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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文 母语 写作课 教法 探新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8-0014-02
作者简介：孙新峰（1972―），陕西洛南人，文学硕士，宝鸡文理学院写作学教授，校陕西文学研究所所长，校高层次“优秀拨尖人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校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陕西文学文化批评。
笔者是一所地方高校文学院的写作课教师，所任教的学校不大，但学生的写作能力可以与一些名校、强校一较高下。笔者的学生敢于操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文体，而且写得有模有样；在全国90后学生普遍不读书、学风浮躁情况下，他们坚持文人基本品格，保持了对母语学习、文学写作的浓厚兴趣，作为一个长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的语文教师，笔者个人认为这就是最大的欣慰和成功。
作为写作课教师，笔者从“模仿”起步，先做“匍匐式”普及工作。在写作课堂上，不选那些名篇名作作为范文吓倒学生，而主要直接选取本校高年级学生发表的优秀习作供学生进行形神兼备的模仿。当学生看到经过自己的再思考、再创作，“美文”也能从自己手中产出的时候，就不自觉地爱上了写作。时机成熟时再做“眺望式”提高工作，贯彻“创意写作”思想，鉴赏名家名作，让学生知道要用思想、用心写出真正的好文章要走的道路还很漫长。同时借助学校“金笔杯”校园征文大赛，将一些写作出色者选，跟踪培养。在这些“写作苗子”的感召下，全体学生写作兴趣高涨，激励竞争、比学赶超成为主流。
一、懂得感恩，写好亲情、乡情、文化类散文
感恩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一环，写好这类题材也是人之本分。这类文章主要有三个目的：一练学生眼力，看其生活储备，能不能从生活中选出有意味的连贯性意象；二练学生的话语逻辑感觉，看其能否纵深分析，横向拓展，使得未来的文章有层次感，结构清晰；三练学生思维，看其能否找到所选之象与所表之情的深度关联。
笔者鼓励学生以小见大进行选材，找准动情点，写好关节点（相对连缀的情节与细节，有时空的嬗变），靠真情动人；尤其在结尾部分，讲究回环，注意生活意象的意义提升和开拓。学生佳作有《圆圆的烧饼，满满的情》《烟斗情》《“木头”父亲》等。比如在《“木头”父亲》中学生写道：从那天起，我知道，父亲并不是一块“木头”，他是一个我必须用满满的爱真心回报的最爱的人。……爸，我决定了，下辈子不做您的女儿，我也要变成木头，变成一棵树，为您遮雨挡阳；变成一条板凳，让您随时歇息；变成一双筷子，让您尝遍佳肴美味……学生不仅学会了写文章，更学会了做人。学校为此专设“感恩堂”专栏，集中编发学生的优秀习作。在日前结束的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感恩书信征文大赛中，笔者指导推荐的35篇文章，6篇获一等奖，笔者也被授予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乡情写作也是写作教学中一个重点。怀乡和恋乡类文章写作，最终的指向是怀古或惜今，或两情兼具。在教学中，笔者以著名作家刘成章的《关中味》等文章为范本，学生摹写出了《陕南味》《天津人》等充满着乡情和文化韵味的作品。如在《陕南味》一文中，学生以陕南腊肉为切口，指出陕南人就如同陕南腊肉，经受得了烟熏火燎，四季变换，形成了坚韧、执拗等人文品格，让人激赏。
二、会讲故事，会用“大象征”手法写小小说
小说写作主要培养学生会利用意象艺术地讲故事的能力，会用基本的抑扬法、对比、象征、反讽、隐喻、误会法，甚至欧・亨利法等，而这些技法其实都可化归在大的象征手法中。
在小说写作教学方面，笔者特别选择了徐光兴的经典小小说《枪口》、潘高鹏的《医“术”》《画“法”》、杨谭林的《神丸》等颇富象征意味的小小说作品，进行精细分析，深度摹写，曲笔写意。学生中涌现出了《井》《棋“术”》《海葬》等佳作。特别是2011级学生程丹的万字小说《牡丹枕》被有“小人民文学”之称的《延河》杂志在2012年第11期发表，其《贞节碑》小说亦出手不凡。2013年6月，学生李婕的小说《山神》一举夺得陕西省环保创意文学大赛一等奖。
三、酿造诗意，锻造诗味
由于传统诗歌文体教学重格律、章法，使学生望而生畏，仅有的一点诗情也快被湮灭了。
诗言志。笔者首先鼓励学生会自选合适意象，会用“简的意”，表达“深的情”，不管押韵和平仄，能写出诗意、诗味即可，诗思、诗趣、诗乐先不要想。在笔者的鼓励下，学生读诗、写诗成为风尚。如有学生写下了《我不想念》：我在流年里散步？筑不小心跌进了时光的店？筑于是，点了一杯想念？筑我把想念灌进喉里？筑喝进肚里？筑放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筑某年某月某日？筑某个阳光晴朗的午后？筑我把她拿出来晾晒？筑瞬间，思念爬满了心壁？筑我的心成了蓄满雨的云？筑只怕轻轻一触？筑就会泛滥出大雨滂沱。说不想念，表达的却是最深切的想念，多么真切、鲜活、形象的生活和艺术感觉！在有了基本的感觉之后，笔者和学生一道，开始品评舒婷、北岛等著名诗人的代表性作品，让学生体味当下文学真正风行的是什么样的诗歌，然后让大学生改写和摹写。诗歌文体教学收尾也颇具新意，笔者要求每个大学生以诗的形式谈自己对诗歌写作的认识，因为如哽在喉，有话想说，学生写作激情很高。
四、会做学院派评论文章
学院派批评已经成为当下文坛批评的主流和主导。大学生更是学院派批评新军，其文学感觉、批评素养直接影响着母语学科的长远发展。在写作课堂上，笔者引导学生小题大做，精心“育苗”。如对学生程丹6000余字的短篇小说习作《贞节碑》的分析，笔者要求每个学生选择一个角度撰写读后感，自己也撰写了将近8000字的评论文章示范，结果许多学生把读后感写得优雅、诗意、唯美，让人击节称赞。注意挖掘、培养学生对文学鲜活的第一感受是笔者的一贯做法，如果文学感觉死了，那文学研究之河自然也就干涸了。在全面激活文学艺术感觉的基础上，笔者向学生推荐了全国、全省文学评论界有一定影响的文学评论家风格多样的评论作品，让学生精读、体悟并分析文学评论和一般的文学读后感的异同，然后写成读后感进行课堂交流，并当场打分评议，并允许学生对教师的评议进行质询，培养学生商榷、讨论、反批评的能力。认识清楚了，学生在以后写作文学评论就会游刃有余。
五、精读一个或多个作家的系列作品，养成长期研究意识
一、艺术评论及其场域
艺术评论与其场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艺术评论作为艺术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之一，应有其独立性，不受制于其他媒体或个人的喜恶与价值判断；而另一方面，艺术评论又无法避免因场域的媒介特征差异所带来的限制与影响，并从而产生内容与形式、题材与体裁上的区分。
（一）艺术评论的界定
关于艺术评论的界定，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其简单，是因为顾名思义，艺术评论即指对于艺术的相关评论活动。说其复杂，则是因为艺术评论可以涵括书画、乐舞、戏剧、影视以及建筑园林等等艺术种类，细分为绘画艺术评论、音乐艺术评论、舞蹈艺术评论、戏剧艺术评论、电影艺术评论、建筑艺术评论等多个分支；也可以贯穿艺术家、艺术作品与艺术鉴赏的完整艺术系统，成为关注某一创作者或某一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事件的专门评论；更可以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活动，生发优秀艺术创作的同时，进行自身艺术化的再创作，某种意义上，有些见解深刻、剖析准确、文辞俱佳的艺术评论本身即是一件艺术作品 [2]。笔者认为，优秀的艺术评论是连接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环节，既在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两种形态之间重叠存在，同时又会在其存在的形态一端，对另一种形态产生相应的影响。
首先，从“物”的角度来看。艺术评论通常是对某一件艺术作品的相关品评，一幅绘画、一首乐曲、一段舞蹈、一出戏剧或者一部电影，艺术评论并非单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演、论证，而是具有一定依附性的再创作过程。而且，如果脱离了具体的艺术作品，艺术评论也将无法成立，并会随之成为评论者的一种自由抒发，从而失去对艺术实践的指导意义。除此之外，对于当代艺术而言，“笔墨当随时代”，艺术评论从更加狭义的视野而言，还是指对当下热点以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的评论，因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引起具有更加广泛社会基础的、跨越学科局限的讨论、交流，也更有可能建立起创作者与评论者之间的对话空间，从而进一步推动艺术总体上的发展、繁荣。
其次，从“人”的角度来看。以往，艺术评论更多只是“物”的概念，而缺少”人”的身份，或一时有感而发，或长期鉴赏研究，艺术评论更多是从作品到作品的言说，虽也有关注到”人”的艺术评论，但那也是评论者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创作者作品的持续关注，可以说，艺术评论的重心始终倾向于具体的艺术品创作层面。而艺术评论者则要么兼具着某一艺术种类艺术家的角色，要么是某一领域艺术理论的研究学者，要么是观众，始终没有独立的身份定位。而随着艺术评论的不断升温，”人”的重要性也被进一步地发现与认知，艺术评论者逐渐拥有了一种独立的艺术家身份，如中国文联的“文艺评论家协会”等机构的成立，就正式将艺术评论者纳入到了与其他专业协会艺术家同等的定位，艺术评论成为了区别于业余艺术欣赏、艺术观后感言的专业艺术活动，艺术评论家也具有了更多身份上的特殊性和独立性。
再次，艺术评论是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连接。如前所述，一方面，艺术评论是针对当下艺术创作、关注具体艺术作品的艺术再创作，另一方面，艺术评论又是具有一定专业性质的艺术活动。因而，在实践层面，优秀的艺术评论同时也可被视为艺术作品，艺术评论者是从事艺术评论实践的艺术家；而在理论层面，艺术评论则不是单纯的艺术感受抒发，而是建立在艺术创作与艺术作品基础之上的提炼、归纳与总结，具有一定理论深度。艺术评论既可归属于艺术实践，又可归属于艺术理论，并且，艺术评论还会在实践中影响理论，也会在理论中影响实践，是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之间不可或缺的连接。
（二）艺术评论的场域
一般来说，艺术评论可以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任何人，关于任何艺术作品的评论皆可称作艺术评论，而如前文所述，艺术评论作为一种专业的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又具有其进一步的概念界定。不同概念范围的艺术评论，的场域也不尽相同，且场域的不同媒体特征，也会对艺术评论产生相应的影响。下面笔者将对艺术评论的场域作出简要的梳理。
其一，文字形式的艺术评论。从现有的评论作品来看，艺术评论大多以文字评论的形式存在，场域则包括纸质媒体、网络媒体以及新媒体等，其中，纸质媒体又包含一般的报纸、杂志、书籍以及专业的学术期刊、理论著作等；网络媒体包括门户网站、艺术专门网站以及基于这些网站而搭建的博客、微博、专栏、论坛等；新媒体则包括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中的智能终端平台，如APP应用以及微信公众号、订阅号等。
其二，影音形式的艺术评论。艺术评论有时也会以影音的形式存在，如一些含有艺术评论内容的电视栏目、网络视频、播客以及自媒体等，就都属于此类。
当然，从现今的传播方式来看，网络媒体、新媒体中的文字评论以及电视、网络、自媒体中的影音评论，由于场域的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媒介特征，更容易引起受众的普遍关注。如以电影艺术评论为例，“在新浪微博上，无论各大娱乐网站、新闻广播报纸媒体、还是独立影评人均可免费注册账号”。其中，“新浪娱乐粉丝量达到 1500万，《看电影》杂志的粉丝数有 222万，万达电影生活粉丝数有 50多万等。 ”[3]而一些艺术或艺术评论相关的公众号、订阅号更是阅读量巨大，甚至成为了受众艺术信息的主要来源。同样，自媒体在艺术评论中也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作用，如罗振宇的“罗辑思维”、高晓松的“晓松奇谈”、马未都的“都嘟”、陈丹青的“局部”，以及常被媒体称为 2016年第一“网红”的“Papi酱”等等，虽然都有各自不同的栏目定位，且播出的内容也相对广泛，但其中偶有的艺术评论段落还是不容忽视，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更有针对性的艺术评论自媒体出现。
可见，艺术评论与其场域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制约关系。简言之，简短、通俗，具有更强欣赏性与娱乐性的艺术评论，一般会在网络、新媒体或自媒体之上，而长篇、较深入，具有一定说理性与辨析性的艺术评论，则会选择在传统的报刊、书籍等媒体之上。这其中虽不乏交集，但总体的趋势基本可以认定。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术评论众多的场域中，学术书籍与学术期刊还具有既等同于传统媒体，又区别于一般书籍、报刊的特征，而这也使得学术型艺术评论具有了独特的角色定位与理论价值。
二、学术型艺术评论的角色定位
从对艺术评论及其场域的界定与梳理不难看出，一方面，区别于广义存在的“感言式”艺术评论，当代艺术评论呈现出了更加专业化的发展态势，在逐步纳入到艺术实践活动之中的同时，也出现了身份定位更加明确的艺术评论家群体；另一方面，随着艺术评论更趋专业化，不同内容与形式、题材与体裁的艺术评论也根据场域的不同特征，实现了进一步的调整，一些相对更长篇幅、更具思想深度、更趋向于艺术学专业范畴探讨的文字形式的艺术评论，一般也会刊发在传统的纸质媒体之上，而在这其中，学术型艺术评论又因其更加细分的目标受众，拥有了不同于一般场域的角色定位。
（一）实践与理论的同场对话
由于学术书籍与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章一般以学术论文为主，所面对的目标受众也更加倾向于学术专业领域（高校、科研机构）以内的读者。因而，区别于以刊发报道、体会、知识等文章为主的非学术一般媒体，学术书籍与期刊能够为艺术的实践与理论提供一种同场对话的交流空间，并由此在创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形成直接的相互影响，而这即是学术型艺术评论的首要角色定位之一。
艺术家创作一件艺术作品，一幅书画、一出戏剧或者一部电影，完成一次艺术实践，其后，无论是艺术创作者还是艺术评论者都会产生相应的感受，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样的感受是对整个创作过程的回想、沉淀与反思，而对于评论者来说，这样的感受则是由作品所引发的理论思考，或将作品放置于艺术史脉络中的意义思辨。非学术的传统媒体虽然也可以将这两方面的观点并列刊发，但面对大众读者，自然会弱化其中的理论成分，更多地关注于作品本身或其社会反响，而学术型艺术评论正好可以填补这一方面的缺失，为创作者和评论者双方同时提供一个对话的空间，从而在思想碰撞的过程中挖掘出更具有深度与广度的艺术观念。
（二）创作与理论的深度结合
如前所述，艺术评论既是生发自优秀艺术作品之上的再创作，属于专业的艺术活动范畴，同时，又是具有相当深度的艺术研究，在对艺术作品的评论过程中，逐步发掘出新的理论价值。艺术评论者兼具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双重身份，因而，使创作与理论实现深度的结合，将二者合而为一，则是学术型艺术评论的又一角色定位。
虽然，艺术评论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得到了越来越显著的重视与明确的界定，但不容忽视，在当代艺术评论的现实环境之中，一个艺术评论家还具有着多种角色，“或许是也写小说、写杂文、写学术研究论文、写文化新闻报道、调查报告、做报刊编辑……身份角色甚多” [4]，艺术评论只是一个视需要而设的随机身份，尚缺少致力于此的专门人才。然而，能够不失艺术创作才情，又具备相应的理论素养，并能将二者结合展现于文字之中的艺术评论家，恰恰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存在，正如苏轼所言：“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5]因而，艺术评论家撰写的更加专业、更具针对性的艺术评论，保留艺术评论的创作与理论成果，正是学术型艺术评论区别于一般艺术评论的优势所在。
（三）艺术与学术的矛盾并存
当然，学术型艺术评论也同样面临着艺术与学术的矛盾并存，如前所诉，当代艺术评论有必要向时下艺术热点以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适当倾斜。但是，时效性较强的文章往往不具备足够的沉淀与积累，从长时间来看，其学术影响力也会随之减弱。然而，如不刊登此类文章，又无法实现艺术实践与理论的对话交流，也无法保留艺术创作与理论的结合成果。因而，笔者认为，把握艺术评论时效性与恒久性、艺术性与学术性的“度”，使鲜活的艺术实践与深沉的艺术理论同时并存，既符合学术型艺术评论的理论深度，同时又能够及时地反映出当代艺术发展的最新动向，既不过于艰涩，将学术型艺术评论束之高阁，也不过于流俗，使学术型艺术评论一味地追求关注度，而是在灵动的艺术评论创作中，为艺术理论提供进一步提炼与归纳的基础，相信这也正是学术型艺术评论最为重要、也最值得思考的角色定位。
三、学术型艺术评论的理论价值
综上所述，学术型艺术评论作为艺术评论的众多形式之一，有其区别于网络媒体、新媒体、自媒体，以及一般非学术报刊等传统媒体上艺术评论的独特的角色定位。而基于这样的角色定位，不难发现，学术型艺术评论，最重要的价值即在“理论”。无论是架设在艺术作品创作者与评论者之间的实践与理论的对话，还是并存于艺术评论家及其评论文章之中的创作与理论的结合，亦或是学术型艺术评论所面对的艺术与学术的矛盾，其实都紧紧围绕在学术型艺术评论的理论价值周围。于是，对艺术实践起到引导与影响的作用，就自然成为了学术型艺术评论不容忽视且应努力追求的现实价值，而除此之外，能够紧扣理论特色，进一步发挥学术型艺术评论区别于其他艺术评论的优势，并从而在丰富多样艺术评论的逐渐积累中，最终提炼与总结出专属于当今时代的艺术精神，则是学术型艺术评论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
注释：
[1]王一川.当前艺术批评的学术自觉[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6）：93-97.
[2]在近现代艺术理论中，关于艺术的分类方法多种多样，如根据美学原则，则可将艺术划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情艺术、综合艺术与语言艺术五大类别，广义来说，艺术评论也可称作语言艺术的一种类型。
[3]王宜文、张云.互联网时代的电影评论[J].艺术评论， 2015（8）.
[关键词]公共领域 公共精神 新闻评论 突发事件 舆论引导
一、公共领域与公共精神
所谓的现代公共精神是指孕育于公共领域之中的,基于最深层次的基本道德理想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民众利益和社会需求为依归的精神取向。它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公共范畴。公共精神为行政体系的存在和权威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它净化了社会风气,是社会稳定的粘合剂和社会进步的推进器。
公共精神与公共领域密不可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经过哈贝马斯的论述,在英语世界国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哈氏所谓的公共领域是指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突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公共生活,中世纪的沙龙是人们批评艺术和文化的聚会场所,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最初形式。后来围绕着文学和艺术作品所展开的批评很快就扩大为关于经济和政治的争论,公众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并不断为争取公共领域努力。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始终伴随着如下的公共精神:(1)反抗性。即不畏惧权威;(2)公共性和普遍性原则,包括自由、平等、维护多数人的普遍利益;(3)集正确性和公正性于一体的合理性。即公众舆论应当切合“事情的本质”。
二、新闻评论建构公共精神的可能性分析
大众传媒具有两种职能:一为政府之喉舌,二为社会之公共空间。长期以来我国在新闻实践活动中片面强调了单方面的“舆论导向”功能而忽视了社会公共空间的职能。殊不知人们话语表达的多元化是一种社会的必然。喻国明教授指出在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传媒的价值诉求将从提供资讯到构建保障社会安全的“网”,从意见表达到构建活跃的公共话语平台。在未来的社会中,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空间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新闻评论承担着传播理性信息、意见信息的任务,它是一定的社会舆论的文字表现形态,这就为公共精神的建立提供了一系列的可能性:
1、选题针对性、现实性强。新闻评论要求针对当前某一新情况或倾向性发表评论,选题内容包括当前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国内外出现的重大事件、政治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工作中的难点问题等,这些问题带有普遍性,是群众所关心的。各类突发性事件由于其缺乏预测性,且影响范围广泛,容易造成人们的焦虑。而新闻评论从整体上观察事物,帮助人们进行辩证思考,使人们能够找到一种合理的、冷静的、能导向成功的选择,从而帮助解决人的“存在性焦虑”问题。2010年6月22日、23日,《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栏目连续发表《绝不能靠低俗吸引眼球》和《媒体绝不可见利忘义》两篇评论文章,针对当前电视相亲节目日益低俗化的现象,提出媒体的生存发展,要讲经济效益,更要讲社会效益,在保障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谋求经济效益,使二者和谐共生,相得益彰。6月23日《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反对低俗》,针对一些低俗文化现象不断滋生的情况进行了批评,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点燃了一盏文化的明灯。
2、评论迅速、时效性强。作为新闻文体的一种,新闻评论必须具备时效性,它要求在新思想、新经验和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闻人物刚出现的时候,就阐发隐含在其中的意义并加以提倡;在新问题以及不良倾向刚露头的时候,就指出其倾向性,加以引导,引起受众的警觉。对于突发性事件而言,及时的新闻评论更具舆论引导力。著名评论家林放在评价人民日报小言论专栏“今日谈”时说:“今日谈的素材直接来自生活深处,犹如刚从河里捞出来的鱼虾,到手时还是蹦蹦跳跳的。”“今日谈”的素材之所以能够“蹦蹦跳跳”,关键在于作者及时、迅速地针对新情况“发第一腔”。户籍制度改革和拆除违法建筑等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2010年6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积分制”能为户改破冰几许》和《拆除违建不能绕开司法程序》两篇时评,分别针对不久前广东省出台的农民工积分制人户城镇工作办法和北京市针对查处违法用地的新举措进行评论,纠正了某些错误认识,非常迅速及时。现代媒体的新闻评论一般都做到了及时、迅速,这就为尽快解除人们的困惑,建立起公共精神提供了可能性。
3、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现代传媒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把整个社会都纳入到了媒介网络之中,尤其是互联网,更是成为了一种公共话语表达较为畅通的平台。新闻评论凭借这些媒介载体形式获得了很大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这就为公共精神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由于突发性事件的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就更应当利用新闻评论来做好舆论引导。2010年7月“打工皇帝”唐骏的学历造假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方舟子批评唐骏“不断地用新的谎言掩盖旧的谎言”,7月10日《长江日报》发表评论《名人假学历危机正在扩大》深入分析了这一造假事件的恶劣影响,发人深省,新浪网加以转载,增加了这篇评论的影响力。
三、新闻评论――建立公共精神的途径分析
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树立新的公共精神。那么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精神呢?第一、民主的精神。民主、自由、平等是符合人性要求的最基本的规则;第二、法的精神。宪法和法律有着最高的权威和效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在法律的范围内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平等地承担义务,这是维系现代社会正常运转的首要条件;第三、公正的精神。公正就是平等、不偏不倚,尊重契约精神,对大众传媒来说就体现为报道的公正性。第四、社会公平的精神。所谓的社会公平就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具有基于他的社会身份要求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个社会要和谐、稳定的发展就必须树立起社会公平的精神,尤其是在分配领域。当前政府召开的一系列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座谈会正是基于此种考虑。
新闻评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建立公共精神:
1、评论的选题立论要更为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存处境“以人为本”。注意缓解公众的精神压力,增强社会联系,帮助公民塑造现代人格。公民的现代人格包括:乐于接受新的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并且
能适应社会的各种改革变化;头脑开放;不宥于成见,敢于挑战;讲究效能;互相尊重;互相依赖。现代人格结构中要包含的现代意识和观念有:时间观念、效率意识、法制观念、信息观念、权利意识、竞争意识、自我意识等等。嘶闻评论要多从上述方面进行选题和立论。2005年10月6日《新华社每日电讯》报道了十一期间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伦理专家:游客不文明“惨不忍睹》,并配发时评《不全是游客素质低,更是管理有问题》对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做了深入分析,指出文明旅游既是对游客道德素质的考验,更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倡导文明旅游,不能只号召游客们讲文明,相关部门和服务单位也应该负起责任。
2、在论证中渗透公共精神,运用多种论证方法使说理充分有力。新闻评论在论证过程中不要高高在上,要注意平民化,要将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等渗透到说理论证中去,使受众在阅听的过程中自觉地感受和体会公共精神的作用,从而接受公共精神。2005年6月13日时值高考结束不久,海南省出台政策限制“高考移民”,《长江日报》制作整版报道《高考移民:捷径还是磨难》,并配发摘自《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封堵高考移民功夫在“堵”外》,该文没有板起面孔训人,而是举史例为证,运用多种手法分析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是产生高考移民的根本原因,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封堵高考移民功夫在堵外,在阐明道理的同时也让受众接受了一次公共精神的洗礼。
3、文风要平实,不要哗众取宠。《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朴实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风与世情的关系是早已被写作实践所证明了的。要树立起现代公共精神就必须在行文中做到表达深入浅出,论述形象生动,语言准确清新,情理交融,行文朴素精炼,这样人们才会乐意接受。2010年6月23日《光明日报》在《光明时评》栏目里刊发《电影“广告植入”是把双刃剑》的评论,文章一针见血地点出植入式广告的利弊,告诫某些电影制作公司对于大量使用植入式广告应当谨慎,语言通俗,说理深入。
4、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作为传递意见信息和理性信息载体的新闻评论。只有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能真正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之间以及公众各群体之间的全方位沟通,使社会公众及时了解自己周围及社会上的各种变化,从而能够思考并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不少报纸专门开辟专栏吸引群众参与到评论中来,比如《人民日报》的“今日谈”、《湖北日报》的“大家谈”等,它们逐渐成为了报纸的名专栏。
总之,大众传媒尤其是作为人们思想、观念、意识进行交流的重要场所的新闻评论领域,通过体恤民众,关注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来满足民众的精神诉求。它致力于培养民众作为现代人应具备的自主与责任的意识,通过沟通协调来促进政府和公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在社会上树立起公共精神品格,从而引导民众。这不仅是传媒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
参考文献
①[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9
②谢岳:《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一、公共场合的公开展示
现代美术展览与传统“文人雅集”的美术展示方式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其美术展示的公开性。综观20世纪上半叶的画家个展、美术社团展以及各种大规模的展览，展览场地多选择人口密集的繁华市中心，并且随着美术展览活动的频繁及展览机制的日益成熟，开始出现专门的展览场馆。
1、以人口密集繁华的市中心为展览会场
民国时期，美术展览的会场多为人口密集的城市繁华地带，便于民众参观。上海地区的美术展览会场主要集中于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大世界、利利公司、大新公司、永安公司等商场，以及各种会馆、社团驻地、学校、画店等处。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馆，近现代美术史上很多画家都曾在此举办画展，如1924年关良在此举办个展，唐云也曾在该会场举办首次个展。上海大新公司也是上海画家举办画展常选的场所，该公司四楼的书画部是美术展览的重要场地。1929年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会场是上海新普育堂，该场所曾多次成功举办大规模的商品展示会。以这些人口密集并且民众十分熟悉的场所作为美术展览的会场，可以较为便利地吸引民众前来参观。
2、美术展览专门场所的设立
随着美术展览这一美术展示方式在美术界的普及，逐渐出现了美术展览的专门场所。首先是地方性或私立性的美术馆开始出现。1930年天津市立美术馆成立，该馆成立后先后举办了三十余次展览会，展览的类型包括国画、西画、摄影、石刻、图案、建筑雕塑、历代书画等等，参观人数达到十六万多人。1932年苏州美术馆成立，该馆与苏州美专的教学活动紧密结合，经常举行各种美术展览活动。1936年国立美术馆在南京设立，该馆成立之后成功举办了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和全国手工艺品展。美术展览的发展带动了美术馆事业的繁荣，而这些专门展览会场的出现，对于美术展览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意义。美术馆为美术展览提供了长期、固定举办展览的场所，使美术展览向大众传播美术文化更为便利，更为持久。
二、美术展览与现代传媒的互动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近现代传媒业已经比较发达，报刊、广播是常用的大众传播媒介，美术展览与现代传媒的结合，使得美术展览的文化传播范围更为广泛，文化传播效果更为显著。
1、报纸――美术展览的宣传重镇
《申报》、《北平晨报》、《时事新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较有影响力的报纸经常对当时的美展进行报道。
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该报“在沪上报坛的首席地位不可动摇，它也是全国信息覆盖最高的传播媒介”，其舆论影响力在同行业中十分强大。该报对于近现代比较有影响的美术展览活动均有所报道。如1929年的全国美术展览会、1931年何香凝组织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1933年徐悲鸿组织之赴法中国美术展览会、1934年刘海粟组织的赴德中国美术展览会和1935年赴英古物上海预展会等，在《申报》上都有详细的跟踪报道。如1929年4月10日至5月3日，《申报》详尽报道了全国美展的展出情况，包括展览内容、乐艺表演节目、参观者数量等相关详细信息。创刊于1928年的《中央日报》，该报中亦有大量关于美术展览活动的报道，对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和1942年－1943年的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还有1935－1936年赴英古物展览会等大规模美术展览活动予以连续报道，并且内容十分丰富。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等也是对于美术展览活动十分关注的重要大众传播媒介，如对于1935－1936年赴英古物展不仅作了详细报道，而且还以此作为反对古物外出展览，保护国宝的舆论声讨阵地。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刊登了北平学界联名发表的反对古物运英展览意见书，之后天津《大公报》积极响应，连续刊登《古物运英展览为保全民族文化国人应审慎考量》(1935年1月20日)与《国宝珍品不可出洋》(1月21日)两文。文中指出：“吾以为欧洲人之有识者，殊不知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历史上之地位，故不必待展览国宝而后宣扬。即普通欧人，虽未到中国，但必曾到博物馆，是则伦敦巴黎，皆有丰富收藏，中国文化具何特色，一般本有印象。……夫古文化者，兹如其字，古代过去之文化而已，吾侪后裔，故宜宝贵祖先遗产，但决不能以此为夸耀。彼主持运英展览者，谨防夸耀无功，而令此仅余之国宝而失之!”“以吾国稀世奇珍，拨弄于舟车之上，辗转于数万里之外，远涉重洋而至英国，若不予保险，万一稍有意外，不但吾国失去祖宗遗传民族精神所寄之国宝，即在世界文化上亦为一大损失，关系重大，不容忽视。”
2、期刊画报――美术展览的核心媒介
期刊画报也是美术展览的重要宣传媒介。不仅报道美术展览的信息，而且刊出美术展览的优秀美术作品，部分画刊印刷精良，对于不能亲临展览会场的观众而言，无疑起到很好的美育效果，使得美术展览的文化传播范围进一步得到延伸。
《良友》画报、《妇女杂志》、《美术杂志》、《美术生活》等都是对美术展览报道较多的期刊。《良友》画刊，1929年8月30日第38期刊登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部分精美图片，如齐白石的《白菜》、林风眠的《痛苦》等重要参展作品。《妇女杂志》第15卷第7号，出版《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辑号》，刊登了大量1929年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出品的图片，并且连载了李愚一等人撰写的关于全国美术展览会出品的介绍。《美术杂志》的第三期出版《第二届全国美展特辑》，第四期出版《美展批评特辑》，刊登第二届全国美展的作品，以及陈抱一、李宝泉、刘狮等人撰写的美术评论文章，对于中国画坛 的发展提出批评和希望。有些期刊画报作为美术社团的机关报，对于美术社团所举办的美术展览活动，报道更加详细，一般专门出版美展的特刊，其报道内容包括美展的时间、地点、参展团体及画家、观众人数等。如《艺风月刊》详细报道了艺风社30年代的几次大规模美术展览活动，并且刊出大量展览中的精美作品的图片。《艺风月刊》，第2卷第9期报道了艺风社第一届展览的盛况：1934年6月3日至10日，艺风社在上海法租界的中华学艺社举办了第一届联合美术展览会，作品747件，参展的画家有：杭州国立艺专、南京中大艺术系、上海新华艺专、苏州美专、武昌美专，以及北平、天津、广东、厦门等地的画家，以及周碧初、潘天寿、张书旃、阳太阳、黄宾虹、诸闻韵、吴弗之、张振铎、姜丹书、徐悲鸿、李毅士、潘玉良、孙多慈、王祺、经亨颐、梁鼎铭，苏州的吴子深、颜文梁、胡粹中、黄觉寺、林风眠、蔡威廉、方干民、雷圭元、吴大羽、陈树人、荣大K、方君璧等人。展出作品种类包括国画、西洋画、折中画、书法、雕刻等，观众超过两万人。《艺风月刊》第3卷第7期(1935年)报道了艺风社第二届美展：1935年5月19日，艺风社第二届美术展览在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及南高院开幕。出品绘画、雕刻、建筑、图案、摄影、实用艺术品，目录编号为822件，另有部分未编号的，总计作品有850件。其中国画三百余件，高剑父、陈树人、徐悲鸿、张书旃、胡藻斌、许士祺等名家参展；西画二百余件，方君璧、林风眠、潘玉良等作品较佳。开幕第一天观众多达三千四百余人，被时人认为具有全国美术展览会的性质。《艺风月刊》第4卷第5、第6期(1936年)报道了艺风社第三届美术展览，指出：1936年6月3日至10日，艺风社第三届美术展览在广州市立图书馆举办，出品931件，第一天参观人数多达5万人次，比前两届观众更为踊跃。本次出品以团体论，有南京的中国美术会，上海的中国画会，南京中央大学、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平艺专、上海美专、新华艺专、苏州美专等。名家陈树人、王祺、徐悲鸿、张书旃、王一亭、齐白石、黄宾虹、汤定之、徐朗西、张聿光、褚建秋、姜丹书、潘天寿、柳子谷、方人定、许士祺、胡藻斌、袁松年、汪亚尘、朱屺瞻、沈迈士、俞剑华、王青芳等均有出品。《中国美术会季刊》则对于中国美术会在30年代的展览活动，作了详细报道。在《中国美术会季刊》创刊号(1936年1月)中，详细报道了中国美术会第三届美术展览的情况，以及时人对于该展的评论，如创刊号中李毅士的《中国美术会第三届(秋季)美术展览会的回顾》一文中，对于出品水平不高的原因进行反思，他指出，“第一届美展是初次创办，国内许多作家不知道，不曾参加，还有许多作家，不十分信任我们，都抱持观望的态度，不肯来参加。这届美展，精品自然少。……当第二届美展开幕，知道我们的作家多了，有许多人也就抛弃以前观望的态度来本会出品了，大概都是平生的佳构，不限定是在近半年里的作品，这次美展的成绩自然特别出色。到第三届美展开幕，新加入的出品人大半都是后进者，会里没有什么名家生平的杰作，不过是他们这半年间的作品，其外后进作家的作品，比较幼稚，因此整个美展也就减色了。”《中国美术会季刊》第1卷第2期(1936年6月)报道了中国美术会第四届展览，并且评论界也十分关注展览所反映出的画坛发展倾向，如本届展览中孙福熙据该展指出画坛有两种新的倾向，“第一条新路是写生，我们是能用祖先一脉相承传授给我们的方法来写生了，这写生是有眼光、有手腕，能够取长舍短添盐加醋的写生，比西洋人的拍照式写生高明得多了……第二是题材上的进展，就是逐渐注意到实际生活的描写了。”
此外，为进一步扩大宣传影响，美术展览也借助电台广播这一新媒介做宣传。1935年赴英古物上海预展会期间，上海广播电台每天下午六点半用中文播音一次，下午十点半用英文再播音一次，广播的内容包括会场消息及展示古物的内容等。宣传范围十分广泛，上海及外地装有无线电收音机者都可以收听到。这是一种较为新颖的美展宣传手段，为美术文化的广泛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使美展的宣传变得更加多元化和立体化。
三、学术演讲与乐艺表演兼举
1、学术演讲提高学术性。
在美术展览过程中，穿行学术演讲，可以显著提高民众的美术鉴赏能力，进一步扩大美术展览的社会影响力。如1927年北京艺术大会展览期间，举办学术演讲多达十余次。1937年第二次美术展览会展览期间举办美术讲座四次，1942－1943年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举办美术学术演讲八次。美术展览的学术演讲，大多聘请国内外专家主讲，这对于提升普通观众的审美水平有积极作用，促进了美术运动的普及和深入，观众反应良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应。
2、乐艺表演增加趣味性
民国时期的美术展览亦通过娱乐性很强的乐艺表演来吸引观众走入展览会场。由于当时美育的缺乏，使得“吸引观众步入会场”成为对大众进行美术文化传播的关键。因此，美展中乐艺表演的娱乐性、趣味性，对于吸引民众进行美育启蒙十分重要。
纵观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美术展览活动，在美术展览过程中兼有乐艺表演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如1910年6月6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一次中国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中，就具有了乐艺表演的形式，据姜丹书回忆，在该次博览会中“设有各种商店、舞台、育乐会及马戏团表演”。1927年5月，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筹备的北京艺术大会中，音乐和戏剧表演是重要的内容，据《艺术界》刊登的《林风眠等发起北京艺术大会》一文载，该艺术大会展出的内容为三大类别“即美术、音乐与戏剧表演：A绘画展览，中西绘画、图案、建筑、雕刻等属之；B音乐演奏，声乐、器乐等属之；C戏剧表演，话剧、歌剧、跳舞等属之。”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中，自4月10日展览会开幕后，在当时的报刊等舆论宣传报道中都突出强调美术展览会场乐艺表演节目的精彩，其具体内容包括京戏、昆曲或女学校体操表演等种类，力求吸引观众买票步入会场。丰富的乐艺表演节目，无疑大大增加了美术展览的趣味性。不过就美术展览中的乐艺表演形式，当时的美术界对之也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乐艺表演与美术展览同时进行，会影响到美术展览的纯粹性。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举办前，美术界就有人提出应该取消全展中的乐艺表演，“老实说，我不晓得那几位执事先生的高明，似乎太看不起这许多古今中外的美术名作了，生怕展览会的观众太没兴头了；要不是，为什么一定另外要拉拢这许多玩意儿来凑趣，我只听说过古人焚香读画，倒没有听说过要一面听戏，一面读画，或一面看耍拳 头，一面欣赏美术；有之，第一次全国美展会是第一次!”但是结合民国时期具体情境，能够吸引民众走入展厅，才能进一步实施美育。因此美术展览的过程中穿插乐艺表演，是具有一定时代意义的。
四、免收门票或降低门票价格
关键词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变革；福斯特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07-0029-06
非洲国家的职业教育范式一直摇摆于巴洛夫与福斯特的思想论争之中。针对巴洛夫以职业学校范型促进经济发展的论断，福斯特基于在加纳的研究积累，写出了《发展规划中的职业学校谬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M.Blaug）对此有如下描述：如同“在鸽子群中放一只猫”，在职教理论界引发了一场大战。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职业教育政策取向在二人之间发生转向，但这一切似乎持续至今仍没有结束，福斯特命题（即“职业学校谬误论”）引发了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与变革取向的考问。
一、巴洛夫与福斯特之争：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欧美强国经过战后的恢复期，迎来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与之相伴随。由于西方“现代化理论”、“发展经济学”与“人力资本理论”开始盛行，非洲诸国依据人力规划的方法发展职业教育成为时代的特征。巴洛夫与福斯特作为影响世界职业教育政策的代表，二者关于非洲国家职业教育范式选择的思想论争持续达半个多世纪之久。
巴洛夫，英国经济学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表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非洲的大灾难》、《非洲需要什么样的学校》等[1]。福斯特，早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曾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学和社会学教授、比较教育中心主任等职。他的代表作品是发表于1965年，作为比较教育名家安德森和鲍曼主编的《教育与经济发展》一章的《发展规划中的职业学校谬误》[2]。巴洛夫与福斯特的观点直接影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职业教育政策导向。
巴洛夫与福斯特关于职业教育认识与发展的理论区别甚大。其中，职业教育组织方式问题是争论的焦点。196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非洲国家教育部长会议，讨论该地区的教育与经济发展问题[3]。巴洛夫以“发展经济学”和“人力资源说”为基础，主张大力发展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并对传统普通学校进行职业化改造，即主张在普通中学设置职业课程，以实行多样化的学校课程计划。巴洛夫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支持，成为20世纪60年展中国家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巴洛夫的思想与世界银行的主张被当时的大多数国家所采纳。一些发达国家一般采取普通教育职业化、中等学校综合化的战略，在普通中学中渗透职教因素，并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措施是大力发展职业学校，并对普通学校的课程进行职业化改造。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职业教育的高度发展并未带来预期的高收益。反之，严重的经济危机与高失业率使公众与政府对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大失所望。传统学校职业教育“人力生产的规模效应”优势，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反到成为就业危机的一种危险；而其“应变能力差”、“反应迟钝”的弊端更加明显。福斯特60年代提出的职业教育命题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福斯特基于对非洲的多年研究认为，职业化的学校课程既不能决定学生的职业志愿也不能解决其失业问题。他以学校形式职业教育“技术浪费”与“天然缺陷”为核心观点，提出职业教育的重点是非正规在职培训，企业本位的职业培训优于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用其原话来说，“职业技术培训必须主要在正规教育机构之外进行”，发展企业本位的在职培训计划比发展正规的职业学校“更加经济”、“更少浪费”[4]。
二、学徒制与学校制之博弈：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的历史追问
（一）学校何以产生
职业教育历史悠远，可以说“自有分工，便有职业教育”。手工业时代技术传承形式颇多，但以“师徒相继”为主体模式。英国经历了自由学徒制、行会学徒制、立法学徒制阶段，12世纪开始盛行行会学徒制，劳动组织通常由徒弟、工匠、师傅三种身份组成。徒弟学习7年方可转为工匠，工匠游学几年之后，其“得意之作”经师傅认可方才能为师傅。1567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工匠、徒弟法》，标志着英国进入立法学徒制时代[5]。其他欧洲诸国与之类似，美国如是。17世纪后，学徒制衰落且逐步被职业学校所取代。
职业学校的产生首先基于权利诉求。欧洲大学的诞生先于基础教育，而基础教育一般被认为是家庭之责。贵族子弟接受家庭教师之教而进入文法学校，自然贫民排除其外。17、18世纪，欧美开始出现招收底层群众子女、具有职业教育特征的培训机构，如英国17世纪末期开始创办的“免费学校”“贫儿学校”“乞儿学校”“流动学校”等慈善学校，18世纪后期出现的星期日学校，后来曾一度流行于欧美各地。另外，还有依据教育家洛克的主张，集中贫苦儿童或流浪儿童，以职业劳动为主的“工作学校”。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职业学校指向贫民既是等级差距的凸显，又是教育民主取向的萌芽。
职业学校的产生基于效率原则。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超过了历史上发生的多次变革。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工场手工业时代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真正的狂飙时期。”[6] 机器工业的迅猛发展直接导致了对于技术工人的大量需求。学徒制因人才培养“低效”而逐步衰落，职业学校因“规模效应”开始占领历史舞台。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开办了第一所文实中学，开设商业、航海、贸易、机械等课程。进入19世纪后，文实中学蓬勃发展，1830年，美国已有核准文实中学950所；1850年达到6085所[7]。1879年，武德沃德创办了美国第一所手工训练学校。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颁布之后，兼顾就业和升学的综合中学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职业学校的产生基于科学理论的学习。与手工业时代不同，近代工业技术以近代科学为基础。传统学徒制长于实践而疏于理论知识的掌握。因此，以科学为基础的近代技术教育呼唤一种新的形式。18世纪，英国“机械工人讲习所”诞生。机械工人讲习所是一种由中产阶级主动资助并自发组织的向技术工人讲授能应用于其职业的各种科学知识和原理的场所。机械工人讲习所具有成人教育的性质，聘请大学教授开设科学讲座。在英国，1840年的机械工人讲习所有200多个，会员2.5万人，至1850年，全国讲习所达700所之多，会员10万多人，拥有藏书70多万册。半个世纪以后，因成人教育的受众局限，许多讲习所转为面向民众子弟的工业学校[8]。同样，德国18世纪开始出现实科学校、商业学校、进修学校，等等。
（二）学校何以被质疑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源于历史条件的变革。产业革命初期，生产不足使社会并未显露就业与失业的困扰。由于工人需求数量巨大且技术水平要求不高，职业学校实践教学之缺陷并未显露。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失业震动使职业学校遭到质疑。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信息化与后工业化社会对职业教育提出诸多要求。比如，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后移，中等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发展，瑞典、英国等国职业学校转型为综合中学即为一例。传统职业学校对经济与社会巨大的发展变化反应缓慢。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源于自身的天然缺陷。手工业时代，技术传承的主体是学徒制度，而学校成为“理性”培育之所。可以说，学校产生的历史同时是“体脑”分裂的历史。学校远离生产，体现其“象牙塔”高贵之所的同时，孕育出自身的天然缺陷，即“实践”的缺失，职业学校亦是如此。职业教育因移植普通教育，所以重视学科知识的传习。职业教育是“做”的学问，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现代学徒制度、澳大利亚新学徒制度、美国青年学徒制度等相继兴起。而德国“双元制”的成功恰恰是企业弥补了学校教育资源的不足。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源于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激进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美国的一种“非制度化”、“非学校化”教育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古德曼、伊里奇、赖默、贝赖特、霍尔特等。他们通过对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的批评，提出了教育的自由选择和“非学校化社会”的观点，强烈要求改革传统学校教育的单一性和封闭性。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做中学”的特征更是符合激进主义思想的取向。需要厘清的是，激进主义的“非学校化”观点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截然不同。
（三）学校何以尚存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提出的同时，一个基本事实是：职业学校一直存在着。福斯特之后，尽管世界银行的政策支持有所转向，但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强国的职业学校都没有消减，职业学校尚存有其合理性。
职业学校尚存源于自身的教育使命。学校与企业不同，企业追逐利润而学校旨在育人。英美两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除受崇尚“博雅教育”的传统影响之外，主要是由企业自身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即使是职业文化浓厚的德国，近年来企业参与“双元制”的积极性也在降低。因为接纳学生成本巨大而经济回报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对于以育人为天然使命的职业学校而言，是否存在断然不是由“投入—产出”的经济维度所决定的。即使企业积极参与办学或独立办学，同样不能替代职业学校即是这个道理。
职业学校尚存与教育对象的主体需求息息相关。学生的天性差异甚大，人才类型具有多元的特征。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为技术人才提供了心理学支撑。他在1983年出版的《智力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并着重论述了多元智能理论的基本结构，并认为支撑多元理论的是个体身上相对独立存在着的、与特定认知领域或知识范畴相联系的八种智力，即语言、逻辑、空间、肢体动作、音乐、人际、内省、自然探索[9]。其中，在“肢体动作”智能领域具有天才基因的学生容易培养成技术与技能型人才。新加坡“小四”普职分流，而德国是12岁。如果说职业学校产生于等级社会，现代职业教育应是“因材施教”的结果。没有职业学校，适合职业教育旨趣的学生的出路是什么？
职业学校尚存还在于其技术知识的传承功能。尽管企业同样是技术传承的通道，但其在技术理论教授方面存在不足。况且，企业由于生产的限制往往局限于岗位培训，因此企业独立的职业培训一般是不完善的。另外，职业教育形式只有多元化才有活力。然而，职业学校尚存的合理性分析不能自行解决自身的困境，同样不能阻止理论与实践领域对于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质疑的持续。但困境与质疑并非是坏事，或许是职业学校深度反思的开始与有效变革的前兆。
三、技术话语与学校本位之张力：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的内在困境
（一）跨界属性
职业学校面临的内在困境之一是如何面对跨界问题。历史与实践证明，单独的学校形式无法完成现代职业教育的整体任务。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导致了“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与“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这一“普遍法则”将职业学校引入困境且迷乱其取向。
德国与日本均是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度，但同时也是职业学校备受质疑之地。德国以“双元制”著称。企业与学校共同完成职业人才培养的任务。但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是企业本位的，职业学校仅是服务企业完成“应知”部分的教授。同样，日本以企业培训著称。而与此同设的职业学校，其效果与名声远远低于企业培训。日本之例，正是福斯特所言的：就职业教育而言，企业培训优于职业学校。职业学校在历史的沉浮之中尴尬存在。
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于20世纪90年代被引进中国，分别在辽宁、上海、北京成立三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引进的结果是除太仓、青岛等德资企业的“双元制”学校成功以外，其余均以失败告终。“双元制”的核心特征是企业与学校双方的“分量”不等性，企业主体是“双元制”成功的基石。中国职业教育以学校为主体的特征，直接导致“校企合作”中学校的被动地位。
中国“校企结合”最成功的事例是20世纪中期的中等专业学校与技工学校。行业办学使学校与企业基于共同的母体。二者之间的结合机制问题自然解决。但伴随企业改制与行业职能的转换，职业学校从行业之中被剥离出来，行业办学作为中国特色的“双元制度”自此消失。由于中国中小型企业居多，尤其缺乏企业办学的制度文化，因此“政府投入、企业办学”的模式是否可行还有待研究与检验。
世纪之交，校企、校校、区域合作等各种类型的职教集团纷纷诞生。职教集团作为一种创意试图解决资源共享问题，当然“校企结合”是其中的核心要旨。但实践证明，职教集团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企业办学积极性倘若无存，就没有真正的“校企结合”。跨界难题似乎成为职业学校的一种宿命。
（二）匠器法则
职业学校面临的内在困境之二是如何应对匠器成长的特殊规律。吴国盛在专著《科学的历程》中写道：“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一直存在着两个传统，共同构成了科学的历史渊源。”[10] 其中，两个传统指哲学家传统与工匠传统。
历史上对待工匠传统是非公正的。工匠培养被排除在学校之外而成为“隐学”。“箕裘相继”乃是典型范例。箕裘相继，语出《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志于学矣。”主旨手工业技术以父子相传，至今依然在民间诸多技术领域盛行。另外，民间学徒制度是技术传承的重要方式。中医为例，先秦长桑君教授弟子扁鹊，汉代淳于意师从师阳庆，尤其华佗与其弟子樊阿、吴普、李当之师徒传承极为著名，至今华佗收徒馆遗址仍可再现其当时授徒之景。明清时期，学徒制度在商业领域开始盛行，如闻名于世的晋商学徒制度特点鲜明并极为严格。另外，武术、曲艺、厨艺、木工、瓦工等许多领域学徒制度盛行至今。
历史地位相分与存留状态差异忽略一个重要的命题。匠器成长范式与哲学家成长范式截然不同。纽曼曾经对于哲学家生活有过经典描述：“大希腊之光毕达哥拉斯曾一度居住在洞穴里。泰勒斯终身未娶，隐居一生。柏拉图远离雅典，隐居在阿卡德米树林。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寒窗苦读20年；修道士培根孤居在爱生神城塔。牛顿终日苦思冥想，几乎因此失去理智……”[13] 试想一位工匠是否可以脱离实践、冥思苦想既成，答案是明晰的。
历史的分野直接演变为当下职业学校的尴尬。苏格拉底视匠器为傻瓜笨蛋，但职业学校却无法完成“傻瓜笨蛋”的培养，传统的课堂之上无法教出铁匠、鞋匠与生意人。柏拉图的雅典“学园”无法胜任农民与工匠的技术传授。亚里士多德的博雅教育更是与奴隶无缘。自学校诞生以来的“体脑分裂”直接导致今日学校无法完成匠器的培养。匠器的培养是“工作本位”的，而学校似乎只是长于学术人才的培养。
（三）默会向度
职业学校面临的内在困境之三是如何面对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作为一种知识形式与学科知识并存。相对于学科知识在教育实践中的“显性”地位与久远历史，技术知识因与生产实践融合而被习惯性地认为是一种“去理性”的存在，以知识相称则是20世纪技术哲学发展的结果。职业学校长于教授学科知识，而技术知识的教学与之存在很大差异。
职业学校的“学科本位”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技术是科学的运用。实践证明，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相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远在科学原理产生以前，人类就已经开始运用技术。技术的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在手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电器时代、电子时代都是如此。就如罗杰斯所言：“如果不了解科学，就不可能研究科学，因为科学是知识。但是即使不了解工程科学，也能够从事工程或技术活动，因为工程和技术是关于物品的制造。对理论一无所知时，实践知识也可以存在；在实践方面笨拙时，理论也同样存在”[12]。
职业学校长于“概念性”与“原理性”知识的传承，但技术知识是一种“行动知识”。技术知识中“默会成分”是典型的行动知识。行动知识又常以“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action），或者“内在于行动中的知识”（action-inherent knowledge）称谓之。如挪威哲学家格里门所说“对知识的表达而言，行动是和语言同样根本的表达方式”。波兰尼指出，默会认识和认识主体须臾不可分离。默会知识在离开其母体后便失去了生命，游离于其母体之外的只是一些毫无生命的明确知识。黄焕金对默会知识的描述更为形象，“知识一离开产生它的人的头脑，便像鸡蛋那样获得一个坚固的外壳”[13]。课堂是无法完成“行动知识”学习的。
职业学校长于“分科知识”的讲授，而技术知识是一种整体知识。亚里士多德开启了学科分类的历史，如自然科学有物理、化学等学科之分。与学科知识的细化相比，生产实践是综合的，其蕴含的知识形态同样是综合的。制造一台机器、建筑一栋房子皆不是只有力学、制图、材料等单门学科知识即可完成的。“分科知识”与“整体知识”的矛盾似乎即是“课堂”与“车间”的矛盾。
四、回归学校与适应变革之融合：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破解策略
（一）做当为之事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遭遇质疑一方面凸显出其需适应社会经济环境而作出变革，同时表明，学校变革的方向不是背离教育的“本质属性”与“核心使命”。概而言之，职业学校变革的底线是“做当为之事”。“当为之事”即是不可替代之事，“学校”回归“学校”是根本。
职业学校第一任务是对于职业人才的唤醒。职业教育的本体价值在于育人，没有人的职业教育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过度专注技能与技术层面的“人力本位”范式愈加强化技术理性异化所引发的深层危机。“人性”关照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学科信仰与永恒坐标。职业人才的尊严与觉醒是一个深刻的哲学与伦理学命题。职业人才在青年时期没有对于自身理性的觉醒，没有对于人类自身的关注意识，没有对于生命自由与局限的体认，没有对于人性问题与美感的追求，一个混沌与蒙昧、缺乏深度关怀的个体，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职业主体。职业教育本身如果“去启蒙性”就不能称之为教育。而职业人才的唤醒是企业培训无法完成的。
职业学校贵在关注学生整体素质培养与发展的张力。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谋生劳动”与“自由劳动”的概念，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工人视生产活动仅为谋生手段而丧失自觉劳动的兴趣。对此，马克思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工具的技能。”[14] 杜威的职业准备“间接论”同样是在未来岗位变化与职业涵盖无限理性的基础上提出的。企业培训关注“用”而不关注“育”，整体素质培养是学校当为之事。
职业学校需重视学生成长通道的创设。学生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此建设普职跨界融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的证书制度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互通即是成功的范例。跨界融通基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同质性，目的是促进两种人才的自由选择与多维发展。跨界融通与基础取向皆是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凸显，这应是学校所尊奉与守持的。
（二）做可为之事
“做当为之事”是基于职业学校使命而言的，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学校变革的方向。以此为基础，职业学校在变革方向上仍存在着“度”的把握。核心问题是职业学校基于效率原则在顺应变革过程中“做可为之事”。“做可为之事”是适应变革，效率原则同样是学校存在合理性的基础。
“做可为之事”首先体现在学科知识的改造上。学科知识并非一无是处，知识体系所显示的系统性必然会影响人类的思维，无论是作为义务教育或是素质培养皆是必要的。目前职业学校对于学科知识的“彻底颠覆”在知识论层面上是危险的，“做”的学问需好好研究。CBE课程的任务导向以及项目课程的综合皆是很好的尝试，但是基于工作任务分析而“析出知识”的内在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削弱理论思维与背离工作本位均是对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误读。杜威在批判教育“二元论”的基础上提出，必须改革学校的课程体系，使普通与职业两类课程结合起来，为上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共同目标服务。杜威关于课程整合的思路正是美国乃至欧洲20世纪职业教育课程范式的选择。
“做可为之事”同时体现在教学方式的改造上。“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必然选择。学校教育需吸收“工作场所学习”的特点。普通教育领域对于传统教育的批判早在欧洲“新教育运动”和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中就展开了。这些普通教育的改革均加入了手工操作的课程，职业学校必然要依据内在的属性而变革。
“做可为之事”在于与环境的互动机制。作为一种效率原则，“做可为之事”并非完全不考虑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最终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的全面参与。因此，学校在做“当为之事”与“可为之事”的基础上，应该成为一个开放而不是封闭的体系，尤其要保持、创设与企业之间联合、互动的能力与机制，要积极推进校企合作的深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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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6卷：218.
Analysis on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Vocational School
——Thinking Triggered by Foster’s “Vocational School Fallacy Theory”
LU Bao-li1，2， PANG Hai-zhen2， SHI Rui-zhen2
（1.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 Hebei Teachers’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