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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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还有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或中心主导与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与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赖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根本上在于中心与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与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如果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与易崩溃的特点。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问题得到缓解，主要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如果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势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赖，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特别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特别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与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如果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势。这种趋势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与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断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一）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与现状
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首家获准在华营业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一至两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至2000年底，已有9家外资保险公司和1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获准在中国经营保险业务。众多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在中国潜在巨大市场的吸引下排队等待进入。
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速度同样是很快的。日本的寿险市场在开放了30年之后，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只占1.3％的市场份额。而我国开放8年将超过了这一水平。在保险业开放试点城市上海，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已经多于中资保险公司。
（二）加入WTO议定书对保险业开放的承诺
根据议定书，保险业的开放承诺为：
1．企业设立形式方面：（1）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外资比例可以达到51%。加入2年后，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独资子公司，即没有企业设立形式限制。（2）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合资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50%，外方可以自由选择合资伙伴。合资企业投资方可在减让表所承诺范围内，自由订立合资条款。（3）合资保险经纪公司在加入时的外资股比可达到50%，加入后3年内，外资股比例不超过51%，加入后5年内，允许设立全资外资子公司。（4）允许外资保险公司按地域限制放开的时间表设立国内分支机构，内设分支机构不再适用首次设立的资格条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审批市场准入。
2．经营地域方面：（1）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和非寿险公司在上海、广州、大连、深圳和佛山提供服务。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国寿险和非寿险公司在以下城市提供服务：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天津。（2）加入后3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3．业务范围方面：（l）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财产险及与之相关的责任险和信用险服务；加入后4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外国和中国客户提供所有商业和个人非寿险服务。（2）加入时，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个人〈非团体〉寿险服务。加入后4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提供健康险服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服务。
4．营业许可：加入时，营业许可的发放不设经济需求测试（数量限制）。申请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条件是：投资者应为在WTO成员国有超过30年经营历史的外国保险公司；必须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连续2年；在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50亿美元。
同证券业一样，保险市场也是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急待进入的市场。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我国守住了一些关口：一是外资进入寿险领域只能设立中外合资寿险公司，而且，外方股份不得超过50%，外方不能拥有管理控制权；二是不承诺保险经纪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三是拒绝了外方要求的每年必须开放若干家外资保险公司，只承诺按审慎原则审批准入。尽管如此，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起点还是高于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如泰国，从允许外资准入到外资在合资企业中拥有49％的股权的时间跨度为11年（1993-2003），拥有50%的股权则需要15年（-2007）。
（三）中国保险业因循WTO规则开放后的压力
中外资保险业的竞争力差距同样体现在规模悬殊上。1848年成立现已进入我国的英国保诚集团管理的总资产为2400亿美元；1862年成立的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管理的总资产达1267亿美元。而我国最大的寿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管理总资产仅746亿元人民币，约合90亿美元。中国再保险业仅有唯一的一家中国再保险公司，权益性资产仅1．33亿美元，而伯克希尔·汉塞威再保险公司的权益性资产为401亿美元。专业人才匮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中资保险公司在险种设计、保费精算、公司经营、市场营销和保险资金运营等方面都严重缺乏专业人才。
（四）中国保险业应对加入WTO的改革对策
一是加快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的股份化改革。二是调整产品结构。产险公司险种结构的调整以大力发展责任险和信用、保证险业务，将传统的财产险类业务与新兴的责任险类业务整体发展；寿险公司的险种结构调整应当以发展非传统型寿险产品为主，在满足保户保障储蓄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保户的投资需求，使得保单的保费、保额、现金价值和保险期限都可以随保户的需求而改变，进一步提高我国设计开发报销和监管非传统寿险产品的能力。三是拓宽保险公司投资渠道和比例限制。四是积极与银行结成战略联盟，充分利用银行的网点、客户和资金优势，交叉销售保险产品。
第四节人民币资本可兑换
资本项目可兑换常常被认为是中国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最后一个环节。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一度中断，以致于监管当局很长时期内不愿意公开谈及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问题。然而，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必然会加快。
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含义
货币自由兑换可理解为：一种货币持有者可以为任何目的而将所持有的货币按市场汇率兑换另一种货币的权利。在货币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即使在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的时候，货币发行当局也保证持有任何国家货币的任何人享有无限制的货币兑换权。
人们通常所说的可兑换常常可能指的是不同的内容，它可能指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对内可兑换，也可能指完全可兑换。在IMF协定中，“可兑换”只是指的是“经常项目可兑换”，既不包括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也不涉及居民之间的可兑换；同时，它指的只是“对外可兑换”，即只适用于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国际交易，而不适用于国内交易。
资本项目可兑换指的是“消除对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账户下各项交易的外汇管制，如数量限制、课税及补贴”。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本要求，就是对资本项目交易的资金转移支付不得加以限制和拖延。具体表现为：（1）不得对因收购海外资产而要求购买外汇实行审批制度或施加专门限制。（2）不得限制到国外投资所需转移外汇的数量。（3）不得对资本返还或外债偿还汇出实行规定审批或限制。（4）不得因实行与资本交易有关的外汇购买或上缴制度而造成多重货币汇率。如果人民币实现了自由兑换，则人民币对外币的兑换、人民币和外汇资金的对外支付和转移将不受限制，人民币汇率将由国内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和持有货币资产；各种货币资产的国际国内转移将不受限制。
二、现行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的管理
通常所说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是指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和金融帐户及其相关的项目所进行的外汇管理。根据IMF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分类，所谓资本和金融项目交易，指的是资本项目项下的资本转移、非生产/非金融资产交易以及其他所有引起一经济体对外资产和负债发生变化的金融项目。这里，资本转移是指涉及固定资产所有权的变更及债权债务的减免等导致交易一方或双方资产存量发生变化的转移项目，主要包括固定资产转移、债务减免、移民转移和投资捐赠等。非生产/非金融资产交易是指非生产性有形资产（土地和地下资产）和无形资产（专利、版权、商标和经销权等）的收买与放弃。资本及金融账户（即我们通常简称的资本项目）分成44个项目。按照管制项目的多少排序，IMF182个成员国中，中国排在第8位，处于严格管制阶段。
中国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对跨境资本交易行为本身进行管制，主要由国家计划部门(如计委)和行业主管部门(如人民银行、证监会、外经贸部)负责实施。二是在汇兑环节对跨境资本交易进行管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实施。
（一）资本项目交易环节
对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购买B股和中国境内机构在境外上市的证券；限制居民到境外出售、发行、购买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不允许境外外国投资者在境内出售、发行股票、证券及货币市场工具；不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A股和其他人民币债券、以及货币市场工具。在对外借贷款(包括对外担保)的限制：允许外商投资企业自行筹借长短期外债；境内其他机构对外借款有限制，如首先要取得借款主体资格，然后是要有借款指标，并要经外汇管理部门的金融条件审批；境内金融机构经批准后才可以遵照外汇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对外放贷；一般情况下，境内工商企业不可以对外放贷，但可以经批准提供对外担保。
对直接投资(包括不动产投资)的限制：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限制不多,主要是产业政策上的指导；境内机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限制，如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经有关部门审批等。
（二）资本项目汇兑环节
允许境内机构开立外汇帐户保留资本项下的外汇收入，国家不强制要求其结汇。如外商投资企业可以申请开立外汇帐户，用于其资本金的收支。
对于境内机构在境内进行资本项下本外币转换。目前我国实行实需交易原则，境内机构只要提供真实的交易背景或需求后，汇兑基本没有限制，可以申请结汇，也可以申请购汇。例如，境内机构借用外债后需要转换为人民币使用，只要其提供真实交易背景，其结汇是允许的。境内机构偿还外债需要购汇，我国的法规同样允许其购汇。当然，借用外债后要进行登记，这是外债还本付息的前提条件。
表1我国资本项目管理概览
资本项目内容管理现状
直接投资1.外国及港澳台在大陆的直接投资资本金及协议借入投资
额经外汇局审批后予以结汇。外方利润可兑换汇出。
2.大陆在境外的直接投资由外汇管理机关审查其投资风险及
外汇来源，投资收益必须调回国内。
间接投资1.境外发行股票发行所得外汇均要调回境内，结汇要
凭资料到外汇局申请。
2.境外发行债券发行必须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所得外汇必
须调回境内，偿还债务凭《外债登记证》或《外汇贷款登记证》
申请，经批准方可汇兑。
其它资本项目1.外国政府贷款向外经贸部申请并由其审批，由其授权金融机
构办理转贷管理事务。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可结汇
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国务院审批，相应国际金融机构评估，由
国务院正式批准，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可结汇。
3.国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只有经过批准的金融机
构和一些大企业有直接向外筹资权力，中长期(一年以上)国际商
业贷款必须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由国家下达外债指标。
4.国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短期贷款短期国际商业贷款(一年以下)
实行余额管理，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下达短期外债余额控制指标，
限额负债。
5.偿还外债本金凭外债登记征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后方可汇兑。
6.存放国外存款个人家庭不得在境外开立私人账户，境内机构在
境外开立外汇账户要经外汇管理部门审批。
7.对国外贷款和投资经外汇管理局审批。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1993年12月28日）。
尽管整体上我国属于资本项目严格管制国家，但也应看到，我国已有相当部分的资本项目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管制。正如戴相龙行长指出的，我国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涉及到40多个项目，其中20多个项目已经开放，没有开放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企业直接向外举债和把人民币兑换成外汇进行对外投资；二是外币投向中国本币证券市场。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加入WTO，资本项目的管制将逐步放松。
三、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收益与风险
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各国无一例外地都慎之又慎。JagdisBhagwati（1998）指出：“任何国家如果想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必须权衡利弊得失，考虑是否可能爆发危机。即使如某些人假定的那样，资本自由流动不会引发危机，也要将经济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与所有的损失相比较，才能作出明智决策。”中国经济要走向开放型经济，人民币可兑换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但是，理论和实践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极大。因此，我国在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应综合考虑正反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尽量趋利避害。
（一）收益分析
1、降低交易成本
一是减少了烦琐的审批手续。目前，我国资本项目实行逐笔审批制。这种事前审核和经常项目事后核销的工作量极大。企业要做成一笔出口业务，正常情况下至少要到外汇局三次(领取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备案，收汇核销)，无疑加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二是企业汇兑费用直接得到减轻。现行结售汇制使银行获得了固定了两笔交易手续费，企业的成本则同比例上升了。三是压缩了寻租空间。只要政府对许可证的发放不是完全规范化和公开化，寻租者就会以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官员的决策。存在经济租金就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腐败行为。
2推动金融市场的完善和深化
一是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表现为：外汇市场的资金来源和范围扩大，更多的外汇进入市场；外汇交易方式更新，逐步将有形市场转为推行远程柜台交易；涌现多样化的外汇市场工具；交易币种增多。
二是推动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入参与，将带来新的市场规则、工具、技术和资金；还会直接促进境内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不在于金融机构数量的多寡，而在于交易规模的扩大及交易品种的多样化，开放资本项目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之一。
3、便利国企重组及其跨境资本运营
中国急需境外资本收购、兼并和改组一部分大企业，外商也看好具有厚实的客户基础和庞大的经营网络等优势的中资机构，有意愿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实施大手笔的跨国并购。国家经贸委已经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利用外商投资进行资产重组的暂行规定》，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大胆利用外资的积极态度。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为外资参与国内企业的跨国兼并、重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外资以多种形式投资国有企业改革与改造。同时，同样重要的是，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中国的企业、银行可以更方便地去海外上市，进行跨国资本运营。
4、提高金融调控和监管的有效性
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中央银行原则上无须频繁出没于外汇市场，也无须被动供给外汇或人民币。这样，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将不再受到外汇市场状况的僵硬影响。资本项目可兑换后，部分过去非法流动的外汇资本也会回归金融体系，接受监管当局的监管。
（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风险分析
1.人民币汇率风险上升
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开放后，金融活动所引发的纯金融性资金交易所导致的本外币间的转换将增多，市场供求中资本项目性质的外汇比重将增加，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因素将逐步由现在的经常项目收支为主转变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综合收支状况。加入WTO后，人民币汇率将在更大程度上受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国际游资也能通过外资金融机构更轻易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部分金融资产也将为境外投资者持有，外汇市场的波动将更加频繁。
2加重中国资本外逃的潜在风险
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中国的最大风险在于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广泛发生后的资本外逃。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一边倒”的趋势引起的资本外逃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国内的资本形成，另方面中央银行为制止这种趋势将被迫提高利率以吸引资本流入，高利率的结果同样压抑了国内的投资热情。可见，资本项目可兑换引起国内投资缩减是必然的，而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投资无疑是最紧要的事。
四、中国经济深度开放形势下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压力
1、WTO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推动
WTO并不直接对外汇制度作出安排，但它将外汇管制视为非关税壁垒之一。本章第二节已经指出，GATS第十一条已对外汇资本流动和汇兑便利作出了进一步规定和要求，敦促成员国国重新审视并放松那些可能实质性阻碍外资金融机构有效进入市场的资本管制。目前，WTO规则正日益向推动资本流动自由化方向发展。
90年代中期以后，IMF开始改变其立场，转而积极推动资本帐户的自由化。1995年10月，IMF的一份正式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工业化国家早已完成了经常帐户的可兑换，而且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已接受了《IMF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内容，因此，IMF今后将把各国的资本帐户作为其主要的监管对象。”在1997年的世界银行和IMF第50届年会上，IMF执行主席正式向与会各国提出了修改基金组织章程的设想，其主旨就是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修改后的章程。此后，IMF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以探讨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写入新章程的问题。
在《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外汇和国际收支”部分，针对工作组的一些成员国担心中国会使用外汇管制来管理商业和服务贸易的水平和构成，中国代表已承诺，中国将根据“WTO协定”的规定以及WTO中与IMF相关的宣言和决定，尽中国在外汇方面的义务。根据这些义务，除非IMF另有规定，中国将不采取任何法规或措施达到限制任何个人或企业得到进行经常项目下国际交易所需外汇的目的。另外，中国代表还承诺，中国将根据“IMF协定”第8条款5节的规定，提供外汇方面的信息，并提供在过渡审查机制看来必需的其他外汇方面的信息。
2、开放型经济大发展的内在需要
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及跨国公司在其财务计划与风险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复杂而又崭新的金融交易的扩展，将对中国现有的汇率与资本管制提出严峻的挑战。二是中国对外贸易呈现从传统进出口方式向以投资带动和以承包工程带动方式的转变趋势，与贸易流动相伴随的国际资本流动会不断增加，微观层面的企业对投资自由化及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
3.管制的有效性愈受挑战
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将进一步下降。首先，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为实施资本项目管制，必须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行区分。然而，从国际收支角度看，国际收支大部分交易同时具备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的特性，因此，客观上造成难以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行有效区分，部分资本项目资金混入经常项目逃避管制。其次，我国部分资本项目实际己经放开，由于资本本身具有可替代性，对一种工具进行控制而对另一工具不进行控制就会导致资金流向未受控制的工具，容易出现资本项目监管真空或漏洞，导致资本管制有效性降低。
值得关注的是，银行市场全方位开放后，将对资本项目管理展开深层次冲击。通过本外币相互质押贷款渠道、通过外资银行联行往来渠道、通过咨询公司渠道、以及通过对背贷款渠道等，我们的资本项目事实上基本上无法守住。换言之，外资银行全方位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可以有多种途径绕开资本项目管制，致使现有的管制措施失效。
4.难以承受的管制成本
与管制的复杂性相对应，资本项目管制成本也急剧攀升。在管制日益无效的情况下，管制成本的上升需要认真考虑。
五、谨慎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
前已述及，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既有内在动力，也有外在压力。这当然意味着我们必须积极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国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就应“快”字当头。从制度变迁的意义上说，推动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重要的是要分析我国的经济条件。市场机制发育成熟、经济基础健康、宏观调控技术娴熟以及金融体系稳健等，通常被列为一国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必备条件。显然，在近期内，我国尚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在条件不成熟时强行推动自由兑换，必然会推高其风险的一面。
不过，也应看到，中国独具的某些条件使得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产生的风险没有那么大。一是长期以来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在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普遍是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而我国1982-2000年，资本项目顺差累计高达1905亿美元，经常项目累计顺差则为985亿美元。二是WTO效应所促进的大量且长期的资本流入，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将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
总之，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所指出的：“尽管我国还没有一个资本账户开放的明确时间表，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中国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只是迟早的事情。在开放的经济中，放松管制是一种普遍趋势，但自由兑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开放不等于不管理，管理也不等于消极的限制，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外汇管理理论和方法。”
我们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必须稳妥推动，具体而言，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我们对于资本项目可以实行分类开放的战略。
1.尽快放开类
尽快统一对不同交易主体的资本项目管理标准。例如，对国内金融机构面向外资企业的信贷存在很多限制。而发达国家却是鼓励。又如现行法规规定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作为投资汇入的外汇未经外汇局批准不得结汇。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由外汇局审批其资本金结汇已无太大的实际意义，应取消对外汇资本金兑换人民币的限制，允许外资资本金直接办理银行结汇。
目前我国实行的资本项目管理上，法人和自然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往往存在区别管理等。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资格需要放宽，由指定银行扩展到大企业，再到非居民，但限制交易品种。
意愿结售汇制需尽快实现。可考虑改即时结汇为灵活的“限期结汇”，将在限期内结售的外汇在银行开立专户存储。在从强制结汇发展为意愿结汇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将限额结汇制度推广到所有中资企业的过渡阶段，然后随着最高限额不断提高而逐步过渡到意愿结汇。考虑参加WTO后外资流入增加的情况，可以适当扩大企业和居民购汇需求。
2.逐步放宽类
金融机构海外融资。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融资已有十多年历史，银团贷款、海外借款和发债等一些融资方式都已采用。其间因取消双重汇率制度、日元升值等原因，发生过汇率风险。但最大的问题还是金融机构本身经营不规范所引起的风险。总体上，应给予合格金融机构更大海外融资自。一般企业的海外融资还需要严格的控制。
外商投资企业在A股上市融资。中国企业已走出国门进行融资，对外国企业开放本国证券市场也势在必然。
3.偏严掌握类
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我国是一个对外投资的小国（拥有全球跨国投资存量的6％，但对外投资仅占全球的0．54％），累计投资额约为260亿美元。我国的境外投资项目审批手续繁琐，涉及部门多，对外投资存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但至少现在看来这些管理仍然十分必要。至今为止，我国5800个对外投资项目很少是成功的。可见，我国缺乏真正的“好企业”。在国有企业未转换机制，又未从多数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情况下，放开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汇兑限制，无疑给国有资产流失打开了大门，也增加了境内资本外逃的机会。
外资投资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和完善合格外国投资者（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市场准入制度，通过合格金融机构将外汇资金投资于以人民币标价的证券产品。中外合资基金可先行一步。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国债先放开，股票市场后开，且要求非居民必须申报购股数量，并严格执行申报制。在管理上，采取日本、韩国在资本市场开放过渡时期曾经长期使用的“原则上禁止，个案例外审批”方式，允许经过批准的外商按照规定的产业领域和持股限制比例入市交易。
在首届“金融街论坛•金融街发展国际研讨会”上，金融街控股公司总经理刘世春表示，金融街今后3年预计投资100亿元，倾力打造“中国华尔街”。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房地产界、金融界以及媒体引起强烈震动。其实从金融街借“壳”上市以来取得业绩看，金融街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3年来无论是主营业务利润还是净利润，金融街都以平均每年100%以上的速度递增；2003年又跻身房地产上市公司总利润和财富创造力十强。这些骄人的业绩令业内同行乃至所有上市公司刮目相看，同时也充分证明了金融街当初的借“壳”上市是成功的，堪称借“壳”上市的经典之作。
在房地产业呼唤融资渠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回顾金融街借“壳”上市的不平凡历程，剖析其成功经验。
1、借“壳”上市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6月18日，其主营业务为纸包装制品、聚乙烯制品、包装材料等。金融街集团是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全资拥有的以资本运营和资产管理为主要任务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1999年12月27日，原重庆华亚的控股股东华西集团与北京金融街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华西集团将其持有的4869．15万股（占股权比例的61．88%）国有法人股转让给金融街集团；2000年1月15日，财政部批准了该股权转让行为；2000年4月6日，中国证监会批准同意豁免金融街集团要约收购义务；2000年4月12日，金融街控股、金融街集团及华西集团就股权转让事宜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进行了公告；2000年5月24日，金融街集团在深圳证交所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至此，公司第一大股东就由华西集团变更为金融街集团，基本完成了股权转让过程。
2000年5月15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资产置换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金融街控股将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及全部负债整体置出公司，金融街集团按照净资产相等的原则将相应的资产及所对应的负债置入公司，置入净资产大于置出净资产的部分作为金融街控股对金融街集团的负债，由金融街控股无偿使用3年。
金融街控股整体资产置换完成后，全面退出包装行业，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此后，金融街控股于2000年5月27日进行了股本变动，总股本从78691500股变更为12590640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从7869．15万元变更为12590．64万元。同时进行了董事会改组。2000年8月8日，公司名称由“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票简称由“重庆华亚”变更为“金融街”。2001年4月，金融街控股将注册地由重庆迁往北京。至此，金融街控股除保留“重庆华亚”的股票代码外，完全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公司。
2、资本扩张
金融街集团在成功地实现了借“壳”上市后，制定了“以金融街建设为主，积极向金融、高新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渗透”的发展战略，并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整合。金融街控股首先收购了关联企业北京金融街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位于北京金融街区域与土地开发有关联的资产（含北京顺平拆迁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收购公司控股股东金融街集团持有的北京宏基嘉业房地产有限公司51%的股权，收购了北京顺成饭店持有的北京金融街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7%的股权，最终获得了金融街区域的独家开发权，使公司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北京金融街区域的开发。
金融街在成功借“壳”上市后的3年中，业绩节节攀升：主营业务收入，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为2．2亿元、8．57亿元和9．24亿元；净利润2000年、2001年、2002年分别为0．4亿元、1．51亿元和1．67亿元。特别是2001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位居房地产上市公司首位。2003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491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3．65%，主营业务利润2439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3．60%；净利润1256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3%。
在业绩飞速攀升的同时，2002年8月，金融街控股成功地进行了新股增发。在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2002年8月6日，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利用深圳证交所交易系统，采用在网上、网下累计投标相结合的方式，向流通股东、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及网下机构投资者发行。本次增发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19．58元／股，发行数量为2145万股，募集资金净额为4亿多元。金融街控股成为证监会出台新的证券发行办法后，第一个尝到增发甜头的上市公司。
3、经验剖析
金融街的借“壳”上市，可以说计划周密，时间紧凑，干净利索。从股权转让、资产重组到公司迁址不到一年时间。分析金融街借壳上市的过程，成功之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牢牢把控了控股地位。能否获得控股地位是借“壳”上市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有些上市公司，其股权很分散，好象是典型的“壳”资源，但是关联关系十分复杂，借“壳”上市后难以真正获得控股地位。而金融街选择的“壳”是“一股独大”，这样让大股东放弃控股地位似乎很难，但是一旦谈判成功，获得的控股地位也是坚不可摧。
文章摘要:次货危机警示我国金融监管: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下，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管协调机制，而完善的协调机制有赖于一个良好的组织结构。有基于此，本文认为，针时我国分业监管格局下的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应该建立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达沃斯经济年会上，金融监管成为人们讨论的的焦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上了生动的一课，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机制，特别是强调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重视，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然而，对于如何构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不同的学者看法不一，但大多数是强调要进一步发挥政府公共监管机构的作用，而对于私人监管机构的媒体，独立评级机构等却很少提及。本文认为，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离不开私人监管部门，只有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相结合，构建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才成真正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作用。
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理念最早是应用于保险业，后来不断扩展到整个金融业，其就是让私人部门来帮组衡量公共部门的监管要求，并充当应对监管者与银行业相勾结或掩盖事实的制约力量。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主要是建立在“一行三会”的政府公共监管部门之上，代表私人监管的存款保险机构，独立资信评级机构才刚刚起步，都很不完善。私人监管部门的缺位使得公共监管部门失去了一个外部监督的力量，金融监管协调成了纯粹的政府公共监管部门间的内部“行政调整”，这制约了监管协调机制的有效性，以及金融市场的公正，公平，公开。
二、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缺陷
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协凋机市}J主要提:建立在“一行三会”的公共监管机构之间，然而，在金融市场不断创新的今天，公共监管在监管协调方面的不足引起了人们的担比:
(一)部门利益严重
我国的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在“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之下，但近些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加快，金融业务不断创新，金融业逐渐由分业走向混业经营。我国加人WTO后，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开放，国内金融机构为增强自身竞争力逐步尝试混业经营。在政绩为先的行政文化驱使下，各监管机构为了促进自身部门利益的发展，一方面鼓励业务上的创新，突破自身领域，不断与其他部门形成业务交叉;另一方面又出于风险的考虑在监管方式和监管标准方面各执己见，各行其是，导致监管重叠和监管不一致，增加了协调的难度。
(二)部门间具体安排不完善
一是联席会议安排不完善。尽管在2004年，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就联合公布了《三大金融机构银行业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然而，从实践的效果上看联席会议制度并不尽如意，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仍然大量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联席会议的参与主体过于狭小;另一方面是联席会议的权威性不够，协调后达成的安排没有法律约束力。二是信息收集的渠道，方式及标准不统一，导致监管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重复检查、重复处理，监管合力不大。
(三)部门内存在“道德风险”
监管“俘获说”认为，监管措施在实行之初可能还是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被监管者变得对立法和行政的程序极其熟悉时，情况开始变化，监管机构会逐渐被它所监管的行业控制和主导，被后者利用来给自己谋求更高的收人。金融业是个高回报率的行业，资本的逐利性，使得拥有特许经营权的监管者，特别是一些监管高层容易与相关金融机构形成庞大的利益链条，2008年6月证监会前副主席“事件”以及受“事件”连带出来的“肖时庆”案、“涌金系”案就是例证，这严重削弱了防"i周的效果。
(四)部门的行政色彩过于浓重
在进行监管协调时，协调的主体过于单一，都是政府性公共监管部门，协调的行政色彩过于浓重，私人监管部门，如独立资信评级机构，新闻媒体等没有参与其中。参与协调的主体过于单一使得协调的内容过于狭隘，协调的信息不充分也不全面，隐藏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降低了协调措施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三、措施建议
由于公共监管存在问题，本文认为进行金融监管协调应充分发挥私人监管机构，如独立的评级机构，体等的作用，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相结合，建立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
1、要放宽独立评级机构参与监管评级的限制，鼓励其参与金融监管协调。信用评级应该是个包括多个角度评价的体系，不同的评级机构评定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从各自的角度对金融机构做出评价也不一样，这样才能够促成对金融机构全方位认识。针对我国独立评级机构的现状，本文认为一是要进一步为资信评级机构的发展创造条件，放宽商业评级机构的市场准人限制，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或者适当引进境外著名评级机构进行参股，提高我国资信评级机构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二是保证资信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完全按市场来运营。
2、要重视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可以赋予这些社会中介机构直接向相关监管部门呈送意见的权利，并为其开设呈送意见的专门渠道，以便保障社会监督不受政治因素的左右和干扰。
关键词：温州借贷风波 成因分析 金融改革 内涵举措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8-171-02
一、温州中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和发生“借贷风波”的成因分析
温州目前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生产了占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温州低压电器、五金制品、汽车摩托车配件、陶瓷制品在国内也都占有重要地位。
去年以来温州中小企业关闭、停产约占8%。温州关掉的鞋革企业有1000来家，大多是产值500万以下的小规模企业，300多家规模企业大部分生产经营稳定。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说，金融危机导致外销订单少了40%。整个服装行业2000多家企业，40万就业人员，现在其中经营好的企业只有10%多，50%有困难，30%是差的。
温州市打火机生产厂原来1000多家，现在只有两百家了，多数属于正常淘汰。
去年下半年以来，少数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发生企业负责人“跑路”，至今有150多家左右，授信余额40亿元左右。据市法院披露，2011年审结金融借款和民间借贷案件11861件，涉案金额133.35亿元。
温州中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和借贷风波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1.从国内来讲：一是银根收紧，中小企业从正规银行取得贷款很困难，只得转向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二是原材料上涨，制造业成本不断提高；三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劳务成本增加约30%；四是人民币升值、汇率调整、利润空间大幅缩水；五是“节能减排”，环境成本上升。
2.从区域经济条件来讲：温州要素资源紧缺，土地、能源（水，电）紧缺，土地价格（工业用地）已达到每亩200万元以上，所以制造业成本居高不下；温州长期实行“低成本、低价格”竞争战略，经济增长方式落后，靠“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来竞争；温州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产业结构不合理，轻工产品平均利润只有5%左右，外部环境一变化，利润空间即被侵吞。
3.从国际环境来讲：国际金融危机、经济低迷，造成外贸订单直线下降，平均外贸订单约减少30%；外商违约现象严重，爽约率10%左右；外商“逃账”、“赖账”现象严重，很多企业货款无法收回，约200亿元货款被拖欠；国际贸易争端增加，外商转嫁危机。像俄罗斯以“灰色清关”为名，扣押了温州10多亿美元的温州货，造成约70多亿元人民币损失。
4.从企业内部来讲：部分企业没有核心产品；部分企业盲目多种经营，盲目扩大规模；部分企业经营不善；部分企业融资套现进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资金链断裂，企业主出走，形成借贷风波。
二、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直接动因与改革试验的内容意义
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来看，金融是经济的血液，是经济的核心。较长时间来，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同银行信贷严重不对称：国有企业30多年来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不足40%，却获得占全国贷款总量70%以上的贷款资源；而占国民经济发展贡献率62%的民营经济，拿不到20%的贷款资源，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的发展资金来自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自古就有，这是最传统的借贷方式，高利贷的存在是因为有资金需求的土壤。债权人在利用债务人资金的匮乏，获取暴利的同时也满足了债务人的资金需要。长期以来民间借贷都是暗箱操作，得不到法律保护，容易产生借贷风波，影响社会安定。实践表明，把民间借贷从“地下”引到“地上”来，实施“阳光化”、“规范化”操作管理，有利于对民间借贷的引导，有利于民营企业破解“融资难”的问题，有利于民营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温州市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丰厚，民间金融活跃。2011年10月，总理来温州调研，浙江省委、省政府，温州市委、市政府向国务院提出在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要求，准备把民间金融引入监管轨道，降低风险，引导几千亿民间资本扶持实体经济，实现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12项主要任务。
1.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2.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3.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引导民间资金依法设立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及相关投资管理机构。
4.研究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
5.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支持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
6.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租赁企业。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
7.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依法合规开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
一、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过去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可兑换货币间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张，到1998年4月底，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持续上升到1.49万亿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数额相当于所有国家外汇储备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4%，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37%和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在金融市场开放导致银行体系稳定性下降的过程中，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在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中，克鲁格曼教授认为，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而泡沫经济的破灭则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摘要：受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多重压力，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而产业问交融互动的产际关系，意蕴着化危为机。促进结构优化的出路在于科学发展，在于产业的互动融合发展。
关键词：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业；制造业：互动融合
现代经济发展的轨迹不断证明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推动着经济增长，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贯穿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当前，产业转型升级不仅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有其现实紧迫性。产业转型升级是指产业由低技术、低附加值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化的演变趋势，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产业升级，就是遵循工艺升级一产品升级一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的路径，实现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然而，产业承载空间是有限的，并且产业之间存在着交融互动的产际关系。
随着现代分工的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趋势不断凸显，有学者研究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而变化的趋势（见下表）。可以看出，服务在制造系统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管理功能逐步过渡到促进功能，战略功能，而且涉及的专业范围也不断扩大，从管理低层发展到产业的战略高层；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其战略的“推进器”效果表现在信息科技、创新与设计、科技合作、国际金融中介、投融资服务等方面。并且，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看，发达国家占60%-70%，其中美国已高达75%以上，中等收入国家占50%-60%；从服务业就业比重看，发达国家已高达70%左右，中等收入国家为50%-60%。因而，从本质上说，加快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出路在于产业间的互动发展，尤其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这两大产业间的互动融合发展。产业互动融合作为一种全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它将产业的边界模糊化，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步形成新产业属性或新型产业形态，推进产业的升级。这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良性互动的关系，意蕴着转型升级过程中坚持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才是增强经济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获取发展空间，保持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
一、制造业和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1．基于分工交换的互动理论。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制造业为服务对象的，而制造业整体水平和产品品质的提升，依赖于服务的附加和服务业的整合。A．佩恩指出，随着工业化的成熟与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和制造已经卷入它们高度相关和补充的阶段。奎因(Quinn)基于分工交换列出了服务和制造部门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见图1），说明了服务和制造部门间效益的流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是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往复循环、不断强化的过程。国家外经贸部2002年的课题研究表明，目前在国际分工比较发达的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问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不足5%．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双向互动融合，不仅可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费用，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可以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的增长源。
2．价值链理论。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提出“微笑曲线”的价值链理论，即用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来描述个人计算机制造流程中各个环节的附加价值（见图2）。
“微笑曲线”揭示了一个现象：在抛物线的左侧（价值链上游），产品附加价值逐渐上升；在抛物线的右侧（价值链下游），随着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附加价值逐渐上升；而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装配环节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成为整个价值链条中最不赚钱的部分。在制造业价值链中，25%是制造环节，而75%是研发设计与流通环节。这说明，经济发展对服务的需求不是在商品生产体系外部展开，而是由技术进步、分工深化和管理方式变革所引起的对服务的中间需求的扩展所带动，即在商品生产体系内部展开。这种对服务的中间需求大部分与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信息的搜集、处理、加工和生产有关。因此，这种需求所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必将导致工业生产组织结构变革和分工的深化，一些服务环节将随着服务业效率的提高在专业化基础上从工业生产体系中分离出来。
3．经验借鉴。(1)北京以大力发展技术创新服务业，推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通过建立实施现代服务业促进主题、科技条件服务首都建设主题、北京重点产业技术竞争力提升主题行动，为现代服务业未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在产业重点上，一是促进汽车制造业与信息、保险、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融合；二是推进电子产品制造业与软件服务、通信服务、网络服务、电视广播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三是促进医药制造业与医药研发、物流和医疗服务产业的融合发展；四是积极探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互融合的途径。(2)上海以推进生产业功能区建设，为先进制造业升级提供支撑。为促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上海市把发展生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加强了科技研发、设计创意、现代物流等生产业功能区建设。
北京与上海的经验表明，作为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兴起和繁荣与制造业息息相关。首先，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能提升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产业互动融合往往发生在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因为高新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具有广泛的关联性。高新技术产业融人传统产业的过程就是用高新技术取代一些传统技术的过程，这将导致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引发传统产业的分化、解体和重组，促使传统产业迅速过渡为高新技术产业，促使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抛弃一般的演进过程，获得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新的产品被广泛使用，新的服务被广泛普及，从而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断催生，旧技术、老产品、低层次服务不断萎缩或消失，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产业经济效益。互动融合有利于具有互补技术的企业通过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利用共同开发的平台，降低研发成本。互动融合导致的企业内外部组织的网络化，使得企业具备了更为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得企业能更迅速地组织生产和销售，使得产品的规模生产变得更加容易，产品生产的柔性也得到提高，从而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促进各产业部门多头并进式发展。再次，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是扩大就业、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就业结构看，服务业就业比重为31.4%，而世界上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般为45%，发达国家大都在70%左右。因此，以服务业为突破口，着力强化对制造业发展的配套服务功能，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对工业化的集聚和承载能力，更能够在深层次上打破限制城市发展的严重束缚，为城市化进程开辟更大的拓展空间。
二、对温岭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调查与分析
1．特征分析
一是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基础业已夯实。近年来，温岭实施“工业立市”和“三产兴市”战略，初步形成以块状经济为依托，以专业化分工协作和社会化功能配套为支撑，突出延伸产业链、发展大企业和打造区域品牌优势的产业集群形态。1978-2008年，全市工业增加值从3790万元增加到231.25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62%跃升到48.59%。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24家，物流企业221家（不包括个体经营户，下同），信息服务企业208家，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企业102家，商务服务企业381家，会计、审计、税务、律师、专业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96家。经济平稳快速发展，GDP总量达到478.55亿元，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再上新台阶。
二是产业关联度日益增强。“十一五”以来，温岭工业经济继续蓬勃发展，2008年，全市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635.5亿元，同比增长19.6%；完成出货值180.9亿元，同比增长12.4%。目前，温岭产业已形成了摩托车及汽车摩托车零部件、泵与电机、鞋帽服装、炊具及金属制品、船舶制造、塑料制品、建筑建材、水产食品等支柱行业。小型农用水泵、不粘锅、中小型空压机等近10个工业制成品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一，温岭正成为浙东南沿海最具区域特色的制造业基地。同时，服务业与制造业互相促进，快速发展、三次产业比例由2007年的7.6:53.7：38.7调整到2008年的7.9:52.8:39.3。2008年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88.03亿元，同比增长13.1%，比全市GDP增幅高出2.2个百分点，增幅在台州市9个县（市、区）中位列第二，从业人员达37809人，占全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45%．增长16.1%。
三是产业互动融合的势头正逐渐显现。近年来，温岭紧紧围绕“三产兴市”目标，积极实施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战略，不断强化政策引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营造出良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环境。根据温岭市政府课题组对行业若干制造企业的调查表明，温岭20%的制造业企业有外包研发服务需求；50%的制造业企业有委托第三方物流的业务；80%的制造业企业有咨询服务方面的需求；40%的制造业企业有售后服务的需求。为此，温岭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大物流、大旅游、大商贸、大海运、大楼宇、大会展为重点，大力发展专业市场、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商务咨询、质量认证、信息与软件等服务业，推动生产业和生活业集聚发展，形成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聚合力。2009年第一季度实现服务业增加值48.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2%。
2．瓶颈制约
一是生产业人才不足。人才资源总量不大，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偏低，专业素质不高，高层次服务人才更是短缺。从业人员中，中高级职称人员8230名，仅占生产业从业人员的18.25%。人才不足背后反映的是教育体系的不完善和文化环境的缺失。温岭市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对生产业人才培育的支撑作用还很薄弱。由于历史原因，温岭市的文化底蕴不足，人文素养欠缺，社会处于片面追求利益、忽视文化品位的状态。而人类的创造性劳动，需要高强度的信息流和高层次的文化环境来支撑，正是这些因素的缺乏，不仅使本地人才的成长缺乏丰厚的土壤，也使外地人才望而却步，引不进，也留不住。
二是产业配套和服务条件欠佳。从总体看，温岭制造业在较大程度上沿袭了片面追求速度，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未能形成企业价格联盟、多层次错位竞争的局面，企业普遍存在着产品附加值低、同质化、市场竞争力差、抗风险能力弱等通病，多年来延续的“产品雷同一低价竞争一利润太低带来创新动力不足一生产更多更低价的雷同产品”的恶性怪圈一直无法打破．全市省级及以上高新技术企业仅4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为12亿元，占产品销售收入的1.95%。而国际企业界普遍认为研发经费占销售额5%以上的企业才有竞争力，占2%仅能维持。温岭尽管消费水平较高，但现代服务业发展远远没有跟上人们的需求，尤其是对服务国际化大公司来说，在生活、教育和卫生医疗配套服务等方面层次都欠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企业、产业间协作配套能力差，未能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合理有序的发展格局，产业集群程度低。
三是服务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不仅是现代制造业之间的竞争，同时更是现代服务业之问的竞争。从三次产业结构看，虽然2007年温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8.74%，但分别低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服务业目前仍以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等传统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这表明温岭目前服务业发展的速度相对缓慢，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任务还很艰巨。主要表现在：(1)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总体上尚未摆脱“低、小、散、弱”格局，还存在总量规模偏小、产业层次偏低、竞争力偏弱等突出问题。(2)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严重缺乏大项目的带动，尤其是缺少标志性的亮点工程，形不成品牌效应。(3)生产业还无法为制造业提供有效和满意的服务，生产业所包含的大多是服务业中较高层次的行业，生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直接影响着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制约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4)商贸设施建设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消费资金外流现象突出。
四是政策支撑、规划引导不够．扶持政策方面过去长期向工业倾斜，第二产业比重居高不下，服务业扶持政策效应还未充分显现。政府引导服务业发展的功能薄弱，服务业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在规划和操作层面缺乏整体引导，造成服务业的功能分区不明确，服务业发展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不强，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系统优势。具体表现在：(1)服务业尤其是科技研发等新兴产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和能力要求较高，从业后还须不断进行技术培训和更新，因而人力资源成本较高。但目前的税收政策把生产企业等同于工业企业，执行相同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教育培训投入又不能作为成本在税前列支，加重了企业负担，不利于这些企业做大做强。(2)市场准入的前置条件设置过高，加之部分行业尚未全面放开，一些由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脱钩而来的中介机构往往与部门藕断丝连，实行垄断经营，民营资本进入困难重重，服务业发展动力明显不足。(3)政府有关部门对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没有形成共识，在工作上表现为各唱各的凋，缺少相互配合与支持。市财政每年用于眼务业发展的扶持资金只有2000万元，专项用于生产业的就更少。(4)生产业融资困难，经营风险很高。这些企业大多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房产，向银行申请贷款很难。研发、创意、软件、信息等产业具有高风险特点，且缺乏风险投资机制加以保障和扶持，政府的科技政策和项目评估体系也不适应这些产业发展的要求。
三、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路径
1．加强产业关联，务实互动融合的基础。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都是工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具有知识、信息与技术相对密集、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等特点。一方面，先进制造业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支撑，是服务业产出的重要需求部门，许多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必须依靠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发达的生产业，就不可能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围绕传统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大力创建特色产业基地，组建一批产品设计、包装设计、外观设计等特色产业工业设计中心、产品策划中心、金融服务中心、物流中心等专业服务平台，以此促进传统产业与服务业的融合。
2．培育产业集群，推进制造与服务的和谐共生。产业集群不是仅仅某个产业或领域内企业群体的简单集合，而是涉及制造部门和科研、教育、金融、贸易、物流五大服务部门，是一个产业关联度高的有机整体。产业集群不仅仅是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累积和区际间的流动，而且强调在集聚过程中知识、技术等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创新，以及本地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产业集群是保证各种行为主体相互之间各种活动具有更高效率的一种有效经济组织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集群是工业基地的根本特征和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因而在产业互动发展中，要充分认识产业集群的重要作用，实施集群化发展战略，通过培育创新型企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积极发展园区经济，形成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发展重点产业的上游、下游相关产业，增强配套能力，提高产业链的竞争力；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为企业和产业依据市场规则向某些区域聚集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和鼓励同类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规模和特色。就温岭而言要重点抓好汽摩行业、泵与电机、金属制品装备业、鞋帽服装、船舶制造、塑料制品、水产食品、新型建材等制造业与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业和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不仅要关注制造业生产加工环节，更要把上游的研发、下游的市场营销等纳入产业集群体系，延长产业链。不仅要关注制造业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更要关注金融、保险、物流、教育培训等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
3．增强自主创新，破解互动融合的现实问题。为适应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新形势，应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实现模式，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制定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政策，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支持企业组建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鼓励和发展专业化的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工业设计和节能减排服务业，促进各种形式的知识流动与技术转移。重点扶持技术含量与附加值高、有市场潜力的龙头企业，对品牌创立、管理与延伸服务进行战略规划，由传统的接单经营转向品牌经营，加快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环节延伸，促进产业价值链攀升。
4．集聚产业人才，克服互动融合的瓶颈制约。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专业性强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和创新意识强的企业家。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谁创造出新的满足社会需求的知识产品，谁就占有竞争的优势。随着企业的飞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人力资源开发是企业健康发展的保证。通过科技人才和经营人才的创造性工作，能形成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当前温岭的发展，与来自全国及全球优秀人才的集聚分不开，在今后的产业融合中，培育具有国际经营管理水平的群体，以及百万技术熟练工人，特别是熟悉世贸规则、通晓国际惯例、擅长国际交往的金融、保险、贸易、中介等专业人才，迫切需要更广泛地聚集一批领军人才，统领产业融合进程。
5．优化研发投入，构建互动融合的信息平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是建立在信息化平台上的。传统制造业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造，先进制造业更是集中体现为信息科学技术的运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信息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将不断延伸，融合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现代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物流、营销等需要通过现代信息科学、网络技术，将不同的经济主体、活动过程联结在一起，并且这种信息技术的应用本身就是服务过程。因此，加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融合的物质基础和载体。为此，要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搭建公共信息平台，加强区域信息合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从而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打下信息基础。
6．转变政府职能，改善互动融合的机制环境。产业互动融合使得原有产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发生迁移，多个产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各环节进行重新组合，这些具体过程的发生需要一个良好、宽松的外部支持环境，发掘最大潜力的创业环境是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为顺应产业融合这一趋势，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措施来促进产业融合及产业的健康发展，从政策层面为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提供最大力度的支持和保护。在相关政策和资金、技术、税收等方面，对制造企业开展现代制造服务活动并对现代制造服务企业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扶助。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对于有利于制造业升级、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放宽审贷条件、项目融资、设立现代制造服务业产业投资基金的方式，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和引进外资，积极安排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同时，政府要转变职能，增强服务意识，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加强诚信建设，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和市场经济秩序，最终为企业的创业、投资和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7．发展区域协作，拓宽互动融合的外延空间。对一个区域来说，产业的有效升级转型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是沿着产业层次的不断提升，即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演进，这是众所周知的产业升级路径；二是沿着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提升，即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从生产普通零部件向生产核心部件转化的产业创新升级模式。由于区域和全球化的联系日益增强，区域产业创新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要与其他地区和全球产业价值体系相融合，使创新要素跨区域和在全球流动。因此，要加强与世界范围内公司的合资、合作，吸引区域公司的资金、先进技术，尤其要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地设立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管理中心；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集团到国外投资，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竞争，推进产业发展融入更大区域乃至全球产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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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来兴、朱正昕、晏小宝主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宏观经济管理》，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页。
[6]此为作者2016年6月随团访问欧盟总部机构时对方所谈。
[7][德]塞巴斯蒂安·杜里恩、汉斯约里·赫尔、克里斯蒂安·凯勒曼著，郭建南译：《危机后的反思——西方经济的改革之路》，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张正堂，刘宁.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9]阎庆民，蔡洪艳.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框架评价研究[J].金融研究，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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