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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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指标的确定构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体系，首要工作是选择一个能够全面、合理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基准指标。关于通货膨胀的测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根据货币数量论，从通货膨胀货币角度的定义来考虑通货膨胀的测度;二是从总体物价水平角度出发，使用物价指数来测度通货膨胀。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选取物价水平对通货膨胀进行测度。中国现行的物价指数主要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GDP平减指数(GDPDeflator)、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通过该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CPI)是剔除该社会中短期波动较大、易受政策调控的部分商品价格后，编制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费价格指数相对真实地反映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关系，更适合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商品零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商品零售价格的变动与国家的财政收入、市场供需的平衡、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有关。因此，该指数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上述经济活动进行观察和分析。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包括工业企业售给本企业以外所有单位的各种产品和直接售给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产品。该指数可以观察出厂价格变动对工业总产值及增加值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品及取费项目的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GDP平减指数(GDPDeflator)是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没有剔除价格变动前的GDP增长与剔除价格变动后的GDP增长之比。GDP平减指数计算基础比CPI更加广泛，涉及全部商品和服务，不仅包括消费品，还包括生产资料和资本、进出口商品和劳务等。它包含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GDP平减指数具有反映物价总水平的综合性优势，被认为是最贴近通货膨胀定义的指标，但是该指数也有较大的局限性，所以应用并不广泛。对于CPI、PPI、GDP平减指数、核心CPI等物价指数，它们都能从经济运行的某个侧面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可以将这些指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物价指标的指示功能，提高物价预测的可靠程度。但是在具体的通货膨胀预测时，CPI被广泛视为衡量通货膨胀的标尺。CPI数据质量可靠，能反映市场经济的现实活动，符合国际通行的惯例，具有可比性和较强的时效性。因此，本文选取CPI作为构建中国通货膨胀监测预警体系的基准指标。
(二)景气指标体系的构建构建景气指标体系的首要工作是收集足够的经济指标。要想构建能够全方位综合反映通货膨胀景气波动的指标体系，必须尽量多地选取相关领域的经济指标。本文搜集了近千经济指标，涵盖了工业、贸易、投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从大量经济指标中选择景气指标的主要原则是经济上的重要性、统计上的充分性、统计的适时性和景气波动的对应性。本文根据这四个原则以及研究目的，利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和K－L信息量法从近千条经济指标中进行第一次筛选，并利用峰谷图形分析法对第一次筛选结果进行二次筛选，最终选出16个指标，分别构成通货膨胀监测预警体系的先行指标组和一致指标组，具体如表1所示。
(三)合成指数的构建与分析按照合成指数的计算方法，本文根据表1的景气指标体系构建中国通货膨胀景气合成指数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一致合成指数和基准指标(CPI当月同比增速趋势循环项)的波动具有很好的一致性，波峰波谷几乎完全同步出现，因此可以用一致合成指数代替基准指标进行分析。我们将先行合成指数和一致合成指数进行峰谷对应分析，计算先行合成指数波峰、波谷分别对一致合成指数波峰、波谷的先行阶数。先行合成指数波峰、波谷与一致合成指数波峰、波谷的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根据计算结果，先行合成指数的波峰平均领先于一致合成指数的波峰7个月出现，标准差为0;先行合成指数的波谷平均领先于一致合成指数的波谷6个月出现，标准差为0.82。这说明先行合成指数与一致合成指数的先行滞后关系很稳定，可以利用先行合成指数来判断一致合成指数或物价未来六七个月的走势。根据图2先行合成指数的走势，我们预计2014年下半年中国CPI当月同比增速将继续呈现回落走势。
二、中国通货膨胀景气预警信号灯设计
景气信号灯预警方法是通过选择一组反映物价水平的敏感性指标，运用有关的数据处理方法，将多个指标合并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并通过类似于一组交通管制信号红、黄、绿灯的标志，预警信号灯系统用蓝色、浅蓝色、绿色、黄色、红色等五种颜色代表整个经济状况中过冷、趋冷、正常、趋热、过热等五种情形，对这组指标和综合指标的当时物价水平发出不同的信号。通过观察分析信号的变动情况，来判断未来物价水平的走势，并明确提示货币当局应当针对当前物价水平及未来走势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在功能上景气信号灯与合成指数基本相同，都是反映历史与当前的物价景气状况。但关注点有所不同，合成指数关注的是周期波动的转折点，景气信号灯关注的是经济的冷热状况，在历史上所处的具置。因此，在使用合成指数的基础上，建立景气信号灯也是必要的。根据景气信号灯的表现情况，还可以验证合成指数的表现是否准确。基于景气信号灯的原则，结合本文指标分类工作，本文选取先行性和一致性效果好的指标，并结合指标的经济解释能力，具体选取7个指标作为景气信号灯的构成指标，如表3所示。根据表3所选的指标，本文构建了相应的景气信号灯，图2显示了最近12个月各个指标的信号灯变化情况。根据图2显示，2014年1月至8月，CPI当月同比增速一直显示未绿灯状态，表明物价水平处于正常状态，未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现象，这和实际情况相吻合。2014年1月至8月，中国CPI当月同比增速一直在1.8%—2.5%的区间内徘徊，这正是一般认为可接受的物价涨幅。另外，从进口价格指数、M2、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公共财政支出等指标的同比增速看，2014年以来都显示浅蓝色或蓝色信号灯，表明这些指标相对于历史水平来看，都处于历史上的低位，反映了经济不景气的现状，这很可能会影响到物价未来的走势，使得物价总水平呈现下行趋势。对表3的7个指标进行加总合成的综合警情指数，可以总体上反映中国物价景气状况，合成结果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综合警情指数可以客观、准确地反映物价的变动状况，2007—2008年和2010年这段时间，综合警情指数位于黄色区域，表明物价景气状况偏热，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而2012年以来，综合警情指数主要位于浅蓝色区域，反映了物价景气状况偏冷。目前综合警情指数已经进入了蓝色区域，反映了物价景气状况过冷。
三、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短期预测
上文构建的中国通货膨胀景气监测预警体系能够对历史和当前的景气状况进行监测，并对物价未来的走势进行趋势性判断，但是景气监测预警方法并不能给出具体的预测数值。因此，采用计量模型对短期内通货膨胀率的大小进行预测也是十分必要的。在以往对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时，一般都只对CPI当月同比增速进行预测，而鲜有采用CPI环比增速进行预测。事实上，同比数据容易受到上年同期的影响，无法客观真实地反映消费者对当前物价波动的感知情况。例如，某月物价比上月上涨1%，消费者对此会有强烈的感受，然而可能由于去年同月物价也比较高(如春节期间)，造成该月物价与去年同月相比涨幅并不大。因此，本文分别对CPI当月同比增速和CPI环比增速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图4和图5所示，表4展示了CPI同比增速和环比增速从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的预测值。根据预测结果，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中国CPI当月同比增速将继续呈现下行趋势，这与上文采用先行合成指数分析结果一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CPI同比增速可能将进入“1”时代，这需要政策制定者严密监控物价走势，防范中国物价增速持续下行带来的不良影响。另外，就CPI环比增速预测结果来看，2015年3月至6月可能出现环比下降、其他月份仍旧保持环比上涨状态，而涨幅比较大的是2015年1月和2月，这可能与中国春节期间物价水平的变化有关。
四、结论
从2003年年中开始，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张和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我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迅速膨胀，使得国内资源供给趋于紧张，导致三大物价指数全面上涨，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出现已经不容置疑。同前几次通货膨胀相比，本轮通胀不算剧烈，但争论却异常激烈。其原因在于，本轮通胀确实有一些与前几次不同的特征以及形成原因。笔者认为正确认识这些特征与成因，对于政策效果评估、未来影响我国通货膨胀走势分析、下一步的政策取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思考之一:新一轮通货膨胀有何新特点?
对按经济学定义，持续的物价上涨即为通胀。虽然在物价上涨的持续时间和幅度等方面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一般认为如果物价连续三个季度上涨即可确认为通胀，而按照中国过去20多年五轮经济波动周期的经验，物价涨幅在5%以下正常，5%至10%之间为温和型通胀，10%以上为恶性通胀。
现代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失衡所造成的，它不仅包括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原因，还包括供给与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根据其成因可将通货膨胀的类型分为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供求混合型以及结构型。总需求的增加，无论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扩张，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扩张，最终都是通过货币量的增加实现的。因此，任何形式通货膨胀的背后都有货币供应量不适当增加的影子，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也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本轮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已经基本到位，物价水平本应随着货币供应减少向下运动。但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这可能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前些年为走出通货紧缩而大量投入流通中的货币产生了滞后影响；二是推动本轮通货膨胀的真实原因并非完全是货币因素。从实际情况看，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存在，一方面前些年扩张性的货币投放为本轮经济过热准备了货币条件；另一方面本轮通胀的真正主因是制度性因素而引起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具有以下几个新特征:
（一）货币性特征
从货币供给看，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家为扩大内需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M2的增长率2000年比1999年增长了12.3%，此后每年大约提高2个百分点，直至2003年第二季度，我国货币供应量一直以20%以上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实际GDP增速与物价上涨之和；与此同时，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大量购入外汇，进一步加剧了基础货币投放。高速增长的货币供应之所以未马上转化为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通货紧缩，居民持币观望、蓄币预防的心态较重，加上以往政府主导下的低效投资引发银行系统呆坏账居高不下，造成新增货币大量沉积，流通速度下降，遏制了高货币存量向通货膨胀方向的演变。但货币的一时沉寂并不意味着消失，经济体系中存在的超额货币供应终将会成为日后通货膨胀的导火线。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通货膨胀是前些年货币过度扩张的结果。
（二）非总量性特征
一般来说，导致一般物价水平上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总供给无法满足总需求的增加，“物以稀为贵”；二是商品生产成本增加，造成销售价格相应上升。新一轮物价上涨不能说是由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引起的,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和国际油价高涨的推动下，粮食、煤炭、电力、石油、运输等上游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其它食品及下游工业产品的价格回升。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的温和型通货膨胀是非总量性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三）结构性特征
这次价格上涨从性质上看，仍处于初期阶段，具有结构性特征，典型表现在部分要素市场失衡出现供需脱节引起的价格上涨。价格上涨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粮食和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上游产品价格带动下游产品价格上涨，三是大量土地批租和房地产开发过度需求导致土地交易价格上涨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是投资品价格上涨带动的。近年来投资率过高，部分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带动生产资料整体价格上涨，特别是2003年9月后，部分原材料和能源出现瓶颈制约，价格涨势迅猛。如果深入分析一下本轮物价传导的过程，就会发现本轮物价上涨中暴露出来的上下游产业价格波动不匹配现象的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中不合理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单纯地用行政调控手段或货币紧缩政策，不仅无法达到调控的目标，反而有可能加剧调控的负面效应，使温和型通货膨胀延续下去并进一步恶化。
因此，新一轮通货膨胀是由于制度性因素导致市场结构不平衡，由瓶颈部门的价格上涨而通过成本要素向前推进形成，并且这种结构失衡的主因不在投资，而在体制，它反映了市场发育、改革进度的不平衡，反映了垄断经济的危害性。
思考之二: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是什么?
深入分析这一轮的物价上涨，我们可以发现有四个深层次的制度方面原因：
（一）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导致资源约束：引发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固定，因此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在于供给弹性。而产品的供给弹性又与资源约束程度负相关，与市场竞争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正相关。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产品供给弹性过低主要受制于资源约束。可以说，资源约束主要来自于制度性缺陷和不合理管制，因此，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比如粮食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前几年对粮食流通领域的管制，只允许国有粮食企业进入。其结果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国家政策在实际中很少得到执行，导致粮食价格和产量连年下降。而且，国有粮食企业往往还逆向操作，加剧而不是平抑了粮价波动。另外,投资膨胀的一个重要诱因，是资源和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受到管制，严重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使投资成本大大降低。同时，能源、资源等行业又几乎被国有企业垄断，非国有资本实际上还是很难进入，在供给缺口形成后也不能很快增加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大了通胀压力。但是从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到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源约束。如果说政府的不合理管制降低了短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能迅速增加的话，那么资源约束就制约了长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因此,笔者认为: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所导致资源约束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但资源约束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通货膨胀，它应该引发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深刻思考和战略转变。
（二）生态失衡导致外部性成本内化：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外因
生态失衡一方面表现在生态环境恶化，治理生态环境必须花费大量的成本。治理的社会成本费用又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各个公民和厂商，这种社会成本最终要由生产厂商来承担，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使产品的价格升高，因而外部性成本的内化相应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涨。不仅如此，生态失衡还使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开采的难度日益增加，由此导致资源开采成本上升，原料能源价格上涨，使生产厂家的内在成本增加，因而造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生态失衡导致供求总量失衡时还会使供求结构关系变形。比如当生态系统失衡后，其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供给就会因此而减少，但需求会不断增加，使经济系统对农业系统产出的需求量更为增加。人们不得不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过度开发索取。在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农业系统投入的边际产品也是递减的，而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可以弥补因边际产品减少而带来的利润损失，因而社会资源仍然会向农业生态系统倾斜流入，而其他边际生产力比农业还高的生产系统却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投入。这样，即使整个社会的产出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却会因为资源分配结构的不合理而无法满足总需求，使效率低下部门的产品价格上升进而带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升。
（三）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动因
考察当前这一轮宏观经济的波动，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变量已经很快地发生了变化，而另外一些变量由于“粘性”特点，变化得比较慢。什么变量变化得比较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工资，劳动力工资的变化的滞后在剧烈变化的宏观经济中，会带来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扰动，进而导致与长期变化不同的某些特点。所以，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在长期是无限供给，但在短期随行就市，就可能因价格调整不及时出现供需的失衡，比如当前珠三角等地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已经证实了这一判断。而劳动力的价格是工资，工资又与物价相关。对于恩格尔系数相当高的劳动力来说，在分析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其实际工资不仅与消费物价指数有关，还与粮食价格直接相关。因此，当消费物价指数从负的2%上升至6%，便相当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8%。而粮食价格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的影响也是致命的。因此，这种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必然会导致劳动力的短期短缺。笔者认为，解决劳动力短期短缺的唯一出路就是不得不提高劳动力的工资，以此来吸引足够多的外来打工者到自己的工厂工作，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因而，加剧了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出现。
（四）市场的无序性导致成本的超载：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内因
市场的无序性与通胀的关系，似乎难以用准确的数据加以说明。但从每年的物价上涨指数的结构来分析，除了当年新调价因素和其他改革措施出台因素以及上年翘尾因素的影响之外，有一部分是当年自发涨价因素的影响。这部分因素包括的内容固然很多，但其中市场秩序是否正常，则对自发涨价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换言之，市场秩序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物价的自发上涨。一方面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从生活必需品到高档耐用消费品，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凡是畅销产品，特别是名牌商品，均有假冒伪劣出现。猖獗的造假、售假活动不可避免地扰乱了市场流通秩序。作为消费者，用相应的价格买不到货真价实的商品，作为生产者，特别是名牌商品生产厂家，则花大力气，以高成本来防假，打假，必然带来社会生产成本的提高，假冒伪劣商品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市场价格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一是某些机构利用部分权力搞垄断性经营，牟取暴利；二是各种投机行为加剧了价格波动。三是一些行政性收费项目混乱，乱收费、乱摊派。这些价格混乱行为都直接导致了生产成本的超载，从而推动物价上涨成为引发通胀的重要原因。尽管市场化改革会在长期内通过增加供给来减轻通胀压力，但在短期内会使“缺煤”、“限电”、“油荒”等隐蔽性通胀显化，使资源和要素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增加短期通胀压力。而从目前传递出的各种政策信息来看，土地、资金、劳动力和资源市场化已经或者正在被纳入下一步的政策重点，这必然会对资源和要素价格、进而对物价总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思考之三：怎样应对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由于本轮通货膨胀的特殊性，完全指望货币政策恐怕难以实现控制本轮结构型通胀的目标，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策组合，把重点放在结构性调整，放在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真正做到宏观调控与改革推进相结合，以改革实现调控目标。
一是保持现有的货币政策力度，侧重疏导信贷结构调节的传导机制。笔者前面已经提到，本轮物价上涨的货币源头在于前几年的超额投放，去年以来随着人民银行提高准备金率等系列政策出台，目前流通领域的基础货币供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2004年末M2的增幅降为14.6%，开始进入“适中”区。如果继续紧缩货币供应，有可能加剧企业资金紧张局面，导致经济硬着陆。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整难以到位，行政性要求与商业银行的利益追求存在冲突，增加中小企业贷款、支农贷款、助学贷款、就业贷款等的政策导向难以落实。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加大财政政策的配合力度，使信贷结构调整真正符合商业银行的利益核算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论文摘要】进入2007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如何保持手上货币的绝对购买力成了一件大事。作者对当前我国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简要地提出了相应的策略观点。
一、对通货膨胀的分析
1、通货膨胀的定义及其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大体上可分为“货币派”和“物价派”。“货币派”认为通货膨胀是物价的普通上升，而且这种上升是由于货币过度供应引起的。“过度的货币追逐相对不足的商品和劳务”。“物价派”主张用一般物价水平或总价格水平的上升来定义通货膨胀。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当达到充分就业后，货币供给的增加而引起的有效需求的增加已没有增加产量和就业的作用，物价便随货币供给的增加作同比例的上涨。
两派分歧的实质在于对物价上升原因的解释。我们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模型”来理解货币和物价之间的变动关系：假设市场是一个天平，货币是天平的左边，物价是天平的右边。当市场上货币量超出实际需要货币量时，大量的货币追逐一定的物品，物价就会上升；当市场上货币量一定时，由于物品供给的减少，也会使物价上升。实际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种区分，前一种情况下，是货币的绝对过剩，这种情况引起的通货膨胀我们称之为绝对通货膨胀。后一种情况下，是货币的相对过剩，这种情况引起的通货膨胀我们称之为相对通货膨胀。
2、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从货币和物价两个方面去探索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
（1）货币流动性泛滥。2006年以来，货币流动性过剩状况越来越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内外经济失衡。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以及中国人消费观念的原因，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当中，内需一直是不足的。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是靠大量的基础投资和迅猛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在我国强制结售汇体制下，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意味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并且累积下来导致了截至到今年6月底，我国外汇余额为13326亿美元，同比增长41.6%。今年前6个月，累计对外贸易顺差达到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3.1%。庞大的外汇占款迫使央行不断地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经过货币乘数作用之后，市面上创造出大量的可流通的存款货币，从而导致货币供给增多，流动性过剩。②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利用1992～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分解出我国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变化，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年间，特别是2000年以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率，而居民储蓄率则是相对下降的。这意味着，推动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不是个人，而是政府和企业，尤其是政府。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政府收入已经连续数年以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在增长。税收增加的同时，政府的福利开支却出现了相对下降。政府没有在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机构方面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而是更多地用于投资。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投资的冲动很大。
（2）物价水平持续上升。当前我国物价水平不断上升，有着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影响。①国际方面的影响。自2005年中期以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走出了一波快速上升的牛市。
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需求大增，导致矿产资源供给吃紧。以铜为代表，有效突破3000美元/吨的历史高价后，更是在随后近一年的时间内创下8825美元/吨的天价。由于战争、限产等原因，石油价格也持续走高，一度达到80美元/桶的高价，高盛等美国著名投行甚至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油价会突破100美元/桶的大关。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生物能源替代政策等使得国际粮食减产，面对没有减少的需求，国际粮价也持续走高。种种原因造成的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再通过进口成本传递到国内市场，引起同类产品的价格不断攀升。②国内方面的影响。定价权缺失是导致国内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农副产品在价格上没有主导权，一来有国家限价，二来本身进入门槛较低，秩序混乱。农副产品价格每上涨1个点，其结果是农资产品上涨几个点。绝对来看，好像价格上涨了，农民增收了，其实是由于成本上升速度快于收入增加速度，所以反而是辛苦了一年，回头一算，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两种局面：产品生产成本是决定产品价格水平的内在因素，粮食生产成本的持续上涨成为粮食价格上升的内在动力；农民开始考虑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不再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进城务工，农田抛荒比例明显增大，从而造成粮食连年减产，导致产不足需。
总体来说，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情况表现为稳定的、缓慢的上涨，即温和的通货膨胀。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在实际生活中，又区分为两种表现：一是在实物资产方面，表现为货币的相对过剩；二是在金融资产方面，表现为绝对过剩。因而在投资策略上也要分别对待。
二、通货膨胀对投资的直接影响及其策略
通货膨胀对投资的直接影响又可以视为通货膨胀带来的投资机会。这种投资机会分布在实物资产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上。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实物资产方面主要是实物资产供给不足，金融资产方面主要是追逐金融资产的货币太多。可以针对这两种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
1、实物资产的投资策略
认清了上涨的本质在于供给不足之后，有助于我们制定明确的投资策略。
以铜为例。1992年以来，我国铜消费量激增，年均增长率15.16%。2002年消费量414.04万吨，占世界铜消费量1495.65万吨的27.68%（四分之一多）。已经超过美国（237.24万吨）、日本（116.39万吨）和德国（106.34万吨），居世界第一位。
建国以来我国矿山共生产铜1113.94万吨，1999～2002年矿山产量在52万吨～59万吨之间徘徊，加上国内每年回收30多万吨废铜，国内原料生产的铜的供应量约85万吨～90万吨/年。以2000年的消费量239.5万吨为基数，假设从2000年到2020年间，我国铜年均消费增长率为10.0%，2010年的届时需求量约410万吨，2020年约665万吨，20年间累计需求量为8710万吨。2010年国内原料生产的铜，只能满足需求的20.49%，2020年为13.53%，供应严重不足，矛盾日趋扩大。像铜等矿产资源，煤、石油等一次性能源产品，生产投资周期长，可替代性差，如果发生短缺的现象，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它们的价格上涨具有持续性，就算因此而导致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政府和企业也只能接受而不可能违反市场经济规律，采取强硬措施。因而对于此类的实物资产投资，可以买入并长期持有至市场基本面发生改变为止。而像大米、猪肉等粮食，玉米、棉花等农产品，增加供给是一件不算很难的事情，因而，假如要对它们进行投资，只能是看准时机，快进快出，获得市场波动的价格差。
2、金融资产的投资策略
在当前的通货膨胀下，由于我国的低利率政策，实际上大家手头上的货币是不断贬值的。因而，不管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还是高收入家庭，保值增值成为了大家的一致共识。
从资金层面实现保值升值的途径无非是储蓄、住房、证券、保险、外汇。目前储蓄率持续低于CPI指数，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的预期当中，因而储蓄、外汇基本上不会成为大家的投资选择，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保险只是备万一之需，解决意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大量涌入住房和证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在住房受到了政策打压而且高企的房价超出了老百姓承受范围的情况下，面对火爆的股市，储蓄进行搬家便成为普通老百姓唯一的途径，股市的“疯狂”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解释，这种预期一旦形成，这将是一个过程，不会是短暂的结束。人与人、货币与资产之间的博弈生生不息的进行下去，直到预期改变为止。这场博弈在当前，主要表现为房价的高企并顽强上涨，股市的火爆并不断创出新高。在实际情况中，尽管房产价格高到超出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之上，供过于求（相对而言，大多数人买不起房，有效需求不足），股票价格远高于其内在价值，资产证券化率达到了100％以上，市盈率偏高（高出成熟市场一倍以上），但是，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博弈才刚开始，或者说是才开始不久，更精彩的在后面，后面还有充足的时间和巨大的空间。
但我们还是要明确一点，这场博弈的起点是大家的保值增值预期。如何保值增值呢？只有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分享国民经济的成果才行，做到这一点，惟有投资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蓝筹股才能实现。因此，博弈的重点是有价值的蓝筹股，而不是大多数人所喜爱但不适用的垃圾股。
地产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其牵涉面较广，又时刻会遭遇政府的大棒，作为投资对象来说，谨慎乐观对待为宜。
三、通货膨胀对投资的间接影响及其策略
通货膨胀是一把双刃剑，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超出一定程度后的通货膨胀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因而在对待通货膨胀的问题上，国家一直保持比较艺术的态度。既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又会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就有进一步发展至恶化的趋势，通货膨胀对投资的间接影响就是要规避政府出台措施治理通货膨胀而带来的不利于投资的因素，同时发掘伴随之的新的投资机会。
对于实物资产领域对通货膨胀的贡献来说，治理起来相对简单，说白了就是要增加供给，比如现在的加大生猪繁殖，保障猪肉供应。而金融资产方面，很多变量不易统计，而且政策还有滞后效应，因而，调控的重点自然就在金融资产构成的通货膨胀方面。
这方面，调控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缓解和疏通流动性泛滥问题，政府已经采取加息、QDII、发行特别国债和人民币升值等措施，但这相对于当前的状况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的。循着上述提到的核心指导思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结合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政府有可能推出以下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多次调整利率水平，最终使得实际利率为正并保持一定的正值
2、利用财政政策（减税、提高公共消费支出）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刺激居民消费
3、加大农业直补力度，保障农民收入
4、加大大盘股（央企为主要代表）发行力度，扩大市场容量
5、放开黄金交易，增加投资渠道
与此相反，在中国的受实体经济率先复苏和预期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国际资本争相流入中国。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早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收紧，央行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已经4次提高基准利率。加息只能使国内外利差进一步加大，使得国际游资加速涌入国内进行套利，流动性加剧，通胀风险进一步提升。全球面临流动性失控也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发达国家的货币争相流入商品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包括贵金属价格普遍上浮，铁矿石、铜等金属物品及大宗农副产品价格均大幅上涨，致使向全球输出通胀。中国对于这些物品需求量巨大，引起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间接带动了消费品价格上涨。其次，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央行并不能完全控制其发行的基础货币量。从2008年3月（最低点）到2013年8月，中国的基础货币量（M1）从15.1万亿增加到31.4万亿，净增长16.3万亿，翻了超过一番（见表1）。但是，中央银行并不应该完全为基础货币的高速增长负责，中国的基础货币有明显的受到外贸因素影响而被动增加的色彩。受世界范围流动性过剩和出口导向的影响，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2012年表现依然强劲，实现贸易顺差2311亿美元，增长了48.1%。由于央行负有要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责任，净出口增加导致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占款数额急剧增长，而外汇占款增加的结果是央行增发基础货币。其逻辑是，中国企业出口赚取外汇；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企业向商业银行结汇；把维护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的央行再从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外汇，转化为日渐积聚的国家外汇储备。2013年6月末央行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3.5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近三倍。央行购汇使得基础货币不断地流入商业银行，扩大了后者的可贷资金规模。由于净出口更多地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形势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的影响，中国的央行没有能力加以左右。所以，央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并不是随意的，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导致基础货币量被动增长，客观上增加了通货膨胀风险。再次，从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内部原因看，央行不仅无法控制全球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热钱流入、成本上涨和基础货币被动增加，也没有可能完全控制国内广义货币的创造。广义货币的失控和过剩是在刺激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背景下，货币通过商业信贷过程内生创造的结果。
在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的这四年时间内，中国的广义货币即M2由42.3万亿增加到106.1万亿，净增长了63.8万亿，增长达1.5倍。2013年8月，广义货币（M2）与基础货币（M1）的增幅之差达到了“106.1万亿—31.4=74.7万亿”之巨，见表2。教科书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喜欢用乘数效应解释广义货币的创造，但这种解释是刻舟求剑，书斋里的学问，乘数论似乎解释了一切但也掩盖了一切。直面现象的经济学研究必须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体系的运行过程中会内生的多创造出来74.7万亿的广义货币。从央行的数据分析，新增加的货币供给量绝大多数被以贷款形式流出的。从绝对量讲，截止2012年末，全国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本外币贷款总量约67.3万亿元，大约是2012年GDP总量的1.3倍。从增量看，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规模从29.4万亿上升到74.1万亿，净增了44.7万亿，占内生地多创造出来的74.7万亿的广义货币的60%，见图3。那么，这44.7万亿的银行贷款又流向了什么领域呢？有研究显示，这44.7万亿的贷款80%以上仍然流向了大型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所发动的投资项目。这符合在转轨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一个经验判断，每当宏观经济出现紧缩迹象时，在获得国内贷款等方面受到限制的首先是民营部门，反之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的项目在信贷方面往往享有优先权。一个举目可见的现象是，在4万亿财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各地政府拼命扩大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投资，国有企业也趁机大举借贷，乃至出现国企地王现象。通过上述数字的对比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方向的考察可以认为，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之内广义货币增和基础货币之间的74.7万亿增幅差额，从国内的因素看，主要应该是在政府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背景下，各商业银行对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大型项目工程的倾斜性信贷急剧膨胀的结果。
二、根治中国当前通货膨胀问题的对策
综上所述，当下中国的通货膨胀远不是央行多发了基础货币那么简单，广义货币增加背后的逻辑是复杂的，反映了国内外双重流动性过剩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也必须多管齐下。
（一）加强对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渠道的监管，防止炒作性游资进入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无外乎是被套汇和套利机会所吸引。既然在短期内，中国外贸巨额顺差造成国际市场巨额的人民币需求，且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政治上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故而人民币升值预期无法避免；为控制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加息的政策也不可能废止。那么，在长期弱化甚至于取消管制的基本方针下，短期可暂时对外汇资金强化兑换管理。可规定资本项目下的外汇资金，没有经过非常充分严谨的论证不能兑换成人民币，进而切断人民币与外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连接。政策实施时要区别对待，在拒绝国际游资的同时，不能伤害到正常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在反通货膨胀的特殊时期，短期内来强化外汇的干预和管制，是一个值得考量的政策选项。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生产能耗，减轻对石油等资源性产品的依赖度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中国目前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无怪乎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上，现在中国需要何种商品，该商品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面对当前的国际能源形势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作为后发的大国必须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崭新的发展道路，既要保证人民的生活得到持续的改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又要相对减少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即使是从长期国家能源安全和短期抑制成本拉上型通胀的角度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降低生产对国外资源的依赖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扩大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能源输出国和大宗商品市场上国际影响，从而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定价权也是必须抓紧进行的工作。
（三）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依赖近年来，净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个方面它对通货稳定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增长对于净出口的依赖。扩大内需实际上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在通胀背景下，消费能力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必须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对收入分配进行合理调整，增加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因为他们的消费倾向要远高于高收入群体。在逐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同时，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编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以便科学地建立健全动态价格补贴机制，当因供求变化等原因导致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出现持续较大幅度上涨时，政府应及时对低收入困难群体给予适当的临时价格补贴。
(一)便利收益相关研究Kaldor(1939)首次提出便利收益率的概念，它主要表示对存货持有者在不确定世界里从存货中得到利益的度量，衡量商品使用者感到拥有现货资产比仅持有期货合约更有好处的程度。Rout-ledge等(2000)拓展了理性预期的存储模型，并发现便利收益率和商品的存货数量相关。另外，已有研究表明便利收益率确实包含了相关商品的信息，如Pindyck(1993)构建理性框架下的商品定价模型发现便利收益率包含了商品基本面的所有信息。Knetsch(2007)基于仓储理论中的持有成本关系推导出边际便利收益，以它为变量通过定价模型来预测石油价格，并对布伦特原油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一个月到十一月的时段内，通过边际便利收益来预测远期石油价格比利用石油期货价格来预测效果更好。Stepanek等(2013)利用便利收益作为供给风险的指示器，发现便利收益可以很好地预测静态存货量和未来现货价格。Gospodinov和Ng(2013)构建了商品价格，便利收益率和通货膨胀关系的分析框架，发现便利收益和商品实际价格对通货膨胀率具有预测功能。国内关于便利收益的文献较少，主要集中于它的期权性质。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便利收益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对便利收益率期权特性的实证分析，并未从便利收益所包含的商品基本面信息分析其对商品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二)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国外大量研究表明商品期货市场具有国民经济预警器的功能，期货是现货市场走势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Adams和Ichino(1995)的文章认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当前的价格包含了所有可得信息，因此它可以预测未来的价格。Gorton和Rouwenhorst(2004)证明了商品期货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具有正相关关系，投资商品可以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实际购买力。Cheung(2009)检验了商品价格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商品价格可以作为通货膨胀变化的显著信号。Browne和Cronin(2010)指出研究商品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货币总量的因素，认为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国内也有关于期货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相关研究。比如，周勇(2006)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系统分析期货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期货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部分实证研究，如曾秋根(2005)认为通货膨胀预期会引发商品指数基金大规模买入以原油为代表的一揽子大宗商品，从而导致价格大幅上涨，而商品价格上涨反过来又会增强通货膨胀预期，最终形成一种循环关系。李敬辉和范志勇(2005)利用世代交叠的理性预期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改变了可储存商品的收益率，从而导致经济主体存货行为的改变，进而对大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张树忠等(2006)计算了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通过检验其与CPI的实证关系，论证了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对CPI的先行指示作用。部慧和汪寿阳(2010)通过研究商品期货与通货膨胀关系发现，我国商品期货具有显著的通胀保护功能。郑尊信和熊晓光(2012)基于上海期货交易所铜和铝期货的库存变化研究了货币政策与商品价格的动态关系。综上，目前关于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主要利用商品价格或收益率层研究商品价格变动对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其中一些文献也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商品价格的逆向作用。但是，针对商品市场便利收益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研究相对欠缺，而能够反映商品市场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可能包含更多决定未来宏观经济变量走势的信息。本文从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具有代表性的11个品种出发，研究商品市场的基本面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变量影响。本文借鉴Gospodinov和Ng(2013)对便利收益与商品价格关系的研究，并结合Fisher(1930)对资产名义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分析，研究便利收益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以期揭示大宗商品基本面信息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设计
(一)商品价格模型St和Ft，n分别表示时刻t的现货和距到期还有n时间的期货价格，rt，n表示时刻t到t+n的利率。定义Ft，n－St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首先，根据期货存储模型，认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为放弃借入现金买入现货的机会成本，另一部分即为持有现货的仓储成本等，即为便利收益(Ct，n)。
(二)通货膨胀与资产收益率根据Fisher(1930)可知，同种货币计价的资产预期名义收益率会收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应该由资本的生产力等因素决定，与通货膨胀不相关。
(三)实证模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利用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分别对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如。
三、数据及变量
本文研究商品期货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利率数据采用WIND数据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交易平台6个月期国债利率，价格指数等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综合数据的时间段匹配以及样本量的大小等问题，选取2005年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商品期货市场数据为日度数据，国债利率也为日度数据，为了进一步与阅读数据价格指数匹配，我们采用月内平均的方法处理商品期货与国债收益率数据。我们采用临近到期的当月期货价格代表相应商品的现货价格，采用次临近到期的次月期货价格组成期货价格序列。进一步，由于各商品之间的特质因素等影响，各商品的便利收益率的变动情况各不相同。为了提取各个品种便利收益率的共同驱动因素，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便利收益率的主成分，然后进行分析。另外，文中通货膨胀率数据根据经过季节调整的价格指数计算得到，并利用HP滤波分解得到通货膨胀率的长期部分和冲击部分，分别表示可预期成分和未预期成分。
四、实证分析
(一)便利收益率主成分与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利用模型一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由表1可以看出，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随着持有期限逐渐发生变化:便利收益与1、2、3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之间显著负相关，与6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而与12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仓储理论认为市场参与者通过持有现货可以有效快速应对供给和需求冲击，从而获得便利收益。较高的便利收益能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导致现货价格较高，期货价格相对较低，从而导致现货收益率降低;但是从长期来看，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具有相同走势。这就决定了便利收益与期货加权收益率在短期内显著负相关，随着现货持有期限的增加，负相关关系强度逐渐减弱，而长期内则显著正相关。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与第一主成分类似，但相对第一主成分来说其影响力相对较弱，这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相一致。另外，实证结论显示国债利率对现货加权收益率具有显著负影响，商品现货作为一种资产，国债可以视为它的投资替代品，国债收益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对现货投资需求降低，从而导致价格降低。
(二)便利收益主成分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由图1可知，便利收益率第一主成分和月度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反，并且第一主成分的变动比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动提前一段时间。另外，从二者的相关系数分析也可以发现，二者同期的相关系数为－0.17，显著负相关。而当期的价格指数变化率与上一期的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的相关系数为－0.27，亦十分显著。所以可以直观的发现，商品市场便利收益率的主要变动因素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十分密切。进而分析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发现亦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并没有第一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显著。所以，可以初步判定，便利收益与通货膨胀率同期和跨期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接下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便利收益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利用模型二和模型三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可知，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与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之间均为负向关系，显著性随着时间逐渐减弱，即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含有有效信息用来预测未来3个月内(包括3个月)的通货膨胀率。根据已有研究，便利收益是由需求因素、供给因素以及存货策略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它综合反映了市场参与者行为背后的各种信息，第一主成分则更是涵盖了影响整个商品市场价格变化的共同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品市场的价格走势。显然，供需失衡导致的较高便利收益可以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从而导致未来价格水平相对较低，通货膨胀率降低。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的显著程度降低，这说明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对商品市场具有短期冲击，不具有决定长期趋势的能力。本文认为这和我国商品市场的成熟度有关，尤其是现货市场交易，回顾现货市场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现货市场发生过很多乱象，投机氛围比较浓厚。为了规范商品现货市场交易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13年11月联合了《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确立了三部门对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的联合监管机制，明确了监管职责。毋庸置疑，新规定的出台将会为现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现货交易行为的规范，综合反映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将具有更长久的影响。在我国，国债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动态，因此利率增加可以视为紧缩性政策，对通货膨胀具有抑制作用。由于本文使用的是6个月国债利率，所以利率对6个月后的通货膨胀率有显著负影响。
五、结论
虽然二维var模型的BQ分解是充分可识别的，但这并不表明多维BQ分解也一定是充分可解的。设形如(1)式的n维var模型，其Xt=(ytπtz3t…znt)''''n×1，ytπt的含义不变，z3t…znt代表其余的n-2个变量。残差et=(e1t…ent)''''。那么var模型的移动平均式其中，εt=(ε1tε2tε3t…εnt)''''，ε1tε2t的含义与前文相同，ε3t…εnt分别代表各种冲击，如政府购买、国外需求冲击、金融风暴、旱灾、地震、猪肉价格暴涨、太阳黑子等等。且方差标准化为1。其对各个变量的长期影响效应需根据相应的经济理论一一判断。其中d(0)和d(k)皆为n阶方阵，且有n2个未知元素待解。然而n维var模型残差的∑由于对称性只能提供n(n+1)/2个有效方程，因此至少需要BQ分解为其提供n(n-1)/2个条件，例如，根据经济理论得：所以，对于n2个未知数，恰好有n(n+1)/2+n(n-1)/2=n2个方程。然而这不能保证一定可解，且存在有意义的实数解。因为对于n个未知数，n个含未知数的方程并不是其有解的充分条件。当然若n个含未知数的方程都是一次线性的，其必然有解，要么为0解，要么唯一解，要么有无穷多解。但是由方差协方差矩阵所提供n(n+1)/2个方程都是二次的，而BQ分解所提供n(n-1)/2个却是一次的，显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其一定无解，但也不能说其一定有解。若能恰好解出实数解的，那一定非常幸运。文章后面实证部分所用的四维var模型的BQ分解，16个未知数，有10个二次方程和6个一次方程，然而，即便采用MATLAB软件也无法求解的。这正是多维BQ分解的困难所在，乃是由其自身的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对于多维BQ分解的困难，在以往的文献研究中很少有关注。但吴锦顺(2013)的研究明确表明，其在BQ分解的基础上引用了Cholesky分解来求解其中的各元素。这很可能是其在实际的研究中遇到了多维BQ分解的困难，所以才增加Cholesky分解来辅助求解。但关键问题是可不可以在BQ分解的基础上引用Cholesky分解呢？
二、BQ分解与Cholesky分解的矛盾
Cholesky分解与BQ分解的作用一样，是用于识别(1)式var模型的结构式模型而假设的识别条件。只是Cholesky分解与BQ分解的具体含义不同而已。这个假设表明ε1t在当期对yt有一个影响效应，同时又通过b21的间接效应对πt也有一个当期的影响效应。而ε2t对πt有一个当期的影响效应，但yt对却没有间接的影响效应，因为Cholesky分解假设：b12=0。这实质上是不同于BQ分解的。BQ分解所假设的是ε2t对yt的长期影响效应为0，而不是假设ε2t对yt的当期效应为0。所以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以上是用最简单的二维模型的情况来证明的。将其推广至多维模型需要一些技巧。证明的关键在于把Cholesky分解与BQ分解条件联系起来，表明它们的矛盾冲突。上面证明的思路是在BQ分解的基础上引入Cholesky分解，但是在n维模型的情况下，由于B-1矩阵不能像二维时可以很容易的求解出来，所以要把思路转变为在Cholesky分解的基础上引入BQ分解。因为Cholesky分解条件最终所形成的B矩阵是一个上三角矩阵，所以B-1也是一个上三角矩阵。然后把货币供给冲击ε2t排列到εt最后的位置，再进行(12)到(14)式的步骤即可证明。既然Cholesky分解不能被用于解决多维BQ分解无法求解的困难，那么，当我们在实践中遇到这个困难时，当如何解决呢？之所以在BQ分解的基础上要引入Cholesky分解，这很可能是由于在核心通货膨胀的研究中遇到了多维BQ分解无法求解的困难，所以才盲目地引入Cholesky分解来辅助求解。只是不知两者是冲突的，不能同时使用。而人们之所以一定要采用BQ分解而不是采用Cholesky分解，就是因为BQ分解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假设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货币对产出的长期效应是呈中性的，而对通货膨胀却是主要的动因。因此，当把核心通货膨胀的概念定义为产出中性的通货膨胀时，(5)式所代表的BQ分解的条件就是这种趋势分解方法关键的核心。所以引入Cholesky分解而造成的BQ分解的失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三、校准：一个简便而有效的方法
并不是所有的多维BQ分解都能幸运的解出实数解，那么当遇到多维BQ分解无法求解的困难时，应该怎么解决呢？校准是一个简便而有效的方法。校准本是为DSGE模型结构性参数估值的通用方法。文章破例将其用于多维BQ分解的应用中来解决其无法正常求解的难题。当然所校准的未知数个数不宜太多，主要是由于：一是并非所有的求知数都可以被近似地校准为某个弹性；二是用所校准的估值毕竟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因此应当尽量减少校准的个数，在必要的几个校准估值的基础上，结合BQ分解条件和其余的有效方程，能顺利地解出d(0)有意义的实数解即可。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其研究选用的仿值，既可以查阅各种有关弹性的文献研究，比较并选择一个最合理的结果作为校准的估值；也可以采用文献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亲自用更新的数据重新估计而得。这种方法虽然繁琐，但比较精确。最终采用哪个方法可以根据个人的研究与目的而定。
四、实证分析与检验
文章采用四维var模型来验证多维BQ分解的困难，并检验校准的方法在求解这个难题以及在核心通货膨胀的研究中的可行性。模型所用的数据皆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其中yt是2002年1季度~2014年2季度的GDP的数据经对数、除季节性趋势和时间趋势调整后的序列（产出序列与CPI指数，利率和汇率序列存在着协整关系。而构成的var模型的变量之间要求不能存在着协整关系，否则模型不平稳，估值不准。简单的处理序列是不能除去他们之间的协整关系的。），再差分并扩大100倍的序列。πt是同期CPI的月度同比数据，经季度调整后，再对数、差分并扩大100倍的数据。rt是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3个月（或90天）加权平均利率的月度数据，经季度调整、再经CPI调整并差分后的序列。ext是一美元折合人民币（平均数）的月度数据经季度、CPI调整后再差分并扩大10倍后的序列。假设它们均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随机冲击的影响，即分别是来自供给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或相对劳力生产力冲击ε1，来自需求方面的货币供给或实际货币余额冲击ε2，以及来自国际的进出口贸易冲击ε3和某种随机冲击ε4。经检验，yt、πt、rt、ext皆平稳，构建形如(1)式的四维var模型。经过AIC和SBIC检验表明，其最佳滞后除数为1阶。用Stata软件估计，稳定性检验表明所有单位根皆在单位圆内，因此所构建的四维var模型稳定，存在唯一移动平均表达式。实践表明，采用文章的数据所构建的四维var模型的BQ分解，MATLAB软件也是无法求解的。因此我们采用校准的方法来辅助求解。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我国M2的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在1.139（王亚琦，2012）到1.66（汪红驹，2002）之间，研究取易行键(2006)的研究结果为1.3，所以d12(0)＝0.77。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文献研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肖志兴(2012)认为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弹性仅为0.038。而龚曙明(2010)认为，2001－2007年技术进步的平均贡献率为58.04%，权衡各个方面，我们采用苗敬毅(2008)的结果，其用半参数模型测得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0.1739。所以文章将校准定为0.17。马树才等(2009)以现代实际汇率决定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其结果表明，相对劳动生产率进步对人民币汇率的即期效应为-1.65，货币实际余额对实际汇率的即期效应为0.75。所以文章的校准d41(0)＝-1.65，d42(0)＝0.75。曹阳(2004)实证研究了我国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效应为-1.478，因此文章的校准d43(0)＝-0.68。文中的分析一共校准了5个参数，在此基础上，其余的未知数皆可顺利地解得。所以d(0)可知，εt和d(k)也既可求得。因此，核心通货膨胀可得。表1比较了通货膨胀πt与按校准方法获得的核心通货膨胀πtcore的数字特征。核心通货膨胀的均值和标准差小于实际通货膨胀的均值和标准差，这说明了核心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比较小。直观上符合实践对它的要求。并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6，高度相关，其p值为0，非常显著。
从图1可知，从2002年（172期）以来，我国通货膨胀一直都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在上个十年的初期，核心通货膨胀基本上反映了对应时期的通货膨胀的特征，在低位波动。到了2007年（188期），为了应对受国外的输入性通胀和国内房地产等行业的价格上涨所形成的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压力，央行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所以在2008年后，我国核心通货膨胀开始大幅下降，后来受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实施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所以在2009年（196期）后核心通货膨胀又开始大幅的上升，之后则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波动。在这个剧烈波动的时期，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总是保持着与通货膨胀一致的波动趋势，并且小于其波动。由下面的检验可知，核心通货膨胀是CPI的格兰杰原因，因此该核心通货膨胀是实际通货膨胀的前导，是它的核心趋势。所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πtcore是平稳序列，将其转化为与CPI指数相似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数（Core指数）并检验Core指数与CPI指数、货币供给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的检验表明，Core指数与CPI指数存在一阶协整，因此它们具有相同的趋势。然而，Core指数与货币供给m2没有协整关系，其trace值小于临界值，不能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但是Core指数却与m0一阶协整。其trace值6.61小于临界值6.65，不能拒绝存在一阶协整的假设。因此所得到的Core指数与CPI指数、货币供给分别具有相同的趋势。表3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货币供给m2是Core指数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这说明了以往的货币供给能够解释Core指数的后来走势，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现行的货币政策大致上推断出今后的通货膨胀的主要的核心趋势。检验也表明了CPI指数不是Core指数的格兰杰原因，相反Core指数却是CPI的格兰杰原因。这恰好符合了理论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基本要求。因为其本身就是作为对实际通货膨胀主要趋势的预测而被提出来的。所以Core指数应该能预测和解释未来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不是CPI能预测Core指数的未来趋势。这样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Core指数必须是CPI指数的格兰杰原因，而不能相反。而驱动Core指数的应该是由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因此货币供给是核心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以上的计量检验恰好证实了Core指数所应该具有的理论特征。所以通过校准BQ分解的方法所得到的Core指数本质上符合理论对它的要求，是一条合理的核心通货膨胀。因此，校准作为多维BQ分解无法正常求解时的备择方法，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五、结论
汇率目标设定制度（exchangeratetargeting）的局部或阶段性有效，以及金融自由化背景下货币供应量目标设定制度（monetarytargeting）的有效性下降，促成了近十多年来全球范围内一种不容忽视的新现象，即许多国家相继采用了一种名为“通货膨胀目标设定（inflationtargeting）”的货币政策制度[1]。该制度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直接选择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名义锚（nominalanchor）。
1990年3月2日，新西兰率先实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成为这一领域的“开路先锋”。继其之后，实行该制度的国家数目不断增多。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成员国货币政策框架类型的划分结果，截至2006年4月30日，曾正式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国家达到了26个，目前正在实行的国家共24个（芬兰和西班牙两国因为要加入欧元区的缘故，于1998年6月主动放弃），其中不仅包括发达国家，还包括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见下表）。
颇有意思的是，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兴起最初并非源于学术界人士的推动。如斯文森（Svensson,2002）就指出，除了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低通货膨胀的好处进行过大量研究，以及著名货币经济学教授古德哈特（Goodhart）曾向新西兰储备银行主席提过关于激励结构的学术建议之外，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从未针对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开展过任何专门性的研究。按照他的看法，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出现以及其后所赢得的赞誉，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一些采用国中央银行和金融决策实践者们非凡的洞察力。而现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Bernanke,2003）则认为，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一些国家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策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德国及瑞士的货币政策实践——逐步演变而来的。
尽管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实践已经超过了16年，但至今人们仍没有对其内涵形成广泛共识，这主要是因为在实际操作当中，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往往难以识别，即便的确采取了该制度，各国在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的考虑，针对货币政策制度安排所采取的具体做法通常又会存在很大的差异[2]。在目前的诸多观点中，米什金（Mishkin,1999）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是一种包含了五个方面要素的货币政策策略：一是公开宣布一个关于通货膨胀的中期量化目标；二是制度上承诺稳定物价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则居于从属地位；三是在调节货币政策工具当中，包括货币总量、汇率在内的诸多变量被用来通盘考虑；四是通过与公众和市场交流货币当局的计划、目标和决定，确保货币政策公信力（credibility）和透明度（transparency）不断提高；五是货币当局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不断增强。
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实施
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拥有许多明显的优点。例如，通过事先宣布一个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策略高度透明，容易被社会公众感知和理解，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公信力和责任性；与汇率目标设定相比，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可以确保货币政策集中关注国内的经济目标，对影响国内经济的各类冲击做出反应；与货币供应量目标设定相比，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无须强调货币数量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稳定关系。
然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也面临着一个关键性的现实
四、简要小结
1、鉴于中央银行无法直接控制通货膨胀率，因此，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比较合理和现实的选择应当是以通货膨胀预测值pt+2|t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通货膨胀预测值之所以是一个理想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主要是因为：首先，由定义我们知道，中央银行在t年根据所有相关信息做出的通货膨胀预测值，必然与t+2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pt+2高度相关；其次，通货膨胀预测值要比t+2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pt+2容易控制，并且中央银行更多关心的是预测值与目标设定值之间的偏差；第三，与t+2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pt+2相比，中央银行更容易观测到通货膨胀的预测值，这是因为后者是根据t年的相关信息做出的，通过央行的信息披露和外界的预测，社会公众也很容易就能观测到预测值；第四，通货膨胀预测值十分透明。但必须指出的是，通货膨胀预测值这些优点的关键性前提是，中央银行在t年必须尽可能地收集相关的信息，同时借助经济预测模型，尽最大可能做出符合实际的通货膨胀预测。通货膨胀-[飞诺网]
2、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中央银行的政策选择是，根据最小化损失函数值所内生的最优反应函数，确定一个基准利率（或基础货币）水平，使通货膨胀的预测值等于事先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值。当通货膨胀预测值高于目标值时，中央银行将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如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下调基准利率（从而影响到其他利率）、回笼基础货币等等；相反，当通货膨胀预测值低于目标值时，中央银行将执行宽松性的货币政策。不难看出，通过事先公布一个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承诺机制，它可以锚定私人部门的通货膨胀预期，同时约束中央银行自身的行为，而在面临各类外部冲击时，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又能有效保证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
3、由式（7）给出的最优反应函数，与强调中央银行调节基准利率的“泰勒规则（Taylorrule）”和强调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的“麦克卡伦规则（McCallumrule）”这两种工具规则十分相似，但值得指出的是，它们相互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这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的最优反应函数是一个内生的结果，而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都是外生给定的；其次，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强调的是货币政策工具对当期的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做出反应，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的反应函数则体现出了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特点，强调基准利率或基础货币的变动是为了使通货膨胀的预测值等于目标值；第三，通货膨胀目标设定下的最优反应函数仅仅取决于菲利普斯曲线和损失函数中的相关变量，而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除了取决于这些变量以外，还要取决于总需求方程；第四，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反应函数中的系数并不像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中的系数那样是固定的（如泰勒规则中的两个系数均为0.5），并且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动可能还会受到外生变量xt的影响。
4、长且易变的时滞以及货币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都会对物价水平产生影响，这使得社会公众很难准确地监督和评估货币政策绩效。但实际上，如果中央银行主动与社会公众进行交流沟通，通过特定渠道披露通货膨胀预测值的细节，如一些实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国家央行定期的“通货膨胀报告（InflationReports）”，社会公众就可以通过观测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预测值与事先公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值之间的偏差，来监督和评估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即使中央银行将自己所做的通货膨胀预测在一定程度上保密，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比较自己或其他预测者所做的通货膨胀预测与事先公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值之间的偏差，来监督和评估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有效防范中央银行的不作为或是机会主义行为。
注：
[1]米什金（Mishkin,1999）对汇率目标设定制度和货币供应量目标设定制度的适用性及其在实践中的弊端进行了分析，具体可参见Mishkin,Frederic,InternationalExperienceswithDifferentMonetaryPolicyRegimes,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99,43,pp.579-606。
[2]美国即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尽管IMF并未将其列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国家，但伯南克（Bernanke）、曼昆（Mankiw）、古德弗元德（Goodfriend）等美国资深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事实上实行了隐性的或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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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ernanke,Ben,TheLogicofMonetaryPolicy，RemarksbeforetheNationalEconomistsClub,Washington,D.C.December2,2004
4.Svensson,Lars,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ImplementingandMonitoringInflationTargets[J],EuropeanEconomicReview,1997,41,pp.1111-1146.
关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货币供应间的关系，传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Fried⁃man（1956，1970）提出的货币数量论。这一理论的模型表达式为。ΔPt=ΔMt-ΔYt（2）式（2）表明通货膨胀率与货币增长率在长期内会出现同比例变化。即使货币增长率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也只可能在短期内存在，从长期看必定会消失。但在研究现实经济时，尤其是在运用月度或季度数据建模时，首先必须考虑价格粘性，将滞后效应引入模型。
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关系与金融流动性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与平稳性检验1.数据及变量说明。本文的样本区间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共涉及三类变量，即经济产出变量、价格变量、货币流动性变量。地区经济产出变量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衡量。由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是中央银行进行调控时所重点考虑的宏观经济变量，可能显著影响中央银行决策。因此，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衡量物价变动水平，用CPI增长率衡量通货膨胀水平。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GDP平减指数（GDPIP）作为CPI增长率的替代变量。本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标准，对2006年1季度以来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进行了测算和统计，采用该指标衡量贵州省金融流动性，并以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作为社会融资规模的替代变量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2.数据处理过程。本文实证分析中，长期均衡分析用的是水平变量形式，短期动态分析用的是水平变量的增长率形式，因此有必要对具体序列的原始形式、数据处理等做进一步说明：（1）实际地区生产总值（RGDP）及其增速（ΔRG⁃DP）：以2005年1季度为基期，根据贵州省2005年1季度以来的名义GDP和GDP同比增速推算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的RGDP。（2）消费物价指数（CPI）和通货膨胀率（ΔCPI）：根据2005年1月至2013年3月的贵州省月度同比CPI数据，取算数平均得到季度同比CPI，其同比增长率为CPI通货膨胀率（ΔCPI）。价格指标的另一个变量，即GDP平减指数（GDPIP），依据名义GDP与RG⁃DP的水平值进行推算获得，其同比增长率即为GDP平减指数通货膨胀率（ΔGDPIP）。（3）金融流动性水平及其增长率：测算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的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季度数据，采用GDP平减指数对其进行价格因素剔除，得到按2005年可比价计算的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的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实际值（FS），以其衡量贵州省金融流动性水平，以其同比增长率（ΔFS）作为对应的贵州省金融流动性增速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GDP平减指数对贵州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进行价格因素剔除，得到按2005年可比价计算的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的贵州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实际值（CREDIT），作为衡量金融流动性的替代指标，以其同比增长率（ΔCREDIT）作为对应的贵州省金融流动性增速替代变量。上述指标的水平值序列均存在季节性变动因素，在实际的计量回归分析前，本文对所有宏观经济数据水平值序列的对数形式进行CensusX12季节性调整。增长率序列均为同比形式，不必再进行季节性调整。为了方便说明，在下面分析中，我们使用ΔCPI表示CPI同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其他含有差分符号Δ的变量与此类同。3.平稳性检验。在分析通货膨胀、金融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短期动态机制和长期协整关系之前，分别对各变量水平序列（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和增长率序列（2007年1季度~2013年1季度）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过程中的滞后期数确定采用AIC准则。检验结果表明，水平变量序列RGDP、CPI、GDPIP、FS、CREDIT均为非平稳序列，其一阶差分序列ΔRGDP、ΔCPI、ΔGDPIP、ΔFS、ΔCREDIT均是平稳序列。
（二）短期互动机制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和金融流动性间的短期动态机制使用VAR模型（式4）。首先，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然后在VAR模型基础上对模型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1.滞后阶数的确定。根据时序分析理论，动态时序模型要获得准确有效的统计推断，最重要的是在保证满足模型残差无序列相关性的条件下选择尽量简单的模型（张成思，2012）。因此，本文在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上，采用如下判断方法：在给定最大滞后阶数为5的条件下，首先利用最小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然后检验对应滞后阶数的模型残差的序列相关性。若无显著序列相关，则该滞后阶数为最优；若存在序列相关，则从5阶以下依次检验对应模型的序列相关性，在没有序列相关性的组内选择AIC最小值对应的滞后阶数。根据VAR模型估计结果（表2），可知滞后阶数为5时，VAR模型的AIC和SIC最小；根据VAR模型残差序列相关性的LM检验结果（表3），可知滞后阶数为5时，模型残差无序列相关。因此，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5阶。2.格兰杰因果检验。在滞后阶数为5的VAR模型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考察本文核心变量的短期互动机制。首先检验基本模型中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4中报告了实际经济增长（ΔRGDP）、CPI通货膨胀率（ΔCPI）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ΔFS）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货膨胀率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均非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实际经济增长率非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是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通货膨胀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均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综合上述检验结果，可以发现贵州省实际经济增长、CPI通货膨胀率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间具有如下的短期互动特征：第一，实际经济增长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具有短期驱动效应，但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不具有短期驱动效应；第二，实际经济增长和CPI通货膨胀率之间没有显著的短期驱动效应；第三，CPI通货膨胀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具有显著的短期驱动效应，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对CPI通货膨胀率也具有短期驱动效应。也就是说，社会融资规模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特征，其变动既受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又受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社会融资规模又具有短期中性特征，即在短期内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动对实际经济增长不产生显著影响，仅对通货膨胀产生显著影响。3.稳健性检验。为了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构建了两个替代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报告了两个稳健性检验对应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其中，模型A是将基本VAR模型中的CPI通货膨胀率用GDP平减指数通货膨胀率代替，模型B是将基本VAR模型中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率代替。稳健性检验模型A的结果支持基础VAR模型的“内生性”和“短期中性”结论：社会融资规模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特征和短期中性特征。稳健性检验模型B的结果支持基础VAR模型的“内生性”结论，但不支持“短期中性”结论：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替代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时，发现信贷扩张既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结果，又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结果；但是，信贷扩张同时也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信贷具有非中性特征。
（三）长期均衡机制长期均衡机制即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所谓长期均衡关系，是指从长期来看，变量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一一抵换关系，当在短期内各变量间的联系出现偏离均衡状态的现象，这种偏离所形成的时间序列也是平稳的，并且从长期看正负偏离的程度彼此抵消（张成思，2012）。本文对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融资规模的水平值（社会融资规模和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自然对数形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考察三者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此外，本文通过长期均衡机制分析，同时获得了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各个变量增长率形式的互动机制，并可以进行与短期均衡机制类似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1.协整检验。根据表6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变量lnRGDP、lnCPI和lnFS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不能拒绝存在至多1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社会融资规模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同理，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之间也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可以验证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社会融资规模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以及协整关系的个数，但协整关系的具体特征（即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社会融资规模间的长期均衡机制）需要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考察。2.误差修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设立和估计误差修正模型，可得到协整向量和调整系数。前者刻画系统内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后者反映出现偏离均衡状态后协整系统的修正特征和修正幅度。因此，误差修正模型体现的是一种动态修正机制。Engle和Granger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其中ecmt-1=β′yt-1，是误差修正项，β为协整向量，反映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系数矩阵α反映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A为调整系数矩阵。表7报告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包括协整向量β和调整系数矩阵α的估计值。但与社会融资规模呈反向变动。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与社会融资规模对实际经济产出的相关关系完全相反，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采用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是流量，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是总量指标，而融资规模作为一种金融资本生产要素影响经济增长则是以存量形式产生作用的。进一步分析贵州省物价水平、实际经济产出和金融流动性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到底是因果关系还是仅仅为统计上的相关关系，需要在协整模型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8报告了协整关系约束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在协整关系约束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与前文基于基础VAR模型的格兰杰检验因果关系结果基本吻合。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均具有内生性，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由实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内生决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由通货膨胀水平内生决定。社会融资规模是中性的，不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是非中性的，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对策
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表现
对于通货膨胀程度的度量,主要有GDP平减指数(又称缩减指数)、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简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PPI）等指标。我国较多地采用CPI来衡量通胀水平。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
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四种类型: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另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的国际间传递也是一国(地区)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一)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本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商品既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当其价格上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传导到下游产品。由于这些产品的产业关联度强,其价格上涨会导致诸多产品价格(包括工资)的上涨。
(二)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
由于去年美国次贷风暴爆发，造成全球流动性紧缩，美国为了挽救其金融机构及经济增长，向市场大量注资，同时连续多次减息，造成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泛滥，食品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不但创历史新高，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三)经济快速增长,固定投资过热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3月份增长17.8%），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分企业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12.9%；集体企业增长11.6%；股份制企业增长18.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4.3%。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17.3%，轻工业增长14.7%。分产品看，发电量和原煤产量分别增长14.0%和14.6%；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增长8.6%和12.2%；汽车增长15.8%，其中轿车增长14.7%。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一季度，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7%，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三、政策建议
经济学中存在所谓“有多少目标就应该有多少手段”的说法,即在面临多重目标的情况下,为实现目标,必须使用多重政策手段,而且要掌握好“度”。鉴于我国既要防止通胀,又要预防经济通胀转入通缩的双重目标,以及当前通货膨胀是由诸多因素所导致的现实,笔者认为缓和当前通胀局面应采取“一揽子”措施,赞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配合的“组合拳”出击。
（1）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国际收支顺差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也即要控制出口,扩大进口,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2）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治理通货膨胀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各次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对症下药。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人手：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若一味控制总需求而不着力于增加总供给，将影响经济增长，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最终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的代价而前功尽弃。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人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
（4）加强金融特别是特定经济部门的监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在全球就有很强的传染性。虽然在目前的金融自由化大趋势下，各国提倡金融以及经济自由化，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中不稳定性因素多而复杂，并且我国刚刚彻底的实现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因此，我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金融、经济管制的同时，也应该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律以及通过体制的不断完善加强监管，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分业监管体制下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金融监管真空以及重叠区域，从而避免由于金融的不稳定性推动货币进而经济尤其是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理财产品，加强银行流动性管理。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优化信贷投向结构；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信贷管理，严格控制房地产投资贷款需求；进一步引导资金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流动；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推动商业银行采取主动的流动性管理措施；建立规模适当的多层次流动性储备，实现流动性与效益性相协调；进行积极负债管理，减轻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部分学者倡导通过人民币快速升值来“釜底抽薪”,减少国际游资流入,虽然有利于降低生产资料进口成本,阻断国际通胀因素的输入,但由于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存在“棘轮”效应,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较低的水平,当人民币升值带来出口剧减之后,如果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甚至衰退的局面,那么政策当局很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资本项目的增加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剩,但是只要这些资金不进入流通环节,就不会加剧通货膨胀程度。因此,如何化解因国际资本流入而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及其伴随的信贷扩张就成为货币当局直接面对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由于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屡次上调,考虑到国际利差因素,已经没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空间,如果央行进一步强化执行银行信用控制的政策,这与流动性过剩因素结合在一起,将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从而加剧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博弈的目标冲突,构成了反通胀政策力度选择与执行效果的强扰动因素。
总之,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就业、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商业银行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等,以及货币政策尺度的当前位置,约束了反通胀政策力度的选择范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多种目标,而这些目标之间并非完全一致,目前的其他经济政策目标牵制着为实现反通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中国整体的宏观调控应当全面考虑各种经济政策目标的成本和收益,在综合排序的基础上权衡利弊。由于通货膨胀会导致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紊乱,并产生巨大的再分配效应,其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是中低收入阶层。因此,应坚持反通胀的目标。货币当局需要在充分考虑这些牵制力量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妥善决定反通胀政策措施的力度,精确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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