无偿供给全国性公共产品并按照公平性原则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给予资助。2、财力有限，特别是县乡一级的财政紧张，在“税改费”后，很多地方财政都沦为“吃饭财政”，形成了“养人收费，收费养人”的恶性循环。3、相对于供给不足，在“政绩”工程上却出现建设过多、政府机构臃肿、人员过多的“供给过剩”的悖论现象。4、农村公共产品和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差距过大是影响城乡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针对于此，研究者建议政府应对城市和农村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消除目前对农村的忽视现象。
二、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问题
当前对供给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供给主体与供给责任划分不明。各级行政力量如何分别负责哪些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供给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当前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上乡村两级负担过重。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有许多相同的供给责任，如教育、科学、文化、国防、卫生等，但却没有一个法律明确规定各层级政府在供给责任上的具体划分，而各层级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供给责任也非常相似，相互推卸责任的后果必然导致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负担过重。所以，众多学者呼吁通过立法明确各级行政力量的供给责任，切实改变乡镇政府的财政状态，使基层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对称，才能真正做到减轻农民负担。2、供给机制与农民减负。狭义的农民负担是指除税收以外的所有公共产品成本分担，许多研究认为，现阶段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不合理，由此提出农民减负不能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更重要的是要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机制。但是，当前研究还没有能全面的回答什么是有利于农民减负的合理、完善的供给机制。3、农民是弱势群体，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应承担起更多的更多的供给责任。农民负担沉重，为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付出的代价昂贵，但获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却不尽如人意。在这一点上，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明显地处于弱势，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需要更多的利益倾斜和政策扶持，同时，加入WTO以后，原来可能产生贸易扭曲的国内支持减让承诺的“黄箱”政策不能再使用了，而必须尽快使用不会引起贸易扭曲的“绿箱”政策，而所谓“绿箱”政策是指政府执行某项农业计划时，其费用由纳税人负担而不是从消费者中转移而来，且对生产者没有影响的农业支持措施，这些政策都可以免于减让承诺。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尽快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4、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渠道单一与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衰落现象并存。一方面，不少学者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共同参与，在以行政力量为主的前提下，可以大胆地尝试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私人合作的模式，采取民办公助、鼓励私人投资等多种方法实现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高效供给。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研究认为，当前许多地方政府不恰当地把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推向社会。凡是要农民交钱的工商、税务、财政等都在加强，而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诸如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等统统转制，走向市场，这样的改革势必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哪些是可以市场化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怎样建立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高效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与服务体系？
三、筹资机制问题与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问题
当前研究均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市场经济运行要求为目的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为主、社会参与；以公共财政为平台、整合多形式筹资以及生产成本的承担者与受益者高度同一等。而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1、财政实力差距决定了区域和城乡筹资差距。2、乡镇政府的事权与物权的不对称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导致向农民转嫁负担的现象严重。3、东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不一致，市场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发达地区在能够实现多渠道筹集农村公共产品建设资金，而市场化进程较慢的中西部地区却多以政府为单一投资主体。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关键是在于资金的筹集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研究者大多提出应建立并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理顺分配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和重点向农村倾斜等建议，但大都比较笼统，缺乏可行性。
关于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和决策机制的建立，当前尚缺乏专门研究。学者大多呼吁打破自上而下的传统决策机制，建立由农民自主参与的供给决策机制，使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够真正满足农民的需要。也有学者提出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不符合农民需要的原因是一些地方官员追求政绩所致，所以解决的办法是建立县乡一级的民选政府。但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传递与反馈机制，真正平衡各类利益与主张，当前仍处于空白状态。
四、对西方经验的研究
当前仍然缺乏对西方在相关领域内先进经验的系统介绍。王小林的文章借用西方管理主义出发的理论，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官僚政府机构来提供”。摆脱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建立公私机构之间的竞争。并由此进一步提出政府不一定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而应该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安排者”，决定什么应该通过集体去做，为谁而做，做到什么程度和水平，怎样付费等问题。他在文章中以美国为例，提出美国在哥本哈根等12个城市公交系统服务的调查表明，合同承包带来的费用节约平均为36%。
五、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如前所述，当前对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研究重点在于供给现状、面临的问题以及供给机制上。而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主要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确定市场化与否的范围与程度，区分供给主体，明确供给责任；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供给决策机制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对于西方相关领域内的先进经验需要系统全面的介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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