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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正常的工作交往关系[3]也有人认为他们应当为相互联合、相互制衡的关系[4].这些提法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这些提法虽不无道理，但还未完全概括两者的双互关系，我认为，二者的相互关系应为：相互独立、彼此尊重、互相合作、互为监督。下面对此分别阐
（一）关于相互独立
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人员，其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必须保持独立，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和干预。《法官法》第8条规定：法官享有的权利之一是“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其中“个人的干涉”不仅包括党政干部、上级领导等人士的干涉，也包括律师及其他个人的干涉。问题在于，律师作为“在野的法曹”，如果能够干预操有审判大权的法官呢？律师如何能够影响到法官的独立呢？对此需要就独立性问题作全面的理解。实际上“司法独立”一词，不仅是指司法不应受到来自行政、社会团体等的干预，而且还应当指司法人员对自我独立。所谓独立于自我，是指司法人员在行使审判权时，要除去自我，不受名利、金钱等的诱惑，要去处贪欲、去处恶念、去处私心，不惧权势，心存正义，公正裁判。总之，要以无私无畏之心进行裁判。可见，独立性也涉及到法官的伦理道德精神问题。就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而言，应为一种正当的工作交往关系，而绝不应当形成亲密无间关系，甚至发展到金钱交往等不道德甚至非法的关系，否则，法官的独立审判和裁判的公正便不复存在。
我认为，目前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的因素之一，是某些律师和法官违反职业道德，形成金钱交往关系。一方面，一些律师职业道德低下，在诉讼中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案情提供证据和适用法律的建议，而是为打赢官司，想方设法打通法院门路，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因请法官吃喝玩乐而出现了所谓“律师”，有的律师整天琢磨同法官拉关系、搞公关[5]，有的律师充当腐败源，利用支付介绍费、咨询费、案源费、回扣、提成手段腐蚀司法人员，干扰法官的依法办案，在败坏社会风气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6].许多律师正面临一种实在令人痛心的道德危机。另一方面，一些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甘愿自我贬低法官的崇高形象，而经常与律师吃吃喝喝，晚上在娱乐场所消磨，有的主动要求律师报销费用，或向律师介绍案件从而收取费用，或向律师透露合仪庭、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内容，利用职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此种状况以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7].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打官司不如打关系”的说法，律师的作用是攻法院之关，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受到极大的损害。而律师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也受短到损害[8].许多人甚至对律师职业的必要性提出怀疑。
我认为，充当“腐败源”的律师毕竟是极少数人，对这些害群之马的厌恶，不应影响到对整个律师制度的重要价值的评价和认识。我们需要对整个司法界进行制度和职业道德建设、整顿风纪，对腐败份子一定要清理出司法队伍，同时对律师要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和队伍素质建设，对一些素质很差的，甘愿充当“腐败源”的律师也应当清除，绝不能姑息。否则，中国律师的发展将会迷失方向，这无疑对中国法治建设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正确理顺法官和律师的关系，法官和律师应当相互独立、正常交往。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和职业道德，确保二者之间的独立性和正当的交往关系。一方面，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遵循职业道德、始终保持独立和公正地位。法官与律师保持独立，不应受到各种金钱或物质的引诱，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律师，向当事人指定或介绍律师，或在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甚至兼职，造成角色混淆。法官也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请吃和馈赠钱物，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报销各种费用，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提供娱乐场所进行娱乐等等，这些都应成为法官的基本职业道德。法官更不得与一方的律师沆瀣一气、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律师也应要遵守职业道德、保持职业上的独立性，努力维护其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在从事其职业活动时，要独立与法官，不受司法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干涉。同时也要与其委托人保持独立，不得受其委托人意志的左右。在承办案件中，不得与法官建立不正当联系。根据我国律师法第35条，律师在职业活动中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向法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者行贿，或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律师道德规范》第18条规定：“律师不得以影响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为目的，与本案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仲裁人员在非办公场所接触，不得向上述人员馈赠钱物，也不得以许诺、回报或提供其他便利等方式，与承办案件的执法人员进行交易。”律师也不得邀请法官参与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或聘请法官作顾问等等，违反这些规定者，应当受到查处。律师在开拓业务的过程中，也不应当向当事人炫耀和吹嘘其与法官的关系，甚至吹嘘其与法官的亲属之间的关系，这样做都使律师丧失了职业方面的独立人格。只有保持相互的独立性，才能使司法保持纯洁性和公正性。
二、关于相互尊重
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有关纠纷进行裁判，各类纠纷必须依法官的裁决才能最后解决。因而法官的裁判活动和裁判结果应受到充分尊重，尤其是应受到律师的尊重，如果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律师不能尊重司法的权威性和尊严，则很难使当事人和一般民众产生对司法的敬重和信赖。所以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要求律师要严守法庭纪律，不得损害审判机关的威信和名誉，甚至要求律师在从事职业宣誓时要宣誓尊重法院。律师在庭审中必须尊重法官，因为对法官的尊重不是对某个人的尊重，而是对国家法律的执行者的尊重、对国家司法权的尊重。如《意大利诉讼法典》第89条规定：“在向法庭出示的文件或对法庭所作的陈述中，诉讼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不得使用无礼或无根据的言词”。我国《律师道德规范》第21条也规定：“律师应当遵守法庭、仲裁庭纪律，尊重法官和仲裁员，应当遵守出庭时间，提交法律文书期限及其他与履行职业有关的程序规定。”《律师法》第35条也严格禁止律师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在庭审活动中，也必须向法官忠实作出陈述，不得隐瞒重要事实，提供虚假证据。这些都是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从实践来看，律师不尊重法官甚至藐视法官的现象并不多见，除了极个别曾经在法院工作过的法官转任律师职业的人，可能对法官“摆老资格，对法院审判工作强行干涉[9]”，或极个别素质很差的律师对法官出言不逊，甚至污骂法官的情况以外，一般的律师对法官是十分尊重的，甚至出现某些律师因惧怕得罪法官而在法官面前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现象。道理很简单：如果律师不尊重法官，不仅会直接影响律师直接承办的案件的结果，而且会影响律师的生计，因此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律师对法官的尊重不应成为问题。
在律师和法官的相互尊重方面，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法官对律师不尊重。此种不尊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律师意见的不尊重，甚至无视律师的作用。尤其是受原有的超职权的审判方式的影响，法官过多地行使职权，使律师很难发挥作用。许多法官对律师采取一种“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辩归辩、判归判，对律师提供的证据和意见，根本不做认真地分析、评价和听取。二是某些法官对律师的人格不尊重，表现在接待律师时傲慢无礼，在法庭上对律师失言努责，或尖刻叽评，使律师无地自容，某些法官出庭迟到，更改开庭时间不通知律师和当事人。三是某些法官违反规定，拒绝律师要求阅卷等方面的正当权利，甚至出现在法庭上因律师直言而被轰出法庭的现象。这些行为虽发生在极少数的法官身上，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从律师和法官在法律职业上的相同性及渊源上相同性方面来看，二者之间不应存在上述隔阂。一些学者分析，法官对律师不尊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法官同律师之间在学识、经历、渊源上的不同导致了他们之间的情感的差异。法官和律师来自于不同的渠道，许多法官未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这样“因两类人员没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工作背景，也不存在制度化的交流渠道，因而奠定了两种职业阶层互不认同的心理状态上法官总是比律师更为优越[10]”。此种看法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认为许多法官不能认同律师职业，也不十分确切。一方面，法官的专业素质虽然从总体上不如律师，但许多法官具有不少司法实践经验，且法院系统也十分重视业务培训，经过多年的实践培训，许多人已逐渐掌握了必备法律专业知识。律师和法官不存在专业知识上不能沟通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司法人员转任为律师，或因为许多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进入法院，职业上的沟通和所谓“制度化的交流渠道”是存在的，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少法官存在着一种不恰当的认识，即认为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因此法官是“官”，而律师只是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人，是民间人士。官与民之间本不应当有对等。法官是诉讼中的指挥者和裁判者，律师毫无疑问应听从法官的支配和指挥。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的封建人身依附和官本位的国家，产生上述观点是不奇怪的。但这种观点的支配导致了某些法官不能准确理解自身的角色，并在工作上常常对律师不够尊重。实际上，法官虽为审判人员，但只是中立的第三者，与当事人及其律师之间根本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裁判者是根本不能成为支配者的。至于法官和律师，同为司法工作者，谈不上所谓“官”与民的区分。如果存在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律师和法官都是维护国家法治这架马车的“两个车轮”，彼此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徐显明指出：“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对法官、检查官的尊重程度表明法治的程度。相同的道理，法官、检查官对律师的尊重程度，则表明了这个社会的公正程度。法官如果不尊重律师，法官也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而法官的受尊重和律师的受尊重，都缘于他们对公正的职业追求[11]”。法官应当充分意识律师职业在法治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充分尊重律师，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和意见，认真分析律师所提供的各种证据和材料，仔细参考律师提出的法律适用意见。同时对律师的享有的正当权利和人格尊严给予充分尊重。对律师应当态度和蔼、礼遇，这些都是一个高素质的法官所具有的品德。当然，律师要获得他人的尊重，首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纪律，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
三、关于相互合作
所谓相互合作，是指法官和律师在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裁判的公正方面，应当密切切合作，积极协作。我们已经探讨了律师在保障裁判公正和司法正义中的作用，由此表明法官的审判活动绝对需要律师的配合。法官的思考方式应是“兼听则明”，其作出的大多数裁决应是在对薄公堂、两造辩论的基础上作出的，律师的意见毫无疑问对法官的正确裁判有着极大的帮助，但实现此种配合，首先需要在制度上要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在原有的超职权式的庭审方式中，律师的作用受到严重的压抑，而随着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尤其是新的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对抗制的庭审方式，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也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处分自由和调解自愿，这些都为律师充分发挥其在法律知识方面的聪明才智提供了舞台。律师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案件的研究、提供证据、提出法律适用的建议以及自身的法律知识的培养方面，而绝不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所谓与法官拉关系，搞攻关上。从制度上发挥律师对司法裁判的配合作用，还应当在许多方面作出完善。例如，应当从制度上要求法官在判决书详写理由、回答律师提出的意见、对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意见应当在卷宗中详细记载等。只有从程序上不断完善，才可以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
律师在发挥配合作用的同时，应当随时以追求法律的实现和正义为目标，而不能为了追求金钱而屈从于委托人、被告人的非法的要求。律师与当事人之间也应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与当事人之间完全成为金钱的雇佣关系，成为当事人不当要求的传声筒，律师不得故意曲解法律、无理搅三分、甚至纵容当事人作伪证，混同“讼棍”之列。如果律师不能追求法律的实现和正义，则律师根本不能发挥其应有的配合公正裁判的作用。同时也败坏了律师的形象。当然，我们强调律师与法官之间的相互配合，绝不是说两者意见应完全同一。法官只能听取律师的意见，而不能唯律师意见是从。同时法官也不能强求律师与其意见一致。个别地方的法官无视律师的诉讼地位，片面强调律师应与审判、公正机关的配合，要求律师的辩护意见必须保持在或判决的范围内，这是极不妥当的。这不仅未能发挥配合的效果，反而有害于司法的公正。
我国审判方式方兴未艾，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加强以及其他司法改革措施的实施，律师在审判中的作用将更为突出，其在配合法官公正裁判方面的作用也会更为显著。
四、关于相互监督
如前所述，律师制度设立的作用之一在于对法官行使审判权实行某种制衡，尽管由于法官握有审判权，而律师作为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人，其制衡作用难以有效的发挥，但这样的制衡作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需要从制度上促使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充分尊重律师的意见，另一方面，在监督法官正当行使裁判权、确保司法廉法和公正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以美国为例，美国律师协会（ABA）为规范法官的司法行为，专门为法官制订了《司法行为守则》，该守则成为法官的职业道德规范，法官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律师协会可向有关纪律惩戒机构检举或指控。而法官的选举、任命、留任等，都要听取律师协会的意见。因为外界一般并不深知法官的情况，而律师协会对此极为了解，因此律师协会的意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目前各级律师协会在对律师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尚未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更谈不上对法官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了。但是从长远来看，发挥律师协会在监督司法行为方面的作用仍然是必要的。
关于法官对律师职业活动的监督，目前尚未引起高度的重视。不少人认为，目前律师的地位与法官相比相差很大，如果使法官享有监督律师的权力，则更会加剧两者的地位差距。我认为，按照权力相互制衡的原理，法官对律师的制衡是以律师自身或通过律师协会可以对法官进行制衡为前提的。由于法官与律师之间不存在着任何支配关系和隶属关系，因此不存在单方面的权力制约问题，因此既然律师可以或通过律师协会制约法官，法官当然享有对律师的活动进行制约的权力。而建立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正是廉法司法、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
法官对律师的监督，主要应体现在对律师是否遵守法定的诉讼程序，以及是否遵守职业道德方面的监督。遵守法定的诉讼程序是律师应尽的基本义务。律师如果违反职业道德，如乱收费、收费后不提供必要的服务、向法官行贿或要求当事人向法官行贿、提供虚假证据、藐视法庭等，法官是最为了解的，因此，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律师，法官应当主动向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律师协会检举，一旦查证属实，应当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应吊销执照[12].我们认为法官对违反职业道德的律师应有权向有关机构提出处理意见，但在这方面，不应当向英美国家那样赋予法院直接惩戒律师的权力[13]，因为中国的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与英美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使法院享有惩戒律师的权力，将会严重妨碍法官和律师之间的权力平衡，影响律师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一些地方的法院与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共同制订法官与律师廉洁执法、职业的具体准则，并规定了检查监督制度[14]，毫无疑问，这是互相监督的具体的重要步骤，但关键问题，如果保证这是行为准则能够得到有效的遵守，律师和法官能够真正在文明执法、公正执法和廉洁勤政方面相互进行有效的监督。
[注释]
[1]法官法第2条。
[2]律师法第2条。
[3]丁燮富：“正确处理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载《律师与法制》97，8.
[4]参见张思之：《律师，公正与调解》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5]参见杜钢健：《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6页，第145页。改革，1997年。
[6]参见杜钢健：《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6页，第145页。改革，1997年。
[7]蔡定剑“走向法治，敢问路在何方”第402页。载刘海年主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402页，中国法治出版社，1996年版。
[8]丁燮富：“正确处理法官与律师的关系”
[9]参见杜钢健、李轩：《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4、261页。
[10]杜钢健、李轩：《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94页。
[11]徐显明：“试论法治构成要件”载刘海年第233页。
[12]参见：“厉行司法改革、维护司法公正”，栽《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
（一）学生对法律的学习积极性不够
高校的教学任务较重，所以除了法律专业的学生，大部分同学接触到的普法活动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都是靠一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来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但是这门课程在许多高校都是公共课，对学生的要求不高，所以，很多同学就不重视这门课的学习，也就没有了主动学习法律的积极性，甚至很多同学只是为了考试而对书上的内容死记硬背，这样的学习，会让学生产生法律学习是很枯燥的错误想法。
（二）法律意识淡薄
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一样重要，一个好的法律意识能使一个人积极守法。而现在许多的大学生法律意识都十分淡薄，经常分不清道德准则和法律的界限，对一些违法事情却站在道德的角度去分析，对一些需要公平公正处理的事情会带有私人感情，这些都是学生对法律的认识不够，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
（三）不懂得利用法律维权
其实对一个人的法律教育是一个漫长的、困难的过程，而在高等教育阶段，想要培养出一个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同样优秀的人才更是难上加难。就像前文所说，一门思修公共课就作为整个大学阶段的法律教育是不够的，如果都以应付考试的态度来对待这门课，那么这门课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一旦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权，不会把学到的法律知识运用于实践，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
（四）法律意识淡薄
甚至可能导致犯罪很多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到分不清犯罪和不道德行为的区别，这导致了近年来大学生的犯罪率越来越高。对大学生犯罪的研究表明，原因各种各样，可能是因为贫富差距，可能因为日常小事的矛盾、感情破裂、极端主义、报复心理，等等，但这些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学生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的严肃和不可侵犯性认识不够，连一些行为能不能做都不清楚。
二、对高校的法律教育进行改革
从而培养出学生优秀的法律意识对高校的法律教育进行改革是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一个主要途径，改革主要是针对法律教学方面，首先是对思修这门课的重要程度进行大幅提升，对教学内容也要进行改革，不再以枯燥的法律条文作为上课的主要内容，而是把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当成主要教学目标，对一些死的法律条文，可以当做课外读物。这样的改革会使得课程更加精炼，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
（一）学校应营造良好的法律教学氛围
高校应和国家保持步调一致，每个学校都应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去要求学生遵守，如果学生违反了相关制度，就应该根据规章做出适当的处罚，不能因人而异而让学生产生法律可以讲人情这一错觉。当然，这些法律法规一定是科学合理的，这样就能在校园里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法律氛围，让学生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慢慢提高法律意识，对学生日后走上社会起到巨大作用。
（二）加大法律的宣传工作的力度
法律的宣传工作是很重要的，可以定期进行法律知识讲座，在高校建立法律援助中心，违法情景演练等，这些能把枯燥的上课内容形象生动地表现在学生的面前，使学生对其有了更深的理解。
（三）举办心理教育活动
1、大学生的法律基础知识
普遍不高法律知识是衡量法律意识水平程度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人们的法律意识水平高低与其文化程度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国高校的大学生整体法律知识水平却较低。由于近年就业的压力，我国大学生大都关注专业课的学习，而对法律基础课认为可有可无，只是为了学分，考前突击应付及格就行的态度去学习。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大学生不可能对法律知识有充分的理解并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另一方面，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学时有限，在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相当于《法律概论》的内容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让高校大学生在这有限的课时中去获得的法律知识自然也是有限的。
2、大学生法制观念淡薄
欠缺法律的思维方式法律观念是法律意识的组成部分，是衡量法律意识水平的重要依据。而法律知识水平的高低又决定了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事务的法律思维方式。正是由于当前大学生的法律知识的薄弱，才导致了部分大学生在自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不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实现，对法律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甚至放弃法律武器，采用过激的方式来讨回自己的“公道”，从而加大了违法犯罪的可能性。
3、高等院校学生的违法犯罪现象
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近些年较为典型的就是马加爵事件，马加爵为了报复同学中那些伤害他尊严的人，选择报复杀人的犯罪道路。还有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先后两次把掺有火碱和硫酸的饮料，倾倒在北京动物园中饲养的狗熊身上和嘴里，造成多只狗熊受伤，造成极恶劣地社会影响。刘海洋在被拘留后说，自己学了法律基础知识，但是伤害动物他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我们大学生对学习法律知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知半解的基础上，更要对法律的原理，法律的精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此，高等院校要高度重视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法律修养。
二、高等院校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我们知道曾经轰动一时的“药家鑫”事件，本来就是一起平常的交通事故，但是这起交通事故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原来这起交通事故本身并不严重，而肇事者却用刀将被撞者连捅8刀，致其丧命，更可悲的是，肇事者竟是一名大三学生。当记者问他杀人理由时，他却说，撞得是个农民，怕以后难缠，才杀人灭口。可见，药家鑫自以为知法懂法，而实际上是一个法盲。就如他撞人后如果及时救人的话，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可是，他的行凶施暴触犯的是刑法，这是两个质的变化。高校用优质的教学条件为国家培养了一个“高级”犯罪分子，这不得不让我们引起反思。因此，如何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以培养具有法律修养的人才是高等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要加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应注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改革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实行以法律意识教育为中心的教学改革。这样会使课程内容得以精练，同时也可以克服“内容多、课时少”的矛盾，有利于教师在课堂上讲深、讲透主要内容，从而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增强教学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2、教师在教学手段上
应积极适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是指由教师选用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司法判案成例，通过学生自己对案例的分析及教师的讲解和指导，使学生掌握法学的基本原理和根本制度。这一教学方法的适用，使原来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方式变成了师生互动交流，学生充分参与的平等对话。教师在教学中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举案说法、案理结合来组织教学，并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或开展法律常识知识竞赛来充分发挥学生学习法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使大学生达到熟练运用法律知识，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的目的。
3、高校应开设心理健康教育来提高大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
从而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修养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一是因为法律意识的缺乏，二是由于其心理发展不成熟。而高校设置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会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心理卫生知识，培养稳定的情绪、坚强的意志力，乐观向上的精神，从而能抵制各种社会上不良风气的侵蚀，增强法律意识，树立法制观念。
4、高等院校应积极营造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的学术环境
首先，从高校的管理上应“依法治校”，学校治学是否“法治”的状况会直接影响对学生法律意识教育的效果。在日常教学管理中，特别是对学生违规违纪的行为，应做到“有法可依”，为学生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给学生树立“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榜样，从而为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大学校园形成一种知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
三、总结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哲学之永恒主题与难解之迷。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道德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法律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 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衡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含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结合中国国情,我国法律与道德的现状:
1.一国范围内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
2.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孟子《离楼上》中讲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
5.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6.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
7.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
8.法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二)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保险业是一个受到法律高度监管和干预的特殊行业，它的发展与法律强制规范的内在关联度，要大大高于其他的金融行业。从我国现阶段情况看，保险市场竞争秩序久治不愈，与作为市场主体的保险公司体制落后、机制不活直接相关，但根源在于法律制度设计和法律实现方式存在缺陷。
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现有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本意，还远未回归到以市场机制为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公司企业法人自担风险的本位上。
现有保险法律制度一个重要缺陷是，忽略了市场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合理预期，规定强制性义务的同时，不重权利的相应保障。保险公司营销员法律地位的悬而未决和尚存的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法律限制就很典型。
其次，法律制度设计单纯考虑了法律的强制性因素，对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和吸纳不够，如经济学在节约法律成本方面，心理学在分析市场行为方式方面，社会学在研究群体效应方面等。
法定公司的类型过于狭窄，企业运作机制也未进行强制性规范，使得保险法律制度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效果十分有限。保险法继承了公司法按所有制形式进行立法的思路，强制规定有限责任和国有独资两种组织形式，而现阶段仍具有发展土壤的合伙制、互助合作制和集团公司，未能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和规范。
同时，现有法律制度对市场经营主体分权制衡和法人治理机制的规定，过于粗糙和原则，没有强制性规定，这也是一些市场主体经营粗放、内控制度虚设和经营违规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对运营资本的规定缺乏灵活性，对注册资本要求过高，不利于自然人资本、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等社会资本进入保险业。
从执法上看，实践中一些问题需要正视：
制定规则，维护秩序，是监管主要职能之一。但衡量一个监管机构是否尽职，不完全在于制定的法规多么完善健全，更在于它实施“法治”的含量和执法的效能。当前的主要问题首先不是缺少法律，而是法律执行不到位。
二是法律的实现上依赖于行政方式，执法程序不规范。在市场秩序的整顿上，“运动式”执法加大了执法成本。
三是对公司自律和行业自律在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中的作用，估计过高。在市场竞争秩序的治理上，法律是基础和前提，行业规范只能是补充。客观地讲，过去所投入资源建立的众多区域性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以及它们制定的各种自治章程、公约，在市场秩序的规范方面所起的作用有限，根本原因还在于市场化初期，适合行业自律组织发挥作用的条件还未成熟。
四是没有投入适当的监管资源，创制有效的保险争端投诉解决机制。保险合同属标准格式合同，保险产品技术含量高，决定了保险业的消费者比其他金融业更容易受到伤害。现阶段我国保险行业没有重视具独立权威的仲裁机构的作用，把问题主要交由保险公司协商和法院裁决，使一些争端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挫伤了投保人对保险市场的信心。
1．理论构建
(1)区域旅游空间范围及其确定方法
区域旅游空间包含了空间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关联性。对区域旅游空间范围的确定，可以采用结构区划法。其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收集调查区域有关的数据资料，包括各旅游城市的资源特征值、交通运输距离及能力、游客数等;第二，确定旅游城市的辐射范围;第三，通过抽样，调查游客空间行为的规律性;第四，界定区域旅游的空间边界。
(2)建立区域旅游网络图
在确定了旅游城市区域旅游空间的范围后，把区域空间内同时存在的类型不同、规模不一的旅游城市筛选出来作为代表城市，以这些城市为出发点或终点，依照区域旅游空间内的交通线路的大致走向，把各代表旅游城市用直线连接起来，即可得到区域旅游空间范围内的区域旅游网络图。在此基础上，依据游客行为规律确定区域旅游网络内的惯常目的地城市，对那些不属于区域旅游网络内惯常的目的地城市，则将其排除到区域旅游网络之外。
(3)区域旅游网络级别的判断与空间竞合
游客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一般遵从以下规律:即从知名旅游城市向其周边的非知名旅游城市流动，以实现旅游活动边际效用的最大化。影响游客选择旅游城市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该旅游城市的对外辐射力(F)，即人们感知与认知中的该旅游城市的游憩价值;一个是该旅游城市的市场聚集力(G)，即该旅游城市所具有的客源集聚能力的强弱。在对旅游城市的区域空间判别中，本研究选取20个指标构成对外辐射力与市场聚集力的二维矩阵模型，以此对后开发旅游城市在区域旅游空间范围的层级和级别进行判断，进而揭示其面临的劣势和问题。其中各指标依据其社会感知度与认知度赋予1－3分不同的分值。分值越高表明其对外辐射力和市场聚集力越强，旅游价值越高，景观吸引力越强。
2．实证研究
(1)研究对象概况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陕西省铜川市。铜川市地处陕西省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盛产煤炭、石灰岩、铝等矿产品，是我国西部地区典型的资源型老工业城市和建材能源产业基地。铜川市曾为西部地区的建设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资源逐步枯竭，城市发展面临着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是国务院于2009年选定的全国第二批3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此后，铜川市力图培育电力、装备制造、食品、医药、旅游五大新兴产业。在此过程中，因旅游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效应明显，铜川市政府对其进行了重点扶持。2009至今，铜川市先后开发建设了药王山(药王孙思邈隐居和修炼地)、陈炉镇(西北千年古瓷重镇)、玉华宫(唐代帝王避暑行宫和玄奘译经地)、照金—香山(西北地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等景区景点，使旅游经济在铜川市GDP中的比重由2009年之前的3%上升到目前的7%。此期间铜川市国内旅游人次年增长率达19．2%，入境旅游人次年增长率达20．0%，旅游收入年增长率达54．6%。虽然近年来铜川市的旅游产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陕西省的其他城市相比，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扔排在最后一位，为典型的后开发旅游城市。为寻求铜川市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有必要从区域旅游空间判别视角对铜川市的旅游产业发展状况进行研究，以揭示其面临的制约因素和找寻出具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2)确定区域旅游空间范围及区域旅游网络
本研究选取陕西省域为铜川市旅游发展的区域旅游空间范围。依据陕西省自然地理单元(陕西省由北向南可分为陕北黄土高原、关中渭河平原和陕南秦巴山地三大自然地理单元)的分区和陕西省区域旅游主要以西安为中心沿放射性线路而展开的特点，本研究采用旅游结构区划法，把陕西省域内不同类型的旅游城市顺着主要交通通道连接起来，即形成了陕西省的区域旅游网络图。在代表性和典型性旅游城市的选取上，陕北黄土高原和陕西省域旅游北线选择以延安市为典型性旅游城市的代表，关中平原和陕西省域旅游东西两线以西安市、宝鸡为典型性旅游城市的代表，陕南秦巴山地和陕西省域旅游南线以汉中为典型性旅游城市的代表。如此，上述典型性旅游城市就形成了以五点十线为支撑的陕西省域的区域旅游网络框架图。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汉中市与西安市等其他典型性旅游城市的交通顺畅度较高，但游客行为规律(即在西安旅游后的游客中仅有7．71%的游客会继续前往汉中旅游，本数据为本研究抽样调查所得)显示，汉中市尚未与陕西省其他典型性旅游城市建立起密切的旅游网络关系，因此，本研究将汉中市排除在陕西省区域旅游空间网络之外。
(3)问卷设计与调查
要求受访者对西安、宝鸡、延安、铜川四个城市的对外辐射力与市场聚集力20个指标逐项给出1－3分的赋值，1代表对外辐射力和市场聚集力差，2代表对外辐射力和市场聚集力中等，3代表对外辐射力和市场聚集力强。2012年5－6月，本研究课题组在西安市咸阳国际机场、钟楼广场、秦始皇陵兵马俑馆、曲江遗址公园等四地发放了500份问卷，其中回收问卷396份，回收率为79．20%，有效问卷346分，问卷回收有效率为69．20%。受访游客数据如下:男性受访游客占样本的51．44%，女性受访游客占样本的48．56%;年龄在20至49岁的受访游客占样本的60．98%;42．92%的受访游客接受过职业教育或本科学历教育;72.83%的游客的出游方式为自驾游;从游客的职业构成来看，48．26%的受访游客为公务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从客源地来看，60．64%的受访游客为外地游客;从年均旅游次数来看，71．67的受访游客每年出游至少2次。将调查数据以EXCEL录入后用SPSS17．0计算出区域内各旅游城市的每一指标均值及综合均值。在对外辐射力方面，以综合均值F＜14、F=14－21、F＞21为低级、中级和高级判别标准;在市场聚集力方面，以综合均值J＜17、J=17－24、J＞24为低级、中级和高级判别标准。之后，依据等级判别标准得出陕西省典型性旅游城市的二维分类图。据此即可判断出陕西省典型性旅游城市在陕西省区域旅游空间范围内的级别和层次。在陕西省区域旅游空间范围内，旅游城市可分为A、B、C、D四个层级:。A级旅游城市对外辐射力和市场聚集力均很强，属于陕西省区域旅游空间网络中的最高层级，具有世界级吸引力，是社会公众向往的旅游目的地，西安市属于这一级。B级旅游城市对外辐射力和市场聚集力中有一项为中等或较强，属于陕西省区域旅游空间网络中的第二层级，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延安市属于这一级。C级旅游城市对外辐射力和市场聚集力中有一项较低，属于陕西省区域旅游空间网络中的第三层级，在陕西省域范围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宝鸡市属于这一级。D级旅游城市对外辐射力和市场聚集力均较低，属于陕西省区域旅游空间网络中的第四层级，仅在市域范围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铜川市属于这一级。上述分析显示，铜川市处于区域空间网络中的最低层级，对外辐射力和市场聚集力均较弱，为典型的后开发旅游城市。也就是说，铜川市虽然在客观上与陕西省其他城市存在着空间上的竞合关系，但尚未真正嵌入陕西省的区域旅游空间网络。
二、后开发旅游城市铜川市存在的问题及应对之策
1．关于空间屏蔽与横向竞争方面的应对之策:提升城市旅游形象，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在陕西省域区域旅游空间网络中，由于西安市、延安市等城市的层级级别高于铜川市，在知名度、规模、地理位置、知名景区、配套设施等方面也均优于铜川市，遂使铜川市受到这些城市自上而下不同层级的屏蔽作用。尤其是陕西省北线游的典型性城市———西安市和延安市，对铜川市的屏蔽作用更为明显:多数游客直接从西安市到达延安市，使位于西安市至延安市旅游线路中间的铜川市处于旅游凹陷区。同时，在未来旅游业的发展中，铜川市与层级较低的城市彼此之间亦具有强烈的竞争关系，这也不利于铜川市旅游业的发展。面对如此局面，铜川市要想突破西安市和延安市等旅游城市的空间屏蔽影响，在竞争中取胜，必须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的旅游形象，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深入挖掘孙思邈名人文化和养生文化、耀州古瓷文化和民俗文化、照金—香山红色文化和宗教文化，以此提高人们对铜川市旅游形象的认知度，并以此与其他城市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和叠加效应，通过竞合的途径，与周边城市共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2．关于市场开发与培育方面的应对之策:培育精品旅游景区，建立完备的营销体系
与陕西省其他城市相比，从对外辐射力和市场聚集力两方面来看，铜川市缺乏知名度较高的5A级及4A级景区、体验性项目、成熟旅游线路，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弱;针对团体游客、散客及自助游游客，尚未建立起与旅行社、媒体联合的市场营销体系，客源市场的空间规模与范围均较有限。旅游景区是旅游吸引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产品供给的重要空间载体，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动力与核心要素。据此，为进一步培育和拓展客源市场，铜川市应培育精品旅游景区，打造旅游品牌，建立针对自驾游、团体游等不同客源的完备的营销体系，使供需双方形成有效的对接。
3．关于旅游成长方面的应对之策:政府引领，多方参与，项目推动
旅游业涉及面广，关联性强，需要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的相互合作。铜川市作为典型的后开发旅游城市，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才能形成旅游业与相关部门统筹和融合的协调机制，进而才能推动城市旅游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铜川市必须将基础设施建设、客源市场拓展、人才专项培训、旅游形象宣传、精品景区培育、旅游节庆打造等通过项目设置的方式形成一个项目库系统，按照项目的主次逐一进行调研、定位、策划与实施，才能形成一个多方参与、多方受益的旅游产业大发展的局面，进而才能促进铜川市及其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入世后律师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面临的竞争和考验是与以往不同的。要完成这种转变，首先要实现观念的转化，其次要培养新的业务能力、学习新的专业知识，并且要具备社会活动能力，懂得推销自己的服务。
1、更新观念，树立参与法律服务市场竞争的意识。
无可否认，律师业务是一种生意，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的行为极具商业色彩。那种认为律师职业是令人崇尚的职业，律师应当具备的是为社会服务的精神，而不应当为利所趋地将律师的职业当作一种生意是不现实的。律师业务是有偿的法律服务，律师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从当事人那里谋取报酬，并不会亵渎法律的尊严。现实生活中每个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首要考虑的是自身的生存及发展问题，单纯陶醉在职业的崇高和神圣的梦幻里是无济于事的。行业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现在具体的服务工作事务里，它和牟利的追求并不矛盾。承认律师业务是一种生意，它有着自己的市场，并且这个市场的竞争趋势愈演愈烈，律师们和律师事务所都无一例外地卷入竞争的洪流中，从而要想尽办法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谋得一席之地，这是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参与竞争的前提。
2、根据市场的需要培养自己的业务知识和能力。
在新形势下律师应具备哪些业务知识和能力呢﹖笔者认为至少应具备如下素质：
（1）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能力。据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律师外语水平较好、能办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不到4000人，如果将从事涉外法律服务占其业务总量50％的国内律师事务所定位为涉外律师事务所的话，目前这类律师事务所不超过100家。”可见，由于语言障碍，涉外法律业务成了阳春白雪，少有人问津，当然，也不排除由于政策原因，律师从事涉外业务的机会本来就少的因素。在将来，懂英语的律师不仅是国内律师事务所和企业急需的人才，而且也将成为外国企业和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开办的分支机构争夺的对象。同时，要培养律师的外语能力，除了律师个人的努力外，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帮助律师进修英语或者出国学习。
2及时掌握新的法律知识、加强承办某些与新形势相伴随的新兴法律事务的努力。我们大部分律师对WTO的条文不太熟悉，应当加强这部分法律知识的学习。随着涉外法律事务的增多，我国签定的一些国际条约、有关国际惯例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内容；入世后，为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根据我国对WTO的承诺，我国将大面积地修改已有的法律法规，如有关知识产权、保险、金融、电信、涉外企业和贸易，以及重新调整国家行政部门的职能等方面的法律；另外我国的基本法民法典也在制定当中，它将取代合同法成为新时期调整市场行为的基本规范；随着网络信息全球化所引发的国际私法问题，原来某些传统的法律概念因网络的高度流动性、非地域性、非物质性，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信息技术时代的变迁，需要重新定义，而网上交易、电子商务将日益体现它在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与计算机相伴随的有关的知识产权、人身权等规定即将修订和补充，现在国外已有有关法律出台，在我国也必将提上议事日程，这也是亟待学习准备的内容。
入世后，国内原有的一些劳动率低、产品科技含量少、品质低下、以及涉及侵犯别国知识产权等企业，在强烈的国际竞争势头面前必将败下阵来，许多企业将纷纷宣告破产，因此破产法即将修订出台；与之相随的涉及劳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服务的市场需求也将随之增加；另外在经济全球化、剩劳劳动力增多的形势下，中国将会加快对外劳务输出的步伐。律师应当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这些当事人服务。
在刑事法律服务市场方面，一定时期内犯罪率将会上升，律师将会面临新的刑事诉讼业务。具体表现在：在城市，失业人口增加，而在农村，农民们由于不敌外国质优价廉的农产品的竞争，将会产生大量农业剩余人口涌向城市，成为城市流动人口；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会带动犯罪率上升。同时，外国犯罪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可能与这些城市流动人口及失业人员结合，一些跨国性犯罪，如走私、国际拐卖人口、恐怖活动、洗钱等有组织犯罪将日益突显，针对以上情况，律师应当为办理跨国性刑事诉讼业务作好准备。另外一些掌握政府经济调控命脉的政府官员的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利用计算机和高科技犯罪如网上走私、电子勒索、、网上窃取国家秘密等等，都是律师的刑事诉讼业务将面临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内容。
3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两门其他专业的基本知识。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日渐成熟，律师的服务项目也将日益细化，且逐步深入到各个专业领域和具体的操作环节，市场需要“懂行”的律师，即专业化的律师人才。因此，律师在根据市场需要和个人资质选择了市场主攻方向之后，应当着力培养自己的相关专业能力。除基本的法律知识外对其他专业一窍不通的律师太多，他们大多在诉讼业务领域争夺市场，而且这一领域早显露出了僧多粥少的饱和局面，如果在其他更广阔的非讼专业领域另谋佳径不能不算明智之举。
3、走向市场，推销自己，培养公关能力。
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律师应当被动等待当事人上门寻求法律服务，而不应当向市场推销自己、抛头露面作业务宣传的陈旧观念。律师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一些公关活动，下面介绍几种：
1开展普法演讲活动。积极争取参加某些可挖掘法律服务对象的行业聚会、尤其是大型交易会，针对这些特定的观众群向他们发表该行业领域法律知识演讲，既普及了法律，又向人们宣传了自己的业务专长。
2参加有影响的法律专业组织。努力争取担当其中的领导职务，这是提高你的专业声望的直接办法。
3加入其他经济实体，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比如进入企业、社会团体，这是律师接近其他领域的最直接的途径。
4参加社会活动，广结人缘。这是通行的社交方式，不管是参加娱乐活动还是社会慈善活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增加你的知名度。
5发表文章和著作。既可以在一些通俗的读物如报纸和大众杂志发表一些生活性较强的有关法律问题的文章，也可以向专业性、学术性刊物投搞，这同参加法律专业组织一样有利于提高你的专业声望，而且往往也是参加这些专业组织的一个途径。
关于律师事务所的改革方向和发展模式
入世后外国律师事务所大规模地入驻中国，将给律师业带来空前的竞争压力，实现所与所之间横向联合，创办规模所，实现所内专业分工，将是提高竞争实力的发展方向。目前北京、上海已有一些律师事务所实现了合并。应当看到，规模化、专业化是一个必然趋势。美国从80年代开始形成了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律师事务所合并的潮流。目前，美国和欧洲律师人数上百名、几百名的律师事务所为数相当多，有些规模很大的律师事务所仅合伙律师就有上百名，律师人数达到1000名的也不乏存在。这些大中型律师事务所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分所，真正实现了跨国经营。可见，正如其他产业的发展趋势一样，律师事务所的经营也会由分散的、小规模的经营走向兼并联合的规模化经营，这是历史的必然。当然，这是大气候，但并不意味着小型律师事务所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国外也有许多少数几个人合伙或者个人开办的小型所，他们通过自己的专业化、特色化服务，也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其实规模并不是最重要的，市场需要各种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关键在于树立市场竞争意识和不断更新知识挖掘市场的勤奋精神、深化与优化服务的创新精神，另外要根据事务所自身条件选择好要发展的服务对象。
在这里笔者主要想探讨的是律师事务所的领导者应当如何经营管理事务所才能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问题，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1、强调集体主义，合力办理法律业务，保证服务质量，创造优质品牌和特色业务。前面已说过，大多数事务所的律师都是单干，事务所并未形成整体力量目标一致地向外发展，加盟律师各自为政，一盘散沙，这种将个人利益置于事务所的利益之上的存在方式，分散了律师事务所的整体力量，也难以保证服务质量，在占有品牌优势、专业优势、高薪优势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和国内发展起来的新型的规模所面前。这种管理模式最终会使事务所丧失市场竞争力，遭受被淘汰的命运。要想长期生存发展下去，现有的大多数律师事务所暂时只有能力经营小规模所的事务所除外必须结束这种各个律师彼此孤立的状态，树立集体观念，确立事务所统一安排对外提供法律服务、具体工作分工下放特定律师的管理模式。
2、合伙人应当树立民主管理的现代管理理念，尊重每一位加盟律师，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参与所内事务的工作热情，发挥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个体能动性。那些频繁地变换加盟律师的事务所无疑正是管理无方的事务所。人心涣散，乃失败之兆。
3、制定竞争计划，开拓专业市场，有步骤地、方向明确地实现竞争目标。那些象猴子一样不断变换事务所发展方向的合伙人是不会把律师事务所带到成功的彼岸的。当然，制订发展计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想当然的事，而必须事先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必要的战略分析，弄清哪些市场具有开拓业务的价值和潜力，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人力、物力。但考虑到它关系到律师事务所的生死存亡，这些投入是值得的。同时，要认识到开拓专业性的市场并不一定要补充现成的有专业经验的律师，最好利用有工作热情的本所人员组成专项调研小组，群策群力，完成市场调研、学习有关专业知识、制定相关业务方案等系列工作。
4、有计划地吸纳新成员，并有步骤地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当律师事务所具备了增员的能力时，可以招聘新的律师或助理人员，严加挑选，根据其资质分配不同的工作，同时要建立起相对固定的培训模式。不要放走有潜力的新手，也不要迷信虽有一定工作经验但缺乏创新和集体主义精神的老手。
5、开展一些有助于推销事务所的服务的公关活动。前面所谈到律师应当从事的公关活动，除诸如演讲、著述等可以是个人行为以外，大多数公关活动应当由律师事务所统筹安排本所律师进行。既然律师事务所全面卷入了市场竞争，就有推销自己的服务的需要，正如公关活动对于企业必不可少一样，律师事务所的公关活动也日益显出其尤其重要的地位。
1.1我国绿色食品的规模不大有关资料表明：统计到2013年，我国拥有专门机构授权的绿色食品制造商就已经近8000家，其中，他们生产的产品数量高达近20000个。到2013年的12月份，全国各地生产绿色食品地农民已经占到农民总量的一部分。上文中的表格中已经明确地写出了自2003至2013年，这10年间我国新增企业的百分比，年销售额平均增长率为18.51%。但站在客观的立场分析，尽管目前我国的绿色产品市场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所要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要想成为比较先进的市场体系仍需做出不懈努力。
1.2绿色消费观念淡薄在我国，消费者对于购买绿色食品还未有进一步的了解，对其对身体健康的积极意义并未切身体会，主要原因在于绿色食品较之一般的农产品价格要高很多，换句话说，相同的资金，在买到一个绿色食品的时候可能会买到两个普通产品。除此之外，在分析苏锡常地区发放的800份问卷调查中可以发现：9.5%的市民听说过绿色食品，听说过绿色食品的人中80%认为绿色食品就是生长在山里，没打过农药的，自然生长的野菜。28.4%的人不知道绿色食品有正规的图案标识。由此更加印证了以上所言，居民对绿色食品并没有很好的认识，从而也就谈不上对绿色食品的消费需要了。
1.3绿色食品市场不健全，缺乏宏观制度保障绿色食品的商标受《商标法》保护，许多不法商家缺少法律知识，冒用绿色食品商标，严重影响了绿色食品的产品质量、市场秩序，致使消费者对绿色食品产生疑虑，不敢放心大胆地进行购买。行政部门以及司法部门应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在我国，仅仅出台了两部相关的法律来约束绿色食品的产业经营，没有一定的法律依据来维护绿色食品健康的交易。
2针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问题的对策建议
2.1通过加大科技力度、改善管理机制等措施，扩大企业规模绿色食品产业有着极高的技术要求，相应科研部门需在搞好提高本部门科研能力的同时也应发展培养大量科研人才，促进绿色食品的开发、生产进程和推广应用。对于苏锡常地区绿色食品产业，加强企业管理，提高技术水平，也是解决绿色食品产业发展问题的对策之一。另外中国绿色食品业可通过参加大型的国际展销会，争取主办世界绿色食品产业活动的机会来提升国际认知度。通过品牌效应来拉拢客户，从而进一步加大自身企业的发展规模，另外，也有利于我国农产品的“走出去”与“引进来”。
2.2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及对绿色食品标识的认知度人们对绿色产品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让消费者充分了解绿色食品的优点。比如对身体健康有益和对社会农业加工业的效益生产有很大帮助，已经成了迫切的任务。因此应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开展多样的绿色食品宣传教育，让更多生产者和消费者进一步认知到绿色食品的重要性。从宣传方式上看，可加强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的宣传，并可发挥名人优势找位拥有，好社会声誉、群众好感度强的代言人，拍摄关于绿色食品的公益宣传广告以及举办一些绿色食品的公益慈善活动，以此加强社会关注度。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地开展宣传活动，有利于创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让绿色食品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工商,交易频繁发生,格式合同比比可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借消费者保护运动兴起的“东风”,格式合同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特别是近两年点评“霸王”条款活动,使国内对格式合同的和立法日渐增多,为将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和提供了素材。但不可否认，我们对格式合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许多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认识和了解格式合同的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扩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有关格式合同的概念及特征，通过对国外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就格式合同的立法、司法规制的比较，对我国格式合同的和现状进行了阐述。随后，通过逻辑论证方式，对格式合同的利弊表现及其规制的法理基础进行了分析。最后，文章提出了对格式合同可进行的一些改进措施，以期能为将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价值。
关键词：合同格式合同法理基础
1．格式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1.1格式合同的概念
格式合同这一概念在现今的法律领域已经被广泛使用与关注，但它并非中华法系里的概念，而是从西律文化中引进的。对于它的理解，西方各国也不甚一致，归纳下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美、日和法国等国家将其称为“附和合同”、“附意合同”，法国法中的“附合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事先已经确定的合同条款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合同，亦即一方当事人要么从整体上接受合同条件，要么不订立合同，而所谓的‘不订立合同的选择’，客观上又根本不存在。”另一种对格式合同的称谓是“一般交易条款”，持有此种概念的有德国，意大利，奥
地利等国。我国地区的《消费者保护法》将格式合同称为定型化契约，是指：“经营者为与不特定多数人订立契约之用而单方预先拟订之契约条款。”其他还有一些有关格式合同的称谓，如以色列称之为“标准合同”，葡萄牙称之为“加入合同”。以上各国所定义的格式合同，总体上看只是格式合同的调整和使用范围有所不同，在概念所诠释的本质特征方面并无根本差异。
我国法学领域对格式合同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学者的表述是：“由一方当事人、有关团体或国家机关制定的，或由国家法律直接规定的，包括全部交易条款的一种合同。”有的学者的表述是：“由一方当事人预先制定的、并由不特定的第三人所接受的、具有完整的和定型化特点的格式条款。”还有许多学者对格式合同下了形形的定义，我国《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1.2格式合同的特征
格式合同的特征概括下来一般以下几个方面：
1、合同条款的不可协商性。格式合同的使用人通常从自己的目的、利益角度出发，制定和使用格式合同，而作为合同的相对人，对格式合同的和具体条款并无协商和讨价还价的余地，即要么接受，要么走开，从而排除了一般双务合同的平等协商（要约与承诺）过程，这是格式合同的最主要特征。
2、同条款由一方预先拟定。一般而言，普通合同的条款都是由双方在平等协商过程中确定的，每个条款都体现了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和缔约目的。而在格式合同中，条款的内容和形式都是由使用人预先确定和设置好的，并未与相对人能进行平等的协商。
3、合同双方地位的明显不平等性。在格式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明显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既有双方缔结合同背景中实力与地位的差异（通常表现为一方为具有垄断地位的公益企业），也有在定合同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如条款由一方预先拟定，另一方要么接受要么走开。应该说，这种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是格式合同产生的直接根源。
4、格式合同的要约具有广泛性、持续性和细节性。广泛性是指格式合同的使用人是针对不特定多数的相对人发出邀约的，而非针对某一特定相对人。持续性是指格式合同是为就同种或同类情况的反复使用而制定的，并非一次使用便告终结。细节性是指格式合同的要约中一般都包括了合同的全部条款，内容详尽具体，直接可结合实际。
2．国外相关状况分析
2.1国外对格式合同的规制
针对使用格式合同一方当事人处于各方面的优势这一实情，各国的法律制度均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反映。因为人们普遍认识到，在一方居于经济强力地位的情况下，交易关系难以实现平等与自由。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了对格式合同的效力进行审查的法律制度，大多数国家以不同方式实施了有关的法律。纵观各国有关格式合同的规制，主要有以下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制定专门法律规范格式合同。长期以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规定，只有法院有权对付不适当交易条件并提供保护，对此法院最初一般只引用《德国民法典》有关条文处理，而没有制定专门法律。1977年4月1日德国施行了《规范通用交易条件权利法》。该法不仅规定了格式合同的性质，并对哪些条款应该归于无效作了范围极为广泛的明确规定，只要有争议的条款属于其中之一，就可被宣告无效。除德国外，英国也先后制定、颁行了一系列专门规范格式合同的单行法。如1977年的《不公平合同条款法》、1974年的《消费者信用法》、1973年的《公平交易法》。这些法律主要赋予法官及有关机构依据“合理性”标准对合同的内容，尤其是免责和限责条款进行审查的权利。
第二种做法是以德国、瑞典、英国、荷兰、奥地利、法国为代表的建立对格式合同的预防性审查制度。所谓预防性审查制，在有的国家是法律赋予一定的机构对企业主(即经济优势方)的市场行为进行审查的权限，而有的国家则是建立“集团诉讼制度”。在英国，担负这一责任的是一个特别行政机构即“公平交易局”;在瑞典是由“消费者——护民官”领导的特别行政机构。在通用交易条件被使用之前，上述机构依法有权对这些条件的公平性、合理性进行审查，一旦这些机构认为这些条件系企业主滥用合同自由的结果，其使用后会损害合同相对人利益的，他们有权直接代表消费者与企业主谈判，要求企业主更正其行为，取消这些条件。如果谈判未能发生期待的结果，则这些机构有权直接向法院提讼。“集团诉讼制度”的核心是：一些团体，尤其是消费者协会，有直接代表消费者向法院提讼的权利。通过法院的判决，企业主们在未来使用被法院认定为不许可的合同条款的行为将被禁止。如果被投诉的企业主有违背这一判决的行为，法院有权判处其向国家缴纳罚金或向投诉人缴纳违约金。
除上述两种规制外，也有的国家直接在民法典或商法典中规范格式合同，援引民法典中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如“善良风俗”、“公共秩序”、“自由不得滥用”原则禁止企业主和消费者间使用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纵观各国对格式合同的规制，均根据本国的实情制定，各有特色。
2.2对国外相关情况的分析
对比以上国家的实际情况，采用制定专门法律规范格式合同的做法，其好处在于法律对格式合同有明确、详尽的规定，内容完善，立法体系，逻辑严谨，使司法机关处理相关纠纷有明确的依据。故合同中利益受损害一方当事人可以根据不自愿的合同条款的无效性规则，对其合同相对人提讼，或者施行与这些诉讼相应的自我保护。但这种措施仅能阻止受诉个案不自愿的合同条件的应用，却不能杜绝企业主在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继续使用这些条件。况且，利益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限于个人理智、知识、财力和精力的欠缺，有时会放弃诉讼，选择接受那些对其不利的合同。这就给企业主们明目张胆地使用这些不许可的合同条款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而适用预防性审查制，由于并不限于个案处理，能够彻底地防止不许可合同条款的应用，因此可以起到标本兼治，广泛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作用。
3．对我国格式合同的法理分析
3.1我国对格式合同的相关规制
为防止合同关系当事人滥用合同自由权利，体现民法的公平、正义精神，我国在借鉴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首次在1999年颁行的统一合同法中对格式合同进行了规制。所不同的是，在立法体例上，我国没有采用单行法的形式，而是将有关格式合同的规制纳入合同法总则部分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中。
第一，规定格式合同条款使用人的特殊义务。
首先，在原则上，提供格式合同条款的一方在拟定条款时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在规定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时要合理公正，不得将免责条款强加给对方，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其次，在格式条款内容已经确定使用过程中，使用人要履行两项义务，一是提示义务。即以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合同当中限制责任和免除责任的条款，且提示的方式应达到足以引起一般相对人注意的程度；二是说明义务。即如果对方有要求，提供、使用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向对方说明免责和限责条款的含义。如果当事人违反了这两项义务，没有提示或拒绝说明，这个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
第二，直接规定某些条款无效。依合同法的规定，格式合同中的三种条款无效。一是免除故意和重大责任的条款无效，如规定“在承运过程中货物损坏不予赔偿”。二是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无效，如规定“工伤概不负责”。三是免除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
第三，对格式合同的条款理解不一致时，适用特殊解释规则。合同法规定，当使用格式合同方和相对人对某一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如果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受诉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采用不利于使用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的那个含义，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此外，合同法还规定，在一个合同中既有格式条款又有非格式条款，在两者内容发生不一致时，应当以非格式条款为主。
3.2我国格式合同在制定上的优点
应当肯定，合同法的上述内容是根据我国国情，在广泛参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认真地斟酌审查后加以归纳制定出来的，这项制度从无到有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它体现了民法的公平性和正义性，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人权的切实重视和保障。
首先，制订了规范的有关格式合同的法律，能够大量节约交易成本和时间。在经济交往频繁、日新月异的今天，合同已经成为人们经济往来和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手段。可是争论不休的讨价还价、繁琐的交易手续、纷繁复杂的文本资料已经让广大的当事人不厌其烦。格式合同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其次，格式合同的规范化使用，有利于事先明确责任和风险分担，引导经营和消费。格式合同的详尽完备，对责任的明确规定，是双方当事人能够预先估计缔约所带来的机遇与风险，慎重合理的选择自己经营、消费的方向，增进了交易安全，避免了不必要的诉讼之争。
第三，制订了明确的格式合同相关法律，有利于国家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格式合同的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国家对市场进行管理和控制的需要。明确完备的合同文本，有利于相关部门的监督与指导，也为合同落空或违约时的司法救济提供了明确的书面依据，便于进行责任的划分与法律的运用和评价。
3.3我国格式合同在制定上的不足
但是，纵观其全部，我国的格式合同发展无论从体系内容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均存在缺憾。究其原因，既有立法技术上不应有的疏忽，也有思想上的保守性
一、从法律体系和立法内容上看。
首先，格式合同与传统民法理念相抵触。格式合同中，条款的一方预先拟定，相对人的无协商权利，都和“平等互利”、“契约自由”等传统理念相抵触。双方当事人缔约权力与地位的明显不平等，使得许多学者一度怀疑合同的生命力，甚至认为契约制度已经死亡。应明确的是，格式合同确已给市场经济的自由与平等制造了严重的障碍，其所破坏的不仅仅是民法领域的系列理论，更深层的是人们心中平等自由的基本理念以及对未来活跃和谐的经济秩序的美好憧憬。
其次，体系不合理，内容过于简单。我国合同法第39条至第41条三个条文是有关格式合同的规制的，这三个条文被置于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部分，然而其中的内容并非仅涉及格式合同的订立。三个条文中，与合同的订立有关的内容只有第39条，即订立格式合同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第40条和第41条则是关于格式合同条款无效和格式条款解释规则，其内容涉及这类合同的效力及发生纠纷时有关机关对格式条款的裁判问题。而关于合同的效力合同法有专章(第三章)规定，有关合同的解释也在第八章“其他规定中”。
如前文所述，格式合同的使用有其积极性，只要其内容公平、风险分担合理，对于双方均无不利。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市场交易中有大量格式合同在使用，另一方面，合同法的规制内容只有三个条文，过于笼统、原则，难以涵盖格式合同的方方面面。由于条文过于原则，不够具体，出现立法与现实不相协调的矛盾，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实际操作，结果损害的仍然是消费者的利益。
第三，规制单一，不能保护所有消费者的利益。就合同法的规制而言，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对格式合同是否有效、因格式合同引发争议时有认定处理权的机关限于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其中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人民法院。除这两个机关外，其他任何机关和团体无权审查格式合同，更无权解决格式合同纠纷。而且，即使人民法院的处理也仅限于个案处理，结果是维护了个案公平，保护了特定的消费者。这种做法的缺陷在于：其一，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的审查、处理都局限于发生争议后的事后审查，而没有确立事先审查制度。由于没有事先审查制度，仅靠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进行事后救济，这种做法一是力量薄弱，二是事后审查根本无法杜绝格式合同制定时不公平现象的发生，不能防患于未燃。其二，个案处理后，不能阻止使用方继续使用不公平的条款和其他消费者签订合同，一个案件解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劳动者的权益并未因此得到同样保护。
二、从实际操作上来看。
首先，格式合同严重侵害了弱势相对人的利益。相对人面对一方预先拟定的合同条款，要么接受，要么走开，在这种处境中，真正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尤其是广大消费者在接受公益事业服务的过程中，更为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铁道部门的春运提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其次，格式合同的长期、过度滥用会对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侵害。格式合同的不规范使用，浅层来看，侵犯了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活动权益与自由，但从长远看，将导致公益部门与普通行业利益获取的严重不均衡，使大众因缺乏安全感而对贸易往来丧失信心，进而造成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与不稳定并最终使国家丧失对行业部门协调以及社会各层面利益兼顾的有力控制，造成国家利益不可挽回的损失。
4．对不足之处的几点完善意见
一、在完善立法方面：
1．合理安排体系，调整
为解决上述矛盾，笔者认为鉴于本国实情，虽然不一定非要效仿国外制定单行法规范格式合同，但即使将其置于合同法中，也应在体系上安排妥当，内容上做出尽可能详尽的规定。针对格式合同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以在合同法中单列一章加以规范为宜。这样既可避免体系上的杂乱，又具有可操作性。
2．转变部门立法现状，建立学者专家起草的机制。
在我国格式合同基本上都是由行业部门自己制定的，或者由行业部门提出草案，人大通过，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直接成为格式合同的内容。这种行业部门立法容易导致不公平已经成为共识，因此建立专家起草法律机制是克服这种弊端的有效方法。这样才能取消行业部门规范本行业格式合同的权利，以达到维护法律的公正目的。
3．建立预防审查机制
为了制止和减少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出现使用，在目前条件下，我国有条件也有必要借鉴英国、瑞典的预防性审查制，即设立特定的行政机构，并赋予这些机构对格式合同进行预先审查之权限，使消费者居于主动地位。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事前救济能起到预防作用，切实有效地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一旦发生纠纷，再运用司法和仲裁力量进行事后救济，以达到标本兼治之目的。
二、在实际操作方面
1．在垄断性行业中引进竞争机制。
使用格式合同有很多优点，用格式合同订立合同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是出在提供格式合同的当事人利用了格式合同的特点，制定了一些不平等条款，并强加给交易方，使自己在得到利益的同时不承担任何风险。制定格式条款者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将私利塞入格式合同中，不是格式合同本身有什么魔力，而是格式合同的制定者在经济上具有绝对优势的地位或者从事垄断性行业。因此要克服格式合同的弊端，国家除用法律规范格式合同外，还应该引进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使他们失去利用格式合同特点谋利的“优势”或“资本”。展开必要的竞争，使那些想利用格式合同特点谋不法之利者，失去市场，失去客户，失去利润，促使他们摆正自己与交易方的位子，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2．加强对格式合同监管和制裁。
设制格式合同的当事人均是在经济上具有绝对优势或具有垄断性的经营者，他们地位独特，财大气粗，背景复杂，而交易方往往是弱势群体，其经济条件、专业知识、组织状态等方面无法与格式合同的提供者相提并论。因此对格式合同中的不公平之处难以抗衡，特别是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艰难条款”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方也难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往往只能是被迫接受，结果或造成交易方利益的损害或造成双方当事人纠纷不断，甚至社会稳定。因此，国家有关的管理部门应该主动对设制的格式合同，尤其是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垄断性行业的格式合同的样本建立备案制，并进行核查、督促他们纠正不公平的条款，对于坚持不公平条款的制定者依法给予必要的制裁，规范市场交易行为。消费者协会也应积极收集各行业的格式合同进行，一方面向立法部门和政府管理部门提出规范格式合同的立法建议和监管意见，另一方面提醒消费者注意现有各行业格式合同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供广大消费者在签订格式合同时。
注释：
①尹田：《法国合同法》，120页，法律出版社，1995。
②冯振宇、姜志俊、谢颖青、姜炳俊：《消费者保护法解读》，355页，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
③杨济华、汪涌：《标准合同与消费者权益保护》，载于《法学》，34页，1993年第2期。
④王利明：《标准合同的若干问题》，载于《法商研究》，33页，1334年第三期。
⑤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121页。
参考：
1、《合同法中的自由与强制》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著；孙宪忠，译；法律出版社，1998。
2、《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王泽鉴，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3、《浅议合同法中格式条款与免责条款规定的矛盾及其修补》张利平、魏晓俊，人民法院报，1.18
4、《合同法新论总则》王利明、崔建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论标准合同——民商法与实践》王利明，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6、《二十世纪契约法》付静坤，法律出版社，1997。
7、《民商法原则（三）》房绍坤、郭明瑞、唐广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