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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涵、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将外国生产者的垄断利润转移到国内生产者手中来，并得出结论：一国政府总存在出口补贴的单边干预动机。他们运用“第三国市场”模型，分析了一国政府通过对生产者干预如何提高本国生产者从双头垄断的共同出口市场中所获得利润的，在自由贸易和Coumot竞争的情况下，企业间会达成一个Coumot—Nash均衡，该产业最终趋于均衡状态。但当有一方政府进行干预时，竞争就会演变为Stackelberg竞争，有政府补贴的一方厂商就会处于Stackelberg领导者的地位，而外国竞争企业则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外国企业会做出向本国企业让渡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反应，此时，即产生利润转移效应。也就是说，政府已经承诺对行业的干预行为，并且外国企业也会认为，即使其拒绝退却而使得转移利润失败，补贴也会持续下去，此时的政府补贴成为可以置信的威胁。因此，政府最佳反应是给予一定的出口补贴。
Krugman(1984，1987，1992)设计了一个模型从保护幼稚产业的角度进行了战略方面的分析。他通过一个含有一种机会的非正统假定，从根本上改变了分析的焦点，该假定使一个国家通过限制进口的战略部署来实现另外一种福利。其分析依赖于两个基本要素：卖方的国际垄断和规模经济。对于卖方的国际垄断，类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两个企业，一个国内企业和一个外国企业，每个企业只生产单一产品，企业之间进行Coumot竞争，但有一点的差别是，Brander和Spencer仅分析第三国市场，而Krugman的模型允许产品向多个市场销售，这样，国内和国外市场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开来。其结果是获得了一个多元市场的Cournot模型。对于规模经济，他通过给予本国生产者在本国市场上拥有特权的地位，这样，本国生产者可以获得一种较外国生产者在生产规模上的优势，这种规模上的优势即使在没有保护的市场上也将转化为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较高的市场份额。规模经济的获得有静态的规模经济、动态规模经济以及干中学。而当一国政府把外国生产者从开放的市场中挤出的时候，干预行为会在竞争双方的边际成本上引起相反的变化，结果是国内生产者产量扩大，边际成本继续降低，而外国生产者产量减少，边际成本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从产量到边际成本再到产量的循环的因果关系链条，而这一循环过程就形成了进口保护和出口促进的机制。
二、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风险分析
1、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规模经济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的理论假定，但在一些国家和一些行业却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当多的国家和行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是该行业存在着高效率与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垄断的结果，在中国就存在这种大量的情况。尽管目前我国国内市场巨大，规模经济明显，但是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有序的国内大市场，这种分割的国内市场严重阻碍着一些行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认为，如果该行业是自由进入的，出口补贴给本国企业带来的利润会诱使新的企业加入，这将会造成行业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业的平均成本，从而降低利润转移效应。对于中国来讲，如何设定行业准入机制，既保证行业的一定寡头垄断来保证规模经济的存在，又要保持企业的竞争能力，也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获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观基础的缺乏风险。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中需要通过一定的市场途径来进行。如果一国不存在微观基础，或者国内市场处于分割的状态，就会影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缺乏国内市场运行传导机制，政策就缺乏实施的渠道。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中，市场主体、市场机制及市场体系等因素发育不全，创新机制还没有有效建立，在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缺乏企业和企业家的推动。
3、竞争模式风险。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据战略贸易模型的Cournot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如果厂商进行的是Bertrrad竞争而非Coumot竞争，那么最佳政策应该是出口税而非补贴，因为出口税可以使得本国厂商做出不与外国厂商打价格战的承诺，这样，两家厂商可以维持较高程度的合谋；另外，他们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个本国企业，如果本国企业的数目大于1，在确定政府干预政策时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倾向，这种矛盾会存在于以出口补贴来转移利润的动机和传统的为改善贸易条件而施加出口税的动机之间，所以，只有当本国的企业数目不太大，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如果寡头双方致力于不变的推测变量，而且每一厂商的推测变量与其竞争对手的实际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转移到国内公司或利润转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贸易政策成了一种最优政策。
4、资源竞争风险。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经济中只有一个寡头行业的假定，考虑了存在多个寡占行业的情况。他们研究了与一种固定供给资源相关的几个垄断性行业的情况，称之为“科学家”，其研究表明，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具有相同的生产能力时，被补贴厂商大量使用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从其他行业转移到被补贴的行业，从而使得被补贴行业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业的规模缩小和出口萎缩为代价的，其代价往往要高于利润转移效应，因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佳选择。在中国很多行业都存在类似的资源竞争状况，如何化解不同行业对于同一资源竞争的状况将是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及实施能否获益的关键。
5、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政府干预论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团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当进行微观经济干预时，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集团随时准备获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却由大的分散的集团承担，他们不能获得有关政策的所有信息。结果，政策的干预经常被误导。因此，进行经济决策时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经济手段，必然会降低国家福利。政府为了履行政策的承诺对厂商提供补贴时还存在着一个固有的道德公害问题。国内厂商会发现追求补贴比追求生产行为有更高的收益，这样只能增加依赖性。这种追求补贴的做法属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寻租行为。
6、收入分配风险。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隐含了出口补贴和企业利润被同等对待的假定，政府并不关心国内收入的转移支付，但在实际生活中，筹集补贴资金会给经济带来扭曲的成本，这意味着1美元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大于1，另外两国企业的成本也被认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只有当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不太高时，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预不可避免会产生有害的再分配效应。出口补贴将有助于把收入从社会其它方向转移给被保护行业的所有者和雇员。因为，受补贴的行业一般是高科技行业，这种收入的转移将或是表现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或是股东超乎寻常利润的增加。
7、信息风险。Qiu(1994)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风险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国企业的成本是公共知识，而本国企业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国企业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国企业和本国政府不了解。得出结论，在信息不对称时，如果企业进行的是Coumot竞争，那么政府倾向于设计分离政策，分离政策具有信号作用和信息甄别作用，提高社会福利。但如果企业进行的是Bet-trand竞争，政府将选择一个统一的政策，允许本国公司隐藏其信息，这样，利润转移效应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对于信息依赖的重要性。而政府要获得这些信息却是几乎不可能的。
8、国外报复风险。Collie(1991)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很容易引起对方国家的报复，尤其是在知识密集性行业。这样，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损，世界总体福利水平并没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调整。这种报复更可能发生于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中，那里与世界市场相关的规模经济被这些新理论的支持者假定为更具意义，因为，这些产业被普遍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三、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总体上看，中国存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和可能。具体说，市场化的总体推进程度已达到60％以上，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有独立的决策能力，信息完备性比较差，但有改进的可能，并且在中国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业，如汽车等行业(胡昭玲，2002)。但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因条件的不完备而带来实施效果的弱化。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在已经加入WTO的背景之下，必须正确处理好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及遵守WTO规则的关系。中国在加入WTO后，在适应WTO规则的同时，受到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不可能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应根据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要求，对某些不完全竞争和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行业实行一定的关税保护或其他产业政策进行支持，但也必须确定适度的保护时间和保护强度。
【关键词】突发火情；消防；灭火；管理；创新；人民；机制
一、引言
“消防”即消除防患（即预防和解决人们在生活、工作、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人为与自然、偶然灾害的总称），当然狭义的意思在人们认识初期是：（扑灭）火灾的意思。 Fire control；Fire fighting；Fire protection灭火与防火。亦指灭火、防火人员。郭孝成《浙江光复记》：“卫队及巡警消防，见势已烈，均袖缀白布，以表输诚。”如：必须抓好消防工作。例如：消防车、消防技术。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消防历史，“消防”一词是二十世纪从日本引进的，是一个外来语。但“消防”的根在中国。日本的文字是从中国的汉字演变而来，汉字早在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就开始传入日本。“消防”一词不仅字形与汉字完全相同，字义也无差别。现代意义的消防可以更深层的理解为消除危险和防止灾难。消防工作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工作，只有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在全社会成员的关心、重视、支持、参与下才能搞好。消防工作具的社会性；消防管理应渗透到人类生丰收的一切领域之中，从而决定了消防工作的社会性；消防安全管理涉及到各行各业，乃至千家万户，在生产的工作和生活过程中，人们对消防安全管理稍有疏漏，对生产一时失神、失控、失误，就有可能酿成火灾，这就决定了消防工作的经常性；纵观多年来火灾事故教训，尽管致灾原因复杂，但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火灾乃源于一人一事一时之误，这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一条真理，只有广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能控制、消除火灾事故的发生，这又决定了消防工作的群众性。
二、强化消防意识，杜绝火灾隐患
消防意识必须要贯穿于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意识之中，加大宣传和普及力度，让人民群众自我的杜绝生活中不安全的用电习惯、用煤习惯等等，提高自身对于火灾的防范意识和思想。在企业中，消防部门要加大对企业生产的重点摸排，对于消防设施不到位的企业或个人，要给与停止生产、尽快整改的措施和意见，督促企业或个人加强安全生产意识。
三、摸排重点地区，设立特勤消防站
消防管理部门，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对于辖区内的重点防火单位进行摸排，对于人口密集、生产过度集中的地区，可以申请设立特勤消防站，可以保障在火灾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可以进行有效的灭火和管理。
四、加强联动体制，联合灭火、提高灭火效率
联合灭火时现代消防管理体制中的重要部分。现代的灭火“战争”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帮助，联合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联动和协调机制，可以让消防灭火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挽救更多的生命和财产，如某地交警驾警车巡逻至金马路看到，正昌水果市场内冒出阵阵浓烟，李钟勇立刻朝冒烟处赶去。察看得知，浓烟出自市场内一香蕉储存冷库，其间夹杂着蹿起的火苗，李钟勇迅速联系消防部门通报险情，附近值守的交警也闻讯赶到，立即对现场进行布控，划定警戒范围，疏导交通，为消防车开辟救援通道。约10分钟，消防车赶到，在交警及消防人员共同努力下，控制了火势，扑灭了明火。经查，火情因电源线路年久失修、下雨受潮短路所致。加强企业消防人员的联动和演练机制可以有效的帮助消防人员掌握企业消防设施、重点营救人群的位置等，争取一分一秒去挽救更多的人。如某地，随着火场总指挥“演练开始”一声令下，灭火演练在中医院门前正式开始。根据预案设定，当日下午，医院4层住院部发现火情，冒出滚滚浓烟，火势迅速蔓延。医院工作人员发现火后立即发出信号，并拨打火警电话报警。辖区客车厂中队官兵及时赶到“火灾”现场，经过火情侦察，按照准备展开、预先展开和全面展开的步骤，利用单干线出3支水枪，设置3个水枪阵地，利用水枪和水炮进行扑救。经过参战官兵的奋力扑救，火灾被及时的扑灭。消防官兵清理火场、清点器材，讲评归队，演练结束。整个演练过程中，全体参与人员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扑救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演练取得了圆满成功，检验了预案的可操作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能力。
结语
实践证明，加强各单位的联动管理和协调机制，有利于在火灾发生的第一时间相关职能单位介入管理，在消防队赶到之前进行前期的灭火准备与人员疏散，保障交通畅通等一些列的措施，之后由消防人员进行统一而又专业的消防灭火与救援工作。作为消防管理单位，要积极的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加强企业的安全隐患排查任务，提高专职人员的防火与安全意识，进一步提升整个社会人民与企业的安居和安全生产意识。
参考文献：
[1] 谢菊，伏虎，熊亚楠.农村消防安全管理的影响因素及其防范策略――基于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方法[A].2015中国消防协会科学技术年会论文集[C].2015
[2] 徐耀州.浅谈消防与保险的良性互动机制[A].消防科技与经济发展――2014年浙江省消防学术论文优秀奖论文集[C].2015
[3] 谢菊，伏虎，熊亚楠.农村消防安全管理的影响因素及其防范策略――基于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方法[A].2015中国消防协会科学技术年会论文集[C].2015
[4] 谢菊.西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初探――基于重庆市某社区为个案的分析[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20届年会论文集[C]. 2010
关键词 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 路径 和谐社会
一、前言
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的一项主要工作内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以及工作的主动性具有重要价值，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在和谐社会下，必须针对这一工作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样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从而使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状
较以往相比，我国各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提高显而易见，但在和谐社会这一新形势下，其中存在的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一）思想政治工作内容陈旧
内容陈旧是目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根据当前时代的要求，企业各方面工作都需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这样才能使工作效果达到最好，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各大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并没有得到创新，仍以与员工的谈话为主要工作内容，短时间内，上述方式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但长此以往，员工很容易产生厌倦情绪，进而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的改善造成阻碍。除此之外，在和谐社会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具备人文关怀，即要以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基础展开工作，但目前大多数企业均没有认识到这一理念的重要性，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无法从员工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其内心，因此其工作水平也就会相对落后。
（二）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单一
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包括很多种，谈话式的手段相对来说较为传统，但依然是目前企业应用的一种主要思想政治工作方式。[2]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灌输成分过多，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没有充分了解员工实际情况的前提下便将自己的思想灌输到员工的头脑着，这必定会导致员工出现排斥心理，对于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高乃至企业的长远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阻碍作用。
（三）思想政治工作缺乏灵活性与针对性
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与针对性。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针对不同的员工需要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要从员工的角度出发分析问题，并从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帮助员工解决问题，这是与和谐社会理念相适应的一种工作手段。目前，我国各大企业的思政政治工作基本无法达到上述两方面要求，工作方式过于机械化，激励机制同样不健全，由此所导致的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十分严重。[3]
三、企业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企业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无论对于企业本身还是对于员工乃至全社会而言都十分重要，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的关键
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提高是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关键。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从员工的角度出发，想其所想，及时的发现其在工作以及心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其角度出发，合理的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这对于员工工作以及心理方面不良状态的扭转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也就能够有效地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4]
（二）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由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高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5]员工工作积极性高会直接导致工作质量的上升，因此也就能够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支持，久而久之，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便成了必然。
（三）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
根据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员工的角度出发来实现，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样才能使工作效果得到改善。为解决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将上述理念应用其中，这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
四、和谐社会视角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路径
在和谐社会环境下，为解决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以下角度出发来实现：
（一）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
在和谐社会环境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需要将以人为本的理念渗透到具体工作当中，要改变传统的对自身思想向员工强行灌输的形式，从员工的角度出发，不断的找出当前工作中与以人为本理念相违背的环节，在对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填充进新内容，以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与员工的需求更加契合，这样才能使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提高提供保证。另外，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员工的心理心理状态也会出现一定的变化，因此，必须保证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跟紧时代的发展步伐。
（二）增加思想政治工作手段
长期利用单一的手段对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达不到工作的目的，甚至还会导致员工出现厌倦情绪，对于其工作积极性的提高十分不利，因此，在和谐社会环境下，为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必须增加工作手段。要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员工的自我成长相结合，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召开讲座以及大会的方式，向员工阐述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性，以使其能够自主地去提高自身思想政治水平，不仅减轻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压力，同时也相对于传统手段而言，也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灵活性与针对性
思想政治工作不应过于刻板，要具有灵活性与针对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做好调查工作，要从生活以及工作两个角度去了解员工，从而掌握其心理的发展状态，在发现员工在上述方面出现问题时，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及时地根据其具体情况拟定合理的方案，以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深入员工的内心，从而使其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除此之外，对激励机制的建立也十分重要，良好的激励机制能够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其工作状态必定能够得到扭转，而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提高也就能够成为可能，为与和谐社会理念相符合，对激励机制的建立需要体现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这一点必须得到重视。
五、结语
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使得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同时也对企业的成长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企业本身以及员工而言均十分重要，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的主要要求，针对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在丰富工作内容、增加工作手段的同时，提高其灵活性与针对性，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工作效果。
（作者单位为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 杨臣江.对新形势下国有控股施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A] .“决策论坛――企业行政管理与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C].中国武汉决策信息研究开发中心/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6：1.
[2] 徐浩忠.试论国有控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基于新媒体语境[J].韶关学院学报，2013（07）：67-69.
[3] 周军.探究新时期如何做好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A].“决策论坛――企业党建与政工创新工作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C].中国武汉决策信息研究开发中心/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6：1.
关键词:医德医德问题医德建设
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科技的发展,我们正面临深刻的社会转型,根植于人们健康利益,又受制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医德也受到冲击,医务人员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医院的服务理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医德失范、医德失调等不良现象,给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因此分析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医德问题,提出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医德运行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当前医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1.1过度医疗现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由过去的福利事业转变为国家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医院发展已由单纯靠国家投入转向依靠自身经营维持生存和发展。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片面追求高额利润,凭借其有利的市场地位和信息优势诱导患者接受超过其实际需求的检查项目、治疗项目和药品品种。将不必要的检查治疗强加在患者身上,助推了医疗费的不断攀升,造成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给国家、社会、家庭带来巨大压力,不仅浪费医疗卫生资源,而且会使患者对医院和医生在医疗过程别是费用的可靠性和保证性产生疑问,对医疗系统的不信任感增强,必然会增加医疗纠纷;同时过度医疗导致的医疗费用大幅上涨,会产生过度医疗提供和过高医疗价格并存的局面,这一局面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由于其价格承受力高,则日益成为医疗服务市场的消费主体,而社会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则看不起病,失去享受公正医疗的均等机会,产生医疗市场中“富人驱逐穷人”的现象,直接导致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公。
1.2医疗服务单纯技术化,医务人员对患者缺乏人文关怀
由于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配套设施大量增加,各种辅助检查手段日趋先进,借助于第三媒介来诊断治疗疾病已越来越多地被医生采用。在诊治疾病过程中,医生注重各种物理、化学及生物检测手段和方法获取资料,并以此作为诊断依据,提出治疗措施,滋生了医学技术主义趋向,使医务人员过分依赖先进医疗仪器,忽略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熟练和提高,忽略了心理社会因素对病人的影响,医生和患者面对面交流明显减少,导致医患感情日渐淡漠,产生了高科技离病人越来越近、医务人员在感情上离病人越来越远的现象。医生的诊疗服务越来越变成单纯的技术行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人患的病而不是患病的人”。这种职业冷漠,使患者和家属无法感受到医务人员的温暖和爱心,觉得医生缺少热情和同情心,自己没有被尊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患关系紧张。
1.3部分医务人员价值取向错位
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趋向多元化,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卫生医疗体制和文化价值受到冲击,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医疗整合机制及价值观念未能及时有效建立起来,致使医务人员新旧价值观念处于剧烈撞击的转型期,这种撞击突出表现在医务人员追求个体价值和经济价值迅速上升,部分医务人员出现服务意识的淡化和对经济利益的不正当追求,把治病救人作为谋利的手段。在法律供给不足和政府监管缺位的情况下,过分看重经济回报,向病人收受、索要“红包”等,影响了医院和医务工作者的形象和声誉,加剧了患者对医务人员的对立情绪,严重影响了医院的和谐。
1.4制度伦理的缺失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道德失范不仅有其自身原因,还有制度伦理方面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制度和法规不健全,没有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和社会监督,对一些违规医疗行为仅采取道德和行政方面的处理。②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补偿机制不完善,医院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强大的经济压力,迫使医院走向自我经营和发展的道路,成为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追求营利的商业机构,以过度配置高新仪器来增加竞争优势;医学具有高风险性,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面临的风险不成正比。医院和医务人员只有通过扩大用药范围、提高用药档次、增加检查项目来填补不足。③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管理上只考虑经济导向、强调经济效益,但忽略了伦理导向,伦理理念及其机制在医院管理中不到位。受经济利益的驱动,部分医院制定的规章制度中,对经济指标有明确规定,对医德医风要求不具体、模糊不清,缺乏有效的医德医风监控体系,无法对医德规范的落实情况及医疗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和调控;一些医院以经济利益作为道德评价标准、忽视卫生服务事业的社会效益、忽视道德教育和医院道德文化建设,忽视对医务人员职业精神和责任意识的培养,使医疗服务行为失去了正确方向,医务人员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变化和扭曲,故医德建设还有赖于制度的健全和伦理环境的塑造。制度伦理不但要求制度的合道德性,用道德来规范引导和制约制度建设,而且要求把制度落实到实处,建立起支持和保障道德规范得到真正落实的制度伦理环境。
1.5医学科研诚信缺失,科研道德失范
在科学社会化、科研职业化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研道德问题也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主要是科学研究的不端行为增多,表现在少数医学科研人员剽窃他人科研成果、伪造或篡改科研数据、虚报科研成果。
由于科技成果评估体制使人们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科研奖励机制的商品化和实用化,科技论文数量大增,但内容雷同,缺乏创新。
在临床研究中,一些科研人员忽视对受试者的保护,违反知情同意、保护隐私等规定。如为了研究的顺利进展,不履行告知义务;进行药物临床实验时夸大药物疗效,采取欺骗手段促使患者参与研究;在实验过程中为了节省经费,不顾受试者健康和生命权益,减少对受试者健康监护的项目。
2现阶段加强医德建设的对策
针对上述对当前医德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的分析,要切实有效地加强医德医风建设,首先要正确认识医疗服务工作的特殊性,建立健全相关的医疗卫生和法规制度,充分发挥制度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把医德建设融于科学的管理之中,更有效地规范人员的行为。其次,强化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理想的教育,弘扬良好的医德医风,加强医务人员人文素质教育,正确认识和理解良好医患沟通的重要意义。第三,建立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为医务人员提供良好的行医环境,以减少医生的职业风险和防御性医疗现象。
参考文献
[1]毛源杰,刘奇.冠心病诊治中的过度医疗.医学与哲学(临床决策论坛版),2006,27(3):33-35.
[关键词] 医生；癌痛；认知
[中图分类号] R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4）08（b）-0162-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the county hospital doctors for pain treatment of cognition，and to analyze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A self-designed doctors treating cognitive pain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doctors in Guigang six secondary level hospital. Results Awareness on cancer pain treatment basics，narcotics addiction，time and method of administration，morphine-like drug use in doctors had been trained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untrained doctors，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Key words] Doctors；Cancer pain；Awareness
癌症疼痛是癌症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1990年起我国开始推行WHO的癌痛三阶梯治疗，只要正确遵循三阶梯治疗原则，90%的癌痛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医务人员对癌痛相关知识和癌痛处理能力决定着癌痛能否有效控制，提高医务人员对癌痛治疗的重视度是关键[1-2]。癌痛治疗在贵港市县级医院的认知度尚未见有报道，本研究对贵港市县级6家二级甲等医院医生进行癌痛治疗情况调查，以了解县级医院医生对癌痛治疗认知现状，为临床合理应用止痛药物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贵港市6家二级甲等医院的执业医生242名，其中男169名，女73名，年龄23～48岁，平均31.98岁，人员涵盖医院行政临床专业科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2 调查方法
2013年3～8月采用自行设计的医生镇痛药物癌痛治疗认知调查表，此调查表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本地区专家论证后修订而成，包括三部分。①被调查者个人信息：科别、职称、性别、年龄；②有关三阶梯止痛治疗的知识；③医生对癌痛治疗的态度和行为。调查表由专人当场发放，当场回收。共发放调查问卷300张，回收有效调查问卷242张，回收率为80.7%，其中115张已经参加过癌痛的相关培训，占总人数的47.5%。将调查结果按是否参加过癌痛培训进行比较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Excel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医生对癌痛治疗知识的掌握程度
能正确回答三阶梯止痛有几项基本原则的人数只有20名，已培训与未培训过的医生在认为哌替啶被推荐用于慢性癌症疼痛这个观点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的一些癌痛治疗基础知识，已培训的医生答题正确率明显高于未培训过的医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医生对癌痛治疗的行为和态度
已培训的医生对品成瘾性、采取按时给药的方法进行给药、重度癌痛患者应用吗啡类药物进行治疗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正确率与未参加过培训的医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医生认为影响应用麻醉镇痛药品的主要原因
未培训医生中因管理太严、副作用大而影响应用麻醉镇痛药品的比例大于已培训者，其他原因所占比例小于已培训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本调查涉及贵港市6家县级医疗机构的医生，初级职称159名（65.7%）、中级职称73名（30.2%）、高级职称10名（4.1%），调查样本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基本上反映了目前贵港市县级医院医生对癌痛治疗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开展癌痛相关培训提供了依据，为提高临床规范应用止痛药提供了实施依据。
3.1 参加癌痛培训的医生比例
47.5%的县级医院医生参加过癌痛的相关培训，但要实现癌痛患者无痛的目标，这个比例仍较低。尽管癌痛治疗在我国已经全面推广应用WHO的三阶梯止痛治疗原则，但仍存在用药简单、用药量不足、向基层医生和患者宣传不够等问题[3]。本次调查也发现同样的问题，说明我市基层医院医生癌痛知识培训的普及率还不高，今后仍要加大对县级医院医生的培训力度，力争把癌痛知识培训纳入基层医生人才培养的必修课，让每一位基层一线医生都普及三阶梯止痛治疗知识，为临床规范化应用止痛药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3.2 三阶梯止痛知识的掌握情况
癌症患者三阶梯止痛应遵循的五项原则是：①口服给药。②按时给药。③按阶梯给药，第一阶梯：非阿片类药物；第二阶梯：弱阿片类药物；第三阶梯：强阿片类药物，该阶梯药物无封顶效应。④用药一体化。⑤注意具体细节，如注意不良反应的处理[4-5]。能正确回答三阶梯止痛有几项基本原则的人数只有20名（8.3%），说明培训过的医生对这个知识点未掌握，在今后还要加强理论学习。
3.3 医生对癌痛治疗的行为和态度
培训后的医生对品成瘾性有正确的认识，与未参加培训的医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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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电算化与会计集中核算试析
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发展到电算化是会计操作技术和信息处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使传统会计格局逐渐被打破，新的会计思想和理论逐渐确立，从而在推动会计自身发展和变革的同时，也促进电算化会计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一、电算化会计信息处理的特点
电算化会计信息处理是指应用电子技术对会计数据输入、处理、输出的过程。现阶段主要表现为用计算机代替人工记账、算账和报账，以及替代部分在手工会计下由人脑完成的对会计信息的分析，判断。电算化会计信息处理过程具有以下特点：
1．以电子计算机为计算工具，数据处理代码化，速度快，精度高。电算化会计是以电子计算机代替手工会计下用人工来记录和处理数据。
2．数据处理人机结合，系统内部控制程序化，复杂化。由于数据处理的人机结合和系统内部控制方式程序化，使得系统控制复杂化。其控制点由手工会计对人的控制转到对人和机器两方面的控制，控制的内容涉及人员分工、职能分离和计算机软、硬件的维护，以及会计信息和会计档案的保存和保管。
3．数据处理自动化，帐务处理一体化。整个帐务处理过程呈现一体化趋势。
4．信息处理规范化，会计存储磁性化。在电算化系统中，各种会计数据以文件的形式组织，并以电信号和磁信号的形式存储于计算机的内外存储器中，磁性介质成为保存会计信息和会计档案的主要载体。
5．具有选择判断及做出合理决定的逻辑功能。系统设计与开发中的各种数学、运筹学、决策论等方法的运用，增强了系统的预测和决策功能。
二、会计集中核算的特点
会计集中核算是融会计服务和管理监督为一体的新型会计管理模式，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开始采用这种模式，其基本职能是：会计核算中心对各单位的财务收支采取“集中管理，统一开户，分户核算”的办法。在纳入集中核算单位的资金所有权、资金使用权和财务自主权不变的情况下，它实行财务集中管理、统一开设账户、统一会计核算、统一收付资金、统一调配资金的管理形式。单位所有开支在单位领导审核批准的基础上，再经会计核算中心审核后入账，从而保证了各预算单位开支符合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
实行会计集中核算是为了加强会计核算、管理与监控，防止财政资金被截留、浪费等违纪违法现象的发生。其特点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从管理、控制的手段看，突破了过去管理模式中仅仅着眼于会计人员进行评价的局限性，实现了由人治到法治、由管人到管人与管账相统一的转变。过去，各单位财务由领导说了算，会计人员作为所在单位的一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及领导压力，往往不能保证在会计监督中不偏不倚，严格按财经法规办理经济业务。有时为防备审计，还会实施“技术性粉饰”，造成假账的产生。现在实施会计集中核算后，各单位领导会计法律意识增强，他们经常事先主动向核算中心咨询会计处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及授权范围。对支出审批更谨慎、态度更认真。
2．从管理的层次看，实行财务集中核算，减少了中间层次，有利于信息的及时沟通，有利于管理、控制目标的实现。过去上级对一二级报销核算单位的财务控制主要是年终审计，决算审计，属于事后监督，时效性不足。出现了问题再来纠正，成本和效果均不理想。现在核算中心可及时掌握各单位财务数据，有条件进行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会计信息的获取，交换及利用方便及时，为管理、控制目标的实现及科学决策提供了条件。
3．从运行成本看，实行财务集中核算，不仅可以大大减少财务人员，降低政府行政成本。而且核算中心实行统一账户，便于统一调度资金，盘活了财政资金的库外沉淀。如过去对预算外资金，先要存入专户，使用时再申报计划，然后由预算外转入单位支出户开支。不仅过程烦琐，而且也降低了资金的利用效率。现在变成系统内划拨，工资直达个人账户，政府采购款直达商品、劳务供应商，高效快捷。
4．实施会计集中核算后，会计基础工作的规范化得以加强。现在会计核算中心一般在财政主管部门领导下工作，实施了电算化核算。不论管理的软硬件条件均与原单个核算单位不能同日而语。使现代化办公信息模式得以实施。
三、电算化会计对会计集中核算的影响
1．提高了会计集中核算的效率，降低了会计人员的劳动强度。电算化会计以计算机为信息处理工具，提高了会计数据处理的速度和精度；数据处理的自动化、程序化和规范化，提高了会计集中核算的及时性、可靠性和相关性。同时，计算机的使用，使广大会计人员从繁重的会计核算和数据转抄中解放出来，其劳动强度大大降低。
2．促进会计集中核算职能的转变，引发了会计人员知识结构的变化、提高了会计人员素质。电算化会计下会计工作效率的提高和会计人员劳动强度的降低，使会计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促进会计工作职能发生转变。电算化会计下的人员除会计专业人员外，还有计算机专业人员。会计专业人员不但要精通本专业，还要熟悉计算机，具有上机处理基本业务核算工作的能力，掌握一般性故障排除方法和纠错方法；计算机专业人员除应有本专业知识外，还应有财会专业知识，了解会计核算工作，通晓会计数据流程。他们都要不断学习和掌握日新月异的计算机知识和应用技术，以不断满足电算化会计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形成复合型人才。
3．引起会计工作组织方式和会计人员分工与职能的变化。电算化会计采取对数据编码的方式进行信息处理，是以数据的不同形态为主要依据来组织会计工作，改变了手工会计以会计事项性质为依据组织会计工作的做法。相应地，手工会计下会计工作按职能组进行分工的做法，也被电算化会计划分为数据（信息）收集、凭证编码、数据录入和处理、系统维护等专业组的做法所代替。
4．改变了会计信息处理和使用的方式和方法。电算化会计数据处理的代码化、程序化和自动化，是对手工会计信息处理方式和方法的本质变革，这一变革改变了手工会计下成本计算、编制报表等只能在月末进行的做法和限制。
总之，电算化不仅引起了会计集中核算系统内在的变化，改变了系统的职能，同时也最大程度地提高了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的质量。
四、电算化会计与会计集中核算未来发展趋势展
电算化会计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和发展。
1．电算化会计将获得普遍推广和应用，大范围的信息处理网络得以建立。电算化信息处理从形式上看是信息处理手段的变化，实质上却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2．信息处理和分析专业化、智能化。由于信息处理和分析专业性较强，需要专门的人才，具备多方面的知识，且具有较高的成本，因此为小企业及个体经济提供信息服务的专业部门（类似于目前的记账）将会逐渐出现。此外，随着智能电子技术的发展，信息处理也会朝着智能化发展。
如何完善会计集中核算这种新兴的制度，与会计电算化更好的结合，使其向更合理，更科学的方面转变。建立科学的会计集中核算体制尤为重要。
（1）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会计核算中心是集核算、监督、服务于一体的机构，必须按照“管理不越位、监督不缺位、服务要到位”的指导思想，加强各项管理工作，做到制度完善、管理规范、运作有序、监督有力。需要健全的制度主要包括：机构设置；资金管理范围；会计核算形式；备用金管理制度；人员素质控制制度；会计档案保管制度。
（2）会计核算中心的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与各核算单位财务管理的定位。现阶段会计集中核算工作依据的是“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监督”相分离的原则，同时也要与会计电算化很好地结合起来。会计核算中心的重点是行使日常的核算和监督职能，但参与各核算单位的财务管理、资金筹集、正确执行财政部门批准的经费预算和财务计划、财产物资管理、财务管理办法、业务计划的制定、当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等职能不变。
随着地方经济的迅速崛起，人们将会愈来愈重视对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此省级公共图书馆要因地制宜，发掘馆藏强项，更进一步加强地方文献工作。作者就此提出了几点设想。一是加强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搜集工作，特别是对非正式出版物的搜集，以及应采取的几种方法；二是建立西北地方文献数据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地方文献资源的潜能，实现资源共享；三是成立“西北文献信息资源研究与服务中心”，统筹规划西北地方文献的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加工、生产、推销具有特色的、新的信息产品，提高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和整体的社会服务功能。
随着新欧亚大路桥——“现代丝绸之路”的贯通。国家开发开放战略重点的西移，西北经济区将以其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再次成为国家开发的重点，古老的“丝绸之路”将重新繁荣和复兴。做为一个以收藏地方文献“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提供书刊资料”为工作重点的省级公共图书馆，如何顺应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潮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找到适合自己各方面发展的优势。特别是在当前“四化”建设当中，各地区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各地区党政领导部门所采取的各种对策，无不受本地区历史、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理、人口、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地方党政部门对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科学决策时，首先要掌握大量的地情、数据和情报，然后对各种情报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之后才能制定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地方科研机构除担负某些全国性的科研任务外，更多的是根据最具有本地区地方特点的学科领域，制定自身的科学规划，特别是关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工作的对策性研究，尤为活跃，许多研究机构都把主要力量放在这一方面，而这些研究都具有特殊的地方文献信息的需求。随着地方经济的迅速崛起，人们将会愈来愈重视对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省级公共图书馆要因地制宜，结合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社会需要等特点，发掘馆藏强项，搞好自己的信息特色化建设。我们所讲的特色，一是文献收藏的地方特色，要全面地收集地方文献信息。二是信息服务的地方特色，即为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提供全方位的地方文献信息咨询服务。要从图书馆的内部机制改革入手，把单纯的地方文献收藏工作和地方经济建设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敞开馆门，面向市场，组织一支为地区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出谋划策的智囊团、信息网。这是目前经济腾飞大潮中公共图书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最有潜力、最有活力、最能体现价值的工作。为此我们今后要抓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点：
一、加强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收集
地方文献信息资源是地方文献信息服务的基础，必须大力加强其搜集、开发利用的程度，努力提高地方文献信息收集的完整性、系统性。鉴于地方历史文献日渐稀少，搜集更加不易，这类文献仍将是我们今后长期搜集的重点对象，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要改变过去在搜集工作中重正式出版物，轻非正式出版物；重历史文献，轻当代文献；重文史资料，轻经济资料、自然状况资料的观念，开展全方位的搜集工作以保证信息收集的完整性、系统性。特别要加强对非正式出版物（或称内部资料、灰色文献）的搜集工作，这类文献来源十分广泛，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学术团体、学校、科研院所等部门，它能从各个方面快捷地反映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研究及各行业建设中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这类文献最大的特点是出版周期快，情报时效强，其中还包含有许多对科学研究、经济决策工作有相当重要作用的，属于保密范围的或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用于公开发表的文献信息，这就更加显示出它的科学价值，这是正式出版物所不能比的。可是由于这部分文献通常是不定期出版，出版的数量少，形式多种多样，发行范围有限，一般都限于本行业、本地区，以内部发行方式或交换方式进行传播，搜索者很难掌握其出版信息，因而造成这类文献的大量流失。鉴于以上种种特点，在今后的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搜集工作中要设置搜集和研究地方文献信息的专门人员，并加强对工作人员信息意识的培养。提高信息搜集人员的素质，是搞好信息搜集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地方文献信息搜集工作的复杂性要求，要着重培养工作人员敏锐的观察力和多思善辨的工作作风，要善于发现、捕捉文献信息，必须思维敏捷、手快、腿勤，具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和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具体的搜集工作方法，可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1．建立地方出版物呈缴本制度，利用行政手段来保证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全面收藏。
2. 进行参与式的跟踪收集，积极地派人员参加地区各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召开的学术会议，搜集会议专集、论文汇编。
3．出门访求。定期到有关地区或部门进行信息调查，及时收集各种文献资源。
4．与有关部门建立交换关系，互通有无。
5．对发行量过少的文献可采用复制、复印的方法进行搜集。
二、建立“西北地方文献数据库”
文献数据库的建立是控制、处理和利用文献信息的现代化手段，是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息服务的基础。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高度发展的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信息系统已从信息的传统整理系统（图书馆）发展到信息的高级有序系统（数据库），并进而向信息的多媒体系统和智能化系统演进。而我们西北地区的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工作，目前基本还停留在传统的手工操作阶段。效率低、速度慢，深层次文献信息服务工作难以开展，致使大量的宝贵文献资源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种落后的局面已成为制约地区经济腾飞，科学、教育、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采用计算机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文献信息服务工作的自动化，不仅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目前经费紧张的现实条件下，图书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发文献信息资源，要充分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自身的条件和实力，扬长避短，开发需求对路的、有时效的、有特色的信息资源。地方文献就其来源来看，除一部分公开出版物外，有很大一部分是地方历史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非正式出版物。这些文献不可能在版编目，也不可能被国家的文献数据库统一标引录入，只有地方文献收藏单位才能对这类文献进行整理和标引。因此我们选择西北地方文献来建立数据库，就不会被国家统一文献数据库所替代，成为劳而无功的重复劳动。从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发展策略来看，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是地区性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根据我们所处的地位和实力，应该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为此，今后西北地区数据库的建设必须走整体化的发展道路，统一规划、统一管理、集中力量、形成优势。建库的指导思想要强调面向科研、面向用户、面向市场。西北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可大体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首先由西北地方文献收藏比较丰富的甘肃省图书馆率先建库，总结经验，制定统一数据加工规范。第二阶段，联合西北五省区公共图书馆及有关地方文献收藏单位共建西北地方文献信息网，实现优势互补，减少信息资源交叉收集和重复建库的浪费，促进西北地区地方文献数据库整体化建设，实现资源共享。
三、成立“西北地方文献研究与服务中心”
目前我们的地方文献工作，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工作中的盲目性、随意性相当严重。地方文献的基本工作内容还停留在以收集保存为中心，以阅览咨询为辅助的阶段，全面系统地加工整理工作仅仅是开头，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基本上没有起步。从目前西北五省的公共图书馆及有关收藏单位的搜集及开发利用工作来看，收藏和开发工作的重复，关系上的不协调情况十分严重。面对现实，积极的选择应该是更新观念，根据图书馆特色化建设的需要，从内部机制改革入手，成立“西北地方文献研究与服务中心”。中心成立后的任务是科学地、宏观地进行西北地方文献工作的研究。研究其资源状况、开发目的、开发内容、开发手段及如何使收藏文献转化成信息产品，最大可能地释放地方文献的信息资源潜能，为地区经济建设服务，为图书馆创造出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具体的工作目前主要有以下几项：
1．协调地区地方文献工作
一个地区从事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存贮和传递工作的主要机构有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史志办、党史办、文史办等，各机构在收藏的重点上虽然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点，但在开发利用地方文献信息资源为本地区建设事业和科学研究服务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工作中由于各机构之间关系上的不协调，使得各自收藏的文献互不摸底，收藏品种和研究项目上重复现象十分严重，给国家的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严重地阻碍着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心的成立将会联合本地区各收藏单位进行横向协作，在各单位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协调各系统、单位、地区的地方文献工作，核实地方文献的收藏状况，理顺关系，统一规划，编制联合目录，充分揭示各单位所收藏的文献资源。尽可能组织开发、流通，极大地发挥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利用潜力。统一规划西北地方文献课题开发，中心做为整个西北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开发活动的控制中心，将把握西北文献开发研究的方向，组织各研究开发单位统一规划课题，扬长避短，科学分工，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减少重复。积极主动地承接国家级、地区级的科研课题。
2．开展信息咨询，生产信息产品
在西方发达国家，信息的生产、加工与销售正迅速地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活动。信息被视为一种资源，一种消费品，已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近来经济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机构是国民收入、就业与结构改革的主要来源。例如在美国许多事实表明，信息机构所产生的效益近似于国民收入及就业的一半，先进的欧洲经济实体的类似资料也证明，70年代中期其国民收入的40％来源于有关信息活动。这个结果表明，“书中有黄金屋”这句调侃知识分子的俗语，实在是一句大实话。现代社会，知识与生产的结合为社会所创造的巨大财富，是任何时代也不能比拟的。而我们的图书馆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基本功能长期待续不变，使图书馆机构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变革世界中显出了很大的惰性，几十年来“重藏轻用”的思想严重地阻碍着我们对信息的开发利用，守着“黄金屋”要饭吃是目前我们图书馆界普遍的现象。“西北地方文献研究与服务中心”成立后，做为地区地方文献信息开发利用的研究部门，要认真地研究服务对象和用户的需求，确定我们开发地方文献信息的方向、任务。根据环境和条件，选定业务内容，变过去信息服务的被动性为主动性，开展深层次的信息咨询服务，加工、开发、推销文献信息产品。①直接为各级领导进行最佳决策的智能服务。主要的方式有：提供情报信息、提供专项数据资料、提供有关课题综述，决策论证等。②开展西北问题的宏观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报导，如编制西北文献总目提要，西北民族文献综述，丝绸之路文献综述，西北宗教文献综述等等，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为西北问题研究工作者提供信息服务。③开发建设西北地方文献数据库，并加以商品化，制造市售软件、机读目录或光盘数据库，创造经济效益。
我们正处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我们的图书馆要顺应改革大潮的需要，必须要走特色化服务的道路。我们的地方文献工作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断地开展卓有成效的文献信息咨询活动，提高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利用率和整体的社会服务功能，才能开发具有特色的信息产品，立足于激烈的信息市场，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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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当中，常常包含着一定的前在理论预设。它们常常成为某个系统理论的逻辑支撑或逻辑起点。在经济学中，“理性人”、“资源稀缺”等假设，支撑着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在政治科学中，在制度领域，事实上也存在着关于人的特性、权力的特质、理性的限度、国家实质等等的各种前在预设，只是这些前在预设没有被鲜明地、理论化地归纳提炼出来。本文试图对制度设计中的这些前在预设作出尝试性梳理和归纳。
本文梳理归纳的这些前在预设，实际上都是经验命题(empiricalstatement)，其旨归不在于揭示制度的发生学意义（唯物史观认为，制度是经济关系的产物），而在于揭示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回应人类对于游戏规则的基本需求与基本价值追求以及如何来设定游戏规则等政治规则范畴的基本问题。这些预设从各个方面表明，制度化、法治化的选择，或者说通过构筑完善的政治规则，以实现和推进规则政治，乃是人类秩序化的合理选择，同时也是一种无法规避的命运。
“无赖原则”预设。在探讨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设计时，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c)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这条原则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人必须被看成是“理性”的谋利动物。而制度设计要达到的目的是：不论他多么利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的钳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休谟说：
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编：《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28页。）。
制度设计必须达到以下效果：不仅要对“无赖”行径实施有效的钳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们萌发各种损公利己的“无赖”冲动。休谟认为，这一假设在作为描述性模式时是非真实的，而作为分析性模式时则又是真实的，可以得到事实的正当证明。这一预设表达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为“无赖”，那么必须有强大的制约机制在先，让人们服从制度规则。这一点，詹姆斯·布坎南是这样说的：
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其他方面行为一样是追求私利之时，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制度和规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9页。）。
普遍“无赖”的假定，构成了国家方法论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坏情形”亦即每个政治家都可能是无赖这一最坏情形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检查就是这样。为保证飞机运行的安全，所有乘飞机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须通过一道X光机的安全门。美国"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尤为加强了安检的力度。事实上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已被假定为潜在的可能违禁物品携带者乃至，尽管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会这样做。然而为确保安全，人们必须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术实施的安全检查。
制度设计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采取消极预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贤”的假设是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基础的。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保证“正义”成为政治家们长期的无条件的行动准则。在休谟看来，人们显然不能靠改变人性来把人的罪恶动机变成善良的后果，人类社会在设定各种所需求的政治规则时，只能以消极的防御观为基本依归。这亦如杰斐逊所说：“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事。”
休谟这一预设中，还蕴涵着这样的逻辑结论：即政治规则设计者们也应当被认为是“无赖”，他们可能会操纵所发明制度的有关信息。规则设计的努力应当采取一种设计与选择分开的办法：即规则的采用应当由那些不参与设计制度的人们来择定，以防止制度出现利益倾向性。这亦如哈林顿(JamesHarrington)提出的所谓“分饼”原则。哈林顿认为，“卓越的哲学家争论不休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至整个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和选择”，为确保制度之“饼”的公正分配，只能是一部分人拥有“均分的自然权利”，而另一部分人拥有“选择的自然权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顿著：《大洋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
非“天使统治”预设。如果说英国学者休谟的“无赖原则”是以一种“是什么”的判断方式，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的话，那么美国学家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则以一种“不是什么”的方式，从另一角度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说：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的预防措施（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麦迪逊这一论断包含着两层假设：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国资产阶级启蒙学家潘恩说：“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政府是一个“惩罚者”（注：［美］托马斯·潘恩著：《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麦迪逊指出：“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种“正当救济办法”，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第10页。）。
第二，政府作为社会的人，其统治本质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是一种“天使统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恶——在麦迪逊看来，纯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为，人类做不到——正因为如此，需要对政府这个管理被统治者的统治者本身，实施外在的和内在的控制，寻求“辅的预防措施”——而这实际上一直是主义的持久话题。这种“控制”最根本的，就是国家权力体系内部有分权制衡机制；外有社会力量对“利维坦”的制约。这一目标乃是政治设计的“最大的困难”，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与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须有外在的制约，政府更必须有外在的控制。这就是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
“局限存在物”预设。詹姆斯·麦迪逊关于政府非“天使统治”的论断，由人的特质出发考察和判定公共权威的特点，那么回眸人类这个社会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点是什么？这是政治学一切理论的原发点，也是各类政治设计的逻辑前提。
关于人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作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预设：
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来说，是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变的规律的支配。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来说，……他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灵”一样，不能免于无知与错误；他甚至于连自己微薄的知识也失掉了。作为有感觉的动物，他受到千百种的支配。……这样一个存在物，就能够随时忘掉他自己；哲学家们通过道德的规律劝告了他。他生来就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但是他在社会里却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注：［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属性归为人的本质（注：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个超越一切关于人的旧理论的崭新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页）。正是出现后，才从社会关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质。），孟德斯鸠这一论断基本上仍是从自然属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这一论断对人的特质已注入了社会性的内容，强调了人的“社会生活”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规范，才能介入社会生活。
这一理论预设价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类具有的局限性这一重大事实：人类作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人类是一个感性的存在，受到种种不定因素的影响，“无知与错误”是必然的。其次导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逻辑结论——人类的这一缺陷，只有通过社会生活外在的东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补偿和救济（这两种事物，按制度学派的定义，乃是“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人类制度的双重性构成。）。特别醒目的是，人类只有“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这一历史性结论，必然使法律制度处于崇高的无可或缺的地位。人类设计和创制各种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规则，便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行为了。
权力无“休止界限”预设。孟德斯鸠还作过另一个经典性的、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义和认识价值的理论预设，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他对权力的特质所作的一个著名的言简意赅的判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就是权力或权力者的特质。由此，孟氏给出具有公理性的结论便是：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个命题业已成为检阅人类社会权力现象的基本判准。“滥用权力”的基本“规则”是：权力载体——“即是以统治者的名义行事的人，当选的立法人员、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规定公民自由的供选择的条件中进行选择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在运用权力时，一定会把权力运用到他可以运用的一切“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的最大范围，实现权力效能的最大边际化。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这两个领域，公共权力的原始命题是为了保障私人权利。进入阶级社会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权力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逻辑起点），“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历史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为了“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产生。由此，政治权力一经产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质和名义。孟氏这一理论预设蕴示：从权力的本性上说，它“总有着一种越出它自己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和一种特殊诱惑。权力总是倾向于增加权力……它喜欢自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注：［法］J.马里旦著：《人与国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页。）。亦如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动家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去扩展政府行动的范围与规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观察到的“公共性边界”（注：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第373页。）。
权力的这一内在特性，决定了外在制约的极端必要性。关于这一点，法国政治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托克维尔指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但我又相信，当这个权力的面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无限权威是个坏而危险的东西。（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9页。）
孟德斯鸠这一理论预设归纳包蕴了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历史经验：一是滥用权力是权力界的普遍逻辑，罗素将之表述为“权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邹永贤等著：《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权力运作者总有着一种不“休止”、乃至跨越公共“界限”去实现“权力意志”的内在冲动。二是对于“权力滥用”，最符合“事物的性质”的做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是一种物质力量，对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能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力量。人类发展到今天，制权一般有这样几种方法：一是“以法制权”、二是“以民制权”、三是“以德制权”、四是“以权制权”。“以权制权”才是最本质、最见效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设计中，对于权力边界的设置，只能以另一个权力的存在为逻辑前提。
“必要的恶”预设。英国籍奥地利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渐进的社会工程”的政治哲学、“三个世界”的本体论哲学形成了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国家学说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证伪主义”科学哲学观点和批判理性主义哲学立场出发，波普反对本质主义的国家理论，注重探求“我们对国家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应当把什么作为国家活动的正当目的”（注：《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第1卷，伦敦罗特列杰与基根·保罗公司1952年版，第109页。）诸如此类国家与社会的功能性问题。对“利维坦”这种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这样一个理论预设：“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注：［英］卡尔·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他说：
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却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如我斗胆形容的）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注：波普著：《猜想与反驳》，第499页。美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达了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时，我们由于想到自己亲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潘恩选集》第3、24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尽管“利维坦”对于保护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在许多思想家们看来，却是一种危险的“罪恶”，“国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92页。）国家如果取代目的，成为目的本身，无限制地扩展，自由这一“目的”就必然丧失。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思想大家们几乎持定一致的论断。）
如果说，孟德斯鸠关于权力“休止界限”的预设，是从权力个体着眼揭示权力的特质的话，那么，波普的这一理论预设，则是从权力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着眼揭示权力特质的。其基本判断：一是国家“是必要的”、二是它“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罪恶”，前者侧重价值判断；后者侧重事实判断。
“在现代世界里，由于国家权力过大所造成的罪恶很大，但却很少被人认识到。”（注：罗素著：《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页。）波普认为，国家权力扩张与滥用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无论谁执掌权力，即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统治者也不例外（注：美国法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即使是由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容易成为非正义的。他认为“政治制度中非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不完善更为痛苦和持久。政治权力迅速地积累，并且成为不平等的利用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量”（罗尔斯著《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英文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页。）。因此，只要权力这种“罪恶”存在，无限扩张趋势的可能性就存在。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过现代国家权力扩张的必然趋势：“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
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对国家权力的非制度化增长作过这样的假设：它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为求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了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将使它一无所用。（注：［英］约翰·密尔著：《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5页。）于是，德国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归纳的这样“两件事”，也就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理所当然的抉择了：
对于任何新的国家机构的设置，人们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中任何一件被忽视都将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进行统治和提供服务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属于真正的政府机构设置的一切东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动的扩及和限制的范围。（注：［德］威廉·冯·洪堡著：《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黑体为引者加。）
没有国家的干预，自由就会死亡；国家过多干预，自由同样也会死亡。这是“自由的悖论”（注：参阅波普著《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第11卷，第124、125页。）。波普主张，重要的是要设计出合理有效的制度，对“利维坦”进行控制。为了防止“利维坦”对社会生活的威胁，波普提出了类似中世纪“奥卡姆剃刀”的“自由主义剃刀”。（注：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英国政治理论家和现代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伯特兰·罗素认为，社会组织和权威一旦形成后，便具有一种独立于人的、非人的意志所能驾驭的力量。一方面，组织和权威不可没有，另一方面，又要对它加以限制。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成为一切政治科学的中心议题。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比率”，则应当成为国家理论尤其是现代国家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罗素呼吁：（像国家）这种巨大组织是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想废除它们是不可能的……的确，它们使维护个性更加困难了，我们需要寻找一种使它们尽可能地与个人创造性结合起来的方式。（注：罗素著：《政治理想》，纽约世纪出版公司1917年版，第22页。）
“有限理性”预设。政治和行政管理归根结底是决策行为，决策具有对理性追求的倾向。按对理性作用的不同认识，决策理论分为三类：其一是绝对理性选择论，基本要点是认为决策者拥有完全的知识、明确的价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取得期望的价值选择。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质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决策，这种理论把焦点放在决策中的价值冲突上，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甚至是随意择取的，人们的决策并不以理性为旨归。其三便是美国行政学家、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为代表的有限理性决策论。认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决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种“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认为，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不符合人类行为的现实。他从人的意识、决策环境与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设。关于理性，西蒙认为，“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注：［美］西蒙著：《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广义而言，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第一，适合实现指定目标，第二，而且在给定条件下和约束的限度之内。”（注：西蒙著：《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决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决策，因为决策者是在存在着无法控制的未知数和变化着的内外环境中决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处理决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行政机构只能接受不圆满的决策，而不可能实现最佳决策。西蒙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表述说：
如果我们假定决策者的计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我们不必将真实世界与决策者对它们的认识区分开来：他或她对世界的看法与真实世界一样。第二，我们可以预言，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根据对现实世界的知识所作出的选择，不需要有关决策者对感知或计算模式的知识。（当然我们确实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数。）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决策者的知识和计算能力是受到严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现实世界同行动者对它的看法与理解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决策过程的理论（并在理论上检验它）。我们的理论不仅要包括理解过程，而且还必须包括形成行动者对决策问题的主观表述的过程。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据给定的效用函数来达到有目的的或主观的最好决策。认知心理学中的理性人则是根据可得知和计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注：转引自［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页。）。
人的“有限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由于参加者很多，同一项交易很少进行，所以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并规范人自身的决策行为，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
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预设表明，人拥有的知识能力和决策能力是有限的，不仅受到物质因素和环境不确定的影响与限制，还受到诸如记忆容量、判断准确程度、计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是：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与制度创制，来预防和弥补人理性的不足。
政治是一个“社会中价值的权威分配”（注：［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纽约艾尔弗雷德·A·克诺大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13页。）的决策领域。从本质上说，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撑。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领域最常见的现象。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认为：国家政治首先必须克服“唯理智论”，传统的政治理论大都强调“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驱动下行事，“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经验检验和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意识推理的结果”（注：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6页。）。任何组织都是人的组合，虽然拥有相当大的解决问题的权能，但是由于人的智力与理性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决策绝非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体系。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对环境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差异很大，从而导致人们选择上的重大差异。人不但处于“有限理性”下行事决策，而且还常常处于“非理性”状态下行事决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与供给的一个深刻的内在原因。
“诺思悖论”预设。国家的目标是什么，国家的基本职能是什么，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断被思想家们审视和论辨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诺斯看来：
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无论是无文字记载的习俗（在封建庄园中），还是用文字写成的宪法演变，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注：［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国家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是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还是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从历史上看，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注：［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诺斯认为，由国家来界定和保护产权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但是国家并不是中立的，竞争与交易费用的双重约束往往引导国家选择无效或低效的产权结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是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限制和侵害，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这就是著名的所谓“诺思悖论”。事实上，包括产权在内的各种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决于效率的或经济的原则，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规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与统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这一“悖论”的实质，反映了国家行为存在的内在冲突：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与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按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是一种“制度”结构，其职能是生产和出售一种确定的社会“产品”，即公正与安全。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因此诺思认为：
无论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为准则对任何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具有一个好的行为准则对一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经济市场和有效的政治市场，也需要这种诚实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为准则（注：《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8日第4版。）。
由于“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了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了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国家作为一个“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不可能漠视自身的利益机制。国家的两个目标，失却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不现实的。办法只能以外在制约机制，促使国家行为的内在冲突减至最微限度，尽可能地确立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准则。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这种冲突。“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注：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7页。）这是“诺思悖论”所蕴有的政治学启示。
“政治创租”预设。公共选择理论把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注：在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时，经济学假定人在市场中的私人经济活动是理性的。即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在决策之前要经过仔细计算，力求一个于己最有利的结果，以追求其希望实现的目标或有价值的东西。具体到消费者身上，理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体到生产者身上，理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应用到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中（注：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确立了国家人“经济人”角色和“寻租”预设。
在政治环境中，国家人同样扮演着“经济人”角色。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只要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一部分实际上受效用最大化动机驱使，只要个人与群体的一致达不到让所有的个人效用函数相同的程度，那么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个人主义模型就具有价值，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利己主义行为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种利己主义动机有一种与经济租金(economicrent)因素相结合的动势，由此便产生了“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rent-seekingtheory)描述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进行交换的过程，揭示了腐败产生的现实经济根源。
所谓“租金”(rent)，是指某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注：在早期的李嘉图学派中，租金是指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它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需的最小的额外收益（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马歇尔发展了租金的概念，认为租金还应包括被称为准租金的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现代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发现，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也能形成类似地租的超额收入。租金是由于政府行为（干预和管制）阻止了供给增加的结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解释，所谓寻租活动，是指人们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这种努力的结果不是创造社会财富而是导的社会的大量浪费（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
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质乃是在政府干预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是“寻租行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一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腐败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在寻租活动的过程中，政府官员一般不只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主动出击”进行“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寻租活动与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紧密相关。没有政府过度干预，没有干预所提供的特殊垄断地位，租金便无从寻求。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租金，寻租活动便不可避免。
寻租理论阐明了腐败的深层本质。只要公共权力的存在和经济生活不停止运行，寻租活动很难根绝。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
纯粹租金的因素从而权力因素，更容易在复杂交易而不是简单交易中出现，从而更容易在群体关系而不是在两人关系中，以及在政治协定中而不是在市场协定中出现，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科学劳动的正确划分要求“政治科学”学科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而要求经济学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场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布坎南还指出：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同。对于这个简单观点的承认，以及由此对这个观点在现代政治环境中的含义的实证分析，是进入必定推动立宪改革讨论的更广泛的比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为现代官僚理论和规则理论的洞察力，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新的制度约束的必要性（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腐败作为“政治之癌”（注：何增科著：《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在空间上是全球性的，在时间上是历史性的（注：恩格斯曾认为，在古代东方，掌握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公仆”正是在从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上升为“东方暴君或总督”的。（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腐化。”（注［美］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关于权力腐败，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腐败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将如此。的缺点在于，它认为这种现象只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畴内，只要消灭了私有制，这种现象就会随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阶层、领导阶层、比较富裕或有地位的阶层、特权集团和尖子人物都企图让后代子承父业。要想不让他们得逞，就必须建立一些制度机制来阻止他们这样做。但这些机制也难以实施，因为执行者通常正是这些机制所有限制的对象。由于相信阶级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忽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这个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始终保持必不可少的警惕性。”（迪韦尔热著《政治社会学》第157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迪韦尔热关于腐败普遍存在于当今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判断，是有警策意义的。但是认为把腐败现象只划定在私有制社会的论断，显然不符合事实。当然，迪韦尔热关于以“制度机制”“阻止”腐败的见解，是有参考价值的。）
“寻租”预设揭示的事实是，寻租活动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权力行为的伴生物。恩格斯曾把政治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反作用”概括为三种情况，其别指出：“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这一论述，非常恰当地描述出寻租活动对社会经济形成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