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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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档案教育工作者和档案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代中国档案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毋庸讳言，现代中国档案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保持档案学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核心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核心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办法》中增设“学生类”档案，突破了一直以来高校档案的界定范围，从而拓宽了高校档案的内涵和范围，意义深远。
1．彰显了“以人为本”和重视民生档案的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惠及民生，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我们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来，并在党的十上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国家档案局依据所学发展观，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人的档案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新理念。在高校中，占主体地位的是学生，而不是领导，更不是校长，是学校主体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学生档案最重要，最有价值。增设“学生类”档案是对过去传统的档案管理观念的彻底否定，它有利于学生对其个人档案的查询和利用，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的人事档案是处在一种极度封闭的状态，过分强调保密，公民个人根本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在高校中，学生也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对于自己档案中的内容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一些学生档案中的不实之词致学生在走向社会后，得不到公正对待而贻误发展前途，以致影响一生的情况多有发生，而本人并不知晓其原因。《办法》明确提出并列举了学生档案包括的一些基本内容，并强调学生本人是档案形成的主体。对自己的档案享有知情权。符合现代社会人事档案必须阳光化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彰显了“以人为本”和重视民生档案的理念，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
2.有利于高校学生档案管理体制的规范。《办法》实施五年来，纵观各高校学生档案管理的现状，用一句话概括，仍呈比较混乱的状态。从表面上看，有的高校学生档案由各院（系）管理，有的是研究生档案由研究生院管理，本科生档案由学生处管理，有的由学校档案部门管理。这种不统一性必然使学生档案管理混乱，但这只是一种表象，而本质问题则是由于管理体制不规范而造成的。因此，《办法》在分析了高校档案管理混乱原因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高校学生档案归档案馆管理，这是既体理了学生档案的本质特征又符合档案工作规律的。实行高校档案馆管理的体制有诸多优势，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才优势。学生档案有其自身的特点，不仅需要专人管理，更需要有具备档案专业知识的人去管理。而学校各院（系）、学生处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兼职做档案工作，平时事务性工作就比较多，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和精力来管理学生档案，突击整理学生档案是家常便饭，由于他们一段都不具备档案专业知识，因此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从近年来社会用人单位对学生档案利用反馈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中可以看到这种管理形式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只有高校档案馆的专门档案人员才能真正胜任学生档案管理工作。二是保管优势。档案馆以外的部门管理学生档案，一般将档案存放于普通的办公用房中，档案丢失、损毁时有发生，而高校档案馆有专门的库房和保管设施，能够从根本上保证学生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此外，各部门管理学生档案的做法，导致各部门之间责任互相推诿，造成学生档案质量差、可信度低，降低了学生档案的利用质量，不利于学生本人和社会各方面的查阅和利用。
3.有利于实现高校档案馆藏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集中统一地管理党和国家的全部档案是我国档案工作最重要、最根本的基本原则。高校档案是国家档案，而高校学生档案是高校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是国家档案，必须由档案部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各高校逐步建立了档案馆或档案信息中心，其目的就是实现对高校全部档案信息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维护高校档案的完整与完全。《办法》在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中，对学生类档案的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主要包括高等教育学校培养的学历教育，学生的高中档案入学登记表、体检表、学籍档案、奖惩记录、党团组织档案、毕业生登记表等。这些材料既包括了学生个人档案中的大部分内容，也包括了教学档案归档范围中的部分内容、即学生的“入学登记表、学籍档案、奖惩记录”等是比较完整的学生档案材料。校档案馆或档案信息中心以此为标准，可对学生档案形成院、系、班级进行指导，及时归档，保证学生档案信息的完整，并与学校其他档案信息共同构筑馆藏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实现高校档案馆藏资源的集中统一。
二、高校学生档案管理规范化的途径
高校学生档案要真正做到“档如其人”，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大学生本人在校期间的成长历程，其根本途径就是实现高校学生档案管理规范化。
1.建立并不断完善高校学生档案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办法》对“学生类”档案的一些主要和基本的内容做了规定，这是十分必要的，有指导意义，但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去收集和保管，各高校的做法不尽相同。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制度层面上做文章，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具有较强针对性和较强操作性的高校学生档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体系，提出明确的任务目标和全面的归档范围，对产生学生档案的各个环节的工作进行细化和提出基本规范要求，从而确保学生档案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安全性。虽然我国高校的规模、所有制千差万别，但各高校应根据本校实际，明确由档案部门牵头，与各院系协同单位协作建立相应的档案工作制度去明确各自的职责。建立一个相对集中统一管理学生档案的不同模式。并建立考核评价制度，定期开展系统考核，强化过程管理和监督。
2.充实档案内容，提高档案质量。《办法》颁布以来，许多高校在学生档案的内容上，除保证基本的《办法》所列举的内容外，结合自身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沿着学生自身成长的轨迹，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丰富档案内容的各种有益尝试，体现高校素质教育的成果和学生自我发展的过程，从而实现“档如其人”的目标，这样形成的学生档案能够涵盖其全貌，为用人单位全面了解毕业生提供了准确真实全面的信息，同时也为学生本人在日后的成长发展提供了鉴借依据。各高校现阶段对学生档案的不断充实基本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为表现情况，反映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二是身体健康情况，反映学生是否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三是学生的心理素质，反映学生的心理状态，个性倾向和职业倾向。四是技能水平记录情况，记录学生参加各种技能水平的鉴定，能力水平考试等。五是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及效果，记录学生在校任职情况及评价，参加大型活动，科技活动效果等，反映学生社会活动及社交情况。六是信用情况，个人信用是人们关注的重要品德，是现代社会关心的基本要素。经过不断充实，使学生档案更具个性特征，避免了“程式化”、“公式化”千人一面的档案现状。为了保证充实工作，高校应建立学生档案信息动态跟踪机制，及时收录学生各种全面信息数据，动态地记录大学生的成长历程，丰富学生档案信息资源。
3.运用现代科技推进学生档案管理信息化。当前，我国已进入信息化时代，高校招生、就业都已基本实现信息化和网络管理，学生档案在载体上已形成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并存。高校应充分利用电子技术和网络优势，整合各方面信息资源，开发运用学生档案管理系统和电子档案库，依托互联网建设学生档案管理与服务网站，为学生和社会提供各种学生档案咨询、查询等服务，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优势。
三、总结
关键词：“去档案化”；中国档案学；学科发展
学科是以其研究对象和范围分类的，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吴宝康在建设档案学科初期指出：“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对象与任务。任何科学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对象与任务，那么，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不可能的。”[1]中国档案学也不例外。胡鸿杰教授认为：“我们所研究的学科是中国档案学，这个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不论研究者有怎样的研究视角，都不可能离开‘中国’与‘档案学’这两个最基本的立足点。”[2]然而，进入后保管模式以来，中国档案学研究出现“冷热不均”。电子政务、电子文件管理、档案信息化等进入“井喷期”，而档案保护技术、科技档案管理、档案事业管理等档案学传统理论则成为“研究冰点”，导致中国档案学的“档案”元素不断褪色。
所谓“去档案化”，是指档案学科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引进西学理论和移植、嫁接其他学科科研成果而使中国档案学科渐渐失去档案“元素”的一种趋势。“去档案化”源于我们对中国档案学缺乏“界定”，是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外来”理论博弈的产物。其出现又一次暴露我国档案学“家底”薄，原创理论少，难以扭转目前学界出现“档案泛化”危机。同时，也说明部分档案学者做科研时存在浮躁心理，过于追求“功利”，对整个档案学科的发展缺乏责任感。
1. “去档案化”的表现
1.1 档案学本科课程设置分析。档案学本科教育是中国档案学教育的主体，直接反映档案学科的发展状况。作为档案学专业教育，理应以档案学的课程为主。然而，据笔者对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五所高校档案学本科专业课程中含有“档案”二字的课程进行统计分析（如表一）发现，档案学专业课程中含“档案”的，分别占25%、25%、30%、61.5%、11.1%。其中，南京大学只有科技档案概论、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管理学三门，却有四门属于信息类、计算机类学科，即信息分析、Internet实用技术、信息传播技术、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虽然，只凭对部分高校课程的调查和对含“档案”二字课程的统计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不争的事实是，大学本科课程出现“去档案化”倾向。
表一 本科课程设置统计表
1.2 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分析。研究生（含硕士和博士）教育是中国档案学教育中真正意义“精英教育”。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直接反映档案学学生继续接受深造的基本素质要求，然而，通过笔者对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cn）2011年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可报考的24所院校（如表二）和5所博士研究生院校的初试科目进行统计（如表三）发现，有13所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为一门档案学类、一门非档案学类，即约占57%，而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三所学校则完全不考档案学课程，“去档案化”明显；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总体来说，比较重视对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考查，但从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发展趋势来看，也出现“去档案化”。
1.3 档案学博士毕业论文主题分析。档案学博士是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主力军，其毕业论文主题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档案学研究发展的方向。随着档案学理论宽度、深度的变化，考虑到档案学基础理论方向相对难以出成果、所受资助也少，越来越多的博士研究生选择易出成果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作为研究方向，更甚者，直接在毕业论文上抛弃“档案”。根据《2005年～2009年中国档案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分布统计量》，电子文件与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方向的分别占29.03%和24.19%，而档案保护技术（4.83%）、历史文献与档案编撰（12.9%）、档案学研究（3.22%）加起来也只占20.95%，博士论文题目不见“档案”二字趋势明显。［3］
1.4 学术研究关键词分析。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档案学研究热点在不断发生转移。研究热点变化是适应时代需要，然而，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档案信息化、电子文件等方面，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缓慢。据笔者对2006年～2010年《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论文的主题分析（如表四和图所示），“十一五”期间，我国档案学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15%）、电子文件（11%）、档案法规与标准（9%）、档案管理（10%）、档案史志与文献编纂（11%）上，而对档案学科、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理论、档案事业管理进行研究得较少，加起来也只占16%。从纵向比较来看，五年来，对电子文件、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档案法规与标准的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并逐渐占据主流；对档案保护与技术、档案史志与文献编纂的研究比较平稳；对档案学理论、档案教育的研究热度明显下降，并逐渐被边缘化。
2“去档案化”出现的原因分析
2、学术交流活跃。州档案学会充分发挥学会的学术性团体的作用，积极开展了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在省档案学会的号召下，积极组织会员撰写理论文章，全年向省档案学会推荐论文16篇，向《云南档案》等报刊投稿10余篇，刊载3篇，其中马关县档案局局长带头撰写论文并在全省学术研讨会上作交流发言。
3、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学会根据各单位档案人员变动情况，及时吸纳新人员加入档案学会，全年共发展会员3人。
4、档案宣传成效明显。州档案学会利用文山档案信息网，及时上传学会相关文件，使会员在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学会最新信息和动态，了解档案工作现状和研究成果。同时，利用档案工作简报向各级各单位宣传档案工作。
二、**年学会工作安排
**年，州档案学会将围绕档案工作重点，与时俱进，积极工作，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加强学术研究，不断提高学术水平，使学会充满活力，将学会建设成为“理论研究的摇蓝，档案干部的家园”。为此，主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进一步加强学会组织建设。搞好学会的自身建设，是学会工作的重要保证，鉴于档案工作人员变动频繁的情况，**年将对新从事档案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普查，以吸收更多的档案工作人员成为学会会员；
2、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同其它兄弟学会的学术交流活动，借鉴和吸取他们先进工作方式和开展活动的方法，有计划地组织会员到外省、外地州学习考察，组织会员参加省的学术论文研讨活动，加强学术交流，促进档案工作人员学术水平的提高；
3、扎实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按照国家档案局建立“两个体系”的要求，即：“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加强档案资源收集，做好提供利用工作，为人民群众服务。
2009年，××档案学会在省档案学会、州社科联和州民政局的指导和支持下，团结广大会员，认真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坚持正确的办会方向，紧紧围绕全州经济建设和档案工作实际，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将有关工作总结如下：
1、多形式开展学会活动。坚持活动是学会的生命力所在，为丰富广大会员学习生活，州档案学会一是在广南县开展了全州档案系统知识竞赛、篮球、拔河、歌舞比赛和书画、摄影、根雕展活动，加强会员间的交流与了解；二是在州社科联、州党史征集研究室老师的指导下，组织会员到丘北县马者龙村学习石刻档案拓印技术，印下了明正德14年(1519)的《新刻地藏碑记》等一批拓片，锻炼了学员的动手能力，丰富了馆藏档案资料；三是组织会员到、东三省等地参观学习，组织11人参加省档案学会在保山举办的档案学术研讨会，开阔了大家的视野，促进了交流。
2、学术交流活跃。州档案学会充分发挥学会的学术性团体的作用，积极开展了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在省档案学会的号召下，积极组织会员撰写理论文章，全年向省档案学会推荐论文16篇，向《**档案》等报刊投稿10余篇，刊载3篇，其中马关县档案局局长带头撰写论文并在全省学术研讨会上作交流发言。
3、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学会根据各单位档案人员变动情况，及时吸纳新人员加入档案学会，全年共发展会员3人。
4、档案宣传成效明显。州档案学会利用文山档案信息网，及时上传学会相关文件，使会员在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学会最新信息和动态，了解档案工作现状和研究成果。同时，利用档案工作简报向各级各单位宣传档案工作。
二、**年学会工作安排
**年，州档案学会将围绕档案工作重点，与时俱进，积极工作，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加强学术研究，不断提高学术水平，使学会充满活力，将学会建设成为“理论研究的摇蓝，档案干部的家园”。为此，主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进一步加强学会组织建设。搞好学会的自身建设，是学会工作的重要保证，鉴于档案工作人员变动频繁的情况，**年将对新从事档案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普查，以吸收更多的档案工作人员成为学会会员；
2、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同其它兄弟学会的学术交流活动，借鉴和吸取他们先进工作方式和开展活动的方法，有计划地组织会员到外省、外地州学习考察，组织会员参加省的学术论文研讨活动，加强学术交流，促进档案工作人员学术水平的提高；
Keywords：Archives science；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Hotspots of research； CSSCI
1 引言
对学科进行知识图谱绘制，便于直观掌握学科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既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亦可对后人研究学科起到参考作用，同时也可对学科建设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贺颖、祝庆轩以CNKI（1999～2008）中档案学四大基础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连续体理论、整理理论、价值鉴定理论的相关文献，加以统计、分析、绘图， 梳理档案学理论发展的脉络， 并指明档案学理论未来发展趋势[1]。马海群、姜鑫以CSSCI（2002～2010）中档案学研究被引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关键词共现分析方法绘制了中国档案学研究主题的知识图谱[2]。卢小宾、高欢以WOS收录的6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档案学期刊的数据为基础，从地域分布、研究机构、研究内容与热点等方面进行图谱构建并分析[3]。本文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CSSCI收录档案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从关键词、引文、机构、作者、作者合作等角度分析我国档案学学术发展情况。
2 数据来源与知识图谱绘制工具
本文采用CSSCI数据库中2000～2014年的数据，文献类型为论文，二级学科分类为档案学，共查检出相关文献共3964篇。目前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主流软件有Ucinet、Pajek、Histcite、VOSviewer、CiteSpace等，本文使用可视化、可分析软件CitespaceIII作为知识图谱绘制与研究工具。数据处理时，均以两年为一个时间切片，分别选择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研究机构、作者共被引和作者合作，并进行合适的参数调整，分别得到以下相应的知识图谱。
3 档案学知识图谱绘制及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图谱及分析。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内容的高度概括，是文献的精髓所在。通过分析关键词，可探索出学科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本节将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图1），以揭示档案学知识演进，同时发现研究热点和前沿领域。
图1 2000年～2014年档案学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1中，节点大小与其关键词出现频次（Frequency）成正比。含有深色外环的关键词节点是所在年度的研究热点，深色外环的宽度与突变率成正比，若具有较大突变值（Burst），表示其关键词可能代表学科研究前沿。上图呈现的是出现频次大于20的关键词。由于篇幅有限，表1中只列出了出现频次的前30个关键词，本次研究数据始于2000年，故2000年出现的关键词突变均设为?C。从表1可知，档案管理、档案学、电子文件、档案工作、档案馆、档案信息、档案利用、档案保护和数字档案馆是这15年来国内档案学学者们使用最频繁的关键词。
表1 2000～2014年档案学来源期刊热点关键词
由表1和图1中信息，将我国档案学研究主题归纳为四大领域。需要说明的是，四大领域并不代表档案学学科全部组成，这样划分便于本文归纳、统计及分析。下面将分别阐述各个领域的发展脉络与趋势：
（1）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档案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主要分布在图1的中心位置）。热点关键词主要包括2000年的档案学、档案法、文件生命周期、档案价值、档案鉴定、文件、电子文件、档案教育，2002年的来源原则、现行文件，2004年的元数据、档案文化，档案学专业，2006年的档案法、学科建设，2008年的高等教育、信息公开，2010年档案学教育、信息伦理，2012年的文献计量，2014年的长期保存、人才培养、课程建设等。该领域主要针对档案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与范式、学科建设与发展、文献分析方法等基础理论研究。从热点关键词可以看出，基础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促使基础理论研究迈上新的理论高度。同时，从表1看出档案学从2000年开始成为国内档案学学科的研究热点，结合图1中档案学节点各颜色圆环厚度，可知其一直是我国档案学者最为关注的核心领域。
（2）档案工作与管理研究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档案学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随着基础理论多学科交叉研究持续升温，档案工作与管理也日渐成熟并紧扣时展，热点关键词主要包括2000年的档案管理、档案工作、档案利用、档案保护、档案服务、档案鉴定、电子文档、电子文件管理、企业档案、科技档案，2002年的档案编研、人事档案，2004年的知识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档案保护技术，2006年的公共档案馆、管理模式、信息资源管理，2008年的档案管理体制、高校，2010年的档案安全、资源整合，2012年的公共文化服务，2014年的顶层设计等。由此可见，档案工作与管理逐渐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和专业化的趋势，档案服务日益趋于多样化和综合化。
（3）档案信息化研究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档案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信息化拓宽了档案的研究领域、转变了工作与管理模式等，档案信息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热点关键词主要包括2000年的档案信息、电子档案、信息技术，2001年的数字档案馆，2002年的档案信息化、信息安全，2004年的档案数字化、档案网站、电子政务，2006年的信息服务、数字档案，2008年的信息化建设、信息公开，2010年的云计算，2012年的数字档案资源、数字遗产，2014年的数字保存等。从发文数量看，近几年稳步增长，可见信息化研究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但高频关键词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这意味着学者对档案信息化研究日益呈现出细微化、多样化和实用化。从表1可以看出数字档案馆、档案信息化和档案网站的突变值较大，从近年研究情况来看，它们仍是档案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4）历史档案及其保护与开发研究在这15年里也引来学者们不断的关注。我国悠久的历史为各个历史时期积淀了丰富的档案资源。热点关键词从2000年的历史档案、档案文献、档案价值、档案鉴定、档案史料及2002年的民国档案的研究，到学者持续关注历史档案的抢救和保护，如2006年的文化遗产，2008的口述档案，2010年的史料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的社会记忆，2014年的档案文献编纂。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对历史档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抢救和保护历史档案的途径和措施。
此外，2010年至2014年未出现高频关键词，但存在突变值较大的关键词，如2010年的云计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安全，2012年的数字档案资源、社会记忆。从这5年档案学研究热点来看，这些突变值较大的关键词可能成为档案学的研究前沿。
3.2 文献共被引图谱及分析。知识基础是由引用研究前沿术语的科学文献所形成的演化网络的引文和共引轨迹，它能相对稳定地反映某一学科领域前沿的本质，有助于预测动态趋势[4]。本节将绘制文献共被引图谱（图2），以揭示这15年来国内档案学知识基础，及对档案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整理数据时，对参考文献格式、作者姓名等均做了规范化处理，添加参考文献的出版时间，统一同一作者（主要是国外作者）姓名，如特里?库克，在参考文献中出现过库克?特里、T?库克和库克?T.。
图2 2000～2014年档案学文献共被引图谱
结合图2并进一步查证得出，2001年冯惠玲的《档案学概论》（频次116）、1988年吴宝康的《档案学概论》（频次70）、1994年周雪恒的《中国档案事业史》（频次59）、2006年冯惠玲的《档案学概论》（频次57）、2000年郭莉珠的《档案保护技术学教程》（频次39）这5篇文献是我国档案学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冯惠玲1998年的《电子文件时代新思维》（频次37）、2006年的《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刍议》（频次18），2005年的《档案学科的“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频次17）、2005年的《论档案馆的“亲民”战略》（频次16）及胡鸿杰2005年的《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频次14），是引用频次最高的5篇学术论文，对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国外学者谢伦伯格，T?R.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频次53）、特里?库克的《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频次36）和《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频次12）、弗朗西斯?布劳因的《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频次12），这4篇文献对我国档案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见，国内学者在研究本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也重视研究和引用国外档案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还发现，在频次大于10的共被引文献中专著所占比例约61%，说明我国档案学的知识基础主要来源于档案学基础理论教程和经典著作。而国外文献中未出现高被引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更多的是档案学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5]。
3.3 研究机构图谱及分析。本节绘制了研究机构图谱（图3），以发现我国档案学具有学术影响力的机构及研究机构分布特征。上世纪末出现了高校合并潮，在数据处理时，将统一为当前高校名称，同时将分支机构名称统一为机构名称。
图3 2000～2014年档案学研究机构图谱
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大学的发文量遥遥领先于其他机构，它是我国档案学科和档案高等教育的开创者，因此，它的学术影响力无可置疑位居首位。其他具有突出贡献的有武汉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安徽大学、湘潭大学、黑龙江大学、云南大学、国家档案局、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国家档案局掌管全国档案事业，在档案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国家档案局外发文量大于50的机构皆为高校，经查证，这些高校均设有档案学相关专业，汇集了大批全国知名档案学学者，为我国档案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4 作者共被引图谱及分析。作者共被引是指两个作者的文献同时被第三个作者的文献引用，作者共被引频次越高，说明作者学术相关性越紧密。本节将绘制作者共被引图谱（图4），以发现对我国档案学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同时有助于分析学者研究的学科热点及领域。
图4 2000～2014年档案学作者共被引图谱
从图4可以看出冯惠玲、吴宝康、何嘉荪、胡鸿杰和陈兆?是国内档案学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五位学者，他们的研究对我国档案学学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另外国外学者谢伦伯格，T?R.和特里?库克对我国档案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研究发现，高频前几十位作者基本上都是国内外档案学知名专家或学者，他们在学科领域的研究具有学术前瞻性和前沿性，引领我国档案学发展方向。
结合图4并查证这些高被引作者的著作和论文，通过归纳和分析，将这些被引作者划分为如下四大领域的学术骨干，如表2所示。
表2 档案学四大领域学术骨干
可见，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且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最多，最具影响力的前五位学者主要贡献也集中在基础理论研究。学科各领域之间存在一些交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同时对多个领域做出重要贡献。进一步查证高被引作者机构及文献，发现高被引作者以高校档案相关专业教师为主，而非档案馆工作人员。因而，对档案工作实践和面临的具体问题探讨较少，更多倾向于理论研究。
3.5 作者合作图谱及分析。作者合著是作者科学研究合作的重要表现形式[6]。本节将绘制作者合作图谱（图5），以发现档案学科研团队的领军人物及学者间科研合作关系及特征。
图5 2000～2014年档案学作者合作图谱
图5中，节点大小与学者发文量成正比，从节点大小来看，张美芳、王萍、马仁杰、蒋卫荣、丁华东等是档案学高产作者。从整个图谱来看，节点较为分散，节点间连线较少且连线较细，表明很多学者没有与其他学者产生较强的科研合作关系。进一步考察发现，图谱中心位置存在两个较大群簇，但群簇内合作也不够紧密（节点间连线均较细）。其中一个群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主要成员包括冯惠玲、黄霄羽、安小米、刘越男、周毅（曾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张宁等，主要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管理、中外档案研究、档案信息化研究。另一个群簇来自武汉大学，主要成员包括朱玉媛、周耀林、王新才、吕元智（曾就读于武汉大学）等，主要研究历史档案及其保护、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管理、政务信息。另外也存在一些较小群簇。这些团体主要来自（或曾经来自）同一研究机构，以师生或同事关系合作较多，机构间科研合作较少，致使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受到限制。但面对日渐增多的复杂问题，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学者共同合作解决，以发挥科研团体综合优势，提高学科发展水平。因此，建议学术机构应该通过基金项目、学术会议等平台[7]，拓宽学者间合作深度与广度，加强学者间学术交流。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2000-2014年CSSCI数据库中档案学文献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15年来，学者主要围绕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工作与管理、档案信息化、历史档案及其保护与开发四大领域开展档案学研究，研究热点主要包括档案管理、档案学、电子文件、档案工作、档案馆、档案信息、档案利用、档案保护和数字档案馆等。研究主题逐渐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趋势，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并紧扣时展。云计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安全、数字档案资源、社会记忆可能成为档案学的研究前沿。（2）国内外学者的高被引学术著作和论文我国档案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档案学基础理论教程和经典著作是我国档案学的知识基础。（3）档案学研究机构主要分布于设置有档案相关专业的高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影响力位居首位。（4）档案学学术骨干主要贡献集中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工作与管理次之，其以高校档案相关专业教师为主力军，作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实践性不强。（5）科研合作以同机构的小团体为主，机构间科研合作较松散。
关键词：档案学；期刊；功能定位；学术性
1 核心期刊
对于学术期刊，依据其办刊质量以及学术影响力的高低，又有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之分。“所谓核心期刊，指的是刊载某学科文献密度大，定载率、引文率及利用率相对较高，代表该学科现有水平和发展方向的期刊。”核心期刊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集中性，指少量的一组核心期刊集中了某学科大部分高质量论文：二是代表性。指某一学科的一组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代表着这一学科的当代水平和发展方向：三是学科性，指的是核心期刊总与某一学科联系在一起：四是权威性。指核心期刊的确定必须得到公认：五是相对性，指核心期刊相对于非核心期刊，仅具有相对意义，不是绝对的。尽管如今已经有许多学者对这一说法及这种学术评价方式提出了质疑，但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核心期刊论”是最客观、最科学、最有效的一种学术评价方式，或者说是最不坏的一种。
2 档案学期刊的主要功能
期刊学术水平的评价可以由多方面因素构成，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办刊的宗旨，即期刊功能定位；二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三是期刊的规范性。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功能定位是灵魂，所载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是生命线，期刊规范是形象。本文中，笔者将仅从期刊功能定位的角度，对档案学核心期刊的学术性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
3．2 文化功能倾向性
近年来，由于受到档案行政体制的制约和市场化竞争的影响，许多档案学者都认为档案学期刊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瓶颈期，陷入了困境，并认为，要走出困境必须改变档案学期刊的功能定位。于是，学者们对绝大多数档案期刊的这种工具功能倾向性提出了质疑：“目前，不少档案学期刊以机关刊物的面貌出现。翻开一看，某某首长的会议讲话、某某文件批示等赫然醒目，占据相当多的版面……”“遗憾的是，此间诞生的档案专业期刊，大多以效法为选择，以《档案工作》的特点为特点，以《档案工作》的模式为模式，不约而同地踏上了一条‘集中统一’的办刊之路……绝大多数的办刊宗旨保持一律。成为《档案工作》在各地的翻版。”为了走出困境，少数几种核心期刊率先作出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新的办刊理念和功能定位，即立足档案，找到档案与社会生活的结合点，传播档案文化，尽量使档案期刊通俗化、大众化，应该说这种办刊理念与功能定位是富有创意的，使得档案期刊从“以官为本”走向了“以民为本”，这是符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发展趋势的。但笔者认为，这种转变只能说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于社会转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被动回应，也就是说，这一新的功能定位也不能使档案学核心期刊从根本上走出目前的困境，而且，若稍有不慎，甚至会误入歧途。要使档案期刊走向民众，被民众所接受，就必须迎合大众的品味和需求，即大众想看什么，档案期刊就登什么。毋庸置疑，作为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档案的确与社会生活之间有许多契合点，但同样是从档案中挖掘出的引人入胜的历史轶事与深奥难懂的档案学理论相比，一般大众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看前者。那么，以大众需求为导向而办出的期刊的学术水平必然会大打折扣。目前，在一些核心期刊中，由档案 引出的历史故事或名人轶事占了相当多的版面。更有甚者，极少数居然将与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毫不相干的散文、杂文、诗歌搬上档案学期刊，还美其名曰加强档案学期刊的文化休闲功能。要知道，任何期刊所载内容都有其底线，档案学期刊的底线就是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出版方针的前提下，刊登与档案现象相关的内容!
其实，笔者并无意苛求所有的档案期刊都将办刊宗旨定位于学术交流，都像《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一样，整本期刊全是严肃的理论探讨，一些期刊定位于展示地方文化、传播档案文化是无可厚非的，这也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要讲求一个度。作为核心期刊而言，将文化休闲功能作为主要的期刊功能定位肯定是不足取的。作为专业学术期刊，学术性是本身地位的体现，尤其作为专业核心期刊，其代表着学科学术水平和发展方向，更应该坚持学术本位，档案核心期刊不仅是传播档案知识、进行档案学学术交流的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肩负着振兴档案学这门学科的重任!因此，笔者认为，档案学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应以学术交流和学术评价为主要办刊宗旨和理念，这才是使其走向真正繁荣的正途。
4 一点感想
学术期刊是文化媒介中独特的一类，其研究学说理论的深度与探讨方法技术的精度，使它在媒介星群中，常常成为远离热点的“冷”媒介。大多数读者不参与，极少数读者却高度参与。可以说在品种繁多的期刊方阵中，学术性刊物发挥特殊的媒介功能，它能引入深思，是“小众刊物”，伹又是精英刊物，承担的责任重大。核心期刊更是如此。档案学期刊的读者主要来自四个层面：有关领导、档案人员、档案院系师生以及关心档案工作的有关人员。乐观地看，档案学期刊有着唯我独有、他人所无的有利空间；有着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但另一方面，由于专业的限制，档案学期刊的受众面十分有限，与其绞尽脑汁使尽浑身解数去做如此收效甚微的事，还不如老老实实坚持自己的学术本位，做一些档案学核心期刊该做的事。
参考文献：
[1]叶继元，核心期刊概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54.
关键词：集体记忆；主路径分析；研究视角；国外；外国档案学
Abstract：Collective （Social） memory is a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theme as well as gradually being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archival science. Based on the paper “Invoking ‘collective memory’： mapping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in archival science” written by Trond Jacobsen， Ricardo L.Punzalan， Margaret L.Hedstrom， the paper analyzes deeply the four thread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archival science abroad and the main path on the basis of connectivity of citation network and highly cited document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sects the main research trajectory and introduces the prominent collective memory viewpoint related to archival science. The research objective of the paper i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collective memory in China based on fully grasping the foreign research vein.
Keywords：Collective memory；Research trajectory ；Main path analysis；Abroad；Foreign archives
1 引言
2013年，美国学者特隆德・雅各布森（Trond Jacobsen）等人发表了《Invoking “collective memory”： mapping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in archival science》一文，这篇文章利用国外的几个重要档案学刊物，搜集了1980年～2010年档案学集体记忆的研究成果，并根据这些论文之间的引文网络确定了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主路线和有影响力的作品、作者以及主要的研究分支，[1]这对全面掌握国外集体记忆研究全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对推动我国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研究拟在此综述文章的基础上，结合文中提炼出的主路径文献，剖析其具体的研究观点，并基于档案与记忆的关系梳理了国外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四条研究路线，为我国学者了解国外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提供参考。
2 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主路径文献分析
2.1 主路径分析方法及数据来源简介。主路径分析方法（Main path analysis，MPA），是1989年由诺曼・哈蒙（Norman P.Hummon）和帕特里克・多利安（Patrick Doreian）基于引文网络的连通性提出的一种新的引文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识别从源点到汇点的最大遍历权重（SPC值）连通路径来捕捉引文网络中的最关键连接以实现研究领域主要发展路径的识别。[2]
雅各布森等人[3]在其研究中利用《American Archivist》、《Archivaria》、《Archives and Manuscripts》和《Archival Science》4种期刊1980年～2010年出版的有关集体记忆文献作为分析对象，经过关键词搜索和人工的内容浏览，最终确定了165篇文献作为分析对象。笔者结合被引次数、SPC值以及文献内容的阅读，遴选了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中的12篇文献构筑了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主路径。
2.2 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学术观点剖析。1990年，福特发表了《记住和忘记：档案、记忆和文化》一文。这篇文章出现在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主路径中原因有两个，一是他是第一个将哈布瓦赫和洛文塔尔集体记忆研究引入档案学的学者，二是因为福特是第一个提出通过扩展交流的时空范围来凸显档案记录能量的学者，他认为档案记录可以促进信息跨年代的连续转移。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核心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核心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
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