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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进步水平测算是实证检验的关键环节。本文采用科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索洛余值法测算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水平。1928年，柯布（Cobb）和道格拉斯（Dauglas）在研究中指出生产活动中的主要贡献要素是资本和劳动，即Y＝AKαLβ，其中Y为产出，K、L分别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α、β分别表示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A为效率系数，反映广义的技术进步水平。1957年索洛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假设A为时间t的函数且A（t）＝A0eεt，则C－D生产函数变为。
（一）测算模型与变量设定鉴于土地要素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将上述模型的函数形式设定为。结合广东省农业发展实际，对相关变量的确定如下：（1）农业总产出，直接选取《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农业总产值的原始数据。（2）农业的资本耗费，采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衡量指标。（3）劳动力耗费，经济学中常用劳动者工资、劳动时间或劳动人数等统计指标衡量（李子彪，2006），若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计算时采用农业生产实际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较为合适，但因缺乏相关统计资料，借鉴周端明（2009）的做法，选择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作为计量指标。（4）土地耗费，考虑到广东省农村土地撂荒的普遍性，采用农作物播种面积代替常用的耕地面积变量。采取同样做法的有全炯振（2009）［12］、赵芝俊等（2006）［13］。
（二）参数估计本文选取广东省1982－2011三十年的统计数据拟合生产函数，测算出各投入要素的参数。为避免多种共线性对参数估计的影响，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则有α＋β＋γ＝1，生产函数式（4）可变为。由表2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达到了0．941499，同时方程本身和各参数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另外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均能通过，模型的解释能力强，可用来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由上述结论可知，1982年至2012年间，广东省农业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α＝0．3517，土地投入的弹性系数γ＝0．25，劳动力投入的弹性系数β＝1－α－γ＝0．3983。即资本投入、土地投入及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分别增加约0．35％、0．25％和0．40％。可以看到弹性系数最大的是劳动力投入，意味着目前广东省农业产出相对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增加，属于典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某些省份相比②，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的弹性系数相差不大，可粗略认为目前广东省农业发展处于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密集型的过渡期。
（三）广东省农业技术水平测算结果及分析根据上文所得参数估计结果，结合（5）式，对广东省1982－2012年农业技术进步水平进行测算。可以看到，30年间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增长率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甚至有些年份出现负值（图1）。这一方面与广东省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总值波动较大不无关联；另一方面，所测算的农业技术进步为广义全要素生产率（TFP），不仅包括科技进步本身，还受资源配置效率和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如1992年，资本投入增长率达到153．51％，而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仅为12．57％，出现了投入多而有效产出少的情况。在剔除生产要素投入之后，农业技术进步水平不可避免地出现负值，但这并不能说明农业科技进步对广东省农业经济增长没有发挥积极作用。1998年以后，农业技术进步水平的波动幅度开始趋缓，自2007年基本保持着向上趋势，说明资金配置效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观，但这需要更多数据支持。
二、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经济财富的扩展。对于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考虑到目前广东省农村金融结构相对简单及数据的可得性，拟从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两个维度进行考量。金融发展规模指标方面，鉴于广东省农村金融以存贷业务为主，结合一般做法，选择农村存贷款余额之和与农业GDP之比为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指标。但因1990年前后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统计口径明显不同，而1995年后统计年鉴重新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进行了划分，导致城乡居民储蓄存贷款余额与研究所需数据口径相差太大，故而采用农业存款余额和农业贷款余额替代农村存贷款以反映农村金融状况。金融发展效率指标方面，参考王志强、孙刚（2003）的做法，选用农业贷款与农业存款之比作为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14］。采用这一指标还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农村金融发展的目的是服务农村实体经济，这一比值越大，越能反映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其次，该指标可以衡量农村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显示农村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农村资金外流状况。农业科技进步方面，直接选取上面测算出的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增长率为实证变量。以上三个变量分别用RGM、RXL和TFP表示。由于银行资金来源项目自2011年起使用新的分类，广东省统计年鉴不再提供农业存贷款余额等相关数据指标，故截取1983－2010年度样本数据，样本数据均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及《广东省农村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变化趋势如表3和图2所示。在这里主要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进行分析，由表3和图2可看到：（1）农业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尽管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整体上呈增长趋势，尤其在1992年之后上升速度明显加快。截止2010年末，该比值达到0．67，相比1982年增长近1．5倍，说明广东农村金融资产比例不断提升，农村金融规模不断扩大。（2）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的变动趋势：1998年以前，农业贷款占农业存款的比值呈现较大波动，在1983年达最大值后，1994年降至最低点。这是因为1983年农村经济体制率先改革，众多资金流向农村；但随着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农业贷款占比急剧下降，且在1998－2000年间出现大幅度回落。大量资金流向城市，农户与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3）2006年广东省开始逐步推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改革，但从图2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持续下降趋势并未因此明显改善，相反，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出现了近10年来少有的大幅度波动，这意味着目前新型金融机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二）单位根检验由于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往往都是非平稳的，若直接将其引入模型进行经典线性估计，很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有必要先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Eviews5．1进行ADF检验，各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的检验结果可看出，原有时间序列数据的ADF检验值均大于5％的临界值，即三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非平稳的，而对其取一阶差分后，序列D（TFP）、D（RGM）以及D（RXL）的ADF值都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现为平稳序列。换言之，原有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I（1）序列，故可进一步检验三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由于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I（1）序列，因此可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法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需要确定VAR模型结构，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运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进行选择，同时基于数据生成过程特征，选择带有截距项并带有趋势项的VAR模型，具体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无论是AIC还是SC甚至其他如LR统计量等，均认为滞后阶数为1的VAR模型即VAR（1）模型较为合理。另外通过单位根检验对VAR（1）模型的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全部根的倒数都位于单位圆曲线内（图3），即VAR（1）模型是稳定的。协整检验模型的滞后期等于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减1，故确定为0。表6为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协整均衡向量进行标准化后，可写出三个变量的协整方程如下：TFP＝0．421947RGM－0．188170RXL（9）方程（9）表明1982－2010年上述三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发现1982－2010年农村金融融发展规模与农业技术进步正相关，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业技术进步存在反向作用关系。亦可看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取值每增加1％，农业技术进步会同向变动0．42个百分点；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取值增加1个单位，农业技术进步会下降0．19个百分点。另外进一步对TFP与RGM、TFP与RXL两两分别进行协整检验，同样发现它们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广东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技术进步间确实保持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VEC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上面的分析给出了VAR（1）模型中的三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的结论，但这种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如何调整，需通过建立VEC模型进一步探讨。根据AIC、SC准则，确定VEC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所得VEC模型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以看到，VEC模型中TFP与RXL的误差修正项分别为－0．555930和0．962618，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说明系统内变量间如果在短期内出现正向非均衡状态，RXL会同向修正而TFP会出现反向修正，相比而言，RXL的修正幅度较大，即长期稳定关系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调节效应分别为55．59％和96．26％。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了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明朗，因此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验证变量间的因果联系。格兰杰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项对另一变量是否有预测作用，也即如果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项影响，就称这两个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以满足格兰杰因果检验所要求的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的检验结果可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农业技术进步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均不是农业技术进步的Granger原因。
三、结论与启示
[论文摘要]加快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建设，农民科技知识的培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强农村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引进力度，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和农业资源配置调整，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推广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本文以个人在农村实际工作经历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干部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信仰、提高学习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能力，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
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精神和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精神，加快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按照有利于科技与农业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农业科技创新，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合理配置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的研究力量，充分利用现有基础，集中力量从事重大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农业科研机构应逐步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技术开发机构，建立起分别承担公益性职能和经营的农技推广队伍，逐步形成国家兴办和国家扶持、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要以实施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为依托，建成国家农业科研基地和产业综合研究中心，加强农业基础研究、重大应用技术研究和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尽快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吸引高层次的外国专家和科技精英开展合作研究，提高科技实力、人才优势和创新地位。通过学科结构和人才结构的调整，建成一支高素质的精干高效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三、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
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有关部门要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合格的载体。利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高、中等农业院校、成人院校、农业职业学校、农干校等各级各类农业教育培训资源，逐步建立起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健全的培训制度，为全面实施各类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奠定基础。
四、加强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熟化和转化
对一些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项目要进行工程化开发，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核心，以抢占市场和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目标。在种子（种苗）、种畜禽、疫苗与兽药、农药、肥料、饲料、农产品产后加工和节水灌溉技术及设备等方面，建成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使其为推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品种、提高品质、增加效益发挥重要作用。
五、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在加强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推广的同时，必须加强农业、农村的资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如农产品下脚料的利用、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等，如不能很好的开发利用，会造垃圾，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改善会造成农民生产生活的二次污染），因此加强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六、加强农业技术的引进力度
按照新的引进原则，以推动农业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增强我国农业技术储备的前沿技术为主，以提高主要大宗农产品质量和效益的先进实用技术为主，以促进结构调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技术为主，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以农产品商业化、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强工厂化农业为目标，加快农业高新技术及手段的引进，以提高我国农业高新技术研究能力和水平，增强科技储备和发展后劲。
七、加强科技投入和资源配置调整，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条件支撑
政府既要加强对农业科教资源的宏观调控，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采取新的举措，对现有农业科教资源在重点领域、方向和任务上进行有效配置和系统整合，切实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农业科技产业，鼓励社会、企业设立农业科技创业基金；争取金融、保险系统对农业科技投资予以倾斜，放宽农业科技贷款限制，加大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力度；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争取和吸引国际组织和国外企业投资我国农业科技、教育和生态环境事业，才能有效地加快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1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1.1.1全市经济总量增长较快。
2010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85.0亿元，比上年增长7.1%，是“十一五”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其中，农业产值366.6亿元，增长7.9%；牧业产值364.2亿元，增长6.5%；林业、渔业和服务业产值为23.0亿元、15.7亿元和15.5亿元，分别增长4.6%、4.8%和6.3%。
1.1.2粮食生产能力快速提升。
从“十一五”时期的情况看，我市粮食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连续三年突破100亿公斤，2010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25.9亿公斤，比2005年增长35.4%。
1.1.3畜牧业生产增势加快。
全市大牲畜、生猪、家禽存栏分别达到203.4万头、397.7万头、5914.1万只，同比分别增长4.1%、7.7%、6.2%，分别高于“十一五”。肉类、禽蛋和奶类产量分别达到75.0万吨、34.5万吨、143.1万吨，奶类低于“十一五”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
1.1.4县域经济贡献率提高。
我市10县（市）201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84.7亿元，10县（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达到2.9%，比“十五”末期提高0.7个百分点，县域经济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3%，比“十五”末期提高4.6个百分点。
1.1.5农民人均收入增加较快。
我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0年达到8020元，同比增长18.4%，增幅高于“十一五”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
1.1.6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及副省级城市中位居前列。
全市农业经济总量占全省份额的1/3左右，主要经济指标多居全省前列。2010年我市肉类、奶类产量居全省十三地（市）和农垦之首，粮食产量、禽蛋产量位居农垦之后。在有资料的14个副省级城市中，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加值、粮食产量、牛奶产量始终居首位，牧业中肉类总产量位于长春、成都和沈阳之后排在第4位，禽蛋产量位于沈阳、长春和济南之后排第4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高于西安和长春排在第12位。
1.2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1.2.1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2010年初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大力实施“两改”工程，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上半年，县域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78.7亿元，同比增长7.9%，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3%，拉动县域经济增长1.3个百分点。
1.2.2工业生产快速增长。
各县（市）抢抓“强县”发展机遇，不断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步伐，着力提升县域工业化水平。县域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46.1亿元，同比增长19.6%，高于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5.6个百分点，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0%，拉动县域经济增长5.8个百分点。
1.2.3服务业持续稳定发展。
今年以来，各县（市）加快实施民生工程，以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了第三产业稳步发展。上半年，县域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39.7亿元，同比增长10.8%，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4.7%，拉动县域经济增长5.8个百分点。
1.2.4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上半年，我市县域实现固定资产投资额124.2亿元，同比增长14.5%，占全市固定资产总额的23.5%。投资额超10亿元的县（市）有六个，分别为宾县、五常、尚志、双城、巴彦、通河，其中宾县、五常投资额超20亿元。
1.2.5消费市场繁荣兴旺。
全市消费品市场受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及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拉动，全市县域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183.1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绝对值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前三位的是尚志、双城和五常，分别实现零售额33.3亿元、31亿元、29.6亿元。从增速看，零售额增速高于县域平均水平的分别是依兰、五常和尚志，增速分别为20.6%、18.8%、18.7%。
2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农业生产基础薄弱
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从水利基础设施情况看，我市属于缺水较重城市，全市水资源中3/4以上为地表水且多为过境水。二是土地流转规模不大，形式单一，流转规模是以中小型为主，流转的土地主要集中在种植业。
2.2畜牧业生产规模不高
一是规模化养殖程度不高。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我市畜牧业规模化程度逐年提高，但与省外部分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二是缺少牵动力较强龙头企业。
2.3农业产业化规模小，精深加工能力不足
一是龙头企业规模较小。辐射牵动作用不够。二是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多以粗加工为主，产业链短，精、深加工品种少，农产品加工增值转化率低。三是利益联结不够紧密。
2.4县域经济总体实力偏弱
一是经济总量偏小。二是结构调整滞后。三是强县地位弱化。
3促进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意见
3.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以水利发展为契机，加强防洪抗旱减灾体系建设；围绕50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加快建设高标准良田、改造中低产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对农机装备和深松整地补贴力度，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实施现代农业科技支撑工程，积极开展高产创建活动；加强气象灾害预警预报，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
3.2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加强标准化规模化原料生产基地建设，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逐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协调发展的一体化产业链条；引进知名企业落户我市，培育扶持本土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市场竞争力；推广“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全力打造“哈尔滨食品”大品牌。
3.3推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1.1农业机械的应用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农业机械的使用改变了传统式的农村耕种方式，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农村机械的使用大大减少了以人力为主的工作量，生产效率得到了很大的保障。农村机械的使用扩大了农业种植规模，实现了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的不断扩大能够带动农业机械的全面推广，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1.2农业机械推广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从农业机械使用情况来看，农业机械的推广越广泛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越快，农业种植产量就越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就相应提高，农业机械提高了人们生活质量。农业机械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会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们会把剩余劳动力用到其他产业中，这样不但调整了生产链，而且使人们在其他行业得到更多劳动收入。农业机械广泛使用优化了农产品市场，大大提高了农业市场，增加人们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质量。
1.3农业机械推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农业机械不断推广很大程度上对农业产业的不断调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农业机械推广不断扩大，促进了机械生产企业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现实情况来看，农业机械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三大产业之间的连锁反应；2.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剩余劳动力会进入到企业或者服务服务行业中去，为其他行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农业机械的推广极大的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2农业机械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2.1农业机械是农民增收的助推器
农业机械在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能够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比如，一台中型农业机械每天可以进行农田作业的面积在5.3万m2，生产成本在12元/667m2，如果是人工进行作业，每667m2需要1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需要120元。农业机械作业价格在40元/667m2，每667m2将会节约80元，同时还能抢抓农时，不误节令。这不但能够节约成本而且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农业机械的快速发展为剩余劳动力从事其他产业给予了很多时间，使人们能够利用第二产业为自己创收收入。还吸引了剩余劳动力从事一些和农业有关的工作，比如农机维修、农机运输和农机作业等，扩展了人们的就业空间，大大促进农民增收。
2.2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器
农业机械作为现代的生产工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它在无形中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农业现代化方式和传统方式有很大区别，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随着农业机械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处于集体化和规范化；二、农业市场化。随着农业机械的不断广泛应用使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业市场化；三、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不管是资源的有效利用还是环境保护一定程度上需要农业机械来保障。首先，农业集体化和规模化就预示着有很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这就使少数农民得到了规模效益，就需要以农业机械代替人工生产来提高效益。规模化和标准化只能靠机械作业。农业产业要合理利用资源来满足农业市场需求，使农业商品化，让农产品立足于市场走向国际，在国际市场中提高我国农业产品影响力，努力提高农产品的质量非常重要，质量和加工依然需要现代化的生产工具来保证。农业机械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很好的保护了环境，做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比如农业机械解决了“白色污染”问题，使资源能够得到循环利用，大大降低了工业化的环境污染；小麦收割之后剩余的麦秆会被焚烧，严重增加了环境的健康指数，农业机械进行收割之后会把秸秆粉碎之后进行还田，这不但给土壤增加了养分，而且大大降低了由于焚烧秸秆造成的空气污染。如果没有农业机械，农业依然不能实现现代化，农业机械在其中的地位相当高。很多国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虽然道路不相同，但是都是实现了机械化之后随之进行现代化。
3结语
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农业发展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农业发展远远达不到现代化农业的要求，我国农业存在哪些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1．1农业产值和就业不协调突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各产业的产值在不断地上升，农业总产值由2006年的24040亿元2010年的40533．6亿元，再到2011年的47486．2亿元，平均年增长率大约39．5%，每年的第一产业的产值都在增加，这是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给农业发展带来的机会促使的。图2是2006年至2011年期间三大产业就业量的对比，与二、三产业相比，农业人力资本投入较大，农业产值相对较低，正如速水佑次郎所指出的，一国国内农业生产成本下降的速度低于国外农业生产成本的下降速度，该国的农业比较优势将下降，这就是我国的农业赶不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个原因。
1．2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相对于城市里的交通运输、通信、信息流通、教育设施、文化交流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服务体系相对不太健全，特别是在技术培训方面，农民在这方面缺乏认知，政府提供的一些培训服务和农民切身需求的存在差异;或者是有些技术水平已经落后需要更新而没有及时的更新，导致培训的结果不理想;还有有些农民他们缺乏积极性，没有意识到学习新技术的重要性。陈旧的生产模式仍在持续，单一的小规模的种植养殖业仍在重复，即使有大规模的生产模式，往往也在面临着缺乏对信息及时了解而带来的市场风险，这些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可能导致农产品没法在最佳时间进入市场。
1．3农业科学技术含量较低且农产品深加工不足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进步，新型农用工具、化工肥料等都对农作物增收起了很大作用，但相比经济发达的国家，我国农业的现状是产量增加缓慢，质量比较低，劳动消耗高。农产品深加工不足也是科技含量低的一个表现，2011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是农业产值1．8倍，而经济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值是农业产值的3倍以上。我国农民向市场直接供应的多是没有加工或者是初加工的农产品，虽然农产品产后净化、分类分级、烘干、预冷、储藏、保鲜、包装等初加工环节现在投入正在不断加大，但高效榨汁技术、高温瞬时杀菌技术、酶化与澄清技术、膜分离技术、无菌包装技术、真空多效浓缩等这些高科技和相关设备仍比较缺乏。另外深加工企业比较少，规模不大，上规模高效益的龙头企业缺乏。
1．4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实施不全面从供给方面，按照收入弹性理论，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于1时随着该产品的供给量增加总收入会不断减少，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小于1的，增产不增收，造成谷贱伤农;从需求方面，受恩格尔法则的约束，人们对食物的要求，会随着收入的增加食物所占消费的比例是越小的。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供给或者需求，农产品的价格虽然受市场的调节上下波动，但最终会降低，为了防止两极分化，政府的价格保护政策的实行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农业作为社会效益高于自身效益的一个产业，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资源的配置原则，随着生产资料价格的提高，例如化肥的价格等，农民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且农产品价格上升的速度赶不上工业产品的价格速度，且相关工业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这说明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和目标价格等仍需完善。
2．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存在问题的原因
2．1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对市场信息认识不足不对称我国农业产业结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文化程度低，传统思想观念陈旧，思想认识不到位，由于受教育程度达不到，农民不能也不会主动参与到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去。在市场调节供需的前提下，存在对市场信息认识不对称的问题，无法准确把握市场信息，对信息的判断会有滞后性甚至失误，例如判断某产品今年的市场价格会比前年上升的，继而明年对这种产品进行大规模种植，而造成此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降，收入还不如往年。信息滞后，造成生产决策陷入一定的盲目性，无法适应市场的真正需求。
2．2对农业资本投入不足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三大产业的分别为8757．8亿元，132476．7亿元，170250．6亿元，可以看出整个社会对农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相对极少的。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的固定资产投入仅仅为工业的6．6%、服务业的5．1%。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农业支出，以促进农村生产基础建设，促进农村教育，也增加了“四补”。2011年还提出“三个重点、三个确保”即财政支出重点向农业农村倾斜，确保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量、增量均有提高;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重点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总量和比重进一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向农业土地开发、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足额提取、定向使用;且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9884．5亿元。但是相对还是少的，我国要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但对农业投入不足会加大收入城乡差距，贫困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不利于社会稳定。
2．3我国农业科技含量低，生产技术落后，专业化人才缺乏农业作为国名经济的基础产业，是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基础。我国农业科技含量低，生产技术落后，专业化人才缺乏，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现状。由市场规律及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决定着，社会资源会向收益较高的产业流动。在三大产业中，农业是劳动力耗费大且产值较低的一个产业，导致社会资源向农业转移的可能性极小。加之我国特色农业不突出，农产品深加工不足，一是缺乏农产品加工概念，二就是加工技术设备水平低，在这种情况下，要生产出优质，高产，高效，安全，生态的产品很难，要达到农业的标准化和产业化，更是难上加难。
2．4农产品流通渠道和产业链的不完善农业低效率的另一个原因是，农产品的流通不足，流通渠道和产业链不完善，主要是由部分农产品的本身特性准备的，例如蔬菜，蔬菜的保鲜期较短腐烂速度较快，这就限制了当地生产的蔬菜流通到需求较高的地区，限制了蔬菜的价格，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包菜和土豆，在流通渠道没有建立和产业链不完善前提下，就盲目跟风大面积生产，造成很多农户贱卖这些蔬菜甚至放在田地中任其腐烂，这些由于流通渠道短缺而造成的损失多之又多。
3．政策建议
3．1加大农村农民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知识文化素质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设施的投入，提高农民知识文化素质，在技术培训方面应该及时引进与农村农业发展对口的生产技术知识，并设法调动农民学习的积极性，对于原本就有特长的农民及时补充完善其特长知识，建立一些适合其发展的平台，让农民了解市场需求以便及时做出判断和生产决策。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号召一些大学生积极主动的到农村去，以便提高农村产业的创新和管理方面的创新，建立现代化标准化产业化农业的同时也带动农村的城市化和现代化。
3．2加快国家职能的转变在农业中，政府除了要增加资本投入，加强专业技术培养，引进先进有效的政策和技术设备外，也应该加快职能的转变，在思想上，要转变工作作风，改变工作方法，从主导作用变为引导作用，如果农民不自愿，切不可强迫命令，搞好宣传工作，树立典型示范引路、良种引进，试验示范、技术指导、技术指导、技术服务等，全面开展产业调整，对于农业生产，要以市场为导向，由政策驱动，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来调整农业的发展，把原来的以高产为目标转变为以高质量和高效益为目标。
3．3增大农业的收益性以获得社会上有效的投资农业是各个产业的基础，农业的现代化和标准化会节省更多的人力财力，加速我国的整体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除了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外，政府应积极的吸引外部资金，增加社会对农业的投资。我国社会整体资本较少流向农业的原因是农业本身收益性不高，国家和地方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加大农业投入，鼓励发展特色农业，以增大农业本身的收益性，吸引更多的资本。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relationfeature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indifferentstageofruralindustryinchina,putforwardthecoordinatedtheory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bystages,regionsanddegrees,discussedthecoordinatedroad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fordifferentstageofruralindustryanddifferentareaofchina.
关键词农业农村工业协调发展阶段性区域性
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问题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村工业发展促进农业发展，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是我国农村工农业关系的主要体现。但农村工业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两者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工业发展并不是总是对农业有利，认识到这一点，选择适宜的协调发展道路，发挥农村工农业之间的正关系，抑制负关系，对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十分重要。我们在广东东莞市，江苏无锡县，山东诸城市、苍山县，湖南双峰县，四川米易县等17个典型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不同地区、农村工业不同阶段的农业与农村工业关系特征，提出了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
1农村工业不同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关系的特征
依据反映农村工业发展水平以及与农业关系特点的若干指标（如人均农村工业产值、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农业人口人均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等），根据17县农村工农业关系及全国总体状况，确立每个指标在各个阶段的范围，运用要素贡献率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法，确立各项指标的权重，将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的关系划分为五个阶段：
1．1第一阶段为“农为主，工萌芽”阶段这时工业刚刚开始发展，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低于5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不足4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小于0．5，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小于0．2，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纯收入比重小于10％。农村工业的发展依靠的是农业的剩余资金、剩余劳力、剩余农产品和占用少量土地，对农业的竞争作用不明显，对农业的互补作用也不大。
1．2第二阶段为“农哺工，工起步”阶段工业开始发展且以外延型发展为主，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500—1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为40—5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5—1．5，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2—0．4，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为10—20％。农村工业发展占用较多的资金、土地和吸收较多的农业劳动力，体现出农哺工的特征，这时工业对农业的互补作用（如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以工补农等）还较小。总体上看，劳力转移对农业利大于弊，而资金对农业的争夺对农业弊大于利。
1．3第三阶段为“工农业互争互利”阶段农村工业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1000—3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7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1．5—3．0，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4—0．6，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为20—50％。对农村资金、土地具有明显地竞争作用，但农村工业通过工资和以工补农对农业资金的返还已较为明显；劳动力的数量竞争开始出现，质量竞争较为明显化；体现出互争互利的特征。
1．4第四阶段为“工补农，农开始分化”阶段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3000—10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为70—9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3．0—10．0，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6—1．0，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为50—80％。农村工业发展到具有补农的实力，但全面改善农业现代化条件的水平还未达到；农业劳动力在现有规模下出现局部不足或季节性紧张，农村工业占用土地较多，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开始分化，以工补农水平高、农业社会化服务好、农村工业发展相对集中，农业及粮食生产继续发展；相反，农业及粮食生产出现下降趋势。总体上资金关系对农业相对有利，劳动力关系对农业相对不利；体现出工补农，农开始分化的特征。
1．5第五阶段为“工为主，农分化”阶段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10000—20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的9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大于10．0，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大于1．0，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高于80％。农村工业已具备建农的实力，关键是政策的引导，或者以工建农、农村工业集中发展保护农田，农业规模化经营解决劳力不足和提高农业及粮食生产的效益，农村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实现；或者工业发展不顾农业，大量占用农田，劳动力数量不足、素质弱化，农田抛荒、半抛荒，农业萎缩；体现出工为主，农分化的特征。
2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梯度推进理论
依据我国农村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特点，以及农村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关系的特征，提出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梯度推进理论，该理论包含三个部分：
2．1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是一个相对而又抽象的概念，内容十分广泛，可概括为下面五个方面：①农业发展水平与农村工业水平的协调（简称水平协调）。水平协调包括总量协调、速度协调。②农村工农业之间的投入结构、技术结构的协调以及农业结构（农业生产结构、种植业结构）、经营方式、农业现代化建设重点与农村工业水平、结构之间的协调（简称结构协调）。③农业与农
村工业在资源要素流动及配置上的协调。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等方面（简称要素协调）。④生态环境协调。农村工农业、特别是农村工业发展的同时，不断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简称环境协调）。⑤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还包括广泛的社会内容。通过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使广大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别，减少贫困，增加农民受教育的范围与机会，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通过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向农村的扩散，改变农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过时的思想观念。搞好农村社区生活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从多方面缩小城乡和工农差别（简称社会协调）。
2．2阶段性协调发展农村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不能以单一标准来衡量两者关系协调不协调；也不是只有农村工业的高级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才会取得协调。协调是动态的，每一阶段均有其协调的内容与形式，只是不同阶段两者协调发展（关系）的体现不同而已。由于农村工业发展阶段性特征，农村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村工农业协调的重点应有所不同和侧重。在农村工业处于起步阶段的地区，协调农村工农业的关系，其重点是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建立稳固的农业基础，适度发展农村工业。在那些农村工业已具备雄厚基础的地区，协调两者关系，其重点应放在促进企业利润向农业回流，通过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等方式促进农业稳步增长，达到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
不同区域（区位），由于自然条件、农业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农村工业在规模、行业与技术的选择上均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导致了农村工业与农业发展关系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两者协调发展的道路与模式应有所不同。以上三点构成了该理论的实体。我国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应以该理论为指导，脱离了协调性、阶段性和区域性，我国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是不可能的。
3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
3．1确立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从总体上看，中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必须坚持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方向。因为农村工业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没有农村工业化便没有农业现代化。但农村工业化并不是农业现代化的充要条件，农村工业的发展并不能自然带来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不同阶段，工农关系不同，农村工业发展方向、农业现代化建设重点也应不同；不同地区农业与农村工业发展的特点不同，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也应有所区别。因此，在确立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时，必须紧紧围绕农业与农村工业的关系特征，以及农业与农村工业的区域发展特点，即必须以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梯度推进理论为基础。
3．2立足工农业协调，走多元化发展道路农村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不同，不同地区农业与农村工业发展的特点不同，这就决定了我国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道路构成的一个道路集。通过大量调查与研究，从农村工农业关系状况以及区域特点的角度，把现阶段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3．2．1以农为主，农业延伸、推动农村工业的道路这类地区农村经济以农业为主，而非农产品资源缺乏，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一、第二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表现为以农为主、工萌芽或农哺工、工起步。随着高产高效农业的发展，在农产品总量剩余的基础上，通过结构调整发展高价值作物和特产作物开发，迫切需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来增加农产品价值、稳定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增加农产品价值，提高农产品商品率，促进高产高效农业的发展。这条道路适合广大的以农业为主、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工业刚刚起步的内陆地区。如山东省苍山县，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一阶段，农村经济以农为主。该县利用大蒜生产的优势，推动了蒜苔冷藏、保鲜、大蒜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走出了一条依靠农业延伸、推动农村工业发展的农村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3．2．2以农为主，农村工业靠资源开发的道路这类地区农村经济中农业仍是农村经济的主体，但当地矿产等非农产品资源丰富，具备资源开发的优势。农村工农业关系还基本处在第二、三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表现为农哺工、工起步或工农互争互利。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资源丰富的优势逐步显示出来，通过资源开发，在转移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部分的利润回流，对农业发展产生良好影响；工业的发展也促进农产品，特别是加工产品市场容量的扩大，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这类地区农产品加工业往往是薄弱环节，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尤为重要。这条道路适合于中西部非农产品资源相对丰富、而农村工业水平还较低的地区。如湖南省双峰县，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二阶段，农村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该县利用矿产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建材、煤炭采选为主要行业的农村工业，改善了农村经济结构，增加了农民收入，对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走出了一条以农为主，依靠资源开发农村工业的道路。
3．2．3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的道路这类地区农村经济中农村工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农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高，农村工农业关系基本处于第三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表现为工农互争互利，资金关系的矛盾比较突出。这类地区农业基础条件较好，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具备发展畜牧业和高价值作物的优势；地理位置较好、交通发达、国内市场容量大，也有发展外贸的优势。通过市场和外贸的拉动，促使农产品加工的发展，带动农业基地建设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这条道路适合高产高效农业发展较快和具备外贸条件的广大东部农区及部分中西部农区。如山东省诸城市，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二阶段末，第三阶段初期。该市在发展外贸基础上，依靠农产品龙头企业发展，带动农业基地建设，推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使农业与农村工业取得了较高水平的协调发展，成为一个在全国较有影响力的典例。
3．2．4以工补农，农业稳定发展的道路这类地区农村工业是农村经济的主体，农业所占份额甚小。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四、五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表现为以工补农、农业开始分化或工为主，农分化。这类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但农业劳动力数量不足和素质下降的
问题突出，这时农业发展往往出现分化现象，或者通过以工建农，农业实现规模经营，农村工业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实现，或者农村工业发展不顾农业甚至侵占农业造成农业萎缩。走以工补农，农业稳定发展的道路，必须在坚持以工补农的同时，农业的结构、规模、技术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农村工业利润回流主要靠政策引导，农业调整要以机械化和扩大规模为重点。这条道路适合于沿海、城郊农村经济发达，人均耕地资源少，且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的地区。如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五阶段。该县在不断壮大农村工业实力基础上，通过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等方式，积极完善农业投入机制，稳定推进农业规模经营，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农业没有出现萎缩。
1.1农村干部没有意识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就当前农村经济管理现状而言，在某些地区，一部分农村干部对农村经济管理认识不深，认为农村经济管理对其发展影响作用不大，建立农村经济管理机构不仅仅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会增加其不少的麻烦。正是因为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了农村经济管理在整个农村建设中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长久以往对农村经济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2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随着农村经济增长的持续加快，我国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也已经很难适应其发展需要，这种不完善的管理体系进而导致多种问题的发生，主要体现在以下等几个方面：（1）滞后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2）农民切身利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3）农民其他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4）当地农民对其领导成员及其领导班子产生抵触心理，实际工作难以有效的推行及开展。
1.3与农村经济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农村经济管理涉及范围广泛且工作比较繁琐，但是相关管理者却不能很好的对其理解，导致对有关的法律、法规不了解，工作难以有效推进，甚至在一些地区，并没有设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与农村经济管理体系相关。在现实农村经济管理中，因为缺少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监督，从而导致很多农村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各种农民问题不断出现。长此以往对农村经济建设发展将产生极其不好的影响。
1.4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不够高
在大部分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对于相应地专业知识不够理解与掌握，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及管理没有实质性的了解，从而导致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难以实施，换言之，农村经济管理现状难以满足农民需要，从而长此以往，农村经济管理不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其效用，甚至会起到反作用的效果。
1.5对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不充足
农业融资的难度较大，具体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农业生产的时间较长，投资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到经济利益；第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遇到的阻碍较多，不易进行；第三，农业投资风险较大，因为农业生产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天气、土质、市场等等；第四，农业投资人的数量较少；第五个原因，相关领导就没有意识到融资的重要性。以上所述的种种原因都加大了农业融资的难度，自然而然，就会使“对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不充足”这种情况的发生，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也会因此遇到很多困难。
2提升农村经济管理水平的对策
2.1领导应该认识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领导干部在整个农村经济建设管理中起到了积极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身为领导干部必须意识到农村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性。这样才能更好的起到表率作用，带领农民更好的进行经营土地、管理土地。从而根本上为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2完善与农村经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农村经济管理法律法规的完善是确保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所以，完善与农村经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势在必行的。在完善与农村经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前，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先到农村，考察一下实际的农村经济情况以及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进展情况，根据考察结果去完善与农村经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这种方式完善的农村经济管理法律法规的实用性能才较高。要知道，完善与农村经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好处是有很多的，例如：（1）农民承包土地有了保障；（2）有效的解决了农民之间的纠纷；（3）严格高效的按照国家的相应政策去管理农村。
2.3建立科学的农村经济管理机构
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建立完善地、科学地农村经济管理机构，不仅仅可以从实际工作中提升经济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增强其积极性；还能有效的推进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从各方面保证农村经济管理的工作质量，从而使农作工作可以有序稳定的推进。建立完善的农村经济管理机制，从长远意义来讲，对于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2.4合理管理资金
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对资金的管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在管理资金时，要做到以下几点：（1）了解农村资金的实际周转情况，记录资金总额；（2）做好资金数额的核算工作；（3）合理的使用资金；（4）监管资金的应用渠道，做到以上几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才是真正的合理应用了资金。
2.5提升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
提升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职业素养的具体措施，如下：（1）定期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2）定期的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给予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的一定的奖励与惩罚。
3结束语
我们比较一下现代的粮食种植与传统时期的不同。以湖北省Y市为例(Y市农村地区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农业主要以玉米、水稻、油菜、柑橘、茶叶等作物种植为主)，当地农民种植玉米，用工量①只有15个工/亩②。此时，按照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38亩来计算，一个三口之家，平均有4.14亩耕地。那么这个家庭每年在粮食生产上所需要的时间只有60天③。如果这个家庭有2个劳动力，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年有60天的时间在工作，另外一个劳动力处于完全无事可做的状态;或者两个劳动力分别工作30天。可见，当代的粮食种植在农民生活中所占据的时间，已经是微乎其微。与粮食种植低用工量相似的，还有其他很多经济作物，比如柑橘种植、茶叶种植等。根据Y市调研得到的数据，柑橘用工量为30个工/亩，茶叶用工量最多为35个工/亩。一个拥有4亩耕地的三口之家，种植茶叶的用工量最高能达到140个工，可供2个劳动力每年分别工作70天，占用农民的时间依然十分有限。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事这些低用工量种植类型的当代农民，在选择居住地点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再是生产的便利性，而是生活的便利性。而农村机动化交通方式④的推广以及农村道路硬化的推进，使得农民的居住地点与农业生产地点分离最终得以实现。通过机动化交通，农民保证了所有耕地都不会荒废。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将会在农村地区产生一些不同与传统模式下的空间布局形式。考虑到居住地与农业生产地可以分离，并且要满足农民对生活便利性的需求，那么在空间布局方面，我们自然可以想到的是:农民会由现在的比较分散的居住状态，向比较集中的居住状态转变，也就是———进县城、进乡镇、进农村集中居民点。笔者通过对湖北省Y市农村进行调研访谈，发现对于这个地区，农民进城的前景并不乐观。Y市大部分农民表示不愿意进入县城。他们普遍无法接受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同时，也有部分农民习惯于乡村安逸的生活，不愿离开。乡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已经使得农民可以很方便地往来于城乡之间。因此对于农民来讲，居住在农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便利，反而可以享受农村生活的低成本和优质的环境，同时又不妨碍获取县城的高质量服务。很多已经在城市工作的村民，也依然居住在农村，每天骑摩托车和坐公交车上下班，对于他们来说，“幸福指数很高，可以享受农村的居住环境和城里的工作”。而少部分农民，出于对下一代的考虑，愿意进县城定居，即使他们自己本身更倾向于居住在农村。然后，笔者就农村集中居民点的形式，调研了Y市当地的农民。这种集中居民点也是政府普遍推行的一种农村居住模式，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小型农村集中居民点，可以容纳300～500人。它的优点是，农民离自己的承包地不远，可以控制在2km左右，往返种地方便。它的缺点是，服务人口少，达不到一些公共服务设施的人口门槛，所以配套设施提高程度有限。另一种是大型农村集中居民点，能够容纳3000～5000人。这种居民点数量少，居民点之间相距较远，可能会达到6～7km。建设形态上，是一种适度集聚的形态，可以采取农民自建的方式。它的优点是，设施配套质量高，虽然从行政级别上它只是一个村级单位，但是它所能提供的配套服务相当于集镇的水平，可以提供正规的卫生院，以及小学，甚至初中。它的缺点是，服务半径大，居民点之间距离远，农民往来种田不方便。农民的意见是，小型农村居民点对于农民生活便利性的提高程度有限，让农民搬迁是一种浪费，大型农村集中居民点可以提供与城市比较接近的服务，同时还兼具农村良好的环境和较低的生活成本两重优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农民普遍愿意搬迁进入大型农村集中居民点，但是不同年龄段的农民也会有不同的想法: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由于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已经定型，会按照传统的方式一直进行下去，几乎不考虑搬迁。45～60岁这个年龄段的中年人，家里已经翻修过老宅，这部分人的搬迁动力不足;家里还没有翻修老宅的，普遍有一定的搬迁意愿，特别是目前依然居住在相对海拔500m以上的农户，搬迁动力非常充足;而目前居住在相对海拔300m左右的农户，搬迁动力稍有不足;有一部分人由于个人生活取向的原因，也存在不愿意搬迁的情况。30～45岁这个年龄段的中年人，无论家里是否翻修过老宅，自己都还有获取收入的机会，同时对未来充满渴望，有人愿意在农村做一番事业，有人愿意获取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渴望追求与城市相接近的配套设施，大型集中居民点的环境正符合这部分人的要求，因此他们是未来短期内集中居民点搬迁的主要力量。30岁以内的年轻人，大部分愿意进城，他们现在多数还在城市打拼。但是未来，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无法在城市定居而最终回到农村。此时，他们愿意到大型集中居民点建设新房，以获取更好的服务。虽然大型农村居民点是农民愿意接受的形式，但是它的建设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同时，大型集中居民点的建设方式，也不会是政府直接投资，然后强制农民搬迁的形式，而是首先由规划选点，给农民一个明确的心理预期，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未来会成长为一个3000人左右的大型集中居民点，然后他们会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时机，自发的进行搬迁。当居民点聚集起1000人的时候，政府提供某些设施，当居民点的居民增加到2000人的时候，政府再追加某些设施，让这个居民点自己慢慢生长起来。而让农民进入乡镇定居，这个模式与大型集中居民点定居有些类似，农民的接受情况也类似。只不过由于我国在上个世纪末陆续进行撤乡并镇，导致当今很多镇区的服务半径过大，边远村庄距离镇区过远。这种情况下，农民搬迁进入乡镇定居，距离自己承包地过远，会对农业生产活动产生不良影响。而大型集中居民点的建设，正是对镇区服务半径过大的补充。这种由当前的分散居住，缓慢过渡到未来集中居住的农村空间布局变化，只能发生在以较低用工量为特征的作物种植区域，比如粮食种植、柑橘种植、黄桃种植、茶叶种植等地区，而对于某些高用工量的农业类型，这种空间变迁不会出现。高用工量种植类型的代表，是大棚水果和大棚蔬菜种植。以大棚草莓种植为例，按照Y市的数据，大棚草莓的用工量为240个工/亩。一个三口之间有4亩大棚草莓的话，2个劳动力根本忙不过来。大棚蔬菜也与之类似，除了用工量达到260个工/亩之外，具体的劳动过程也极其辛苦。以大棚种植为代表的高用工量的种植方式，使得农民的居住地距离自家耕地的距离，被限制在了300m左右的范围之内，最远不能超过500m⑤。以这种种植类型为主的农村，它的居住空间分布，将会呈现出紧邻耕地的状态。政府在这些村庄盲目推行迁村并点、农民进城的行为，无疑会遭到农民的抵制。
当代的农产品消费结构正在转型，粮食消费量与以往相比逐渐下降，水果蔬菜以及肉蛋奶的消费量正在增加。市场需求的变化，反过来影响到农业的生产结构———粮食的种植面积呈现下降趋势，而水果、蔬菜的种植面积，以及养殖业的规模，则相应扩大。这种农业结构的转型，被黄宗智称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那么这种农业结构转型，未来能走多远，并持续多长时间呢?如果全国人民的食物消费模型朝着今天城镇中生活水平在中上层的40%的人口的消费方向转化的话，中国的水果消费会再增加107%，肉类生产再增加44%，鱼和其他水产品的消费会再增加90%，奶类消费还会继续上升约159%，蛋类上升约55%。至于蔬菜，量的方面将会相对停滞，主要的发展是在品种和质的方面。随之而来的，粮食消费将会下降约一半。整个过程也许会在一二十年中趋于稳定［1］。这种变化映射到农业生产上，意味着未来粮食种植面积将会缩减超过一半，水果种植面积还会增加，养殖业规模将会继续扩大，而蔬菜种植，虽然从全国总量上来看，数量不会增加，但是具体到某个城市，如果本身蔬菜自给率不高，那么也依然存在扩大蔬菜种植面积的市场需求。于是，那些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村庄，未来的出路，一是可以转型为种植蔬菜和水果，二是可以转型规模养殖。当前有相当数量的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村，生产出的粮食并不用来出售，而是用来喂猪，然后靠出售猪肉来赚取收入。以目前这种用粮食和饲料喂猪的方式，1亩地可以养1头猪，但是如果采用秸秆养殖法来养猪［2］，那么1亩地可以养5头猪，4亩地的家庭就可以养殖20头猪，达到一定的规模;养牛、养鸡之类可以类推。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养殖业的市场空间远比粮食种植广阔。而那些目前已经转型为种植柑桔、茶叶等低用工量经济作物的农村，可以采取开荒的方式，扩大种植面积;或者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民的数量减少，通过土地租赁或者流转的方式，将土地集中在少部分农民的手中，从而达到扩大农村家庭耕作面积的效果。最终，这个家庭有可能会摆脱现在极小规模家庭农场的状态，达到一种适度规模。而以大棚种植这种高用工量类型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则仅仅需要在种植技术上提高产品品质就可以了———收入可观的同时，也有更多的农业工作岗位。农村空间的变迁也将紧密围绕农业结构转型展开。此时合理的空间规划，应该是首先判断本地区农业转型的未来趋势，然后再判断对应的空间形态。
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是当代的农村空间布局产生变化的最根本原因。对于类似于大棚种植这种高用工量的种植类型，农村的居住空间依然会紧邻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对这类村庄进行迁村并点、农民进城等规划和政策行为，会受到当地农民的抵制。而以粮食、柑橘、茶叶等为代表的作物种植，由于用工量很低，农业生产不再是农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农村的居住空间与农业生产空间分离是可以实现的。这种情况下，生活的便利性已经取代了生产的便利性，成为农民选择居住空间的首要考虑因素。这部分村庄的农民，将会由当前的相对分散的空间分布状态，向乡镇以及大型集中居民点集聚，最终实现一种集中居住的空间布局形式。对这部分村庄进行大型集中居民点的规划，将促使这一过程更加科学合理的进行，同时也将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这种由分散居住转向集中居住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会经过一代人的时间，缓慢完成。在规划未来村庄布局形态的时候，应当首先判断未来该地区的农业转型趋势，才能最终做出与之相应的空间布局。【注释】①用工量，是指一年之中需要在田地里面务农的天数。比如玉米种植的用工量为15个工/亩，是指种植一亩玉米，按照现在的种植方式，需要一个劳动力一年在地里面工作15个整天。这15天当中，每天需要工作7～16小时不等。②玉米种植一年只有一季，用工量很少，根据劳动力体力的不同，用工量大约为10～20个工/亩，平均15个工/亩。③很多作物在种植的时候，由于某道工序不需要抓紧在某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完成，而只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完成即可，比如在一个星期内完成，或者在一个月内完成。因此用工过程中，可以由一个劳动力通过增加工作天数，慢慢去完成。④农村机动化交通包括农村地区公交车的运行，以及摩托车、汽车在农民家庭中的推广。⑤Y市农村中，种植大棚蔬菜的村民表示，本村农户的居住地距离自家菜地普遍距离在300m以内，最远的接近500m，此时已经感觉务农非常吃力。因此判断，大于500m的距离是从事大棚蔬菜种植的农户难以承受的。
本文作者：王璐罗赤工作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一)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内涵
作为源自物理学的概念，耦合是指两个或以上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则是对系统间彼此作用强度的刻画。当系统间相互配合和促进时则为良性耦合，反之则是不良耦合。耦合协调则是系统间一种良性的相互关联，是系统间的配合得当和优化循环。作为“耦合”、“协调”和“发展”的有机统一，耦合协调体现着系统间由无序变为有序，由低级协调优化到高级协调共生的演化趋势。与此相对应，耦合协调度即是衡量系统间在协调这一约束条件下的整体发展程度。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反映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不分利弊;而后者则表示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体现协调状况好坏。
(二)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原理
农村教育发展的直接目标在于推动农村人口素质和技能的提升，农业现代化则是生产条件、劳动力技能、技术和制度等的改善在农业生产领域内的综合反映。显然，农村教育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关键的彼此促进关系和螺旋上升。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村教育进步，同时也为农村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条件和潜在机会，是农村教育生态系统中最具潜能的影响因素。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人口的技能和素质密切相关，发展农村教育有利于提升全面农业现代化水平，这是通过教育的直接效应和正外部性综合形成的。
农村教育带动的农业劳动力信息素质和知识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农业新技术和新制度的推广，而且能够增强受教育者自身的“干中学”能力，从而提高农业生产资源的转化效率。此外，农村教育发展存在自我积累的可能，具有特定知识基础的农业劳动人口会衍生出对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形成教育的自我叠加动力，这会进一步增加农业投入资源的边际产出能力。农业现代化对农村教育的推动体现在要素支持、需求引导和创新驱动等方面。首先，农业现代化提升了农村发展质量和农民收入水平，缓解受教育人口对家庭经济条件的压力，同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还有助于增加除财政以外的农村办学经费来源渠道，完善农村教育保障机制，从而保证农村教育质量;其次，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革新和效率进步会扩大新知识需求和现有知识基础之间的“缺口”，从而对农业从业人员接受高层次教育产生推力;最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会吸纳新知识和其他创新要素，缩小城乡间知识创新鸿沟，这些创新资源能够通过涓滴效应优化农村教育质量。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为深入分析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存在的耦合关系，本研究构建能够有效反映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的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评价模型，其中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量化分别通过对其下属指标的科学集成确定。本文通过熵值法计算评价指标权重。熵值法依据指标传递给决策者信息量大小确定权重，能够反映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较专家经验评估具有更高可信度。以农业现代化为例，主要测算步骤为:
第一，构建由h个年份、m个区域和n项指标构成的评价系统初始数据矩阵X={x}kijh×m×n，其中，1≤k≤h，1≤i≤m，1≤j≤n，xkij表示第k年份第i区域第j个能够反映农业现代化指标的原始数据。
第二，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克服指标量纲差异，正向指标取值x，kij=(xkij－minxkij)/(maxxkij－minxkij)，负向指标取值x，kij=(maxxkij－xkij)/(maxxkij－minxkij)，并定义标准化矩阵Y={y}kijh×m×n，ykij=x，kij/∑hk=1∑mi=1x，kij。
第三，计算指标信息熵:ej=－K∑hk=1∑mi=1(ykijlnykij)，其中，K=1/ln(h×m)。第四，计算第j个指标的差异性系数:dj=1－ej，进而得出指标权重wj=dj/∑nj=1dj。第五，计算各区域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得分:Uki=∑nj=1(wj×x，kij)。借助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统模型，可得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模型，表示为:C=4U1U2/(U1+U2)槡2(1)其中，U1和U2分别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两系统的评价值，C为耦合度。当C值为1时，系统间实现良好的共振耦合。需要指出的是，耦合度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区分系统间差异化的表现，比如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均较为滞后的考察单元可能会表现出二者高度耦合的状态，显然这与二者均在各自高水平上实现的高度耦合是存在内涵差异的，因此需要通过耦合协调度进行深入判断，公式如下:槡D=C×T(2)其中，T=a1U1+a2U2(3)D和T分别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a1和a2为待定系数，且a1+a2=1。由于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在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促进程度会存在差异，农村教育会通过人力资源技能提升推动农业现代化，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农村教育以外的力量驱动，因此本研究对a1和a2分别赋值0.4和0.6。此外，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16］，本研究亦将D值以0.3、0.4、0.5、0.6和0.7为分界点把系统协调度划分为严重失调(Ⅰ)、中度失调(Ⅱ)、轻度失调(Ⅲ)、勉强协调(Ⅳ)、中度协调(Ⅴ)和高度协调(Ⅵ)六类。
当进入高度协调状态时，农业生产会因得到来自于农村教育所提供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和智力的充分支持而增加边际产出，同时高效率和高产出的农业生产又会放大对农村教育的需求并提供了必要的支撑资源，如此不断的螺旋上升会极大地拓展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此外，耦合协调度模型无法描述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对发展状况，理想状态下二者应为同步优化状态。因此本研究以相对发展度模型求取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对发展度系数，公式如式(4)所示。当E≤0.7时为农村教育滞后于农业现代化水平;当0.7＜E＜1.3时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优化;当E≥1.3时为农村教育领先于农业现代化水平。E=U1/U2(4)
(二)灰色关联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尽管能够阐述系统间交互关系的程度，但却无法详细阐述不同系统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后者可通过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灰色关联度是对两个系统或两个因素间关联性大小的量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对时间或空间序列数据进行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比较来判断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该方法需要确定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和影响系统行为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并加以无量纲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求得差序列，并按照式(5)计算灰色关联系数矩阵。γi(j)=miniminjZXi－ZXj+ξmaximaxjZXi－ZXjZXi－ZXj+ξmaximaxjZXi－ZXjγij=1n∑nj=1γi(j)(5)其中，ZXi和ZXj分别表示各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标准化值;ξ为分辨系数，一般取0.5;γij为两类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全部γij即构成反映各指标间相互关系的灰色关联矩阵。γij值越大，说明ZXi和ZXj相互作用程度越强。某系统特定指标对另一系统的整体效应可通过ri或rj反映。ri=1m∑mj=1γij(i=1，2，…，s;j=1，2，…，m)rj=1s∑sj=1γij(i=1，2，…，s;j=1，2，…，m)(6)
(三)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区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评价需要能够综合反映地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状况，为此评价指标选取应遵循完备性、独立性、可操作性和相对稳定性等原则。本文在综合借鉴先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教育规模和教育保障两方面构建农村教育评价体系［2，17－18］，其中教育规模包括农村受教育人口占农村劳动人口比重、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受教育人口比重和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三指标，同时反映了地区农村教育的覆盖面和层级;教育保障包括教育经费投入和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占比两指标，反映了地区农村教育经费总量和结构。农业现代化内涵较为丰富，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从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产出增长等方面加以系统测度［7－9］。其中农业技术进步选择机械动力和生产性固定资产两指标，反映农业生产中对人力劳作的替代程度;效率提升选择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以及农业产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两指标;产出增长则选择农均收入、农均产值增加和地均产值增加三指标进行测量，反映了农业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福祉的贡献。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全部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域年度统计公报，个别缺失值通过插值法补充。其中受教育年限和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比重等指标通过原始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教育年限分别取6年、9年、12年、11年和16年。因缺失值过多故不计。
三、我国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的实证研究
(一)我国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测度结果
通过熵值法测度的考察期内部分年度我国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考察年度内各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均有所不同程度的增长，全域平均年度增长率分别为9.90%和11.89%，针对变异系数的计算则表明，考察时段内省域间农村教育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变异系数从0.507下降到0.427;省域间农业现代化相对差异保持稳定。横向比较显示，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仍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以2011年为例，按国家统计局口径划分的东中西部农村教育指数均值分别为0.457、0.282和0.284，中西部和东部差距明显，具体到省域，北京和上海农村教育指数达到0.8以上，而贵州和四川农村教育指数仅在0.2之下。
反映农村教育水平的各指标中，农村受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全部受教育人口比重和农村人均教育经费投入的省际差异最为显著，2011年北京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比达到43.37%，而贵州仅为7.80%，全域存在显著的“东高西低”格局;2011年上海农村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为22822元，最低的湖南仅为4746元，农村教育投入存在“中部地区塌陷”现象。2011年东中西部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指数均值分别为0.444、0.356和0.373，各省域中最高海南达到0.6以上，而最低山西则仅为0.195。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最高上海达到16054元，最低甘肃为3909元;京津和长三角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云贵甘青等省均在5000元以下。需要指出的是，在全域范围内，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尽管均有所提升，但在部分关键指标上表现仍较为滞后。以2011年为例，虽然全域农村受教育人口占农村劳动人口比重达到94.58%，但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18年，集中在初中层次。此外，农村受教育人口仍集中在初中和小学，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仅占农村全部受教育人口的16.23%。农业现代化指标中，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高达35.65%，以农业产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刻画的农业生产率仅为0.161。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二)我国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分析
针对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度的测算表明，考察年度内各省域(除)耦合度指数均高于0.88，这表明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作用强度较高。表3则报告了我国各省域2007—2011年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时序分析表明，全国各省域(除)耦合协调度均值在考察年度内从0.484逐年增加到0.601，即从轻度失调逐渐转变为中度协调，各省域耦合协调度类型均有不同程度的升级。2007年我国各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240和0.252，尽管二者耦合度较高，但这种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无法实现有效的良性互促;考察年度内各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66%和11.89%，到2011年分别达到0.345和0.394，全域范围内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不仅仍处于强相互作用状态，而且进入相对较好的协调状态。东中西各地区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均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1%、5.28%和6.60%，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这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推动中西部农村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具体到省域，增幅最高的前五位依次为青海(11.04%)、贵州(7.44%)、宁夏(7.30%)、陕西(7.23%)和甘肃(7.22%)。
从考察年度内各省域耦合协调度均值的分布类型看，全部省域均集中在轻度失调(Ⅲ)、勉强协调(Ⅳ)、中度协调(Ⅴ)三种类型。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和新疆为中度协调类型，该类型中除新疆外均为东部省份，其中北京和上海属于农村教育领先型，需要进一步释放农村教育资源和教育成果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带动二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协调，其余省域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中等水平的协调互促，既需要强化农村教育对农业发展的智力和知识支持，也需要增加农业发展对农村教育的反哺能力;山西、安徽、江西、河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为轻度失调类型，该类型省域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除此以外各省域均为勉强协调类型。在勉强协调和轻度失调类型各省域中，天津、山西、陕西和甘肃为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需要强化农村教育对农业现代化的能量输入;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为由农村教育相对滞后引发的综合滞后，农村教育的发展还无法有效地满足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软资源，推动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更高层次的协调需要大力克服教育短板;其余省域则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仅在低水平协调共振，二者螺旋上升需要从完善提升农村教育层次和质量以及强化农业发展对农村教育支撑
四、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的内部机制分析
通过灰色关联模型计算获得的关联度矩阵。可以看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均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基于系统影响的分析表明，农业现代化指标中，反映效率的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Y3)和农业增加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Y4)对农村教育影响强度最大，分别达到0.867和0.821。究其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会通过农民净收入增加和农业创新示范效应增加农业劳动人口的受教育诉求，从而扩大农村教育空间，并实现彼此间螺旋上升。其次，反映农业生产投入的农均农用机械动力(Y1)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Y2)对农村教育也具有较大影响。相比之下，反映农业现代化产出的Y5、Y6和Y7三指标对农村教育影响强度较低，农业产出增长对农村教育的反哺机制还有待增强。在农村教育指标中，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农村受教育人口比重(X2)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相对最大，高层次教育拓展了农业劳动人口的基本技能，增加其对农业创新要素的敏感性和吸纳能力，从而能够有效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教育经费投入(X4)影响强度相对最低，这意味着现阶段农村教育资源向知识和智力资本转化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五、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基于2007—2011年数据研究表明，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呈现不断提升趋势，但仍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农村教育结构和农业生产效率仍需进一步优化。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的耦合度较高，但针对耦合协调度的测算结果表明，除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和新疆为中度协调类型外，其他省域均为勉强协调或轻微失调。其中天津、山西、陕西和甘肃为由农业现代化偏低引发的综合滞后，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则为由农村教育相对滞后引发的综合滞后;其余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仅在低水平协调共振，需要进行系统突破。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表明农村教育与农业生产效率关联度最高，其次为农业技术进步，再次为农业产出增长;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农村受教育人口比重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相对最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影响强度相对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