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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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提出了一种以多主体的顺序“接力”为主要特征的创新模式，并称之为“接力创新”。文献［2］预测在生物制药业、生物农业、信息业、纳米业等新兴产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其中，接力创新在生物制药产业的普适性已被文献［1，3－4］等证明。文献［5］验证了信息产业（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也大量存在接力创新。那么，农业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是否也如预测的那样遵循接力创新呢？如果遵循，那么是否具有自身的特性以及为何会形成这种特性呢？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回答①。与生物制药产业相类似，生物农业产业同样建立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基础上，并且是除生物制药产业以外运用现代生物技术最为广泛、发展最为迅猛的产业，也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重点产业。从理论层面看，研究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可以拓展接力创新的应用范围、深化和完善接力创新的相关理论。从实践层面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农业产业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农业技术现代化、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揭示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的特性，为中国生物农业的产业创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帮助相关创新主体明确定位、科学决策，指导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本文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与生物制药技术等的接力创新进行对比，探索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②。下文安排如下：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变量；进行研究设计；通过案例分析得出主要发现；探讨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形成机理；总结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2文献回顾与研究变量
2．1文献回顾
接力创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Pavitt对“基于科学的高科技部门”的论述［6］以及国家创新系统中“基于科学的体制”［7－8］。“模式2”等理论也强调了“后现代”社会中科学研究与创新的交互作用［9］，并进而形成“三螺旋”模型所描述的大学承担企业功能、企业承担学术功能的现象［10］。这些经典研究（但不限于这些研究）事实上分离出一类基于科学的创新。例如：Pisano认为科学的深度参与导致生物制药是“基于科学的商业”［11］；陈劲、赵晓婷和梁靓指出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创新是“基于科学的创新”［12］；对纳米产业的研究也佐证了这种特性［13］。那么，这类基于科学的创新如何才能获得成功？生物制药创新研究逐步揭示出接力创新这一新型创新模式，给这个命题提供了较为完美的答案。①文献［3］提出：专家型公司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专注于分子生物学研究和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前端的小型生物技术企业；而核心公司是在新药的研发、生产和营销等方面具有综合组织能力的大型一体化公司。生物制药源于20世纪70年明的DNA重组技术［14］，当前已成为涉及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组合化学、生物信息学、计算科学和纳米技术等众多科学技术的复杂体系［11］。文献［15］指出生物制药创新主要来自大学，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盈利性公司等不同类型的组织在创新过程中建立联系、共同参与创新［16－18］，大型制药公司与利用生物技术开发新药的专业化企业之间是合作关系［19］。李天柱、银路和石忠国等最早提出生物制药创新中专家型公司与核心公司之间合作的本质是两者的接力创新，技术转让、合同研究、并购、联盟等常见的合作方式其实是实现接力的具体手段［3］①。在此后的研究中，李天柱等进一步针对生物制药起源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特性，将大学等公共研究机构纳入接力创新框架，提出了接力创新的完整概念，分析了“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之间的主要接力关系和接力方式［1］，并探讨了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和发生机理，比较了接力创新与合作创新（包括产学研合作）、开放式创新和二次创新等其他典型创新模式的异同及应用思路［2］。虽然接力创新概念的提出时间较晚，但是由于它对基于科学的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文献［5］验证了信息产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且它具有自身的特性；有学者运用接力创新研究了区域创新平台、新兴产业载体等［3－4，20－21］。然而，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接力创新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物制药产业开展的，而生物农业产业等其他基于科学的产业是否遵循接力创新及其特性则尚无专门研究。
2．2研究变量
本文旨在验证前人对接力创新的推断，但是由于针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类似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文实际上属于对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探索。针对这一研究目的，首先，本文将研究问题明确为“农业生物技术是否遵循接力创新，如果遵循，那么是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形成机理是什么”，以避免被海量数据所“淹没”［22］；其次，除了可从研究问题直接推出的研究变量外，本文并未事前指定其他变量，以防止在研究过程中束缚思想、阻碍新理论的构建；最后，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逻辑，但尽量保持开放心态，以免限制研究发现和产生偏差［22］。基于上述思想，根据代表性文献［1－3］铺垫的理论基础，本文利用如下变量研究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1）接力创新。接力创新的本质是：能力显著异质、优势明显互补的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创新，但各主体加入创新过程的时间有先有后，且它们承担不同的任务，在创新过程中地位平等、缺一不可、各司其职、很少“越界”，主体间的顺序接力推动创新获得成功。也有文献指出，在新兴技术的创新中，能力互补的创新主体通过联盟等组织间合作方式共同完成创新是一种普遍现象［23］，因此不能认为只要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创新就属于接力创新。为了使研究更加严谨［24］，针对接力创新变量，本文提出一个竞争性解释：农业生物技术不遵循接力创新，实际上只是采取了战略联盟等合作创新模式。2）接力关系。接力关系这一变量是参照当前接力创新最为典型的生物制药产业而提出的，其存在的前提是接力创新变量能够得到较好的解释。具体而言，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过程中可能存在如下接力关系：第一，以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创造接力为主线；第二，以不同主体之间的知识产权接力为实现手段；第三，以金融接力为支撑，即创新过程中存在不断有新的资金加入、原有资金退出的接力现象；第四，创新过程中政府支持政策也具有与金融支撑类似的接力现象。3）接力方式。接力方式是上下游创新主体之间实现接力的具体手段。参照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主要接力方式应包括授权许可、平台技术转让、合同研究、并购、联盟等多种方式。与接力关系变量相类似，接力方式变量存在的前提也使接力创新变量得到较好的解释。
3研究设计
3．1研究边界
按照一般理解，农业生物技术是运用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及分子育种等生物技术改良动植物及微生物品种的生产性状，培育动植物及微生物新品种，生产生物农药、兽药和疫苗的新技术［25］。该定义指出，农业生物技术建立在以DNA重组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体系的基础上，从而与其他农业技术区分开来。例如，袁隆平院士发明了“杂交水稻”技术，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该技术没有利用DNA重组及其他现代生物技术，因此不属于本文研究的农业生物技术①。
3．2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最适合于研究“怎么样”（how）和“为什么”（why）的问题［24］。案例研究以案例为基础，从中归纳产生理论，理论的产生完全根植并升华于案例内或案例间的构念之间的关系及这些关系所蕴含的逻辑论点［26］。案例研究可分为单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27］，其中多案例研究在有效性和普适性方面比单案例研究更具优势［28－29］，特别是当多个案例同时指向同一结论时，案例研究的有效性更会显著提高［24］。本文对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探索正属于“how”和“why”的问题，适合于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考虑到归纳理论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
3．3数据收集
案例研究中常用的数据来源包括文献、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和实物证据［30］，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作为数据收集方法。数据收集按照下面步骤进行：第一阶段，研读有关行业报告和资讯收集，找出已进入商业化阶段的农业生物技术。在这一阶段，国家科技部高新技术司编写的《中国生物产业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生物谷②等专业网站提供了最初的筛选范围。第二阶段，针对收集到的农业生物技术名录，广泛收集其技术创新过程的信息，获得大量零散的技术创新片段。在这一阶段，除了论文、研究报告等文献外，维基百科③、谷歌、果壳网④等网站也是丰富信息的重要来源⑤。第三阶段，使用三角验证法确认数据的质量，即研究者可利用多重证据来源和多重研究方法以减少偏见的影响［31］。第四阶段，将经过验证的创新案例片段进行拼接，从而得到完整的案例。在收集数据资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建立了案例档案和证据链以保证案例质量。不可否认，诸如文献分析这种二手数据收集方法与访谈法、观察法等相比确实并非最优选择，这是在现有研究条件约束下所做出的一种满意决策。由于本文是从总体上对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进行研究，不以研究每个案例的微观过程为目的，因此通过上述过程收集的案例资料可以满足研究要求。待条件成熟时，再进一步利用一手资料验证本文研究。3．4案例简介多案例研究所需的案例一般以4～10个为宜［22］，所选取的案例要具有较大的典型性和极端性，并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32］。本文选择表1中的8个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案例选择主要基于3个标准：一是尽可能广泛覆盖生物农业的相关领域，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二是尽量针对典型的农业生物技术及企业，以提高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三是在满足前两个标准的前提下，尽量采用涉及中国企业的案例，以增加对中国的指导价值。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拼接案例受到数据来源的限制，因此肯定还有其他典型案例无法得到，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文的研究质量，但笔者认为表1中的案例已可以较好地满足研究需要。
4研究发现
4．1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特性
表1中的案例具有一个共同特征：一项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全过程主要表现为，不同企业先后加入创新过程，分别完成创新链上不同环节的任务，创新是通过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接力传递而逐步推进的。这一特征与接力创新的本质是一致的，因此可确定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的重要创新模式。例如，NaturalIndustries公司在成功研发了生物抗虫害技术后于2012年被诺维信公司（Novozymes）收购，诺维信公司将此技术应用于水果、蔬菜等农作物种植市场。在这项创新中，NaturalIndustries承担上游的研发任务，诺维信公司在NaturalIndustries的基础上继续完成商业化，属于典型的接力创新；在诺维信公司和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联盟中，诺维信公司负责研究提高抗病虫害能力、作物产量和土壤肥力的生物土壤改良技术，孟山都公司在诺维信公司研发的基础上完成田间试验、注册与商品化，这也是典型的接力创新；孟山都公司收购Asgrow、Holden等公司的目的是利用这些公司的市场网络将其玉米、大豆等转基因育种技术推向美国、比利时等国家的市场，本质上是孟山都公司完成上游的技术研发、Asgrow等公司完成下游的商业化，这也是接力创新的具体表现。表1中的其他案例也遵循类似的接力创新模式。事实上，笔者所收集的案例数量远超表1中的案例数量，只是很多案例因不够完整、不够具体或不够典型等而未被纳入分析，但其中很多案例也表现出上下游创新主体顺序接力的特性。必须承认，表1中的案例确实存在多个创新主体参与并广泛运用联盟、并购等合作方式的事实，但本质上还是上游主体完成其承担的任务后，像接力赛跑那样传递给下游主体继续开展后续任务，因此属于接力创新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合作创新，变量1的竞争性解释可以排除，对生物农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现象的支持进一步加强。但是，与生物制药技术等相比，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表现出自身的显著特性。1）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发生在转基因作物、生物防护等领域，而在生物农药、兽药和疫苗等领域出现得较少。即便在转基因作物等接力创新的易发领域，接力创新也是最近10余年才逐步兴起的，一些生物农业巨头曾独自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成功，如孟山都公司推出了保铃抗虫棉花等。因此，笔者认为，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新趋势，该发现修正了文献［1］的结论———文献［1］曾推测生物农业应像生物制药业那样普遍遵循接力创新模式。2）文献［1］和文献［2］指出，生物制药技术的创新基本上遵循“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如忽略掉大学，则为“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顺序接力的单一模式。但是，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明显分化为3类（如表1所示）：第一类，专家型公司与核心公司的接力，如“NaturalIndustries－诺维信”和“TJTechnologies－诺维信”，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基本一致；第二类，核心公司与核心公司的接力，如“诺维信—孟山都”、“孟山都—礼来（EliLilly）”及“孟山都—拜尔作物科学（Bayer）”，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有差异较大；第三类，核心公司与其他中小公司的接力，如“孟山都－Asgrow、Holden”、“孟山都—中国种子集团、河北中业集团”及“杜邦先锋（Dupont）—山东登海种业”，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恰好相反。3）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极少涉及大学，或者说鲜有直接利用大学科学发现的情况———这进一步修正了文献［1］的结论。文献［1］曾猜想，农业生物技术与生物制药技术一样，创新应直接建立在大学科研的基础上。同时，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专家型公司的依赖相对较弱，很多重要技术都是核心公司研发的。理论上讲，农业生物技术与生物制药技术一样，其前端研发工作最适合由专家型公司承担，但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案例的支持。
4．2接力关系
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的接力关系大体上符合变量定义中对接力关系的陈述，但又有不同表现。1）以知识创造接力为主线。接力创新的本质是通过上下游创新主体之间的顺序接力，逐步完成创新中最基本的知识创造过程［1］。已证明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遵循接力创新模式，因此创新生态系统必然围绕知识创造及其顺利接力进行构建。例如，在“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案例中，诺维信公司将自己研发的土壤改良技术知识传递给孟山都公司，由孟山都公司继续创造田间试验、注册及商业化等方面的知识。表1中的其他案例也是如此，不再赘述。2）以知识产权接力为手段。在接力创新中，知识产权也是一个与知识创造协同发展的接力过程，知识产权转移成为创新主体实现接力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符合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1］（具体的接力方式详见下文分析）。3）对金融支撑的接力需求不强。接力创新对金融支撑通常有强烈的需求，如生物制药需要公共财政、天使投资者、风险投资、核心公司、资本市场等复杂资金接力支撑整个创新过程［1］。在农业生物技术的第一类接力创新中，位于创新链上游的专家型公司主要依靠风险投资和公共财政的资金，在创新任务被传递到核心公司后主要依靠核心公司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资金，因此整个过程表现出一定的金融支撑接力性质。在农业生物技术的第二类和第三类接力创新中，整个创新过程都主要依靠核心公司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金融支撑接力的特性并不显著。总体来看，虽然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投入巨大、周期漫长，但是对金融支撑接力的需求却不强烈———这与接力创新的现有理论相比可谓大相径庭。4）强烈依赖政策支持接力。政府政策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转基因作物为例：实验室研究阶段需要有利于转基因实验、动植物新品种专利保护等方面的政策；育种研究阶段需要政府开放对转基因动植物新品种试验管制、大规模田间试验审批等方面的政策；更突出的是，生产和商业化阶段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申报审批、品种审定和证书发放、大规模种植许可及国际贸易管制等一系列有利政策。只有在创新的不同阶段分别配置合适的政策且各政策之间无缝衔接，才能为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任一环节上的政策变化都可能给创新造成重大影响。2012年欧盟质疑孟山都公司的“NK603”转基因玉米的安全性，曾造成孟山都公司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面临被欧盟禁止的威胁。政府政策对新兴产业创新普遍具有重要意义［33］，但是像农业生物技术这样对政策支持接力的依赖如此之高是罕见的。
4．3接力方式
农业生物技术的3类接力创新具有相对稳定的接力方式，不像生物制药创新的接力方式那样动态复杂。下面针对3类接力创新分别论述。在第一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主要是并购。通常是下游的核心公司并购上游的专家型农业生物技术公司，这与生物制药创新中专家型公司整体出售这一接力方式的相似度较高。采用这种接力方式的一般情况是，上游企业提出创意且技术研发已成型，而下游企业拥有田间试验、申报审批、市场推广等一系列加速技术商业化的能力，且下游企业的营销网络和顾客基础规模较大，能使技术在商业化环节发挥更大价值。同时，上游的专家型公司大都是借助风险投资创办的，通过并购可获得较高的企业价值溢价，风险投资愿意推动这样的并购；而下游的核心供公司则拥有充足资金可为并购支付较高价格。诺维信公司收购NaturalIndus－tries和TJTechnologies都属于这种情形。在第二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包括联盟、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这些方式的本质都是通过签订某种契约将知识产权从上游企业传递到下游企业，我们统称为协议合作。协议合作普遍发生在核心公司之间，一般是上游的核心公司提出研发创意且完成基础研究和实验开发，而下游的核心公司完成申报审批、市场推广等商业化工作。其中，如果采用联盟方式，则会按照企业对创新的贡献预先约定好利益分配办法，上下游企业通过分割创新的终端收益获得各自的回报。“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联盟即是如此；如果采用技术转让或授权许可，那么上游企业通常事先划定下游企业使用技术的范围和条件，上游企业除了获得一笔技术转让费（或技术许可的门槛费）外，通常还能在未来创新成功后获得从创新收益中分成的权利。孟山都公司将其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技术许可给拜耳作物科学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在第三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包括股权收购、合资等途径，我们统称为资产联结。使用资产联结这一名词是因为这种接力方式一般发生在上游企业为核心公司而下游企业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核心公司掌控全部技术研发及田间试验、申报审批等后期创新工作，但在最终拓展市场（尤其是拓展国际市场）时面临较大障碍，因此以股权收购或合资方式控制下游企业，借助下游企业拥有的市场网络以及对特定市场熟悉等优势加速技术创新扩散。这种情形与第一类接力创新中核心公司收购上游专家型公司的方向恰好相反、目的也不同，为区别方便称之为资产联结。杜邦先锋与山东登海种业合资成立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将其转基因玉米种子推向中国市场就是以资产联结方式实现创新接力的实际反映。此外，接力方式变量中包含的合同研究、平台技术转让等典型接力方式并未在生物农业产业中发现相应的案例，这也反映出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不同之处。
4．4其他发现
除了上述基于3个变量得到的发现外，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中国企业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主要参与第三类接力创新，基本上是承接跨国公司已研发成功的技术并将之拓展至中国市场。从企业创新管理的角度看，中国企业采取这种方式可以规避生物技术研发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且可获得相应的创新收益。然而，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中国生物农业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接力创新愈演愈烈可能使中国企业逐渐丧失自主研发的动力和热情，并使中国生物农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5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形成机理
以转基因作物为例的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过程可抽象为图1。图1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过程（以转基因作物该过程由上游的实验室研究、中游的育种研究和下游的大规模生产与商业化3个序贯相连的阶段构成，每一阶段又可细分为更多阶段。3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所需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实验室研究的目标是克隆目的基因，创造转基因作物品系，因此基础研究能力在这一阶段最为关键②；育种研究的目标是开发育种工艺和方法，并通过小规模田间种植试验对工艺方法和安全性进行检验（试验面积约为100m2），这一阶段也有较强的科学研究成分，但更接近生产技术和工艺的研发；规模生产和商业化阶段的目标是，通过大规模田间释放试验确定稳定的育种技术和工艺，并对试验成功的作物品系进行申报审批和开展商业推广，因此，除了研发能力外，对政府的公关能力和商业化能力也至关重要。平均而言，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周期长达13年、投入超过1．3亿美元。其中，创新链上游的实验室研究能否成功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创新链下游的大规模生产和商业化面临的风险同样惊人，尤其是能否通过品种审批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整个创新周期中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用于通过政府审批，平均审批费用超过3500万美元。此外，商业性推广还面临不同国家在政策、社会和国际贸易方面的严格壁垒［34］。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过程和特点与接力创新发生的一般规律十分吻合［2］。具体而言，受规模、资金、公关能力和市场网络等因素的限制，专家型的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基本上不具备完成整个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能力，也无力承担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尤其是下游风险），因此通常聚焦于从事创新中前段的实验室研究或育种研究，或在创新后段的商业推广、大规模种植等环节参与进来，因此此时不确定性已很低。孟山都、诺维信这类核心公司拥有完成整个创新过程的能力，但创新的不同阶段所需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由核心公司独自完成创新仍是低效率的。特别是在实验室研究环节，核心公司的能力有时明显弱于专家型公司。而在创新后端，单独一家核心公司———不论其规模和影响力如何巨大———突破不同国家的政策、社会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障碍都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根据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在不同阶段的特点，由优势能力各异的企业分别承担创新任务，通过接力合作推动创新成功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农业生物技术自身的特殊性又使其接力创新具有如下自身的特性：1）农业生物技术体系庞大、涉及领域较多，不同细分领域存在一定差异。我们观察到，一些农业生物技术（如生物农药技术、兽药技术等）的研发难度不像转基因作物那样大，其创新风险相对较低，尤其是遭受的政府管制相对宽松。这些技术的创新可能在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内部或采取其他合作创新方式即可完成，因此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发生范围不如生物制药技术那样普遍。同时，根据我们的不完全观察，在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早期，专门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专家型公司相对较少，因此孟山都等核心公司只能自己开展技术研发并完成创新过程。近十几年来，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专家型公司的数量开始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最近10余年接力创新（尤其是第一类接力创新）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才大规模兴起的原因。2）生物制药技术创新所需的异质性能力严格分布在不同的创新主体中，只能采取“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的接力方式［1］。而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所需能力的分化并不像生物制药技术创新那样严重，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阶段有目的、有选择地配置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这加速了接力创新的分化。有些技术研发专家型公司的能力突出，而商业化能力掌握在核心公司手中，从而形成第一类接力创新。例如，对于“TJTechnologies—诺维信”的接力创新，诺维信公司的副总裁Videbk表示：“TJTech－nologies的生物解决方案提高了作物产量、业内领先，可与诺维信形成互补”。有些技术的研发能力掌握在一家核心公司手中，而商业化能力掌握在另一家核心公司手中，从而形成了第二类接力创新。例如，对于“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诺维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Nielsen认为，这“很好地将诺维信的微生物研发能力与孟山都的田间试验和商业化能力结合起来”，而孟山都公司的首席技术官Fraley认为，“这是技术推向成熟发展的催化剂”。还有一些技术从研发到商业化的能力都掌握核心公司手中，但在技术扩散过程中运用其他公司的资源和网络更易克服市场拓展过程中的障碍，从而形成了第三类接力创新。例如，山东登海种业的规模远小于杜邦先锋，但前者在开发中国市场时却具备杜邦先锋所没有的本土化优势。3）大学科研更热衷于针对人类健康医疗的研究（如干细胞等），直接满足生物农业创新需要的最新前沿科学成果相对较少。这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只能更多地利用相对成熟的现代生命科学发现，大学主要提供基础理论和基本的技术手段，所给予的是间接支持。这可以解释为何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大学进入接力环节的案例较为罕见。而生物制药技术创新的前端离不开大学的参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物制药的研发不仅直接建立在大学科研的基础上，而且大学也乐于为生物制药提供直接可用的最新成果。此外，由于大学科研更重视人类健康医疗，因此大学衍生的专家型公司聚焦于农业生物技术的就相对较少。这可以解释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对专家型公司的依赖性不强的现实，其实质是缺乏可以依赖的专家型公司。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生物农业的其他特点，可进一步解释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其他特性。就接力关系而言，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资金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由于仅有一部分新技术是由专家型公司开发的，很多农业生物技术都是由核心公司负责研发、生产和商业化的，因此核心公司的资金实力、从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完全可以支撑整个创新过程。这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依赖远低于生物制药技术。但是，农业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作物）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社会争议的焦点，更是政府严格监管的对象。针对转基因生物的政策法规不仅严格，而且相关政策法规密集地分布于从实验室研究到商业化的各个环节，政策变动对于创新进程而言可能是致命的，这种特性导致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高度依赖政府支持政策的接力。就接力方式而言，在第一类接力创新中，核心公司理论上也可以像生物制药技术创新那样采取协议研究、平台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方式从专家型公司那里获得技术，但是表1中的案例全部采用并购方式。我们认为，这是核心公司出于对风险规避的考虑。在我们观察到的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案例中，核心公司并购的专家型公司均为已成功完成技术研发甚至开始初步商业化的公司，这使得核心公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商业化的不确定性大为降低。虽然并购需要付出较高的溢价，但是可一并得到新技术和专家型公司的技术平台、研发团队等重要的创新资源，能够显著提高核心公司的吸收能力，给技术的商业化进程提供技术保障。如果采用协议研究，那么核心公司一般需要在研发前期就介入，这不仅要支付给专家型公司一笔固定费用，而且要依据技术研发进程支付里程金，并可能需要在商业化成功后付给专家型公司以一定比例的利益分成，更重要的是技术研发能否成功仍是不确定的。如果采用平台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方式，核心公司除了要一次性付出固定费用及未来商业化成功后的利益分成外，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在商业化过程中很难得到专家型公司的专有技术能力的保障。在第二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为势均力敌的核心公司，并购这种接力方式很难被双方接受，协议合作自然成为更明智的选择。第三类接力创新采用资产联结实现接力，主要是因为核心公司要掌控商业化过程。中种迪卡公司总经理汪泓在谈到与孟山都公司的合资时曾表示：“商业育种企业必须保证从育种、制种到销售全过程不脱节，否则企业的运营风险很大”。但是，下游的小公司本身不拥有核心技术，并购这类公司往往不符合核心公司的战略，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接力方式在控制方面又面临风险，此时资产联结就成为较好的折中选择。
6结语
6．1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最新趋势，其形成机理遵循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管理应以接力创新为理论指导，同时重点考虑本文所揭示的一些特性，主要包括：第一，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发生在转基因作物、生物防护技术等领域，并分化为“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核心公司—核心公司”及“核心公司－其他小公司”3种类型，且接力链条的前端极少涉及大学，创新过程对专家型公司依赖不强，核心公司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发挥很大作用；第二，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需求并不强烈，但高度依赖政策支持接力；第三，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采用并购、协议合作和资产联结等方式实现接力，而合同研究、平台技术转让等典型的接力方式则罕有出现。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之所以会形成自身特性的原因是：首先，农业生物技术的不同细分领域存在差异，即有些领域迫切需要接力创新，而有些领域的需求不大明显；其次，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所需能力的分化并不严重，可根据创新的实际情况在不同阶段有目的、有选择地配置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这加速了接力创新类型的分化；最后，大学科研中直接针对生物农业的最新前沿成果相对较少，因此无法将大学纳入接力创新链条，由大学衍生的专家型公司较少承担前端的技术研发任务。上述这些因素进一步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核心公司，而核心公司自身的能力决定了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依赖不强。然而，由于转基因作物等农业生物技术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政府对之严格管制，这致使其创新过程非常依赖政策支持的接力。而在具体的接力过程中，为了规避技术研发、商业化等环节面临的各种风险，并购、协议合作和资产联结成为主要的接力方式。
6．2政策启示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偏离-份额模型；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的经济一直保持稳定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十一五”以来，2005-2012年武汉市的GDP增加了3.58倍。这个数字高于同期全国累计同比增长率，为全国经济持续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发挥了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示范作用。但近年来武汉市经济增长步伐明显减缓，呈现增长乏力的疲软态势。虽然在全球经济危机大背景下，武汉市的发展难以独善其身，但武汉市自身的产业结构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所以，找出其中的短板和瓶颈，提出相应的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已是当务之急。
一、武汉市产业结构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三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背后是产业产值的增加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武汉市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优化，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结果并不如人意。
1.第一产业占比不断下降，生产方式比较落后
武汉市第一产业比重波动较小，除在2011年到2012年略微有所上升外，在其他年份都持续小幅下降。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但主要生产经营方式还是以传统的为主。产业化水平较低，投入产出率低，难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不利于收入的增加。传统的农业贡献了第一产业的大部分产值，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农业占比近四分之三，而林、牧、畜业的发展明显力度不够，未能充分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和湿地资源的优势，发展特色农业。
2.第二产业占比略微上升，内部轻重工业比重失衡
第二产业比重呈轻微振荡，总体略微有所上升。从2005年的45.57%升至2012年的48.22%。工业占据了第二产业产值的绝大部分，一般在82%以上。但内部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呈现明显的重工业化，以汽车、钢铁、冶金、石油化工为主导产业，却以资源过度使用及环境污染为代价。造成不可逆转的对环境的破坏，产业选择重合度较高，利润空间被压缩，工业低水平结构性等矛盾突出。致使地方性产能过剩，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保证短期较高的产值，但难以为继。同时，轻工业的发展被严重忽视，不仅损失了大量的产值，也割断了一、二产业间的联系，使产业关联度过低，联动效果不佳。
3.第三产业占比振荡变化，新兴产业发展不足
第三产业的比重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从2005年的49.57%一路升至2010年的51.44%，而后便出现小幅下降，直至2012年的48.02%。在第三产业的比重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发展速度滞后，而第三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较低的水平使得原本就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内部结构也局限于传统的商务服务业、仓储业和运输服务业，经营方式落后，竞争力低下，发展空间小，而具有“三高”特征的金融、信息、软件、旅游等新兴服务业发展力度不足，导致武汉市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情况不佳，难以形成竞争力。
表 一
从总体看，武汉市的二、三产业产值占比95%以上，是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力（见表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内部结构日趋合理。但与上海、北京等城市进行类比后，不难发现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速度和深度还差强人意。武汉市第二产业比重严重偏高（占比50%以上），第三产业发展明显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导致了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极为不利。也使得武汉市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并且过度偏重工业的发展模式，致使产业结构发展的协调性和关联度不高。
由此可知，在武汉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过程中，确实存在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弊端和问题。为确保要素的合理流动，资源的更好配置，总体效益的不断提升，经济的持续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一项涉及风险和外部性的创新活动，在路径选择时必须深思熟虑，考虑周全。
二、基于偏离-份额模型对武汉市产业结构的实证研究和分析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成一个动态过程，以其所在地区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照系，将区域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份额、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三个分量，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门类，进而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
本文选取了目标区域武汉市及其所在大区域湖北省2005―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将数据的单位换算为亿元，基于偏离-份额模型，计算得到武汉市各个产业的偏离-份额数据（见表二）。
表二
1.对武汉市各产业的份额偏离的分析
整体上来看，武汉市各产业的份额份量具有相同特征：第三产业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汉市各产业的份额分量呈现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但也不难看出，发展的同时差距也在逐步显现：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第一产业，且份额分量之和远远大于第一产业。第二、三产业的份额分量相当，差异较小，说明武汉市经济整体水平处于工业化和服务业并进的阶段。
2.对武汉市各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的分析
从纵向时间序列上看，武汉市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分量一直为负数，且绝对值不断增加，表明第一产业结构不太合理，层次低下，阻碍了武汉市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分量除2007年为-4.18外，总体上为正值，且保持增长趋势，说明武汉市第二产业结构整体优化程度较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并且促进作用在逐步强化。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分量在2006-2007年为正值，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在2008年后发生逆转，2008-2012年内一直保持为负值，且其绝对值还在不断增加，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从截面上进行分析可知，虽然总体上武汉市产业结构份量总量为正，但也存在很多不和谐因素，需要予以重视。每年均有两个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抑制了经济的增长，这些结构未能自行调整，反而进一步加剧。因此，武汉市产业结构确实存在许多不合理和不协调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势在必行。
3.对武汉市产业竞争力偏离的分析
第一产业竞争力除在2006年为0.44 和2012年为12.76外，其他年份一直为负，竞争力不断下降。第二产业竞争力除在2007年具有0.14微弱竞争优势外，在其他年份一直为负，竞争力严重不足。第三产业在开始的2006-2007年里，其竞争力为负，难以与其他产业抗衡。但在接下来的年份中，竞争力呈上升态势，得到显著提高，市场占有率极大提升。总的来说，武汉市的三大产业，在近些年内，除第三产业的竞争力略有上升外，第一、二产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因此，调整和优化第一、二产业的结构，提升竞争力已是当务之急。
综上所述，武汉市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表现在第一产业占比过高，内部结构较为单一，投入产出低，整体效率水平低下；第二产业占比总体上较为合理，整体发展较好，但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导致产业同构现象明显，资源配置不合理，规模效应较低，缺乏竞争力；第三产业的占比有待提高，内部结构急需完善，技术含量有待提升，对人才的吸纳能力需要。
三、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对策建议
1.兼顾质量和效益，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产品多样化和特色化
武汉市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水资源极为充足。由于第一产业发展模式单一，以传统的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主，未能充分发挥好比较优势，种植水生经济作物，发展渔业和养殖业。今后，应在原有单个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加快土地扭转，鼓励多样化合作；改变传统的种植模式，使水面动、植物生产互补，实现水陆“双赢”；按照市场需求，丰富农产品的种类，提高农作物的经济价值和附加值，带动关联的食品加工制造业的发展。
2.统筹发展轻重工业，集约发展主导产业，大力培育优势产业
在大力发展制造业基调下，第二产业整体发展状况良好。但由于“重型化”较为明显，产值主要是由汽车、钢铁、冶金、石化等重型工业贡献的，不仅对资源依赖性较强，而且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所以，需要通过平衡轻重工业的比重，保持产业内的良性互动。作为主导产业的重工业应通过产业集聚，加强对资源的整合，实现集约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对工业“三废”的处理能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针对产业中的国有比重过大的问题，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使经营体制更灵活。并通过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比如，针对作为主导产业的汽车行业，发挥与襄阳、十堰、宜昌等地区的产业联动作用，实现规模经济，实现共同协调发展；对具有优势的烟草、食品、纺织等轻工业应加大扶持力度，使其能在服务于农产业的基础上，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创造值得信赖的品牌，增强产业竞争力。
3.利用区位优势，发展生产业，重视新兴科技产业
第三产业总体规模不大，具有明显的结构缺陷。由于以传统的餐饮和商贸零售服务为主，金融、信息、咨询、物流、旅游等生产业发展严重不足。首先，武汉市应增强发展第三产业意识，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兼顾第三产业；其次，武汉市位于中国的中部腹心部位，水陆空交通枢纽完备，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应大力发展物流产业；同时，应通过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弘扬武汉具有特色的汉味文化和历史文化古迹；最后，武汉东湖地区是中国较大的智力密集区，集聚了大批高校，科研实力雄厚。应做好产学研对接，充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新兴科技产业。
四、对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研究结论与展望
基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研究的结论和武汉市产业结构的现状，利用偏离-份额模型对产业结构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得出武汉市产业结构具有第一产业占比过高，结构单一，缺乏竞争力；第二产业占比较为合理，但以“重型化”为主，同构现象明显，内部亟待升级；第三产业占比有待提高，应发展新兴服务业的结论。并从三大产业的角度，对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给出了第一产业兼顾质量和效益，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产品的多样化和特色化；第二产业统筹发展轻重工业，集约发展主导产业，大力培育优势产业；第三产业整合利用区位优势，发展生产业，重视新兴科技产业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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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商务英语 少数民族学生论文
近年来由于就业形势、人才需求等诸多因素影响，原本是高职教育中属于热门专业的商务英语，新疆地区高职教育商务英语专业却遭遇了招生缩水的冷遇。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称我院）商务英语专业招生人数从原来90人的班级规模已逐渐缩减到40人。在保证教学资源和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学院正逐步探索民汉合班的教学模式。因此，商务英语专业的少数民族学生自然要与其他地域生源学生在同一班级接受同等专业英语水平教育。但是，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基础是在高中时期才开始接触，学习英语时间短、底子薄。加上民族母语的沟通障碍，对商务英语专业知识的学习、理解和应用带来诸多的影响。从近年教学情况来看，最终的结果就是商务英语专业少数民族学生在毕业时提交的毕业论文存在着十分突出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汉语水平有限导致英汉理解能力、英文写作能力差。我院的少数民族同学多数来自各地州，基础教育模式及成长环境的影响使他们对母语依赖程度很高。在进入高职教育阶段，尤其是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母语，汉语，英语常常使得他们在理解方面需要先把英语转换成汉语再转换成母语才能理解其含义，这对于专业学习来说本身就是负担；加上母语的语法规则有异与汉语和英语的语法规则，因此写作成为他们专业英语学习的又一薄弱环节。
2、论文选题基本与专业无关，多以翻译儿童读物，编写小学英语教案为主。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论文选题主要集中在英美文学作品赏析、英语语言技能的训练和提高、商务实务操作、商务信函语言特征、商务交际技巧和礼仪、中西文化差异等五个方面。这些内容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无疑都是极大的挑战。为缓解部分学生学业和就业的双重压力，大部分学生在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结构形式等方面不做严格的要求。但就论文选题及内容来看，多以翻译儿童读物，编写小学英语教案为主。从论文质量来看，甚至直接抄袭剽窃网上论文，并形成恶性循环。
3、学生就业压力大，以找工作为理由，敷衍论文写作。就我院商务英语专业就业情况来说，近七成的学生选择了与自己所学专业无关的工作。学生在毕业之际，少数民族学生既要面对学历上的竞争，又要克服汉语交际带来的影响。这就导致毕业生到企业顶岗实习后，为争取到现在的工作岗位，对撰写论文的态度发生变化，不愿意再花更多精力和时间去完成毕业论文（如他们很少主动与指导教师沟通，对专业知识不进行系统化的积累和实践等等）。最终往往导致论文是临到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匆忙敷衍， 相互抄袭现象严重，同样造成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现象。
4、论文审核较为简单，指导老师放宽要求。指导老师出于对学生就业压力的理解及少数民族学生情况的了解，对其上交的论文，无论从格式规范、内容结构、理论逻辑等方面都适当放宽了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放纵了学生的惰性，学生从而投机地放弃了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研究的机会。
根据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专科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根本指导，结合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的基本要求，并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构成和层次因素，对以上少数民族毕业论存在的问题个人提出解决途径如下。
1、从二年级起开设写作课，为毕业论文写作打好基础。通过写作课的强化锻炼和实践，使少数民族学生在面对毕业论文的写作时增强信心和能力，不再束手无策。进一步调整专业课程设置，加大写作训练环节，通过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情景模拟训练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学会搜集、整理资料，锻炼学生文字表达能力和综述能力，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彻底改变少数民族学生“写作恐惧”的现象。此外，在第五学期开设论文写作指导课程，系统阐述论文规范，要求毕业论文任务书在本学期完成，并对论文的选题、提纲、开题报告、研究方法等做出明确的要求，增加论文鉴赏环节，使毕业生论文撰写过程中不合规范的现象得以有效改善。
2、选派对民族生有经验的老师，有针对性地指导论文。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一般老师和民族生在专业论文沟通上存在较大的障碍。指派专业民族老师对其进行指导，一方面有利于发挥教学优势，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对专业毕业论文各个环节指导和质量监督，往往事半功倍。
3、加强实习单位的配合。学生出了校门进入实习单位，生活角色从单纯学生的角色突然转变成社会成员的角色，心理承受了从轻松的校园生活到忙碌、紧张的社会生活转变的压力。加上语言沟通问题，更是有了“工作忙，没时间”等借口。此时实习单位的配合和支持就尤为重要。单位的领导同事此时完全可以充当了指导教师的角色，结合所学专业、选题范围对学生在案例、思路、方法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指导，从而有效的帮助其完成论文撰写。
4、以其他方式代替毕业论文。在毕业学习能力考核评审机制中，设置少数民族学生更加适合的方式代替毕业论文。比如撰写指定或自选外文书目读书心得或学习笔记，并最终通过答辩形式予以考核。在所学英语知识进行运用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商务领域的应用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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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命周期 债务期限 上市公司
生命周期理论是管理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与成长应该是动态的，企业与生命有机体一样，经过出生、成长、成熟、衰退等发展过程，因而在不同的阶段，企业应该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来促进自身的持续发展。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把企业看成一个有机体，要求企业从动态角度来进行经营管理，这为研究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将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新视角来研究债务期限结构问题。
一、文献综述
债务期限结构的经典理论中，较少有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债务期限结构的，但是，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研究资本结构问题的文献却较多，这为我们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债务期限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国外文献综述。Wokukwu（2000）研究表明，企业所处周期阶段不同，最优投资回报率值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影响也有所差异。Murray& Vidhan（2003）认为，规模较大的公司其资产负债率偏高，这是符合优序融资理论的。另外，对于一些规模较小但成长性较高的公司，并非优先使用债务融资。Robb（2002）研究发现，一些初创期的公司与处于成熟期的公司相比，较多的是采用债务融资，但与此相对应产生了还款能力方面的困难。
（二）国内文献综述。赵蒲、孙爱英（2005）的研究表明，不同产业生命周期阶段下的资本结构存在差异；资本结构决策受到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显著影响。袁卫秋（2005）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决策的重要依据是权衡思想，同时，我国上市公司在债务决策时偏向于短期债务的做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涂瑞、邓娜（2013）在文章中得出结论，当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偏离度越大时，企业越偏向于较短的目标债务期限结构，这种负相关关系会因政府干预被削弱；另外，政府干预越大并不一定导致目标债务期限水平越长，也就是二者的关系并不显著。
从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过程可以发现，目前直接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债务期限结构非常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是针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的资本结构问题研究而已。针对这一研究现状，本文从企业生命周期的新视角来研究债务期限结构问题，以此丰富该领域的研究，为优化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提供理论支撑。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在企业成长阶段，企业的发展速度较快，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支出的投入增加，对资金需要量更多，为满足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企业将更多的采用配股、送股的形式分红，而将大部分的利留存企业内部，但由于在成长期，盈利水平有限，内部的资金量并不多，因而会采取外部融资方式，尤其是权益资本融资；而在成熟阶段，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市场份额、资产结构等趋于稳定，盈利能力达到顶峰，现金流入远大于现金流出，企业具备较强的现金支付能力，对资金的需求较少，用内部融资方式就能满足需要，较少使用外部资金；在衰退期，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企业出现市场占有率下降、销售收入减少、盈利水平下降、筹资能力变弱、资金周转困难等困境。由以上描述可知，当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时，其财务特征有着较大的区别，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债务期限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2：债务期限结构与生命周期的相关程度在各生命周期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
假设3：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债务期限结构与公司特征因素、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股权结构的相关程度有较大的区别。
（二）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选择2008年12月31日之前在沪深两地上市的所有A股公司2009―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同时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在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2）剔除ST 或*ST 公司；（3）剔除金融和保险类上市公司；（4）剔除在2009―2013年间任意一年所得税税额小于或者等于零、税前利润小于零以及实际税率大于1的公司。最后得出符合条件的A股上市公司1 086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三）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变量。本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已度过萌芽期的特点，将企业的生命周期阶段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模型进行研究。借鉴Anthony 的生命周期划分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最终选择销售增长率、资本支出率、收益留存率和企业年限四个变量来划分企业的生命周期阶段。具体的实施办法如下：第一，汇总以上四个变量2009―2013年连续五年的财务数据，并且四个变量按大小进行排序，然后采用三分法进行赋值。其中，成长阶段的分值为0分，成熟期的分值为1分，衰退期为2分。第二，分年度对上市公司四个变量的得分进行汇总。第三，按照总得分（0―2）作为成长期，总得分（3―5）作为成熟期，总得分（6―8）作为衰退期，分年度确定各公司所属的生命阶段。最后得出，成长期为1 192个年度样本数，成熟期为3 071个年度样本数以及衰退期1 107个年度样本数。
（四）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1.变量定义。本文以债务期限结构作为被解释变量，另外，设计企业生命周期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用于研究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根据已有的相关理论以及学者们（如肖作平，2010；肖作平，2009；肖作平，2007，袁卫秋，2009；朱磊，2008等） 的经验研究，选择了公司规模、财务杠杆、资产期限、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实际税率等10个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2.实证研究的模型设计。本文研究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债务期限结构的变动情况，并考察债务期限结构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反应情况。因此，第一步，建立回归模型（1），用于估计企业生命周期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
LTD=α0+α1LIFE+α2SIZE+α3LEV+α4FIX+α5ROA+α6GROW+α7ETR+α8UNIQ+α9IS+α10LS （1）
第二步，为考察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债务期限结构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本研究将总体样本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三个子样本。建立的回归模型如下：
LTD=α0+α1SIZE+α2LEV+α3FIX+α4ROA+α5GROW+α6ETR+α7UNIQ+α8IS+α9LS （2）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Jonckheere-Terpstra 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J-T 统计量均值为4317776.500，标准J-T 统计量为-15.081，小于平均值，相距较明显。J-T统计量的双侧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所以拒绝零假设，认为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债务期限结构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假设1是成立的。
（二）企业生命周期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关系的检验。由上页表2可知，从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看，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固定资产比例、流通股比例、产品市场竞争、企业生命周期虚拟变量等均有较好的统计效果。模型1至模型3中，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9、-0.020、-0.030。成长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在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偏向于较长的债务期限结构；成熟期与衰退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成熟期与衰退期，企业偏向于短的债务期限结构。另外，从回归系数本身（0.059>-0.020>-0.030）来判断，可以进一步得出，对较长的债务期限结构的偏好将伴随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递变而逐渐减弱。模型4引入了全部的生命周期虚拟变量，其回归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的判断。因而，假设2是成立的。
（三）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1）成长期样本和成熟期样本中，除了杠杆、实际税率、法人股比例和成长能力四个变量的统计效果不显著外，其余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统计效果较好；（2）在衰退期样本，企业规模、固定资产比例、产品市场竞争等变量统计效果较好，其余变量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3）在三个生命周期阶段样本中，均存在杠杆、实际税率、法人股比例、成长能力四个指标统计效果不显著的问题。即使有四个解释变量影响效果不明显，也并不影响本文对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因为大部分指标对被解释变量（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在统计效果较好的变量中，不同生命周期样本各个变量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程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比如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36、0.034、0.026，说明无论在哪个阶段，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规模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但是影程度大小会不同，在成长期影响程度最大，成熟期次之，衰退期影响程度最小；固定资产比例对债务结构的影响方式、程度与企业规模类似；产品市场竞争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72、-0.162、-0.311，说明债务期限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在成长期样本和成熟期样本中，盈利能力、流通股比例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影响程度也不同。由此可得，假设3是成立的。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现有的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大多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没有从动态方面来考察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的变化，本文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一）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债务期限结构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债务期限结构存在显著性差异。由此可见，在企业的债务融资决策中，企业应该清楚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如果笼统地做出决策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二）债务期限结构的长短选择与企业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紧密相关。由表2的数据可知，企业生命周期变量对债务期限结构有显著影响，但在各个生命周期阶段效果不同，具体表现在：当处在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企业会偏向于较长的债务期限结构；而在成熟期与衰退期，企业偏向于短的债务期限结构；并且对较长的债务期限结构的偏好将伴随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递变而逐渐减弱。这一结论告诉我们，企业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应该选择不同的债务期限结构。
（三）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控制变量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会有差异。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生命周期样本中，各个变量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方向大体一致，但是影响程度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说明，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但随着企业生命周期影响因素的引入，它也改变了我们原有的一些认识。也就是各个影响因素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方式会随着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产生一定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对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准确性产生影响，应该受到企业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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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后第一年生源势头旺盛，但以后就不尽人意，两所大学因此仅办了两期不得不停办，我校与上医大的生源也逐渐缩减告急。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是办班方式不好?是培训效果不显?还是培养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带着这些疑虑于1995年上半年又作了抽样反馈调查。
二、方法与结果:
调查对象:1993年前结业的“高师班”学员。方式为书面问答(96人)及开座谈会。结果:
(一)多数人认为“高师班”是培养临床学科带头人一种有效形式(87人，占90.6%);认为可办可不办者，仅有8人，占8.3肠;认为没必要办的，只有1人，占1.。%。
(二)“高师班”学员认为参加学习的主要收获是:更新了知识，提高了外语水平，学习了某些临床科研及实验方法，增强了业务自学能力，学习了撰写论文方法，提高了诊治疑难病症的能力。认为影响高年医师参加高师班学习的主要因素为:
三、讨论与分析:
(一)配齐配好临床学科带头人，不断提高骨干力量的业务素质，培养跨世纪的医学高级人才，其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据调查，上海45家二级以上医院近50个专业目前急需配齐的学科带头人(接班人)225人。
另据1990年《中国卫生统计》提供的综合医院(厂矿、部队医院未计在内)资料，全国未来拟增高级影像人才应不少于9，000人。但据1992年统计从大学影像专业毕业的本科生一年总共才200余人。并且在岗的高级影像人才绝大多数来自临床医学专业，其影像专业知识和技能几乎全部通过毕业后继续医学教育获得。
(二)十年的办班实践证实了“高师班”是继出国留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之后又一条培养临床学科带头人的重要途径，符合我国的国情。学员普遍体会，学习后医学理论和专业技术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不少学员说:“过去看书，遇上诸如免疫、分子生物学等内容，只能跳过去看，现在不仅能看懂，理解一也深刻多了”。
(三)在影响生源的诸因素中，以学与晋升不挂勾、经济上损失太大，学历问题没解决最为突出。
1.开办高师班的头五年(1955~1991)，经上海市政府教卫办批准，结业学员，申报高级职称时，外文结业考试成绩可代替晋升外语考试成绩，结业论文可按正式公开发表的论文参加评审。但自1992年起，该条规定被取消，取代的是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有的单位在具体执行时实际上等于不考虑，这严重挫伤了再学习的积极性。
2.随着改革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医师工资外收人与工资纯收入的结构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985年l，1左右发展到4:1，近几年少数医院，有的科室甚至到10:1左右。因此，学习者与同级不参加学习的医师相比，反差相当悬殊。少数学员甚至连最基本的月头奖也被扣掉，心理难以平衡。.约有二分之一的学员，原学历为大专，好不容易读完了几乎研究生的全部基础理论课，通过了层层考试(考核)和结业论文答辨，到头来还是个大专生，想来想去不值得。至于部分院领导只求自己任期内安定、求稳，缺乏长远目标，怕做难，封锁办班消息，以及少数医师晋升目标达到，不愿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等等也影响生源的综合原因之一。
至于那位认为“高师班投必要办”的理由;“临床学科带头人，不是靠培养，而是靠背景和关系”之说，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但从中也确实提醒我们;培养学科带头人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要警惕腐败作风的侵蚀。四、建议与对策:
(一)广泛宣传、不断强化终身教育的观念;
改变“医疗是硬任务，教育是软任务”，“学与不学照样当医生”，“参加继续教育是个人行为”等错误观点。要把开展继续教育、培养跨世纪人才提到重要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并列人各级领导任期责任目标。
(二)建立医学职业学位制度(即医学博士学位);
培养临床学科带头人，要彻底摆脱我国现行的单一的重学术重课题研究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即学术研究型学位)。尽早建立医学职业学位制度，开拓多渠道的培养新模式.允许通过继续教育方式，培养专业应用型高级人才(即医学博士学位)。改变目前学位愈高愈不适应临床工作，挑不起临床学科带头人的重担，而临床经验丰富、学识水平高的高年医师又得不到相应职业学位(甚至还要去指导和带教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奇特现状。
(三)教育必须与资格证书、晋职、晋级、职业学位直接挂勾;
要把接受继续医学教育与职称评定、工资晋级和取得资格证书、职业学位密切结合起来，要形成这样一个局面:谁不接受继续教育，谁就不能晋职、晋级，谁就不能取得从医资格和职业学位。只有采取这种强制与自觉相结合的措施，继续医学教育才有生命力。
(四)经济上支持、鼓励;
参加继续教育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经济上应采取支持鼓励的办法。从我校实践来看，约2/3的派遣单位，处理是适当的。除超劳务收人外，其它方面的补贴奖金等基本不受影响，这对深人持久地开展继续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支持和保证。
(五)深化教育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
1.缩减必修课，增扩选修课，重点加强临床实际工作能力的培训，学制以二年为好。
2.采用完全学分制，允许学员提早或在规定时间内(三年左右)分次学完全部课程。
2020年武汉市中考具体时间是：7月20日，语文9：00至11：30，数学14：30至16：30，道德与法治17：00至17：40；7月21日，物理、化学9：00至11：00，英语14：30至16：30。
语文、数学、英语实行闭卷考试，数学考试考生不得携带计算器，英语考试含有听力测试；物理、化学合卷，实行闭卷考查；道德与法治实行开卷考查，允许考生带初中各年级教科书和平时上课所做的笔记。
鉴于疫情，体育与健康考查以学生初中三年平时成绩为依据进行综合评价，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考查暂停，历史、地理、生物结业考试由各区统筹组织实施。
考核科目为音乐、美术(或艺术)、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和学校开设的选修课程等，一般应在学科教学结束时随堂进行。考核方式和形式要灵活多样，可结合学科特点和学校实际，采取纸笔测试、听力测试、面试、实验操作、作品展示、才艺表演、撰写小论文等多种方式。
（来源：文章屋网 ）
或许让人好奇的是，这位女孩儿为何如此“恐惧”高考，法国的高考又是如何进行的？
法国的会考制度等同于中国的高考制度，早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就已经创立，设考五种学科，并将通过的考生称为 “业士”。直到现在，这个“老旧”的制度还有200年前的影子，当时擅长哲学和思辨的传统依然得以保留，所有考生都必须参加哲学考试，所获学位也称为“哲学业士”。
不过，与二百年前只要进行口试相比，现在的会考制度更加专业化，而且考试过程也漫长而艰难。会考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大学的预科考试，与今后的入学、就业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会考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分类，由考生本人根据兴趣进行选择。想进入综合类大学和精英高等学府的学生，必须参加“综合类会考”，这又细分为经济与社会、文科、理科三类；第二类会考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称作“技术性会考”，分为8个门类，从卫生社工到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化验、企业管理、酒店服务、农学生物、舞蹈音乐和艺术设计；至于第三类会考，目的是让学生拿到文凭后就能直接就业。
一、课题的提出
新课改高考试题的知识涉及了初高中的生物学知识，初中开始的一些课程如种子的形成、矿质元素的吸收、植物的生殖和发育在高中部分不再讲述，而高中知识又是对初中模块知识的一个补充和提升，有些知识又是高中才开始，所以初高中知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初中仅在初一、初二年级开设生物，结业考试的形式为开卷且成绩不计入中考总分，导致学校和学生都不够重视这门课程，甚至有些学校在初中阶段根本不开设生物课程，这样初高中学段之间生物知识的欠缺就成了高中学生入门的障碍，所以开发“初高中衔接的校本课程”很有必要。
二、理论依据
1.课程衔接理论
衔接指的是事物之间的连接，阶段之间的连接。本研究课题所说的课程衔接指的是不同学习阶段某一学科在教学目标、课程资源、教学策略或学习方法上的有机结合。
课程衔接是初高中生物教学衔接的核心和基点，初高中生物课程衔接实质上就是二者课程相互承接、相互分工以及不重复浪费、没有断档的一种有机结合的状态。包括：①课程性质的衔接；②课程理念的衔接；③教学内容的衔接；④教材的衔接；⑤教学方法；⑥学生学习心理及学习方法的衔接等。本课题的研究侧重对教学内容、教材、教学方法衔接的处理。
2.《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
高中课本上的有些知识是初中知识的进阶和提升，有些内容在初中部分已经讲述，高中只是简单图像描述，有些内容是高中才出现。
3.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考试范围包括了初高中内容，只要是课本上出现的内容如习题、拓展提升、问题探讨、小字部分均属考试范围。
三、研究目标
1.针对生物课程教学中出现的脱节现象以及解决方案进行研究，具体分析初高中生物课程衔接的内容、方法，并据此开发以课程衔接为目的的生物学校本课程，并形成可行性报告，探索出一条课程衔接的新途径，搭建一个校本课程开发平台。
2.组织教师从教学层面上进行知识的增补与难点的解题问题，还要教师深入认识传统教育理论中的合理内容与学生获得知识的主动建构理论在高中生物教育上的实践问题。
3.指导教师把握初高中教材衔接的时机和尺度，通过相关知识的衔接要让学生能从更高层次上来准确理解中学生物知识，要力求做到对今后的学习和发展有所帮助。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品质，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
四、研究内容
1.初高中生物知识的同化与更新的研究
把高中教材研究的问题与初中教材研究的问题在文字表述、研究方法、思维特点等方面进行对比，明确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与差异。编写《初高中教材异同分析报告》《初高中生物教学衔接教材。
2.进行直观性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生物兴趣的研究
应采用直观形象的教学方法，多做一些实验，多举一些实例，多媒体教学使学生能够通过具体的生物现象来建立生物概念，掌握生物概念。通过实验演示的直观教学使抽象的生物概念与生活实例联系起来，变抽象为形象，变枯燥为生动，提高学生的生物学习兴趣，使学生更好更快的适应高中生物的教学特点。
3.进行主体性课堂教学，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研究
改进课堂教学，创造思维情境，组织学生的思维活动，培养学生的生物抽象能力、概括能力、判断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4.对学生进行生物解题方法和技巧指导的研究
刚从初中升上高中的学生，常常是上课听得懂，但一解题就错。这主要是因为学生对生物知识理解不深，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加强解题方法和技巧的指导，编写解题方法论文集。
五、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设计问卷，了解学生、教师对初高中课程衔接的看法以及用校本课程来解决初高中衔接问题的可行性。
2.文献研究法。通过维普、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查阅国内外与初高中课程衔接、初高中校本课程资源相关的各种文献，结合本校实际和自己学科教学经验开发设计适合于本校学生的初高中生物教学衔接校本课程。
3.对比法。对比分析初高中知识差异，写出报告，同时进行合理安排校本教材内容。
4.行动研究法。在生物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基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自己平时教学的实践，寻找分析需要衔接的地方，分析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并着手实施，在实践中考查研究、反思修正。
六、研究步骤及过程概述
第一阶段：理论学习阶段
1.学习内容：国内外现代教育理论；
2.采用方法：通过查阅文献，了解有关情况。
第二阶段：研究实施阶段
1.主要内容：采用核心概念教学法，使学生能够通过具体的生物现象来建立生物概念，掌握生物概念。
2.采用问题串形式，创造思维情境，组织学生的思维活动，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判断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3.采用的方法：行动研究法。
第三阶段：材料收集整理阶段
教师应加强解题方法和技巧的指导、撰写解题方法论文。
第四阶段：阶段性总结
对本课题二年的研究进行阶段性效果评估与全面总结，提升理性思考，总结校本课程资源编写过程报告，主要采用经验介绍、典型案例分析、召开专题讨论会、撰写研究报告、论文等形式，进行成果交流。
七、研究成果
1.《调查报告》
2.《初高中教材衔接分析报告》
3.高中生物解题方法论文
4.《初高中生物衔接课程资源》
参考文献：
[1]李小磊.初高中生物教学衔接的思考与实践[J].教学实践，2012，（8）.
[2]陈英水.初高中生物教学衔接点的研究[J].中学生物教学，2010，（7）.
[关键词] 作物研究法 教学质量 教学效果
《作物研究法》是农学本科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涉及内容较为广泛,需要具备作物栽培学、植物生理生化、土壤农化、生物统计等专业基础课和有关多方面的知识。它既是一门具有一定系统理论的专业基础课,又是实践性较强的应用类课程。学生一方面要接受一定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又要掌握课程的实践应用技能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在目前学校实行教学改革后,专业基础课学时明显减少的情况下,如何在有限的学时范围内,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已成为摆在每个高校教师面前一项艰巨的任务与使命。
一、《作物研究法》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农学本科专业教育中,《作物研究法》课程一般在大四第二学期开设。由于近年来就业压力的增大,大多数毕业班的学生对课程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普遍喜欢学习一些实用、社会上流行的知识,比如计算机应用技术、公务员培训教材、市场营销学等。对《作物研究法》这样的专业基础课程,大多数学生一方面学习兴趣不浓,认为这门课理论程度深,不易懂;另一方面,学习目的不明确,不知道学这门课究竟有什么用,往往为了应付考试、获取学分而学习。此外,课程的考核方式比较单一,没有注重过程。《作物研究法》考试大纲中规定,课程结业方式采用闭卷考试形式。然而学业成绩作为学习效果的凭证,不注重中间学习过程,学生学习氛围不浓,平时迟到、早退、旷到现象频繁发生,学生仅在考试前临时突击,蒙混过关;同时在上实验课时,由于实验仪器和实验室空间有限,学生在做实验过程中普遍存在浑水摸鱼现象,经常仅有几名学生认真做实验,而上交的实验报告相互抄袭现象尤为严重,往往是由一两个“版本”抄写而来。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强,教师“唱独角戏”的局面经常出现,课堂显得沉闷死板。
二、提高《作物研究法》教学质量的措施
1.精简和优化教学、实验内容,突出理论知识的应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上理论课时,对授课内容进行了分析、讨论,删繁就简,浓缩基础内容,突出主线。一方面,将部分理论内容放在实验课上、结合实验内容进行讲授,实现理论与实验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考虑部分学生已考取专业研究生,在有限的学时内尽量把当今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发展趋势及研究热点问题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创新精神。上实验课时,将学生按一定人数分为多个小组,一个小组任命一名小组长,负责组内实验过程中的具体分工,实验结束后每小组只交一份实验报告,并在报告中详细标注组内人员分工情况。实现了以学生管学生的方式来组织实验教学活动,充分了调动每个同学做实验的积极性,并强化了学生们的团结协作能力。通过教学内容与实验内容的优化组合,突出“强调动手、加强实践、培养兴趣、积极创新”的理念,实施循序渐进,打破以往只重视基础内容的教学模式,突出理论知识的应用和实验实践能力的培养。
2.改革和丰富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根据学校课程改革要求,进一步强化实践训练课时的比重,突出学生能力培养,科学处理讲、练关系。《作物研究法》课程按三个“三分之一”的比例设计并组织教学,其中三分之一的内容采取讲授方式组织教学,三分之一以边讲边练――课堂讨论的方式组织教学,三分之一以实验方式组织教学。我校农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安排是从大二开始的,从论文题目的选定、指导老师确定到相关的科研活动实践和完成论文设计内容需要参与一系列科学试验过程,大四时开始整理试验数据并撰写毕业论文,最后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因此,学生们在上《作物研究法》课程时已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为实现理论与实验实践的融合,我们重点增加了“边讲边练”的比例。在上第一堂课时,阐明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同时要求学生们尽快整理毕业论文、并制作成幻灯片,结合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生在课堂上着重介绍其本科论文所用的试验方法及取得的主要结论。经过实践,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3.调整学业成绩构成,注重学习过程的考核
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往主要由理论教学笔试成绩和实验成绩构成,其中理论教学笔试成绩占总成绩50%,实验成绩50%。为了强化学生对学习过程的重视,我们对课程学业成绩的构成进行了调整,压缩了理论笔试和实验成绩的比例,增加了平时出勤率和课堂讨论成绩的比例,具体表现为:学业成绩=平时出勤成绩20%+课堂讨论成绩20%+实验成绩30%+试卷成绩30%。经过实践,学生们迟到、早退和旷到现象大幅减少,并激发了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和动手做实验的主观能动性。
三、小结
针对《作物研究法》课程的特点,我们对课程教学改革采取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不但提高了学生对课程重要性的认识,激发了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们不但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同时也具备了分析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对于农学专业课程教学也不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教学手段上需要利用多媒体等先进手段,加大信息量,适应学时少、内容多的形势;教学方法上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教师只有不断更新观念,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方式来改革教学,才能培养出符合农业快速发展需要的栋梁之才。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