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12:01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现行法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一、新时期高校教育教学供需关系分析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知识、信息、技术在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有益性愈加突出。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建立和完善，供需关系的广泛建立使得教育面临产业化、市场化的挑战。就目前来看，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广泛建立、培训项目范围的扩大化。然而，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的产业化、市场化才刚刚起步，这与社会、市场、学生、家长对高等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存在错配和供给不足的矛盾。以下从供求角度详细分析。
（一）高校教育教学的“供”
改革开放和扩招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速，生源供给充沛，专业设置不断精细化。从量上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基本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专业设置的精细化基本满足了各行各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总体上看，人才供给大大超过了社会实际需求，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部分学生热衷于某些专业，生源数量往往超过招生数量，而一些特殊专业则门口罗雀。地区发展的不同对人才的需求无论是在专业素质还是人文素养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东部、南部沿海城市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首要选择，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则高素质人才供给不足。专业、地区、生源、教学资源存在严重的错配问题。从质上看，随着扩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生源进一步扩大但毕业生素质却在不断降低，这不仅表现在专业素质上，更表现在人文、道德素质上。从高校教育教学的实际上看，这种资源错配也较为突出。（1）高校之间的资源错配。少数著名高校拥有相当充足的资金、师资、生源，而大部分高校则资金不足、师资较弱。（2）在专业设置上，部分专业生源过分充足但师资缺乏，部分专业生源不足但师资充裕；同时，高校内部的资源错配。部分专业师资不足，而部分专业则师资过量。（3）专业培养的特征不明显。研究型人才和实务型人才的特征不明显，主要是培养方案和培养方法不恰当。这造成我们所培养的学生千人一面，个性化和创新性不明晰。究其实质在于，在我国高校整体上专业设置缺乏规划，导致一旦某专业在某时期比较热的时候，高校一拥而上办专业，加剧了资源的错配。（4）在课程设计上，过分僵化的设计缺乏人性化、个性化的设计。一方面，高校提供的课程大多为通识性的知识，注重理论传授，忽略了实际操作能力的要求；另一方面，个性化的课程过少，如书法、美术、珠宝鉴赏等受学生欢迎的兴趣课程几乎没有设计。从高等教育的制度支撑上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主要包括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育部的部门规章和规定、高校的管理规定。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学生道德规范、学生学术规范以及心理健康标准、体育素质标准等标准。从强制性上看，大多数规范仅具有建议、知道的性质，即使作为效力最高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也仅仅规定了大量的任意性条款。这造成高校在实行教育教学管理时缺乏依据，尤其是刚性的规范，教育教学管理规定难以真正有效地落到实处。
（二）高等教育教学之“需”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看，随着科技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人才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高技术人才的重要价值也日益凸显。根据国务院2010年6月6日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2008年每万人中研发人员24.8年人/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为24.4%，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为9.2%；依据规划到2020年这一数字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研发人员为43年人/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28%，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为20%。从一个侧面看，这也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即研发人员、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较大，人才的受教育程度要求较高。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应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素质高的研究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从学生的状况而言，市场经济的一个副作用是催生了80、90、00后较强的竞争意识和物质、金钱观。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观念在这几代人的价值观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信仰、价值观的缺失导致价值评判的易位。反映在求学上，表现为盲目跟风，缺乏目的和规划，缺乏主动性。反映在就业上，表现为缺乏职业规划、盲目就业、眼高手低。当前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尤为严重的情况下，学生的求学更加侧重于实用有效的专业、知识，对理论性或需转化实用的知识的渴求程度明显低于对实用知识、技能的诉求。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结合使学生渴求一种实践性较强且适应时展的知识和技能，因而处理问题、解决困境的能力在当前尤为重要。尽管各个高校的教学规划中也存在着实践性教学的规划，而且也实施着规划的内容，但由于学校、社会重视程度不足以及作为实习生“零”回报的设计，大大挫伤了学生的积极性，实践性教学大多流于形式，弄虚作假在所难免。
（三）高等教育教学的“供”“需”平衡
通过上述分析，高校教育教学的供与需并不平衡，存在资源错配、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部分教育资源供给过足，表现在部分专业设置的过量和部分行业需求供给过足等方面；另一方面，部分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表现在高技能技术人才培养、环境科学、天体科学等方面。之所以出现资源错配、供需不平衡，原因在于缺乏科学、合理、有效以及长远的人才发展规划和教育教学促进规划，忽视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后置性的教育教学方法。具体而言，虽然我国也存在人才发展规划，但相比欧美国家，我国的规划未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学生价值观变化的实际紧密并有效结合，忽视了教育教学的规律。长期以来，教育教学的管理性、监督性被过分强调，教育产品消费的特征被忽略，学生在教育教学中一直处于被动和被监管的地位，忽略了市场规律和教育规律，后置式的教育教学管理难以应对变化的实际。基于以上原因的分析和高等教育教学供需不平衡、资源错配明显的问题，高等教育教学管理活动应从以下方面作出改进：（1）从国家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宏观层面，应当注意高等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研究型人才培养的不同特点，强化不同人才培养的方法、方式上的不同，更加侧重办学的专业化，改变以往刚性的综合办学、计划办学，实施有计划、有步骤的专业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计划，更加强调专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着力解决就业难问题；（2）从高校教育教学的微观层面看，强调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明晰学生教育消费者和教育管理接受者的双重身份，更加注意教育服务的人性化，提高教育教学管理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改变过分强调管理的旧观念；（3）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的发展设置专业和教学规划并注意学生的参与性，在培养上应注意学生的价值偏好，改变以往“一切都是为你好”的强迫或半强迫的培养方式；（4）注意教育教学管理活动的前置性，改变以往后置的专业发展、招生就业、心理健康教育等培养方法；（5）教育教学活动更加人性化，强调学生的参与和提升学生兴趣，在课程设置和教授上强调学生的参与和兴趣；（6）确立人本观念和教育服务观念并以此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和设计教育教学管理规定，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参与性，注重教育的消费性、服务性和规律性。
二、现行法框架下探索设计教育教学管理路径的制度支撑
从我国现行立法体系看，依据立法和效力位阶，我国关于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立法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规范：第一层次为法律规范，主要包括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属于法律层面的规范；第二层次为行政规范，主要是一些行政管理的规范，包括了教育部制定的部门规章、国务院有关高等教育教学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第三层次主要是经国务院、教育部等行政机关批准在高校内部实施的管理规定。从法律渊源的角度看，既包括国家制定法，也包括了高校的管理规定、习惯、党的决定等非正式法律渊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于此，在现行法范围内探索出一条特色的、符合教育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高等教育教学管理之路具有重要意义。对法的渊源，可作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的划分。所谓正式渊源主要是制定法；所谓非正式渊源主要是习惯、惯例等规范。以下分而述之：从正式渊源的角度看，主要是上述三个层次的立法，依据立法法第7条、第8条、第56条、第63条、第71条、第86-88条之规定，法律在上述正式法律规范中具有最高的效力，其他法律规范依据各自的权限对法律仅有有限的规定权并且不得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定。基于此，很有必要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做一具体分析。依据高等教育法第28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利：（一）依据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据此，高校有权利制定并实施自治管理规范，组织教育教学管理活动并享有一定的处罚权。从此条来看，高校对教育教学活动可以依法实施独特的自治管理活动。结合立法法的规定，高校可以通过制定并实施自治管理规定、教育教学管理规定、学生处分规定等，在程序上需报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即可。据此，在制定法框架内，高校教育教学活动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并经一定的程序可以实现创新改革的目的。从非正式渊源的角度看，高校教学教育管理活动的主要依据包括高校制定的校纪校规、习惯、惯例等。通过上述分析，高校有权制定并实施教学管理规范并享有一定的处罚权。总体上看，这些校纪校规包括两种：一种是须经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具有强制性的管理规定；一种是不须批准的具有建议、指导性质的管理规定。前者的制定和实施成本相对较高，而后者则缺乏强制力，实施效果差强人意，但此两者在当前的教育教学管理中仍具有重要的价值，不可偏废。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教育在我国也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大量的习惯、惯例，如秋季入学、老师授讲学生聆听、上请下教达者为师、不能迟到早退、不能无故缺学等。这些习惯、惯例在学生的启蒙、初等、中等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行为强制和心理强制的作用，在高等教育中虽然也发挥着作用，但主要是一种心理强制的作用，依靠学生的自觉实现。由此，将一些符合时展和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范的教育习惯、惯例成文化并通过有效的管理规定实施，实施对于教育教学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现行法框架下的教育教学管理路径思考
对此案判决，陈兴良教授持反对态度，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共用一个犯罪构成，但两者在结构上有差异，要填补这种差异，必须考虑等价值性问题。作为义务及其程度难以对等价值性作出科学判断，应在作为义务外寻找判断标准，判断标准是不作为人的原因设定。在不作为人故意或者过失设定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情况下，由该不作为实施的犯罪和由作为实施的犯罪在构成要件方面就是等价值的。对于宋福祥案，不能以作为义务程度的高低，作为判断宋福祥是否构成不作为之故意杀人罪的依据。关键是要看其妻自杀死亡的原因是否宋福祥故意或过失设定的。夫妻吵架，不足以成为自杀死亡的原因，自杀死亡是李霞本人行为的结果，因此宋福祥的不救助与故意杀人罪之间不具有等价值性。”陈兴良教授从等价值性的角度来判断宋福祥是否具备作为义务，可谓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讨论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判断标准，陈兴良教授未从表述上直接沿用因果关系说、保证人说或违法性说等任何学说，而提出不作为的原因设定说。此说应用于先行行为的保证人地位类型，表现为对先行行为作故意或过失、客观归责的双重限定。详言之，先行行为不仅应为故意或过失行为，还应与所致风险具备相当因果关系。但不作为人的原因设定说，就先行行为类型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特定犯罪论体系而言，可予适用，对其他保证人地位类型的不纯正不作为犯，能否理所当然地适用呢?如果硬性适用的话，是否有不当限缩不纯正不作为犯之虞呢?这是有探讨余地的。张明楷教授明确支持判决，认为:“宋福祥听到了妻子上吊自杀时的凳子响声，这表明其妻子的生命面临危险;由于妻子是在自己家里上吊的，而家里又没有其他人，这说明妻子的生命完全依赖于宋福祥的救助行为;宋福祥确实可以轻易的救助妻子。这些都足以说明宋福祥的作为义务程度高，或者说负有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成立要件的作为义务。”张明楷教授通过论证李霞的生命紧迫依赖于宋福祥的救助，从而认为宋福祥的作为义务程度高，从而负有救助义务。但是，张明楷教授的论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逻辑上讲，作为义务程度的高低，在行为人具备作为义务之后，才能去判断，在作为义务的存在与否获得证明之前，何来作为义务程度高低之说呢?若张明楷教授意在通过论证李霞的生命紧迫依赖于宋福祥的救助，从而认为宋福祥负有救助义务并且该义务的程度高，但即或如此，救助义务的高低已经没了有意义，因为具备该义务就表明宋福祥处于保证人地位，这已能为宋福祥的入罪提供依据，无须提及宋福祥作为义务的高低;另一方面，李霞的生命紧迫依赖于宋福祥的救助，怎能成为宋福祥具备救助义务的理由呢?若推而广之，凡处于危险状态的人，只要其生命紧迫依赖于他人的救助，后者即产生作为义务，保证人地位就会无限的扩大化，这是危险的。可见，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由先行行为类型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特殊构造决定，必须予以限定，否则将导致刑罚制裁的不合理性。陈兴良教授对本案作出的结论，笔者赞同。三、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的限定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的限定，可从多角度展开，现仅从故意或过失、客观归责两个方面予以讨论。
(一)故意或过失的限定先行
行为是否具备故意或过失，旨在厘清不具备故意或过失的先行行为能否形成保证人地位。以威尔泽尔为代表的目的行为论者认为，构成要件行为无法纯然客观地与主观相切割，相反，故意或过失决定了构成要件该当行为的成立。至此，目的行为论者提出了目的论体系，改变了新古典体系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中只有客观不法构成要件的状况，嵌入主观不法构成要件。此后的犯罪论体系中，都包含主观不法构成要件。主观不法构成要件包括故意、过失或目的。先行行为欲形成保证人地位，是否必须出于故意或过失呢?对此，李海东教授认为先行行为不必出于故意或过失，但林山田教授持反对态度。笔者认为，先行行为是否必须出于过意或过失，关键在于其“行为性”。就自然意义而言，作为犯与先行行为类型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具备相同的原因设定，也就是说，虽然两者在风险的创设与实现之间的具体流程不同，然而，先行行为如同作为犯的行为，对风险起着一种“本原动力”的作用。概言之，先行行为与作为犯的行为一样创设了法益侵害的原因设定。另外，就风险的创设与实现之间的具体流程而言，先行行为类型的不纯正不作为犯明显比作为犯复杂，那么，就更不应该对先行行为宽松审查。先行行为既然能形成保证人地位，则如一“阀门”，如果“阀门”不牢，无论其后如何严格限定不作为本身，恐怕也会不合理扩大刑罚范围，不可不慎。因此，先行行为与作为犯的行为应受同等严格的限定。贝林提出客观性构成要件后，受到迈兹格、麦耶等人批判，最终由目的行为论者将主观要素从罪责中复制到构成要件中。从此，不管犯罪论体系如何演变，构成要件中始终包括主观构成要件，行为与故意或过失结下了不解之缘。将这一点推导至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也要求其不能脱离故意与过失。人的身体举止如果没有故意或过失，就作为犯而言，当然不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同理，先行行为如果没有故意或过失，自然不能为其产生的危险负责，先行行为责任的范围仅能涉及事先预见的结果。虽然先行行为后的不作为也应具备故意或过失，但不能因此否认先行行为也应具备故意或过失，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严格地同等限定的必然之义。具体而言，先行行为具备故意，是指行为人在实施先行行为时，对先行行为可能导致法益侵害的危险这一点有认识，但希望或者放任其先行行为的实行与法益侵害危险的出现;先行行为具备过失，是指行为人基于各种防止侵害法益的危险出现的注意义务，应注意不要引起侵害法益的危险，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但轻信能避免，从而导致法益侵害的危险出现。本案中，宋福祥与其妻李霞的争吵，对李霞随后自缢的风险来讲，不具备故意或过失，由此不具备先行行为类型的保证人地位。
(二)客观归责的限定先行行为
导致法益侵害的危险，行为人应排除风险的实现，否则应承担责任。这就是先行行为类型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基本归责原理。但从而衍生问题:先行行为与所致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认定?仅靠条件说就能解决问题，还是应通过客观归责的检验?德国关于因果关系认定的通说是条件说。条件说是由奥地利诉讼法学家格拉泽创立的，德国帝国法院法官冯•布里进行了充实。条件说常被表述为:导致一个结果的各种条件，在具体结果没有被取消就不能想象其不存在时，都应该看成是原因。或者说，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原因的，是结果的任何一个如果略过它，则具体形态的结果便不能够成立的条件。条件说建立在一种“去除法”的公式上面:刑法上的原因是指造成该具体结果所有不可想象其不存在的每个条件;反之，若可想象其不存在而结果仍会发生，则非刑法上之原因，即无因果关系。条件说基本出发点是一视同仁，亦即，所有造成结果的条件都是等价的，不许区别造成结果的原因是“原因”或“近因”，是“典型的”或“纯属意外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A(条件)，B(结果)就不存在的话，A就是B的原因;如果没有A(条件)，B(结果)存在与否无法确定的话，A也是B的原因。条件说受到的批评首先是，该理论扩大了刑事评价对象的范围。随后作为补充规则，相当因果关系说被德国弗莱堡市医生克利斯首次提出。相当因果关系说强调，行为与结果之间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能性，才能认定有因果关系。详言之，以一般的经验为客观判断，若该原因在通常情况下均足以造成该结果，则行为与结果之间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反之，若该原因在通常情形下，并不一定会造成该具体结果，尤其是该结果完全偏离常规者，则不相当。条件说与相当因果关系说互为补充，方可最大限度找出导致结果的原因。德国最高法院认为，犯罪论体系的第三阶层———有责性对故意或过失已严格限制，不必以相当因果关系来克服限制条件说宽泛之弊，所以不采纳相当关系说。但条件说的宽泛性，表现于主客观两方面，前者涉及主观相当性的缺乏，如故意或过失，后者涉及客观相当性的缺乏。因此仅强调故意或过失，尚无法全面克服条件说宽泛之弊。如今此问题已通过犯罪论体系的革新———客观归责理论的出现得以解决。犯罪论体系在德国经历了五个阶段:古典体系、新古典体系、目的论体系、新古典与目的论相结合的体系、目的理性体系。其中，目的理性体系中首次出现了客观归责理论。在客观归责理论代表性人物罗克辛提出的目的理性主义犯罪论体系中，客观归责紧随因果关系，共同致力于组成客观不法构成要件。客观归责理论包括三段规则:制造法不容许的风险、实现法不容许的风险、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是构成要件该当行为的表述。不过，客观归责以制造不容许的风险来替代行为，一方面，说明了对结果无价值的重视。结果无价值是指法益侵害或危险。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最终落脚于“风险”，充分表明了对结果无价值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行为无价值的限定。因为“不容许”二字，表明了对“违背义务”的强调。而“违背义务”恰好是行为无价值的内涵。换言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具备社会相当性，即一般人都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是日常生活行为，则不认为制造了法不容许的风险。实现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是指因果关系的设定。其下有一条重要的子规则:“有些情况，实际上并未实现风险，或者所产生的非典型性危害后果属于完全特殊性质，或者其发生流程极度地超越了所有的生活经验，以至于不能从理性的角度对此加以预计，对这样的情况必须否定客观上的归责性。”也就是说，如果结果超越一般人预料地发生，就不认为实现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这是从相当因果关系有无的角度，来判断法所不容许风险的是否实现。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是指被排除被害人自我答责。被害人自我答责是德国刑法学中的一个理论，其认为:只要被害人的任意支配着损害结果的发生，损害结果的发生仍然处在被害人的行为所能控制的领域之内，就存在着被害人对不发生损害结果的优先负责性，就要由被害人自己对所发生的损害结果予以答责。也就是说，如果被害人自主自愿地选择了其法益被侵害，就不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客观归责理论对先行行为的限制，主要表现在运用其蕴含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根据许玉秀教授的观点，因果关系以条件说为架构，而客观归责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为架构，包容并取代相当因果关系说，以限制客观不法构成要件的适用范围，这实际上是限制条件说的理论。详言之，客观归责的核心部分为“创设风险”，即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至于“实现风险”，交由相当因果关系说判断。可见，对行为进行客观归责，自然包括相当因果关系说的适用。从最全面的角度而言，对先行行为进行客观归责，从而判断能否形成保证人地位，应沿用其判断公式:不允许的风险的创设、不允许的风险的实现、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一共要经过三个环节的检验:不允许的风险是否创设、相当因果关系是否具备、被害人是否自我答责三个环节。如果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属于社会相当，或者与所致法益侵害的危险之间不具备相当因果关系，或者被害人对其法益侵害自我答责，先行行为则不能通过客观归责的检验，据此不具备保证人地位。本案中，宋福祥与其妻李霞的争吵，是日常生活行为，属于社会与法律应容忍的范围，正如期待他人乘坐飞机失事死亡而劝告其登机一样，行为人没有创设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另外，宋福祥的争吵与其妻的上吊死亡也不具备相当因果关系。最后，宋福祥的妻子自主自愿地选择了上吊身亡，应自我答责。因此，宋福祥与其妻吵架的先行行为不能通过客观归责的检验，排除保证人地位的形成。
二、结语
一、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先进性及其弘扬
现代民商法文化首先是一种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性表现为：现代民商法反映市场经济渴望自由、平等、竞争、合作的一般规律，表达文明和创新型社会对人权、公平、守信、自治的内在要求，对经济活动、科技创新和社会生活起着最基础的调节、规范和指引作用，并以其固有的逻辑力量推动着社会发展进步。具体而言，现代民商法文化具有社会进步性和适用技术性的双重品格。
(一)现代民商法文化的社会进步性
现代民商法是关于市场经济的法和公平而自由竞争的法，以保护民事权利、人格尊严和个人自由，促进市场主体的自我实现为已任。因此，现代民商法文化内在地具有权利、自由、平等、公平、守信、合作和责任等现代法治文化的品质。在这样一种法律文化环境中，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基于生活经验和感受，在潜移默化中，就会养成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和责任意识。反过来，也可以说，不具有上述意识的经济，算不上市场经济和公平而自由竞争的经济。这正是现代民商法文化社会进步性的集中体现。
现代民商法文化的社会进步性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文明类型演变挑战与反应学说的挖掘，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新经济形式的大量出现，社会分工与专业化越来越细致，政府、企事业等各类社会组织都成为社会网络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广泛的合作与联合，从而促进交易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以及合作的个人主义(cooperative individualism)同时，随着工业化、商业化进程加快，资本不断集中，卡特尔、辛迪加等垄断形式的建立，经济活动中出现大企业对小企业、生产者对消费者、企业主对劳动者的恃强凌弱;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对资源的掠夺与对环境的污染并存，产品事故、安全生产事故和环境损害事故不断出现，人类正面对着现代性后果的空前挑战。
面对上述经济和社会生活(条件)的深刻变化，近代民商法在向现代民商法演进的过程中，法学文化思潮继承了民商法系人法和权利法这样的观念，特别强调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这样一种建立在传统私法文化的基础上，冲破近代民商法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失责任和形式上自由平等理念的束缚，旗帜鲜明地反对重物轻人，既高度重视人的财产权利，又(在民商法典制建设中)把人格权保护置于重要位置;[5]既注重形式正义，宣布所有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又关注实质正义，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弱者的呼号和疾苦予以深切的同情和现实的保护;[6]既促进、弘扬人的自由和首创精神，又以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等法律原则昭示一种对绝对自由的约束与节制[7]23;既主张过失责任，又主张对无过失责任和公平责任进行补正，弥补一味强调过失责任在社会某些领域造成的利益失衡状态;[8]既注重维护个人自由自主，倡导个体的能动性，又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共赢;既注重保护民事权利，也不忽视行使权利的社会责任。由此形成了现代民商法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和责任意识等法律文化品格。
现代民商法产生伊始，便面临着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与此情形，如何实现私法关系中的利益均衡，逐渐成为现代民商法文化和制度建设追求的目标。利益均衡的达成，必然要求实现实质正义、个别正义。因此，现代民商法文化的精髓，集中表现为对实质正义、个别正义的追求。
例如，在交易关系中，现代民商法文化主张对交易双方的交易能力、获益状况、社会地位、资源控制和信息占有等进行比较衡量，以利扬弃形式正义追求实质正义，并从一般正义入手实现个别正义。为了实现实质正义、个别正义，现代契约文化对近代契约文化的理性主义、自由至上等理念，进行了反映时展要求的改造。基于理性主义、自由至上的绝对的契约自由与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近代合同法的根本原则，使契约关系中强势的一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一度减轻到了最低限度。为了纠正合同签订中恃强凌弱带来的非自由、非正义、非平等，现代契约文化从具体的正义出发，为实现当事人公平参与交易对实质正义、实质自由和实质平等的客观要求，不仅以诚实信用权利滥用情更和交易基础消灭等一般条款，把人的因素、利益衡量原则和相对性引入到信奉绝对性、形式正义的传统私法文化之中，而且对格式合同予以种种限制，不断修正近代契约文化中曾经盛行一时的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原则和绝对自由主义，以合同自由应当是缔约各方的自由为念，对格式合同提供方滥用自由限制他方合同自由的行为实行反限制，从而维护合同自由。
二、现代民商法文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一方面，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秩序，是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和谐社会，解决市场失灵和分配不公，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保护各种弱势人群的正当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又尤为重要。一方面，工业化仍然是中华大地的发展主题，伴随而来的是劳动侵权、企业事故、医疗事故、环境污染和缺陷产品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化时代正在蓬勃发展，金融技术、生殖技术、克隆技术、干细胞技术等新技术不断用于经营实践和社会生活，电子商务、银行、代孕、细胞移植等新的交易形式不断涌现，新类型产权、合同和侵权等案件频频发生。凡此种种，既为我国民商法的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丰富现代民商法的内涵提供了现实条件，又使我国民商法文化建设同时面临发展市场经济与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社会问题的双重任务。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刻理解现代民商法的文化品质，注意到它同时具有先进性和局限性的双重品格。
(一)现代民商法文化先进性的中国含义
现代化具有器物现代化和思想观念现代化两层含义。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民商法文化的社会进步性，对于实现我国的现代化目标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是我们改造和抵制产生于传统农业社会和专制体制的封建文化、官僚文化、等级文化、特权文化和小农文化的强大文化力量，为我国的民商法文化和制度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应当有利于合理地确认，平等地尊重，充分地实现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民商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经营权利。
第二，应当有利于促进以公平竞争和诚信经营为核心价值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第三，应当有利于合理地调节及处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民商事主体私益之间的关系，引导各类民商事主体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正确对待其民事权利，促进经济、社会生活中善良风俗和公平正义的形成。
第四，应当有利于解决高新科学技术研究及广泛应用于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所面临的复杂的法律问题。例如，人体干细胞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的私法问题。
(二)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中国含义
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局限性提示我们，民商法文化传统上认为属于民事权利的许多权利，如健康权、劳动权和环境权，同时也是人之作为人所固有的基本人权，中国民商法的立法和司法应当致力于平等地尊重、实现和保护这些具有社会权利属性的民事权利;同时，在法律责任方面致力于降低公平分配市场经济活动逐利取向导致的社会风险。这就要求通过对中国民商事法律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化改革，在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关注各种弱势人群的权利和自由，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为此，中国民商法文化建设应当顾及到许多民事权利同时具有的社会权利属性，意识到社会群体的阶层结构越分化，就越需要平等地实现和保护这些基本的共同权利。这样才能缓和已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具体而言，理论上，尽管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和两极分化是私法秩序的逻辑结果，但是，我国当前出现的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主要不是私法秩序带来的后果。因为，私法秩序在我国还未全面形成。例如，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一部分人根本没有竞争机会，参与竞争也是形同虚设，以至于人们说拼爹的社会没有未来。于此情形，并无自由竞争，更无公平竞争。
因此，对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讨论，于我国而言，绝非要否认现代民商法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调节作用。事实上，没有现代民商法的基础调节作用，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会遭遇体制机制的障碍。当前，我国许多地区存在经济发展方式久推难转问题，其直接原因是受到政府主导的要素驱动和投资拉动式经济增长的掣肘，而其根本原因，则是经济生活中，我们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强，而封建文化、官僚文化、等级文化、特权文化和小农文化的成分过重!隐藏在这些落后文化背后的是寄生性、依附性和投机取巧心理，以致创新乏力，转型困难重重。然而，为了维稳，为了和谐，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强势，行政权力包打天下，表现为强有力的政府管制，导致政府资源配置权力的加强、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增多，也在加速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这实际上是以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局限性否认其先进性。
目前，中间业务是各商业银行机构极为重视的业务，也是金融创新的主要领域。中间业务是指银行通过为客户办理支付结算，以及其他委托事项从中收取手续费的各项业务，包括票据承兑、开出信用证、代客外汇交易、代客理财、汇兑等业务。由于无法对日新越异的银行中间业务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管理，业内逐渐出现了一种无奈：律师服务未能在中间业务领域发挥应有的保驾护航作用，银行开始从风险经营型企业，演变成风险厌恶型企业，其中律师服务缺位成为重要的原因。如果说传统存贷款尚有固定的法律服务模式可循，更多的中间业务和金融创新业务，正在成为没有法律服务规范可循、具有巨大需要的领域。进入银行中间业务领域，需要重新定位银行相关部门的职能，与律师服务协同发挥防范控制和化解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由于银行中间业务法律规定很少，限制相对宽泛。律师应当积极建议银行建立完善的中间业务风险控制机制，以专业知识对合同性文件进行法律审查。让律师服务提前介入中间业务产品设计和交易，论证中间业务新产品的合法、合规性，客观、公正、合理地安排中间业务法律框架，开展法律专题调研，研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预防，建立法律风险评价制度，研究总结法律咨询疑难问题，逐步形成中间业务法律指引。对中间业务合同及文件进行法律审查，商业银行总行或分行对多数传统业务已经制定了规范缜密的制式合同，但在中间业务方面，由于种类繁多、产品差异较大，客户需求差异化，出于业务竞争的需要，需要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因此较多业务没有制定制式合同，在此情况下银行相关部门与律师在开展中间业务过程中，应当根据客户实际需求拟订合同。目前，中间业务立法仍有不少空白，对联系广、影响大的业务侧重于监管限制，忽视银行与客户关系的调整，缺乏对中间业务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有效规范。基于上述实际，律师可以通过中间业务合同文本的审查、修订、使用、管理，进行合同履行及跟踪监督，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发挥合同文本的事前防范功能，进而增强中间业务可预期性和确定性，规范银行和客户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防范减少纠纷。
2.开展有效性审查———控制消费贷款法律风险
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即银行的零售业务)业务领域，蕴含着律师非诉讼法律服务的广阔空间。以个人住房贷款为例，律师介入银行按揭业务，运用法律知识和经验，对开发商、购房者的主体资格和文件进行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审查，通过服务银行、开发商和购房者三方，既能有效地防止虚假现象出现，尽可能控制信贷资金出现呆账、坏账；又能对银行信贷资金安全、有效、及时地回收起到保障作用。通过对三方当事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从而保障消费贷款的安全、便捷、合法、规范。具体来说律师的法律服务应包括：协助银行对房产开发商及楼盘开展调查确认，出具法律意见书。协助银行做好对购房者的调查核实，出具法律意见书。协助银行、开发商、借款人三方拟订个人住房按揭法律事务所需一切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并对三方签订的协议、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提供律师见证。协助各方办理按揭贷款房屋的各项登记备案。根据借款人的还款日期，及时提醒借款人履行合同按时还款，对借款人迟延还款的，发出催款函督促购房者按时归还本息，发现购房者无力归还本息，尽早采取措施，要求开发商履行回购义务，或拍卖所抵押房产。
3.运用法律文书工具———优化律师服务
银行对开发贷款项目、技改贷款项目的项目评估是贷款前的必经程序，项目评估报告是商业银行审贷会决定是否贷款的重要决策依据。项目评估报告通常包括：借款人评价、项目建设条件评价、市场评估、投资估算和筹资评估、偿债能力评估、贷款风险评价等内容。其中对于借款人资信状况，经过律师调查可以出具法律意见书；对于项目建设条件评价当中的项目合法性审查，也可以通过律师调查、审查后出具法律文书。对于贷款风险评价当中的担保风险分析，律师可以对借款人拟提供抵押的抵押物合法性进行审查。对该抵押物权属调查之后出具法律意见书。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中的律师法律服务，主要是由律师对抵押人提供的抵押物进行合法性审查，以及到房地产抵押登记部门进行调查，出具相应的法律文书。另外律师还应该参与对借款人的资信调查，介入对借款人借款投入的项目的合法性审查，以及对借款投入项目的联建合同的审查、联建方的资信调查等等。
4.提高律师综合素质———胜任法律服务
要求随着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的逐步深化，商业银行新业务、新品种和新经营体制次第推出，经营理念与业务范围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间所面临的法律问题前所未有，要求律师不仅精通法律还要掌握金融业务知识，不仅精通本土金融法律事务运作，还要掌握国际市场金融法律事务运作方法。从国有的现状看，我国商业银行在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投资银行业务等方面缺乏人才，商业银行为弥补缺陷，除了引进人才之外，带有明显倾向性的选择就是引进高端法律人士。从律师业务与国际接轨的结果来看，就是商业银行尝试成立类似国外银行的法务部门，实现法律事务自行处理。我国沿海地区外资银行已经试点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参与其间律师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专业素质方面。律师从业人员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素养，选择更高的定位，直接为银行提供法律专业服务。
5.从规范贷款程序入手———开展法制业务培训
鉴于人民法院受理商业银行为原告的民事诉讼案件逐年增加，执行难度逐步加大不断蔓延的趋势。律师服务需要以《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为教材，针对银行客户经理工作经验不足，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开展银行信贷法律事务全程培训：贷前阶段培训重点放在掌握借款人的借款条件、借款用途、还款来源、担保人及抵押物状况、变现能力的调查方法。学会收集真实有效的客户资料。贷中阶段培训重点放在学习分析借款人的经营状况、财务数据、信用状况，考察担保人的担保能力，抵押物的权属变化。贷款需求量的测算，适当授信额度确定的计算方式。贷款发放合规性考核标准掌握，法律合同的签订标准，抵押物登记的程序确认。贷后阶段培训重点放在加强贷后管理要领掌握，走访客户、现场检查的必备要素，贷后检查报告格式文本，发现问题的上报程序，进行风险预警的项目库进入等等。在培训的基础上，协助银行开展信贷合规法律审查，把防范银行信贷风险落到实处。
6.根据商业银行需求———丰富法律服务内涵与形式
一、2002年银行保险在我国寿险市场异军突起
（一）2002年我国银行保险业发展概况
2002年是我国保险业加速发展、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的第二年。全年实现保费收入3054.15亿元，比上年增长44.6％。其中人身保险保费收入达到2274.64亿元，比上年增长59.7％，占总保费收入的74.5％。
如果说在这一年人寿保险市场有什么绚丽风景的话，那么最出彩的莫过于“分红保险”这一险种和“银行保险”这一新兴销售渠道的异军突起。尽管团险、个险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比起银行保险拉起的一根近600％增长的阳线而言显然不再抢眼。全年银行保险保费收入达388.42亿元，占寿险总保费收入的17.08％，尤其是从第三季度开始，银行保险保费收入全面超过团险保费收入，从而使寿险公司形成个险、团险和银行保险三大销售渠道的架构。
2002年银行保险市场的主要特点是：
1.银行保险业务全面展开，但收获不一。国内各家寿险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银行保险作为2002年新的业务增长点，银保合作此起彼伏。如表1所示，各家寿险公司都分得了一杯羹，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新成立的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其依仗工商银行的背景收进了近12亿元的银行保险保费，该收入占其全年全公司保费收入的70.57％，占比超过了目前银行保险发达的欧洲诸国。
2.银行与寿险公司的合作深度和广度加大。目前全国大约有银行网点13万个左右，加上邮政储蓄网点也不过18万个上下，但是已经和寿险公司签定协议其业务的至少已经有近8万个，银行保险在网点上的覆盖面可见一斑。银保合作除表现在银行寿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之外，还在帐户与结算、协议存款、保单质押贷款、信用卡发行等诸多方位展开；更进一步者，银行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资本介入拥有寿险公司的股权，为银行保险的进一步发展和更激烈的竞争打下了基础。
2002年各公司银行保险业务比较
3.产品同质化明显。目前在市场上可以见到的银行保险产品基本上都是在平安公司率先推出的“千禧红”的基础上模仿和改良的品种，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和突破，保险责任也都是生死两全外带分红。
4.寿险公司表现出更注重短期竞争利益的行为。虽然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上有不同缴费年期的保单，但是实际在市场上五年期趸交方式已成为各家公司大力发展银保业务的主旋律。此类业务不仅会逐渐给银行施加争夺储蓄存款、分流客户的压力，而且对保险公司而言，也只适用于短期突击，不利于长期持续经营。
（二）银行保险异军突起的市场成因
国内已经有学者对于银行保险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成因作了充分的阐述，而2002年中国银行保险的异军突起还有其直接的市场成因。
首先，必须明确在目前国内保险市场的银行保险的合作关系中保险公司是主动积极的需求方，银行是相对被动的供给方，目前银行保险合作关系内部是供方市场。
其次，在2002年及其之前使寿险公司困惑的主要问题有：
1.个险营销陷入迷茫。前些年风光无限的个险营销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营销员队伍的建设扩大越来越难、产能越来越低，但是由于寿险公司之间的竞争，花在他们身上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同时，社会舆论因营销员的品质对寿险公司施与越来越大的压力；投资类产品的超常抄作以及投资回报的低迷更使寿险营销如履薄冰。
2.团体保险困围难破。曾为寿险公司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团体保险面临的问题一点也不比营销的少：公司间的竞争不断加剧，手段越来越有杀伤性；中介机构或个人索要的手续费越来越高；公关手段“创新”带来了费用的不断加码；保险费率能低就低，管理费能少就少、能免就免，还传闻产险公司在已经以责任险的方式介入旅游险市场的基础上将要全面参与意外险市场的竞争，等等。
3.业务成本不断提高。如前所述，竞争的焦点和手段造成寿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不断升高、业务投入不断加大，而效果却不甚乐观。
4.诚信危机。由于在产品销售上出现的误导以及客户服务方面的欠缺，特别是理赔客户的不满意，客户乃至整个社会对于保险公司的诚信已经出现了极大的怀疑。
面对以上一系列问题，寿险公司在积极找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的同时也在迫不及待地找寻新的业务增长点以及规避上述问题的方法。不可否认，银行保险在国外、尤其在欧洲的成功经验让国内的寿险公司找到了方向，也不可否认，正是上述的问题背景以及为问题找寻出路的动机，酿就了2002年中国寿险市场银行保险的大发展。
此外，银行保险的示范效应也是十分重要的。主要是以平安公司为代表的公司率先开辟银行保险领域并从中获得了利益，成功的经验无疑加大了银行保险对寿险公司的吸引力以及寿险公司对银行保险的信心。
（三）银行保险对保险市场的促进以及对市场格局的影响
尽管2002年全国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为388.42亿元，仅占寿险总保费收入的17.08％，但是它对于全国人寿保险市场格局依然有着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扩大了市场规模。2002年银行保险保费收入达388.42亿元，有效地增加了寿险保费总收入，并有效地拉高了寿险保费增长速度，使该年度寿险保费增长速度达到历史新高。
2.加速了寿险市场的多元化发展。银行保险的发展使寿险公司增加了一个有力的销售渠道，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多元化。
3.加大了市场的竞争度。仅从各家寿险公司保费收入的市场占有率而言，前三大寿险公司（国寿、平安和大保）2001年市场占有率总和达到95.25％，2002年下降到91.08％，市场集中度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位居第四、第五的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市场占有率则从2001年的1.63％和1.17％分别提升到3.51％和2.89％，增长一倍以上。从表1可以看到，这两家公司的银行保险保费对其2002年保费收入的贡献度分别高达30.08％和50.16％，大大高于前三大公司。更有甚者，太平人寿以70.75％的银行保险保费收入帮助这家刚刚复业的寿险公司一跃成为全国市场占有率第六的寿险公司。所有这些都说明，银行保险有利于寿险市场竞争度的提高，并加快了新公司的发展。
二、2003年银行保险发展展望
经过了2002年银行保险的发展给寿险市场带来的益处，以及通过对银行保险发展初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思，2003年我国的银行保险将会进一步受到寿险公司的青睐，并将得到大力发展。2003年全国银行保险保费的增长率将在100％以上，银行保险保费收入将超过800亿元。市场的主要变化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规定放开。《保险法》修订后，过去1+1（即一家银行只能一家寿险公司业务）的模式在政策上得以松绑。显然，针对现有银行网点已经半数以上被瓜分的现实，这一规定的放开对于新成立的公司是十分有利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过去的银保合作协议亦变得形同空文。由此看来，新一年银行保险的竞争首先是在网点上的竞争，并且是实质、有效网点的竞争。从而也要求寿险公司在产品、服务和回报等方面加强竞争力，并与银行主动发生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
2.服务将成为竞争的主要焦点。从简单便捷、方便客户的方面入手，实现了银行与保险公司的系统对接，银行柜台可以直接出单和进行保全服务，从而初步具备欧洲银保业务将银行网点进化为保险公司网点延伸的雏形。另外，在银行卡的搭车业务上也将开始更多的创新变革。
3.银行方面开始加强对银保业务的系统化管理。随着银行保险的进一步发展，银行一方面从合作中体验到了合作所带来的益处、看到了合作的希望；另一方面也不断清晰地觉察到了在合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和规避的风险。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加强对银行保险的管理都成为必然。
4.变相参股，打包销售，实现垄断。银行在与保险公司的浅层次合作中逐渐认识到银行保险的意义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将促使银行将其在银行保险上的被动变为主动，增强其自身的综合优势。
5.混业经营乃至成立银行保险公司。目前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关系正在迅速向深层次发展，2003年开始这些项目都会在市场竞争中发力，进而在国家监管政策的配合下于2004年将银行保险带入新的阶段。
6.产品更新和系统化。五年期趸交的两全保险的竞争比拼的是手续费，因此随着竞争主体的增多将陷入无序和恶化的状态；与此同时，以五年期趸交业务为特征的银保产品具有收益对比性强（比照银行利率）、管理和结算流程简单等特点，表现出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浅层次的关系，银行方面将开始权衡手续费收益和客户分流的利弊。改进的第二代银行保险产品将克服现有不利于永续经营的弊端，更贴近现有的个人寿险产品。另外，鉴于2003年产险公司将经营意外险产品的情况，为提高寿险公司自身的赢利能力，银行保险除银行卡搭车业务外，也会在柜台销售短期险产品，包括比较简单的健康险产品。
7.由粗放经营走向专业化经营。表现在保险公司内部银行保险事业部将陆续成立、管理体制将进一步改良、银行和保险的IT系统整合、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共同开展、市场调研和产品转型等方面。
三、银行保险发展引发的若干思考
1.银行保险业务这块蛋糕到底有多大。尽管2002年全国银行保险保费收入达到了388.42亿元，但是与全国86910.65亿元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相比只是沧海一粟；到2003年一季度，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已经突破了十万亿元大关，尤其在股市低迷、银行存款利率不仅一降再降，而且在收取利息税甚至将要收取管理费的背景下，对于拥有大量闲散资金而苦于投资无路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只要银行和寿险公司通力协作，让银保产品更对路、服务更优化，可以相信中国的银行保险保费在寿险总保费中的占比将迅速攀升，使寿险的销售渠道真正“三分天下”，并在未来的五年内达到欧洲现有水平。
2.银行保险对于个险的影响有多大。当前的银行保险可以说是一种把团险产品销售给个险客户的模式，这种藉由强大的银行网点资源覆盖的销售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个人营销业务产生冲击。但是银行保险对于个险的冲击无论是在量还是在时间上都是有限的，更不可能取代个人营销。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种销售渠道所决定的客户拓展方式和产品内涵的差别。
所谓银行保险（bancassurance）是指银行通过各种方式向客户提供保险产品而进入保险领域。尽管19世纪就有了银行与保险的结合，但一般认为，真正的银行保险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欧洲是银行保险的发源地，之后，银行保险便迅速发展起来了。尤其是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银行保险发展的浪潮，特别是1998年11月美国花旗银行兼并旅行者集团将银行保险推向了。2000年，通过银行销售的寿险保单在法国为60%、荷兰为39%、西班牙为40%、英国为28%、意大利为30%、法国为14%.可以说，银行保险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一、银行保险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1、银行所处环境的不断变化是银行保险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因素。首先，人口状况、储蓄方式和金融意识三方面的变化使得银行业经营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银行业的资金来源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保险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保费收入占金融资产的比重大幅增加。80年代以来，发达的国家人口平均寿命显著提高，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突出，极大的促进了保险行业特别是寿险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人们的金融意识逐渐增强，人们对长期、高收益的金融储蓄方式的需求不断增加。低通货膨胀率也使得人们愿意购买长期的金融产品。其次，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银行所面临的竞争环境急剧恶化。一是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已经是高度成熟的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银行不断寻找其他利润增长点。二是管制的放松及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影响，使得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外国银行、金融产品的零售商等金融机构更容易进入银行领域。三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资金需求者的融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这使得银行产品的可替代性越来越大。
2、金融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银行保险发展的内在动力。银行业竞争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得利润率不断降低，与此同时保险业的高利润对银行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促使银行不断开展保险业务。事实上，银行开展保险业务具有极强的优势。一方面，银行拥有开展保险业务的硬件方面的优势，如银行拥有基本的现金帐户，这可以作为其开展多样化业务的平台；银行拥有广泛的分支网络机构，这可以用来销售保险产品等；银行能够利用更加详细的资料库为客户提供更为合适的产品等等。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使其较为了解保险业的运作特征。更为重要的是，银行具有更为优良的信誉或声誉等，银行业务与保险业务的相似性可以使银行有效的保持其核心竞争力。
3、银行保险也是保险业横向扩展的需要。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的保险市场已趋向饱和，业内的竞争已处于一种极限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业的横向扩展表现为金融业务的一体化，银保业务的融通趋势日益明显，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通过兼并和收购、集中和联合，由此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以规模优势来获取市场份额的稳定和扩大，便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此外，跨行业收购与兼并，可以制造协同效应，从而有效地提高整个金融行业的运行效率。
4、金融监管的不断放松为银行顺利地进入保险领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纷纷对金融业放松管制，默许银行、保险、证券合业经营，之后又从法律上加以确定。如英国与日本先后于1986年与1997年实行“大爆炸”的金融改革，放松监管，允许合业经营；美国也于1999年11月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了《金融现代化服务法案》，从而正式从法律上允许合业经营。
二、国外银行保险的合作模式
1、以银行为主的合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仅为银行提供保险产品以及相应的技术支持，如风险调查、承保技巧，保险投资管理等，并因此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占主导地位的银行通常拥有众多的分支机构、ATMS系统、信用消费体系、邮件或电话销售网络等多样化销售渠道，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客户群要求保险公司提供最有利的保险产品。
2、以保险公司为主的合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通常是一家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与多家中小银行共同开发市场，占主导的保险公司拥有强大的销售网络，包括专业人、独立人等各种中介。与之合作的银行最少需要五家以上的分支机构，当地拥有较高的声誉，银行只能够辅助保险公司从事一些保险宣传和潜在客户的开发工作。保险公司将根据银行在销售过程中的业绩支付相应的佣金，同时为更好地激励银行销售保险产品，保险公司人有可能将保险产品与银行的某些产品结合起来组合销售。
3、银行、保险公司共建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与保险公司平等地分配经营所得，即合作双方通常都是各自拥有广大客户资源及丰富管理经验的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他们之间的强强合作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更为有效的保险营销模式。二者的合作使双方集中了诸如高效的销售网络、销售技巧、产品开发经验等各类资源，做到优势互补。
4、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并购模式。尽管银行与保险两种文化的融合需要较长的磨合期，但是银行与保险这种合作方式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他们各自的企业优势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保险公司的保险专业知识可以解决银行承保业务时所面临的局限性，从而使银行很快介入保险领域，同时一个成功的银行在开展传统金融业务的过程中，会建立数量众多的客户关系，这又能使保险公司很快的进行潜在客户的开拓。
三、对发展我国银行保险的分析和建议
我国实行银行、保险、证券分业经营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银行保险的发展。由于我国的金融业和发达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故对于国际上出现的金融业务一体化的趋势，我国要谨慎对待，不可盲目追随，但我们要认真研究和进行准备。一旦条件成熟时，我们也应逐步放开各种行业限制，促进国内金融企业的一体化发展。具体应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对银行保险合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银行保险符合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趋势，是我国金融业在“入世”之后，必须做出的理性选择，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做出的准备。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无论银行还是保险公司都必须进一步提高对银行保险合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立足于长远，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和营销策略，同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银行保险的经验与教训，不断地推陈出新。
2、健全金融监管。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监会和中国证券会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了三大监管部门的协调，向综合金融监管迈出了第一步。但单纯的联席会议制度远不足以应对日趋复杂的金融市场格局和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动态。因此，从长远来看，应设立负责综合金融监管的专门机构，统筹规划、全盘布局，统一制定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和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监管信息，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测和评估金融行业的整体风险。
3、实施保险创新。银行保险要联合进行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双方应加强对客户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银行柜台适合销售的保险产品就是卡式产品，寿险方面的短期险比较容易改变成卡式产品，但目前寿险产品在这方面的开发力度尚显不够；同时，由于对于长期合作的重视程度不够，一些长期险产品难于开发。财产险方面，一些责任险比较容易改变成卡式产品，如职业责任险等，对于信贷类保险还有待于银行保险双方更进一步合作开发。另外，可以开发捆绑式产品销售，如信用卡相关的保险等。
4、大力发展保险电子商务。运用计算机手段，实现银行与保险公司的联网，是开展银行保险的基础工作。目前，银行的电子化水平比较高，对客户的服务比较及时，资金结算迅速安全，应该在硬件和软件设计上留给保险以应有的内容和空间。银行保险业务的发展需要信息交流技术的支持，由于保险产品，特别是一些人身险产品需要核保，信息的输送和反馈是相当重要的，双方必须实现联网才能提高业务能力和业务质量。
一、银行保险的定义
银行保险(Bancassurance)是一个法语词，初始意义具有明显的“银行”与“保险”融合特征。什么是银行保险?是一种销售渠道还是创新产品?是一种业务形态还是新型组织?正如众多的经济学概念一样，银行保险的概念界定也是多种多样的。业内学者分别从销售渠道、经营策略、组织形式、业务流程等不同角度对银行保险进行界定。本书将各种定义归纳为三种：渠道说、产品服务说和经营策略说。
1.渠道说。渠道说是对银行保险最为直观的理解，也是银行保险发展早期的主要定义方式。从银行保险的最初形式来看，所谓的银行保险指的就是利用银行等渠道来销售保险产品(寿险产品)。多利萨?K.弗勒(DolisaK.Flur)就得出这样的结论：“Bancassuranceisatermforsellingofinsurancebybanks.”寿险营销与研究协会(LifeInsuranceMarketingandResearchAssociation,LIMRA)所编写的保险词典中认为银行保险指的是“通过银行与建房互助协会下属全资分支机构，而不是保险公司提供寿险服务。”我国台湾学者也对此作出类似定义：“透过银行将保险产品销售给银行客户。”（凌氲宝，1999）在世界著名的瑞士再保险公司2002年发表的《亚洲的银行保险》报告中也认为，从最为简单的形式上看，银行保险就是经由银行销售保单。SwissRe,Sigma,BancassuraceDevelopmentsinAsia-shiftingintoahighGear,July,2002.经合组织(OECD)在2000年的报告《世界金融服务的一体化：前途与问题》中将银行保险定义为：“通常指银行销售保险产品或保险公司销售银行产品”(mostcommonlyreferstobankssellinginsuranceproductsandusuallyviceversa)。
2.产品服务说。产品服务说是将银行保险界定为银行和保险公司联手提供的所有产品和服务。学者AlanLeach在其出版物《欧洲银行保险中的问题及2000年发展前景》一书中提及：“银行保险是包括传统银行、储蓄银行和建房协会在内的，对保险产品进行制造、营销和分销的服务。”英国保险业将银行保险定义为“银行的一种经营行为，即银行销售通常由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产品”。美国学者MichaelD.White博士，将银行保险定义为“由银行或其分支机构、银行和保险公司交叉持股的机构，经营具有资产管理功能的保险类产品、交叉营销或销售银行和保险产品所能带来的任何产品或服务。”MichaelD.White,AComprehensiveGuidetoBankInsurance,theNationalUnderwritingCompany,1998.atp.XXV.在德国，银行保险也被视为由保险公司和银行所能提供的满足客户需求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我国的学者郑伟、孙祁祥也从产品提供的角度来理解银行保险，认为“银行保险，又称银保融通，是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达成的一种金融服务一体化的安排，其中，保险公司负责产品的制造，银行负责产品的销售。”
3.经营策略说。经营策略说将银行保险定义为银行或保险公司采取的一种与其主业经营相关的商业策略。瑞士再保险公司1992年发表的《银行保险：关于银行业和保险业竞争的调查》中，将银行保险界定为“银行或保险公司采取的旨在金融服务市场以一种或强或弱的一体化方式经营的策略”。根据慕尼黑再保险集团(MunichReGroup)在2001年的报告《实践中的银行保险》中的论述：银行保险是指“通过共同的销售渠道，同时(或者)向一批相同的顾客提供保险与银行产品和服务”(Bancassuranceistheprovisionofinsuranceandbankingproductsandservicesthroughacommondistributionchanneland/ortothesameclientbase)。MunichReGroup,BancassuranceinPractice,2001.经营策略说强调银行与保险公司两个不同的金融部门联手进行产品开发、营销和分销。在我国，学者栾培强(2000)对此定义为“银行通过各种方式向客户提供保险产品而进入保险领域。银行既可以通过设立自己的保险公司直接销售保险产品(Start-up)，也可以作为保险公司的保险中介人销售保险产品，还可以与保险公司建立合资公司(Venture)经营保险产品。”(栾培强，2000)张洪涛则将银行保险视为“保险公司和银行采用的一种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战略，是将银行和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客户资源的整合与销售渠道的共享，提供与保险有关的金融产品服务，以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张洪涛，2003)
通过上述三种定义，我们不难发现：经营策略说比渠道说、产品服务说更为全面地反映了银行保险这一现象的本质属性。渠道说还只是停留于对银行保险现象的表面特征和初期表现的归纳，无法反映银行保险所具有的建立销售联盟、合资企业、新建企业等其他高级经营模式的特征，而且还容易使人产生银行保险就是在保险人、经纪人销售以外的第三条补充性渠道的误解。其实，随着银行保险的逐步发展和深入，作为企业的经营战略，银行保险可以创设和包容更多的银保合作，而不仅仅是借助银行的分支网络销售保险产品这种银行保险早期的模式。产品服务说更注重的是银行、保险两大金融部门联手开发、营销和分销保险产品的特性。此时的银行保险，已经拥有更多银行和保险相融合的特点，银行不再是单一的分销渠道，而是参与保险产品的前期设计和开发，此时的银保产品具有更强针对性、更适合银行销售的特点。这种说法显然比渠道说更进一步，但还不是全部，一个成功的银行保险经营还包括诸如文化、技术、渠道整合等其他因素，因而产品服务说也失之偏颇。经营策略说强调的是，银行、保险的结合是双方的一种策略选择，根据不同的市场条件，双方间的策略选择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相同国家的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模式。策略选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否有效地实现各自资源的整合，这就要求双方不仅要在渠道、产品方面实现整合，而且要在技术、文化等方面实现融合，因而经营策略说比渠道说、产品服务说更全面地反映了银行保险这一现象的本质属性。
在归纳汇总并比较了国内外研究对银行保险的几种定义之后，我们认为，目前国内普遍接受的“银行通过各种方式向客户提品
而进入保险领域”定义方式，还是有失宽泛，并未将合作双方、全部内容涵盖其中。因为从金融一体化的角度来看，银行不仅仅可以销售保险产品，而且还参与到保险产品的制造环节，向客户提供的银行产品同时具有保底、保障、投资等几种功能［一般认为，保险业务可以划分为保险产品的制造环节(manufacturing)和销售环节(distribution)，其中制造环节包括产品设计、承保和理赔，传统意义上只有保险公司才具有制造环节的专业性；而销售环节可以外包或委托其他金融机构来做，并非保险公司的核心技术和竞争力所在］。
我们认为，银行保险是随着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发生的一系列资金互动、工具复合和业务交叉的“全方位融通”。对此，本书理解的是广义的银行保险概念，特提出如下定义与读者探讨：“作为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以及金融服务融合和创新的产物，银行保险是指银行或保险公司采取的一种相互融合渗透的战略，是充分利用和协同双方的优势资源，通过共同的销售渠道、为共同的客户群体、提供兼备银行和保险特征的金融产品，以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来满足客户多元化金融需求的一种综合化金融服务。”
二、与银行保险相似概念的区别
在理论探讨层面，有几个概念与银行保险相类似，在理论研究中经常相互借用。但实际上，下述概念具有较大的差异：
1.银行保险与保险金融
根据Sigma的理解，银行保险并不仅仅意味着银行单方面进入保险领域(bancassurance)，也包括保险公司进入银行领域，即保险公司出售与传统银行业务相关的产品，后者被称为保险金融(assurfinance)。也就是说，广泛意义上的银行保险不仅仅局限于银行经营保险业务，还包括保险公司经营银行业务，实现的是交叉销售和相互渗透。但在实务操作中，由于银行产品由银行提供的理念深入人心，银行保险往往是指银行进入保险领域，本书也是基于这个理解为出发点。相反，保险金融在实务领域中少有发生，主要原因在于资产专用性，由于保险公司进入银行领域的成本往往高于银行进入保险公司的成本，因此保险金融远远未发展到银行保险的程度。
2.银行保险与银保合作
银保合作是国内的“专有名词”，在英文中并无特别的术语与之对应。一般情况下，银保合作是指银行和保险公司所能够从事的所有业务合作。与国外发展银行保险的经验有所不同，国内处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下，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两方主体，难以到达银行保险最高程度——一体化的程度。因此，在国内“银保合作”是较银行保险出现频率更多的一个词，主要涵盖了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多方面的合作内容：一是合作，主要有销售、代收保险费、支付保险金及理赔金等，即银行保险的初级发展阶段；二是互补合作，主要有协议存款、资金汇划结算、一般性融资和信用式融资、保险资产托管、购买银行代销基金、电子商务、银行卡业务以及固定资产投保和员工保障计划等，这主要是基于银行在资金结算和保险公司在风险保障方面的优势；三是深层次合作，包括数据库连接、人力资源合作、产品的联合开发等。可以看出：银保合作是基于两方独立主体之间的业务合作，而银行保险则是基于共同的利益、使用共同的业务平台、为共同的客户提供经双方共同研究的银保产品，在发展的最高阶段有可能合二为一。
3.银行保险与保险
所谓保险，是指银行作为兼业人，保险公司向个人、公司、机构客户销售被公司的产品。从上面对银行保险的几种定义比较中可以看出，保险是银行保险发展的初级阶段，只是进行产品方面的合作。而银行保险的发展历程，逐步由初始阶段的销售、到资本渗透、到银保一体化(即银行同时实现了保险产品的制造与销售，并将银行业务与保险业务有机融合，为客户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的高级层次)。因此，银行保险是更为宽泛的概念，保险只是相对狭义的理解。
从以上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银行保险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不同的历史阶段，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银行保险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已经由最初的保险公司产品向银行单向流动、发展到银行和保险相互交融的双向流动。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保险公司，均可向对方渗透，通过资本、工具、业务相互交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赢的局面。
三、银行保险的起源与发展阶段
事实上，银行业与保险业相互结合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例如，比利时的CGER，西班牙的LaCaixa以及法国的CNP等公司，自19世纪就开始全面提供银行与保险服务了。但真正意义的银行保险，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开始的。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银行保险的发展遍及全球，不仅仅是欧洲保险业的主要销售方式，更成为美洲、澳洲、亚洲等地区金融机构拓展全能型集团的重要模式。伴随着花旗集团将旗下的旅行者财险和寿险相继出售，现阶段的银行保险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本书在梳理了全球银行保险的发展脉络之后，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银行保险的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以前的银行保险是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银行保险仅仅局限在银行充当保险公司的兼业人(insuranceagent)角色，即银行通过向保险公司收取手续费介入保险领域。严格意义上说，银行保险尚未真正出现，因为银行只是介入到保险领域的分销环节。这一阶段，银行尽管也直接出售保险单(银行信贷保证保险)，但只是作为银行信贷业务的补充而进行的，其目的是减少银行承受的风险，例如当时许多银行在发放抵押贷款时要求借款方必须对其所抵押物进行保险。在这一阶段的银行保险，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关系纯粹是合作关系，不存在保险产品制造环节的竞争，但为银行以后介入保险领域积累了一定的销售经验。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银行保险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银行开发出与其传统业务的不完全相同的资本化产品，如养老保险年金产品(投保人在银行按年度支付保费，在约定的某一固定期限之后，一次性或分次归还定额年金，并附加保障功能)，从此开始全面介入保险领域。银行涉足资本性保障产品的开发，被认为是银行保险的真正起源，因为客观上银行已经涉足保险领域的生产环节与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但这一阶段，银行保险的发展主要是银行为应付银行业之间的竞争而扩展业务范围所致，并非主动地进入保险领域的生产环节。欧洲是这一阶段发展银行保险的主要市场。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银行保险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一是银行保险的主动发展，银行主动参与到保险领域的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二是银行保险开始向全世界扩散，包括美国、拉美、澳大利亚、亚洲在内的国家和地区都开展得如火如荼。在本阶段，银行为应付保险公司的激烈竞争，采取了新设、并购、合资等措施，将银行业务与保险业务结合起来，不仅推出的保险产品较上一阶段大大增加，银行介入保险的形式也趋于多样化。
在银保产品的更新方面，银行逐步介入了保险产品的制造环节，推出了复杂多样的保险产品。如英国的银行开始直接提供纯保障的寿险产品，西班牙的银行也推出了终身寿险产品。在银行保险的发展模式方面，不同国家的不同金融机构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在原来销售的基础上，探索出银行保险的几种方式：(1)协议合作，即银行与保险公司通过合作协议或非正式的合作意向建立合作关系，建立销售联盟。(2)合资公司，由银行和保险公司合资成立新的金融机构，结合双方优势，由新的机构经营银行保险业务。(3)兼并收购，通过并购将两个独立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合并。(4)新建模式，银行成立自己的保险公司或保险公司设立自己的银行。可以说，银行保险是保险公司或银行逐步采用的一种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战略，不仅能够将银行和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联系在一起，而且通过客户资源的整合与销售渠道的共享，提供与保险有关的金融产品服务，以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在该阶段，首先是欧洲掀起了银行保险的热潮。在金融、税收和立法产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更加快了各国金融立法的统一，使不同的金融业务逐步融合。而且，银行随着同业数量的增加，其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纷纷寻求包括保险业务在内的新业务的发展机会。1999年初，欧元的启动使这一趋势更为显著，商业银行借助于其特有的资源与网络优势，使得通过银行销售的保费收入占保费总额的比例大幅上升。在银行保险相对发达的国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奥地利)中，其实现的保费收入占寿险市场业务总量约60%；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比利时、意大利、挪威、荷兰、德国、英国、瑞士、芬兰和爱尔兰等)这一比例在20%至35%之间。2002年，寿险市场保费收入按照销售方式划分的比例为：银行保险65%，人8%，经纪人5%，保险公司职员13%，电话直销8%。
随着欧洲银行保险业的发展，其他国家纷纷仿效。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到来，欧洲、美洲、澳洲的商业银行在发展注重批发业务的全能银行和注重零售金融业务的银行保险方面各有建树。
1990年荷兰保险公司(AMEV)与荷兰银行VSB合并，并与比利时银行AG合并成立的富通集团(Fortis)，成为欧洲第一家综合性金融集团，专注于银行保险事业的发展；1991年荷兰银行、荷兰邮政银行、荷兰国民保险公司合并成立了荷兰国际集团(ING)，业务范围涉及批发银行、零售银行、ING直销、美洲保险、欧洲保险和亚太保险；1995年瑞银集团(UBS)与瑞士第一大寿险公司瑞士人寿(SwissLife)缔结合约；1997年瑞士信贷银行(CreditSuisse)与丰泰保险(Winterthur)合并、组建瑞士信贷集团。1998年11月花旗公司兼并旅行者集团后共同组建花旗集团，更是将银行保险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开创了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资产管理等金融服务为一体的金融集团，成为全球架构“集团混业、法人分业”全能式金融保险集团的典范之作。在这股风潮之下，2000年英国大型商业银行与劳埃德保险集团公司收购英国第六大寿险和年金公司——苏格兰威德斯保险公司，形成英国最大的金融集团；2001年德国安联保险(Allianz)并购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Bank)、组建了德国版的花旗集团，等等，都是通过并购案实现银行保险规模经营的典型案例。
在亚洲，韩国、马来西亚、日本的银行保险逐渐占据鳌头，在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银行销售保险更是方兴未艾，对引领国内银保业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近年来银行保险的发展势头比较迅猛，各家保险公司争先推出适合银行销售的保险产品，银行保险主要以银行保险的形式出现。
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步入了银行保险的后成熟阶段，也被称为专业化阶段。这一阶段出现了银行保险两种截然不同的分化趋势：一种是向银行保险一体化的更高形式迈进，如欧洲的富通集团、安联集团、荷兰国际集团等，这些集团的银行业务和保险业务实现了高度的融合，不仅在产品开发、销售支持能够运用统一的管理和技术平台，而且具有很强的开发银行客户的能力，真正实现了客户资源的共享，能够向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论文摘要：现代性是以形式理性、个人自由为精髓，后现代性则是以实质理性为核心，对自由精神进行重塑。经济法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性：首先，在经济法领域，自由不再是现代性的个体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实质自由；其次，经济主体以个人和团体的形式积极参与经济运行，从而彰显了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再次，经济法的有效政府定位正是对现代性下有限政府观念的反思和重构。
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很少有人提起，学者更多地是对经济法的现代性给予了关注。而笔者认为，经济法却是后现代之法，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性。本文拟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内涵出发，对此进行论证。
一、经济法的现代性之误解
综合学者的观点①来看，主要是从历史起点、内在精神以及制度构成三个方面说明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的联系与差异，以阐释经济法现代性。其基本思路是：从经济法内在和外在的特殊性出发，分析其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差异，从而得出经济法现代性的结论。然而是否可以仅仅因为与传统法律部门的“传统性”差异就冠之以现代性之名？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要分析经济法是否具有现代性，应当从什么是现代性谈起。
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在今天，现代性主要是指大约从17世纪开始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演变时期或这个时期的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状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②”学者宋林飞也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古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③”其次，现代性还可以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层面上来理解。韦伯认为，理性化和合理性是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键。基于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他认为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就是以形式理性为核心观念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建构起来的，因而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社会规范的制度化、形式化和程序化。再次，现代性还指向贯穿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支配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历史变迁的某种内在精神。正如舍勒所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是环境和制度的转化，而且是人自身的转化，这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④。随着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人们对自由的追求越来越彰显出来。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了现代性的“自由”：“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观点看，这个时代深深地订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⑤”总之，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自由则是其根本价值。
社会的现代性也必然会引起法的现代性，法的现代性又以现代性为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法的现代性包含了现代社会中法的共同特征，其核心要义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式理性，形式理性主张“法律主治”和对法律的绝对服从，强调法律中排除宗教和道德等实质性价值判断以及法律面前人人都有形式上的平等，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明确分野，主张消极自由的保护和正当程序，从而对遏制国家权力扩张、捍卫私人权利和自由起到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二是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舍却了其固有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知识结构上的区别⑥”，从而是具有人格独立、理性自由和功利主义精神的“自然人”，能够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秩序负责，并且通过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法律则只需要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自由、平等竞争的规则即可。三是个人自由。现代性观念体现的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权利本位观，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的内在气质。
从以上来看，法的现代性实际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认和对理性精神的弘扬，这一信念直接促动了现代法治信仰和私法文化精神的形成。可以说，私法文化精神才是法的现代性观念中孕育的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等价值理念的必然表现或延伸。而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融合互动的产物，并不必然属于公法或者私法，而是由于两者的互动而催生的新兴法域——社会法域的独立法律部门，因而与现代性以及法的现代性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可以说，现代性并非经济法的特性。
二、经济法的后现代性之确认
现代性的理性、自由精神对人类社会的“祛魅化”、理性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20世纪中叶之后，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困境和难题显示了现代性的危机，例如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功利主义日渐泛滥，政治系统的官僚化的形成，等等。为此，人们不得不对现代性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反思。最为突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高举批判的大旗，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解构，反对现代主义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和对主体中心论的确认，强调的是破碎化、非连续性、散播性、多元性和批判性。因此，与现代性不同的是，后现代性并不是以时间为基础的概念，它不是位于日历上的处于前现代和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而是代表了一种现代之后的精神状态，是对以知识至上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精神回应。尽管后现代性在基本倾向上是持一种与理性决裂的态度，但是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继承与扬弃的基础上的。这恰如台湾学者高宣扬所说的：“不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赋予‘现代性’什么样的内容和意含，他们都以批判现代性为己任。——‘后现代’孕育于‘现代性’内部，而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⑦”实际上，后现代性是随着社会及其需求的变迁而发生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的转换，是人们面对现代社会日益显露出来的危机所做出的理论上的批判与反思。除去这一点以外，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所具有的人文关怀和和终极指向并没有差别，都旨在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平等和幸福。因此“已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构成现代性的断裂，而只是一种‘激进化’形式或者说‘高’形式的现代性。⑧”
后现代性同样对法学理论的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诺尼特和塞尔兹尼克主张建立回应性法，图伯纳主张建立反应性法，从而对现代新观念下法律理念的进行反思及重建。在法学领域，后现代性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形式理性的提升——实质理性的弘扬。由于形式理性最终主张的只是一种形式平等，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法律的形式理性在社会现实面前愈来愈尴尬。人们愈来愈主张突破形式化的自由、平等，强化对自由和权利的实质性保护，从而出现了从形式理性走向实质理性的倾向。其二，理性经济人的反思——社会人的提出。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随着社会变迁使得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利益、理性追求发生了扭曲和变异。社会人的假设逐渐取代经济人假设而被提出。在社会人的假设中，人是真实的人、本来的人、生活中的人，是法律对权利和义务进行规范的真实基础。以此出发所进行的法律制度框架设计，才是真正体现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理性精神。其三，对个人自由的质疑——自由精神的重塑。极端个人自由的实践使得自由变成了不被剥夺的先占、利用和挥霍的权利，而“法律也随即成为‘适用于狮子和公牛’的压迫性法律⑨”。后现代性的法律思维强调以社会本位的价值信念来克服和修补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缺陷，而不是完全否认自由。实际上，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自由精神历经了由前现代社会的政治共同体自由、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自由再向社会本位自由的转向。以社会本位的自由为目标而建立的社会不再是个人主义精神、适者生存的社会，而是对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与以关怀的社会。正如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提高，法的后现代性是对于建基在现论之上的法治理论的批判，从而有助于适应时代要求的法治理论的重建。
从以上对后现代性以及法的后现代性的阐释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成长过程正是对对现代性进行反思、重建过程的写照。首先，在经济法领域，自由不再是现代性的个体自由和形式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经济法能够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以社会自由为出发点和目标，对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抑制自由的滥用，从而有效避免和抑制自由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的不完全性等诸问题。在经济法领域，对自由的追求不再表现为直接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而是更高层次、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自由。此外，实质自由是经济法自由精神的又一个侧面。经济法是国家彻底摆脱了守夜人的角色，强调国家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使其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职能，并且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认了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经济法通过由有限政府向有效政府的扭转，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为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获得自我的实现提供现实的条件和手段，体现了一种实质自由理念。
其次，经济法对经济主体的参与作用十分重视。在领域，早已有学者⑩认为，应大部分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要关注及其对于揭示我们集体生活的潜在现实的关注，转变到从设计者即公民的观点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一种较广泛的社会科学来补充理性重建的不足。这表明在领域，学者已开始关注公民参与权力的有效运用问题。实际上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如此。经济法吸收了后现代法律的主体观念，在这个领域，人们不再是消极的防御者，而是以投资者、消费者、经营者、劳动者等身份积极参与经济运行。同时，作为单个个人的经济主体在参与市场经济的同时，还积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11)”，经济自治团体便是这一结合的典型形式，它是连接政治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功能上的互补机制和互动结构，形成了其与政府之间、与其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自治团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原应由国家履行的经济功能，在满足社会经济多元化要求的同时，可以通过其自我保障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国家权力，为国家不恰当地介入私人领域设置了一道屏障，有效地维护了其成员的自由权利，进而促进社会自由的实现；另一方面，经济自治团体是市场主体组织化的结果，它可以通过自律机制和协调机制来有效解决各成员之间自由权利的矛盾冲突，有效地制约了市场的盲目性等缺陷，从而实现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自治团体表明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张显了经济法的后现代性。
再次，从形式上看，经济法实现其立法目标的手段主要表现为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即经济法不仅确认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同时规定制约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措施，从而通过法律上制度化的途径，使政府经济权力的实际运行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权利的实现，同时又给予经济主体以自由的空间。其一是明确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对国家的经济权力予以确认。现代性的形式理性和个人自由的张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共物品的不可能性、信息的不对称、分配的不公平等。而这些问题是依据传统部门法理论和规范不能有效地予以解释和解决的。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经济法确认政府对市场秩序和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与调节的经济权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其二是明确了有效政府的权力框架，从法律角度规范经济权力的行使。由于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和缺陷，例如易于产生浪费和缺乏效率、缺乏判断其干预行为的适当与否的标准、政府干预存在任意性等等。因此，需要用法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规范。经济法就是在确认政府干预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规范，这也是对现代性观念下的自由价值的升华与扩展。经济法要求的是建立一个负责的、有限、有效的政府，反对对经济运行的专横的威权和绝对的干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以其自身的特质，充分表明其是张显实质理性和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的后现代之法。但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前文已提到，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超越，两者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关系，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法来说，后现代性的经济法是对其在制度实践和精神追求上的超越。因此，强调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并不是否认其作为产生于现代社会的法律一些特征，例如公开性、权威性等等。
①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张鸿志，蔡岱松：《经济法的现代性刍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
③宋林飞著：《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④舍勒著：《“谐调时代”中的人》，载舍勒：《资本主义的本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7页。
⑤哈贝马斯著：《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⑥王晨：《日本契约法的现状和课题》，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第46页。
⑦高宣扬著：《后现代论》，台北五南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09页。
⑨伯纳德·施瓦茨著，王军等译：《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我国县办高等院校的发展类型有建构式的，有演变式的。1984年7月批准设立的沙洲职业工学院和1999年3月批准设立的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包括2013年9月批准设立的昆山杜克大学，之前在所属县级市没有任何基础，是从无到有的开办过程，完全属于建构式开办。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是2001年4月从济源中等工业学校改制升格而成，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是2002年由义乌商贸专修学院、杭州大学义乌分校合并升格组建而成，江阴职业技术学院是2002年9月由江阴职工大学改制升格而成，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是2004年7月由太仓市广播电视大学、太仓工业学校、江苏省太仓师范学校合并升格组建而成，潍坊科技学院是2008年在潍坊科技职业学院的基础上升格建立，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是2012年6月由江苏科技大学南徐学院更名、迁址至张家港市而设立，这些院校都是在原有学校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是演变式发展，且有改制升格、合并升格、更名迁址等几种演变方式。
2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趋势
作为国内最早开办高等教育的县级市，张家港市肯定是县办高等教育先发型县域，其他拥有自己政府建办的高等院校的县（市），在目前也应该是先发型县域，毕竟我国的县域高等教育整体上讲很弱，算是刚起步。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的未来，离不开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从全球、全国宏环境到省内中环境再到所在县域的微环境，外界环境的未来将决定县办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与基本标准趋向统一性，人才培养模式、层次、类型呈现多样化，办学、管理体制趋向多元化，从一元控制到多元治理。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除上述发展趋势外，更重要的总体趋势是“国际化”和“县域社会中心”。
2.1影响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外界环境
就全球、全国宏环境而言，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大背景下。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知识与人员、技术、资金的联系更加紧密，其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特性不断凸显，使得经济的发展愈发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和使用的主要部门，在知识经济时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各国高等教育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模式、教育格局、教育群体、科研成果到教育终极目标等内容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更趋紧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建立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高校的一种战略选择，从最初国内一流大学走向国际化到现今一般院校的国际化，甚至高职院校也已经步入国际化发展轨道，县办高等教育概莫能外。英国大学理事会的当选主席、英国政府的教育政策顾问史蒂夫•史密斯认为，大学的国际化战略不仅有助于发挥大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有助于提升大学的办学质量，更有助于大学的人才培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扩大教育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诸多宏观因素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就县域微环境而言，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所在县域都是我国经济实力强劲的区域，国际化进程是整个县域发展的一部分。如张家港市，外向型经济非常发达，1992年就有全国唯一的内河型保税区——张家港保税区，2008年11月，国务院又批准设立张家港保税港区，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位于县域口岸的保税港区，也是国内第二家区域整合型保税港区。从保税区到保税港区，张家港市充分发挥特殊经济区域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当地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至2013年底，完成口岸货物吞吐量2.6亿吨、集装箱运量170万标箱，进出口总额322.4亿美元。在长三角一体化加速、江苏沿江开发和沿海开发战略同时实施下，加上沪通铁路的开工建设，张家港区位条件发生新变化，将迅速形成“港口驱动”与“高铁驱动”东西两翼双驱发力的叠加效应，为争当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排头兵，打造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奠定了基础。随县域微环境的发展需求，县办高等教育就得更加突出国际化要求。张家港市政府在2012、2013年的工作报告中，专门就国际化合作办学提出要求：“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推进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取得新进展”，“重视沙洲职业工学院、江苏科大苏州理工学院建设，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积极推进国际办学合作，鼓励社会多元化投入，走教育国际化、多元化发展之路。”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决定着县办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趋势。
2.2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路径
县办高等教育如何实现国际化之路？江苏昆山市的做法是通过国内著名的武汉大学引进美国的杜克大学，张家港市的做法是政府出面引进印度NIIT软件学院进行人才培养以及沙洲职业工学院与美国何晶大学合作开办某些专业进行中外联合培养。是否一定要引进国外高校就是国际化教育？应该不是的，那只是国际化教育的一种方式，高等教育最主要的是在于办学中融入国际化元素。这些国际化元素体现在以下发展路径中[2]：一是办学理念的国际化。先发型县办高等院校要培养符合县域城市化、现代化及国际化进程中急需的国际化人才，这些人才要具有国际视野、知晓国际规则、紧跟相应技术的国际发展现状与趋势。从国际视野的角度对人才培养的总体情况进行全面考量，将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的改革和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中，认识高等教育的本质和作用、改革与发展问题，进而确立适合办学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二是管理模式的国际化。教育国际化牵涉到学校教学和管理等多方面资源的配置，建立一套完善的教育国际化管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实施国际化办学目标的根本保障。为了有效推进国际化-34-进程，学校层面可设立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统一部署学校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和制定落实发展规划，全面负责宣传、招生、教学、学生管理、外事、签证等与国际化相关的事务。三是课程体系的国际化。国际化人才既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又要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并能够突破文化差异障碍吸取人类文明成果，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使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国际化。四是教学团队的国际化。教学团队国际化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最基本条件。推动教学、科研向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必须依靠具有国际知识和经验的教师。建立国际化的教学团队，有外引内培等途径，既要从国外大力引进外教，又要致力于本土师资的国际化。
3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的县域社会中心发展趋势
作为县办的高等教育，起源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要素，这符合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高等教育“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趋势理论。1966年，弗里德曼用经济学“核心——边缘”理论分析研究“二战”后经济社会现象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关系时，发现在知识成为经济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资源与生产要素后，高等教育逐步从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象牙塔”进入到社会的边缘区，并渐次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要素。[3]高等教育成为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轴心”，意味着县办高等教育已开始走向社会中心。
3.1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向县域社会中心发展的缘由
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源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和高等教育社会化。其中知识经济的兴起是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经济因素，高等教育社会化是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社会因素。高等教育获得社会中心地位并不是突发的，高等教育从诞生之初就形成和积累着支配与主导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能力。这种积累的必然结果是使高等教育具备走向社会中心的可能。同时，当社会发展所蕴藏的知识经济成份不断增加时，为这种积累的释放提供了空间。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这种积累的释放变得现实与紧迫。当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工业经济后期的40%上升到80%以上，高科技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为65%，其中信息科学技术产业、生命科学、技术产业和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产业的产值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投入到高科技产业的劳动力大大高于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中的劳动力的时候，知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使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作用得到彰显，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规律迫切需要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4]高等教育社会化是高等教育与社会相互作用，并面向社会不断开放，从而被社会所接纳、认可乃至支持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高等教育与社会间的一个互动发展过程。一方面当社会发展由以土地为主要资源的农业社会过渡到以资本和自然资源为主的工业社会，并逐步被以知识的创造生产为重要基础的知识经济社会所代替的时候，高等教育社会化就被社会的这种发展需求所推动，具体表现为:一是教育对象已从面向少数人的精英教育发展到服务于一般国民的大众化、普及化教育；二是伴随着教育大大拓宽，选拔方式更加灵活多样，高教机构也日趋多样化。公立与私立、全日制与业余并存，非四年制及非大学高教机构就学人数明显增多；三是高等院校与科研部门、工商企业进行广泛与深入的三方合作；四是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与高等院校管理，使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5]。由此可见，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基本发展逻辑是：社会需求扩大—高等教育社会化—内涵、外延扩大。[6]
3.2先发型县办高等教育向县域社会中心发展的要件
县办高等教育发挥好县域社会中心作用，主要的就是要构建系统机制，使高等教育与县域社会互动发展。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充分发挥人才、技术和信息资源优势，为县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来提升区域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同时，县域社会内的政府、企业、各部门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信息、经费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撑。二者间的这种相互作用，促进高等教育与县域社会协调发展。互动发展的内容涵盖了高等教育所能提供给县域社会服务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从县域社会中也汲取自身发展需要的物质能量，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巩固在本县域社会中的地位。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互动发展的关系也逐渐由被动适应转向了主动服务，服务的方式日趋多元，包括人才培养、科学、技术咨询与服务，创建科学园区，创办企业型大学等方面。国外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实践对此给予了证明。在人才培养上，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广大民众对接受高等教育日益高涨的期望，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建立了社区学院、技术进修学院和短期大学。在科学与技术咨询服务上，政府、企业和高等院校共同开展科研合作，共同建立研究中心，开展技术开发。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成立的微电子研究和生产基地是世界第一个以大学为依托的科学园区。目前美国已建立100多个科学园区。而后的日本、英国和德国仿效美国在有条件的大学周围开辟科学园区，以适应技术革新和产业的升级。高等教育与县域社会互动发展的过程是政府、高等院校和市场诸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互动发展的运作机制就是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市场调节、政府调控以及信息沟通等构成了高等教育与县域社会互动的有效机制。县办高等教育发挥好县域社会中心作用，另外就是要完善高等教育系统整体功能。目前先发型的县域多元化高等教育系统实现走向社会中心的目标，必须形成合力，避免高等教育系统内因功能的紊乱而能量耗散，影响走向社会中心的进程。高等教育功能的分化与整合，是高等教育摆脱“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两难困境的“良药”。[7]高等教育在崇尚学术的同时，为获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就必须面对社会众多领域的实际需求，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这就需要高等教育做出合理的选择。作为县办高等教育，要通过教育功能的分化与整合，适时适度调整自身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度，比如在文化引领、科技服务、终身教育体系搭建等方面，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好教师的作用，突出师源性贡献，而不仅仅是履行为社会输送毕业生的单一功能。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