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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成语；中国文化
汉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成语又是汉语中的精华，具有极强的表现力。成语蕴含着宝贵的文化财富，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辉煌，了解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传统中华美德等众多方面。
一、成语中展示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成语与农业生产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黄河、长江哺育了我们肥沃的家园，农业生产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农业成为国家赋税的基本承担者。有许多成语对古代先民农业生产生活进行了描写。“田连阡陌”，谓田地广袤，接连不断。“精耕细作”谓精心细致的耕作。“寒耕热耘”寒冷时耕种，炎热时除草。形容农事艰辛。《管子·臣乘马》：“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热耘，力归于上。”这些成语都体现了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历代封建帝王都提倡“重农抑末”，把农业看作是国固邦宁的根底，成就霸业的基础。
农业生产者也逐渐养成一种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例如，“躬耕乐道”是指亲自耕种，乐守圣贤之道。《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胡]昭乃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警世恒言》卷一七：“隐于田里，躬耕乐道，教育二子。”
还有一些成语字面上描写农业生活，现在经常使用它们的比喻义。例如，“蹊田夺牛”(牵牛的让牛踩了田地，因此，被人把牛夺走。比喻惩罚过重)，“解甲归田”(军人退伍回乡务农，现泛指离职回家)，“拔苗助长”等等。
2．成语与建筑
中国的古代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宫殿，陵墓，寺庙和园林四大类型中，成语表现了它们的某些艺术特点。例如，“堂皇富丽”(宏伟美丽，气势盛大)，多形容建筑物，特别是宫殿的宏伟华丽。又如，“雕梁画栋”亦作“画梁雕栋”，谓彩画装饰的梁栋。形容建筑物的美丽华贵。元·郑廷玉《看钱奴》三折：“这的是雕梁画栋圣祠堂。”元·王子一《误入桃源》二折：“光闪闪贝阙珠宫，齐臻臻碧瓦朱甍，宽绰绰罗帏绣栊，郁巍巍画梁雕栋。”《西游记》第十七回：“入门里，往前又进，到于三层门里，都是些画栋雕梁，明窗彩户。”《醒世恒言》卷二九：“中间显出一座八角亭子，朱甍碧瓦，画栋雕梁。”
中国古代的建筑强调群体的宏伟，如果是“独门独院”，则显出一家独住，而与四邻不相通，和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相违背。另外，建筑物形成群体结构时，屋与屋之间有很多“空”，亭池草木点缀其中，显出主次之分，虚实相间的效果，特别是楼台亭阁，总是以其“空”面向外界，达到和自然的交流，身在“琼台玉宇”(指华丽精美的建筑物。常用以形容仙家楼台或月中宫殿)，使人如置仙境。
建筑结构中的一些各称也经常用在成语中比喻人或事情。例如，“栋梁之才”(比喻能担负重任的人才。)“栋折榱崩”(栋，房屋的正梁，榱：椽子。正梁断裂，椽子倒塌。比喻倾覆。)“抚梁易柱”，传说中商纣王能手托屋梁，抽换房柱。形容力大无穷。)还有“添砖加瓦”，“偷梁换柱”，“铜墙铁壁”等等。
3．成语与服饰
从与服饰有关的成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们的衣着主要的是体现个人的身份或地位，这里主要介绍几个。例如，“高冠博带”，亦作“峨冠博带”。指带着高大的帽子，系着宽阔的衣带。形容儒生的装束，或指穿着礼服。《墨子·公孟》：“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元·关汉卿《谢天香》一折：“恰才耆卿说道好觑谢氏，必定是峨冠博带一个名师大夫，你与老夫说咱。”《三国演义》三七回：“忽人报：‘门外一先生，峨冠博带，道貌非常，特来相探。’”
形容帝王官僚阶层的有“黄袍加身”(以天子黄袍加载身上，即用为天子之意。)“凤冠霞帔”，“衣紫腰金”(衣紫，穿紫袍，紫袍为古代官服。腰金，腰间佩戴金印。指做大官。元·关汉卿《蝴蝶梦》二折：“陈母教子，衣紫腰金”。明·无名氏《精忠记·说偈》：“感吾皇，博得个衣紫腰金，朝野为卿相，方显男儿自强。”)
二、成语折射出的中国古代精神文化
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包含了教育制度，宗教文化，政治制度，古代哲学，传统伦理道德等等方面，本文主要分析成语体现出来的古代教育思想和中华传统美德。
1．成语与古代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数著名的教育家，流传下来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成为优秀的教育遗产，至今仍具有不朽的魅力。
中国古代教育家意识到教育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视个人自身道德修养的教育。古代的教育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在教授知识技能之外，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提升，比如从以下这几个成语中，我们可以感受中华民族对气节、操守、和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立身行道”(谓修养自身，奉行道义。南朝梁·萧统《与晋安王纲令》：“明公儒学稽古，醇厚笃诚，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克己奉公”(严格要求自己，一心为公。《后汉书·祭遵传》：“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改过迁善”(认识并改正过错，诚心向善。)……这些成语在漫长的中国历代教育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古代教育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出现了一系列独特的、先进的教育方法和手段，这些优秀的教育理论，好多都浓缩为成语，脍炙人口：
公认的最优秀的传统教育方法之一就是“因材施教”(依照受教育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2．成语与中华传统美德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以“善”为核心，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道德，有自我的约束和完善。中华民族有许多传统美德至今为人们继承和发扬，在成语中我们能充分体会这一点。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核心，仁的核心就是爱人，“仁者爱人”，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从家族内部把这种爱延伸到社会，就成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对国家也要有担当，甚至危机时刻可以“为民请命”，“杀身成仁”。
现代社会人们交往的诚信原则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待人做事都要“诚心诚意”，“言而有信”，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从古至今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的美德。如果是“背信弃义”必然会到严厉的道德谴责。
勤劳节俭，清正廉洁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三国的诸葛亮提出要“俭以养德”，“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人需自我约束，不贪求太多，才能表现出“刚正不阿”，才能正己，正心。此外，“厚德载物”“荣辱不惊“天下为公”“不屈不挠”等成语也能让我们领略崇高的民族精神和传统中华美德的精髓。
关键词： 英语课堂 传统文化 渗透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另一方面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因而，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不可分。
一、大学生对英语学习和传统中华文化的了解现状、原因
在相对重视西方文化的大学英语教学背景下，很多学生知道Valentine’s Day是西方的情人节，却不知道中国的七夕节用英语怎么说；他们知道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但不清楚中国四大名著的英文表述；他们知道国外的fortune cookie是签语饼，但不了解中国的红茶在英语中叫black tea。
究其原因，无非是主客观两方面。客观上，目前大学英语教学中采用的教材本身过于强调英语语音、语法、词汇和习语等英语语言知识，对英美文化相关信息的介绍不胜枚举，大多忽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多媒体的普遍应用及网络电视等渠道，使英美文化潮水般地以影片、教学试听材料等形式进入学生视野，相对而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介绍的资料寥寥可数。
主观上，很多英语教师自身忽视了在英语教学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渗透，认为英语课堂的教学目的就是单纯地传授英语语言知识和相应的英语国家文化。甚至有些教师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就十分匮乏，更不用说在课堂上靠自身修养激发学生对本民族文化产生兴趣。学习英语的大学生们大多以考试过级、多掌握一些英美文化知识为目的，课堂内外主要对英语语言、英语国家相关的文化背景、有关资料进行阅读和涉猎。他们没有主观意识到，其实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并把本民族传统文化用英语表达，能够更好地促进对英语语言的掌握。
二、课堂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渗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英语课堂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首先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激发学生对本民族灿烂文化的热爱。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包含了许许多多优秀、积极的民族精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渗透，能使学生更清楚地认识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使学生为民族特有的宝贵文明骄傲自豪。其次，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增强学生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中西方两种文化之间进行信息传递，成为二者沟通的桥梁。再次，它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热情。中华文化知识更贴近中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不同于中华文化的英美文化与之相辅相成，在英语教学中，对于二者在文化上的对比，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三、课堂教学中传统文化渗透的具体方法
在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发挥引导作用，使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兴趣，激发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热情，从而使中华优秀文化得到传承。教师应如何充分利用课堂上的时间引导学生培养这种文化意识，在不断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兼顾英语作为一门重要外语工具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教师首先应认识到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多多研究如何利用英语课堂这块阵地有效地把英语语言的学习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渗透相结合。让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华传统文化，既能操练他们的英语基本功，使得语言得到锻炼，又能真正了解本民族优秀文化，有助于传播中华文化，达到双赢的目的。
那么如何具体地在大学英语课堂上灌输中华传统文化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三个环节着手：
1.课前学生的presentation环节
笔者在自身的教学过程中，一直坚持在每堂课前利用3～5分钟让学生做presentation，以锻炼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因而教师可以让学生轮流做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presentation。往往在presentation环节，学生自己选择topic的空间很大，涉及的面也很广，包括：唐诗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宋词Ci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中国菜Chinese cuisine，二十四节气The24 Seasonal Division points，传统节日 traditional festival，民俗folk customs，等等。给大家做展示的学生会精心搜集素材，准备稿子并认真练习表述；在下面听的学生不仅能锻炼自己的听力，而且能了解到相应的文化讯息，可谓一举两得。当然，教师可以灵活地把presentation环节改为discussion，由教师选择一个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主题，让学生分组讨论并分组陈述。
2.讲课文时的导入环节
在每课的课文导入环节，介绍课文背景知识时，可以联系传统文化中的相关点。例如在讲《现代大学英语》第一册中“Going Home”一课时，在介绍背景或分析题目时，教师可以联系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Random Notes of a Returned Native），可以把这首诗的英文译本读给学生，让学生猜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oem，Who is about going home。这样会引起学生兴趣，使学生认真听这首诗的英文译本，并迅速调动大脑已知信息寻找诗的题目和作者。此环节不仅能锻炼学生的听力，还能够引发学生对中华传统诗歌的回顾和兴趣。
比如讲《现代大学英语》第二册“Quick Fix Society”这篇课文时，在导入环节，教师可以先讲解fix的含义，再解释题目的意思并让学生讨论快节奏社会的种种表现方式，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快节奏。其中在对待快节奏的态度上，教师可以援引《老子》第37章：道恒无为，而无不为。Nature does not hurry，yet everything is accomplished.教师先把这句英文说给学生听，让他们说出汉语意思，进而把传统文化中先人对待快节奏的态度展示给学生，并让学生谈谈他们对老子这句话的看法。同样，学生会对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叹服并产生兴趣，锻炼口语表达能力。
再如讲“Discovery of a Father”的时候，可以联系朱自清的《背影》（“The Sight of Father’s Back”），摘选这篇散文中的一小段译文让同学们进行赏析。讲“The Greatest Invention”这课的时候，首先就让学生说出“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ancient China”，这篇课文是寓言故事，因而教师还可以联想到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诸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等寓言故事。教师让学生练习用英文讲古代寓言故事，就能达到操练口语、锻炼表达能力，感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双重目的。
3.课堂学习中的点滴渗透
教师在课堂授课过程中，可以适当根据具体情况加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比如授课若是涉及国外的某些习语或谚语，教师可以提前准备一些与之相对应的中国文化的习语或谚语的表达，例如teach fish to swim就是中国成语班门弄斧；love me love my dog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屋及乌。如果涉及西方的咖啡文化，则可以让学生联想中国的对应饮品――茶，思考茶在中国的渊源文化底蕴。再如提到英美文化中的色彩，教师可以启发学生思考中华文化中的色彩含义，并鼓励学生辨别二者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讨论出其背后的深层次文化根源。
四、结语
教师需要开动脑筋，平时多注重自身对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的积累，才能做到在讲授英文课本的同时，恰当地联想相关中华传统文化，逐渐地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点滴渗透到课堂中，继而实现既激发学生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兴趣又锻炼语言能力的目标。笔者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在课堂上对学生渗透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法，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英语教师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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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通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元素在广告中的传承与传播，分析了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广告中的误用现象，对如何正确、规范广告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提出合理化建议。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广告的完美结合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都必然会诞生一些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表现语言与表现形式，广告正是这样一种不容忽视的艺术形式，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价值观中最精华的部分创造性地挖掘、呈现、展示出来，通过巧妙的构思与创意，伴着与时俱进的旋律，使人们在欣赏优秀产品的同时，也能够深入而全面地探索、了解、传承中国文化。文化与广告的完美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华文化可以作为广告创意的源泉
我国悠久古老的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武术文化等等都可以作为某种商品广告的文化载体，将产品的信息与古老的中华历史积淀相融合，使其底蕴深厚，耐人寻味。例如:杜康酒以其传承十三朝文化为视觉符号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又指出其历经十三朝发展的白水杜康，成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白酒典范，是“穿越历史，见证文明”文化内涵的体现。
2.代表中国文化的典型形象受到喜爱和礼遇
广告作品中也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些文化元素所固有的文化内涵与产品自身特点相结合，在诊释了品牌内涵的同时发扬了中国文化。例如: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脊梁的万里长城已经成为一种品质的象征，她既代表着安全可靠(长城电脑广告语)，又标志着科技、精美(长城汽车广告语)，这种古典一与现代、文化遗产与科技产品、文化与广告的自然融合，更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广告的完美结合。
3.广告覆盖面大，受众多
广告的影响力、优美的文案、成功的案例足以证明:她已经成为宣扬中华文化的阵地，民族文化亦可为国产品牌提供厚重的文化支撑，使其时尚而不乏“内力”，从而彰显民族特色，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广告中的滥用
1.滥用象征中华民族的形象、标志
龙、石狮、长城等形象、事物是中华民族尊严的象征。对这些元素的滥用，是一种侮辱行为，严重损伤了国人的感情。在耐克球鞋“恐惧斗室”篇中，具有中国功夫的老者、飞天形象的美女以及龙的形象，都败倒在西方运动员勒布朗的脚下，引起了中国消费者的强烈反感。同样，在立邦漆“滑落龙”篇中，中华民族的图腾—龙，被广告制作者安排从涂有立邦漆的柱子上滑落下来，广告激起了向来以“龙的传人”自居的中国消费者的反感和不满。另一则飞利浦精英移动电话的户外广告，以中国长城为背景，以一位精英人士“坐”在长城上，用飞利浦移动电话通话为创意，遭到国人的不满，最后中国政府下令撤销这个广告。在以上的几个广告中，广告主和制作方希望把全球化策略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思路是好的，但是广告的失败之处在于破坏了象征中华民族尊严的形象，从而使产品的销售和品牌形象都受到了影响。
2.滥用传说、古典书籍中的典故或人物
中国古典书籍、民间传说浩如烟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滥用典故或人物、篡改情境或人物性格，成为此类广告中最普遍的现象。在步步高复读机的电视广告中，唐僧师徒一行四人去西天取经，途经外国，唐僧语言不通，悟空随即拿出步步高复读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唐僧的难题。广告虽然借鉴了电影《大话西游》的情节场景，但故事基本结构却源自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唐僧师徒取经可以作为创意点，但情节本身与复读机的卖点结合得很牵强，而且用一种恶搞的形式，除了让消费者记住了类似熟悉的电影情节，其它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其实是一种对古代典籍的歪曲和破坏，无形中损害了原著的艺术性和鉴赏价值。类似的情况还很多，诸如许多白酒类的广告，一味追求历史悠久，便找一些毫不相干的文化名人举杯畅饮，是滥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盗用现象。
3.滥用古成语、古诗词
古成语、古诗词是中国文化的精粹，它们具有简洁凝练、形象生动的特点。由于汉字发音、语义的特殊性，利用谐音、谐义、双关等手法，偷换字词、制造歧义的现象非常严重。比如:特效文胸的广告“丰胸化疾，一戴天骄”(逢凶化吉，一代天骄);止咳产品广告“咳不容缓”(刻不容缓);冰箱广告“制冷先锋”等等。据某媒体报道，某市一名初中生在写作文时成语出现了错别字，老师指出后，该生还强调“电视里就是这么说的”。滥用古成语、古诗词问题的后果己经很严重了。成语、诗句一般都有出处，或是出自名篇佳作，或是约定俗成，都不能随意篡改。虽然广告语运用要求新颖，但盲目求新、求押韵、求容易记忆，就有可能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引导和传播。
三、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如何在广告中规范、正确使用
1.寻找中国文化与广告创意的最佳契合点
作为在商业经济领域有着特殊作用与影响力的广告行业，不能只是简单把她看作一种提高经济效益的营销手段，还应以文化传播的发展眼光与思维将广告作品置于“时代文化传播载体”的高度加以利用，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弘扬与传承服务。
我们知道文化的外延范畴非常宽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亦是如此。从古文、诗、词、曲、赋，到传统节日以及各种民俗，这都是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逐渐积淀下来的最可贵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财富，我们应该加以利用。应善于从厚重深远的民族文化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寻找中国文化与广告创意的最佳契合点。既要保持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又要敏锐地洞察时代赋予文化的新内涵，在现代广告创意中合理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元素，用文化这根线牵住深深植根于国人心中的那条根，使广告的立意与受众的诉求产生共鸣，让广告成为沟通历史与现在、民族与世界的桥梁。
2.努力提高全体国民对传统文化欣赏水平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具备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人才，是教育事业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传承历史文化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对初级教育来说，可开设各种集教育、趣味于一体的课程，例如可开设古代传说故事的阅读课程、民间传说故事为题材的影视剧欣赏等。对中、高级教育来说，增加文史课程的比重，开设诸如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专题、古典名著选读等课程。作为大众媒体，应刊播宣传民族文化的公益栏目或公益广告。
3.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文化监管力度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规范使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保证，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提取、制作、使用、上进行全面的监督和保护。
(1)建立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版权、使用权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使用细则，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确立我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拥有及各项权利。
1.1研究价值被广泛认同
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4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哲学工作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或从科学技术哲学视角探讨中医学方法论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医古文、中医史学是这一群体的先觉者，还有一些中医文献学专业工作者也加入到中医文化研究队伍中来，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中医文化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随着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满足中医文化教育、宣传与传播的需要，一些中医药管理工作者、中医临床专家、中医基础理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外国语教师也介入到中医文化研究与教学中来;同时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开始关注中医文化，甚至将中医文化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1.5学科建制基本成形
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先后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199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独立建制的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随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的机构成为学校2011年协同创新中心，还有的中医文化研究团队成为校级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99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200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中国哲学史及中医基础理论学者，积极开展中医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长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中医杂志》的“学术探讨”栏目也积极发表中医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多项中医文化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有的还立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标志着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学科规划中将中医文化学作为了重点建设学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入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将中医文化学列入重点建设学科，标志着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招生点，专门培养中医文化研究高级人才。
2中医文化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还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2.1学科界限模糊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文化学与中医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内容的交叉渗透难以避免。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去“争抢”研究，导致中医文化学科被淡化，甚至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质疑。因此，在保持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划定自己的学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在中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内容分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则需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到解决中医文化学科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上来。另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虽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谓‘研究’却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使其整体研究状况与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中医文化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回溯性”研究，转向到解决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中来。
2.3研究队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医文化研究者来自众多学科领域，受学科视野限制，学者们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问题，运用自己的学科方法开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体视野的观照。目前中医文化研究主体，一是中医药学者，一是文史哲学者。中医药学者研究中医文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论素养，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医学层面，而未能够深入到中医文化内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长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医学知识储备，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文化表层，未能切入中医内部。两个研究主体由于处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培养一批热爱中医文化事业、具备深厚中医文化功底的中医文化专职研究队伍刻不容缓。
2.4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
中医文化研究时间不长，在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引导下，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许多问题尚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要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并列并重地位。中医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但由于学术内涵研究不足、实践研究不够，其在引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保健、产业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
3加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建议
3.1加强学科内涵研究，厘清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对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的认识趋同，但如何从中医文化本质、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分层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界定既不能广泛无边，否则难以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也不可过于狭窄，否则难以起到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作用。界定中医文化内涵，除了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中医药学科的关系，厘清中医文化与中医文献、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界限，在保持为其他学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维护学科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决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医文化研究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医药传承传播领域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医文化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外，还需要解决中医科学性、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医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着力点应放在中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
3.3加强中医文化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中医文化专门人才
关 键 词：体育文化；中华民族体育；单一研究范式；多元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4-0025-05
On 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s for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CHEN Qing
（College of Physical Cultur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Researches on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have certain limitations， which are not conducive to fully explaining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n today’s world where scientific technology is highly developed， when facing the change of research subjects， especially complicated body behaviors in national sports， the un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 for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should be necessarily deconstructed， while discipline crossing and blending type research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fully referring to research paradigms for natural science.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overcome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un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 for Chinese sports culture， which bases mainly on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exert the advantages of 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s in which natural science is blended in， fully and comprehensively study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and therefore gradually enrich and perfe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for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scientization.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Chinese national sports；un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
中华民族体育不仅表现出特色鲜明的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玄妙、神秘的特征，如导引养生、气功。由于对中华民族体育研究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经验研究相对于理性研究，难以清晰说明研究对象的结构、功能、表现和价值。在自然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仅依托单一的研究范式会制约其深入发展，应借助自然科学的优势共同探索，使中华传统文化中举世瞩目的理论，以及生动、形象印刻这种文化的民族体育焕发时代光芒。在中国知网以“武术”为主题，搜索历年研究成果，20 224篇武术学术论文中，涉及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内容则十分有限。鉴于民族体育中核心构成――身体行为是多元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复杂的研究对象需要多学科综合分析等因素，实现多元的研究范式研究具备可能性。关于研究范式的研究近年来逐步被国内学者重视，不过，对中华民族体育的研究范式的研究才寥寥几篇，如李龙、杨海晨等学者的成果。范式理论倡导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宣称范式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由此可见亟待完善的中华民族体育学科状态。
1 中华民族体育研究的局限性
中华民族体育很多内容不宜用现代科学理论解释，与中医等文化现象相似。比如，中医通过疏通经络治病，但经络在哪里？中华民族体育技术掌握需要“悟性”、技术风格依托“意境”、功力水平重在“气度”。那么如何评判习练者的掌握程度？显然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在人类文化全球化、文明共享的当下，这些内容与西方竞技体育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国人尚且不易理解和掌握，何谈对外传播、交流和推广。其实，中华民族体育可以通过科学理论给予清晰表述，只是在以往的中华民族体育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更倾向于单一的人文社会科学论述，忽视自然科学理论的介入，由此形成中华民族体育研究的局限性，进而影响中华民族体育的发展。
中华民族体育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隶属于文化领域的中华民族体育独立性不强，使研究者对这种人文现象认识不充分。中华民族体育与共生文化尚未完全剥离而自成体系。比如祭祀、节庆、游戏、娱乐等活动中，肢体活动与体育中的身体行为总是交织在一起，人们极易混淆日常生活与民族体育中的身体活动，因此难以确定研究切入点。第二，人文现象似乎只能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但是研究中又较少涉及民族体育，阻碍民族体育学科研究体系化。第三，中华民族体育是特殊社会文化熏陶的结果。研究者多以人文学科方式认识民族体育的背景、起源和功能，主观臆断人体文化的结构和本质。第四，强大传统思维制约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研究。正如张岱年[1]在《中华文化概论》中表述的那样，“中国古代的科学中也的确形成一些杰出的理论，如天人学说、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但这些理论是功能普适型的理论，普适于天地万物以及人事和人身。这种高度普适性的理论，虽也可以用来笼统、模糊地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可当它一旦成为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律条时，也就成了人们对自然界进行具体的、有分析的探讨的束缚力量，最终成为人们深刻认识事物本质、形成科学性专门理论的障碍。”第五，科技水平不高地区，普遍存在着研究者掌握自然科学理论有限、研究手段、设备和经费不足等情况，因此难以对复杂的人体文化进行必要的自然科学研究。
2 改变中华民族体育单一研究范式的条件
第一，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决定多元研究范式的可能性。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中华民族体育领域拥有共同的关注对象，那就是人的身体以及身体运动。其中身体行为是民族体育的核心结构，是肢体活动转化为体育的关键环节。因此，两个学科在研究中华民族体育时，完全可能进行跨学科多元研究。
第二，身体运动的复杂性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需要决定多元研究的必然性。人文社会学科多是感性的定性研究，而自然科学则是以理性的定量为重，两者可优势互补。特别是对复杂的身体运动和民族体育的研究，应该在感性认识之后进行理性认知。对中华民族体育的认识，以往多以感性为主的界定，认为民族体育是以肢体活动为手段去达到某种目的的活动。这样的认识难以解释生活、生产中的肢体活动与民族体育的区分。
第三，研究对象的转换决定多元研究的可行性。从研究范式演变中发现，研究对象发生转化之后，研究范式必然发生转换，该趋势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华民族体育以往更多依附在各种社会文化事项之中，如今已经逐步走向相对独立，特别是成为一种对人生命塑造的文化现象后，民族体育已不是体能阶段的生产准备过程，智能社会阶段的民族体育的生产性已经被生活性所取代，逐步具备自身框架，运用新的研究范式完全必要和可行。
3 构建中华民族体育多元研究范式的思考
3.1 研究态度的转变
中华民族体育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式和方法以及相关理论。中华民族体育的研究必须充分认识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克服单一的研究范式对自身发展的制约。
人文现象可以借鉴和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融合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会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刻。现实中，学者对定性研究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习以为常，有意无意忽视注重分析、注重理性的定量研究，这种态度误导学者的研究行为。关于经验研究和理性研究，可形象地将经验研究比喻成为“正向的金字塔”，理性研究是“倒置的金字塔”。从经验金字塔任何一个地方抽取一块基石也不会立即影响其稳定。恩斯特・卡西尔[2]146-147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一书中明确地阐述人文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可能性和必要性。是否在人文科学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关键在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们的态度。卡西尔说：“如果文学科学和艺术科学要成为可以用真正的科学方法加以处理的科学，那么首先要放弃它们所宣称的自主地位。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它们都不可自认为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们必须完全融合于自然科学之中。由于一切科学的认知都是因果的认知，因此，如同根本不存在两种不同层次的因果系列――‘精神性’的因果系列和‘自然性’的因果系列――那样，根本不存在自然科学之外的‘精神科学’。”其实，这两种因果关系相互制约和影响，在某一个阶段自然因果发挥更大的作用，旋即人的自由意志因果性表现突出，但是自然因果链并未消亡，人的理性力量是对自然因果的不断解读和对规律把握的表现。在进入大数据时代，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研究需要借自然科学的帮助和支持，卡西尔所强调的“只有数学性的原因才是真正的原因”[2]163有其深刻的道理。
3.2 研究范式的探索思路
1）演绎与归纳的结合。
反常态研究，即改变以往常态的研究方式的方法。通常学者们以归纳研究为先，随之再进行演绎。如果运用融合式、反常态进行研究，会得出更切合实际的结论。根据艾尔・巴比[3]在《社会研究方法》中提供“先推论”的演绎法能够给研究提供合理的假设提前，然后再进行以观察为主体的归纳法进行验证或修正假设，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的研究方法，这是中华民族体育研究可借鉴的研究范式之一。沿此思路，发现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中，有许多文化现象彼此间存在着隐形的函数关系，需要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论证和解释。比如，从普遍性的理论理解出发，推论（演绎）一个期望，提出假设：中华民族体育有益于人的健康。因此模拟绘制量化的数据如图1。以此主观假定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Y=F（x）。仅仅运用演绎尚不能解释实际，需要进一步借助归纳法进行分析。归纳法将具有一定离散程度的，非线性相关的现实进行科学修正，得出图2结果，于是出现符合实际现状的理性结论。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条非线性的曲线，研究过程中必须借助各种方法归纳，并使用自然科学的方式予以具体分析，以便于更明确地说明问题。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特别是对活生生的人，难以完全使用自然科学理论进行刻板分析。但是能够使用具有规律性的数据表明趋势，如人的一生中存在着客观的内缘性机能下降，以及生存环境等外缘性因素影响的机能降低等影响趋势。其中，社会环境中机械化的工作方式、优越的生活方式改变导致人的体能降低，如人在12 min内跑的距离随着特定年代的推进而减少。由此得出人的有机体体能随着人的衰老、社会环境的改善而降低的结论。对于这种现状，人类绝非束手无策。相关归纳研究表明，通过合理、科学、周期性的体育活动可以有效促进健康，帮助人类延长寿命。从而验证、推导出中华民族体育作为体育的有机构成，自然也能够促进人的健康。这种方式弥补先归纳后演绎，以及白描推理的不足，科学的数据图示形象、生动展示了蕴含其中的规律。
演绎向归纳推进，归纳完善演绎，两者相得益彰，从而使研究从经验走向科学研究。如李宁[4]有关太极拳练习速度中的脑电变化研究，采取的便是脑电检测的科学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修正人们原本认为入静的太极运动者脑神经不宜受到外界影响的假设，经过归纳和再演绎，可以看出人的意识始终能够作用于客体自身，使之产生相应的改变。那么，可以推测有意识通过太极拳等中华民族体育项目的练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健康状态。从研究到现实，民族体育具有健康促进作用，民族体育科学健身如何实现应深入思考。李文川[5]发表《身体活动建议演变：范式转换与量的积累》论文，为民族体育健康服务提供了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文中提及目前由于身体活动的不足已成为全球范围第4位致死因素。2008年，全球15岁及以上成年人约有31%身体活动不足，每年约有320万例死亡与缺乏身体活动有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中国在2010年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仅有11.9%参与有规律的身体活动，83.8%的人不参与身体活动。由此导致从1993到2003年10年间，心血管疾病发病从31.4%上升到50.0%，糖尿病从1.9%上升到5.6%这样持续恶化的局面。面对这种局面，李文川根据各类研究成果，认为中等身体负荷的多次积累能够发挥“量剂效应”，有益于促进健康。受此启发，深入研究中华民族体育以何种运动方式和运动量为各个民族提供适合本民族“口味”的疾病预防和有效的健康保障，必须进行“从经验到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对涉及身体负荷的各指标进行“药剂学”分析，提供具备科学原理的民族体育健身处方。
2）量化与质性研究的结合。
量化研究重点在于获得具备统计学意义的数据，通过具体的数据来表达现象的集中趋势。然而，量化研究所获得数据却容易抽空客观存在的生存情景，从而损失对具备丰富性和复杂性现象的真实反映。质性研究则是一种注重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意义理解、交互影响、生活经历和现场情景，在自然状态中获得整体理解的研究方式[6]。必须有机地结合，从量化向质性研究过度，使具体的数据变得生动、真实。质性向量化研究靠拢，使繁复的现实明确地展示其集中趋势、运行规律和特征。
（1）融会贯通式研究，是一种以跨学科理解方式，侧重运用量化指标说明客观实在的研究。用这种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对最具民族特色的武术进行研究，其成果远比运用中华民族文化“律条”的解释更能够深入人心。武术运动之美令人叹为观止，溢美之词充斥各类文献。然而武术之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至今很少美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被运用到武术美学研究之中。人类对美的感受在于人的内在体验，当然被审美的客体也必然具备着美的客观存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会对具备黄金比值（0.618）特征的客观存在产生美感，比如人们普遍对花卉、树木、书籍、人体等产生美感。因为，这些存在物的各种比例到达黄金分割论中的所谓“黄金比值”，该比例能引发人的愉悦感觉。人体的形体美自然也与此密切相关，以肚脐为黄金分割点，其下长度与身高比接近0.618――黄金比值者就会给人以美感。黄金比值与心理审美耦合，从而产生审美体验，而且有价值的存在强化着美感。武术项目虽未注重形体美的客观存在的美学原理，但在武术套路演练中则通过技术动作节奏弥补这个缺憾。计算武术运动员处理技术动作节奏中的快与慢、动与静、轻与重、急与缓等的比值，如果演练者很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使套路中各个组合韵律处理接近黄金比例的节奏变化，必然会引发人们的审美享受。武术发展至今天，已经从实用的征战、搏杀技法为主转变为富有艺术性的套路演练为主，所以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决不能脱离武术发展的现实社会背景，以及时代审美情趣。只要能够恰当地站在特定的场域，有效地运用量化数据方能帮助中华民族体育切实的发展。对此，武术套路的韵律与意境研究必须向着融会贯通式的方向发展，使研究成果能够提供武术套路演练的具体节奏参数，使研究具备应有的实践指导价值。
（2）质性落实研究，是在量化研究基础上，通过质性研究对人类行为进行文化的解释、理解，以及价值实现的研究方式。在众多的研究范式中，质性落实研究可以有效分析独特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意义和价值，以此指导实践。在武术教学中，如何解决套路记忆问题，需要通过量化研究成果说明100%规范完成技术动作能够轻松记忆套路，即大脑对某一技术动作的神经冲动所释放的定量神经递质引发相应数量的肌纤维运动，只有规范每次练习，才能使神经递质的释放量保持定量化，以及与引发的肌肉纤维数量保持一致，从而快速地形成所谓的“动作肌肉记忆”，如同学习游泳、骑车技术，一旦学会终身不忘的科学原理。量化研究可对学生晓之以理，了解学生的理解程度，为进一步的教学打好基础，然而，量化研究难以动之以情，即使学生明确道理，对套路记忆的教学任务关键还在于教师的技术权威、教学艺术引导、教法有效性、教师生动形象的文化灌输，以及和谐的教学氛围等。这些因素难以量化，唯有质性落实研究，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从文化意义上强化套路记忆。因此，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易于以质性落实研究为主。但是，重视质性落实研究，绝不能忽视量化研究的基础性作用，避免再一次回到传统研究范式的窠臼。
（3）数学思维研究，是建立在逻辑思维基础上的量化与质性结合研究方法。在侧重于质性研究过程中不能脱离数学思维的支撑，运用数学思维是有效提高质性研究深度的关键。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学科――哲学与数学保持密切联系，其他学科也必然存在着联系。“哲学在希腊开始萌芽的时候，数学就一直是引起哲学家特殊兴趣的科目”[7]374。中西方的体育文化分别是等式两边的内容，但是两边的体育文化意义却截然不同。该规律的启示是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完全循西方竞技体育的发展之规。比如，中华民族体育竞技程度有限，中华民族体育竞赛模式难以在域外与西方竞技体育抗衡。那么通过中华民族体育特有的内修养生模式则可以弥补西方竞技体育外练强身格局的缺憾，使等式的两边文化分量达到平衡。中国特有的养生内容缺乏可以量化、重测、验证的数据事实，难以被世人接受。对此，通过对传统养生、传统文化理论的数学思维研究，以数学注释形式向全球推广已经成为迫切的任务。在解决社会问题，解释文化现象时最好不要远离数学的诠释。比如，人们常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来形容运动员或体育工作者，对此如何回应？数学成为体育最好的帮手。董进霞[8]撰文综述一系列的数据，充分表明体育活动对大脑的发展和认知能力发展有积极的作用。理性地纠正被社会普遍误读的所谓“常识”。再如，在描述中国春秋文化思潮涌动繁荣景象时，使用“百家争鸣”表述方式。中华民族文化虽然很少这种近代数学的清晰介入，但是中国早已广泛应用的阴爻与阳爻理论就是一种经典的数学思维基础。如今需要将中西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进行融合，运用现代言语形式加以表述，发挥中华民族文化的智慧功效。
单一研究范式是人为所致，只要明确的科学态度，主动运用科学的研究范式，多元研究范式便能够很快构建起来在人类社会有许多看似难以表述的事物，这可能是惯性思维制约的结果，如果转换思路和方法，必然会有更多惊喜等待着我们。尤其是对过于集中人文科学领域研究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在强大的自然科学体系支撑下，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研究充分融合、借鉴自然科学的成果，一定会是古老且经典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焕发勃勃生机。张平中[9]对中国过去1 810年的高精度、高分辨率降雨量变化曲线、钟乳石生长曲线与历史朝代的更替进行对比，发现降水量大幅度减少的年代与朝代的衰亡年代基本一致。其结论是钟乳石生长的速度与社会发展呈正相关的关系。原因是钟乳石在风调雨顺期间成长较快，社会发展也在这个期间处于国泰民安、稳定发展的状态。那么，可以继续深入一步研究一番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在此阶段的表现，一定会弥补各种体育史料、考古资料的不足，并且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地绘制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曲线。
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在相对封闭环境中滋生出顽固的内敛倾向，为保全其自身地位，人为制造玄虚，保持神秘，其结果是作茧自缚。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必须打破这种局面。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研究应突破单一研究范式，建立融会贯通的多元研究范式。合理、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充分运用多元研究范式，不断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构建自身科学化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9.
[2] 恩斯特・卡西尔. 人文科学的逻辑[M]. 沉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M]. 10版. 邱泽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50.
[4] 李宁. 太极拳不同速度练习者的脑电比较[J]. 体育学刊，2014，21（3）：137-139.
[5] 李文川. 身体活动建议演变：范式转换与量的积累[J]. 体育科学，2014，34（5）：56-65.
[6] 熊欢. 中国城市女性体育参与分层现象的质性研究[J]. 体育科学，2012，32（2）：28-38.
[7] 伯特兰・罗素. 西方的智慧[M]. 马家驹，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统治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传统法律丈化的优秀部分应该在当今文化建设中施以其必要的影响力。
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我党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十七大报告对我国文化建设取得成就进行了概括的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效明显；思想道德建没广泛开展，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取得新成绩。”
建国六十年，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了较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建设有巾圉特色的社会主义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在思想道德文化上，我国不断探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新发展，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促进了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文化发展上，逐步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并将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六大又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战略目标，从巾央到地方都积极贯彻党的会议精神，积极探索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文化体制上，党和同家政府一直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政府的主导下，部分事业单位进行了企业化运作的改革，广播电视集团、报业集团、出版集团等纷纷建立，文化体制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同时我国颁布了诸多的政策，降低文化市场的准入门槛，大力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到文化产业中来，活跃了文化市场，此外伴随着文化的资本运作的发展，全国各地文化企业的直接或间接上市公司不断增加，拓宽了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文化企业的竞争力。
我国的当代文化建设，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文化的模式，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整个文化事业和产业的繁荣有序。“即国家从整个文化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综合运用各种调节手段，把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服务、消费等活动纳入国家所确立的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化发展目标，以提高文化事业建设的整体效应，保障文化事业持续、稳定和健康地发展。”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所谓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利用其所掌握的权力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丁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
一般说来，中周古代有四大类法，即礼、乐、政、刑。现代人习惯将政、刑作为中国古代的正宗的法，而诸如礼、乐却被视为法外之物。然而从发展事实看，礼乐是中国封建社会君王平天下最重要的法。礼乐的体系的崩溃，才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混乱。而所谓的政刑其实仅仅为维护礼乐制度而设，对违反礼乐制度的一种震慑手段而已。“礼乐”和“政刑”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整个社会秩序有条不紊的运行。即《礼记》中所记载的，“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与法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自从它们诞生就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力量的积淀，它们存在于普通民众的心理、习惯、行为中，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惯性机制，传统法律文化自始至终影响着整个社会长期发展的各个领域，以其特有的规范、凝聚、评判的作用，与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制约着社会发展的进程。
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形成，是不断修正其民族习性和法律传统的过程；也是不断消化，吸纳别国和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的过程。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古代贤人提出了适合他们时代的法律文化，而经过了几千年的积淀和延续后，虽然时代相距遥远，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华部分可以为当代法文化引进一种新思维方式。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了数千年来的中国法律实践，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蕴涵了诸多对现代社会的有益内容，其中许多不乏对当代社会的法律文化建设有积极的作用，如“富而好礼”、“秩序和谐”、“义利诚信”、“贤人政治”等。而诸多的传统法律文化思想都是当今社会发展有益的借鉴，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思诚者，人之道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法立而无犯，刑设而不用”。
三、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在当代文化建设的指引下，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而和谐社会需要一种和谐的社会理念，也需要一种维护和谐的法律制度。建设和谐的法律制度，必须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将传统法律文化中进行现代转换。
总体来说，应当从两方面人手，即一为观念方面，二为制度方面。在观念方面，主要是增强学法、用法意识，只有在真正懂法的基础上用法律在更深的领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制度方面，主要从立法、司法和监督等方面完善法律体系。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文化教学文化因素原则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外交流的渠道和范围不断拓宽,并由此引发了具有世界性的“汉语热”和“中国文化热”。这种变化,一方面使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以语言机能为重心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汉语学习者渴望了解中国文化和进行深层交流的需求,文化教学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笔者就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进行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了三点教学原则。
一、文化因素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本质来看,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承载文化的工具。文化学习和语言学习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文化因素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对此问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原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吕必松先生曾经指出:“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不熟悉或难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这类文化现象就成为理解和使用目的语的文化障碍。要消除这种文化障碍,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就必须同时进行相关文化因素的教学……对这类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的研究,建立起系统的理论,不但是第二语言教学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语言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
具体到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及其教学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语言存储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而文化信息的传达则必须以语言为中介,两者共生共存,互相依托。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很多词语的意义来源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词语表面的指示意义包裹着含有文化因素的“内涵义”。如果不了解文化背景,不明白其内涵义,就难以理解语言的真正意义。
如“愚公移山”这个寓言,可以说是中国男女老少皆知的故事,对其寓意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可是,外国学生听了这个故事后,有的说“讽刺了一个真正傻的老头儿”,有的说“批评了不听别人劝的人”,接着他们会提出问题:“为什么愚公不把自己的家搬走,而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把山挖平呢?”这反映了学生思维的活跃,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缺乏了解。他们不明白,在中国,愚公是以一个不怕困难的形象进入千家万户的,他象征着中华民族坚韧性的斗争精神。只有当我们把这个寓言产生和使用的文化背景讲解清楚以后,才能解除学生的困惑。
其次,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教和学都受实用原则的支配。外国人学习汉语,或者是为了当教师、做翻译,或者是为了解、研究中国,或者是为从事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因此,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对中国文化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认识欲望。刚开始,他们想学的就是怎样打招呼,怎样问候,怎样称呼别人,等等;有的才学会一些常用词语,就迫切地想了解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社会习俗,而到了中高级阶段,他们更是对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民族心理、风土人情和潜在的观念差异等十分敏感。学生对交际文化知识的浓厚兴趣和学习劲头,从教学对象方面来看,表明交际文化与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密切联系,说明单纯地学习语言不能满足需要。从教师方面来看,面对的不是自幼生长在母语文化环境中的中国学生,教师必须在教学中采用同教中国学生完全不同的方法。因此,在教授目的语的同时,教师应有意识地把目的语文化传授给学生,以弥补他们这方面的缺陷,使他们把语言技能转化为实际的交际能力,达到正确使用汉语的目的。
二、在文化教学中应遵循的三点原则
首先,总体设计,循序渐进。
所谓文化教学的总体设计就是在全面分析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各种内外因素,综合考虑各种可能的教学措施的基础上制定出最佳教学方案,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途径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各个教学环节成为一个互相衔接的、统一的整体。[2]
在进行总体设计时,循序渐进是我们应遵守的重要原则。一般地说,初级汉语教学的重心是语音和汉字等基础语言知识的训练。对于外国学生来说,了解和掌握汉语的音、字、词、语法的规律更重要。因此,这一阶段的教学,语言以外的文化内容还是少一些为好。即便遇到具有风俗语义的词语,也不宜采取介绍和说明的方式,而应采取简单注解的方式,尽可能不分散学生对语言规律的注意力。相应地,这一阶段的文化教学应集中介绍汉字文化。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是初学汉语者探求中国文化的金钥匙。掌握汉字文化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步。
中级阶段,口语课和汉语课的文化内容都有增加,应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并重。这一阶段的语言教学主要集中在使外国学生掌握并运用大量的汉语词汇和句式。汉语词汇浩如烟海,意义相当丰富多彩,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宽广而深厚。汉语几乎每个词、成语、俗语、歇后语、谚语、惯用语的后面都有一个文化背景,汉语词汇能给学生展开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而掌握不同的汉语句式能使学生具备语言交际能力。中级阶段汉语课的文化内容,对教材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生除了考虑字、词、语法等方面与初级及高级教材接轨之外,还要兼顾到文化内容的系统性,把系统的语言知识和系统的文化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互为表里,同步上升。
高级汉语教学是以传播中国文化为主要内容,使学生理解并掌握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提高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交际能力。这一时期的文化教学集中在介绍中国的文学、历史、地理、习俗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进行中外文化的多方对比,从中总结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利于外国学生与中国人在更深层次上的交流。
其次,区分学生的文化圈,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属于不同的文化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以此把握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层次。
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等国,中国文化的若干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已经融入到这些国家的文化中。例如韩国、日本至今还保留着中国的许多习俗、饮食、价值观念,韩国文化里有许多诸如“远亲不如近邻”这样的俗语和“虚岁”这样的习俗,在日语中使用大量的汉字和偏旁。对这些国家的学生来说,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知识就比较容易,可以从较高的起点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相反,像欧美、非洲等许多中华文化圈以外的学生,其本民族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大反差,学生起点较低,文化教学的重点应放在物质文化层面,并且要注意适度与适量。在词汇教学中,教师要讲清汉语与学生母语中所包含的不同文化,避免混淆。对中华文化圈外的学生,教师必须等他们的语言及文化知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再进行较高层次的文化教学。
再次,由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之一是“对外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外国学生使用汉语进行言语交际的能力,他们的交际活动又是“跨文化的”,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也应该置于跨文化交际的维度之中来考虑。
近年来比较流行的多元文化互动综合教学模式值得我们关注。该模式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把学习者的本民族文化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文化内容,以互动的方式与目的语发生关系,从而确定双向文化教学的方向。[3]
如在介绍中国传统节庆文化时引导学生对自己国家的节日风俗进行比较,使他们更加关注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只是由教师阐释中国文化的内容,缺乏学习者的呼应,就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进行对比时,学生还应尽量摆脱浅层的文化对比,避免以狭隘的思维方式简化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进行对比和思考,将自身感受和客观的叙述结合在一起,超越由教师陈述文化事实、学生简单接受的教学模式,将文化教学也转变为人际沟通的过程。
对外汉语教学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并不长,而其文化教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也经历从无到有,逐渐丰富的过程。笔者对此问题的探索只是在教学实践中的一点心得,不当之处希望得到专家的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建设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1999,(4):3-11.
论文摘要：民法法典化是我国学者正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对于怎样处理民法法典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重视不深，本文主要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民法法典化的阻碍因素，同时提出了自己关于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法法典化中的一点看法。
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以及发挥效力，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是历史的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或生存模式，它如同血脉，熔铸在总体文明的各个层面，自发地或者自觉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不仅具有文化的表征和意蕴，而且其建立和生存要以文化为基础，法律作为一种人类秩序，也需要文化的支持。
具体到我国民法法典化，它也需要有特定文化的支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传统文化却仍旧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当前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法法典化的阻碍因素，并在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予以避免。
在中国古代，尽管有着一般意义上的私有经济形式，也存在很多今天意义上的各种“民事关系”，但并没有产生出可以称之为“民法”的法律，并且数千年来中国只有一种法律，就是“刑律”。同时，在历史的发展中，礼与刑相结合为礼法，这种礼法文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着人们的心态、行为、价值取向，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品格。在中国古代特有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专制主义、义务本位、等级观念等等一系列特殊的法律文化现象，这些法律文化与近现代民法所强调的人格独立、主体平等、私权神圣等基本原则是格格不入的。这些特征成为影响中国民法法典化的主要因素，以下就几个方面分述之：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形成的小农意识观念对权利意识的排斥，使得民法发展失去了应有的社会基础
纵观西方民法的发达史，从古代罗马法到近代的《法国民法典》再到《德国民法典》，它们的产生无不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它们各自所反映的经济基础、调整的具体社会关系有所不同，但莫不与商品经济结伴而行。无疑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经济基础，即一块天然的奠基石。
但在我国古代，历朝历代无不从保守的小农意识出发，颁布了重农抑商，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经济政策。没有了商业，市场运作便失去了前提，而权利意识和民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作为上层建筑的、服务于商品经济的民商事法律制度，被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它的不合时宜。
二、 家国本位的思想观念和儒家文化的盛行扼杀了作为民事主体的人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意识
自西周以来，宗法血缘关系就是维系个体家庭的纽带，并形成了由血缘关系凝结起来的家庭组织。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于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没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个人完全融入于家族之中。中国的政治组织是一种家长政治，从组织层次上看，家族是国家的原型，由子孝、妇从、父慈所建立起来的家族关系，不过是民顺、臣忠、君仁的社会关系的缩影。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国家和家庭是两个同构体，国家不过是家族组织的扩大。个人在家族中，因辈分的高低而上下有别，为身份所束缚，没有个人的意志，个人在社会中因为等级尊卑而界限分明，同样摆脱不了身份的束缚。因此，在我国古代，个人是没有独立的主体地位的，并且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完全不曾发生过“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无怪乎我国古代民法之不昌。
儒家文化的盛行让人们的权利意识沉睡于未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文化构思出一个普遍和谐与稳定的理想社会状态，这种理想社会状态是通过以“礼”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和准则来维持的。这种道德观念和准则是以义务为中心和本位，以利益的压抑和权利的放弃为特征和内容的。所以，儒家文化所构思的理想社会状态同权利保护的法律秩序状态是格格不入的。它造就了中国的身份本位、义务本位，它否定个人地位、个人权利、契约自由，从而形成了中国的轻权利、法律，而重义务、道德的传统法律文化。这种法律文化至今仍存在广泛的影响。
同时，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义利思想也使得人们权利意识甚为淡薄。儒家的义利观强调的是人们对等级秩序的服从，压抑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强调的是国家和家族的整体利益，忽视甚至无视人们的个体利益。它以社会和家族为本位，强调的是个人对国家、民族的义务和责任，直接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义务为本位的特色。从而导致了人们的权利意识淡薄，不热衷于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保护。这在立法和司法上都有诸多表现，体现在立法上，各种民事关系多有民间习惯调整，缺乏完整而系统的法律；体现在司法上，重狱轻讼，往往将诸多民事案件当做民间的细微纠纷，而以人情世故来加以评断。
三、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培养了人们“无讼意识”，阻碍了民法的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是以礼俗人情为连接纽带的。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是“和谐统一、以和为贵”的，由此孔子提出“无讼”的思想，认为诉讼是违反和谐的。此外，依照儒家观念，诉讼的发生或纠纷虽是对美的破坏，但有时它们又似乎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若已出现，便理当消除。至于消除之手段，最佳者莫过于体现着“和”的调解（或“和解”了）。这体现在民间，就是人们之间的协商调解，希望将纠纷化解在成讼之先。如若化解不了非要诉至官府，则官员也可能进行调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消除双方的矛盾。总之，不到一切希望全无的时刻，平常百姓和官员不会诉诸官府和判决。这样，人们的“无讼”、“厌讼”观念，自然影响了作为权利法的民法的发展。
此外，诸如“法自君出”、法的伦理化等等原因也导致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民法发展的因素，从而最终导致了民法法典化进程之举步维艰。
就民法法典化的进程而言，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疑具有重大的阻碍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具有“不得不然”的历史合理性。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我们应该本着批判的态度，去芜存菁，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不足，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之精华，同时大胆引进西方先进民法文化中可供利用的资源，以实现我国民法法典化。
参考文献：
[1] 陈小君.传统文化的反思与中国民法法典化[J].法学研究，1998，(1).
一、文化馆本身的服务质量有待提升
另一方面，进一步分析群众对文化馆认同感降低的原因后得出，文化馆本身服务质量也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如上文述及，当代群众对生活质量水平的追求在不断提高，也就决定了群众对服务水平的追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在更多选择的前提下，文化馆没有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和能力，没有针对自身服务质量和水平做好工作，使得文化馆自身的竞争力在不断下降。在这种背景下，群众自然更愿意选择能够提供更高质量服务的场所进行文娱活动和学习，更愿意选择一个能够让自己感到更加舒适和欢愉的场所进行这些行为。因此，文化馆自身服务水平有待提升也成为影响其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发挥效力的主要原因。
二、如何高效发挥文化馆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的作用
（一）进一步发挥文化馆职能。从文化馆自身的职能来说，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举办各类展览、讲座和培训，为群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开展社会教育，提高群众文化素养。第二，组织丰富的文娱活动，指导群众业余文艺团队建设，辅导和培训群众文艺骨干。第三，建设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开展数字文化信息服务。总的来说，文化馆的职能主要是提供群众的文化素养，并且对能够提高群众文化素养的各种活动进行帮助和扶持，也就是为群众各种文娱活动提供场地上的支持以及技术方面的指导。因此，要高效发挥文化馆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的作用，首先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发挥其自身的职能。文化馆必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自身的职能进行加强，强化各种职能所所带来的效力，而不是削弱自身智能。只有发挥更强的职能，才能够提高群众对其的认可度，才能够达到提高效力的目的。
（二）加强对自身的宣传。同时，文化馆在进一步发挥自身职能的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自身的宣传，其目的在于扩大自身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要让更多群众知道文化馆、了解文化馆、愿意到文化馆中学习和参观。如上文述及，特别是针对于年轻的群众，其甚至不知道文化馆的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文化馆的职能如何强化，也无法让群众感受到。因此，文化馆可以积极组织丰富有趣的活动，如能够吸引年轻群众的科学展览或者能够吸引儿童的活动等等，并且加大宣传，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从一定程度来说，文化馆所举办的活动，如展览和培训在形式和内容上无法吸引群众，这是导致群众对其认同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文化馆必须在加强自身宣传的基础上，从文化馆举办活动的内容方面入手，必须让群众认为参观文化馆能够获得确切的收获，才能够促使群众愿意来到文化馆，才能够发挥其自身的职能，最终达到提高其在群众文化工作中作用的终极目标。
（三）加强员工队伍建设提高服务质量。最后，文化馆必须要不断加强员工队伍的建设工作，不断提高文化馆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为群众提供覆盖范围更广、更具有价值的服务。一方面，文化馆提高了自身的服务水平和质量，能够为群众的参观、学习和活动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够提高群众对其的认同，达到吸引群众的目的。另一方面，随着文化馆服务质量的提高，其对群众的学习和成长也有更好的支持，才能够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发挥更强的职能。
三、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