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20:32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新型城镇化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党的十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其在人口集聚、非农产业扩大、城镇空间扩张和城镇观念意识转化四个方面与“传统的”城镇化概念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实现这种过程的内涵、目标、内容与方式上却有所区别。“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时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新”，涵盖了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内容，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实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推行“新型城镇化”，一是顺应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二是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是解决高速城镇化带来的弊端，最大限度地将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四是建设包容性、和谐式城镇，实现中国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二)城市生态安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分业的扩大，人类逐步创建了城市并建立起现代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在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交通、能源、建筑、信息等方面的需求迅速扩张的同时，城市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影响凸显，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风险，人类在享受现代城市为自己带来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伴生出越来越多的生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的城市生态安全已经极大地妨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安全，是指城市环境和生态条件(如食物、居室、大气、水环境、交通及生物环境)对市民的身心健康、生命支持系统的繁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威胁程度和风险大小。典型的环境问题为城市的“五色效应”，即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雾霾效应、黄色的沙尘效应、白色的秃斑效应。此外，大多数城市的“生命线”缺乏自我保障能力，遇到自然灾害，抗灾、减灾能力差的公共设施往往无能为力。更有人口疏导布局缺失、产业布局不当造成交通拥堵引发额外化石能源消耗，停车困难出现的“人与车争地”现象，由此而来的焦虑进一步造成公众的身心伤害。城市生态安全受到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社会发展发面也表现突出。如盲目的城市人口扩展使城市中的中低产阶级迅速壮大，中低端的医疗教育服务建设难以跟上。城镇人口存在生态健康危机，包括环境病加剧、适应能力降低、心态脆弱与心理亚健康。城市生态风险和生态危机加剧，城市生态安全维护的形势极其严峻。为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城市，提高城市生态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刻不容缓。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必要性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十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以明显改善人居环境为核心目标;以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为主要途径，并强调生态保护应该“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和“顺应自然”。因此，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对生态安全极为不利
我国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方法主要是:在“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并根据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的基础上，编制土地利用规划以及空间功能布局。经过多年的城市化发展，实践证明，这种传统的规划方法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生态问题，而且逐渐暴露出了诸多弊端。
(1)传统规划用明确的规划界限人为地划分出城市、各个功能区块的用地界线，对生态绿地景观系统的整体性与有机联系性考虑欠缺，造成了区域、城市及单元地块间的联系不足。
(2)城市是复杂的人工生态系统，确定城市用地规模和功能布局的自变量(如人口等)通常较难预测，从而导致规划的滞后和被动，或因“超前”规划而造成大量土地闲置。不管是“滞后”还是“超前”，这都会造成城市扩张的无序和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等问题。
(3)绿地系统、环境保护等规划在我国传统的城市规划中仅仅是后续的“点缀”，传统规划的本质其实是城市建设用地配置。这样的规划方法与理念下，自然环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也忽略了它的区域特性、功能连通性、空间易达性等生态功能。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城镇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下不断向无序扩张。各种形式蔓延的土地开发和建设，不考虑环境与道路体系，不仅带来了许多城市问题，还造成了城市以及周边生态环境严重受损，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城市的生态安全格局正由于城市的无序发展而遭到严重破坏。如今，人们逐渐意识生态环境对于社会、经济以及人类自身的重要意义，“变粗放为集约式经济、变掠夺为调控式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现今乃至未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则之一。过去“以经济优先原则的城镇建设”和“以交通优先原则的城镇建设”两种规划模式存在的共同问题是“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尊重，忽视了人居环境的建设”。未来城镇的发展，决策者和规划师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制定正确的、生态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发挥人为因素在城市人工复合生态系统中的正面效应，加强城市生态安全的建设，以减少“切碎斑块、异化廊道、蚕食基质”等破坏原有生态格局的开发行为，加强城市各层次、各系统和各要素之间的建设和联系，改变以往城市的无序蔓延，这才是今后城镇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成都市天府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思考
(一)天府新区概述
建设天府新区是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落实成渝经济区发展国家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按照“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的目标，新区建设确定了“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的总体定位。新区位于成都市主城区东南，规划范围1578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650平方公里，规划人口600万～650万人，届时成都市主城区总人口将超过1100万人。
(二)天府新区生态基础与城市格局
成都平原地处我国青藏高原———中部丘陵区的大生态过渡带，而天府新区处于山地———成都平原的生态过渡区，具有典型的生态过渡带环境，生态要素丰富多样，相互融合。成都天府新区范围内拥有森林、湖泊、河流、平原农耕等多种生态系统，生态资源丰富，囊括了龙泉山、牧马山、彭祖山、龙泉湖、锦江、鹿溪河等多种生态要素，各要素交错联通，山水相融。《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确定的城市空间拓展方式为“中心集聚，走廊拓展”。城市空间格局以成都“一核、两区、双中心”的整体结构为前提，按照组合型城市理念，构建“一带两翼、一城六区”的新区空间结构。这样的空间结构体现了以资源约束和生态保护为前提，防止城市粘连发展的组团式布局理念。
(三)城市生态安全构建模式和实现
1．带———楔式格局。
《成都市生态系统控制规划(2011～2030)》确定的市域生态系统格局为“两带五楔、双环多廊、九园十湖”，其中涉及天府新区的重要要素有龙泉山生态屏障带和三圣乡———龙泉山绿楔。《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提出建设“一区两楔八带”的生态绿地系统，其中一区指龙泉山生态服务区，两楔指三圣乡———龙泉山绿楔与彭祖山绿楔。上述两个规划把握了天府新区内的核心生态要素和资源，将龙泉山生态屏障、三圣乡———龙泉山绿楔与彭祖山绿楔等大型生态空间确定下来，但是缺乏对绿隔地区与城市之间关系的考虑，带和楔之间缺乏联系和协调。
2．掌———指式格局。
1947年哥本哈根提出了手指形态规划，城市新区开发沿着几条狭窄的放射状走廊，走廊间被森林、农田和开发绿地组成的绿楔所分隔。这种间隔式的布局，使城市的人工生态系统与乡村的自然生态系统交错而临，蜿蜒曲折的空间肌理与自然开敞的生态环境协调共存。通过对成都天府新区生态本底和核心资源的梳理，可以发现存在两只“手掌”，龙泉山现状自然资源丰富、植被茂密，具有突出的空气净化和气候调节作用，可以作为绿色生态源。龙泉山近年来存在生态环境的逆向发展趋势，长期的人为活动导致自然原始森林植被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栽培的乔木林、果树林和竹林，因此更应该进行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发挥其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彭祖山具有稀有的原生态之美，彭祖山风景区是国内独有、世界唯一以长寿养生为特色的文化旅游风景名胜区，有“成都南后长寿宫”之称，是天府新区周边重要的生态资源，是天府新区的绿色生态“后花园”。分别以龙泉山和彭祖山作为生态源，可以构建生态廊道手指状深入城市组团，形成掌———指式生态格局。成都市生态系统控制规划将龙泉山生态源和彭祖山生态源组织多条生态绿楔和生态廊道，并在生态源之间以及廊道之间构建有机的联系，将生态环境引入了城市组团，构建一个有机、稳定的生态系统网络，形成“双屏藏源，多廊融城”宏观生态格局。
四、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中的生态系统，不是一个单纯的量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质的问题。为构建高品质的生态安全格局，在“新型城镇化”和宏观城市空间结构下，成都天府新区的生态建设主要包含两大举措:一是对大型的自然植被斑块、水面等发挥物种生存和水源涵养功能的区域进行保护和建设，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稳定发展;二是通过生态绿楔、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的建设，以水平方向的链接强化城镇发展空间与生态源的有机联系，拓展生态源的服务功能，缓解经济开发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增加城镇发展空间内部的景观异质性。基于此，生态建设主要考虑从水系和林地两个方面加以推进，生态保护则通过划定生态控制线和控制生态绿隔地区内的建设用地来实现。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引导下，成都天府新区未来城镇发展将应注重生态规划的运用，考虑将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引入传统土地利用规划中，共同促进新型城镇生态基础设施用地和城市发展用地布局的合理性和生态性。在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发展框架基础上，从功能布局、产业、交通等多个方面着手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城镇建设和转型将脱离原本功能单一、服务滞后的发展模式，着力构建“产业集聚化、功能多元化、环境生态化、区域协调化”的新型城镇。
(二)对策建议
1．建设城市生态安全下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是成都天府新区城市建设的重点。国际经验表明，保护环境不会必然减缓经济发展，而快速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有效的节能减排是结构性节能减排，即对城市的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把城市生态安全要求贯穿到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对传统产业中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艺进行淘汰、鼓励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手段，把传统产业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由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推进天府新区区域经济增长与高能耗、高污染“脱钩”发展。
2．倡导城市生态安全下的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
生态安全下的城市既包括了城市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包括了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必须把生态安全要求贯穿到城市生活、消费的各个环节。消费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活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消费需求决定社会生产，消费模式的变化将引导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盲目消费、挥霍浪费却让我国城市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导致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供应矛盾尖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城市人居的生活质量下降。因此，唤起市民的生态安全意识，转变城市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代之以节约能源、适度消费、降低污染的观念。促进城市居民从自己做起，从生活细节做起，推广“低碳生活方式”，使“理性消费、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由概念变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3．树立生态文明的新观念，追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应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由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转变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再上升为“绿水青山”也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用生态经济化推动成都天府新区城市建设，不仅包括了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城市的软实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的市场竞争力，还包括了生态建设、生态产品的供给为新兴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4．强化和改善政府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
1.从发展速度来看：城镇化水平加速提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扭转。
城镇化首先表现为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全市城镇常住人口由1990年的71.5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260.3万人，增长264%，远高于同期常住总人口增长幅度（44.1%）。带动城镇化率由1990年的22.6%提高到2013年的57.1%，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自2010年开始，嘉兴城镇化率首次高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到2013年，两者间的差距由2010年的1.4个百分点扩大到7.5个百分点，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改观。
2.从发展动力来看：由依靠工业化核心主导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撑转变。
一方面，以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将迅速发展，2013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2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40%，科技研发、信息软件、商务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增长11.8%，分别高出GDP增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和工业增速2.2、2.4和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工业优化升级，资金和技术对人工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进一步凸显，成为推动城镇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
3.从发展布局来看：嘉兴已由依靠单个城市平面扩张转向市域城市群式发展。
嘉兴于2006年在全省率先出台第一个覆盖全市域的城市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640300”的布局体系。经过多年推进，嘉兴城镇空间格局体系不断优化，城镇化区域协调程度较好。2013年，嘉兴市区城镇化率67.7%，居县（市）首位，所辖的5个县市城镇化率均达到50%以上，其中最高平湖市城镇化率为55.3%，最低桐乡市城镇化率52%，相差并不大。
4.从发展质量来看：嘉兴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在全国和全省处于中上位置。从全国比较来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基于2010年的统计数据，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3个维度共34个评价指标，对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根据该报告，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列第31位，处于中上水平。在112个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中，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居第5位，优势比较明显。从省内比较来看，根据省统计局的《2012年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进程综合评价分析》，2010-2012年，嘉兴新型城市化综合评价依次位列全省第6、第5、第4位，呈逐年上升趋势。
二、面临四大制约
1.省级开发区（园区）产业规模档次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对高端要素的集聚作用。
总体看，嘉兴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的亩均投入产出率不高、经济总量偏小、主导产业不强、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不足。2013年，全市12家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亩均工业产值199.2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253.2万元，与杭州亩均工业产值446.3万元相比更是相差甚远；经济密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投产工业用地面积）为248.8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321万元；主要产业集中度为48.4%，一般集中度较好的多在60%-7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园区内工业企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6%，研发人员数占园区内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仅为3.2%。
2.城镇发展能级和规模效应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城镇化最主要的效果就是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就嘉兴看，一方面，中心城市在带动整个区域发展、提升城镇化整体水平上应起的核心主导作用并不突出。2013年，市区常住城镇人口占全市比重由1990年的41.1%下降到26.7%，市区GDP占全市比重只有24.8%，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低于全市平均4804元。规模以上高新技术总产值比重只有21%，低于全市平均及多数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指标增速也均低于全市平均。另一方面，中心城镇在带动腹地区域发展、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上应起的关键节点作用并不突出。全市44个新市镇中，常住人口达到10万人以上的只有5个镇，人数最多的许村也仅12万人。平均每个镇常住人口数5.7万人、建成区面积6.1平方公里。城镇规模偏小，功能偏弱，产业支撑乏力，对周围农村地区难以形成有效的吸引。
3.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制约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核心作用的发挥。
根据浙江大学米红教授的研究，嘉兴人口总量在422万左右较为适宜，如牺牲部分满意度，到2020年最高人口容量在539万人。2013年，嘉兴实有人口549.6万人，常住人口455.8万人，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按照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嘉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4.9%，远低于57.1%的水平。按照2006-2013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的增速计算，到2015年，全市城镇人口约270万人左右，2020年城镇人口约325万人左右。目前嘉兴城镇人口数约260万人，即未来还有60多万人将集聚到城镇。据测算，一个农民进入嘉兴这样的中等城市，城市配套成本约10万元/人，如将所有外来人口全部转化为市民，配套资金超过600亿元，成本巨大。
4.资源环境基础薄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内涵集约式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绿色、生态、集约、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下，嘉兴资源贫乏与粗放型利用并存，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居高不下与生态环境容量的矛盾依然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由1990年的66.4平方公里扩大到2013年的24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长6%，是同期城镇化率年均增速的4倍，城镇发展所占用土地的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不相适应。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全市市控以上地表水监测断面，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河流断面占比为76.1%，全市在役9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不达标。市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只有58.9%，空气质量在全省排名第9位。能源消耗居高不下。2013年，全市七大高耗能行业能耗995.1万吨标煤，增长3.6%，占全部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的比重达78.5%。
三、重点处理好“三对关系”
1.结合实际，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把握“三个跳出”。
一是要跳出城镇化发展城镇化。要更多地从产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生态的角度和服务的角度来关注以及评价城镇化发展。二是要跳出模式化发展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更多地从本地现实出发。就嘉兴来看，需考虑人口空间分布相对分散的现实，在推进农村人口转移集聚的过程中，要加强就地城镇化的探索和尝试；考虑传统产业比重长期偏高的现实，重点围绕产业特定价值链环节的技术改造和市场拓展这两头，加强研究扶持。三要跳出嘉兴发展城镇化。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放到以沪杭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筹划，避免被沪杭苏甬大城市边缘化、郊区化。
2.注重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城与产的关系，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坚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加强产业选择的战略设计，打造“2+1”的产业体系。整合提升产业转型升级载体，省级以上开发区要凭借资源和政策优势走品牌式发展道路；市镇工业园区要探索打破镇域行政管理界限，整合地理相邻、产业相近、功能相同的园区，逐步形成“一区一业、一园一品”的特色产业园区。二是处理好城与镇的关系，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化中心城市规模和功能的双重支撑，规模上要稳健拉开发展框架，功能上要重点强化高端制造、科研教育两大功能，确立其在区域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推进县域经济向一体化“都市区”经济转变，统筹全市规划体系，实行双重管理、以市为主的规划管理体制。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市、县（市）总体规划的融合衔接。建立公共服务并轨衔接的体制机制和跨行政区域的资源要素交易平台。建立以小城市为战略节点的四级城镇体系。三是处理好城与乡的关系，促进城镇和三农建设协调推进。坚持确保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相结合，落实稳粮增产各项措施，加快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探索建立以职业、居住地划分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探索农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集体资产股份制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实行土地指标按产业项目竞争择优配置机制和差别化地价政策。推动“亩产税收”政策在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的全面实施。
3.创新机制，强化新型城镇化发展“三大保障”。
1.1坚持规划先行，高标准推进全域城镇化
上冈镇立足区域特点，按比较效益优势来确定产业定位，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布局，引导城乡居民向新园区、新镇区和新型社区集聚。先后投入千万元，编制了《上冈镇总体规划》、《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上冈镇区建设详细规划》、《副中心物流商业网点规划》、《建湖港区上冈作业区工程建设规划》等规划，将专项规划与城镇总体规划相衔接，实现了规划融合覆盖。
1.2加快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上冈镇按照协调发展的思路，积极推进“农业园区、工业园区、三产物流园区”建设，不断加快产业向园区聚集。一是构建现代农业发展空间布局，建成园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上冈现代农业园入驻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已达34家，今年农业园区被评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二是建设百亿级工业园区，在镇西南片建成建湖县上冈产业园，实行镇区合一管理。目前，入园企业达62家，园区经济总量达36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16.25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开票销售收入达24.3亿元。工业集中区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仅江淮动力集团就委托镇就业中心培训上岗了近千工人，园区被认定为省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三是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该镇先后建起易家乐生活广场、盐阜建材城等商贸园区，配套建成四星级上冈国际大酒店，为开展大型活动和园区企业接待客商提供了方便。
1.3加强功能配套，完善城乡基础设施
上冈镇坚持抓好道路、水、电、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城镇功能。一是完善道路框架，构建城乡交通网。先后兴建20多个重点项目，建成6条主干道和3座串场河大桥，形成“六横四纵”的镇区主干道骨架，新增城镇道路9公里、25万平方米；建成苏北二级客运中心上冈客运站，日均发车350班次，客流量近万人次。二是着力实施安居工程，引导农民进城入镇。采取招商引资等方式，建成南苑小区、上冈新城、都市名城和隆世达财富广场等10多个规模住宅小区，为产业工人安家落户提供了保障。出台鼓励农民进镇购房置业的意见，按照把“农民集中安居工程”和“农民转化市民工程”有机结合的要求，加快安居工程建设，近年来进镇入户农民达2000多户。三是加快配套设施建设，服务产业发展与城镇生活。投资近亿元，建成年供水能力2.5万吨的上冈地面水厂，铺设Ⅰ级管网40多公里，Ⅱ、Ⅲ级管网300多公里，改水1.5万户。
1.4加大民生投入，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
上冈镇通过加大投入，强化区域教育、医疗、文化、商贸流通等优势，着力提升城镇软实力。一是加大教育医疗项目建设投入。新建成上冈高级中学新校区，共18轨54个班，可容纳2700多名学生。上冈小学西校区主体已经建成，明年秋学期将投入使用。镇区拥有幼儿园5家，儿童入园率达100%。新建的县第二人民医院医疗区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床位300张，即将投入运行。二是加快构建城乡就业服务网络。把解决流动人口和进城入镇农民的就业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依托劳保服务中心，开通就业服务网站，建成标准化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实现全镇就业管理系统求职登记、用工信息、技能培训等资源共享。2013年，举办技能培训9场次2500人，被评为“省级充分转移就业镇”。三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5立足生态建设，打造宜业宜居的人居环境
上冈镇坚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新型城镇建设全过程，努力做到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一是加大镇区环境整治力度。上冈产业园区实现了雨污分流，工业、医疗废水处理率和消毒率为100%，医疗废弃物实行联单转移制度，无害化处理率达100%。上冈污水处理厂已由县污水公司进行运营，同步建成污水管网30公里。二是加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投入近3000万元，整治156个自然村庄，建成压缩式垃圾中转站3座、集运点22个、垃圾房1442个。成立了镇农村环卫所和绿化办，配备了305人的农村保洁队伍，各村均落实了专职环保员，环保设施全部投入使用，实现村居垃圾处理全覆盖。三是加快绿化造林步伐。2013年，该镇完成成片造林2600亩，新建和完善高标准农田林网3万多亩、围村林4个，道路绿化总长3.5万米。投资3000万元，建设了占地200多亩绿树成荫的上冈人民公园。上冈镇通过几年的努力，在生态立镇上已迈出坚实的步伐，正在迎接国家生态镇创建专家组验收。
2几点建议
2.1加强规划深度融合，引领城镇协调发展
盐城市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大市区和各县（市）“1+7”的城乡规划体系，但与城镇总体规划、国土利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的衔接融合不够。建议在编制完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规划过程中，坚持“一核三轴四片区多节点”的空间布局，整合空间资源要素，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提升城镇化水平。
2.2强力推进产业提升，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坚持“四化同步”，提升产业发展能力。一要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突破口，以园区建设为载体，在特色产业、配套发展上下功夫，大力实施城乡工业集聚发展，集中建设一批重点工业集中区和中小企业园区（农民创业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城乡经济互动性。二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三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一方面积极实施全民创业行动计划，用财政、社会资金鼓励和扶持城镇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初始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回乡创业人员、农村劳动者、就业困难人员到乡镇和农村从事三产服务业。另一方面依托丰富的生态农业资源，按照产业提升、文化挖掘、村庄整治、庭院美化、生态保持的原则，以农家乐为主要形式，将特色农产品加工销售和旅游服务结合起来，着力推进“一产特色化、一产二产化、一产三产化”。
2.3加大镇村建设力度，优化镇级资源配置
一是加强重点中心镇建设力度。在政策、资金、资源等要素的配置上向重点中心镇倾斜，激发其发展活力，使其尽快形成较强的吸纳承载辐射能力，吸引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业，乐业安居。二是大力提升一般镇发展内涵，加快产业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配建，加强镇区规划建设管理，以较高的城镇品质吸引农民就地就近转移。三是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提升村级造血功能。
2.4活化农民财产权能，引导农民进城入镇
固化农民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是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固化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二是加快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激活农民财产权能。三是加快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保障农民集体资产收益权利。对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全面开展清理核实、界定权属，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理确定股份。
2.5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把推进人口管理制度改革作为打破人口流动壁垒，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环节，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一是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二是探索建立农业转移人口成本分担机制。
2.6提升城镇管理水平，逐步改善镇村面貌
1.1新型城镇化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作用
1.1.1对城镇新区进行建设以及旧区改造促进了房地产投资的增加
由于新区建设需要房地产的直接相关投资,房地产资金会直接注入,从而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另外,城镇旧区的搬迁改造也会带动当地房地产市场发展,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同时,搬迁户对住房的需求也会增加,供求效应促使房地产投资增加。
1.1.2新型城镇化中人口的增加相应推动了对住房需求的增加
据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每年以约1%的速度推进,城镇人口年均增长4%~5%,从而带动新增住房需求快速增长。由于新型城镇化的速度不断增快,大量的人口向城镇涌入,他们对住房的消费需求也不断扩大,对住房面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房地产投资也会相应地增加。
1.1.3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生活水平提升带动了房地产投资的增加
由于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房地产有着更高的需求。如房屋置换、休闲旅游、娱乐消费等,这些都对房地产消费投资提出了新的要求,带动了房地产投资的增加。
1.2房地产投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作用
房地产业是城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口和城市面积都高速膨胀,必然会带动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相应地房地产投资在一定时期内的快速增长会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1.2.1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解决了城镇化中一部分人口的就业
由于房地产资金的增加,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工人来参与到房地产建设中来,因而解决了部分人口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另外,房地产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会使得相关行业人员的需求增加,解决了城镇化中部分人口的就业问题。
1.2.2房地产投资的增加扩大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资金
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也要求建设资金的不断投入,房地产投资的逐年增加、配套建设的不断增大,促使新型城镇化朝着环境更和谐、配套更完善、服务更全面的方向发展。房地产投资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加快了步伐,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房地产投资要和城镇化发展相适应,与产业发展相协调。投资滞后会影响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投资超前则会造成资源和能源的浪费。
2结论与建议
2.1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房地产投资存在正相关协整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在短时期内,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房地产投资增加影响不大,不是其增加的原因,而房地产投资的变化则会使城镇化水平发生一定的变动,即城镇化水平对于房地产投资的影响不显着,而房地产投资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显着。在长时期内,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对于房地产投资具有一定的影响拉动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力大于房地产投资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推动作用。
2.2建议
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经验来看,房地产本身的逐利性会给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难题,会导致城镇化的片面发展,房地产的健康发展才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鉴于此,我国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合理引导房地产投资的方向,使两者协调健康发展。
2.2.1城镇化方面
首先,根据城镇自身特点,科学规划其长远的发展,引导房地产在城镇化发展中的合理投资,避免盲目的开发投资或者是滞后的房屋建设。其次,重点做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工作,在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容量、地址、分配和管理等方面合理设计,加大过程控制与服务管理。再次,完善城镇的基础配套建设,建立生态宜居、宜业的城镇,提升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水平。最后,根据住房市场的供需合理供应房地产市场的土地,做好旧城改造和征地安置补偿工作,保障人民的正当利益。
1.1.1对城镇新区进行建设以及旧区改造促进了房地产投资的增加
由于新区建设需要房地产的直接相关投资,房地产资金会直接注入,从而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另外,城镇旧区的搬迁改造也会带动当地房地产市场发展,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同时,搬迁户对住房的需求也会增加,供求效应促使房地产投资增加。
1.1.2新型城镇化中人口的增加相应推动了对住房需求的增加
据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每年以约1%的速度推进,城镇人口年均增长4%~5%,从而带动新增住房需求快速增长。由于新型城镇化的速度不断增快,大量的人口向城镇涌入,他们对住房的消费需求也不断扩大,对住房面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房地产投资也会相应地增加。
1.1.3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生活水平提升带动了房地产投资的增加
由于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房地产有着更高的需求。如房屋置换、休闲旅游、娱乐消费等,这些都对房地产消费投资提出了新的要求,带动了房地产投资的增加。
1.2房地产投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作用
房地产业是城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口和城市面积都高速膨胀,必然会带动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相应地房地产投资在一定时期内的快速增长会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1.2.1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解决了城镇化中一部分人口的就业
由于房地产资金的增加,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工人来参与到房地产建设中来,因而解决了部分人口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另外,房地产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会使得相关行业人员的需求增加,解决了城镇化中部分人口的就业问题。
1.2.2房地产投资的增加扩大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资金
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也要求建设资金的不断投入,房地产投资的逐年增加、配套建设的不断增大,促使新型城镇化朝着环境更和谐、配套更完善、服务更全面的方向发展。房地产投资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加快了步伐,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房地产投资要和城镇化发展相适应,与产业发展相协调。投资滞后会影响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投资超前则会造成资源和能源的浪费。
2结论与建议
2.1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房地产投资存在正相关协整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在短时期内,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房地产投资增加影响不大,不是其增加的原因,而房地产投资的变化则会使城镇化水平发生一定的变动,即城镇化水平对于房地产投资的影响不显着,而房地产投资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显着。在长时期内,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对于房地产投资具有一定的影响拉动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力大于房地产投资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推动作用。
2.2建议
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经验来看,房地产本身的逐利性会给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难题,会导致城镇化的片面发展,房地产的健康发展才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鉴于此,我国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合理引导房地产投资的方向,使两者协调健康发展。
2.2.1城镇化方面
首先,根据城镇自身特点,科学规划其长远的发展,引导房地产在城镇化发展中的合理投资,避免盲目的开发投资或者是滞后的房屋建设。其次,重点做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工作,在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容量、地址、分配和管理等方面合理设计,加大过程控制与服务管理。再次,完善城镇的基础配套建设,建立生态宜居、宜业的城镇,提升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水平。最后,根据住房市场的供需合理供应房地产市场的土地,做好旧城改造和征地安置补偿工作,保障人民的正当利益。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城乡二元分割依然存在；农民工进城仍面临着住房、社保、教育等问题；城市房价过高；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严重，等等。
1.户籍制度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享有不同的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资源。通常而言，城市户口有着较高的“含金量”，承载着较多的社会福利和教育资源，有着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完善的社会保障；而广大农民身处社会底层，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教育医疗差。这种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影响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城乡发展不均衡。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由于农村发展滞后、生产效率低下，以及收入分配扭曲、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远高于世界平均比值1.5。其次，城乡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城市以服务业、工业等为主，有着较高的产业附加值；农村以农业为主，现代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再次，城乡人口素质差异大，农村人口多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1%；城市人口以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主，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异。最后，城乡之间的公共资源配置差别很大，城市的教育、医疗、通讯、交通、文化等方面普遍高于农村，这种公共资源投入上的差异，导致了农村发展滞后。
3.农民主体地位缺失。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居民 的地位不平等、待遇不一样，农民的主体地位缺失，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例如，农民进城务工常面临着医保、子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权限不清，农民无法合理支配和处置土地，在土地征用中农民无法得到合理补偿；在农村集体事物管理中，农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等得不到保障，等等。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方法策略
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制度根源，要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破除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首先，应逐步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中小城镇要取消农民工落户的障碍，大城市应降低落户标准，有秩序、有条件地引导农民工到城市落户。其次，应减少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社会福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农民工进城所面临的子女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一系列问题，使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
2.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应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和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应积极推进农产品深加工，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实现“产、供、销”、“贸、工、农”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力，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同时，应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进农民收入多元化。例如，可以引导农民外出务工，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引导农民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此外，应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实现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应理顺农产品价格机制，适时提高农产品价格，不断缩小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健全农业补贴机制，加大良种补贴、种粮补贴等补贴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基础。
3.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下，广大农民面临着户籍身份、福利待遇、社会就业等诸多歧视，这使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逐步消除各种社会不平等，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例如，应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登记制度，用法律明确农民的土地权利；应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使农民在土地征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再如，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充分保障广大农民的知情权、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让农民管理农村事务。
三、结语
（一）政府的规划引领、政策支持和积极参与政府举债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前提是科学准确的测算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和规范举债行为。政府动态可支配财力要与债务结构、期限相匹配。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政府融资主体的法人治理结构，注入优质资产，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以市场化的手段和契约化机制实现政府委托的项目建设和运营。推动地方政府在特许经营权基础上的政府采购服务，探索政府指导、市场化运作的投融资模式。
（二）发挥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优势和先锋先导作用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客观性和必然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我国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顺应了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在推动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银、政、企多方合作的过程中，国家开发银行引导建立“三个专项（专项债券、专项基金、专项贷款）”资金来源，创新以“四个统一（统一规划、统一评级、统一评审、统一授信）”为基础的项目开发评审模式。尝试环境治理与一级土地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结合的模式、“统借统还”和“预授信+核准”模式、企业间BT和委托代建模式、收益差项目捆绑商业配套设施增强收益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二、生态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的实践
政策性银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的不同需要和侧重点，通过政策性金融活动，充当政府对经济与社会调节管理的工具，促进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城镇化需要大力加强社会公共事业建设，但长期以来该领域由于融资成本高、风险大、操作难等问题，面临严重的融资瓶颈制约。社会公共事业建设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风险集中以及社会性和公益性较强等特征，需要有长期、大额、稳定的融资支持。城镇化过程中除了财政拨款外，开发性金融支持是解决资金不足的有效途径。国家开发银行通过探索和创新金融服务，对“巢湖治理”和“淮南市采煤塌陷区治理利用规划”进行项目试点，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导向作用，探索和创新有利于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综合效应的投融资模式，助力解决公共财政难题、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一）“巢湖治理”模式———创新新型城镇化市场融资主体新型城镇化建设离不开政府的规划引领、政策支持和积极参与。在国家开发银行以金融创新探索和推动“巢湖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的过程中，运用了“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融资发展模式。同时，要求开发性金融必须遵循项目自身的战略必要性、整体业务的财务可平衡性与机构发展的可持续性三个原则。一是项目自身的战略必要性。开发性金融整体制度设计本身便决定了其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巢湖治理是国家治理“三河三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开发银行与安徽省“五大领域”合作中的重点项目。国家开发银行与合肥市政府按照流域治理、国土整治的思路，将水利建设、生态保护、土地整理和城市开发有机结合，全面推进巢湖周边入湖河流治理、移民安置、湿地建设、乡镇污水厂建设、村庄整治等项目实施，使巢湖治理成为合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整体业务的财务可平衡性。必须加强经济核算，做好项目的综合效益分析。三是机构发展的可持续性。开发性金融不是直接按照国家战略进行资金分配的预算财政部门，也不是单纯负责帮扶救助的社会福利机构。
（二）“淮南市采煤塌陷区治理利用规划”———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综合效应的城镇化建设一是全方位策划项目。淮南淮北市是华东重要煤炭资源地，煤炭开采后形成的塌陷不断吞噬有限的耕地，塌陷区的居民搬迁司空见惯，缺少长远规划和安排。安徽省政府、淮南市政府打破传统做法，把淮南塌陷区治理统筹规划，与淮南山南新区新型城镇化规划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国家开发银行总行会同分行多次与淮南市政府座谈，全方位策划该项目。第一，塌陷区治理宜水则水，宜耕则还耕，水面整治与周边绿化环境治理结合起来，带动养殖业和旅游业发展；第二，环境治理与宅基地复垦、用地指标流转结合起来；第三，居民搬迁与保障房建设、山南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第四，新区规划建设注重生活设施完善和可持续发展，医院、学校、文化场馆、社区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建设淮南矿业配套产业园区为搬迁居民提供就业选择。二是构造项目实施主体和投融资主体。淮南市政府和淮南矿业各出10亿注册资金，成立完全市场化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公司，负债经营开发塌陷区治理、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承担其他项目市场化运作的建设委托。金融机构承担融资顾问和主力银行角色。对淮南新城投（暂定名）评级、“一揽子”项目统一评审、统一授信、分项签订借款合同。尝试将塌陷区治理与一级土地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结合的模式、“统借统还”和“预授信+核准”模式、企业间BT和委托代建模式、收益差项目捆绑商业配套设施增强收益模式（如医院、学校、文化项目，或受限于现金流不足，或受限于项目社会属性不能资产抵质押，需要现金流更为充裕的商业配套设施项目作为平衡）。尝试山南新区的医院、学校建设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三是因地制宜，开发优势与利用潜力。淮南市的采煤塌陷区治理宜水则水，宜耕则还耕，水面整治与周边绿化环境治理结合起来，带动养殖业和旅游业发展；环境治理与宅基地复垦、用地指标流转结合起来；居民搬迁与保障房建设、山南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新区规划建设注重生活设施完善和可持续发展，医院、学校、文化场馆、社区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建设淮南矿业配套产业园区为搬迁居民提供就业选择。
三、投融资模式创新对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1．1地方主管部门重视不够，发展瓶颈难以逾越，发展后劲不足合肥休闲农业应该说开始于2002年“长丰草莓采摘一日游”，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多数区县乡镇还没有形成休闲农业的总体发展规划，特别是地方主管部门认识不足，休闲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不明确，单纯看重经济功能，跟风乱建现象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将农业资源优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旅游文化优势、旅游文化市场紧密结合。土地多以租赁方式取得短期使用权，经营户不敢投入过多，限制了休闲农业的发展后劲。贷款难是限制休闲农业发展的另一瓶颈，70%以上的经营户将资金视为经营的第一大困难。
1．2经营管理不够规范，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产业体系不完整休闲农业包涵一、二、三产业的经营内容，涵盖农业、生态环境、休闲、文化等多学科知识，需要兼具系统知识的专门人才。调查发现，该市休闲观光农业从业人员多为农村劳动力和当地村民，家族式经营为主，组织松散，服务人员大多数没有受过服务行业培训，服务意识、服务水平均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整个行业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发展方式单一，主要是餐饮、采摘、垂钓等传统项目;投资多是单户，规模小，产业链短，和休闲农业相关的特色娱乐项目太少，没有集群效应可言;经营管理不规范，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如合肥大圩镇葡萄种植面积达5000余亩(1hm2=15亩)，大多数以家庭承包方式进行管理，农民通过承包几百亩的果园，进行葡萄种植，并种植蔬菜、挖鱼塘、养鸡，自己经营餐饮，接待的游客大多以自驾游为主，提供的休闲娱乐项目多为釆摘、垂钓等传统休闲项目。没有将葡萄的产业链进行延伸。
1．3产品开发偏重资源导向，同质化高，文化底蕴不足由于休闲农业门槛较低，大多是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几道土菜、挖个鱼塘、刨一块菜地”开发的“农家乐”项目，数量上的快速增长造成竞争激烈。总体上来说普遍缺乏特色，产品质量低，单纯停留在餐饮上，对于挖掘民俗和利用农家生活开展的参与性项目很少，缺乏与合肥自然、地理环境相融合，与合肥历史文化相渗透的特色项目。经营类型主要是观光娱乐型，基本都是上午摘草莓、采葡萄、钓鱼，中午吃农家菜，下午打麻将、打扑克，游客逗留时间短，经济效益低下。而知识型、疗养型、体验型的经营者很少。如原先肥西三岗很有名气的仙湾湖山庄由于周边地区的“农家乐”同质化严重，再加上恶性竞争，导致亏本运营，如今已经转让改为“疗养院”。
1．4资源保护意识淡薄，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休闲农业发展的关键是优于城市的自然环境，而传统的乡村由于大量旅游者的涌入，特别是节假日期间大大超过了当地的生态承载力，大多数经营者环境意识淡薄，接待设施的“三废”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的自然风貌，不利于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游客观光休闲过程中随地乱扔垃圾，践踏草地、庄稼，采摘野花等不文明行为也时有发生，这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经营户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接通自来水，卫生条件堪忧;多数休闲农业景区没有足够的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大部分休闲农业景区没有城市公交线路直达;特别是有不少临河、临湖、临渠休闲农业项目缺乏安全保护措施，安全隐患较大。
1．5宣传营销力度不够，缺乏品牌意识，公众认知度偏低长期以来，农业的功能一直局限在传统的农副产品生产和工业原料供应上，对休闲农业的生态功能、观光休闲功能、教育功能等常常予以忽略。大部分经营户的营销意识还比较薄弱，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发传单、发名片、靠回头客等传统手段，再加上本身“小、散、弱”，也没有资金进行相应的营销宣传。相当一部分休闲农业景区由于设施不完善，内容不够丰富，社会影响不大，知名度不高，尚未形成“一村一品”的良性发展模式。在宣传手段上，也没能充分发挥现代传媒的作用，如开通营销网站、微博、微信的还很少，许多有特色的休闲观光园不被人所认识，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中认知度较低。
2合肥休闲农业开发对策与建议
2．1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整体规划，加大政策扶持休闲农业是新型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无论是前期规划、中期实施还是后期完善，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调控。政府要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关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休闲农业的规划要与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农业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相互衔接。可围绕“森林合肥”建设，用足用活城市、山、岭、水、圩、湖等六大资源，深入推进产业、资源和空间整合，加快特色产业板块经济协调发展，逐步形成近郊“农家乐”体验游、远郊乡村特色游、滨湖风情观光游、湖岛渔家风情游的现代休闲农业空间格局，构筑多元化、复合型休闲农业体系。针对休闲农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对休闲农业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扶持休闲农业企业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搭建融资平台，如鼓励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加大对休闲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发展村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积极吸收个人老板和企业组织的投资;鼓励农民以土地的经营权出让入股等形式和手段来拓宽休闲农业的有效融资渠道。同时还应实施优惠的土地政策，在不影响区域的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划的前提下，土地利用审批要向休闲农业企业和项目倾斜。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促进土地流转，为休闲农业经营户解除土地使用上的后顾之忧。
2．2强化行业规范化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速产业升级新型城镇化的特点是鼓励就近就业，以促进城镇化，实现城乡统筹。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培训当地农户，特别是当地青年人，可以利用合肥优质的科研资源，如从农业科学院、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聘请相关专家，定期、分批进行农业技能、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烹饪技术、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突发事件应对等集中培训，提高经营者素质。同时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当地大学生回乡创业，还可以与相关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签订实习实训协议，提高从业人员总体素质。规范化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市旅游局2006年制订了《合肥市乡村旅行(“农家乐”)示范区(点)等级评定标准》，规范化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可以进一步建立统一的从业资格标准、食品卫生标准、特殊农产品加工储存标准、自然资源保护标准、服务质量体系等一系列与休闲农业相关的标准及体系。可以通过建立地方行业自律委员会、专业合作组织、专业论坛等，实现农户直接参与，提高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推进企业+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土地入股、劳动力转为产业工人等各种经营模式，发挥休闲农业的种植、养殖、加工、休闲、体验等多种功能，引导集群化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利用长丰草莓、大圩葡萄、老乡鸡等一批样板典型向面上延伸覆盖，实现空间上的拓展和水平上的提升，加快推进休闲农业产业化发展。
2．3整合特色资源，挖掘地域文化，丰富产品类型合肥休闲农业发展应结合合肥“大湖名城”的基本定位，在“环巢湖”上多做文章。根据合肥现代农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整合特色农业资源，构建现代休闲农业空间布局(表1)。针对目前休闲农业形式单一、文化内涵少的不足，应通过连点成线，组线成面，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休闲农业资源，坚持以“农”字为特色，注重“土、特、奇”的开发原则，着重发展游客参与性和文化内涵较强的项目和产品，如特色民俗、民族表演，集体协作下河捕鱼、素质拓展等活动项目。合肥作为中部地区会展型城市，可以参考其他城市的模式，开发高端产品，如商务型农家庄园等，实现休闲农业从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的转变。
2．4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结合新农村建设，全面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对停车场、厕所、垃圾处理、标识标牌、水电通讯和安全等设施的建设进行扩建和完善，在市区重要路口设置醒目路标、指示牌，开通“农家乐”旅游公交专线，方便市民出行，切实提高休闲农业景区的可进入性，解决经营户的实际问题。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同时包括生态的可持续、社会的可持续、文化的可持续以及经济的可持续。随着休闲农业进入发展成熟期，初期数量上的快速发展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休闲农业存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有效实现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新农村建设，切实改进垃圾、污水处理，加强对太阳能、沼气等无公害能源的利用，对于自驾车游客核心景区可考虑统一换乘，以减少对景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二十多年快速的城镇化，城市的数量和疆域不断扩张，农村人口也越来越涌向城市。农村人口的这种大规模流动，使得城市和农村发展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面：城市建设热火朝天，而农村却逐渐走向衰落。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在其著作《农民的终结》中所描绘的场景正在中国上演，随着“农民的终结”，农村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以往“家长里短”的乡村正呈现“空壳化”的景象。有人说乡村出现了“产业空、住房空、年轻人空、干部空”的“四大皆空”现象，用“乡村的终结”一语来形容我国农村的衰败走向虽显得夸张，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人们对当前农村现状的担忧。农村的空巢化也使得本来就薄弱的农村教育呈现出萧条的景象，也正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从宏观上来看，城市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而且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充满农民的欢庆、喜悦和梦幻的。然而，在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环，在村落的终结点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千年村落文明裂变和新生的艰难。”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有别于西方国家“圈地式”的“被动城镇化”，不应成为一种被动的“上楼运动”。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我们要规避西方在城镇化过程中所走的弯路，走一条不遗弃农村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双轮驱动”中国的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这一特征必然要求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转变观念，切切实实重视农民的需求和农村的发展，将农村教育办好。
第一，重新审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价值，分类处理农村学校面临的困境。“农村小规模学校”，一般指的是100人以下的农村学校，包括农村教学点、不完全小学和一部分完全小学，它们主要分布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人口密度小的农村地区。由于“小规模学校”从其经费投入与教师配置上来看，显得有些“奢侈和浪费”，与教育上的“规模效应”理论是不相符的，因此，我国开始了十多年的“撤村并校”“布局调整运动”，虽然国家一再明令禁止地方在布局调整上的“随意化”举动，但是，此轮“布局调整”从始到终饱受争议。一直到2010年后，随着由“撤村并校”造成的学生上学所引发的“校车事故”频发，国家才又重新开始审视此轮“布局调整运动”中的“盲动”行为。2012年国务院《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标志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重新反思和改革的阶段，宣告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进入“后布局调整时代”。面对农村“小规模学校”，首先，我们应重新审视他们存在的价值。要将农村学校视为一方水土之文脉，重视农村学校对农村社区发展所具有的价值，意识到若斩断这条文脉，一方土地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文化根柢。这并非是文人学者“乡土情结”的自我悲情，而是应实实在在树立的一种教育理念，乡村社会随着乡村学校的消逝必然走向消亡，因为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学校教育”俨然成为乡村的“心脏”，若“心脏”不在，乡村民众也将“心不在焉”，逐渐逃离故土。“学校是一个社区组织，学校的存在是一个社区适宜居住的标志与象征。如果学校脱离了乡村社区，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它就不再是什么乡村学校了。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恰恰使学校越来越远离乡村社区，从而加剧了乡村的荒漠化。”因此，除非必要，否则，我们不应因“规模小”而对学校进行撤并。其次，从发达国家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轨迹来看，诸如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的农村学校合并运动后，在反思与质疑声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了90年代，重新掀起了“小规模学校运动”。我们的近邻、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轨迹，目前韩国已经开始调整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政策，通过改善教育财政制度、建立适当规模学校、建立特色小规模学校、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师资建设等措施来纠正以往政策的偏差。因此，我们应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存在的问题，避免盲目撤并。再次，要认识到小规模学校因为班容量小、师生比大，易于教师因材施教，因而具有推进个性化教育等优势。在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价值的基础上，我们再分类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问题，雷万鹏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建议，他指出应以公正的程序对农村小规模学校进行准确定位，对不同类型的小规模学校采取分类发展政策：（1）对于需要关闭的小规模学校，应在学生分流、校车服务、校产处置等方面实施配套政策；（2）对于过渡期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在校舍稳固、儿童安全、师资供给等方面保障儿童合法权益；（3）对于永久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当在经费投入、师资配置、基础建设、设施设备和学校管理等方面实施倾斜性政策，促进农村小规模学校特色化发展。
第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立足本土，重视农村教育的特色化发展。当前，随着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开展，农村学校在硬件上已有很大改进，但农村教育如何办出特色却是今后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农村教育只有扎根本土，开门办学，与自己所处的社区相联系，认识农村本土的文化，才有可能办出特色。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盲目仿照城市教育的办学模式，而忽略了自己的本土特征。“当城市的幼儿园注重生态教育，走进大自然，带领儿童体验大自然时，农村的幼儿园却置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于不顾，学着城市幼儿园开辟植物园、种植角。当城市的幼儿园课程走向‘生成化’、‘生活化’时，农村的很多很多幼儿却被关在小小的教室里，用着小学生退下来的课本，按着小学生的作息时间与课表上课，没有活动，没有游戏……”由于一直以来受“离农”教育的思维束缚，我国农村教育已经丧失了文化之根，形成了不自觉的“向城性”。当前，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场域中，视农村学校为农村社区的“文化堡垒”。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随着农村面貌的改善，农村教育应当树立自信心，重新发现农村之美，发现农村之于城市之优势。这一点成都市蒲江县的探索是值得学习的。蒲江县在发展农村教育的时候，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性地开展了以“自然、绿色、融合、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田园教育。大力整合普通中小学教育和社区教育资源，建立了“一校挂两牌”的学校运营机制，逐步探索出“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学校与茶叶产业相结合，“学校内外都是茶园，茶园处处皆教育”，不但使学校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推动了当地茶叶产业的发展。成为农村学校服务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反哺农村社会的典型缩影。当然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并非仅靠教育的创新就能完成的，乡村教育中呈现出的“文字上移”的无助情形，也并非能靠教育改革就能够挽回的，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中，才能从根本上认清和理解“文字上移”的原因。“中国社会正在从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其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也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更不用说城镇居民了。正是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既然人的生存越发不依赖于乡土，人们生活的重心越发远离村落，那么，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这一趋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身上将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坚决。”
二、以城带乡，推进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传统的城镇化以重城轻乡为基本发展取向，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不顾及农村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差距巨大。而新型城镇化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发挥城市在农村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强调以城带乡。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当前我们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挥城市教育的引领作用，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农村，带动农村教育的同步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一方面，采用结对联动的形式，向农村教育输出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师资源，带动农村教育的发展。如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注重顶层设计，按照其特殊的城市三圈层经济地理结构，提出了“全域成都”、“三圈一体”的发展理念，将三个圈层的教育发展当成“一盘棋”来考量。利用处于第一圈层的城区优质教育去带动处于二、三圈层的薄弱教育。2010年成都市教育局的《关于深化城乡学校结对发展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中心城区学校对第三圈层学校的帮扶计划，由第一圈层的学校与第三圈层学校结对发展，锦江区与青白江区和金堂县学校结对，青羊区与蒲江县、崇州市学校结对，武侯区与崇州市和新津县学校结对，成华区与大邑县学校结对，金牛区与邛崃市学校结对，高新区与都江堰学校结对。除此之外，各个郊区（县）的城区学校还要与农村学校结对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主城区—郊区城区、郊区城区—农村地区这样两个辐射圈，构成了全域成都教育发展的独特模式。结对互动的内容主要包括：学校管理、教学教研、干部教师、德育工作等。成都市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并于2013年9月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通过教育部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认定的城市。另一方面，在政策设计方面，要进行城乡教育的一体化设计，缩小城乡教育的人为差距。如苏州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时候就提出“六个一样”，即“校园环境一样美，教学设施一样全，公用经费一样多，教师素质一样好，管理水平一样高，学生个性一样得到弘扬”。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时，着力从六个方面的一体化入手：发展规划城乡一体化、办学条件城乡一体化、队伍建设城乡一体化、教育质量城乡一体化、评估标准城乡一体化、教育经费城乡一体化，尤其在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方面，探索出了“县管校用”的模式，打破了学校对教师的“一校所有制”，打破了教师“从一而终”的模式，让校长教师真正“流动”起来，为城乡教育的顺利交流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创新机制，推进城市教育的校际间均衡
城市中的择校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而出现的，城镇化在其中起着很大的助推作用，可以说城镇化加剧了城市中的择校问题。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一方面农村出现了“空壳校”，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中本来就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加紧缺。因此，扩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促进城市学校间的校际均衡，也成为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之一。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在推进校际教育均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探索出了不少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均衡的机制。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名校集团化和学区管理制两种方式。
第一，名校集团化。名校集团化是一个区域的名校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为实现名校优质教育的输出与薄弱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升，将区域内一些较为薄弱的学校纳入名校的治理下，采用分校的形式，使名校与薄弱校形成名校集团这种学校共同体，以名校为龙头，在教育理念、学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术、教育评价、校产管理等方面统一管理，实现管理、师资、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名校集团一般有一定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包含了政府、名校和分校三者的权力和利益，其中政府起协调作用，名校本部起主导作用，分校起主体作用，分校在名校本部的帮扶下成长。在我国，杭州市较早地对名校集团化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有益的经验。杭州名校集团化的探索始自20世纪末。1999年，浙江大学附属小学———求是小学接管了城西新建小区配套学校———竞舟校区，拉开了全国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序幕，2002年10月，浙江省首个公办基础教育集团———杭州求是教育集团在西湖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化为目标的公办基础教育集团。在总结求是教育集团等名校连锁办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杭州市将“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作为推进教育均衡的重要手段，并有力地推动了杭州市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在杭州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同时，全国一些大中小城市也开始了运用名校集团化模式来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如成都、合肥、济南、哈尔滨等，均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第二，学区管理制。学区管理制在有些地方又被称为“大学区制”（如西安）或“联合学区制”（如天津）。与名校集团化类似，学区管理制也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面，迅速提升薄弱学校教育质量的一种很好的尝试。“学区化管理”是按照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状况和行政区划，以街道为单位划分若干学区，每个学区都有各级各类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建立资源共享信息平台，实现学校设施设备资源、课程资源、人力资源共享，使学区间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以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学区制的学校一般由教育行政部门指定一所优质学校为学区长，吸纳3至5所同类型、同层次的相对薄弱的成员学校，就近合理组建成为一个大学区。纳入大学区管理制改革的学校，可通过紧凑型、松散型或混合型等多种形式，实现捆绑式发展。在我国，北京市东城区较早地开展了学区制的改革，从2004年10月起，东城区开始在和平里学区进行学区化管理试点，根据东城区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和街道行政区划，将全区10个街道划分为5个学区，东城区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广州市越秀区的学区制改革也较为成功，越秀区学区制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共享、两个建立”，即共享学区教学资源、共享教师人力资源、共享合作发展平台，建立学区管理体系、建立学区评价机制。此外，近些年很多城市都开始推广学区制改革，如天津、郑州、贵阳、武汉、西安、长沙等。
四、关注弱势，推进城市教育服务的均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