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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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自信用货币产生以来,通货膨胀就成为影响一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通货膨胀,经济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比较权威的说法是1987年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英国着名经济学家莱德勒和帕金将其定义为:“通货膨胀是价格持续上涨的过程,或者从等同意义上说,是货币不断贬值的一种过程”。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美元兑人民币的价格自公告之时起调整为8.11元/美元,人民币升值了2%。这一标志性的事件,拉开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的序幕,并大有越演越烈之势。截至2008年3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为7.0752元/美元。

一、我国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原因

对于通货膨胀的成因,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四种类型: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另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的国际间传递也是一国(地区)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不能简单归为上述几种类型中任意一类。其既有需求扩大导致供不应求的原因,也有成本价格上升引起的产品价格上涨。具体分析,我国现阶段通胀压力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1、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本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商品既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当其价格上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传导到下游产品。由于这些产品的产业关联度强,其价格上涨会导致诸多产品价格的上涨。

2、货币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胀压力增加。货币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并对价格上涨形成了强劲的推动力。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主要是由贸易顺差过大、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信贷规模扩大等因素造成。

3、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固定投资过热。自2003年以来,我国GDP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0%以上,而且呈逐年加快的趋势。2007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1.5%。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固定投资的高速增长实现的。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存在局部过热现象,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4、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及股市的财富效应。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近两年,国家大幅提高了公务员、教师等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待遇;2004年以来出现的“民工荒”使得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国家推出的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得农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消费的增加,继而对价格的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升值这一现象是多个因素、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内因是关键和根本,而外因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简言之,人民币升值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偶然。

1、内因

(1)国际收支顺差。双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源头。若一国收入大于支出,即国际收支出现顺差,这意味着该国外汇市场上汇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外币将贬值,而本币必将升值。我国近年来持续出现双顺差现象,就2007年上半年而言,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其中,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增长132%。因此,人民币在下半年,甚至明年继续出现升值预期就不为奇了。简言之,双顺差是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根本所在。

(2)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多表明:在外汇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同样会引起外币贬值以及本币升值。我国2006年2月外汇储备高达8,751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国家。外汇储备反映了一国国际支付能力和外债偿还能力,具备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然而,由于机会成本的存在,所以并非越多越好,太多的外汇储备反而会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

2、外因。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持续施压成为人民币升值的外因。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只要满足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那么本币贬值就能改善贸易收支。因此,他们施压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是维护其本国的利益。他们企图通过阻碍中国商品过大规模地进入其国内市场,打击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美国为例,实施“弱势美元”政策,力图扭转其国际收支逆差局面。

三、政策建议

鉴于我国目前面临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由诸多因素导致的,笔者认为,缓解当前通胀压力也应采取“一揽子”措施。

1、实施多种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出击面对国内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如央行2007年已经连续10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普通存款金融机构将执行14.5%的存款准备金标准。根据我国当前资本泡沫迅速膨胀的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实施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出击。央行应继续提高利率水平,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形成稳定的紧缩性政策预期,抑制货币需求,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投资过热现象降温。同时,应辅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央行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动,适时适量地出售有价证券,以缓解货币量供应过度的局势,还可以向部分贷款数额增加较快、流动性充裕的商业银行发行定向央票进行货币回笼。

2、针对特殊行业采取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以调整供需结构。本文所说的特殊行业是指对通货膨胀压力的产生起主导作用的行业。鉴于房地产行业和生猪养殖行业供不应求的结构问题是我国此次通货膨胀压力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将上述二者归为“特殊行业”。

3、逐步调整外贸政策。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即要控制出口,扩大进口,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在控制出口方面,2007年我国已经对出口退税作出了3次调整。鉴于我国出口以高污染、高耗能和低附加值产品居多的现状,笔者建议加大出口退税结构调整力度,在现行税率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取消出口退税率的资源型、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数量,并相应上调资源税。在扩大进口方面,重点对象应该是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和高精尖设备,因此对这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可作适当下调。:

4、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力度,防止资本快速进出。为了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防止国际游资进出对我国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应当加强对国际游资出入境的监管力度。笔者建议借鉴国外的做法,如对以非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外国资本实行半年期的没有补偿的储备要求方案,超过半年后方可使用;对以非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短期外国资本征税,比如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股票征收1%的税;或者限制短期外汇信贷或持有外汇头寸的规模。通过以上做法可缓和国际资本迅速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引起价格的哄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短期内的撤离行为引起的经济动荡,保证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此外,还要搞好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一是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很充裕,不仅足以保障对外贸易活动的需要,而且也为选择更加宽松的外汇管理制度创造了条件。因此,适时调整强制结售汇制度,实行意愿结售汇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目前,可先进一步放宽所有出口收汇企业的留汇额度,再逐步变一些项目的强制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二是改革现行储备制度和储备政策,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可以增加进口石油等战略物资储备,减少外汇储备;增加企业和个人持有的外汇,减少国家的外汇储备等。这样可以减少经常项目顺差,既可缓解资源压力,又可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三是运用市场机制缓解由外汇储备增加所引致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增加问题。可考虑通过将中央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债务证券化回笼一部分发行在外的货币,以及将央行现有的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等措施,对冲由外汇储备继续增加给货币政策造成的压力。在鼓励资本流出的同时,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理,改变资本流出和流入不对称的状况。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一些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到海外投资的同时,抑制一些不必要的资本流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主要参考文献:

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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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就业问题难度大，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之后，在国际和国内双重经济因素的作用下，人民币的升值对中国劳动就业也产生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我国必须采取政策和法律上的措施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劳动就业

中图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168-01

1我国目前劳动就业的总体情况

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具体表现为：一是劳动力总供给严重大于劳动力总需求，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下岗失业人员多，就业难。有技能的劳动者短缺，劳动者总体素质偏低，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大学生当年毕业群体每年都在激增，就业压力大。三是地区和部门间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和老工业基地、困难行业、资源枯竭地区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难度加大，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也十分突出。

2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一是直接影响进出口贸易进而影响就业。出口是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人民币升值，出口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则会相应提高，相对于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作为中国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商的积极性。同时，人民币升值引起进出口相对价格的变动，导致出口减少,从而导致已经就业的人员失业。

二是对国内商品的价格指数产生影响。近年来，进口成本的增加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出口商的利润。我国出口企业的成本大幅度上升，但出口产品价格却一路走低。人民币适度的进一步升值，可以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稳定出口利润，对我国的整体经济和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是影响外资进入。目前我国的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和外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导致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减少,而人民币升值导致的房地产、基础设施以及服务业、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会使外商的投资成本上升，但人民币升值在提高外商投资成本的同时，也提高外资利润的汇出比例。在吸引外资方面，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外资的投资质量相当重要。

3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措施

3.1坚持正确的汇率改革方向

在汇率改革方面，坚持“主动、可控和渐进”的原则，尽量避免人民币在短时期内的大幅升值，以给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结构调整留出时间和空间同时，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应制定应对升值的进出口政策，如出口退税、农业补贴和农产品进口配额等，尽量减少升值给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3.2实行结构调整政策缓解就业压力

从宏观经济政策上讲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是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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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内市场的扩大来消化和弥补出口下降造成的总需求下降；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层次，实现我国产品由低劳动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的转变，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应实行结构调整政策以缓解失业压力，鼓励中小企业及第三产业发展，扩大中国产业结构。

3.3在就业战略和劳动力市场方面

打破城乡和地区分割，实现农民的自由迁徙权，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各项“权益”，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实现农民的自由迁徙权；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减少劳动力市场障碍，改变目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同时，应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建立土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

3.4注重开发性就业方式的运用

开发性就业的优点在于：（1）能够减少现有企业因承担过多的失业安置任务，而使长期存在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观；（2）能够较好地发挥劳动者的个人潜质，充分实现人尽其才；（3）能够带动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它们趋于合理化，形成就业安置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格局，因此该安置方式应予特别关注。开发性就业的渠道有：（1）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鼓励创办一些有市场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3）挖掘原有企业和产业的就业潜力；（4）加大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力度，培植大批民营职业企业家阶层。

3.5将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作为一件战略性任务来抓

应建设一大批高水平的职业学校，加强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切实加大政府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3.6制定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就业促进政策

应考虑扩大前一个时期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就业扶持政策的覆盖面，包括对那些出口受影响严重、涉及就业人数多的行业，实行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并实行与增加就业挂钩的各项优惠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

4法律方面的应对措施

4.1要加强和完善劳动立法，从立法上保障劳动者享有切实的劳动就业权

《劳动法》及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虽然出台，但依旧不利于依法治国的实现，有必要尽快制定《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反就业歧视法》、《就业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等劳动就业法律，构建完备的保护劳动者劳动就业权的法律体系。

4.2要完善劳动监察制度，从执法上保障劳动者劳动就业权的实现

目前我国劳动监察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如人员和设施配备不足、职权不够明确、监察力度不够、地方政府重视不够、地方行政干预过强等问题。必须给予劳动监察必要的职权和行政支持，在制度上保障劳动执法的顺利进行。在劳动就业法律中，有必要赋予劳动监察机构必要的职权并大力加强执法，从执法上保障劳动者劳动就业权的实现。

4.3完善司法制度，从司法上保障劳动者劳动就业权的实现

我国目前制定专门的劳动诉讼法尚有困难，应该充分考虑劳动争议的特点，在现有诉讼论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对策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论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对策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论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对策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一些特殊的规则，如完善司法援助制度、灵活运用先行判决和先予执行等来解决上述问题。待条件成熟，可设立专门的劳动法庭或劳动法院，适用专门的程序来处理各种劳动争议案件。

第3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贸易收支；实证分析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同时，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高涨的投资率、快速的技术进步，汇率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变量，逐渐确立了在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也伴随着汇率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汇率的调整就和贸易收支联系起来了。首先是1981年，也就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之时，汇率的调整就和进出口联系起来了。接着就是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实现了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价格的统一并轨，从而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在1996年12月我国外汇体制更是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2005年7月21日更是实施了人民币汇率的重大改革：即时起人民币对汇率升值到8.11元水平；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水平进行调整。这样，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收支的联系变得就更加紧密了。

本文在构建新的实际有效汇率后，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汇率变动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定量分析方法采取的是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ADF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和最小二乘法。本文首先介绍国内外汇率变动对对外贸易影响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为本文的核心内容，首先计算出了1986-2002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然后展开实证分析。本文最后得出结论。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研究始终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特定的经济环境为前提来进行。各项研究对于其限定时期内的汇率变动与对外贸易的相关关系做出了较为详尽准确的描述，并得出不同的结论，各自产生不同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和数据选取上的差异，例如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决定因素的改变，都会使得前期的研究成功在解释当前问题时受到局限。

对于该问题的分析，最为著名的就是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这类分析的重点在于国际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对相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更具体地说，就是贬值能否改善国际贸易收支。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当进口价格弹性和出口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时，本币贬值有利于改善贸易收支。在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基础上，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得出的主张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马歇尔—勒纳条件通常不成立，另一派认为马歇尔—勒纳条件可以成立。学者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以多恩布什(Dornbush,1976),Bahmani-Oskooee(1985,1989),JaimeMarquez(1990),MohsenBahmani-Oskooe和TaggertJ.Brooks(1999)等学者为代表“弹性悲观派(elasticitypessimists)”。经济学家认为对外贸易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之和趋向于小于1,即本国货币贬值不利于贸易收支的改善。“弹性乐观派”(elasticityoptimists)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对外贸易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趋向于大于1。主要由Gylfason,Thorvalur和OleRisager(1984),Marquez(1990),MohsenBahmaniOskooe(1998)等学者,通过建立包括行为方程和结构方程在内的宏观经济模型,运用协整分析方法等实证分析方法,证明了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贸易收支。

近年来，国内有关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第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的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严重不足。这一位着汇率贬值非但不能改善贸易收支，反而会导致进出口状况的恶化，因而汇率贬值政策将带来负效果。如厉以宁教授（1991）对我国1970年-1983年的数据分析后认为，我国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分别只有0.6871和0.0506。谢建国、陈漓高（2002）采用1978年-2000年的数据，利用双边分析法（美国、日本、欧盟）通过实证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改善并没有明显影响，中国贸易收支的进出口弹性仅为0.089，中国贸易收支短期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状况，而长期取决于国内供给状况。

第二种看法是我国的进出口弹性出于临界值，因而汇率变化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影响不是很明显。如陈彪如教授（1992）运用外经贸部统计的1980-1989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量指数进行回归后得到以下结果：我国的进口需求价格为0.3007，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为0.7241.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之和为1.0248，说明人民币贬值或升值对改善贸易收支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经济总体增长能够使贸易收支改善。据高盛公司做出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出口的汇率弹性系数约为0.2，如果以贸易额加权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下降1%的话；中国的出口额可望增长0.2%，因此实际上，汇率的浮动对目前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找论文，上论文114。

第三种看法就是汇率贬值能够改善贸易收支。戴祖祥（1997）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两个时间段。第一个研究的时间段为1981年-1995年，该阶段出口价格弹性为-1.0331，加上根据IMF（1994）的统计分析得出的我国的进口需求弹性为-0.3，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为-1.3331，说明我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第二个研究的时间段为1985年-1995年，该阶段出口价格弹性为-1.1234，同样加上IMF(1994)的统计分析得出的我国的进口需求弹性-0.3，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为-1.4331，认为汇率贬值有利于贸易收支改善。谢智勇、徐璋等8人（1999年研究得出结论：通过实际汇率所测定的我国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之和为9.2523，远大于马歇尔—勒纳条件中的临界值1，说明我国的进出口商品完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有影响。朱真丽、宁妮（2002）对我国贸易1981年-2000年的多边和双边价格弹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对象为美、日、香港，进出口价格弹性之和为-2.71，货币贬值能够改善贸易收支。以上研究得出的结论之所以不很一致，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基于不同的研究时间、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从时间上看，他们分别研究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比较结论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外贸易价格弹性逐步增大，这与经济不断发展、对外开放力度加强的基本宏观经济情况是相适应的。

三、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选用贸易份额权重，计算1986至2002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1、计算方法：

第4篇

我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质上从1994年以来我们实施的却是“内在的固定汇率”政策，将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稳定在既定的水平。本文不对这种汇率制度选择多作评价，而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局势动荡我们继续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进一步使我国的汇率政策呈现出固定汇率制的色彩。

面对严峻的出口形势，我们选择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理论上讲，既可以选择财政政策也可以选择货币政策，或两者并举。但是，受我国目前汇率目标的制约，仅靠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几乎难有作为。在浮动汇率制下，为了增加产出，中央银行可以购入国内资产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将改变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均衡，并使本币贬值。在固定汇率制下，为阻止本币贬值，维持既定汇率目标，中央银行须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国外资产换取本币。随着本币供给的下降，资产均衡回到初始位置，产出没有增加。可见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无力对该国经济的货币供给或产出产生影响。我国近一、二年多次降低利息率，效果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判断。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抵消对本币贬值的压力，促进产出增加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支出或减税，可以扩大需求，增加产出。随着产出的增加，对本币需求增加，从而产生对本币的超额需求，进而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或者本币升值，或者本币贬值的压力得以释放。如果要阻止超额货币需求对本国利率上升和本币升值的作用，中央银行可以用本币购入国外资产，增加货币供给，保持汇率不变。这样可以既实现扩大产出，又保持汇率不变的双重功效。

与货币政策不同，目标汇率制下的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影响产出，而且比在浮动汇率制下更加有效。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财政扩张带来本币升值，使得本国产品和劳务更加昂贵，从而部分地抵消了财政政策对扩大需求的直接影响。在目标汇率制下，中央银行被迫购入外汇，增加货币供给。这种非主动的货币供给增加加强了财政政策自身的扩张效应。我国1998年下半年适时作出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决定，当年扩大财政赤字500亿元，并要求银行提供相应配套资金。这使我国在外有金融危机逼近国门，内有长江洪水肆虐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基本实现了年初确定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为目标汇率制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财政政策与产出Y和汇率E的关系如下图所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使产品市场均衡曲线由DD[，1]移至DD[，2]，汇率由E[，1]升值至E[，2]（此处可理解为单位美元的人民币价格），产出由Y[，1]增加到Y[，2].

AA：资产市场均衡曲线

DD：产品市场均衡曲线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改善产业结构为货币政策留下运作空间

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认为，在贸易品生产部门，穷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富国；而在非贸易品生产部门，二者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很小，直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穷国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成本较低，非贸易品的价格水平也随之降低；富国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非贸易品价格从而整个价格水平都比较高。战后几十年日元不断升值与日美两国非贸易品价格变动可以作为该理论的实证。资料显示，以贸易品衡量的非贸易品价格在两个国家均有上升，但日本上升得更快一些。比如，从1973年到1983年，美国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涨了12.4％，而日本上涨了56.9％。正是由于日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加上日本的通胀率低于美国导致了日元对美元的不断升值（1950年——1971年：360日元／美元；1995年4月9日：79.75日元／美元）。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是一个穷国，我们的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还占有一定比重。这几年我们比较注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和名牌产品的出口。1998年中国机械和电器设备出口增长了12.2％，出口额达665.4亿美元，1999年增长目标为7.5％。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用减税、财政担保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和促进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双高”产品出口，这方面还有较大活动空间。只要我们在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或不断扩大贸易品范围，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可以预期人民币会随着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的上升而出现升值，我国的实际利率甚至可以低于国际水平，这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运用货币政策给予配合开辟了空间。如果是适度利用外债，购进关键技术设备，正如我们1998年发行的10亿美元全球债券，它不仅有利于国际收支均衡，改善出口结构，而且还可避免内债的“挤出效应”。

四、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配合以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缓解我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促进扩大内需，这是以现代经济学对我国目前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时也必须指出，当前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作为短期政策措施运用的，即是在近一、二年内主动执行的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体系，目的是自觉运用财政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的反周期作用。如果长期执行财政扩张政策，通货膨胀预期将部分甚至完全抵消财政政策的作用：从长期均衡出发，永久性的财政政策改变不会影响产出，改变的只有物价，从而不利于汇率稳定。正如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所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赤字越大，私人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就越慢，赤字的规模不影响产出和就业。

第5篇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07年更是如此。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投资的热潮，并且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房地产和股市这两大行业。随着经济长期过热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经济“泡沫”，自从股市进入牛市以来，经济中的“泡沫”不断膨胀，趋势增强。07年底，随着股市由牛市逐渐过渡为熊市，资本市场上资金的供给已经大量减少，虚假繁荣实质性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加之08年年初的罕见雪灾对全国南方地区造成大面积的重创，国内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上涨速度加快，国内通货膨胀率同时也持续走高。另一方面，美国经济进入疲软发展阶段，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导致了美元，这一国际强势货币不断走软，相对中国07年以来的发展速度来说更是如此。基于经济上的重大压力，美国呼吁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就更大了。而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因中国长期以来出口的廉价商品直接导致国内企业竞争力不断减弱和失去市场份额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以美国，日本带头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人民币施加压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少中国长期以来对外贸易的顺差，借此方法来减缓国内经济发展的尖锐矛盾。在内外因素的双重压力之下，人民币在对美元的汇率上出现了大幅度的攀升，并且速度不断加快。

二环境现状分析

1人民币对外升值。

汇率即国与国之间货币折算的比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至06年以来就一直走低，从07年1月份的7.8到现在跌破7为止，下降了近11个百分点，这在人民币升值的历史上属于比较快的速度。一方面，中国在出口贸易上一直处于顺差，国际上给人民币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美元的走软是造成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相对原因。中国至05年以来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在这之中储备的大部分货币是美元。所以美元的任何情况的变化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对人民币造成影响。但仅仅从美元的走软这一固定标准来说明人民币币值的绝对上涨是不够的，毕竟一国货币在现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再加之任何因素对人民币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影响都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对于人民币而言，导致其升值的主导因素既有国内的又有国外的。之所以说只从对美元的汇率来说明人民币升值是不客观的，是因为从其他国际货币来说也存在着其他货币对美元汇率下降的情形，比如欧元。欧元对美元来说是在不断在升值。而人民币对欧元来说却是在贬值。在从汇率看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任何一国汇率对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的说明只有参考的价值。尽管人民币在直观的汇率表中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了很多。实际上，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升值只有5%—10%①。

2国内通货现况。

CPI，居民消费指数，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影响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由三个方面的指数，包括：居民消费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冲减指数②。而在这三个因素之中，居民消费指数又是最重要和具有说服力的因素，因此本文重在分析第一个因素。从07年以来的CPI分析可知，07年全年CPI平均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08年一月CPI上涨7.1%，2月上涨8.7%，3月份也高达8.3%。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年存款利率经过数次加息，截至08年4月18日，年存款利息为4.14%③。通过08年第一季度的平均CPI和年存款利率的直接抵消可知目前中国国内货币的实际币值在以将近3.9%的速度对内贬值。而实际上，银行上调的存款利率是以上一季度或几个季度总结出来的数据为依据的。这说明中央银行上调利率的措施并不是随时随地地按照国内CPI的变化一而变化，并且所有的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已经发生的数据为基础，同时，这些政策无论是在制定还是在影响方面都具有滞后性。所以人民币实际对内贬值的比率还会多出一部分。

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

就具体的经济情况而言，目前国内的通货膨胀情况基本上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生产资料的稀缺。08年初全国大范围的雪灾是造成资源严重稀缺的一个直接原因。一方面这次雪灾造成雪灾地区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全国范围内的农产品供不应求，直接推动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南方大范围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用于修复这些工程所需要的钢材、木材等生产原料的需求量大幅上涨，也拉动了第二产业生产成原料的紧张，由供求理论可知，企业的生产成本必然会随着资源的紧张而上涨。再加上交通运输的基本设施大面积瘫痪，在国内就出现了最需要物资的地方迟迟得不到供给的情况，在当地市场供给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就出现了暴涨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同时也就直接大幅度上拉了全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国际方面，世界出口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农作物方面的出口都大幅度的减少。这就造成了国际上基础农产品的供给不足，同时也制约了中国市场对进口作物的需求，造成国内农产品稀缺，价格上涨。

2）国内货币流通量过剩。中国长期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中国是一个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的国家，引进外资无疑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大量资金的注入。在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整个市场上流动的货币量也大大增加。这的确促进了国内经济的繁荣，但同时，社会生产力总的生产速度并没有比货币增加的速度快。这就使得人民币的总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大于总需求，于是也造成了人民币在有效市场上的流通量过大，直接导致对内贬值，通货膨胀速度加快。

三结论

比较分析人民币币值的实际情况。

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因此不足以用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状况。在国际上，6%以上的年通货膨胀率已经普遍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范围。中国07年最后一季的CPI为6.63%，08年第一季的CPI为8.03%。这虽然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难以忍受的界限，但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并未恶化得那么快。理论上而言，本国货币升值对国内通货膨胀的现象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如果上升的这一部分币值足以抵消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不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据统计资料表明，人民币的升值对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实际贡献，在半年内只有0.2—0.4个百分点（1）。如果说升值对抑制通货的作用是滞后的，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并未看到经济过热能被市场的自动调节所压制住的重大成果。如果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政府管制过多，那么政府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打压经济过热的措施都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率，而并未对经济的过热起促进作用。根据经济数据的比较分析可知，国内实际通货膨胀率实际比调查的结果更高。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率的抵消效果也不大，实际上人民币实在贬值的。

四国家应采取的措施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并不完善的时期，市场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政府的确应该在政策方面适当的参与经济的管理，以继续压制现阶段的经济出现过度的“泡沫”。

第一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银行和国债这两大主要工具回收再市场上过度流通的货币。通过银行提高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是国际上公认了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措施，前者目的在于提高融资者的融资成本，进而从投资的源头对货币总量进行调节；后者则作用于货币的乘数效应上，通过减少货币扩张的乘数来平衡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的关系。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回笼流通中的货币量是效果最快的措施。

第二合理地运用税收和价格控制手段。税收的目的就是为了财富的再分配和引导社会向公平化发展。对金融行业的从紧税收政策则有收缩和稳定投资过热的作用。价格是直接反映出来的对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示，合理的限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对社会的稳定必然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价格的变化也应该尊循市场客观的发展规律。只有找到在政府引导和市场发展的过程之中的这个平衡点，经济才能够又好又稳定的发展。

第三对资本市场实行大力监督。尤其是外资大量进入和退出这一投机行为。引进外资无疑是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外资本对本国的经济贡献率不容忽视，无论在就业率方面或是在资金筹备方面的促进作用都是相当大的。中国目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对外资的需求量很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不能过度依靠外来资本。尤其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投机的外来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某些行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但在这么多压制经济过热政策的背后，政府部门也应该看到这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滞后作用，并且一种措施的出台会引起市场经济关系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以同时也要预见到通货膨胀之后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的情况并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参考文献：

①数据来源：21世纪经济报4月第二期

第6篇

在众多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经济体中，美国无疑是愿望最强烈的一个。据我观察，在美国大致有四类人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表示了强烈关注：一是劳工组织，他们认为从中国大量进口工业制品影响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二是制造业资方代表，他们亲身感受了中国低价产品的竞争性威胁；三是一些代表前两类人的政治家，他们往往出于政治考虑以某些利益集团代言人身份发表施加压力迫人民币升值一类的意见；四是一些从一定的经济学理念和全球货币结构经济结构失衡角度思考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人民币币值的确存在严重低估倾向，如果人民币通过增加汇率弹性等手段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结果将有助于业已出现明显倾斜的全球货币结构和经济结构，当然也可以部分地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压力。

2006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为7636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的逆差为2325亿美元在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中占比大约为30%，这一高比例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最为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只不过许多呼吁人民币升值并指责中国汇率政策人士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在200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3000多亿美元产品中，有2/3是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国公司；二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增速较高，与美国沃尔玛等大公司的低价采购行为推动有很强的关联度。2000年时，沃尔玛公司的全球零售总额只有1913亿美元，到2006年，这个数字已飙升至3500亿美元左右，沃尔玛公司多年来就一直把中国当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购市场，而美国市场在沃尔玛公司销售总额中的贡献率达80%以上，这说明，美国消费者也是便宜中国商品的最大受惠群体。尽管如此，要求人民币汇率扩大波动控制区间并允许人民币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其中，许多学者认为人民币币值确实存在严重低估现象及中国政府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也能对世界货币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等意见，也的确值得重视。

二、人民币币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它力图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汇率制度，就必然会面临一个如何确定汇率的问题。确定汇率实际上确定本国商品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相对价格。假若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充分（即按照马歇尔——勒纳条件，这个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相对价格”较低即本币币值采取低定价策略能够刺激出口并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的状况，“相对价格”较高即本币汇率高估则会出现相反情况。

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总是用一价定律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来思考和解释长期的汇率决定问题。按照一价定律，同样的商品如果不考虑运费和贸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国家应该价格相等。由于一价定律考虑的不是单项商品，如果将两国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就生成了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从逻辑上之所以能够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即在贸易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因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等）价格会逐渐趋同。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本币币值的确定并不能简单地运用国际经济学中的主流汇率决定理论进行解释。通常，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常常取决于它所选择的汇率制度及由国内货币市场、宏观经济运行及国际收支调节策略等多项因素决定。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但对市场参与者和调节者有影响意义的永远是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形成机制或如何确定一定时期的名义汇率。

中国多年来的汇率制度名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以美元为钉住目标的固定汇率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将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关系确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国才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改为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允许人民币汇率每日在3‰的区间中浮动的新汇率制度，20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7.76%。尽管如此，国际金融市场仍抱有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的外贸出口势头仍然有增无减，国际上一些热钱仍然在想方设法钻进中国市场，在难以抑制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资产（股票、房地产）市场价格也出现一路飙升的景象。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这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就简单说清的问题。在一国实际汇率的分析中，现在理论界较普遍的看法是用实际有效汇率这一综合汇率指数方法判断一国的币值更有说服力。在这一方法的应用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都以消费物价指数为测算基础，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还采取以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替换消费物价指数指标，其所得测算结果，同样能反映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专家的计算，中国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大体经过了3个阶段，即（1）1980～1988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均呈现大幅同步贬值势头；（2）1989～199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大幅下降；（3）1994年至今，人民币名义汇率仅经历了相对较短时间的变动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出现了明显的升值。我们都知道，一国的名义汇率如果未发生变化，但实际有效汇率出现明显升值，就说明该国的货币币值存在低估倾向。

汇率决定理论极为精巧复杂，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直接用任何一种均衡汇率理论模型恐怕都难以获得对人民币币值现状及走向问题的圆满解释，但现有经济理论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简明的思考路径，这就是在不考虑决策当局偏好的情况下，从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中分析现行汇率是否已出现失调，然后从失调的矫正措施中去选取政策调节方法。

一般地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币值的提升总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状况良好及由此产生的投资者预期改善等因素相联系。而一国经济的基本面又主要取决于在一定的开放度条件下该国的储蓄投资循环状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社会总需求和就业水准、贸易条件、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体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这些因素如果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就会对经济成长产生合成推动作用，而中国在改革近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的记录也就是这些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原来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大大放慢了增长速度，美国自2001年以来也结束了持续近十年的强劲增长势头，欧洲经济虽然未出现美国经济那种戏剧性的涨跌变化但始终未出现过高成长奇迹，日本则刚刚走出经济不景气泥沼呈现低速增长势头，印度和俄罗斯虽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上亦有不俗表现但眼下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在某些方面还无法同中国抗衡。在相互发生作用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不仅速度领先，而且在国民储蓄率、外汇储备增长额、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绝对额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许还能继续保持增长领先地位。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政治安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主要依靠内源融资能维持10年以上的经济高增长预期的经济体，其货币就必须坚挺并出现明显的相对升值，从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币值变动史中都可以看出这个规律。同样，中国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是这个规律在强制地发挥作用的结果。

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速来源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形成“双顺差”的关键原因在哪里呢？显然，对“双顺差”局面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高增长背景下带有特殊国情味道的生产要素的非均等化倾向。在人力、土地和资本这三项基本生产要素中，中国生产的可贸易商品中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工业国家，而且还远低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趋势的环境中，中国可贸易商品中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所占份额极低，而且在近30年时间里始终未发生特别明显的增长性变化；在中国各地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各地政府为了增加地方税收和就业岗位，在土地批租中纷纷展开优惠竞争，这使得地租成本在可贸易商品中同劳动力成本一样也只占很少的份额。这两项成本节约因素与外国的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加之政府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必然使中国成为一个蓬勃兴起的世界工场。这使得中国在2

002年年底一跃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外商投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国外市场为目标的出口创汇企业，只要这类企业总数在增长，中国的出口就会相应快速增长。同时，在中国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企业贸易收入的绝大部分会自动转化成国家的外汇储备。中国加入WTO后，贸易条件的明显改善和开放度的进一步扩大使得中国进出口总额保持了旺盛的增长势头，这也带动了外汇储备的增长进一步提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价格机制和价格水平可以解释很多现象，笔者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币值和外汇储备问题，完全可以用低价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低价水准导致的币值严重低估来解释。

在现代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是两种交互发生作用的力量。依靠行政管制、道义劝说和政策调节，政府可以在一定时期的经济活动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长期看，客观经济规律总是能够矫正由政府行为惯性、惰性及决策者个人偏好或意识形态偏见产生的各种非效率倾向，让物质利益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牵引力量。在人民币币值或汇率政策问题上，我们今后也许能进一步获得这种逻辑体验。

自1986年起，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就每年进行一次世界性的调查，调查内容是麦当劳快餐店的巨无霸汉堡包价格，经调查发现，中国大陆的巨无霸最便宜，售价约1.2美元，而其他工业国家的较高售价为3.5美元左右。人们都知道，早在麦当劳进军中国前几年，该公司已经开始低价租用中国农村的土地对其所选土豆品种进行试验性种植，所以，对麦当劳公司来说，其产品原材料基本不存在特殊运费问题，在中国卖出的巨无霸之所以成为低价世界之最，就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租金成本极低。货币汇率就是两种价格指数之比。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地区销售就有近200%的价差，这个现象似乎已完全违反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价定律”，而这种现象也一定会引导人们去重新思考人民币币值是否已被低估的问题。巨无霸是非贸易品，但在中国国内的统一市场中，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规律仍然在发生作用，因此，非贸易品和可贸易商品中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亦同样遵循均等化规律，中国的可贸易商品定价过低也自然是普遍现象，从前边所提及的物价与币值的关系我们可以得知，人民币汇率也确实有相当的上升空间。

三、从打造贸易强国的角度思考人民币汇率问题

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基本内涵就是资源配置最优化和福利或收益的最大化问题。在汇率研究领域，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探讨构建各种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着眼点也是币值的最优化问题。常识告诉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币值低估能刺激出口、遏制进口从而改善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但是，如果名义汇率、实际汇率过分地偏离了均衡汇率即定价过低，它也会导致利益损失即通常所说的不经济或“肥水外流”。

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用低要素价格吸引外资，用出口退税政策来鼓励企业的出口积极性，这些选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中国跃升为世界贸易大国有不容忽视的贡献。但这些政策能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却不会使中国成为贸易强国，可以认为，这些政策如不及时矫正甚至还会成为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化的拖曳因素。这一立论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且仍以每天平均5亿美元的速度增长，这些外汇储备又大部分被用来购买美国等国家的长期低息政府债券，这实际上使中国在实体经济、县域经济、三农领域及民营科技企业仍亟待金融支持的情况下用低息贷款的方式去支援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较高的国内外投资机会收益与外国政府债券收益相比之差实际上就是中国巨额外汇资产运用的净损失，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年均收益与美国政府向中国出售政府债券利息支出之差就是美国向中国借款的净收入。据统计，美国企业在上海等地区投资的年收益率可达20%以上，这样即使美国政府长期债券年息率达4%，美国也能获得16%以上的巨大收益。仅仅从这点就可以粗略地计算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目前这种运用方式上所付出的巨大机会成本。

第二，与制度演进过程中常常碰到的情况一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路径依赖”倾向。在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企业即使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也能卖得出去，卖出去后即使销售利润很低也能在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方面获得收益补偿，这样就会在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和其他资源流动方面产生负面效应，即扭曲价值信号不能自动产生资源优先配置的结构调整效应，大量的企业生产偏低端产品耗用了巨大的资源，而那些新兴的、高成长性、高附加值产品的潜在可用资源被惯性效应作用下的低附加值产品行业挤占。从中短期角度看，大量低端产品和传统企业的繁荣兴旺虽然在增加税收和就业方面能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这类行业的不断扩张会迟滞一个国家工业基础改善的速度。多年来，我们总是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或指导的方式来解决结构调整问题，结果一直收效甚微，其实只要运用汇率、税收、利率等价格性工具，微观主体的投资行为就会立即改变。以可贸易商品结构之调整为例，只要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足够高，出口型生产企业的投资就会自动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再比如对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生产企业采取惩罚性税收制度，也能对这类企业的投资冲动产生明显抑制作用，等等。总之，中国应当将提升人民币币值作为产业产品结构的一种手段——即使在短期内会付出一些企业关停并转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如果足够大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谁是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受损者？银行系统是否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的耐冲击限度到底有多大？目前这种投资和出口双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会不会受到剧烈的负面影响？中国会不会出现日本“广场协议”之后的宏观经济现象和可能的长期经济萧条，等等。这些问题和担心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中国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总要有些优先考虑的事项，在目前条件下，我认为中国的优先考虑事项就是如何尽快使自己从大国变成强国，从储蓄利用效率过低转为疏导储蓄投资循环流程并运用强制和诱导等种种政策手段进行产品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在国际收支调节上以平衡管理为基本指导思想并用市场化的价格性工具作为基本手段，而不是象2007年开始这样：各地方政府按照上级精神用行政的办法敦促本地的外向型企业压缩出口增加进口。这类做法到底能否奏效还有待实践检验。根据以往的经验，压缩地方企业的出口就等于压缩地方政府GDP和地方政府的政绩，因此，这个新近实行的平衡国际收支的最新做法恐怕很难收到中央政府所期望看到的预期效果，事实将证明，平衡国际收支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最简近有效的办法还是动用汇率等价格性手段。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理解为在现有水平上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再升值10%以上，这样幅度的升值实际也远未弥补中国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价格与一般新兴市场国家同类要素价格之间的差距，就是说，即使在这样升值水准下，中国的可贸易商品仍然会保持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不会使出口增长出现明显下滑，但却会对进口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因为人民币升值10%意味着石油、矿产品、木材、农产品、高科技产品及一般工业消费品等所有的进口商品的价格都会下降10%。这样，用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或改善的思考方法分析，人民币若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升值10%，国际贸易条件改善度可达到20%（即出口产品多赚10%，进口商品价格相应降低10%），这是一笔可观的国民收益。

“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会对出口型生产企业和银行造成损害”，这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忧虑。有人说，许多外贸型生产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在3%至5%之间，只要人民币升值超过5%就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的现象，但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逼近8%，中国呈现的却是出口越来越旺盛的势头，我们还可以回想20年前日元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远超过100%时，日本每年仍保持大约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的历史事实就可以对微观主体的政策环境适应能力之强有充分的信心。此外，关于人民币升值可能对银行业负面影响的问题，我们看看2006年中国股票市场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上市银行股票成为市场行情上升的基本推动因素并普遍被境外和国内投资者追捧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道理，即作为经营货币的机构，业绩不断向好的银行将成为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它们经营的特殊商品在不断增值。其实，中国的银行业不怕人民币升值，怕的是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在银行业总体存放款业务中占比接近50%以后可能出现的人民币币值波动可能引发的“存款搬家”即中资控股银行的存款向外资银行大量转移现象，这才是真正值得担心的一点。但在资本项目仍存在严格管制和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基本面背景支撑下，这种由扩大人民币每日波动限制区间可能出现人民币币值大幅度频繁波动景象出现的可能性极小。而且，中国自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成员以来五年多的时间里在银行业开放实践中也没有出现1999年和2000年期间许多实务界和理论界人士所担忧的“狼来了”效应，外资银行从机构数量到业务规模都没有取得迅猛发展，我们看到的只是境外银行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中资银行行为的普遍化。这种行为从实践效果看是良好的，它不仅壮大了中资银行的资本力量，而且在改善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敦促中资银行在财务审计上同国际接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产品创新及服务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一点说，中资银行目前应对利率、汇率变动风险的能力与五年前相比已大大提高了。所以，银行承受能力不是也不应当是我们目前推进利率、汇率等价格性机制改革的一个障碍。

四、结语

中国的金融改革设计正

处在一次历史性选择的十字路口上，汇率改革只不过是新时期金融政策的具体内容之一，但它事关宏观经济平衡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决不是无关紧要而是相当重要。中美经济关系是全球经济发展动力的主体内容，美国既应当进行国内政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也应当认真考虑美国的诉求顺势而为，即把握人民币普遍升值预期业已形成的历史机遇，改善自身的国际贸易条件，利用人民币升值扩大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和国际能源矿产品类产业的投资规模，推进国内可贸易商品结构调整，提升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准和工业用地价格。

第7篇

自2005年7月23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目前，有关人民币汇率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文章大多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如卢向前、戴国强，2005；李海菠，2003），而很少涉及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的分析。

国外有关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一致的结论。Kohlhagen（1977）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20世纪6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英国，1967；法国，1969；德国，1961，1969）的汇率贬值或升值都对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有着系统的影响，尽管存在着资本管制。Cushman（1985）则区分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两个概念，并通过经验实证的方式对美国和五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年度直接投资水平进行分析，得出实际汇率的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效应。而Froot和Stein（1991）进一步将市场信息不对称这一因素引入模型之中，研究发现美国1970－1980年涌入的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应归功于同一时期疲软的美元汇率。Sercu和Vanhulle（1992）通过汇率对出口的价格和数量的影响分析，得出汇率波动性的增加对出口企业的价值有着正向影响效应，也使得出口策略较直接投资更有吸引力，即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逆向影响效应。Aizenman和Joshua（1993）区分了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对经济的冲击，得出了在名义变量冲击之下，汇率的波动性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存在正向关系的结论。Goldberg和Kolstad（199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汇率贬值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任何大的或显著的影响；但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却具有正向影响效应。Dewen-ter（1995）放弃了过去的经验分析（如Froot，Stein，1991），直接以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水平作为研究变量，而代替以外商投资与国内投资的比值作为实证检验的变量，并基于美国1975－1989年的数据得出：汇率水平与外商投资的相对水平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专家伊藤隆敏等人对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实体（不含中国）的研究表明：若某一经济实体货币贬值10％以后保持经济稳定，则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加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5％，反之亦然。

根据上面的分析，国外针对汇率升、贬值及其波动幅度与外商直接投资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可谓众说纷纭，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有的认为汇率贬值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的认为汇率波动的激烈程度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但究竟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又有着不同的答案；还有的认为，不论是汇率的贬值，还是汇率的大幅波动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国内针对人民币汇率专题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汇率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上，而涉及汇率与资本流动项目关系的研究尚显匮乏。即使涉及，所得的结论大多一致，即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有利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陈华和李波（2000）得出人民币贬值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一般要在贬值后1－2年内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孙雷和杨舜贤（2005）认为，如果人民币在可控的范围内升值（即所谓有管理的浮动），对FDI在不同的产业分布方面可能会产生如下影响：那些针对国内市场的、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的FDI将可能增长；已往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外来工业资本，将可能下降；FDI形成的收益继续留在中国将呈上升趋势；对服务业，特别是金融领域外商投资将可能有正面影响。张谊浩（2003）运用我国1978年至200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指出长期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更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陈浪南、王瑞馄和林海蒂（1999）对中、美、日三国汇率变动与FDI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的升值会引起流入我国的FDI减少。国内上述研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缺少实证检验的验证，多数研究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解释。（2）选取的样本数据多为年度数据，造成样本点过少，在统计上缺乏可信度，影响实证结果。（3）人民币汇率往往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代替，但当时这一汇率是固定不变的，忽视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4）缺少单位根检验，使得一些非平稳数据直接被用来回归，这会产生伪回归的结果，影响结论的可信度。

基于国内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国内一致得出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结论并不具有完全的可信度，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本文运用1995－2004年的季度数据，以保证样本数据达到统计上的要求，采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方法，以避免伪回归的结果，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波动性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二、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区间为1995－2004年共10年40个季度数据。其中，REER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IMF测算并定期公布其成员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IMF对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的定义为：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经本国与所选择国家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它是本国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与所选择国家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加权几何平均的比率与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的乘积。计算公式如下：

之所以采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于名义汇率的变动并不一定引起实际汇率的同方向变动，而实际汇率变动才是引起经济变量的主要原因。这样，一般的人民币汇率，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基本稳定的名义变量，使得其汇率作用难以显现。二是均衡汇率是一种政策目标的真实有效汇率，它只能采取估算的形式得到，数据较难获得，且获得的途径不一样，数据也是不一致的。相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来源（IMF）更为可靠，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采用人民币对主要国家货币加权实际汇率更能综合反映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FDI和GDP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经济统计快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并做了一定的调整而得到季度数据。由于中国FDI和GDP季度数据具有很强的季节规律性，因此需对其进行季节调整，消除季节因素影响。季节调整使用的方法为移动平均调整法。用FDI／GDP来替代FDI这一变量的原因在于：消除或减轻FDI变量的趋势因素，因为FDI和GDP大致有着协同的趋势方向，二者的比率可以平缓趋势项，把握总体规律。

Vt表示t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水平。为了反映汇率波动的聚类性，沿用了Abdur（1993）所采用的计算汇率波动水平的方法，即实际汇率变动率的移动样本标准差的方法：

其中，为保证汇率波动的聚类性同时又能得到足够多的数据，初步将m定为8（Abdur，1993）。这种估计方法更有利于表明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水平的总体移动。

对于FDI／GDP和Vt数据分别乘以100，以表示它们变动的百分比。

（二）数据分析

传统的回归分析技术往往假定所使用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即要求该序列是常均值、同方差和任意相同滞后阶具有相同自协方差。然而现实经济中的许多变量序列是不平稳的，根据Granger和Newbold（1974）的分析，对非平稳的随机变量进行回归可能导致“伪”回归结果。为了避免回归的失效，Engle—Granger（1987）提出一种处理非平稳序列的方法——协整检验，其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同阶的时间序列向量分别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某种线形组合却是平稳的，则这两个（或两个以上）序列向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长期稳定关系）。由于只有具有同一单位根的两个变量之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将首先对所取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再进行协整检验，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1．单位根检验

通常利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方法检验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ADF检验基于以下方程：

滞后期k值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BI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同时考虑残差的非自相关性。

结果表明：中国的REER、Vt和FDI／GDP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均小于10％（或5％）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的绝对值，即不能拒绝原假设，所以这些序列是非平稳的，存在单位根。因此，不能继续进行协整检验，否则会产生伪回归的情况。而经过一阶差分之后，这些序列所得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均大于1％（或5％）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的绝对值，表明这些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不存在单位根，即它们是I（1）数列。因此可以继续对这些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检验I（1）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一般方法是E—G两步法，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向量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再对协整回归所得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E—G两步法得到的协整参数估计量具有超一致性和强有效性。由于中国的REER、Vt和FDI／GDP都是I（1）数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所以直接进行第二步：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回归。

首先，分别检验REER对FDI／GDP以及Vt对FDI／GDP的协整关系。分别对REER和FDI／GDP以及Vt和FDI／GD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残差的回归序列，设为resid1和resid2，进行单位根检验，所得的ADF检验（滞后期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对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要大，表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因而，REER与FDI／GDP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说明了中国汇率水平的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无长期的影响关系。而Vt对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还要大，则说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Vt与FDI／GDP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中国汇率的波动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存在长期的影响关系。

既然REER与FDI／GDP之间、Vt与FDI／GDP之间都不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再对REER、Vt和FDI／GDP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由于汇率波动的激烈程度Vt是通过REER计算得来的，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先检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得出的结果如表3。

从表3可知，Vt和REER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在此基础上，进行三者协整关系分析。

对REER、Vt和FDI／GD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残差的回归序列，设为resid3，对其做单位根ADF检验（滞后期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Vt与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要大，表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因而，REER、Vt和FDI／GDP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汇率升贬值和汇率的波动幅度之间并没有一个稳定的长期关系。

三、结论

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包括水平变动和波动剧烈程度）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存在长期影响关系，而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无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三者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是投资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看重的是潜在的市场发展空间以及良好的投资获利前景），而非投机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更多的是取决于汇率波动下所带来的收益的变化）。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更多的是得益于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是对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肯定。强劲的经济增长趋势、良好的投资环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等，都带动着外商直接投资在不断增长。即使有些外商直接投资是亏损的，但从占领中国市场先机目标出发，也不会影响其对中国的投资。因此，中国政府并未涉嫌操纵人民币汇率水平来获得不公正利益，更没有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强烈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得益于整体经济形势，而非人民币汇率的低估。

另外，从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来看，主要是一些制造加工型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两头在外企业，即企业的原材料主要是靠国外进口的，而生产出的成品也主要是出口的，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在降低了出口收入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所以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显著地减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前我国大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汇率的低估而产生的。

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我国汇率改革的方向，但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选择更为重要。当然，由于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的独特性，上述的分析结果可能由于某些制约因素而不是十分的完美，但得到的关于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间的关系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这也为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StevenW．Kohlhagen，1977，ExchangeRateChanges，Profitability，andDirectForeignInvestment，SouthernEconomicJournal，44：37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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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vidO．Cushman，1985，RealExchangeRateRisk，Expectations，andtheLevelofDirectInvestment，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67：297－308．

［4］LindaS．Goldberg，andCharlesD．Kolstad，1995，ForeignDirectIn-vestment，ExchangeRateVariabilityandDemandUncertainty，Inter-nationalEconomicsReview，36：855－873．

［5］PietSercu，CynthiaVanhulle，1992，ExchangeRateVolatility，Inter-nationalTrade，andtheValueofExportingFirms，JournalofBank-ing＆Finance，16：155－182．

［6］Aizenman，Joshua，1993，ExchangeRateFlexibility，Volatility，andthePatternsofDomestic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NBERWorkingPaper，No．W3953．

［7］AbdurR．Chowdhury，1993，DoesExchangeRateVolatilityDepressTradeFlows?芽EvidencefromError－CorrectionModels，75：700－706．

［8］卢向前，戴国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1994－2003［J］．经济研究，2005，（5）．

［9］李海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基于1973－200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3，（7）．

［10］张谊浩．现行人民币汇率有利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J］．财经科学，2003，（6）．

［11］陈华，李波．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渝州大学学报，2000，（3）．

第8篇

典型的国内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其中效用函数由下面的（1）式和（2）式所定义，其中的消费指数由（3）式给出。假设本国人口为n，外国人口为1-n，其中0<n<1，以及分别是对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的消费指数，分别由（4）式和（5）式所代表。在同一国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假设λ>1。在国外产品和国内产品组合之间的替代性为1。实际货币MP进入到效用函数中，因为货币的存在减少了交易成本。本国的物价指数为P=PnHP1-nF，其中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组合的物价指数分别由（6）式和（7）式所给出，最优的跨期消费选择意味着典型个人对国内个别产品以及对国外个别产品的需求，分别如（8）式和（9）式所表达。由消费指数可以得到对本国产品组合的消费指数以及对外国产品组合的消费指数分别满足（10）式和（11）式。假设两国居民可以对实质证券进行无风险交易，并定义rt为实际利率，则本国居民的预算约束可见（12）式。其中，Bt+1代表t期末持有的实际债券，Tt代表来自政府的货币转移。假设政府通过直接转移来调整货币供给，那么政府的预算约束就是（13）式，而且Yt(z)代表产品在两国销售而得以本币计值的名义收入。假设每个人都有特殊技术，能够生产特殊的产品，这些厂商之间是垄断竞争关系，本国的生产函数为（14）式，外国的各个指标用*表示，两国的效用函数相同，两国的生产函数略有不同，假设外国的生产函数为（15）式。对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厂商销往海外的产品用何种货币结算，他们有各自的偏好。目前，关于国际贸易中结算货币的选择理论已经比较成熟。厂商在选择贸易品的计价货币时，考虑的因素不仅包括市场销售收入，还包括汇率风险、结算成本。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厂商自然会首先本币计价和结算，然而，当产品的差异程度并不高、厂商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厂商往往被动地接受以销售地货币计价和结算的事实。另外，当一国货币的价值稳定并且存在着较为活跃的自由的多品种海外流通市场和投资市场时，那么该货币被接受为计价和结算货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厂商对国外销售的产品的货币结算策略选择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国外产品用本国货币结算，此时，外国消费者所面临的价格是厂商的本币价格经汇率折算以后的外币价格。第二种是国外产品用外国货币结算，此时本国厂商在计算损益时需要把消费者所面临的外币价格经汇率折算为本币。第三种是国外产品用第三方货币结算，本国厂商在计算损益时需要把消费者所面临的第三方货币价格折算成本币。为方便起见，我们用我国和外国分别代表两国，这样两种货币就是人民币和外国货币，我们可以分析表1中所给出的几种结算货币组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为固定汇率情况，其余四种情况都假设为浮动汇率。在固定汇率下，由于汇率始终保持一致，因此不论是哪国货币其结算效果是相同的。

二、厂商的定价计算

(一)情况

1下的定价此时在最优策略下，本国厂商对产品的定价由（16）式给出，外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需要经过（17）式的汇率折算。外国厂商对产品的定价由（18）式给出，同样，本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定价需要经过（19）式的汇率折算。

(二)情况

2下的定价本国厂商对本国销售的产品的定价依然是（16）式，但是对于在外国销售的产品定价却为（20）式。外国厂商在本国销售的产品定价的依然是（18）式，但是本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却是（21）式。(三)情况3下的定价本国厂商对产品的本币定价是（22）式，外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需要经过（17）式的汇率折算。外国厂商在其本国的定价依然是（18）式，但是对于本国消费者而言，他们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却是（21）式。

三、货币政策的选择

（一）稳定消费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我们可以计算出每种情况下的本国消费和外国消费的稳定性，见表3。此外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每种情况下本国消费和外国消费受两国货币供给影响的程度，见表4。从外国货币冲击对本国消费的稳定性影响看，我们很容易比较出不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第一，相对于固定汇率而言，浮动汇率是本国更优的选择。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外国货币转换为本国消费冲击是最大的，为1ρ2σ2m*，而在浮动汇率下，本国消费冲击最大的是情况1和情况4，即在生产地定价以及贸易结算用外国货币的情况，对消费的影响为1-nρσ2m。第二，如果本国货币成为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国货币供给并不能影响本国消费。此时的效果就如同情况2，即本国消费者在价格主导权的竞争中胜过了外国厂商。第三，相反，如果在对结算货币的竞争中本国货币输给了外国货币，那么，本国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外国货币供给对本国消费的影响，其效果就相当于情况2，即在价格主导权的竞争中本国的消费者输给了外国的厂商。

（二）稳定物价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从该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物价和两国货币供给的协方差关系，如表5。从对表5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对于物价稳定性固定汇率更优的结论。依据我们对生产商的定价假设而言，定价都是根据期望来定价，因此该价格是稳定的，故就整体消费者所面对的价格而言，引起价格变动的是汇率，此时若能降低汇率波动，就能成功地减少物价的波动。同时我们也的确发现，当我国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了结算货币资格，对消费者而言是个利好因素，因为此时物价就不再受外国货币供给的影响。相反，如果我国的货币在贸易结算货币的角逐中失去了优势，那么本国的消费者就不得不承受因外国货币供给引发的物价波动。

（三）两国消费水平比较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国消费者水平的差异分析，见表6。外国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会影响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当外国货币当局追求扩大自己国家的消费时，此时外国货币供给方差会相对较大。在情况2和情况4下，如果产品的替代弹性大于2，那么外国货币当局的积极行动无疑不利于本国。策的独立性。

四、结论

第9篇

一、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因查阅最全面的金融信息和最有价值的金融资源请登陆中国金融资源总库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前十位贸易顺差来源地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586.1亿美元，而美国方面的统计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240亿美元。从两份不同的统计数据说明：2003年中美两国贸易顺差是误差600多亿美元，显然两国统计数字有很大出入。

1、中美贸易差额统剖析

中美两国统计数字差别如此之大主要有二个方面的原因：(1)、美国统计时将中国通过香港部分转口贸易重复计算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方面.(2)、美国贸易数据的收集过程存在很多问题。而中国由于＿直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中国的进出口数字是比较准确的，而美国由于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因此，这一部分也造成无法统计进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报道说：“据美国商务部自己的估计，美国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没有向该部报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计算在内，1998年美国的外贸逆差只有1010亿美元，而不是政府统计显示的1690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

2、中美贸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总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中美贸易问题，197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直实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国不能以牺牲美国对安全的考虑而换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却转过身来对日益增长的中美贸易逆差感到不满，这其实对中国很不公平。

(2)、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是贸易差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尽管对美国存在偏高贸易顺差，但这些贸易顺差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额中的56%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中国正成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削减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国的贸易统计报告并没有将跨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投资收益计算在内。根据中美商会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会9月26日联合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长达4年的调查期内，美国公司去年的盈利状况最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这次调查，其中75%的公司实现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还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长。另外，调查还出人意料地发现，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中国市场，美国公司2002年所获得的利润率居然高于他们在全球的利润率，而这些美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收益并未被统计在内。因此，如果包括这一部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开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面纱

美国的进口大量来自本国公司在国外设立的生产线，换言之，美国跨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输入货物，现实的贸易许多都是公司与公司，而非国家与国家之单证贸易。据美国《巴隆氏》金融周刊数据显示：这类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销售额达2万亿美元，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占65%，其余35%则输往美国，而这35%在美国外贸统计时均被视为对美贸易逆差。

英国经济学家朱利叶斯就曾经对美国贸易收支统计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当地重复计算，那么，1986年美国的贸易收支就从1440亿美元的逆差变为570亿美元的盈余了。另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5年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的销售额超过2.1亿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务出口额7940亿美元，几乎达3万亿美元，而外国对美国出口及外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的内部销售额合计为2.4万亿美元，今天的美国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大贸易顺差国之一了。

美国向国外的出口额和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2002年达3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进口额和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为2.4万亿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贸易总盈余6000亿美元，这就是分析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时所应全面把握问题的实质所在。

4、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纪70年代，因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石油价格两次大幅上涨，加上来自日本及发展中国家强劲的经济竞争力和美元汇率之强势，这些都使得美国商品、劳务的贸易赤字在1987年达到1520亿美元的高峰。

(2)美国恶化的低储蓄率，美国必须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建设资金，即融通资金以进行大量投资建设。但世界各国要能贷款给美国，它们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盈余（贸易顺差）来创汇，以积累资金供“美国需求”之用，即美国的贸易赤字反应了美国国内低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之间的“缺口”及其解决办法，或者说，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是其为长期低储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3)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贸易赤字实际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币汇率并非是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加的原因

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制造业是美国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产量的缩减，1997年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大约为1960年的16倍，正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利用较少的劳动资源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成为可能。

调查研究发现，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从1995年至2002年，美国大约削减了200万个制造业岗位，降幅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业人数减少了20%；日本减少了16%；中国减少了15%。制造业人数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科技进步和竞争压力使工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能够在减少工人数量的同时提高产量，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许多，但全球的工业产值却增长了30%。

中国从1995年至2002年，制造业人数从9800万人降至8300万人，降幅达15%，超过美国的11%，这些都是客观统计数据。

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2、美国的一轮商业周期结束是失业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断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国就业增长了16%，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5%，是工业化国家中就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随着美国一轮经济周期的结束，情况发生了变化，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为6%，其它工业化国家如法国为9%；德国在10%以上；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香港地区的失业率也已超过8%，而发展中国家的显性失业率与隐性失业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不断创造就业机会以解决庞大的失业人口的严重问题。

3、9·11恐怖袭击也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国的各个行业都受到了创伤，航空业无疑是受恐怖事件打击最严重的行业。美洲航空公司裁员和联合航空公司裁员2万人的消息则像瘟疫一样传染了整个航空业，一时间裁员风盛行。

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业率就较一年前增加了14%，达到15.5万人。印第安纳、密苏里、宾夕法尼亚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员人数紧随其后，分别达到了8.1万、6.4万、5万和4.6万人。

从行业来看，传统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业是这次裁员潮的“重灾区”，这两个行业的工作在经济下滑冲击下成了名副其实的“玻璃饭碗”。按照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00年全年美国的裁员人数增加了17%，达到184万人，制造业就占全部裁员人数的42%。

因此，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汇率机制，并不是影响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说成是因人民币汇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极不公正和客观的，也是对国际社会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及其对策建议

从中短期看，固定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不能改变

从长期看，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开放的经济、贸易大国，最佳的汇率制度应该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以动态变化的汇率来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但是，当前中国的国情仍然不能这么做。

其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由农村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国现在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将导致中国产品出口价格大幅提高，中国产品将失去价格竞争力，中国不仅无法成为“世界工厂”，连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业发展态势也将出现衰退制造业衰退的第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很可能引发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其二、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大国，其GDP将近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货币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国操纵或被国际炒家狙击，而美元却从未发生过，人民币固定钉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币汇率更趋稳定。

其三、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钉住美元的稳定汇率政策有许多好处。如：有利于中国的进出口企业有效地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汇率损益、准确地估计成本与收益、便于国际贸易结算、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和吸引外资的流入等。因此，钉住美元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最容易理解也最透明，最容易进行成本核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