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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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破窗理论”即人为的打破了一个建筑物的玻璃窗户，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最后造成一种无序的局面。近年来，“破窗理论”在我国作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由于信用破坏者没有得到及时适度的惩罚，搭失信便车的事屡见不鲜：经济纠纷和债权纠纷案件逐年增多；不断翻新的假货迫使百姓选择超前储蓄放弃即期消费，由逃废债务、合同欺诈、劣质假冒等失信行为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增长率。
从整个社会看，计划经济时代的信用仅为资源配置中的辅助手段，造成信用制度基础薄弱；经济转轨初期的信用微观主体在法律上没有实现真正的人格化；在信用体系建设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市场经济新的道德规范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全性直接诱导失信行为频繁发生。例如市场经济中揭出的大案、股市中现出的黑幕、安然公司的破产等无疑都与信用问题直接有关。
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看，构筑信用经济关乎市场经济的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粗放增长方式带来的边际效应进入加速递减阶段，集约式增长方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政府已经能够承担起解决信用问题可能付出的高成本。因此，政府不能再忽视社会生活中日益严重且影响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信用缺失问题，应该采取理性的决策，同时诱导其他相关因素改变博奕结果。
二、市场经济中的信用问题
第一，个人信用制度不健全。在欧美国家，信用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第二身份证，发达国家中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为银行的大量富余资金提供了最佳投向，同时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长期对个人信用的漠视，我国虽然从1999年起在上海开展了个人信用联合征信业务，但很多地区公民的信用记录仍为零，滞后的个人信用制度成为制约消费贷款的“瓶颈”。
第二，企业信用状况不佳。一是向社会提供劣质假冒商品，拒不履行合同承诺，侵犯他人商标权。二是利用变更法人代表、资不抵债、兼并、解散、破产、多头开户等手段套取银行贷款、逃废银行债务。三是在破产时采取“大船搁浅，舰板逃生”先分后破；否认抵押贷款中“抵押”的法律效力；借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前的“真空时空”，隐蔽、私分或转移财产；资产评估不实，职工安置费用高，破产费用开支大；拍卖不规范，低于评估价出售破产财产的方法，肆意逃废银行债务。
第三，银行信用监控及评价体系不完善。一方面，由于银行业不断的进行金融创新，使传统的货币概念和测量口径趋于失效，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削弱了金融监管当局的监控能力；另一方面，我国银行业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存在评价工作的专业性与权威性不足、指标数据来源有缺陷及评价指标的设置不够健全的问题，直接影响银行贷款质量下降。
第四，体制改革中信用问题突现。随着乡镇机构的撤并、人员精简等体制改革的逐步落实，旗县区银行在金融债权管理方面存在清收难、转化难、保全难的问题。其一，基层机构撤并后承贷主体发生变化，原借款凭证失去原有法律效力，致使金融部门讨债无门。
第五，信用缺失阻碍电子商务发展。
电子商务是企业、消费者和政府相关利益主体不可回避的一个商业命题，由于缺乏与信息产业相适应的信用环境致使网上金融发展缓慢。就信用卡而言，其业务在制度法规、核算手续、监督管理等方面不健全，而且信用卡作案的频频发生使人们怀疑其“信用”程度。在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安全性决定了消费者选择传统结算方式。与实体经济一样，离开信用这一基础，会使电子商务的交易额缩减、交易成本增加、发展难以为继。电子商务系统的特性表现出虚拟经济对信用的需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的思路
（一）发挥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作用，引导社会信用。首先，要加强自身信用体系建设。制定的政策法规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因领导变更而推卸政府承诺，要切实有效的维护产权。其次，要明确与信用管理有关的政府部门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及相应的管理目标和内容；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管制范围和程度，引导市场主体进行制度选择与创新。第三，以市场经济为中心建立相应的道德价值秩序。加大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教育。第四，应协调并整合企业信息资源，建立相对完整的资信数据库和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推动和保障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网络交易的安全与信用，并通过立法的方式为网络经济提供刚性的信用规则，推动互联网行业的稳步发展。第五，增强在信用制度建设中的监督与服务功能，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并将其与失信档案共同纳入法律管理办法。第六，要以诚信为基础建立高效率的城市市场，创造诚信的投资环境以提升城市竞争力。
（二）健全信用法制，确保政府、银行、企业多方共赢发展。我国应在信用立法方面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改变现有的维护信用的法律条款在多部法律中被涉及的现状，制定信用方面的专门立法，建立有效的制约和惩罚失信行为的法律机制，加快信用立法步伐，同时借鉴国际银行业成熟、有效的评级方法，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使政府、银行、企业多方在开放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公平的享有和使用信息资源，从而达到多方共赢发展的目标。
（三）强化企业自身素质，建设企业信用管理体系。首先，现代企业要以诚信为重要的经营理念，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中这种新型资本的重要性。其次，在建设企业信用管理体系时，把信用贯彻到内部管理、客户服务、员工教育、同业竞争中，形成强大的信用约束机制，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信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和有注册会计师认可的财务报表，加大企业信息的透明度。第三，建立“3+1”企业信用管理模式。“3”指企业内部三个不可分割的信用管理机制即前期信用管理阶段的资信调查与评估机制、中期信用管理阶段的债权保障机制以及后期信用管理阶段的应收账款管理和追收机制；“1”指企业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信用管理机构（人员），全面管理企业信用赊销的各个环节。
（四）建立健全信用中介组织。一方面要发挥中介组织评审、仲裁、公证等作用，把规范行业行为、监督执行行规行约的行业自律职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健全信用中介服务中从事征信、信用评级、商账追收、信用管理等业务的机构。
（五）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电子商务信用系统。一是利用高科技建立专业化的资信信息机构和组织系统，客观、公正、独立地为企业和个人传导信息。二是采取会员制解决信用问题，可借鉴环球金属网的会员制操作方法：在硬件上构建CA认证系统，采用IBM公司的防火墙技术确保网站安全；制定整套网上交易规则和会员章程以确保交易的有序性和可信度。三是实行IC卡式的数字身份证，打击网络欺诈行为。四是建立高科技平台上的电子化监管系统。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存在就业矛盾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从上世纪70年代未知青返城，到农村经济改革带来劳动力剩余，再到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的职工下岗，就业问题贯穿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正当连续5年的高增长即将冲淡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担忧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再一次笼罩了就业市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昔日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与农民工一起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一、2009：就业形势严峻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的信息和各级媒体对就业市场的频繁关注中，我们不难感觉到，就业问题已经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人，全年城镇需要就业的总人数达2400万人，这组庞大的数字显示出了2009年就业形势的严峻性。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两个群体就是大学生和农民工。
二、大学生：毕业失业
据统计，今年全国新增大学毕业生将达到610万，与往年未能就业的150万大学生叠加，一支庞大的待业队伍立刻呈现在人们眼前。即使在经济发展正常年份，消化这样一支高学历的劳动力大军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何况在就业市场遭遇寒冬的2009年呢?“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这样一句以往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调侃，在2009年变成高校毕业生的真实写照。近日，中国社会调查所在北京、上海、深圳、石家庄、郑州、成都、沈阳、武汉、厦门、哈尔滨、西安等地的抽样调查显示，到2009年2月底，应届毕业生整体就业率仅为35．6％，这与社会保障部期望的70％的就业率还有很大差距。而往年就业率较高的几个大省市，今年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更加不容乐观。据悉，截至今年1月底，天津市2009届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不到10％，比上年同期下降18个百分点；而截止1月中旬，广东全省本科生就业签约率则只有2．2％。
三、农民工：回家≠过年
2008年春节，数十万农民工因为雨雪灾害被阻隔在广州火车站无法回家；2009年春节，风和日丽，却仍然有数十万农民工在广州火车站徘徊，今年，他们则是因为遭遇了就业市场的寒流而不得不回家过年。同样是回家，心情却迥然不同，新年的快乐与期望被失业的无奈和迷茫冲刷得无无踪。
据统计，2009年春节前，约60％左右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过年，而根据人保部的抽样调查显示其中的5．4％是因为失业。以我国务输出大省四川为例，至2009年1底，四川省共有212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占外输劳务总量的17．8％。200年春节后，全国需要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2000万人以上。而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用工需求却一降再降。作为解决了全国1／6就业岗位的广东省自2008年以来，全省用工需求一直呈下降趋势，由第一季度的228．7万人下降到第三季度的211万人。另据预测，今年第一季度全省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约为190万人次，比上季度下降约4．99％。短短十几个月时间，“工荒”戏剧性地转化为“民工过剩”2009年就业形势的紧张程度可见一斑。
四、谁该为“就业寒冬”买单
就业问题一直是一个广受社会关注的话题，但百分之百的就业即使在理论上也是很难实现的。一定规模的失业率是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发达国家平均年登记失业率也在5％以上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降低，2007年已降至4％。而2008年下半年来，就业矛盾却突显日益尖锐之势。究竟原因何在，可谓众说纷纭。都是金融危机惹的祸尽管造成就业困境的原因很多，但从影响力上来看，金融危机以绝对多数票被指认为罪魁祸首。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一方面，大量沿海加工贸易企业因为人民币升值和国外需求减少的双重打击而接连倒闭；另一方面，国内上游企业因遭受牵连而举步维艰。国内经济在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周期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迹象。在这种情况下，除企业倒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外，剩余企业招聘计划也纷纷被冻结或缩水。
往年风光无比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等金融机构，几乎都大幅削减甚至取消了校园招聘计划，而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外资银行也放缓了发展步伐。同时，吸纳就业人数众多的地产、汽车、广告、石油石化、能源、物流行业，也因前景不明而无法给就业市场缓解压力。
五、高等教育的反思
从零工资就业、名校生养猪，到考研热、公务员热，知识型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局势”使人们反思高等教育的呼声日益升高。各方舆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1999年以来的大学疯狂扩招难辞其咎。1999年，国务院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科技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做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大决策。9年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2％。据统计，2005年，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与此相对应，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政府数据显示，2006年的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而在2007年，高校毕业生已达到495万人，今年更猛增至611万人。国内人力资源市场“青黄不接”的状况早已完全改善，并且日益饱和，即使没有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
另外，有关专家指出，所谓大学生就业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心理感受。国内教育的倾向使得不少大学生习惯将自己就读的学校、专业等与薪资待遇挂上钩。这种片面的理解往往使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失去不少机会。
六、经济转型的必然之痛
经济转型是引起失业率短期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在金融危机的放大作用下，人们已经忽略了它本身的影响。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到了转型期，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已是时势所趋。事实上，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始于金融危机来袭之前。也就是说，即使不存在金融危机，产业结构调整也会带来大量剩余劳动力。
这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经历的阵痛。但是，它最终会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而自行解决。
七、就业与社会经济发展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充分就业被认为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目标。这不仅是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而且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保障。尽管充分就业是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短短两个月内，相关政策就已接连出台，但在目前复杂的情况下，要缓解就业压力却并非政府一家之责，企业和就业者本人也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八、就业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就业增加使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得到就业机会，使全社会的劳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生产出更多最终消费品，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导致居民收入增加，整个社会的消费和投资也会相应增加，这又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就业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关系。反之，失业的增加则会导致经济增长向相反方向运动。按照奥肯定律，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反向的替代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失业率每上升1％，总产出就会减少3％。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就业是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经济不景气导致就业形势恶化，失业又造成居民购买力下降，市场需求因此减少，企业产品滞销，生产和投资积极性必然受到打击，令经济增长乏力。如果不集中力量解决就业问题，“保增长”的目标很难顺利实现，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复苏都将成为一句空话。
九、就业与社会稳定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其经济收益和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必然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50％以上为劳务所得，这就意味着，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必然大幅度下降。这样不仅无法实现农民增收的目标，使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受阻，同时，在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会给失业农民带来很大生活压力，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十、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随着国家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一大批国有重点企业在今后几年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些公共安全和社会服务领域的单位，以及机械制造、桥梁设计等行业，也发展迅速。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尽量提供多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缓解社会上的就业压力，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企业今后的蓄势待发储备充足的人才。
十一、就业者应该摆正心态
关键词：政府支出；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投资；居民消费
1引言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的。国民经济这一概念突出强调经济的整体性和联系性。
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为对象，应用现代经济计量学方法，分析探讨1978-2005年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进而由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居民消费与社会投资，因而政府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起到直接的影响而对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则起到间接的影响。
政府支出规模随经济的增长而扩张。我国的GDP近年来处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就2005年而言，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9％，属于“高增长阶段”。根据“瓦格纳法则”，当国民收入增长时，政府支出规模会以更大比例增长；与此同时，R•A•马斯格雷夫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政府支出的规模逐渐增长。因此，本文想探讨一下在未来的时间里，政府支出的变化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投资、居民消费的影响。
2模型设计
2．1模型结构
建立一个能反映农村政府消费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文章共选取了3个内生变量，2个滞后内生变量和1个外生变量。
2．2模型的变量说明
（1）内生变量
Ct-居民消费；单位：亿元
I-社会投资支出；单位：亿元
Y-国内生产总值
（2）外生变量
G-政府消费支出；单位：亿元
(3)滞后内生变量
Y(-1)国内生产总值上一年的值；单位：亿元
Y(-2)国内生产总值上上年的值；单位：亿元
2．3模型结构方程式
Ct=a+b*Y(-1)+U1（1）
I=c+d*Y(-1)+e*Y(-2)+U2（2）
Y=Ct+I+G（3）
方程（1）反映的是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与上年度的国内生产生产总值相关。
方程（2）反映了社会投资与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上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关。
方程（3）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消费、社会投资、政府消费相关。
3模型的参数估计及检
3．1数据来源
本模型参数估计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均来自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1991~2005年。数据处理与模型计算采用的是Excel2003和Eviews3.1软件。
3模型检验
本模型估计出来的参数所反映的经济意义与经济理论与实践相符；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本模型各方程均能通过F检验，所以模型具有显著性；各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大于0.94，表明模型的可信度较高；估计参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基本能够通过t检验，参数具有显著性。上述结论表明，本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历史模拟和事后预测
4．1历史模拟
为了检验模型用于模拟分析的可靠性，本文运用上述模型对样本期数据进行模拟，并进行事后预测，通过计算内生变量1991~2005年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来考察模型的预测能力。计算结果见表2。表2结果显示，本模型变量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绝大部分均小于5%，其中Ct的模拟效果最好，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全部小于3%；Y的模拟效果也较好，除了2004年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为14.935%外，其余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几乎全部小于5%；I的模拟效果其中几个年份稍微差了一点，如获至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4年的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相对偏高了一点，但是最近几年它的模拟效果还不错。这表明由随机方程式解释的内生变量的相对误差较低，该模型对历史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用于外推模拟分析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2事后预测
以下预测未来10年，政府支出以5%的增长率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2］赵卫亚．计量经济学教程［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生态园区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是运用生态学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通过清洁生产、市场机制、调控等方式,组织成为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在生产生活中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旨在最终实现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目标可以从技术和经济两个层次界定。技术层次，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在生产实践中，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相融合，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最高效率地节约使用资源；在经济层面上，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机制。需要把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福利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利益分配。
二、循环经济的特征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的发展观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的系统观。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
二是新的经济观。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三是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观将自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四是新的生产观。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在生产过程中要求遵循“3R”原则：资源利用的减量化（Reduce）原则、产品的再使用（Reuse）原则、废弃物的再循环（Recycle）原则。
五是新的消费观。循环经济观提倡物质适度消费、层次消费，在消费的同时要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三、各国循环经济发展趋势
（一）日本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循环经济理念在日本深入人心，21世纪初，提出“环境立国”战略，即创建循环型社会的国家目标。消费者报废电器时应支付废旧家电收集、再商品化等有关费用，废旧电器经过商家回收又重新回到生产。资源循环利用率如空调为78%，电视为73%，冰箱为59%，洗衣机为56%。日本力争资源回收率达100%。从家电中回收的玻璃、铜、铝等材料制作成玻璃杯、易拉罐等再生产品。
（二）德国
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德国始终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972年德国就制定和颁布了《废弃物处理法》，1996年又颁布《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确立产生废弃物最小法、污染者承担治理义务以及政府与公民合作三原则。家庭废弃物利用率从1996年的35%上升到2003年的60%。2003年在冶金行业，95%的矿渣、75%以上的粉尘和矿泥，以及至少有2000万顿废旧钢材被重新利用。，废弃物处理成为德国经济支柱产业，年均营业额约410亿欧元，并创造20多万个就业机会。
（三）美国
美国1976年就制定和颁布《固体废弃物处置法》。2003年，美国城镇产生的废弃物为5.5亿t，回收利用率达到40%。在各种废弃物回收利用率中，纸张为42%，软饮料塑料瓶为40%，铁制包装为57%。
（四）欧盟
欧盟实施的家用电器回收办法，规定商业界必须回收90%的废弃电冰箱及洗衣机，并将此类大型电器用品的60%用于再生产利用。在个人电脑方面其回收比例则按产品重量由原定的60%提高到70%，再生率也由50%提高至60%。此外法国政府要求应有85%的包装废弃物循环利用；奥地利法规要求80%回收包装材料必须进行再循环处理或再利用；丹麦政府规定所有废弃物要有50%进行再循环处理。
四、目前循环经济的几种发展模式
（一）杜邦模式——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
通过组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尽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最大限度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耐用性等。发明这种模式的杜邦公司到1994年生产废弃物减少了25%，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70%。
（二）园区模式——又称为卡伦堡工业园区模式
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工厂的废弃物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业生态园区。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内各企业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自己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生产量，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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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国DSD——回收再利用体系
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DSD）是专门组织回收包装废弃物的非营利性中介组织，最初由95家产品生产厂家、商业以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组成，已有1.6万家企业加入。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做标记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业进行清理、分拣再进行循环利用。
（四）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模式
日本在循环型社会建设方面主要体现三个层次上。一是政府推动构筑多层次体系；二是要求企业开发高新技术；三是要求国民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不要鄙视垃圾，要把它视为有用资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类存放就是资源。
五、国外循环优秀案例及经验借鉴
下面以日本北九州生态园为例介绍。
（一）园区简介
为解决大量消耗能源、资源而产生的垃圾排放等越来越多的环境，北九州市以建设亚洲的“国家资源及环保产业基地”为目标，以振兴再生资源利用产业为主，制定了生态工业园基本规划。工业园建于2001年，是再利用型生态园的代表。园区分为实证区和循环工业园两个区域。
（二）循环经济实施措施
北九州市的环保产业拥有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及安全的高新技术，由企业、大学及政府部门组成的“北九州环境产业推进会议”制定了基本工作方向并采用了环境政策与产业振兴政策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地方政策。重点实施措施有四个方面：（1）建设循环使用及旧零部件再次使用产业园区；（2）充分利用现有的产业基础设施，新产业；（3）创办新能源技术产业、超微纳米等新一代环保产业项目；（4）加强人才培训。
此外北九州通过规划合理的功能区布局来更好的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理念，具体功能区布局如下：（1）2001年6月设立北九州市生态工业园区中心：是开展环境的基地，举办以市民为主的环保知识讲座，举办环保技术相关研修、讲座，推广环保技术。（2）环保企业聚集区：通过各企业的相互合作，把环保相关企业发展成为废物排放为零的资源循环基地。（3）响滩再生使用区：市政府场地租给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环保项目，地方中小企业充分利用自己独创的先进技术和先进工艺，开展各种再生使用产业活动。（4）环保研发中心：企业、政府、大学联合起来将进行最尖端的废物处理技术、再生使用技术的研发。本九州生态产业园利用作为工业城市积累起来的技术和人才、工业设施及企业、研究机构、政府、市民建立的，将振兴产业与环境保护两大政策有机结合成功实现了建立独具特色的地区政策的工业园区，其成功经验对我们建立循环经济示范区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六、国内发展循环经济建议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最重要和最现实的选择。结合我国国情发展生态园区循环经济可从以下几点试做努力：
1.创新机构，保证循环经济深入发展。成立循环经济建设领导小组结合区域实际状况，从引导和促进的角度出发全面推进区域循环经济工作。
2.绿色招商，促进第二产业生态工业发展。通过产业链、产品链和废物链的构建与完善，资源和废物的减量化等措施，大力发展生态工业，改善投资环境。根据生态工业系统建设需求和市场机制有选择地进行主题招商和绿色招商，重点发展补链企业，形成多产品多链条的生态工业网状结构。
3.集约使用，提高资源使用率。注重资源的集约化使用，无论在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均努力达到较高水平。
4.重视，引领静脉产业生态工业发展。可利用高新技术发展海水淡化以解决淡水资源缺乏的问题；投资兴建垃圾发电厂，利用先进的技术进行烟气净化处理发电的同时保护居住环境；完善区域水循环系统，建立以污水处理厂为主体的中水回用系统，节约用水的同时满足企业对中水的需求。
5.加强信息建设，构建生态工业信息平台。建立固废资源信息网，便于企业之间进行固废资源交换与再利用的信息沟通，为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建设搭建信息平台。
6.注重生态教育，建设绿色学校。生态文化建设从孩子抓起，各级学校开展环境教育，在相应课程中增加环境保护知识，把生态教育纳入学生的素质教育内容，从小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1]林慧岳.基于循环经济区域创新活动[J].辩证法研究，2006，（2）．
[2]于萍.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J].天津科技，2004，（6）．
[3]许江萍.循环经济：从理念到实践[J].科技投资，2006，（8）．
[4]江翔.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循环经济[J].华东经济管理，2005，（3）．
(一)金融危机的冲击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接着对我国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因此，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推动又好又快发展”作为2009年的工作重点。
(二)“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转换机制不畅通
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转换机制不畅通，其原因大致如下：首先，中国储蓄——投资转换率低；其次，中国的投资率过高；再次，中国的投资效率低下。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以内需促增长
根据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具体到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以内需促进增长很有必要：首先，金融危机下出口的受阻；其次，“高储蓄—高资本—高投资—高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
1.“消费-增长”模式的理论基础
笔者以凯恩斯消费函数进行说明，首先，看该函数的三个假设：第一，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假设,即人们每多获得的一元收入，会用于消费的比例或数量。其值在0到1之间，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肯定比收入的增加少。第二，消费对于收入的比率，即平均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的。第三，决定储蓄的决定力量是收入而不是利率。利率在影响储蓄方面的作用不大。
其次，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上，凯恩斯消费函数常写成：C=a+bY。其中，C是消费，Y是可支配收入，a为自生消费，是一个大于0的常数，代表即使当时没有收入也会进行的消费，b称为边际消费倾向，其数值在0到1之间。）
2.以内需促增长的现实必要
在人民银行近一次居民储蓄调查结果中，列前几位的储蓄动机分别是：教育费(19.8%)、养老(13.6%)、买(建)房或装修(12.9%)、防病、失业或意外(l1.1%)、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10%)，而为了“取得利息”的比例却不到5%。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当前面临金融危机的严峻现实和经济增长必须转型的困境下，我国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抓住机遇，走出当前的困境，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摘要：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接着对我国外向型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如何应对金融风暴的挑战，抓住发展机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我国必须重视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金融危机;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发展;机遇的把握
金融危机是金融市场的非线性扰动、紊乱、崩溃，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变的越来越严重，以至于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地将资金配置到最有利的投资机会中。
一、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及经济质量的有效提高，中国加入世贸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同时，它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其中最严重的很可能关系到中国金融行业的稳定和发展。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会对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性的危害，在经济方面尤为明显。
近来的金融不稳定带来的经济损害有多种形式，比如银行倒闭、企业破产、职工失业、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外汇储备的损失、GDP下降等等。计算发现，日本在1992—1998年间和韩国在1997—2000年间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分别达到各国年GDP的21.5％和14.7％。北欧国家自1990年以来的三四年里因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达到其年GDP的10％—30％。这样的事实向我们深刻的说明了金融危机带给经济发展的巨大危害，甚至是经济倒退。
从经济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出现混乱动荡，对银行信用体系、货币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及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可称之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金融安全是对立的，靠的是国家金融竞争力、国家的金融系统抵御能力、国家金融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面对这样一个不稳定的金融环境，如何使经济的发展减少影响或者拉升经济发展就成为了我们所面对的必然问题。
二、经济发展的机遇
危机，从经济上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解释：危机是危险和机遇并存的一种特殊现象。经济结构的进步完善中，寻找机遇并抓住机遇就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在金融危机下，本文从经济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究。
1.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危机下银行、企业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时这些行业也严重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妨可以提升对其他行业的投入比例，如农业、小商品、轻工业等。根据金融危机的危机空白时段拉升这些行业，存储资金等待金融的回升。
2.利用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金融危机常常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失业问题。这也是大部分人所担心的事情，然而这时也正是我们促进人力资源素质提升的机遇，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往往人力资源的素质也是一大问题。在金融危机时，面对这方面的压力人们不得不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以便保障生存，这样也就给危机时的人才质量带来了很大的保证，当金融危机度过后，优秀的人力资源带给经济发展的贡献将是非常巨大的。
3.技术发展，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现代化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都能深刻的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技术进步不断改变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技术进步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在金融危机时，一切和金融有关的行业都可能崩溃，但技术却是一个例外，任何时刻先进的技术都会给经济发展的提升产生很大影响，促进经济的提高。
4.发展区域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注定是要先以农业为主要部门转为以工业为主，进而转为以贸易及服务等产业部门为主。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金融危机下的过渡时期不妨把视线转入区域经济，投入区域经济，带动区域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进步。
三、金融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的金融市场，融合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资金，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将是十分严重的。
例：2003年，爆发了SARS疫情，其具有突发性、预知性很低、求援依赖性高、后果严重等特征。在SARS疫情中，全国人民度过了“五一”长假，然而因为SARS，银行闭门休假、企业调整等给金融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SARS人们不得不取消原定的假期消费、旅游一系列活动，国民经济同比去年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
评析：上述例中SARS的爆发，把人类逼到了危机的面前。这里的危机就是指具有严重威胁，并具有不确定性和有紧迫感的情绪。危机是几乎来不及反应的，在这次SARS疫情中，对我国的金融也有很大影响，银行的闭门休假每天将产生的不便、人们出行的不便、社会各行业的结构等紊乱同样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从SARS看金融危机，当信息混乱、事态扩大、特别是用来弥补和恢复危机的资源供不应求时，只有当人们有了明确、真实的信息，看到解决危机的资源供应充足，才会感到危机的规模在缩小，个人和社会的危机恢复力就会增强。金融经济危机也是一样，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人们往往会有消极的心理，经济发展就需要从不同位置全面的解决这一问题。
国际银行不良资产重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证券化及金融并购都会对金融危机的解决起到一定作用。信息公开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都可以很好的促进公司企业的发展，危险和机遇并存的金融危机同样也可以带给我们发展的契机。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时，就需要我们不断的提升自己，在金融经济中灵敏的把握住机遇，那么即便是金融危机也同样会带给我们经济发展的机遇。
参考文献：
[1]欧永生:金融危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论文摘要]传统经济学认为，家务劳动不像其他可以流转的商品或服务那样具有交换价值，只是在家庭内部有价值，各国也未将家务劳动价值纳入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法经济学分析指出，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我国婚姻家庭法应本着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收益的原则，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放宽夫妻家务劳动成本分担、收益分享的条件。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一、国有经济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主体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提供与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其许多功能和作用是非国有经济所无法取代的。第一，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经营领域，如邮电、铁路、港口、供水、供电部门等，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大都由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经营，以满足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这里，国有经济承担着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并为其它经济部门和企业取得效率与收益创造条件的职能。第二，国民经济的一些基础工业部门如重要资源和能源的开发生产等，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长，同时，由于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许多也是由国家投资、由国有企业经营的。国有经济发挥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创造经济增长和市场正常运行基础的功能。第三，在其他的许多经济领域，国有经济承担着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以促进本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和走向国际市场的职能，承担着创建新兴工业和产业、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职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调节的职能。同时，在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开发和援助落后地区、接管某些发生危机或破产的重要民间企业以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国有经济的这些功能，弥补了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一定领域、一定方面的失效，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表明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性。国有经济履行这些职能并有效发挥作用，都是以其自身的经济活动来体现的，这就使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定经济形式成为市场主体具备了基础性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的可能性也日益突现。就国有经济而论，国家拥有所有权并不排斥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也不排斥对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等都集中于国家的产权结构重新安排。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本身具有权利行使性的特征，即国有经济的资产运营总是在国家或政府的授权下由一定的组织或个人来进行的，这就为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专门化、经济的信用化对市场主体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国有经济在资本国家所有的基础上，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法人，国有企业也就有可能成为有活力、有生机并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创造和提供了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客体的资产已经价值化、货币化和信用化，这就使国有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委托—关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多样化、有效化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为在国有经济中调整、改革和重构企业制度，建立与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市场客体条件。同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竞争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存在与完善，有助于克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下国家作为所有者同国有企业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竞争的经理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有助于形成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而竞争的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可能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得以基本反映。这些，提供了在国有经济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其有效运行的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从而使国有企业建立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成为现实，促进国有企业焕发活力与生机。
二、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
认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讲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要求。有的人对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持怀疑态度，就是以国有经济的国家所有必然造成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低效率为论据的。因此，考察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不能不涉及资产所有状况与企业效率高低的关系问题。
在国有经济中，资产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而属于全体公民作为一个整体（由国家来代表）所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个人能以其个人身份和名义对国有资产提出剩余索取权要求，国有经济的收益归全民作为一个整体所享有。由国有经济的资产所有属性所决定，其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低、盈利或亏损，并不对构成国有资产最终所有者整体的个体产生直接的利益影响，因为每一个公民个体因国有企业的盈利所获致的利益和因国有企业的亏损而承担的损失是极其间接和微乎其微的。因此，作为国有经济最终所有者整体构成部分的公民个体，缺乏直接地主动监督国有经济提高效率的激励。而作为国有经济所有权直接代表的政府，一般而论应该是有这种激励的，因为国有经济运营效益的提高、利润的增加，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扩张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对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激励效应。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许多国有企业本身就承担着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职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作为所有者正是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要求这些国有企业去实现所承担的社会目标，其间有时不得不把利润目标、效率目标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国家或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主体的职能，但这是在一个相当大范围中通过若干层次建立和形成一定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管理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的，其间可能产生比较高的运营成本，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手段，同时可能逐层弱化国有经济的所有权约束，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降低。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一方面是大量否资产国家所有就必然造成经济的低效率，或者说国有经济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就必然地、绝对地是由资产国家所有造成的？对此还应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有些人认为，公有、国家所有必然造成企业的低效率，而私有制必然带来私有企业的高效率。然而，大量的研究分析说明，私人所有权并不必然、绝对地产生私有企业的高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统一于私有者一身的方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企业中已不复存在。一方面，现代公司所使用的先进而又极端专业化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使得往往只具备普通知识的股东即一个一个的私人所有者，即使有着强烈的谋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很难对经理人员的经营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巨大规模又使股权异常分散，单个或数个股东缺乏足够的财力通过持股的数量来控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在私人业主制中能发挥其作用的私人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在公司制企业中很难、甚至不大可能发挥出来，从而难以成为决定这些企业效率的唯一的因素。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私有公司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就一定比国有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基于所有权的原因而更加关心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率。私有制的运行实践也表明，市场经济中大量的私有企业的破产，既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强制性作用，也是由于这些私有企业的低效率，资产的私有并没有绝对、必然地保证私有企业的高效率。
显然，市场经济中一定经济形式的企业效率的高低并非绝对的、唯一的和所有权关系相联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就产权制度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而言，并不仅仅只是对所有权发生影响。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构成的权能结构以及在不同权能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衡关系，还有协调权能结构和权能主体之间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对企业的效率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设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同一所有权的前提下，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采取不同的权能结构、在不同的权能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制衡关系以及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经营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所有权关系考察国有经济的效率，还应该看到在所有权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对产权制度其他方面的调整、改革也会影响到国有经济的效率。
2.市场经济中企业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在委托——关系下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况时，如果缺乏竞争的市场条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经营者或人侵犯所有者或委托人权益、预算约束软化从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在竞争的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可以利用市场这个间接治理方式以及内生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对经营者或人的有效监督，从而使企业经营具有效率。
3.市场经济中影响企业效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的治理结构。就公司制企业而言，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问题，都要分层次地把资产经营权委托出去，都有成本问题，关键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在于付出一定的成本以后，所取得的所有者收益的水平高低。多层次委托关系导致高成本、弱监督激励的问题，对于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形成一个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的框架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委托人和人的责权利是明确的，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在国有经济中，只要建立和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结构，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通过诸如任命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或经理人员及监督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等方式手段，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就可能履行国有经济所有者代表的职能，促进国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还必须特别指出，企业的产品或产品结构、市场需求及其变化、对某一经营事项所作的战略决策是否正确以及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状况等等，都对企业效率产生着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国有经济的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在一定条件下有着使国有企业产生低效率的可能性，但资产国家所有并非是低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或绝对唯一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同样具有产生高效率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只要建立适当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明晰，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加之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国有经济同样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就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而言，并不否定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
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矛盾
说明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也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不绝对地是低效率，并不意味着就否定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国有经济也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对此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布局性矛盾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国有经济的存在并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国有经济的数量与分布显然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越过这一区间，就会发生所谓布局性矛盾，即国有经济数量过多、分布过泛所产生的矛盾。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分布过泛，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设备和产品老化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造成许多障碍，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也隐含着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布局性矛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存在诸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
2.体制性矛盾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国有经济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在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连，旧体制对国有经济的影响仍然在许多方面存在，有的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明晰的产权关系，有的国有企业仍然预算约束软化、难以自负盈亏、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许多国有企业还普遍存在着政企不分、机构庞大、人员冗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这就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产生的国有经济的体制性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源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3.管理性矛盾
即由于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而形成的矛盾。管理水平低下表现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比如，忽视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生产经营不从市场需求、市场变化出发，决策随意而出现重大失误；规章制度不完善，在生产经营中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考核监督检查；成本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存在漏洞，导致经营成本提高、资金运用低效、产品质量下降；忽视现代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运用，在管理上墨守陈规，不思创新，等等。管理水平低下必然降低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抗御风险的能力，使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遇到困难。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矛盾并不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特有的，非国有经济、非国有企业也存在着这种矛盾。因此，这种矛盾在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