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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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必需采取全局性调整、改善和充实、提高，才能促进机体恢复新陈代谢——机体的阴、阳、五行（肝、心、脾、肺、肾）、气、血、营卫综合性的动态平衡，并把它提高到新的、高一级的水平之上；那么，强身祛疲——健体强身、祛除疲劳、过度疲劳和过度训练，以及机体机能恢复与提高的问题，便迅速地迎刃而解了。这早已为多年来众多的治疗实践有力地证实。
关键词强身祛疲阴、阳、五行、气、血、营卫综合性动态平衡
前言
当今世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健康而强壮的身体，并且在进行各种工作、劳动，特别是体育运动之后，既能够胜任，又能够迅速祛除由于工作、劳动和体育运动而产生的疲劳。因此，强健身体，祛除疲劳（即强身祛疲）这个问题与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现在，由于许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发生健康状况恶化和身体衰弱的人确实为数众多，到处都有。所以，有效地增进健康和强壮身体祛除疲劳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探索这个问题的解决一直是世界上康复医学与运动医学的重大课题。
“生命在于运动”。有运动，就一定促成机体新陈代谢性状的动盪；有动盪，就必然加速细胞组织的分解代谢与机体内环境的演变，并进行新陈代谢同、异化作用对立统一关系的重新组合——综合。在这种重新组合——综合尚未达到完善——综合性动态平衡之前，势必出现原有的新陈代谢同、异化作用对立统一关系——综合平衡能力与水平的下降、失调以至紊乱，发生机体能力与工作能力的暂时下降，于是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疲劳。这就表明，疲劳是生命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由于机体运动而产生生理性改变的客观存在。当然，亦由此可知，没有疲劳就没有机体能力与工作能力的真正体现。所以，在运动医学上就有“没有（过度性）疲劳就没有训练”之说，这是因为（过度性）疲劳乃是机体能力达到超量恢复必不可少的激发前提；而机体若“没有超量恢复就没有机能能力的提高”，这就表明超量恢复与疲劳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相关，亦即疲劳对于超量恢复有着特定的积极意义。然而，疲劳却阻碍着人们机能能力与工作能力的发挥和延续，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由于机体生理负担过重，则可能导致工作能力的严重衰退，甚至能危及健康以至生命，“积劳成疾”这个成语便是对此生动的写照。因此，我们对强身祛疲的研究籍以推迟疲劳的发生，降低疲劳的程度和迅速地祛除疲劳，从而增进机体康复、强壮和提高机体能力便具有现实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意义。特别在体育运动中强身祛疲问题的意义则更为重大，长期以来一直是运动医学的重大课题。
《强身祛疲》口服液乃是国家体委委管课题《强身祛疲丸》的第三代产品，它较之第一代的丸剂与第二代的冲剂更为广大的运动员与各界人士乐于接受，美味可口，携带使用方便；更重要的是其成分有了更进一步的改善与提高，在疗效上更上一层楼，它能够相当迅速地促进体弱者、劳动者，特别是运动员祛除疲劳、康复强壮，提高机能与工作能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与运动成绩。本文的目的，主要就强身祛疲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讨论。
2强身祛疲的辩证法
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乃生命活动同、异化作用对立统一的整体，人体生命活动的对立统一，就是新陈代谢同、异化作用综合性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状态的好坏与否，乃是我们是否健康、强壮，是否发生病变的根本性制约和依据的所在。因此，要使我们的身体健康、强壮，就必须对新陈代谢是否综合平衡这个生命活动的根本性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紧张的工作、劳动，特别是运动训练、比赛经常对人体的机能潜力进行生理极限和超生理极限的动员，便给机体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造成强烈的冲击，并引起极大的波动极易破坏新陈代谢同、异化作用综合性的动态平衡，使之发生下降、失调、紊乱以至衰竭。此时，仅仅依靠机体本身的代偿恢复和康复能力，常常不能济事，若长此以往，必将积劳成疾，导致各种运动性疾病的发生。因此，必须借助药物——补剂等各手段来促进机体的代偿恢复与康复（注意，此中不含兴奋剂）。因此，密切地关注机体新陈代谢同、异化作用综合性的动态平衡乃是增进健康、强壮身体、祛除疲劳，提高工作能力的根本关键所在。
如前所述，疲劳的标志是机体工作能力的下降，而工作能力则是人体各器系代谢机能综合平衡总和水平的表现，它是由以下因素构成。
（1）神经——体液——反馈调节的能力。
（2）各种酶体系的活动。
（3）内环境的稳定性。
（4）各种能量物质的相互转化与供能水平。
（5）细胞的代谢能力，特别是线粒体能量代谢能力与钠——钾泵功能。
（6）各器系机能能力的共济作用的水平等等。
所以，机体工作能力的下降——疲劳，也就是机体各器系机能能力综合平衡总和水平的下降，是上述诸因素的全局性机能减退，是新陈代谢同、异化作用综性动态平衡水平的下降是同、异化作用相互关系发生下降、失调紊乱，以至衰竭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把疲劳、特别是过度疲劳与过度训练视为新陈代谢机能综合症是恰如其分的。这个论断要比关于过度疲劳是：1.体内能源物质耗尽的“衰竭”学说；2.某些代谢产物在肌组织中造成堆积的“堵塞”学说；3.血液PH值下降、细胞外液水分及离子浓度发生改变、渗透压改变的“内环境稳定性失调”学说；4.按照巴甫洛夫学派的意见，当工作时大量的神经冲动传至皮层相应细胞，神经细胞长期兴奋导致“消耗”增多，为了避免进一步消耗，当消耗到一定程度时便产生“保护性抑制”的学说，以及疲劳使心肺功能下降的“心肺官能症”；超限负荷造成内环境急剧改变致使体液调节发生紊乱的“内分泌官能症”等学说，都来得更为全面和唯物辩证，更能够最本质地揭示疲劳、特别是过度疲劳和过度训练的机制。所谓机制，就是生物体发生的某种生命现象，在形态机能上本质的制约和依据。所以，要解决疲劳、特别是过度疲劳和过度训练问题，就必须从新陈代谢同、异化作用综合性的动态平衡这个生命的根本问题上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才是阳光大道，若试图以“头痛医学，足痛医足”的办法来解决疲劳、特别是过度疲劳和过度训练则是“羊肠小道”。于是，就产生了两种显然不同的效果，用“头痛医生，足痛医足”的常规临床法来治疗运动员的过度疲劳与过度训练则需要3——6个月以上；而我用《强身祛疲液》来治疗过度训练只要十天左右便可解决问题。例如，八六年江苏省全运会期间，省田径队一个队员发生过度训练，他的800米和1500米成绩分别是2’2”2与4’2”8，服《强身祛疲液》三天后赴郑州比赛就提高到1’57”和3’58”的超（原最高）水平发挥，教练员和运动员都非常高兴、深表感谢，在江苏省十一届运动会和8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凡服用者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国矿院田径队服用后，在省大学生运动会上曾打破约二十项省大学生田径记录。——当然，不能抹煞教练和运动员的努力，但《强身祛疲液》确实大大地促进了成绩的提高，使运动员达到了空前的竞技状况；而且，仅在几天之内，实属难能可贵，运动员的生理生化指标，在服液后均有极显著性意义的改善和提高。
《强身祛疲》口服液这种综合治疗和调理的中医学实质就在于使人体的阴阳、五行，气血营卫获得新的生机与综合平衡，从而振兴人身正气——肾气、脾气和肺气等人身元气，肾乃先天之本、脾乃后天之本、肺主一身之气，这三气俱兴则“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强身祛疲》口服液作为一种普遍运用的广谱保健滋补饮料，是依据机体各器官在体弱和疲劳的状态下可能出现的机能变化与机转，以及彼此间的内在联系，来选择许多种不含兴奋剂的保健、滋补及调理性的果品与良效中药进行相须相使的连环配伍，形成食补食调与药补药调相结合的多元性复方。这种多元性复方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实用性，它既能够适应机体新陈代谢局部失调的矛盾的特殊性，更能够适应机体新陈代谢发生全局性下降、失调、紊乱以至衰竭的矛盾的普遍性。例如，在八六年“10月19日徐州——青岛313次列车上动人的一幕，在列车将要到终点站徐州车站时，有一位旅客忽然昏倒，在我们的列车广播呼救的情况下，……周春同志及时赶到，协助我们救护病人，……他拿出他新研制的药品《强身祛疲》口服液使这位病人在昏迷的情况下很快地醒过来，得到了急时治疗，脱离了危险。”（节录徐青线第二包乘组体给徐州师范学院党委的信）该液销售以来，各方面人士、男女老少，各种体质的人一致赞扬该液是延年益寿、充沛体力精力、健康成长的佳美补剂，并且更对慢性肝炎等慢性病有明显的疗效，深受广大服用者欢迎，产品供不应求。
这就表明《强身祛疲》充分做到，通观全局、统筹兼顾、积极主动、扶正祛邪；阴阳五行、气血营卫、综合平衡、生机蓬勃（这是因为在体弱和疲劳、特别是过度疲劳的状态下，新陈代谢经常是发生全局性下降、失调、紊乱以至衰竭）。所以，这使《强身祛疲液》具有广泛而可靠的疗效（特别是年老体弱者服后都明显感到精神焕发、体力充沛、食欲旺盛、睡眠香甜，凡练气功者服后10分钟便可感到大小周天全身气血贯通等等），它可以增进健康、强壮身体、祛除疲劳、提高机能和工作能力。
3《强身祛疲液》配方机理
3.1补气：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发生气虚乏力等症侯。
3.2理气：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气滞，亦乃补气之需；补气应理气才能补而不滞。
3.3养血：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血虚晕眩等症侯。
3.4活血：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易发生血瘀，亦乃养血之需；养血应活血，才能养而不瘀。
气为血帅，血为气根，气血相互依存，以气血双补，并辅以理气、活血，既可以使气血旺盛，又可使气血畅通。这样便可以防治体弱、疲劳者易发生气虚血虚与气滞血瘀。补气、养血又理气、活血，同时进行则可以大大加强肺气的功能；肺主一身之气，从而推动全身气血运化，激发正气旺盛。
3.5补阳：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阳虚火衰，使机体运动功能下降；同时亦防治过劳伤阳和劳伤筋骨等症侯。
3.6滋阴：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阴虚火旺，使机体内脏受到损害等症侯。
临床实践表明，凡气虚者常兼阳虚，因气属阳；凡血虚者常兼阴虚，因血属阴，故补阳、滋阴乃势在必行。更重要的是因为“肾乃先天之本”，体弱与疲劳者，很易发生肾虚、肾亏，或是阳虚、或是阴虚，或阳虚阴虚兼而有之。阴阳互根、相生相长，补阳、滋阴同时进行便可以确保阴阳——内脏与躯体的综合平衡，从而确保肾这个先天之本。
3.7温里回阳：温里回阳是作为一个保险安全系数而安排的，用以防治体弱、疲劳而较易发生命门火衰（如虚脱、休克等）用以确保命门，确保生命安然无恙。
3.8收敛固脱：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汗淋滑脱与大汗伤阴等症侯。
3.9利水渗湿：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肾水不利和脾虚湿困等症侯。
温里回阳、收敛固晚脱利水渗湿是为了辅助补阳和滋阴，以进一步解决肾（气）的问题，籍以加强肾这个先天之本。
3.10消导化滞，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脾、胃不振、食欲不佳与消化不良等，此举是为了解决好脾、（胃气）——后天之本的问题。
至此，人身三元气——肾气、肺气、脾胃气均获得改善、加强，从而振兴人身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体弱、疲劳者便起到实实在在的强身祛疲问题。此乃是“通观全局扶正气，扶正同时又祛邪”；阴阳、五行、气血营卫便得以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3.11宁心安神：用以防治体弱、疲劳而易发生心神不宁、睡眠不良等症侯。
3.12清热解毒：用以防治因体弱、疲劳而易发生风热、肝火等症侯。
3.13调和诸经与药性：用以调和十二经并使之顺利通达，并使各种药味药性调和。
当然，这样划分只能是大概的，因为中药都是一药多用途，这许多种药味结合起来又形成了多元的交叉相关，从而达到对机体阴阳、五行，气血营卫得以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目的。这是因为各种细胞可以根据自己的性状对复合性药味进行选择性吸收，各取所需，各自满足。这样，《强身祛疲液》就能够对综合平衡已经发生下降、失调、紊乱以至衰竭的新陈代谢进行全面的调整、改善与充实、提高，不仅使新陈代谢恢复综合性的动态平衡，而且把它提高到新的、高一级的水平之上。从而，相当迅速地达到增进健康、强身祛疲、提高机体和工作能力的目的；运动员则可以创造新的运动技术水平和运动成绩。现将有关问题阐述如下：
（1）关于阴阳、五行，气血营卫的综合平衡
①阴阳平衡：是通过同时加强阴阳的双方来达到：阴：是以养血、活血（血属阴）、滋阴、利水渗湿（津液属阴）、收剑固晚（可防治津液耗损）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阳：是以补气、理气（气属阳）、补阳、温里回阳、消导化滞（加强胃气、胃属阳）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②五行平衡：这可以从药味归经上反映出来，以达到五行相生。
a肝经：液中有六味药味入肝经。
B心经：液中有六味药味入心经。
c脾经：液中有十二味药味入肝经。
d肺经：液中有九味药味入肺经。
e肾经：液中有七味药味入肾经。
（注：该液共由二十味药味组成）
③气血营卫平衡、通过同时加强气血营卫各个方面来达到。
a气：主要以补气、理气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b血：主要以养血、活血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c营：主要以利水渗湿和消导化滞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d卫：主要以补气、理气、补阳、温里回阳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一般体弱、疲劳者必为正气不足、阴阳失调、五行紊乱、气血营卫失常，对之采取阴阳、五行、气血营卫综合平衡的措施，便可达到强身祛疲的目的。
（2）关于《强身祛疲液》对脏腑的作用
①对心、小肠有：益心气、温心阳、补心血（阴）、安心神、清心热、温小肠等作用。
②对肝、胆有：清肝热、湿肝寒、利胆等作用。
③对脾、胃有：补脾气、湿脾阳、理中气、祛脾湿、散胃寒、消食积等作用。
④对肺、大肠有：补肺气、养肺阴、湿肺寒、涩肠止泄等作用。
⑤对肾、膀胱有：温肾阳、利水等作用。
（3）关于《强身祛疲液》对各系统的作用
①对呼息系统有：祛痰、平喘等作用。
②对循环系统有：强心、扩张冠脉、降低血糖等作用。
③对消化系统有：助消化促进肠喂蠕动等作用。
④对肝、胆有：保护肝脏、利退黄胆、抗脂肪肝等作用。
⑤对血液有：增加红细胞、血红蛋白等作用。
⑥对泌尿系统有：利尿、祛结石等作用。
⑦对神经、内心泌系统有：镇静安神、综合平衡等作用。
（4）关于《强身祛疲口服液》所含营养物质成份
①糖类：有葡萄糖、蔗糖、β——聚糖、淀粉、淀粉酶、糊精等。
②脂类：有脂肪油、亚油酸、镟磷脂、麦角甾醇、β——谷甾醇等。
③蛋白质：有精氨酸、组氨酸等多种氨基酸。
④有机酸：有构橼酸、柠檬酸、苹果酸、茯苓酸、酒石酸等。
⑤维生素：有维生素A、B1、B2、C、PP等。
⑥生物碱：有生物碱、胆碱、生物醇、水苏碱等。
⑦电解质：有钙、钾、铁、磷等。
⑧微量元素：碘等。
⑨甙类：有强心甙、甘草甙、黄酮甙、菊甙、腺嘌呤等。
⑩粘液质、鞣质、挥发油等。
4讨论
4.1《强身祛疲》口服液的今后展望
该液的今后展望在于它的群众性和广谱性，物美价廉（有益无害）、男女老少、四时皆宜。实践证明，该液尤对体育运动、体力脑力劳动、文艺活动、体弱与疲劳和旅游者均有迅速地增进健康、强壮身体、祛除疲劳、提高机能与工作能力和延年益寿的作用，是有速效、高效、长效三性，无任何毒副作用与不良反应。进入市场之后深受欢迎，推广之后必将产生现实的生物学与社会学意义。
4.2《强身祛疲》口服液研究工作价值
该项研究工作的价值在于我们把强身与祛疲辩证地结合统一起来，运用“综合平衡”的理论，有力地证明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和标本共治疗效更佳，这是对“固体治标”理论的一个推动。同时，我们把疲劳、特别过度疲劳和过度训练视为“新陈代谢机能综合症”，这是正本清源，是对疲劳机理客观的洞察，对疲劳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
小管出流灌溉系统是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研究开发成功的一种微灌系统。它主要是针对国产微灌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灌水器易被堵塞的难题和农业生产管理水平不高的现实，打破微灌灌水器流道的截面通常尺寸（一般直径为0．5～1．2毫米）而采用超大流道，以φ4PE塑料小管代替微灌滴头，并辅以田间渗水沟，形成一套以小管出流灌溉为主体的符合实际要求的微灌系统。主要适宜于保护地蔬菜、花卉栽培中应用，在保护地应用该项技术时可配合地膜覆盖，以降低保护地环境湿度。小管出流灌溉系统具有下列特点：
（1）节能、堵塞问题小、水质净化处理简单小管灌水器的流道直径比滴灌灌水器的流道或孔口的直径大得多，而且采用大流量出流，解决了滴灌系统灌水器易于堵塞的难题。因此，一般只要在系统首部安装60～80目的筛网式过滤器就足够了（滴灌系统过滤器的过滤介质则需要120～200目）。如果利用水质良好的井水灌溉或水质较好水池灌溉，也可以不安装过滤器。同时，由于过滤器的网眼大、水头损失小，既减少能量消耗，又可延长冲洗周期。
（2）施肥方便果树施肥时，可将化肥液注入管道内随灌溉水进入作物根区土壤中，也可把肥料均匀地撒于渗沟内溶解，随水进入土壤。特别是施有机肥时，可将各种有机肥理入渗水沟下的土壤中，在适宜的水、热、气条件下熟化，充分发挥肥效，解决了滴灌不能施有机肥的问题。
（3）省水小管出流灌溉是一种局部灌溉技术，只湿润渗水沟两侧作物根系活动层的部分土壤，水的利用率高，而且是管网输配水，没有输渗漏损失。据北京海淀区试验，可比地面灌溉节约用水60％以上。
（4）适应性强对各种地形、土壤、各种果树等均可适用。
（5）操作简单，管理方便。
这些特点正好与当前我国果树栽培管理水平相适应，因而该项技术自1978年在北京市海淀区果园试验以来，很快得到推广应用。
（二）小管出流田间灌水系统的组成
小管出流田间灌水系统包括支、毛管道及渗水沟。如图4-19所示。渗水沟可以绕树修筑，也可以顺树行开挖。前者多用于高大的成龄果树，并称之为绕树环沟，沟的直径约为树冠直径的2／3；后者则用于密植果树，或葡萄园、蔬菜等，一般每隔2～3米用土埂隔开，故又称为顺行隔沟。渗水沟的作用是把灌水器流出的水均匀分散地入渗到果树周围的土壤中。
目前，干、支、毛管和小管采用PE塑料管，为了减缓老化，延长使用寿命，并方便果园田间管理，均埋于地表以下，小管灌水器在渗沟内露出10～15厘米。
（三）小管出流灌溉系统的设计
1．小管规格的选择目前国内可供选择的塑料小管有内径d为3毫米、4毫米、6毫米等三种PE塑料管。应根据流量、技术可行性与经济性等进行分析，选择合适的规格。对于φ3、φ4和φ6小管，常用流量q（升／小时）在不同工作水头H（米）情况下的小管长度，如表4-22所示。
由表4－22可以看出：
（1）内径d为3毫米的小管其优点是在一定的毛管长度下，流量较小。因此可采用较小的流量和较大的工作水头，灌水均匀度对地形变化影响小，且支管流量小，有利于减少系统投资和增大轮灌组的面积。但是，在大株行距（4米×5米以上）和轻质土壤的果园，毛管采用双向布置时，要求小管出流量达120升／小时以上，小管计算长度往往达不到安装要求。另一方面内径为3毫米的小管尚没有制造出专用接头，一般是直接插于毛管上，插入长度不易掌握，毛管内产生的局部水头损失不易估计，而且可能插入深，小管进口与毛管内壁接触，小管时流受阻，甚至不出水。这种安装方法对毛管打孔要求严格。如果打孔太小，会出现"卡脖"，打孔偏大则出现漏水。
（2）内径d为4毫米的小管在工作水头4～6米时，常用流量范围内的长度L＝1．01～3．71米，这在技术上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工作水头虽然对灌水均匀度反应较内径为3毫米的小管敏感一些，但按照1／1500～1／1000地形图的地形误差，相对比例是比较小的，是可以允许的，采用较大流量时，可用较高工作水头，以保证安装要求的长度。目前国内已有内径4毫米小管的接头，完全可以克服内径为3毫米的小管安装上可能出现的问题。
（3）内径d为6毫米的小管，则出水量和灌水均匀度对小管的长度反应敏感，一般不采用。
因此，目前选用内径d为4毫米的PE塑料小管作为灌水器是合理的；在采用小流量而水头较高的地方，可用内径d为3毫米的小管，但要安装合适。
由实验测得φ4小管的经验公式见式（4－33），该式可用于确定φ4小管的长度：
2．小管灌水器的结构小管灌水器有两种结构形式：一种是φ4PE塑料小管与φ4塑料接头连接毛管而成；另一种是用1个稳流器与φ4塑料小管连接插入毛管而成。第一种的价格比第二种便宜，但水力计算较麻烦，为了满足设计均匀度，必须计算出沿毛管每根小管的长度。第二种小管长度可以不必计算，只要满足安装的需要即可。其缺点是目前使用的补偿器流量偏小，只有40升＼小时。对于大果树每株树可以插两个灌水器。
3．小管灌水器的流量小管灌水器的流量应满足在渗水沟内具有较高流速，在开灌后的很短时间内水流封沟，以达到沿沟水量分布均匀。常用灌水器流量为80～120升／小时。轻质上应取高值。
4．渗水沟的结构渗水沟的横断面结构如图4－20所示。试验表明较深窄的渗水沟水流封为较快，但是其结构往往由开沟工具决定。目前多用铁锹开挖渗水沟，横断面呈梯形，沟底宽b＝10～15厘米，h=12～15厘米。
（四）毛管直径与允许最大长度
关键词：天然气管网改造初投资
1前言
青浦镇位于上海青浦行政区中部,为青浦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的中心。青浦城市燃气设施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虽然其历史不长，但她的发展却经历了化工厂余气利用和甲烷化技术的开发应用过程，为我国中小城镇利用化工厂（化肥厂）的弛放气、半水煤气掺混后作为气源发展城镇燃气事业以及水煤气甲烷化技术的应用等方面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为了适应青浦经济的飞速发展，1998年青浦建设了一座燃气厂，生产热值为48.03兆焦/立方米的液化气混空气燃气。该燃气厂生产的液化气混空气燃气与天然气有较好的互换性。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作为标志性工程的“西气东输”项目己正式进入大规模实施阶段。预计到2003年底可正式向上海供气。青浦区预计能在2004年能用上天然气。
2管网的现状
城区管网改造涉及居民用户3万余户，现有燃气管网全长约80公里，各年代建造的管道种类不尽相同。其中，从1983年到1992年所敷设的中、低压干管和庭院管网均采用承插式铸铁管，其连接部位均采用水泥麻丝或铅麻丝浇注，总长约35公里；从92年到97年承插铸铁管被机械橡胶密封(SMJ接口)铸铁管替代，全长约30公里；97年后，新型的聚乙烯燃气管(PE管)正式使用，全长约15公里。
3管网系统的改造
随着西气东输即将到达上海，有必要对老城区的一些燃气设施作必要的改造，以适应天然气的到来。
3.1原有管网存在的问题
原有铸铁管，特别是原有的承插式接口铸铁管不是太适合干燥天然气的输送，接口容易造成漏气。改送干燥天然气后，原来粘附于管壁一些灰尘、铁锈等物质，逐渐燥，进而与管壁脱离，随着燃气的流动在管道内飞扬，其结果就是这些尘土将堆积于阀门调压器，以及管道弯头等处，造成设备的损坏和管道的阻塞。
青浦现有输配管网虽然输送的是加湿后的液化气混空气（加湿效果不理想），但是管网本身是按煤制气输送条件设计的，煤制气的热值和运行压力较低，其输气管道管径较粗，承压较低。而天然气的热值和运行压力都较煤制气要高，输送同样热值的燃气所需的管径也较细，其管道的运行压力较高，对于天然气的中压管道，这点尤为明显。
由于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变化，燃气管网总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样发展起来的。由于城区建设缺乏高起点的远期规划，随着老城区的不断改造，造成了目前燃气输配管网的总体布局不太合理。比如许多调压站附近的新用户，燃气却是从远离调压站的地方绕行输送过来的，这样就造成了管网布局的不合理性。
3.2管网供气方案的选择
由于老城区内建筑物比较密集，人口密度较大，街道和人行道都比较狭窄，从安全运行和方便管理的角度看，只能敷设中低压管道。而且，在改造的供气区域内，已形成了中低压管网的供气系统，为了充分利用原有管道和管位，节省投资费用，改造区域内仍然采用中低压两级系统供气。
3.3调压站及管网管径的选择
改造区域内原有调压站11座。现有两种改造方案，一是保留其中7座，第二是保留其中10座，我们从投资和运行可靠性两方面予以比较，从中选择较优的方案。
首先从投资上来看，前方案比后方案少了三座调压站，调压站建设费用以及站前中压引入管建设费用有所降低；但是，调压站减少，出站燃气管道及站区附近燃气管道的管径较后一方案要粗一些，低压管道建设费用有所增加。对于整个管网系统投资费用，需要经过计算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我们拿青浦老城区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改造区域——三元区为例，粗略估算一下其投资费用。方案一在该区内设置一个调压站，而方案二设置两个调压站，调压站布局如图1所示。
根据管段的长度及用气量，经过水力计算，我们确定各个管段的管径和调压站的流量。需要说明的是，下表所做的投资估算是在全部管道都进行更换的假设下做的，和实际情况有所差异（在3.4中将会说明），下表所做计算仅为比较两种方案在初投资方面优劣。
方案一方案二
项目规格数量合计项目规格数量合计
低压管道DE2500.16km550.5低压管道DE2500362.7
DE2002.68kmDE2000
DE1603.39kmDE1602.97km
DE1102.64kmDE1105.04km
DE608.19kmDE609.67km
DE402.78kmDE402.78km
站前中压
引入管DE1600.07km3.5万元站前中压
引入管DE1600.33km16.5万元
调压站1200
(m3/h)125万元调压站800
(m3/h)240万元
总价580万元总价420万元
不难看出，方案二在投资费用方面较方案一有明显优势。
而且，方案二的优点还在于由于调压站数目较多，系统运行可靠性要比方案一好，并有利于改造顺序的安排。
由于方案二在投资和运行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我们确定方案二为最终方案。
3.4关于承插接口与机械接口的铸铁管
承插式接口主要用于铸铁管的链接，由铸铁管、件的承口和插口配合组成，并保持一定的配合间隙。由于承口内壁有环形凹槽，使填料起到良好的密封作用。其结构如图2－a、b所示。
铸铁管机械接口以橡胶圈为填料，采用螺栓、压盖、压轮等零件，挤压橡胶圈使它紧密充填于承插口缝隙，达到气密目的。机械接口操作简单，气密性好，适用于高、低压管道，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柔性接口。它具有补偿管道因温差而产生应力，及适应接口折饶、震动而不发生漏气的特性。其结构如图2－c所示。
承插接口的铸铁管不适用于天然气的输送，这已被大家所公认，这里就不加累述。对于柔性机械接口铸铁管，根据文献【1】，此类铸铁管可适用于液化气混空气燃气的输送。由于混空气含有很少的水蒸气、芳香烃及焦油，天然气也有类似性质，故可认为，这种接口同样适用于天然气的输送。此外，这类机械接口管道在上海浦东地区的天然气管网改造中也尚未完全改造，在五年的运行中，也没有出现明显问题，所以根据浦东的经验，可以认为机械接口的铸铁管基本适合天然气的输送。
天然气进入青浦之后，为避免一次性大面积开外，给市政交通及人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同时也考虑到资金筹措等困难，在此次改造中保留原有机械接口的铸铁管道，只对承插式铸铁管予以改造。
3.5户内管道的改造
借鉴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上海浦东地区的输配管网转换经验，对于户内管只要在原厚漆麻丝密封的丝扣外加涂密封胶,即可达到防露目的。此项转换工作应在转换前完成。今后的立管施工应采用密封胶作为立管丝扣的密封材料。
4结论与建议
本方案将老中压管网系统和调压站有计划地进行改造，使其满足了天然气的输送要求，同时也使原有管网不合理的布局得到改变。
本方案只改造了承插接口的铸铁管道，对于单层橡胶垫圈机械接口铸铁管，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发现问题，需进行修复或替换。
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加快青浦老城区燃气管网改造的步伐，使之与天然气进入青浦的时间协调一致。
参考书目
1曾锦森.煤制气改供LNG混空气方案选择及管网改造.煤气与热力，1999
2蒋连成等.天然气转换与旧管网的改造.煤气与热力，2002
我国发展节水灌溉技术的历史几乎与我国近代灌溉的历史一样长，因为只要灌溉就应当考虑节水，在早期的泾惠渠、渭惠渠和洛惠渠等老灌区就在优化地面灌溉技术要素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浙江一带就开始推广三合土和混凝土地下渠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有部分地区开始进行喷灌的研究和试点。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喷灌技术受到普遍的重视，相继召开了几次全国性的技术研讨和推广的大会，不管在交流技术经验，还在是造舆论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到1977年全国喷灌面积已达290万亩。水利和中科院，一机部等部委紧密配合组织广大科技人员成立联合设计组在喷灌机具研制，田间对比试验，喷灌系统设计方法，区划等方面作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在喷灌方面我国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整套设备和技术，为喷灌的大面积推广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得现在全国喷灌面积达到一千三百万亩左右。在这过程中喷灌的发展也出现了两次低潮，一次是由于初期机具不过关从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的，一次是由于农业生产体制的变化，而早期喷灌技术一时无法适应造成的。而滴灌技术是从1974年从墨西哥引进三套滴灌设备开始的。我国科技人员吸收了国外的先进经验，研制出了一整套适合我国使用的滴灌和微喷灌设备，现在全国微灌面积已达几十万亩。由于塑料工业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地下输水技术又得到了新生，发展成为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主要采用低压塑料管输水，也还有用素砼管等其他低压管输水，据1993年不完全统计，全国推广面积超过333万公顷。至于渠道防渗技术的发展更有悠久的历史，它是随着灌溉规模的发展和新型材料的产生而不断更新发展的．近几年来，各级领导对节水灌溉日益重视，各种新闻媒体也大大加强了节水灌溉的宣传力度，一个大力发展节水灌溉的新已形成。这一次热潮的特点是：不是单一地发展某一种节水灌溉技术，而是各种节水灌溉技术一齐上。
现在我国采用过的和正在研究或推广使用的节水灌溉技术有数十种之多。各种技术都各有利弊，各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只不过有些技术成熟一些，有些技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些技术优点更多些，适用范围更广些，而有些技术稍逊而已。节水灌溉技术大致可分为灌水方法、输水方法、灌溉制度和田间辅助措施等四大类别。
一、节水灌水方法灌水方法即田间配水方法，就是如何将已送到田头的灌溉水均匀地分布到作物根系活动层中去。按灌溉水是通过何种途径进入根系活动层，灌水方法可分为地面灌溉、喷灌，微灌和地下灌溉。
(一)地面灌溉地面灌溉是古老的传统的灌水方法，一般说来它是作为比较是否节水的基点。但是地面灌溉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所以最近也有许多比传统地面灌溉技术更节水的方法。
1．灌水技术要素的优化灌水技术要素指沟、畦规格、入畦(沟)流量，改水成数。这些灌水技术要素的合理的组合就会得到节水的效果，一般经验表明对沟灌和畦灌采用较小的畦、沟尺寸，就可以大大提高灌溉均匀度和灌水效率，即常说的小畦短沟畦。至于沟畦尺寸多大为宜，则因不同地形与土质而异，各地要通过试验来确定。
2．新的沟畦灌水工具传统的沟畦灌水是用人工从配水渠开口放水入沟畦，这样既不准确又不方便，而且常因放水口渗漏造成水的田间损失，国外早巳采用虹吸管(用于明渠输水的情况)或闸门孔管(用于管道输水的情况)放水，我国已做了一些试验，证明可提高田间水利用率5—10％，但目前有关的工具尚未批量生产，而且农民也不习惯，推广还有待时日
3．波涌灌溉近代国外又研究出波涌(沟)畦灌或称间歇沟(畦)灌，就是放入沟(畦)的流量是间歇的，向田间放一段时间(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水然后停止放水一段时间(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如此反复，这样可以使沿沟(畦)长度方向的水量分布更加均匀。田间水利用系数可达80％一90％。是一种有希望的节水灌溉方法。我国90年代初开始有一些单位对此作了研究与试点，不过为了达到间歇放水的目的在田间就要布置可控制间歇放水的装置(有机械阀和电子控制阀两种)。要生产出工作可靠，价格低廉的间歇放水装置是推广本技术的关键。
4．尾水回收系统在土壤入渗速度较小时，每条沟的入流量大一些容易灌得均匀一些，但是往往使得水已流到沟尾时，沟首还没有灌够，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沟尾泄水，如将泄水排掉就会浪费灌溉用水，如果此时在沟尾安装集水系统把泄水收集起来用于更低地块的灌溉，或用水泵抽到高处重新灌溉。这也是一种节水的措施。但我国目前还很少采用。
5．膜上灌(又称膜孔灌)在地膜上做成沟状，水就在膜上流动，到作物长出孔处才渗入土地，这样灌水效率高，一般可节水25—35％；增产15—20％，又不要专门的设施。全国现有地膜种植面积近533万公顷。因此，此法很有推广前途，1993年仅新疆就推广了24．7万公顷，今后应加强相关农机具与农艺的配套与完善。在采用地膜的田块上积极推广
(二)喷灌喷灌是通过空中进行配水，由于需要压力所以常用压力管道输水。一般说来，其明显的优点是灌水均匀，少占耕地，节省人力，对地形的适应性强等，主要缺点是受风影响大，设备投资高等，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在我国已有喷灌面积80多万公顷。喷灌系统的形式很多，其优缺点也就有很大差别。在我国用得较多的有以下几种：
1．固定管道式喷灌干支管都埋在地下(也有的把支管铺在地面，但在整个灌溉季节都不移动)，这样管理更省人力，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只是设备投资很高，目前使用塑料管道的系统单位造价也有800—1200元／亩之间。有的甚至达到1500元／亩。
2．半移动式管道喷灌干管固定，支管移动，这样可大大减少支管用量，从而使得亩投资仅为固定式的50—70％，但是移动支管需要较多人力，并且如管理不善，支管容易损坏。近明了以下一些由机械移动支管的方式，可以部分克服这一缺点。
3．滚移式喷灌支管是将喷灌支管(一般为金属管)用法兰连成一个整体，每隔一定距离以支管为轴安装一个大轮子。在移动支管时用一个小动力机推动，使支管滚到下一个喷位。每根支管最长可达400mm，这种机型我国已有产品，适用于矮杆作物(如蔬菜、小麦等)要求地形比较平坦。
4．时针式喷灌机（又称圆形喷灌机）是将支管支撑在高2～3米的支架上，全长可达400m，支架可以自己行走，支管的一端固定在水源处，整个支管就绕中心点绕行，象时针一样，边走边灌，可以使用低压喷头，灌溉质量好，自动化程度很高。我国已有产品，在华北和东北已有一定的使用经验，适用于大面积的平原(或浅丘区)，要求灌区内没有任何高的障碍(如电杆、树木等)。其缺点是只能灌溉圆形的面积，边角要想法用其他方法补灌。此机在美国应用广泛，也值得我国大平原地区大规模农场推广。
5．大型平移喷灌机为了克服时针式喷灌机只能灌圆形面积的缺点，近代在时针式喷灌机的基础上研制出可使支管作平行移动的喷灌系统。这样灌溉的面积就成矩形的。但其缺点是当机组行走到田头时，要专门牵引到原来出发地点，才能进行第二次灌溉。而且平移的准直技术要求高。因此，没有时针式喷灌机使用的那么广泛，我国也已有产品。其适于推广的范围与时针式喷灌机相仿。
6.绞盘式喷灌机用软管给一个大喷头供水，软管盘在一个大绞盘上。灌溉时逐渐将软管收卷在绞盘上，喷头边走边喷，灌溉一个宽为两倍射程的矩形田块。这种系统，田间工程少，机械设备比时针式简单，从而造价也低一些，工作可靠性高一些。但一般要采用中高压喷头，能耗较高．适合于灌溉粗壮的作物(如玉米、甘蔗等)。也要求地形比较平坦，地面坡度不能太大，在一个喷头工作的范围内最好是一面坡。该机型我国也已有系列产品，桁架式绞盘机可采用低压喷头。
7．中、小型喷灌机这是我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用得最多的一种喷灌模式，常见的的形式是配有1—8个喷头，用水龙带连接到装有水泵和动力机(多为柴油机与电动机)的小车上，动力功率为3～12马力居多。使用灵活，亩投资约为固定管道式的20～60％，移动费劳力大，管理要求高近年来，发展的规模，似有降低的趋势，只适用于中小型的农场和田块。但投资较低，使用灵活机动，以上各种喷灌溉形式各有利弊，各自适合于不同的条件，因此只能因地制宜地决策选用
(三)滴灌这是用小塑料管将灌溉水直接送到每棵作物根部的附近，水由滴头慢慢滴出，是一种精密的灌溉方法，只有需要水的地方才灌水，可真正做到只灌作物而不是灌土地。而且可长时间使作物根区的水分处于最优状态，因此既省水又增产，我国现有面积34万公顷(包括微喷灌)，但其最大缺点就是滴头出流孔口小，流速低，因此堵塞问题严重。对灌溉水一定要认真地进行过滤和处理，目前我国还都只注意到防止物理堵塞，而同样严重的生物堵塞和化学堵塞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1．固定式地面滴灌一般是将毛管和滴头都固定地布置在地面(干、支管一般埋在地下)，整个灌水季节都不移动，毛管用量大，造价与固定式喷灌相近，其优点是节省劳力，由于布置在地面，施工简单而且便于发现问题(如滴头堵塞、管道破裂、接头漏水等)，但是毛管直接受太阳曝晒，老化快，而且对其他农业操作有影响，还容易受到人为的破坏。
2．半固定式地面滴灌为降低亩投资只将干管和支管固定埋在田间，而毛管及滴头都是可以根据轮灌需要移动。投资仅为固定式的50—70％。这样就增加了移动毛管的劳力，而且易于损坏。
3．膜下灌在地膜裁培作物的田块，将滴灌毛管布置在地膜下面，这样可充分发挥滴灌的优点不仅克服了铺盖地膜后灌水的困难，而且还大大减少地面无效蒸发。
4．地下滴灌这是将滴灌干、支、毛管和滴头全部埋入地下，这可以大大减少对其他耕作的干扰，避免人为的破坏，避免太阳的辐射，减慢老化，延长使用寿命，其缺点是不容易发现系统的事故，如不作妥善处理，滴头易受土壤或根系堵塞
(四)微喷灌有的地方称之为雾灌，与滴灌相似，只是为了克服滴头太易于堵塞的缺点，将滴头改为微喷头，由于微喷头出流孔口大一些，流量大一些，流速慢一些，所以不象滴头那么容易堵塞，但流量加大了，毛管相应也要加粗些。在每棵作物或树下装1—2个微喷头一般即可满足灌溉的需要。微喷头仍有堵塞问题，因此也要对过滤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每亩造价与固定式滴灌相仿。在国外有逐渐以微喷灌取代滴灌的趋势。但是在温室(或大棚)内使用微喷灌会大大提高室内之空气湿度。而不利于对湿度敏感作物(如黄瓜)的生产，这时只好用滴灌近年来我国微喷灌设备生产逐渐完善。微喷灌面积的发展很快，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节水灌水方法。特别适用于灌溉果园
关键词：小学生；作业批改；实践
一、更新作业批改理念
作业作为一个教学环节，应该包括完成作业和评价作业。这两个部分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完成作业固然是学生必须完成的任务，评价作业也应该是学生必须参与完成的任务。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责任心、以及思维、判断、辨别和评价能力的角度讲，评价作业的教育价值是单纯完成作业所不能替代的。
传统的作业批改方式把学生完成作业与评价作业这一完整的学习过程分割开来，形成了学生做作业，老师批作业，学生完全依赖教师对自己作业质量作出评价的不正常状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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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让作文批改成为写法交流的阵地
初中生经过几年的写作训练之后，有时会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就是说，经过几年的写作训练之后，各种文体的模式套路已基本成型了，但有时一些具体的写法却把握不起来，明知这样写不妥，却又不知该如何修改，此时教师就应给与适当的点拨，引导其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比如有一次，为了训练学生的观察力与创新思维，我故意布置了一片老掉牙的作文题——秋天。其中有一个同学在作文自批中写道：“本文围绕秋天写了几足球天特有的景象，如秋天的晴朗与凉爽，秋天的丰收与繁忙，但又写到了秋雨中树叶的绿，似与要求不符，但这确实是我的所观所感。”而在互批中也这样写：“本文抓住秋写了不少景象，语言很优美,让人读后仿佛跟随作者也走进了那温柔的绿巷里。但本次作文要求写秋，文中却出现了不少绿，好象给人以春天的感觉。”从学生的批语中可以看出，学生对此类作文的写作方法认识有误差，竟以为写秋天时颜色必是黄，而不能用绿。于是我在批语中写道：“其实，秋天时写绿未尝不可，关键是写出秋天中的绿与春夏中绿的不同之处来。例如，春天中的绿是新绿，夏天中的绿是墨绿，而秋天中的绿是黄绿，绿中泛出黄点。所以写景作文重点是把握住景物特征，把看似相似的东西写出一个与众不同来。”如此以来，既纠正了学生批改中的失误，又指导了写作方法，正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二）让作文批改成为思想交流的阵地
十六七岁的中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与世界观逐步形成的阶段，自以为是大人了，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了，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又不免流于肤浅或片面。这在作文中便能很大程度的体现出来。记得一次半命题作文，叫“我再次感受到了”有个同学写的是“我再次感受到了虚伪的可鄙”内容是前不久为迎接市教学规范化学校所做的某些工作。文中把为迎接验收，老师精心备课，学校全面打扫卫生等写的虚伪可鄙至极，表现出了极大的厌恶，措辞相当激烈。他在自批中写道：“本文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很有一种一吐为快的感受，我就是看不惯学校的这种弄虚作假……”而在互批中这样写：“本文取材于实际，很有真情实感，但说话欠妥当，一个学生不应该用这种口气批评自己的学校，其实这一切都是为我们好。”看来，如何看待生活中的“反面素材”学生在思想上有很大分歧。于是我在批语中写道：“你能够抓住身边的事，善于观察，巧妙入文，抒发了真情实感，很好。但我还希望你能深入的思考一下，将学校平时的工作和验收时的工作作个比较，是否那次的工作是彻底的虚假？难道老师平时就没精心备课？学校平时就不打扫卫生？总之，我们应该学会全面深刻的去分析某一现象，而不能简单的把一事物定为好或坏……”那次作文之后，我曾作过追踪调查，我发现那个学生的思想认识已渐趋成熟，待人接物也较缓和了，一次贴心的评语交流，使其免于思想上误入歧途，我很感欣慰。
（三）让作文批改成为情感交流的阵地
明代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
华北地区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认为出现于两汉，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时期才形成一种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实，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终未能成为华北的种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壅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很明显，能够种植水稻、棉花的地区，是华北平原气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带。然而据王象晋所说，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实行的障碍是肥料问题。
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社会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45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115.79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117.14亩。山东为45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492，564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4000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1]万国鼎：《农史文献中所见的农作制》，《中国农报》，1962年第2期。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109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因此，华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决于种麦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八九”[3]。“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要”，“各属种麦甚广”[4]。至于河南，“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清政府鼓励农民种麦，是和推广二年三熟制联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经相当彻底了。
其二是肥料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粪肥的应用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三是人口的压力。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净增175.16%；山东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净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净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7.01亩、7.6亩和10.16亩[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按每户七口二丁计算，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奏折，《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第5册，第32页。
[2]《宪庙朱批谕旨》第13函，第6册，第10页。
[3]同上，第12函，第3册，第3页。
[4]同上，第15函，第5册，第32页。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6]《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11，第9页。
[7]《清朝文献通考》卷4，回赋4《田赋之制》卷19，户口1。
[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11页。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际，华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异，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实行一年两熟制外，其余地区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种高粱或棉花，秋后种麦，来年麦收后种豆或晚谷，周而复始。在作物中，除小麦外，“高粱为盛”，这是因为河南地属平原，夏季多雨易涝，“唯高粱质粗而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1]。又因为黄河流经河南，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险都用秫秸（高粱杆），向民间征用较多，因此农民普遍种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东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2]。作物除小麦外，以豆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麦后种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农桑经》和丁宜增（山东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农圃便览》中都有“赶雨种豆”，“且割（麦）且种”的说法。山东种豆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师官兵牧养马驼需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和江南相邻，“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粮食”[3]。河北在华北三省中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保定以南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水土条件较好，而“农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河间、天津、顺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碱，“农工亦苟简”。所以不同地区之间单产高低很悬殊。南部地区较高，北部地区则处于低而不稳的水平。如河间府河间县，“地鲜膏腴，竭终岁之力，收入颇寡，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矣”[4]。永平府滦州“不知水利，旱涝皆听于天，计丰岁所收，每亩不过四五市斗”[5]。至于偏远的山区，产量更为低下，易州广昌县在七月即已降霜，该地主要在清明时种麦、豆和五月种粟等作物，即使是丰年，每亩产量也不满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区天气较冷，土壤条件差，作物的生长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为特别种麦需肥多，种植期长，产量低，所以种植较少；而杂粮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种植较多。因此，河北是华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较差的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县“有一地纯种一谷者”[7]。河北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其中小麦、谷子占有较大比重。“土俗谷雨种谷，小满中黍稷”[8]。“麦既登场……，或以种豆或以种禾”[9]。种的禾名叫“六十日还家”，看来是生长期较短的作物，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首先，从经营效益来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种轮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北方各省，农产种类极多……，凡是充分利用这些不同作物轮植的地方，上等土地无须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获”[10]。在河南、山东的二年三熟地区，其基本轮作复种方式是：麦—豆—秋杂，这是豆类作物与谷类作物的轮作复种。在这种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对维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证轮作周期粮食的总收量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强大的固氮能力，据文献记载，通过种植大豆能为每亩土壤积累氮素20斤，相当于硫酸铵100斤，或粗肥1万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种麦，经冬闲之后，加强土壤养分的矿化作用，然后种植春谷或高粱，能够增加产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麦为主作物的，“通常麦价高于粗粮价格一倍”[11]，经济效益远较单种杂粮为优。同年，还可以种高粱、豆类、谷子，解决饲料、燃料等问题。
其次，从劳动效益来看，实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区劳动期较长。从蒲松龄的《农桑经》和丁宜增的《西石梁农圃便览》来看，劳动期都在十个月左右，一年间的农活分布，是较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区一年中最忙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轮作换茬方式及其相应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进行，使劳动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调剂，便于实行精耕细作。农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雍正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情况：“豫省民俗大率广种秋麦，并无余地留种春麦。间有未种秋麦地亩，皆留以播种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项”[12]。乾隆十年，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也做了类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国事情》还介绍了山东烟台附近兄弟二人“四十亩地分作两份，轮换耕作”的情况。农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种分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来种植，三月种高粱早谷，五月种豆，八月种宿麦，使播种前后的各种收获和中耕锄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从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间断地分配农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获期按品种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点，也有利于农活的平均分配。
[1]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2]刘贵阳：《说经残稿，沂水桑麻话》。
[3]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页。
[4]乾隆：《河间县志》卷3，《风俗》。
[5]嘉庆：《滦州志》卷1，《风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风俗》。
[7]《三河县新志》卷75，第2页。
[8]《宪庙朱批谕旨》28册，第71页。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协理直隶总督刘师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义》第38页，《丛书集成》1336册。
[10]《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页。
[11]景甦、罗仑：《清代山西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6页。
[12]《宪庙朱批谕旨》第11函，第8册，第43页。
二年三熟制与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自然经济的农业开始向商业化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投放市场，并且逐渐地把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据乾隆时编纂的河南《光山县志》记载，当地农民“终岁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粜”，“邻县远方车骡运载不绝于途”[1]。同期的《罗山县志》也记载“北人粜贩步小车驱驴往来如织，日去米不下数百石”[2]。当时还形成了经济作物产区和粮食作物产区的分工。如“山东临清州所需粮食，麦、谷由河南贩运。秫梁由天津贩运”[3]。甚至有些地区，种植粮食作物完全是为了出售，如河南嵩县人民食粟、麦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却在嵩县大量种植，其原因无疑是“多得缗钱”[4]。粮食的商品化还表现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资乘麦收价贱时在于马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块不等”，“耗麦奚啻数千万石”[5]。乾隆初年，围绕着禁曲还是开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场争论。由于农民手中的余粮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终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开禁。
农民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一方面是因为手中有了余粮，另一方面是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棉花价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农民种植较多。乾隆年间，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部分原料贩自山东、河南[6]。直隶种棉，比山东、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间，已相当普遍。直隶的冀、赵、深、定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种烟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种植更为普遍。山东的济宁州，雍正年间“膏腴皆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内业烟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10]。直隶、河南种烟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种烟叶靛苗，稻田渐减”[11]。河南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12]。其次，粗放经营的农业开始向集约经营的农业发展。历史上，华北的农业一直是粗放经营。张士元在《农田议》[13]中曾经勾画出康熙实年华北农业的轮廓，“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尹会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陈农桑四务疏》[14]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景象：“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这种情况随着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中期以后，华北农业出现了集约化倾向。
华北农业的集约经营主要表现在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上，它是一种把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集中投入较少的土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的农业进入了良性循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农民可以把部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通过出售剩余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获得农业资金，还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喂养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据乾隆二十年成书的《西石梁农圃便览》记载，山东省青州府日照县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养的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为数不少。二年三熟地不仅产量高，而且能生产商品价值高的麦和大豆。据景甦、罗仑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山东省济南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种植和出售麦子和大豆而发家的。太和堂在光绪时期，除了饲养十七头耕畜外，还饲养着四十只猪和一百多只羊。这些家畜每年可产肥五千余车。从同书中引用的树荆堂毕家的事例也可看到，毕家养有十几头牛和一百多只羊。这三家都是地主，种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麦—黍、豆—休闲的二年三熟制，都饲养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积肥都比较多，经营都非常成功。虽说他们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华北农民的经营方式，但是，这种大牲畜耕作的资本集约的经济方式，无疑是当时华北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
华北农业的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种植烟草，“必择肥地，用十成粪”[15]，每万株需要“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16]。山东济宁州，种植烟草和种包谷的人工费用是四与一之比。“其工力与区田等”[17]，种植烟草所需的肥料和劳动力因地区而异。据包世臣的估计，烟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劳动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还种植着靛蓝等经济作物，也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为集约经营的经济作物，更是无庸置疑的。
总之，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为开端的，二年三熟制促进了华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此来说，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经济意义。
[1]乾隆：《光山县志》卷13，第6页。
[2]乾隆：《罗山县志》卷1，26-29页。
[3]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2。
[4]康基渊：《嵩民种田说》，康为乾隆时人，该书作于1765年前后。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5，5页；卷1，21页。
[6]叶调生：《鸥陂渔话》卷4，引吴伟业：《木棉吟》。
[7]嘉庆：《一统志》卷60，东昌府二。
[8]方观承：《御制棉花图》跋语。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请定经制札子》。
[10]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臧咸：《种蜀黍记》。
[1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14页。
[12]吴邦庆辑：《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水利营田图说》，磁州。
[13]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
[14]《皇朝经世文编》户政十一，农政上。
[15]刘贵阳：《说经残稿》。
[16]《清代文字狱档·吴其档舆献策案》。
考察第五代电影文本，可以发现第五代电影的绝大部分存在着文学的母本。进一步分析这一改编的“奇观”，我们看到的是第五代电影的改编承续了现代性在历时空间中的文化之根和现时状态中的文化之变。
【关键词】现代性第五代电影改编文化语境
“第五代”是一个难以下定义的概念。有人把“第五代”理解成为一个类似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潮流，也有人认为“第五代”是一个中国电影历史上一个卓越的群体。一般而言，约定成俗的概念是这样的：他们是新时期出现和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的电影人，具体是指之后的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北京电影学院招人的第一批学生，即1982届毕业生。他们是第五代的主体。[1]第五代的这批作品都有着相通的历史价值立场与精神追求，有着对电影语言的大胆探索。以此为表征。其背后还内涵着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高度合拍的中国电影现代性的承续、转换的历程。因而，也就意味着中国“第五代”电影的现代性是在现代社会历史价值意义的构建和现代电影语言审美形式的双重纬度上展开的。
一、现代性的承续：“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之根
中国电影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同步性。中国电影的现代化也是在遵从电影自身特点、规律的基础上，以反映“社会的现代化”、“人的现代性”为其出发点的。“五四”从本质上说是一场思想启蒙的运动，反映了国人对社会进步、人的发展的渴求。随着20年代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虽然没有脱去“鸳蝴派”、“文明戏”的色彩，但其反过来促进了大批电影观众群的形成与发展，应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存在。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的进程紧密联系，自“左翼电影”以来，经过“国防电影”、“革命电影”、“进步电影”的口号，以“进步”、“民众”思想为核心的电影思潮构成了中国现代电影的主流。30—4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主流内部关于“社会派”与“人文派”的分野为现代电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第四代导演，无疑更为执着地反思着社会进程的变迁，呼唤着人性的回归，迈出了走向“审美现代性”的坚实步伐。在《小花》(1979)为主要开始标志的情感表现影像中，第四代电影人展开了新时期的诗化的、还旧的情感艺术表现天地。一系列的散文化作品如《城南旧事》(1982)、《乡音》(1983)、《人生》(1984)等，翻出中国现代电影动人的局面。
承续前人对社会历史意义的探寻，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基本上是表现大人文背景下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启蒙意识，并在这个过程中表达对人本身的关注。如张艺谋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在一个极为简洁的故事中表达了多层次的内涵。故事的外表是一个社会性层面的问题：一个民告官的故事：其次是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一个受到伤害的弱者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之后，它折射出的则是中国农村人的蒙昧与觉醒相互交织的主题：秋菊坚定的告状既有农民的执着。也有对法律的逐渐认识，但最后的结局所体现出的法律的严肃性显然是她无法意识到的，也是无法用朴素的农民的道德力量所能解决的。从这样的视角来分析，《猎场扎撒》、《盗马贼》、《菊豆》、《边走边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讲述是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喋血黑谷》、《晚钟》、《红高梁》等影片是选择了的历史背景，《孩子王》、《霸王别姬》等影片则有的痕迹，《黑炮事件》、《大阅兵》、《秋菊打官司》、《四十不惑》等影片展示的是改革开放宏大叙事，但它们都无一例外的指向了人，人的压迫、反抗、觉醒、困惑等等。
巴赫金认为，艺术形式并不是外在的装饰已经找到的内容，而是第一次发现内容。所谓现代艺术，从根本上看就是为一种新的思想找到其适合的新的形式。而一个时代文化价值意义的确立，都是以建立具有鲜明的语言体系为特征的。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的序言中的话：“电影是一项企业，又是一门艺术：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语言。”
从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中国电影语言就一直走着一条逐步摆脱戏剧语言的束缚找到自身特性的道路。对中国电影语言的探讨，也是与对电影本性的发掘与认识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1905年，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就被冠着“影戏”的名称，从戏弄一些洋玩意逐步走到弄点中国自己的戏曲电影。它作为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的功能初步得到认可。1909到1922年间，电影在第一代电影人(如张石川、郑正秋)的多方面的尝试下，电影的影戏传统基本形成，并吸收了传统艺术与舞台戏剧的特点加以了合理化的改造。1920年代后期，新知识分子加入到中国电影工业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电影经验逐渐传播，为中国电影艺术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很重要的新动力。这批新知识分子和后来的左翼电影运动结合起来，诞生了中国第二代电影人，在1932年至1942年中创作了中国电影史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抗战期间的电影创作中，在电影语言探索中最具意味的是延安记录电影学派的诞生和费穆在孤岛中拍摄的戏曲集锦片《古中国之歌》。在1976—1978年的短暂“恢复时期”后，第三代导演开始将受压制的对电影的革新热情喷发出来，1950年代中后期的观看国外电影的经验和思考转入了他们对自己语言体系的改进，而在第三代电影人背后的第四代电影对电影的创新欲望更加在没有“传统”包袱下出现井喷现象，这种现象带来了对西方电影最外化技巧的大量堆砌式使用，在电影语言上表现为一种未经归置的野性。这种爆发在整个电影观念是一种促进中国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决心的产物。他们的影片有效的回避，抑或超越了中国电影“戏剧的拐杖”，走上了一条“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宽广的道路。
第五代导演无疑受到了这一美学风格的极大影响，其延续的痕迹也是相当明显的。第四代导演中的“一些写意性的段落，如《青春祭》中的‘出殡’，‘泥石流’等”，到“《黄土地》中的‘腰鼓’、‘祈雨’，到《红高梁》中的‘颠轿’、‘喝酒’等，都有着一以贯之的清晰的艺术轨迹。”[2]但是，总体而言，第五代导演的电影语言在此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革新。他们在叙事上放弃了如何将电影和戏剧分拆开来的胶着。以一种“造型感”和“隐喻性”的镜头语言体系对整个中国电影格局发起了挑战，这种挑战使得电影的视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二、现代性的转换：“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之变
客观的社会环境，没有允许第五代导演在人性的价值启蒙与独特的造型语言的道路上持续太多的历程，很快被泛化并被后起的“第六代”所追赶，经历了转型与调整的痛苦。从本质上讲，文化艺术形态的转型是以社会经济的整体转型为背景的。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整体加速转型的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到现代文明的社会形态，从传统的政治伦理型文化到经济商品型文化，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深刻的调整。在新与旧的转型中，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混杂、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传统审美构架的崩塌，商品经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潮流的冲击下的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困惑等等都充盈在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3]这种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体现在中国电影创作中，就是一种艺术形态的当代转换，一种电影社会文化价值与电影文化语言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的“双轮旋转”。[4]
不同于前五代电影人对电影社会历史价值的内在认同，电影的“后五代”群体从电影本体出发，对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的价值认同观念不断凸现，并日益体现在他们的电影创作中。随着90年代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根本变迁，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生产制作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必须进行的最根本的战略抉择。观影人数的急剧减少、国产电影市场的大幅度萎缩把曾经还处于遮蔽状态下的中国电影孱弱的工业体系和营销能力彻底暴露在了世人的眼前。关于中国电影产业研究的一些关键概念，如受众、票房、发行营销、目标市场、投资体制等都开始成为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向度。
从创作的实践来看，九9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是如何把握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特质上，在这个进程中对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系统的学习成为十分关键的问题。张艺谋1993年之后的作品及第五代导演群体特征的解体。都与此有关。叶大鹰的《红色恋人》和冯小宁的《红河谷》等影片的标志性作用也十分明显。然而在其中最为成功的代表人冯小刚的贺岁系列中，则更为发人深省的表现了中国大陆的现有强势文化消费习惯的重要作用。
中国电影进入90年代以后，新生代电影的出现促使真正讨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状况”，以及将50年代以后世界艺术电影创作领域全面的“现代化语言”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新生代导演中关于个人成长的讨论重心，给中国电影的创作获得了一次将电影创作和个人生命体的表达高度结合的契机，但是这些作品尴尬的境地仍然不可避免。他们生不逢时。在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性质重新回到对其存在的主要诉求上，再加上主流文化倾向和个人表达的呈现水平等多种原因，使得“第六代”或者“新生代”电影人中的个人言说和对电影语言的关心被放置在一个边缘化的地带，他们的生存比他们的前辈中国电影人更为艰难。但是，事实上，第六代导演所带来的艺术理想及表达方式，已经为中国电影输入了新的理念与语言。[5]可以说，其独特的语言体系是对第五代群体性语言的一种反驳，构成了对第五代群体的一种深刻的解构。分析其主要的语言构成，主要在于自我的叙述视角和纪实的语言风格。
在电影叙事中，叙述视角是一个重要的语意生成要素。出于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与尊重，第六代导演采用了自我的叙述视角，其作品带有一定程度的集体自传性。《阳光灿烂的日子》以成年的我——马小军回忆的方式展开自己曾经经历的往事。为了让观众确信我的叙述者身份，导演甚至不惜冒着故事流畅性被打破的危险，多次用话外音的方式怀疑叙述的可靠性。“我现在怀疑和米兰的第一次相识是伪造的，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在马路上遇见她。”在影片摄影中。也多次采用了仰角近景，使得“我”的形象渐显高大，反映了叙述人对自我的怀恋。其他如《苏州河》、《长大成人》、《月蚀》等一批作品都展现了自我的依恋和怀疑中的双重矛盾，成就了第六代导演自我的成长寓言和青春呓语。
第六代电影导演“自我”成长寓言是以一种纪实性的语言风格呈现的。出于对宏大主题的抗拒、反叛，以及他们自身没有进入中心的边缘拍摄、生活状态，他们普遍采用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同期录音等方式，强化影片的纪实性。法国《电影手册》杂志评价为贾樟柯带来国际声誉的影片《小武》，其“创作手法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表现了中国电影的复兴与活力”。排除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与公允的。在这里，“中国电影的常规”即是第五代导演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树立的乡土中国的影像。他们成为了第六代导演争相解构和划清界限的对象。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元曾说：“寓言故事是第五代的主体，他们能把历史写成寓言很不简单。而且那么精彩地去叙述。然而对我来说，我只有客观，客观对我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注意身边的事，稍远一点我就看不到了。”[6]曾因以成长的主题和成熟的形态命名了第六代的路学长，在拍摄电影《长大成人》中曾说：它“表现了一个孩子长成青年的过程”，“有我自己的故事和我朋友的故事”，成为了60年代人群的精神自传。
三、现代性的视角：“第五代”电影改编的文化语境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曾说过：“小说与电影是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诚如此言，自电影诞生以来，它和文学就处于这样交叉与分离的矛盾互动中。从美学形态上分析，文学(尤其是小说)和影视的叙事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恰是这种叙事的相似性，使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影视和文学的主要的叙事因素都包含着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和叙事手段三个关键元素，影视和文学都是借助于叙事的感性特质虚构或者再造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真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存在是对于现实世界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重现或者补偿。影视与文学都是通过感性的人物、冲突的事件和生动迷人的故事，围绕着一个预先为导演或者作家设定的主题展开想像的叙事，他们在接受层面上大多都设定了预期的读者或者观众期待视野。所以，作为同是叙事艺术的影视与文学，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一个相当鲜明的文化事实。
以这样的视角来考察“第五代”导演的经典之作，几乎全部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这是一个电影改编的奇观!“第五代”导演的处女作。几乎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梁》，陈凯歌的处女作《黄土地》，黄建新的处女作《黑炮事件》，张军钊的处女作《一个与八个》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其中尤以第五代的双璧：陈凯歌、张艺谋最甚。除《黄土地》之外，陈凯歌又陆续改编拍摄了《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上接07页《花影》等。张艺谋则更被称之为“离不开小说的导演”，其迄今为止的12部影片。除了1988年《代号美洲豹》和2002年的《英雄》都是改编自小说。如1987年的《红高梁》改编自莫言的《红高梁》，1990年的《菊豆》源于刘恒的《伏羲伏羲》，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源自陈源斌的《万家诉讼》，1993年的《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活着》，1994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取材于李晓的《门规》，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由述平的小说《晚报新闻》改编，1998的《一个都不能少》由施祥生的《天上有个太阳》改编，1999年的《我的父亲母亲》改编自鲍十的《纪念》，2000年的《幸福时光》取材于莫言的《师父越来越幽默》。
关键词管理层收购产权理论委托———理论人力资本理论
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Buy–outs即MBO)是英国经济学家麦克·莱特（MikeWright）1980提出，并在20世纪80~90年代流行于欧美的一种企业并购方式，即目标公司的管理者或经理层利用借贷所融资本购买本公司的股份,从而改变本公司所有者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进而达到重组本公司目的并获取预期收益的一种收购行为。
1产权理论认为,企业经营者应当享有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
所谓剩余控制权,是指企业契约中由企业所有者把权利和责任都已经界定清楚的那部分控制权委托给人后,剩余的没有被明确界定的权利。剩余索取权是指对企业货币收入在支付了各项生产要素的报酬和投入品价格之后所剩余的（如净利润、未分配利润等）索取权。
依据产权理论的观点,企业经营者除了要拿正常的工资之外,还要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体现着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对企业剩余(净利润、未分配利润等)的占有和控制权的分配,涉及到产权改革的诸多领域。企业所有权本质上是由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定义的(或由剩余控制权定义更为明确)。因为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其能否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进而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激活人的因素,生产力才能彻底解放,而规范的MBO就可以达到上述目的。
近20年的改革和探索,国有企业走过了从扩大企业自、实行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到承包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条责权逐渐明晰的道路。但红塔集团的褚时健、首钢集团的周北方等事件的发生再一次引发了学者们的大讨论,制度缺陷因素的影响、中外企业经营者在报酬制度(尤其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上)的差异成了讨论的主题。讨论的结果大都认为所有者缺位、经营者激励不足是困扰国有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问题。我国国有企业改到今天终于触动到了产权,而产权的改革是最复杂、最容易给以后留有隐患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惧怕风险而畏缩不前。因为经过MBO后,原来的国有企业不仅实现了产权主体多元化,而且实现了出资人到位,企业开始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其经营运作效率将逐步提高,企业发展将更有后劲。
2委托———理论认为,降低成本可以看作是企业经营者激励问题的翻版
由于“委托———涉及一个人(委托人,比如雇主)如何设计一个补偿系统(一个契约)来驱动另一个人(他的人,比如雇员)为委托人的利益行动”,所以,委托———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实质是激励问题,降低成本可以看作是企业经营者激励问题的翻版。因此,有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的研究,在经济学中也被称为激励理论,它是经济学家迄今为止所拥有的分析激励问题最有效、最通用的工具。
在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的古典企业中,资产所有者分配之后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均归于所有者。但在现代企业中,由于企业制度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安排,出资者只承担部分所有权职能,如何解决现代企业的成本,使人按照委托人所希望的目标行事,就成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
因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经营者控制的,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契约的不完全,经营者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会在企业经营中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行为,经常会偏离甚至损害所有者的利益,导致成本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既要强调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在非常倾向于经营者在享有很高剩余控制权的同时,又享有部分剩余索取权。但是由于剩余控制权掌握在企业经营者手中,二者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或矛盾。如果从委托———理论出发,为降低成本,促使经营者行为与所有者利益的一致,必须给予经营者适当、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实现两者相容。因此,矛盾的有效化解,就是让人参与剩余分配,让他们享有企业家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经营和其承担市场风险的收益,努力使经营者行为与所有者利益相一致。完善形式下的管理层收购就是一种充分尊重和理解经营者的价值,将人及附加在人身上的管理要素、技术要素与企业分配问题制度化的激励改革措施。
3管理激励理论认为,给经营者以寻求剩余最大化的较大空间是调动企业经营者积极性的重要举措
因为不同的报酬对于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作用并不相同:固定的工资收入只是企业经营者的保健因素———经营者得不到会产生不满,但得到后则没有不满(并不一定满意);如果经营者享受利润分享计划、股票期权计划、管理层持股(包括MBO)计划等激励因素—————得不到则不满,得到后才感到满意。
另外,管理激励理论的观点指出:让企业经营者享有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让决策者承担决策的全部经营后果。在这种激励———约束动态平衡的条件下,企业经营者的自利动机就会驱使他尽可能地作出好的决策,强化决策的科学性和长远性,减少失误和短视。相反,如果作决策的一方只负担决策引致的部分成本或收益,那么他就有可能“怠工”。因此,如果留给企业经营者的寻求剩余的范围是一块不可预见性的范围的话,如果企业得到的剩余就是接近于经营者非常规性的挖掘和开创性的努力,他们就会去挖掘其潜力,全力实现剩余的最大化，剩余越大,激励效果就可能越好。
4企业家理论认为,经营者是企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
虽然企业家理论研究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的需求与供给问题,但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企业家理论所探讨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角色、企业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等一般意义的企业家的供给和需求问题,基本对应到了现代企业的经营者身上。企业家理论认为,现代企业家是经营者型的企业家,是以自己的人力资本投入生产过程并承担经营风险的,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该同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其他要素一样,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经营者(即企业家)成了企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要拥有报酬索取权和分享企业剩余价值的权力。
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持续地发展,这与其成功完成经济转型,IT等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不无关系。在高新技术产业所必需的劳动力、土地、资本和企业家的才能这四大生产要素中,企业家的才能自然而然地成了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企业家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突显出人力资本的地位空前强大,于是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此即MBO的直接操作结果)是企业制度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5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将人力资本产权化是经营者激励性报酬制度的原动力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了对市场中企业及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要素投入企业进行价值创造的完整描述,论及了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分享企业产权和共享企业剩余控制权及剩余索取权的完整的理论框架。在我国众多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中,由于所有者不到位或者即使到位但不具人格化特征的局限,企业的经营发展主要依赖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能力和道德自律。如果将人力资本产权化视为经营者激励制度的原动力,人力资本所有者被当作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通过MBO方式让企业经营者同时享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让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
6实证分析发现,把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授予企业经营者优于授予企业的全体成员
中西方实证分析发现,如果企业所有的团队成员依赖于对利润的分享,则集权的企业经营者偷闲的增加所导致的亏失将超过对其他团队成员不偷闲的激励的增加所导致的产出收益。
实行MBO后,企业的经营者成了公司的真正“老板”,进而具有企业股东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此时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归属于集权的企业经营者,那么由于他们同时既是决策者又是管理者,出于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的愿望,他们就会竭尽所能地作出好的决策和实施有效的管理。因此,MBO的真正好处在于可以很好地解决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冲突,达到从根本上激励经营者的目的,同时,这种激励方式优于员工持股。
7结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MBO在引入之初，由于经验不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政策也不成熟，一度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定价过低、暗箱操作等一系列不良现象，但是，只要我们去客观、冷静、正确、辨证地看待和对待MBO,既不盲目夸大它的作用,也不一概否定它的积极意义。国有企业难以从整体上借助外部投资者来推动产权制度改革,而拥有控制权的企业经营者深知企业的价值所在,愿意成为公司未来的股东,因此MBO就成为今后我国国企改革的一种现实选择。笔者深信,只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贯穿于MBO的全过程,只要能够从制度上改革,企业是能够焕发活力的,企业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价值也一定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日后MBO在我国也一定能够取得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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