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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众多关注。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以后，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问题更成为了人们舆论的焦点。
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种种考虑，英国国内各阶层对是否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MonetaryUnion，简称EMU）存在不同看法。如何看待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成为决定英国能否加入欧洲写作硕士论文货币联盟并最终投向欧元区怀抱的关键。英国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之一，对欧元保持着观望的态度，不仅对英国国内经济、欧盟经济，甚至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008年1月1日，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同时加入欧元区，从而使欧元区成员国从13个增至15个，区内整体实力不断壮大，欧元的国际地位也正在不断提升。与欧元区良好的发展态势相比，英国近年来经济却一改往年“运行良好”之态势，渐呈疲软迹象。
本文首先简略的介绍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最佳货币区理论（OCAT）。然后回顾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并简要的介绍了英国与EMU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入手，综合分析英国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对英国、欧元区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
关键词：英国欧洲货币联盟；最佳货币区
引言
一直以来，英国何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话题。英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政策问题，近年来严重困扰着英国的内政与外交。前梅杰保守党政府，曾在谈判制定《马约》的过程中为英国争得由英国议会最终决定是否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例外权”。布莱尔上台后，对欧洲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在货币联盟问题上，坚持以英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重申英国不大可能在1999年1月作为第一批成员加入单一货币。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有关货币联盟问题的讨论，为英国最终加入单一货币进行舆论和组织准备。面对已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欧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写作硕士论文虽然屡屡试图推动本国加入欧元区，但每次总是无果而终。对欧元态度冷淡并以“五项经济测试”标准使英国置身于单一货币之外的前财政大臣布朗2007年6月接替布莱尔出任新首相，也使英国短期内加入欧元区变得更为渺茫。英国政府至今对何时加入欧元区仍然没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英国对欧元消极观望态度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及其创建、发展历程，之后介绍了英国与货币联盟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英国不加入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对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一、货币一体化相关理论概述
（一）最佳货币区理论
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学家或赞成或反对。但有趣的是，他们赞成或反对的主要依据都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开创的最佳货币区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其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章将着重介绍最佳货币区理论并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所谓最佳货币区（OptimumCurrencyAreas，OCA）是指一种“最佳”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佳”是根据维持内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定义的。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最佳权衡点，就算达到了内部平衡。外部平衡既包括区域内部的国际收支均衡，也包括与区域外的国际收支均衡。
蒙代尔在论文中将最佳货币区域定义为：受对称性冲击影响的地区所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这些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他指出，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而区域之间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构成一个货币区，这样的区域可以采用单一货币或者将区域内各地区的货币汇率固定，从而组成最佳货币区。需求转移是引起写作硕士论文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后者只能通3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浮动汇率是不同货币区之间的均衡机制，而生产要素流动则是货币区内的均衡机制。
蒙代尔之后，不少学者对最佳货币区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他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最佳货币区的判定标准，另一方面是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最佳货币区理论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程起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二）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最佳货币区理论除了说明有关国家应组成货币联盟的一些特征外，还力图阐明一个国家加入货币区域的代价与收益。欧洲货币联盟是最佳货币区理论的重要实践，本节将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1．欧元启动的成本分析
从成本角度看，欧元启动可能会给各成员国带来以下损失：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最优货币区；货币金融合作
中图分类号：F82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2-0077-03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增强丁东亚各国进行货币金融合作的意识，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及欧元的诞生，关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及“亚元”的研究日益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而基于货币金融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最优货币区理论”。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衡量标准
最优货币区(OCA理论)是指一种“最优”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优”是根据保持内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定义的，如果一个货币区内的成员国由于遭到经济冲击而形成不同程度的不均衡时，货币区内有充分的调节功能使成员国不用内部汇率的调整实现外部均衡，同时实现国内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目标，即内部目标，那么这些国家所组成的货币区就是“最优货币区”。最优货币区理论所关注的关键问题是由于放弃汇率调整而产生的宏观经济内部调整的成本。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最先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并且认为地区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判断一个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随后，一些经济学家纷纷撰写论文分析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
1．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蒙代尔在他的论文中指出，如果劳动力和资本能够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当面临不同程度的冲击时，经济不均衡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恢复，这样就降低了名义汇率调整的必要性。
2．名义工资和价格弹性。如果名义工资在要成立货币区的国家中是有弹性的，则在国家间面临不对称的冲击而造成经济不均衡时，可以通过名义工资的调整来实现。因为，如果价格和工资在整个区域内，随着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进行浮动，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的地区就应该通过固定汇率联系起来。价格和工资的完全弹性会使各个市场的供给等于需求，在出现影响地区间国际收支的扰动时，可以迅速地进行调整，而不至于引起失业和通货膨胀。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
3．经济开放度标准。这一标准是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蒙代尔论文的基础上提出的。麦金农认为，经济开放度与浮动汇率的有效性成反比。经济开放度指一国的贸易商品占非贸易商品的比率，这一比率越高，则该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就越高，这时浮动汇率用于调节外部不均衡就显的没有必要。可见，在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国家，运用浮动汇率来调节经济就会失效，参加货币同盟的成本就会较低。
4．相对称的冲击。对称冲击指对不同经济体产生相似或类似的冲击，非对称冲击指对不同经济体产生不相同的冲击。如果一国同货币区内的其他国家具有相似的经济周期，并且在供给和需求等经济冲击上也具有相似性，则采用共同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并且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就会较低。
5．产品多样化。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抵御冲击能力越强，与不同的国外需求冲击具有交叉抵消的机制，足以消除整体冲击，不需要汇率机制的调节机能；多样化程度低的国家，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应联合起来组成货币区，对外实行灵活有弹性的汇率安排。
6．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美国经济学家伊格拉姆认为金融一体化应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这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引起利率较小的波动就会带来大量的资金流出流入，从而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国家之间可以组成货币同盟。
7．通货膨胀率的趋同性。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个国家通货膨胀率的不同会造成名义汇率的波动，这就会影响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从而带来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因此，如果国家间的通货膨胀率较低并且相似，则国家间的汇率会很稳定，这时国家之间组成货币区的成本就会小些。
8．财政支付一体化。如果国家之间能够建立起一体化的财政支付系统，则运用汇率浮动来调节经济的不均衡就没有必要了，因为财政的自动转移支付机制或财政政策的积极主动支付转移，会给遇到负面冲击的国家带来补偿，用于其恢复均衡。
9．政治一体化。经济学家Mintz认为：“货币一体化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是国家间政治一体化的意愿”，因为政治一体化可以维持国家间的合作和对话，加强国家间的制度化联系纽带，在货币区成功的诸多因素中，政治因素主导经济因素，并且如果在货币区内有一个区域性的主导大国来维持货币合作，或者说在国家间有一个广泛的制度联系网络来使成员国都可以容忍货币丧失带来的成本的话，就更容易持续成功的维持货币区。
以上这些都是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的最优货币区形成的标准，但是对于这些标准是存在争议的。
二、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经济基础
(一)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越高，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或单一货币的成本越低。这几年来，东亚地区劳动力、资本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正在提高，首先，在直接投资方面，有40％的直接投资来自东亚区域内部，并且日本往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占其总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这说明了东亚地区资本的流动性已经大大增强，并且有利于东亚地区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其次，在劳动力流动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东亚地区内移民只有100万，到1997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了6513万。随着东亚各国家经济合作的加强，这一趋势会不断加强。
(二)名义工资和价格弹性
区域内的国家遭受外部冲击时，若该国工资和价格弹性较大，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可以通过工资和价格的自由浮动来解决，从而不存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因此，用汇率来调节经济就没有必要了。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价格引导稀缺资源的配置，当供给和需求出现不平衡时可以通过价格的自由浮动来解决，市场的总趋势是达到出清状态。因此，价格和工资具有较大的弹性。东亚地区由于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工资和价格的弹性较高；并且东亚地区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存在着力量强大的工会组织。因此，东亚地区工资和价格的弹性还是比较高的。
(三)经济开放度及贸易一体化程度
东亚地区的贸易一体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并且同欧盟相
似。首先，区域成员对区域内的贸易依赖性很高，因为东亚地区内各国家所生产的产品具有明显的梯队形状，国家之间存在着互补的关系，这是由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不平衡所造成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较低，而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较高。其次，区域整体的内部贸易比重呈现增长趋势，区域贸易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加强。这得益于区域分工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跨国公司在区域的广泛投资。
(四)产品多样化
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抵御冲击能力越强，与不同的国外需求冲击具有交叉抵消的机制，足以消除整体冲击，不需要汇率机制的调节机能；多样化程度低的国家，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应联合起来组成货币区，对外实行灵活有弹性的汇率安排。从以上的贸易一体化标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单个国家的产品多样化程度还是比较低的，东亚各国家之间的贸易依赖性比较强，并且各国家所生产的产品具有明显的梯队形状，互补性较强。例如，有些国家主要生产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些国家主要生产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等等。因此，东亚地区符合这一标准的程度较高，应该联合起来组成单一的货币区。
三、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存在的障碍及对策
1．从内部环境来看，东亚地区经济条件差异太大，并且经济发展参差不齐。例如，亚洲“四小龙”与越南、柬埔寨甚至中国内地等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有很大的差距，各国的经济利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当进行货币政策的协调时很难达到意见的统一，或对政策的协调进行妥协。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国反对东亚地区成为一个最优货币区，欧元的诞生是欧盟各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欧盟各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是一个声音，在诸多利益上与美国有分歧。若东亚地区成为一个最优货币区，需要东亚地区高度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在欧元越来越强势并打乱了美元一统天下的情况下，美国当然不希望世界上再出现一个强大的货币区与美元抗衡。
2．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来看，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不完善，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比较低。这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来，主要表现：(1)东亚地区缺少一个有固定收益的证券市场，进行长期投资的企业无法发行自己的固定利息债券，只能向银行进行短期贷款；(2)东亚地区除了中国香港外，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低，并且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也较差；(3)东亚地区金融市场的规模还很小，并且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监管机制；(4)东亚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的限制还是很多的，有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至今还没有开放，即使资本项目已经开放的国家，在一些细节上还存在着许多限制。因此，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东亚地区还不具备单一货币区所需要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
3．从东亚整个整体看，这里缺少一个实现货币区域合作的轴心国，就像欧盟中的德国那样的国家。中国对于货币金融的合作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但至今没有明确的行动，再加上中国致力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明显的意愿改变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日本的经济实力近几年一直在下降，并对区域内经济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在加上日元的不稳定，日本也不适宜成为一个轴心国；至于韩国，始终没有表现出一个积极的态度。所以，东亚三大经济大国都不适宜成为一个轴心国，更不用说那些小国家了。
因此，从目前来开，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基础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为了进一步加强本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应采取如下措施：
1．促进经济一体化
东亚地区应进一步加强经济金融合作，在区域内进一步放开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这样不仅可以进一步达到建立货币区合作标准的进程，而且还能够促进各国宏观经济的对称性，所以，任何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努力，都会使该地区向最终建立货币区发展。
2．建立汇率合作机制
在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中，还没有设计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的合作，如建立双边的或多边的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的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还没有形成汇率目标区的计划。东亚地区应形成一个严格的汇率目标区计划，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并且货币合作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贸易合作，贸易合作又能反过来促进货币金融合作，这是进行货币金融合作的一个关键的步骤。
3．完善金融市场的建设
上面已经分析过东亚地区金融市场的建设还不完善，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比较弱，这从上世纪所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得出来。应努力改变目前金融市场建设不完善的状态，在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过程中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加强信息披露，并且各国也应该同时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使东亚地区形成一个高度完善、法制健全的金融市场。
4．形成一个轴心国
上面已经论述过，东亚地区缺乏一个像德国那样的轴心国。在这一方面，东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国家一中国、韩国和日本都可以作为一个轴心国。日本要想成为东亚地区经济金融合作的轴心国，应该清醒认识自身的政治问题，并且加强自身经济的稳定；中国要想成为东亚地区的轴心国，应该进一步加强经济建设，完善金融市场，努力处理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情况，并且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不断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韩国要想成为东亚地区的轴心国，应该表现出足够的积极态度，并加强自身经济的建设和稳定，完善自身的金融市场。
[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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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力臻，焦百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J〕.东北亚论坛，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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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钟伟.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三个层次(J〕.经济研究参考，2001.(47).
【论文关键词】 经济体系 国际贸易。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 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 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中 华 励 志 网 Www.ZHLzw.Com] 二、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②要素流动的程度;③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④商品多样化的程度;⑤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⑦财政一体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 。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作为全球化的核心，跨国公司总体上毕竟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反映了当今世界资本和技术流动快而劳动力相对不流动趋势下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竞争的需要。笔者认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影响，与其说取决于跨国公司，还不如说取决于本国的政策。对跨国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须予以限制。而且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商业行销、科研开发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巨大复合体，是一种时代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才能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
[摘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趋势对东亚货币合作提出了迫切要求，东亚国家在金融领域暴露出的金融体系脆弱性也要求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在当今世界上三个最重要的区域经济集团中的两个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的情况下，建立东亚货币区应该成为东亚货币体系改革的长远目标。本文首先介绍了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进而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三种区域货币合作模式，最后着重阐述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东亚货币合作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的货币体系，这就决定了在当前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货币一体化就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研究热点，并已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1.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简称OCA）起源于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优劣的争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用什么标准判断货币区的最优性，满足何种条件可以加入货币区，以及加入货币联盟、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利与弊。最后货币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尔（1961）、麦金农（1963）、英格拉姆（1962）、凯南（1969）等。
蒙代尔（1961）最早明确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主张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在当时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一些国家可以放弃自己的货币，在本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货币。这一设想的优点是降低了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汇率风险，缺点是容易造成实际工资下降，影响就业，因此他强调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认为地区内高度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1963）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开放程度是指一国生产消费中的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率。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中，如果为了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采用本币贬值政策势必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以至于带来国内物价的上涨，但为了控制物价，又会引发国内需求下降和失业人口增加。同时由于“货币幻觉”的作用，还可能造成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抵消货币贬值的效果。因此，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应该组成相对封闭的货币区，这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此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关于最优货币区选择的参照标准，如：凯南（1969）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英格拉姆（1969）以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莱明（197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程度、爱德华·托尔和托马斯·威莱特（1970）以政策一体化程度等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末，这一理论又重新复活起来，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有关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90年代以来，欧洲经货联盟（EMU）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加强了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罗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罗和恩格尔（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早期的OCA理论建立模型分析，并运用大量历史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评估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测定地区间实物冲击、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OCA标准的内生性分析、货币联盟与政治联盟的关系、汇率工具的效应、货币联盟中最优币种数目以及其他相关的货币调节机制，主要包括财政转移、信贷及资本市场在最优货币区的作用等问题。90年代克鲁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尔和麦金农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最佳货币区理论，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释加入固定汇率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应比较接近并且经济联系紧密，这样发生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货币区经济发展趋于稳定。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以来，对国际货币一体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蒙代尔由此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又得到了极大拓展，克鲁格曼（1993）甚至认为“最优货币区问题应当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的中心”。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三种模式
1.单一货币联盟模式
单一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区域内成员国承诺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在区域内创立和使用全新的统一货币模式。目前最为成功的典型实例即欧元区统一货币模式。从欧洲货币联盟内部来看，由于使用共同货币，形成统一大市场，欧元区各国之间能真正实现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转移，使各国资源能够更好地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时，按照《马约》的四个趋同标准，加入欧元的国家应自觉维护财政纪律，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以维护统一货币的稳定，促成成员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欧元启动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元的结算量已经上升到24%，从中期来看，世界金融资产的30%～40%将以欧元计价，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将增加，这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局势和国际货币体系。
2.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先通过地区内次区域货币合作，然后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近期，建立危机救助机制；中期，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远期，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3.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种别国货币，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的事实选择下，最终直接取代本国乃至本地区的货币，发挥区域货币的职能或作用。这种货币一体化方式又被称为美元化路径。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许多国家目前仍选择显性或隐性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名义锚”。同时，货币替代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现象，许多拉美国家实行“双轨货币制”，即本币和美元都是国内的法定通货，有的拉美国家甚至取消本国货币直接使用美元作为其本位货币。在东亚，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影响在东亚次区域采取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只要各国愿意接受这种货币，就可以在该区域采用它作为次区域的共同货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1.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原因是“亚洲传统”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渐进性。这种独特的“亚洲传统”是指东亚合作的灵活性、渐进性、协商性和非政治性。灵活性是指东亚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统一市场进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建立统一货币体系等方面不强求一致；渐进性是指东亚各国经济差异较大，可以分批加入货币一体化组织；协商性是指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进程；非政治性是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和国家统一等问题，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多讲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不讲或少讲政治，不谋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以上这些“亚洲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东亚区域经济货币合作，使这一进程变得十分缓慢和渐进，充满艰辛，这也是东亚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2.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
笔者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可选择如下路径，并分为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
(1)初级阶段——建立危机救助机制
东亚货币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新的金融危机，在东亚建立某种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是近期东亚货币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14个亚太地区经济体的财政部与央行主要官员在马尼拉亚太地区高级财政金融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新机制的设想，又称“马尼拉框架协议”，在APEC范围内建立了“马尼拉框架”集团，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及IMF协作进行经济信息交流与经济形势监控，并确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此外，东盟（ASEAN）10国强化彼此的监督机制，10国财长每年聚会两次，进行政策协调。这一监督机制后被扩展到“10+3”监督进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财长会议上提出了设立“10+3”早期预警系统。2000年5月6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又称“清迈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将达到200亿至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其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只要东亚外汇储备中的10%至20%被用来作为地区基金，参加的国家就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偿危机，而不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任何帮助。一旦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将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同时还将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同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和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在东京签订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合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显示旨在稳定亚洲地区货币的合作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2)中级阶段——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能在短期内解决外部冲击与金融危机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东亚地区的金融不稳定，也难以保证东亚经济在长期内的稳定增长，因此建立一整套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现阶段东亚汇率合作的合理选择既非欧洲单一货币模式，亦非“美元化”模式，而应当选择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组建一个货币篮子，亚洲各国货币钉住一篮子货币。应当承认，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汇率制度，容易诱发投机冲击，但由于东亚目前尚不具备高层次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条件，只能开展低层次的区域汇率合作制度。当前东亚各经济体实行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隐蔽的较金融危机前宽松的钉住美元制度，或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它虽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承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东亚各国应在汇率制度安排方面进行协调与改革，建立起区域性的汇率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阶段：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汇率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建立次区域的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促进次区域汇率稳定；在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和日韩经济圈的三个次区域之间建立固定汇率制，实现次区域货币一体化；建立整个东亚区域钉住共同货币篮子制，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
关键词 CFA CEMAC WAEMU 经济增长
一、前言
非洲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很小，但最近几十年来，这一比例有了新的趋势。最近几年，贸易份额比例小幅度上升。在这一时期，非洲的工业制成品和食品的出口也有所下降，而矿物质和其他农产品的出口增长，不仅反映了其工业化和外向型农业生产，也反映出其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尤其是矿泉资源和石油出口。
原材料的需求和供给不断上升和国际贸易开放的情况，似乎能消除与经济增长、非工业化以及国际价格波动有关的缺陷。因此，这些新的变化对SSA（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对两个区域CEMAC和WAEMU（中非和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具有新的贸易机会和增加进出口贸易的来源。
实际上，非洲的进出口贸易不像几十年前那样高度依赖于发达国家的需求，或者20世纪80年代时所遭遇的债务危机。随着亚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作为非洲的重要贸易伙伴，SSA的贸易一体化降低了非洲国家（SSA）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例如，从2000年到2008年之间，非洲与发达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份额从74%下降到61%（UNCTAD，2014）。
本论文主要研究和分析中非和西非（CEMAC and WAEMU）联盟地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本论文的目标是要用OLS+稳健法比较中非和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之间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余的工作分为：在第二节中，我们将介绍这两个经济地区的一些特点（共同点和差异点）。第三节将要回顾一下前人工作的重要文献。第四节将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第五节将总结并给出本论文的结论。
二、中非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历史和经济状况
（一）历史
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缩写CEMAC）非经济与货币联盟（WAEMU）是两个不同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组织。两个联盟（MAC和WAEMU）是该法郎区域的成员，法郎区域有15个国家成员。②
作为以前的货币地区和货币合作机制，非洲法郎（CFAF）包括科摩罗法郎货币未受影响。CEMAC包括6个国家（喀麦隆、中非共和国（缩写CAR）、乍得、刚果、赤道几内亚、加蓬）。该地区拥有4780万人口，该组织的主要目标包括促进合作，促进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如资本流动性和人力的流动性。
此外，该条约的其他目标为：协调成员国家的经济政策，监测成员国（包括金融与货币政策）的经济收敛（包括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部门政策，逐步创建同一市场。CEMAC成员国家在区域内使用同一货币，但是，CFAF又与CEMAC和WAEMU的区域不同，它们使用的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缩写CFAF）也成为非洲法郎，有不同的代码，该区域货币的代码是（XAF）。CEMAC的条约国家于1994年被批准，但是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早期成立于1919年的殖民时期非洲赤道法语联盟（AEF）。③
（二）经济货币联盟经济状况
正如克鲁格（KRUEGER 1980年）所表示，对传统策略出口贸易导向的国家，一般都经历了快速增长的传统出口产品，但非传统出口产品也快速大幅度增长。为了确认KRUEGER的结论，可以看出两个地区国家经济的主要部门对GDP的份额，其经济的一级部门的份额都远远高于第二级部门。亚洲的崛起和亚洲国家对原材料需求的增长，对非洲国家的出口贸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70～1979年间到2000～2008年间，SSA（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东南亚成员国家（ASEAN）还有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从6%增加到12%，在同一时期，非洲与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量从69%下降到61%。再加上投资的增长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例如，从1990～1999年间与2000～2011年间，在整个非洲的投资率（包括资本形成和外商直接投资）已经从17.7%上升到18.7%。WAEMU和CEMAC的成员国家的投资总额增加了。
关于通货膨胀，这两个地区在整个非洲（SSA）的通胀平均水平相当低。2008年CEMAC的通货膨胀率到5%，而WAEMU的通货膨胀利率达到7%。虽然这个水平比其他非洲国家（SSA）的平均水平还低，但是两个水平已超过两个联盟通货膨胀的最高水平。④虽然在平均水平的情况下，CEMAC与WAEMU的通胀与其他SSA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起来相当低，但是两个联盟的有些成员国家里的通货膨胀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三、实证分析
（一）分析法
本论文将从理论上解释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将使用数据做出实践研究。本论文使用两个地区（CEMAC和WAEMU）做出一个比较的实践研究。上面我们讨论了理论上，投资、经济开放度（作为全球化的指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随之我们也给出几个实践研究的结果。本论文主要利用面板数据和OLS+稳健法，研究从1970年到2014年CEMAC和WAEMU的成员国。
（二）数据的来源
本论文的变量包括汇率（ER）USD/CFAF美元对非洲法郎GFCF（固定资本形成总和）FDI（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开放度（OPEN），出口（EXPORT），通货膨胀（为国内生产总值紧缩指数），净官方发展援助（NODA），农业产品增加值占（AGRIVAL）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UNCTA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数据库）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三）研究定界
本文着重研究SSA的两个地区：中非和西非经货联盟（CEMAC和WAEMU）。以前研究SSA（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考虑到两个地区的一些相似性和差异，本论文想补充以前的研究。除了使用共同货币之外两个地区的宏观政策，其是货币政策的收敛水平似乎一样（法国银行报告）。所以本论文在WAEMU的模型中（模型I）进入了农业产品占GDP的比例的变量。
（四）模型的设计
由于本论文的目标是研究CEMAC和WAEMU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利用下面两个模型。CEMAC和WAEMU模型的差异在于农产品的变量。因为有些CEMAC国家的出口石油占DP的数据很少，甚至有的没有，所以在模型当中没有加上其变量。
四、模型的介绍
考虑CEMAC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时，模型没有加入农业产品占GDP份额，因为CEMAC似乎出口石油或者矿泉资源。有些CEMAC国家的石油出口是从1998年和2000年开始的，如赤道几内亚和乍得。其中，只有中非共和国（CAR 为（CENTRAL AFRICAN REPUBLIC）缩写）不出口石油。因此，此模型没有区分石油出口产品的种类所占GDP的比例。为了研究WAEMU影响GDP的决定因素，在第I个模型中再加上一个变量，也就是说农业产品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于CEMAC中农业产品占GDP的比例很少，甚至有的没有数据，所以在第II个模型当中我们忽略了这个变量。
一模型是这样设计的：
LnYit=β0+βiLn（Xit）+?t （i=1 …6） （1）
其中，Ln=自然对数，Y=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国家，?t=误差项，Xi=为解释变量。
关于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WAEMU）的模型：模型I。其模型是这样考虑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β8LAGRIVAL+?t （2）
其中，LGFCF是资本形成总和占GDP比例的对数，LFDI是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例的对数，LEXPORT是出口占GDP比例的对数，LOPEN是贸易开放度（贸易总和占GDP比例乘以100的对数），LER是汇率的对数，USD/CFAF是美元/非洲法郎的对数，LINF是通货膨胀的对数（国内生产总值紧缩），LNODA是净官方发展援助占GDP比例的对数，LAGRIVAL是农业产品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对数，所有的变量都是用自然对数的。
我们使用OLS回归+稳健法，因为它会处理自相关和异方差的相关问题。陈强（2015年）和杰弗里M.伍德里奇（2010年）。
关于中非经济与共同体（CEMAC）的模型：模型II。其模型是这样设计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t （3）
其中的变量与第一个模型的变量一样，但是不包括LAGRIVAL这个变量。
（五）结果分析与和讨论
第二个模型（CEMAC）的拟合优度R2等于86.99%，第一个模型（WAEMU）的拟合优度R2等于66.1%，两个模型都没有问题。因为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超过50%，这意味着两个样本回归直线的解释能力都超过了50%。两个模型的F检验也是一致的，F检验在1%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F的概率=0，Prob>F=0.0000）。这表明两个模型的线性关系也成立，但是所有的变量都不是显著的。模型I和II当中有几个变量t检验的P值在1%、5%或者10%的水平下是不显著的。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R2-Between（R2-Between表明共同效应（common effect））大于R2-within（R2-within表个体效应（individual effect））。其结果表明两个模型之间没有个体效应的问题，证明了模型的齐性（Homogeneity of the models）。
五、结论
本论文的实践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且其变量对于两个经济与货币联盟来说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本论文的研究结果也发现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是WAEMU（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经济活动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对于CEMAC（中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不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两个区域内固定资本形成虽然对经济有利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一致的。两区域应该努力通过环境与政策优化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而且为了提高和优化固定资本的作用，也要努力优化经济政策。
净官方发展援助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而且在两个区域内结论是一致的。这个情况让我们考虑到经济结构和政府结构的绩效。该援助的目标应该是结束世界的极端贫困，增加储蓄和投资，以及提高发展国家的生活水平。因为援助对高级绩效的经济机构和政府更为有效，所以无论是在中非或者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国家（CEMAC 和WAEMU），都应该提高其机构的绩效，这样的话会优化援助的作用。
注释：①CEMAC：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WAEMU：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
②法郎区域包括15个国家。贝宁，布基纳法索，赤道几内亚，赤道比绍，多哥，刚果（布），加蓬，喀麦隆，科摩罗，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乍得，中非共和国。
③想多了解该组织可以查看cemac.int。
④CEMAC（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与WAEMU（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两个联盟有共同的通胀的最高水平，也叫收敛水平。这个水平是3%。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作者简介：PANDOU LONDHAT KRISHNA BARBE OSIRIS（中文名字：欧瑞），刚果（布）人，女，研究方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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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随着欧元作为欧盟单一货币取得的成功，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给人的深刻教训，东亚各国和地区普遍认识到加强区域内货币合作的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指出:虽然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加强货币合作，有助于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从而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应有的贡献。
跨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各自的条件及自身的经历体会到，无论是政治、国家安全还是贸易、金融货币领域，只有加强区域性统一行动，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护自身利益，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1999年以后，欧元作为欧盟单一货币的出现及其在世纪之交爆发的金融危机期间的稳定表现，本身就预示着区域货币合作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如此，连向来对区域经济合作持否定态度的美国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转而积极地投入到狂热的区域经济合作中来，并主导着拉美国家美元化的进程和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充分认识到加强本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
1.有助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实施货币政策协调，防范金融危机和进行危机后的自救。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东亚地区原有货币金融体制尤其是汇率制度的缺陷，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依靠地区合作的力量和通过货币政策协调，才能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IMF等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尽管有协调各成员货币政策的职能，但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进行及时救助的职能。而且，从本质上来说，IMF是为实现欧美国家加快对亚洲金融市场扩张目的服务的，这在其对亚洲货币基金方案的反对上表现的非常明显。因此，对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加强货币合作，不仅有其必要，而且可以加强彼此防御金融危机的冲击，防止在一个国家发生严重的货币问题后，其他国家自行其事，相互间采取竞争性的货币贬值，进而引起传染性贬值，加深货币危机的情况再次发生。
2.有助于东亚各国和地区摆脱美元化，建立一个更加符合区域利益的汇率制度。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汇率制度虽然各具特色，但基本上是钉住美元或与美元联动，这种做法有它积极的一面，如使本国企业和居民能够在本币和美元之间拥有更多的选择，进而通过这种竞争，促使本国货币当局遵守货币发行规则的约束;有利于金融深化，促进国内、外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降低本国金融的交易成本;可以防止本国资本外逃。但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资本大规模高速流动和美元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形下，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如削弱了货币的金融主权，使本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严重地受制于美国，导致了“金融殖民化”;进一步抑制了居民对国内、外产品的消费，产生了紧缩效应;随着货币替代程度的加深，导致汇率的波动幅度加大等。
3.有助于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作为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货币合作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发展阶段，而且还是一个渐进、缓慢的长期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货币合作不但不能脱离贸易、投资等基本经济合作而独立，而且必须以后者的发展为前提才能发展起来，进而又反过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目前，除东亚地区外，世界各种区域性经济集团先后涌现，并且先后都推出了各种由自由贸易区而关税同盟，再由关税同盟而货币联盟的方案，因此，货币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大势，并成为维系世界金融稳定的主要基础。
Robert A.Mundell在2000年曾经预言，在21世纪的头10年内，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世界很可能出现一个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为中心的稳定性金融三角，国际货币体系将会重归固定汇率制度。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正紧锣密鼓，而亚洲的货币合作却仍未付诸实行。如果在未来的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亚洲货币区可以脱颖而出，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不管Mundell的预言准确与否，对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未来可以选择的制度空间极其有限，要么成为其他两个货币区的附庸;要么成立自己的货币区。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致力于建立本地区金融、货币协调与合作机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理性选择，而且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最终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的贡献。
4.有助于节省国际储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的国际储备在持续增加，从1990年的3037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6625亿美元，再增加到2000年的11375亿美元。其主要原因是:浮动汇率下，货币危机的频繁发生迫使各国不得不大量保持国际储备，并且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或地区为了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不得不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频繁地对外汇市场进行对冲干预，以致国际储备日增，并重新回归到高频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如果实行货币合作，东亚各国和地区不仅可以节省国际储备，还可以把资金转用于国内发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资金分配格局。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能性
哪些东亚国家和地区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s，简称OCA)?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在选择最优货币区的可能参加国时，应注重考察生产要素流动程度、商品多样化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及政策目标一致性等因素。
1.要素流动性标准。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回顾欧洲货币合作的实践可以发现，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建立经济贸易联盟的前提条件。虽然没有足够的数据对东亚进行相关论证，但总的来看，东亚各国或地区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比较多，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迄今尚未放开，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被加强了。如马来西亚在1998年恢复了资本管制;日本虽然很早放开了资本项目，但其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的限制一直非常严格;同时，由于民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各国或地区对劳动力的流动限制也很严格，这使东亚地区无法通过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来熨平各国的经济波动。但是，相对于欧洲，东亚劳动力市场较为灵活，不仅干扰因素的规模比欧洲小，而且调整速度也要快得多，这说明东亚各国或地区比欧洲各国更容易对干扰因素做出反应。
2.产品多样化标准。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就越低，产品的多样化程度就越高。这样，对一个生产产品高度多样化的货币区来讲，当其遭受进口需求冲击时，由于单一商品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并且这种进口冲击还与不同的国外需求冲击之间具有交叉抵消的机制，因此，它具备推行固定汇率制的条件。目前，东亚各国或地区不但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极大，而且其产业结构的差异也极为悬殊，这无疑具备了产品高度多样化的条件。
其次，从各经济体对潜在干扰因素进行调整的相关性、速度及规模看，如果这种扰动因素是相关的，而且调整迅速，规模较小，那么他们就是OCA的较好候选国。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在估计了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双边需求冲击及供给冲击相关系数后发现，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需求冲击是对称的。
Taguchi(1994)则通过计算利率、消费品价格指数(CPI)等指标的相关系数，检验了外部冲击对东亚经济体、美国、日本影响的对称性，结果发现，在CPI指标上，东亚各经济体与日本相关性强;而在利率、股票价格等指标上，则与美国相关性强;不过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日本该指标的相关系数有所增强。因此，随着东亚各国或地区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3.经济开放度标准。根据重叠需求的贸易理论，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需求结构相似，使同质产品，尤其是制成品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加大，因而其内部贸易量也就比较大。这种区内贸易的扩大，不仅节省了交易成本，而且由于双边汇率变动对其的影响也要比替代产品贸易小得多，因此，随着制成品贸易所占的比重加大，贸易伙伴也就越愿意采用共同货币，共同货币给其带来的利益也会越大。“广场协议”以来，东亚区贸易额显著上升，尤其是对华贸易比重日渐上升，而对美国的出口则相对有所下降;另外，虽然在1997年东亚区域内贸易额所占GDP的比重低于欧盟同期水平，但由于经济增长较快和产业结构趋同，近年均呈增长态势，具有赶上欧盟的趋势。事实上到2002年，东亚也确实赶上了欧元启动前的水平，而且，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亚洲“四小龙”的贸易结构已经越来越接近日本，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贸易结构与亚洲“四小龙”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之中。总之，从经济开放度这个标准来看，东亚虽然与欧盟各国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由于近年来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增长很快，东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高，这些都构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4.政策目标一致性和通货膨胀率相似性标准。共同货币区成员国即使经济结构类似，外界冲击也是对称的，但如果各国和地区的政策目标不一致，那么他们之间就很难推行OCA。而衡量政策目标一致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通货膨胀率越相似的国家和地区，越具备推行OCA的条件。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标准方差较大，但是近几年有趋近的趋势，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基本具备推行OCA的条件。
三、东亚货币合作存在的障碍
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存在推进货币合作一体化的经济基础，有形成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但在目前要取得实质性进展，还存在相当大的难度，主要障碍有:
1.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当前，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日本居首，“四小龙”次之，东盟国家弱，总量相差极为悬殊。从人均水平看，则大致分为五个层次:日本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和澳门、文莱为第二层次;马来西亚和泰国为第三层次;中国和菲律宾、印尼为第四层次;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为第五层次。与欧盟和北美相比，东亚各国和地区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有较大差异，经济一体化的开放度也大大低于欧美各国。近年来，随着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发展，贸易的创造效应越来越明显，贸易的转移效应越来越淡化，经济开放度和一体化特征日益凸显，但是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2.东亚各国和地区内尚不存在轴心国。区域货币合作需要各国服从一种共同的货币政策，并以该政策作为各成员国制定政策时的“核心驻锚”。欧元区事实上是以德国货币政策为“核心驻锚”形成共同货币政策的，这是由德国的经济实力及德意志银行长期拥有的反通货膨胀信誉决定的。然而，东亚地区至今尚没有出现能为整个区域决定货币政策，并担当轴心国的国家。
“二战”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虽然不断在扩大，但日本在经济上的某些缺陷使其难以在该地区担当轴心国的角色。如日本国内市场狭小，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在国际结算、外汇市场等的地位大大小于其GDP及对外贸易在全球的地位。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元国际化又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中国和韩国或由于人均指标，或由于经济总量都还难以承担此项重任。东盟十国其内部本身就缺乏轴心国。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对美国的依赖性有所增强，但作为区域外的大国，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不可能考虑到经济差异极大的东亚经济体的需要，因此，以美国货币政策作为“核心驻锚”显然更难以胜任。
论文摘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东亚地区在总体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国深刻认识到，在全球不稳定的金融环境下，进行区域货币合作是有必要的。欧元的启动也为东亚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一个现实中的成功范式，东亚各国希望能够通过本地区的货币合作一方面降低金融风险，另外一方面促进区域内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本文将结合最优货币区理论，就目前东亚地区各国的一些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并试图说明东亚各国目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成立货币区的条件。
一、建立东亚货币区目前所具备的条件
1、经济对外开放度高，区域内贸易活跃。
东亚各国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普遍实施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各国经济都具有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另一方面，就区域内贸易比重而言，东亚是世界上仅次于欧盟的地区，区域内贸易比重达50%以上。从这方面讲，东亚具备了实施进行货币合作的条件。
2、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分析
汇率制度方面，东亚国家的汇率波动呈现高度相关性。根据IMF在1999年的研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5国的汇率波动高度正相关，其中，印度尼西亚与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汇率变动幅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5、036、，0.26和0.28。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泰国之间的汇率日变动幅度相关系数分别为0.28、0.31和0.35。
金融市场方面，伴随着东亚各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和金融国际化的浪潮，东亚各国的金融市场已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东亚各国的金融市场也日益联系成一个整体。尤其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
3、通货膨胀率分析
就通货膨胀率指标而言，东亚国家(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是较低的。Kwan计算了东亚国家(地区)1982—1996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低于西欧各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6.1%。就各国通货膨胀率的标准差而言，东亚也比西欧小。①所以，按照“通货膨胀相似性”的标准，东亚地区可以说存在着与欧盟一样具有最佳货币区的某些特征。
4、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致性及外部冲击的对称性
如果外界冲击对货币区内各国的影响是对称的，可采用同样的(或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各国就不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
首先，东亚诸经济体的经济周期较为一致。这主要是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东亚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其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的波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随后的20年里，随着东亚内部贸易和投资的增长，这种联系逐渐弱化，东亚经济体间的波动同步性增强。
其次，在金融体系的构成上，东亚国家和地区也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都属于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银行主导型体系，因而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上具有一致性，有利于货币一体化时货币政策的统一和协调。
再次，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对潜在干扰因素进行调整的相关性、规模及速度来看，如果各国(地区)的扰动因素是相关的，规模小且调整迅速，它们就是货币联盟的较好候选国。IMF的经济学家Bayoumi和Eichengreen②把东亚各国同欧盟受外部冲击的对称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区分了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他们对东亚1972—1989年外部冲击对称性的研究成果表明:(1)东亚的供给性冲击规模和欧盟是相同的。(2)需求性冲击欧盟是东亚的2倍。(3)在调整速度方面，也许由于东亚拥有较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东亚的调整速度是欧盟的两倍。(4)在供给性冲击中，也有两组国家(地区)供给性冲击颇为类似，一组是日本、韩国、中国台北，另一组是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
5、政策目标的相似性分析——政策一体化
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各国政策协调越容易，较深层次的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参加货币区后，成员国丧失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调控自身的经济。但各国不同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就业状况可能导致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手段，从而使各成员国之间难以维持其固定汇率。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重要指标有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赤字占GDP比率和国债占GDP比率。
1996年底，欧盟各国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明确规定了成员国必须符合预算赤字占GDP低于3%，国情占GDP低于60%的标难。1998年欧盟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3%和73.9%。与欧元区相比，东亚在这两项指标上，表现甚至优于欧盟国家，表明东亚各经济体有可能进一步合作，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目标。
二、建立东亚货币区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
进行深层次的货币合作，尤其是建立统一货币，要求各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否则无法承受统一货币带来的国家间物价水平趋同。欧洲之所以能够实行单一货币，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各国普遍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且国与国之间差异较小。
而对于亚洲而言，国与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并且根据历史数据显示，这一差异并无缩小的趋势。由于实施共同货币后各国会出现物价趋同，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存在从根本上限制了货币合作的可能性。
2、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低
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就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而东亚各国或地区对生产要素流动性的限制比较多，即使是流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资本的流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放开，可见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被加强了，如1998年马来西亚曾一度恢复了资本管制。
除了资本的流动外，劳动力的流动在东亚各国间也受到限制，与欧盟已经基本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同，东亚各国或地区对人员的流动要求非常严格，加上宗教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难上加难，种种原因都使得东亚地区无法通过劳动力的有效流动来改变各国非对称的经济波动。虽然亚太经合组织及东盟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已有一定进展，但由于签订的协议对各国不具备约束力，因此，东亚各国的生产要素流动要达到欧盟的程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只有较高的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加以配合，东亚货币区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4、政治基础薄弱是东亚货币合作的最主要制约因素
从目前看，与欧洲相比，东亚货币合作的困难主要在于政治体制方面。任何形式的货币合作，首先都是一定程度的政治联盟。国际货币合作是艰难的，要受到很多敏感因素包括政治、民族情绪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因为区域内部的国际调节涉及到生产、分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这已超出了货币金融的范围，它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进行协调，甚至要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尤其是货币主权，执行某些共同的政策，建立统一的协调区域内部经济政策的机构。例如，欧元成功启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族主义的削弱，法国和德国摒弃前嫌，与其他国家一道组成了政治联盟，携手共建欧洲。但这些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目前及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东亚是很难具备的。东亚各国关系中的历史因素非常复杂，而且最有可能在东亚货币合作过程中发挥主导力量的日本在过去战争问题上的态度，使得其无法在东亚各国中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可以信任的大国的形象，同时，日本这几年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抬头，使东亚各国对日本充满戒心。而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实力还是自身金融体制发展水平上采讲都远不具备主导东亚货币合作的基础。
三、建立东亚货币区的可能途径
通过本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可预见的将来，东亚地区尚不具备实行单一货币的可能。必须首先通过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并以此促进地区内大国间政治关系的发展。然而，区域货币合作作为区域内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的需要，东亚地区可以通过次区域合作进行实现。现在看来，在东亚地区以下次区域内实行货币合作乃至建立单一货币是存在可能性的
1、东盟货币区
东盟是东亚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2002年1月3日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东盟内最富的6个国家(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尼)降低了关税(几乎所有的商品关税都降低到了0至5%)，这6个国家的贸易额之和占东盟贸易额的96%，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等四国也计划在十年内加入该自由贸易区。东盟主要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同时具有很高程度的经济及政治一体化程度，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和东盟各国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东盟的货币一体化在东亚地区具有最大的可能性。
2、人民币区
这里主要指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在内所形成的“大中华货币区”。随着大陆加入WTO，大陆、港、澳、台在经济上更加成为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整体，成立自由贸易区已是水到渠成，在市场统合的基础之上，以人民币作为单一货币也具有一定的实施可能性，当然，这种合作也涉及到比较多的政治问题。
3、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人民币货币区与东盟货币区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更大。贸易区里将有17亿人口，10个东盟国家加上中国的贸易额超过了1.23万亿美元。目前，东盟已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是东盟继美国、日本、欧盟、香港、台湾之后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另外，中国同东盟间的贸易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中国外贸平均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与东盟间的经贸关系重要性正日益加强。
此外，人民币货币区与东盟货币区的融合还有地缘上的优势。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时，中国与东盟就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能在未来继续保持强劲，中国的经济实力加强，人民币无疑会在东亚地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人民币区与东盟货币区将有可能最终融合成为单一货币区，届时，东亚将形成人民币区与日元区两个主要货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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