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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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在各个国家间自由地无限制的流人与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债务国有益，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然而，过去几十年中所发生的银行投机和金融危机——从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990年的危机，到后来发生的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以及最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在这本文笔简练、分析透彻的著作中，欧洲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让?梯若尔分析了上述危机的特征，防范危机的制度改革，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全球金融体制的重建等重要问题。
?让?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IMF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经济学家对于以下观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于债务国是有益的，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益的。资本流动的两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资本流动创造了较好的保险机遇，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配置。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对本国的(流动性)冲击进行保险，消费者因而得以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企业则可以更好地管理它们的风险。商业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动性管理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除保险作用外，资本流动允许储蓄从低回报国家流向高回报国家，这种资本转移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
【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中国出版。2002年12月，应邹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期间与EMBA学员和博士研究生讨论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所面临的国外借贷及其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中国也许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所不同，因而本书的某些观点必须加以修正以适合中国的现实。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对本书的基本观点感兴趣。
让?梯若尔195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素有法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摇篮之称的法国理工学院。1978年，在他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不久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梯若尔继承了法国学者重视人文科学的传统，再加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天赋和才华。他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以1982年和1985年发表在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上的两篇经典论文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梯若尔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时师从于著名的博弈论大家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论。梯若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开始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这本书一直作为世界著名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权威教程而广为流传，至今无人超越。
1991年，梯若尔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论》正式出版。这本著作立即成为博弈论领域最为权威的高级教程，十几年来一直无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尔和拉丰教授共同开创了激励理论的一个最新的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并以两本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和《电信竞争》(2000)完成了这一理论大厦的构建，同时确立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梯若尔从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十几年融会贯通的研究中获得了经济学研究的真谛和“秘笈”，这个真谛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直觉——即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学现象把握经济学本质规律的能力，而这个秘笈则是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自90年代中期起，梯若尔开始以一个开拓者的姿态征服经济学的新领域：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1992）,不完全契约理论（1999），公司治理结构(2001)，公司金融理论（2002），国际金融理论（2002），以及最近完成的经济心理学（2002）。在上述每一个领域，梯若尔或以综述性论文的方式，或以专著的形式完成该领域的理论框架的建构，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然后悄然转向另一个领域。梯若尔具有非凡的概括与综合能力，他总是能够把经济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最为本质的规律和最为重要的成果以最为简洁的经济学模型和语言表达出来，并整理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而梯若尔对经济学惊人的直觉，也是一般的经济学家望尘莫及的。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快的反应能力使得一般的学者根本无法跟上他的思维，因而许多人都这样认为：“在梯若尔面前，我们如同！”
次贷危机动摇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唯一核心货币的基础，在美元汇率剧烈波动、金融危机快速蔓延、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和世界经济遭遇衰退的背景下，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由于利益纠葛复杂，2008年11月9日和10日的G20会议并没有对未来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和改革形式形成建设性想法。市场对未来核心货币的选择问题也没有形成共识，有观点提倡回归金本位，有观点提倡让欧元取代美元，有观点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三足鼎立”。如此背景之下，本文循序渐进地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发展提出四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力图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寻觅发展方向和道路。
一、金本位还是信用本位
国内外一些略显激进的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复辟金本位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从混沌和动荡回归平静和稳定的唯一出路。虽然无法亲身感受1870年至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时代和1919年至1939年的金汇兑本位时代，但在这些人看来，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构成了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定海神针，在“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的规则指引下，金本位似乎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汇率波动、国际收支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
从2007年8月1日到2008年12月12日，全球股市市值已经从57.16万亿美元骤减至30.76万亿美元，缩水幅度达到46.19％，而与此同时黄金却价值坚挺，从2007年8月1日的666.9美元／盎司，到2008年12月15日的834.4美元／盎司，黄金在危机动荡中身价徒增。毫无疑问，大多数与次贷危机紧密相关的要素都产生于信用货币体系的框架之中，比如有失审慎的次级房贷、金融衍生品以及美国政府长期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很多人将次贷危机的危害归结为信用本位的失败，并将期盼救赎的目光投向坚挺的黄金。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只能说是以“华尔街文化”为表征的一种特有微观金融发展模式、宏观金融监管模式和经济调控方式的失败，更进一步地讲，也可能包含了以美元为核心的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但并不意味着整体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
其次必须指出，市场价格在次贷危机中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黄金有能力担负起世界货币的重任，只能说在财富储藏这个属性上，黄金显露出了闪光点，但世界货币还必须发挥价值尺度、国际支付和流通手段的作用，一个闪光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黄金能够处处闪光。
而且，最重要的是，某种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并不对应着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必然成功。实际上，复辟金本位更像是绿野仙踪般的童话，有四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会走这段回头路：
1对黄金总量“有限性”的预期与发挥货币职能所要求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虽然金本位和黄金之间并不完全对等，就像一些人所言：“哪怕只有一盎司黄金，金本位也能运转”，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事实上，制约金本位正常运转的，不是存量的数字大小，而是人们对黄金存量有限性的预期，受制于有限的黄金供应量，金本位下的货币供给必将收敛于一个极限，而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及其对应的货币需求则可能没有极限，在所有理性预期者看来，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意味着金本位货币体系并不能带来安全感，一旦有风吹草动，市场主体往往会争先恐后地挤兑黄金，争取让有限的黄金更多地落袋为安，这种矛盾使得金本位难以稳定维持。
2黄金对“总量有限性”瓶颈的突破则将动摇自身的货币基础。非常尴尬的是，虽然黄金总量有限性使其难以有效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但如果突破了这层约束，黄金的未来不仅无法海阔天空，反而会走进另一个死胡同。“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原因在于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本身也具有真实价值，商品与货币的双重属性使得黄金在作为货币时具有币值稳定的优良特性，一旦科技发展让“人造黄金”不再是梦想，那么黄金稀缺性的瞬间消失也将让表面上的金本位货币体系一夜之间骤然演化为实质上的信用货币体系，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大变化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将时刻威胁着金本位下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安全。
3金融危机之中的金本位更像是风险催化剂而非稳定器。由于金本位相比信用本位具有更多的“真实因素”，因此很多人相信金本位对金融危机更有免疫力。且不争论这一观点客观与否，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免疫力更强的人一旦生病则更难痊愈。事实上，金本位之下，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几乎无力可施，这使得市场失灵缺乏“看得见的手”的及时纠正和调整。更可怕的是，维系金本位的种种努力很可能加深危机，当一国陷入金融困境的时候，国际资本往往会出于避险需要而大幅撤出，此时维系金本位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当局提高利率以吸引资金内流并平衡国际收支，而不合时宜的紧缩政策对进入下行周期的实体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弗里德曼和伯南克等人看来，大萧条之所以持续43个月之久，并造成了深远经济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RoyA，Young维系金本位的行动加剧了通货紧缩。因此，在次贷危机引发信贷市场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复辟金本位十分危险，就算是在危机平复之后，未来市场与政策共同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互补性也将日益增强，与宏观调控的内在冲突使得金本位不具备回归的客观条件。
4制度性缺陷使得金本位的“黄金时代”难以再现。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金本位运行的稳健与否取决于其制度性基本规则是否得以普遍认同、贯彻和执行，即黄金的“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而在现在和可预知的未来，这一规则都很难再被严格遵守：首先，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对规则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由于黄金等同于财富，流入相对于流出更易受到青睐，而一旦某些经济体具有左右资本流动、抑制黄金流出的非常手段或是霸权力量，那么“自由流动”的规则将被违反，制度平稳运行的基础将遭到破坏。事实证明，这种财富激励导致的违规行为难以避免，Obstfeld的经典论文显示，在1885年至1913年间，强大的英、法、德都通过大量经常项目顺差从世界范围内吸收黄金，其顺差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4.6％、2.6％和1.6％。其次，信心缺乏背景中的博弈将使规则难以被整体所严格遵守。历史比较显示，古典金本位时代之所以比后来的金汇兑本位时代更加平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阶段市场对金本位的信心远比后一阶段强，而信心会促使不同经济体不约而同地遵守规则，平等承担起干预外汇、维护整个体系安全的责任。在信用体系如此健全的现在，很难想象市场会对金本位保有如同100多年前的普遍信心，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每个经济体都有可能选择“搭便车”而不主动遵守规则。此外，由于现有黄金储备数量不同，金本位给不同经济体带来的潜在激励也相去甚远，根据IMF的最新数据，2008年9月全球黄金储备为8.473亿盎司，其中美国拥有2.615亿盎司，欧元区拥有3.5亿盎司，全球占比分别高达30.8％和41.3％，其他经济体的占比总共不及30％，欧美借由高比例储备将可能在复辟金本位的过程中获得货币霸权，由此可能触发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势必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如此背景之下，金本位有效运行依仗的基本规则不可能被普遍遵守。
总之，金本位已经作古，复辟金本位不仅违背了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次贷危机背景下更是非常危险，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再走这段回头路。
二、单极还是多极
既然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走金本位的回头路，那只能在信用本位的框架内寻求变革。接下来的问题是，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几个核心?一个，还是多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很多市场人士认为欧元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有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单极体系是否具有稳定性?
支撑单极体系的是霸权稳定论(TheTheoryofHegemonicStability)。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首次提出这一理论，随后该理论被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在研究大萧条的过程中，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之所以演化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制止危机的主导责任，停止“让你的邻居当乞丐”的以邻为壑的政策，特别是无人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以阻止金融危机的急速蔓延。有鉴于此，金德尔伯格指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超级霸权大国作为“稳定者”(stabilizer)，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的充分流动，并在银行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发挥救助作用。用他的话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的主要教训是，世界经济想要稳定，就必须有个稳定者”。
随后，金德尔伯格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但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一个稳定者。他还把稳定者的责任又增加了两项：维持国际汇率结构和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另外，他还在第一项责任中增加了与别国分享短缺资源的内容。按照金德尔伯格的观点，单一霸权国将为世界经济提供稀缺的公共商品。他把各国的个体利益看作是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经济的稳定视为公共商品，这种公共商品意指和平、开放的贸易体制、统一度量衡和固定的汇率等。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只有霸权大国才有能力提供公共商品，并通过主导性决策统一无序的分散性个体行为，让世界经济保持有序和稳定的发展态势。
吉尔平等国际关系学者则丰富了霸权稳定论的体系，并将金德尔伯格的理论从经济领域延伸至国际安全和军事领域，逐渐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把霸权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合作联系起来，在理论和历史经验上寻求霸权和国际合作之间的相关性。吉尔平认为：“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从历史的角度看，霸权稳定论存在于特定国际社会背景和世界经济环境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次贷危机的爆发，这一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已经不合时宜，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将不可能是单极体系，原因有三：
其一，单极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方向相矛盾，世界经济结构在长期发展中日趋多元化，任何单一经济体在经济领域都难以具有绝对霸权地位，根据IMF的数据，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影响力和重要性上的差距日益缩小，在1980年至2007年期间，新兴市场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经历了“u”字型变化，从1980年的30.9％到1992年的16.5％，再到2007年的28％，新兴市场占比先减后增；而从增速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大幅超越世界平均水平，发达经济体则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2％，其中前20年平均增长率为3.37％，后8年为6.36％，增速不断加快；发达经济体28年问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74％，其中前20年为2.82％，后8年为2.52％，增速有所放缓。
其二，单极体系本身存在较大缺陷。霸权国能够提供稀缺的国际社会公共商品，引导政策博弈趋向协作，并化解局部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霸权国尚有余力顾及全球，并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整体利益优化。但一旦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于霸权国，那么霸权国将难以担负起维系体系运转的责任，而且此时其个体利益体现在通过霸权来向外分散风险，这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全局稳定的整体利益存在巨大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将导致危机从局部扩散到全局，另一方面也将深刻动摇霸权国的霸权地位。金德尔伯格始终强调“霸权国本身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而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不可能避免经济周期的起伏，这就意味着霸权国的经济基础是极不稳定的，其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也是偶然的、间歇性的，坚守同一个霸权并不能保证体系运行的长期有效。此外，霸权的阶段性更替则不仅无法回避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动荡，并引致更大的成本。因此，从本质上看，单极体系不具备在长期内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稳定的能力。
其三，单极体系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非合作博弈的背景下，各自为政的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公有地悲剧”，霸权国的存在将改变博弈结构，并可能引导博弈均衡向集体理性的方向发展。但改变博弈结构并非只有引入强权这一种方法，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加强个体间交流与谈判，或者建立一些有实际效力的个体约束机制，博弈均衡也有可能发生优化。此外，在提供国际经济社会的公共商品方面，依靠能力强化的国际性机构比依靠霸权力量更为有效，且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小。因此，单极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多极体系中加强制约机制建设并增强国际性机构的影响力，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依旧能够实现长期稳定。
总之，霸权稳定论已经不合时宜，单极体系难以担负稳定世界经济秩序的重任，其不太可能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
三、多极还是多元
既然多极将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将是怎样的一种多极?与前两个问题一样，答案还是非此即彼的两个：简单的多极或是复杂的多极。简单的多极意指无秩序、无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在多种核心货币间随机取舍。
复杂的多极则代表一种有秩序、有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开放程度、经济规模、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域分布、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程度和相对的通货膨胀率结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货币同盟甚至是成立统一货币区，而每一个特定货币区内的区域统一货币则构成了多极体系中的一极。
这种复杂的多极与蒙代尔的“金融稳定三岛”具有较大相似之处，蒙代尔近年来一直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分别承担起区域货币的职责并共同构成多极货币体系。但这种复杂的多极并不仅仅意味着多个统一货币区的并立，实际上，每个货币区就像是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单位“元”，而这些单位“元”的核心，也就是各个区域货币本身又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元”，这个高层次“元”也有一个核心，即一种类似于多极货币基金的世界性货币，就像是IMF特别提款权的加强优化版本。每个层次的每个“元”内部不仅固定汇率，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并能够实现宏观政策的协调。理想状态是，各个统一货币区内部政策较为统一，而高层次“元”又能通过国际性机构的制约实现各区域政策的整体协调，多层次的多极货币则能够充分满足各区域和全世界的各种货币需求。从这种意义上看，这种存在多层次内部制约和外部协调机制的复杂的多极可能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即“多元”。
相比简单的多极，“多元”具有两大优点：一是层次性，简单的多极只是一个平面，而多元则是立体的，区域货币是统一货币区内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核心，而以这些区域货币为基础构建的世界性货币则是全球范围内、统一货币区间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核心，对于整个全球经济而言，以区域货币为基础的世界性货币受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任何一个经济体、甚至是货币区的财政和储备状况都没有绝对的决定力，这不仅避免了霸权带来的非理性选择，还减小了区域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负面冲击。二是秩序性，简单的多极意味着任何单一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货币选择问题，全球性经济、金融往来一团散沙，而多元则带来了秩序性，对于同一货币区内的经济活动而言，支付和结算仅涉及两种货币的选择(本区域货币和世界性货币)，对于不同货币区间的经济活动而言，支付和结算则仅涉及三种货币的选择(各自的区域货币和世界性货币)，而所有经济体的储备货币选择也并非十分繁杂，仅需要在少量的几种区域性货币(这些区域性货币大概有三到四种)和世界性货币间搭配和取舍。由此可见，简单的多极和有层次、有秩序的多元之所以优劣相差甚远，关键在于多元非常强调统一货币区的建设及其在世界性货币构建中的作用，由于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亚太地区的货币区域化发展以及更进一步的统一货币区建设尤为重要。
四、激进还是渐进
从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可能有两种风格：激进型或是渐进型。综合历史沿革、次贷现状和未来要素，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是激进型，原因有三：其一，美元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从美元资产“绝对增持、相对减持”的趋势和美元汇率“先扬后抑”的未来走势分析，次贷危机虽然动摇了美元作为核心货币的货币基础，但美元在危机时刻发挥的核心作用不减反增，在次贷危机平息之前，美元不可能被其他货币超越和取代，国际货币体系迅速抛弃美元的结果将是更大的混乱和更长的衰退，因此，多元化不可能迅速一步到位；其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尚不牢固，由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尚大，世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深远发展还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以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也不可能即刻实现；其三，多元化每一个单位“元”的建设都是渐进性的，区域货币联盟的实现以及更高层次区域统一货币的诞生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渐进过程，而国际性协调和制约机构的强化也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实现。
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伴随着各个货币区建设的长远进步和国际性机构的强化，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
关键词：毕业设计；论文；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5-0131-03
一、引言
毕业设计作为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的重要教学环节，是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和培养初步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阶段，又是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综合素质与工程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因此，如何改进和加强这一环节，切实提高培养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1999年以来的扩招，使招生人数增加，师资和教学资源相对不足，为了保证毕业设计的质量，部分学校明文规定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最多指导8个学生，讲师最多指导4个学生，并且要求一人一题，3年不得重复，这足以让很多老师为难。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毕业课题的现状不容乐观，毕业设计题目结合科研和工程实际的少，虚拟、模拟和陈旧性课题多，体现不出工科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工程能力”较强的特色，结果毕业设计成果没有多少参考（或应用）价值。
德国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其应用科学大学以实践为导向，学生的毕业设计主要以校企合作的方式为主，其中一些成熟的运作方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由政府提供经费并制定法规和优惠企业的政策，支持高校学生到企业去做毕业设计。学生可从企业的网站或报纸杂志和校内相关部门企业课题信息，找到适合的毕业设计课题。
国内也有这方面的先例，如，2005年北京联合大学与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校企联合，配备双导师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其题目均来自于北京吉普的生产一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受企业的管理理念及信息滞后等原因，使校企合作毕业设计而受惠的学生人数很少，如何构建课题信息平台，以使更多的学生受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毕业设计教学改革目标
改变长年不变的既定题目与毕业设计的管理模式，教师将指导书、任务书发给学生，布置任务，老师定期指导，学生闭门造车，让学生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毕业设计任务，接着就是毕业答辩，结果出来的毕业设计成果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以问题为导向的毕业设计，要求从生产中发现问题，运用所学去解决问题，更具有针对性、实践性，学生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样促进与加强指导教师的责任心和毕业生学习的自觉性，密切了毕业设计与生产的联系。明显提高了毕业设计的质量。“真枪实弹”的毕业设计要求指导教师不仅具有指导假拟题目的能力，而且还要具有实实在在地作项目的实际业务能力。以达到教学相长、相互促进的作用。
（一）教师要有问题意识
教师的问题意识首先要求教师们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善于进行自我反思，只有找到问题，才能促进教学不断地改进，也会促进教师们去思考，带着问题去思考、研究设计教案和投入到校企合作的研修中去，这样能更好地指导学生的论文。问题意识会强化教师的主动发展意识。针对毕业论文的设计，提出问题可以让指导老师带着思考和问题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指导，对自己的教学行为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分析。此外，教师无论是指导毕业论文还是平时的授课，都要事先做好准备，积极查寻资料，正确认知自己的教学行为，带着思考去研究、指导，并且增加与学生的交流，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教师们在“研修―实践―研修”的循环体验中，产生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同时，在研讨中，教师之间的差距也显现出来，同时可以增加教师的危机意识，促进自己提升和改进。学校方面也要积极配合，提供相应的设备和技术支持，增加校企合作，让论文和实际结合起来，让老师们和企业专家进行交流，开阔指导教师的眼界，从而可以使危机意识越发强烈，而危机意识正是形成问题意识的催化剂。要实现超越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就必须发现并解决问题。
（二）教学或指导后要反思
个人反思在教学改革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校本研究的前提，是教师与自身开展的对话，是校本研究中最基本和普通的活动形式，也是教师在专业发展和自我成长阶段的核心因素。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毕业设计教学改革中，教学反思要抓住其四点基本特点：（1）抓住妙点进行反思；（2）抓住疑点进行反思；（3）抓住失败点进行反思；（4）抓住常点进行反思。通过以往的实践证明，教师可以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毕业设计教学反思改革中找回自己，重新拾取研究的权杖，通过处理自身出现的教学问题来走上专家的道路。强调毕业设计教学反思改革，可以促进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引导教师在教学的实践过程中，以回顾、观察、诊断和自我监控等方式，来针对自身的教学概念、行为、艺术等进行思考和改正，将教与学密切结合起来，实现以问题为导向的毕业设计教学改革反思的合理性，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
但是单纯的教学反思不单单只依靠自律，还要求学校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有目的、有规律、有计划地促进反思。常用的方法是“事后回顾”，主要分为以下三种：原来打算做什么？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已发生的情况的原因和具体采取的措施。
四、实施方法与措施
需求是推动科学和一切创新的动力，它推动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向前发展。问题导向是指人们在认知活动中，意识到一些令人疑惑难解的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驱使人们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思维活动。以优化毕业设计（或论文）课题来源、实施、管理与评价方法为内涵，深入企业走访、座谈、比较、经验总结等方法进行研究，完善应用型工科专业毕业设计（或论文）阶段的教学工作。
由印刷企业提出（或由学生到企业生产一线去发现）课题，学校组织人力收集、分类，并甄选出符合本科毕业设计要求的课题，并归于相应研究方向的教师名下，在校园网上课题及指导教师信息，根据师生“双向选择”的原则，确定课题后，在校内教师与企业工程师（双师）的指导下（由学校或企业提供场地、设备、经费等支持）按计划、按要求完成毕业课题，课题成果，（包括阶段性成果）及时反馈给相关企业应用于产生，经受生产实践的检验。从而确保毕业设计达到“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发现、分析、解决与本专业相关的实际问题的能力”的目标。
（一）课题信息收集与
借助校园网，建立校企合作课题信息平台，为印刷工程专业教师与学生提供毕业设计的实战课题，解决教师出题难。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科学研究提供平台。①收集500个以上的课题信息，甄选出300个以上适合作本科毕业设计要求的课题。②建立课题信息库。③建立课题跟踪信息平台，及时向企业反馈学生的研究进展与取得的研究成果，为企业的生产活动提供实时的技术支持。④每年更新20%左右课题信息。
（二）成绩评定方式改革
毕业设计成绩评定由学校老师根据本科毕业设计的要求给出相应的成绩（为主），企业对毕业设计成果的应用效果做出评价并给出相应成绩（为辅）。从而彻底打破理论与实际脱节，缺少相应的工程环境，致使学生实践能力、创新力薄弱的现状，从而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五、毕业设计教学改革成效
1.拓展了毕业设计课题选择范围和来源。改变了毕业设计来源于教师科研、虚拟及模拟性课题，缺乏真实性与实用性的现状。
2.开拓了校企产学合作的新模式。传统的校企合作是以教师为主体，着力在科研与实习基地的合作，而课题是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具有创新能力与工程实践能力的应用人才，服务企业产生需求为目的的合作。
3.创新了校企“互利”与“三赢”的新机制。企业获得了学校技术与理论的支持；学校得到了解企业需求、了解新设备与新技术的机会，也会相应地提高教师的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学生得到了参与企业技术改造与创新的工程实践的机会。
4.创新了学生毕业设计（或论文）的评价体系，引入了企业对毕业设计成果应用效果的评价指标。
总之，我们要认真贯彻《第四次讲话精神：“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六、结语
通过本研究课题信息平台的建立，高校可以了解企业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还可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学生选企业的实际问题做毕业设计课题，可参与企业的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和工程建设服务，为企业分忧；企业也可从中选聘优秀人才作为自己的员工，提高企业的技术力量和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通过参加工程实践，学生不仅可向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学习专业知识和生产技能，逐步树立起工程意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缩短其工作适应期，也为学生就业提供了可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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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鲍尔?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罗伯特?弗勒德(Robert P.Flood)和彼得?M.加伯(Peter M.Garber)。Krugman在其1979年发表的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一文中所构造的模型是关于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贝Flood和Garber则在1984年发表Collapsing Exchange-Rate Regimes，Some Linear Examples一文，对Krugman提出的模型加以扩展与简化。这两篇文献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代表作品。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该理论的基础在于当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这一丧失的累积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在临界点时，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
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基本面(economic fundamentals)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与否，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当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时，该国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汇率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的偏差，而这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国固定汇率制面临的问题源于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利息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将被投机者全部购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货币危机就此爆发。事实上，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因此，成本会更大。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表明，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所谓的非道德行为，因而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 attack model)。
从该理论的模型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张。例如，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否则，投机活动将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调整政策，市场借此起到“惩罚”先前错误决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管制将扭曲市场信号，应该予以放弃。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 Obstfeld、Gerardo Esquivel和Felipe larrain。
第一代货币危机的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与实际偏离太大，对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与政策制定问题论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且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可能并不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充分条件，单纯依靠基本经济变量来预测与解释危机，显得单薄。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基本面没有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角度解释危机，并探讨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这一论有两个重要的假定：
1.在该捻论中，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动态博奔过程中，央行和市场投资者的收益函数相互包合，双方均根据对方的行为或有关对方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选择，而自身的这种修正又将对方的行为，因此经济可能存在一个循环过程，出现“多重均衡”。其特点在于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国经济基本面可能比较好，但是其中某些经济变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公众发生观点、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众信心不足通过市场机制扩散，导致市场共振，危机自动实现。所以，这类理论模型也被称为“自我实现式”危机模型。这个典型代表是Obstfeld。在其Models of Currrency Crises with Self-Fulfilling Features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博弈模型，以简洁明了的形式展示了动态博奔下自我实现危机模型的特点，并表现出其“多重均衡”性质。
以0bstfeld为首的一些学者在模型中仍然注重经济基本面，在其理论论述中勾勒出基本经济变量的中间地带。他们认为，在经济未进入该地带时，经济基本面决定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此时，危机完全不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而当经济处于这一中间地带时，主导因素就变成投资者的主观预期，危机是否爆发就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能解释的。该理论认为问题主要仍然在于内外均衡的矛盾，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本可能会很高，政府的愿望与公众的预期偏离越大，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成本越高。因此，当公众产生不利于政府的预期时，投机者的行为将导致公众丧失信心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该理论认为，从这一角度而言，投机者的行为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对东道国的公众来说，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
除了这类主流理论外，另有少数学者认为货币危机可能根本不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受冲击国家所出现的宏观经济的种种问题是投机行为带来的结果而非投机行为的原因。总的说来，这类文献对危机的解释一般从两个角度出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羊群行为和传染效应。
1.羊群行为(herding behavior)提出由于市场参与者在信息不对称下行为的非理性而使市场不完全有效(这是该理论与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以及第二代货币危机的主流理论的区别所在，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与第二代货币危机的主流理论均假定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全信息，从而金融市场是有效的)，花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和市场的收益与惩罚的不对称容易造成羊群行为。由于存在信息成本，投资者的行为建立在有限的信息基础上，投资者各有其信息优势，投资者对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包括谣言)的敏感度极高，任何一个信号的出现都可能改变投资者的预期。花车效应会导致经济基本面可能并没有问题的经济遭受突然的货币冲击；同时，花车效应会人为地创造出热钱(hot money)，加剧危机。另外，市场收益和惩罚的不对称会造成投资基金人消权规避风险，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会导致羊群行为。政府在考虑是否保卫固定汇率制时应充分估计到这一点。
2.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主要从国家间的关联角度出发解释危机。由于全球一体化以及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加强，特别是后者，因此区域内国家之间经济依存度逐渐增高，危机将首先在经济依存度高的国家之间扩散。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会给出一定的市场信号，改变投资者对与其经济依存度高或者与其经济特征相类似国家的货币的信心，加大这些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甚至导致完全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式危机的发生。
经济学家认为，在金融市场中存在着市场操纵(market manipulation)。不论是在由理性预期导致的自我实现的危机或非理性的羊群行为造成的危机中，都存在着大投机者操纵市场从而获利的可能，大投机者利用羊群行为使热钱剧增，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危机的深度与危害。
概括起来，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注重危机的“自我实现”性质，该理论认为仅仅依靠稳健的国内经济政策是不足以抵御货币危机的，固定汇率制的先天不足使其易受投机冲击，选择固定汇率制，必须配之以资本管制或限制资本市场交易。
三、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
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货币危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Kaminsky认为就其本质而言，这并非一场“新”危机，原有的理论成果具有说服力。而另一些学者，例如克鲁格曼(Krugman)则认为这次货币危机在传染的广度与深度、转移及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与以往的货币危机均有显著的区别，原有的货币理论解释力不足，应有所突破。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因此产生。
克鲁格曼认为，这次货币危机对于远在千里之外、彼此联系很少的经济都造成影响，因此多重均衡是存在的，某些经济对于公众的信心的敏感度很高，这些经济的货币危机可能由外部的与自己关联并不大的经济中发生的货币危机所带来的公众信心问题而诱发。东南亚经济经常账户逆转的原因主要在于危机中货币大幅度贬值和严重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进口大量减少，因此，存在一个转移问题，这是为以往的货币危机理论所忽略的。在以往的货币危机理论中，模型的构造者将注意力放在投资行为而非实际经济上，单商品的假定中忽视了贸易和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货币理论模型的中心应该讨论由于实际贬值或者是经济衰退所带来的经常账户逆转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资本流动逆转的需求问题。他认为，这场货币危机的关健问题并不是银行，而在于，本币贬值、高利率以及销售的下降恶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削弱了企业财务状况，这一问题并非银行本身的问题。即使银行重组对金融状况大大恶化了的公司来说也是于事无补的。克鲁格曼在单商品的假定之下，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小国经济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克鲁格曼增加了商品对进口商品的不完全替代性，分析了贸易及实际汇率汇率变动的影响与效应。总的说来，克鲁格曼在他的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中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1.克鲁格曼在东南亚危机发生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金融过度的概念(financial excess)，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金融中介机构而言的。在金融机构无法进入国际市场时，过度的投资需求并不导致大规模的过度投资，而是市场利率的升高。当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出国际金融市场，金融中介机构的道德冒险会转化成为证券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过度积累，这就是金融过度。金融过度加剧了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外部条件合适时，将导致泡沫破裂，发生危机。
2.亲缘的存在增加了金融过度的程度。这些国家表面上健康的财政状况实际上有大量的隐合赤字存在：政府对与政客们有裙带关系的银行、提供各种隐性担保，增加了金融中介机构和企业道德冒险的可能性，它们的不良资产就反映政府的隐性财政赤字。东南亚国家持续了几十年的亲缘政治使国家在90年代大规模的对外借款中处于一种金融崩溃的风险之中，这种风险来自于他们采用的准固定汇率贬值的可能性。
3.类似于东南亚的货币危机其关键在于企业，由于销售疲软、利息升高和本币贬值，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财务困难，这种困难限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的财务困难还包括了由前期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实际汇率变化的。这一表面看是论述货币贬值对企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实际上，在危机爆发前投资者的行为函数里可能已经包含了对这种变化的预期，这就加强了他们抛售本币的决心，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现象。
4.克鲁格曼模型表明存在三个均衡，中间均衡是不稳定的，可以不用考虑另外两个均衡是本国回报率等于外国回报率的高水平均衡及低水平均衡。在这种低水平均衡上，贷款者不相信本国企业有任何担保，对它们不提供贷款，这一行为意味着实际汇率将可能贬值，实际汇率的不利影响意味着企业的破产，而这又从实际中对先前的悲观态度作出了佐证，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克鲁格曼认为，金融体系在货币危机中发生崩溃并非是由于先前投资行为失误，而是由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导致金融体系可能发生崩溃的因素有：高债务因素，低边际进口倾向和相对出口而言大规模的外币债务。
5.保持汇率的稳定实际上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保持汇率的稳定是在关闭一条潜在的引发金融崩溃的渠道的同时打开了另外一个。如果债务较大，杠杆效应较明显，维持实际汇率的成本就是产出的下降，而且这种下降是自我加强的。这对企业而言，仍然会带来相同的不良后果。
6.克鲁格曼的理论模型分析所蕴合的政策建议有三部分：
(1)预防措施。克鲁格曼认为银行的道德冒险并不足以解释危机，一个谨慎的银行体系并不足以保持开放经济不受自我加强式金融崩溃的风险的威胁。而当一国的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时，对短期债务加以限制的作用是不大的，因为短期债务只是众多的资本外逃方式下的一种。即使外债全是长期的，如果公众预期将发生货币危机，国内的短期债务的债权人拒绝将信贷延期也会导致汇率贬值，带来企业破产。因此，最好的方式是企业不持有任何期限的外币债务，因为对于与金融体系不完善的国家来说，国际融资存在着外部不经济，它会放大实际汇率变动的负面冲击影响，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2)对付危机。克鲁格曼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紧急贷款条款，紧急贷款的额度必须要足够大以加强投资者的信心；另一种是实施紧急资本管制，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地、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本外逃。
(3)危机后重建经济。克鲁格曼认为关键在于恢复企业和企业家的投资能力。可以在私人部门实施一定的计划，以帮助本国的企业家或者培养新的企业家，或者两者同时实施。培养新的企业家有一个迅速有效的办法，这就是通过引进FDI引进企业家。
四、三代货币理论的比较
三代货币危机理论都是在单商品的假定下展开的，的侧重面各有不同。
第一代着重讨论经济基本面，第二代的重点放在危机本身的性质、信息与公众的信心上，而到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焦点则是金融体系与私人部门，特别是企业。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货币和汇率制度的崩溃使由于政府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这一论解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美”式货币危机最有说服力，对1998年以来俄罗斯与巴西由财政引发的货币波动同样适用。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政府在固定汇率制上始终存在动机冲突，公众认识到政府的摇摆不定，如果公众丧失信心，金融市场并非天生有效的，存在种种缺陷；这时，市场投机以及羊群行为会使固定汇率制崩溃，政府保卫固定汇率制的代价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大。第二论于实践的最好的例证是1992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情况。
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度；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货币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7005307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带来经常账户开放，使得资本账户开放成为开放经济体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于资本账户开放能否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界还存在着众多争议，但是资本账户开放的确在资本流动、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资本账户开放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实现资本账户的有效开放，就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讲，研究采用何种形式开放本国的资本账户，更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本文试图从亚洲货币危机的视角，选取1985―1999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六国的季度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对这种内在联系的影响。
一、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1货币危机及其指标体系
对于如何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指标。关于货币危机指标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关注单个国家危机期间的指标变化，另一类同时关注多个国家的指标变化。
大部分对单个国家的研究是为了解释特定国家货币危机的成因。这些研究包括Blanco和Garber对1976―1982年墨西哥危机的研究［1］；Cumby和VanWijnbergen对阿根廷危机的研究［2］；Goldberg对80年代墨西哥危机的研究［3］；Pazarasioglu和Otker对1994―1997年墨西哥危机的研究等等。［4］这些研究通常都以国内宏观经济指标来解释货币危机，如低的外汇储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较高的利差等。
对多国货币危机的研究运用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信息。例如，Edwards（1989）运用1962―1982年间17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实际汇率升值和较弱的外国资产增加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Frankel和Rose（1996）运用1971―1992年间105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较低的外国直接投资水平、较低的外汇储备、高的国内增长率、高的国外利率以及实际汇率的高估增加了货币危机爆发的几率；Sachs等（1995）检验了1994―1995年间20个新兴经济体，发现M2/外汇储备、实际汇率的升值、私人部门银行信用的扩张对货币危机有显著的影响。下面简要介绍几种比较有影响的货币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刘遵义（1995）以墨西哥为参照国，观察了1985―1995年东亚9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情况，分析该地区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他的主观概率法中，选用了10项经济和金融指标：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平衡、经常账户平衡以及外国证券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
Sachs，Tornell和Velasco（1995）利用2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横截面数据，运用线形回归法建立了考察货币危机的STV横截面回归模型。在该模型中，货币危机指数被定义为储备减少的百分比与汇率贬值百分比的加权和。
Frankel和Rose（1996）在假设金融事件是离散且有限的前提下，提出了投机性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是有多个因素综合引起的FR概率模型。在该模型中，10多个变量都得到考察，其中包括国内信贷增长率、政府预算/GDP、国际储备/进口、GDP增长率、经常账户/GDP、实际汇率高估程度等。
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7）对货币危机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建立了预警货币危机的KLR信号法，成为当今预测货币危机最受重视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阀值（使干扰信号比率最小化的取值），当某个指标的阀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几率越大。具体指标包括：国际储备、进口、出口、贸易条件、实际汇率对一般趋势的偏离、国际国内实际存款利率差、过剩的实际M1差额、M2乘数、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率、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借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比、商业银行存款、广义货币与国际储备的比率、产出指数和股票指数等15个指标。
付江涛和王方华（2004）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本着全面性、针对性、优越性、互补性和操作性的原则，构建了一套货币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并对东南亚和墨西哥货币危机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指标包括：经常账户/GDP、短期外债/外债、外债/GDP、短期外债/外汇储备、相对通货膨胀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总贷款、国内信贷增长率/GDP、国际国内利率差、实际汇率上升率。
随着研究的深入，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的指标越来越多，体系也越来越庞大，无疑增加了测度和预警货币危机的难度，但是无论是哪种方法，都非常重视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变动情况，因此，我们可以将汇率变动率和外汇储备变动率看作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最重要的指标。
2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发生了多次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亚洲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1999年的巴西危机。与这些危机相伴的是新兴市场的资本账户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对于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频繁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以资本账户开放为特征的金融自由化及其进程中的资本流动的理论备受瞩目。
世界银行（1997）以及Calvo提出了资本流动导致货币危机的模型。这些模型分析了大规模资本流动对一国宏观经济状况、银行业的影响，指出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使得经济稳定性变弱，出现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经常账户恶化、资产泡沫化等问题，导致银行业过度贷款，不良贷款比例增加，在外部投机冲击作用下，容易引发货币危机。［5］Stiglitz也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增加，也增加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6］
Mckinnon认为，亚洲危机中所体现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国际收支中资本账户缺乏管制。［7］而且，受部分金融自由化以及隐含的汇率稳定保证的驱使，大量资本流向亚洲，加剧了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8］
Mishkin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探讨了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的问题：由于政府对银行机构的监管不力，导致资本过度流入，造成借贷，而借贷恰恰是危机的前兆。［9］
姜波克在讨论人民币自由兑换时提出，如果资本账户结构中短期资本的数额很大，当基本因素或预期因素发生大的变化引起短期资本大量流出时，一国的国际收支就会变得不可维持，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种不可维持性会直接表现为货币危机。［10］
Sarno和Taylor运用时间序列的研究方法，得出亚洲货币危机是由强大的资金流入所造成的资产价格膨胀引起的，并且被道德风险、资产价格紧缩和实际资本外逃所加强和放大的结论。［11］
由此可见，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与90年代以来的货币危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选取亚洲六国1985―1999年的季度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对这种内在联系的影响。
二、指标选择
1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Girton和Roper提出了外汇市场压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外汇市场对本国货币的超额需求，这种超额需求迫使汇率和外汇储备做出调整，只有通过汇率的价格调整，或者外汇储备的数量调整，才能消除外汇市场中的超额需求。［12］
Eichengreen，Andrew和Wyplos在Girton和Roper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国内国际的利差会导致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进而影响各国汇率变动。因此，他们将利率视为内生变量，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看作汇率变动、外汇储备变动和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作为衡量货币危机的指标。［13］
Sachs等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率资料不完整，所以将其纳入外汇市场压力指标无法适用，因此，他们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修改为汇率变动与外汇储备变动之和，以样本期间的汇率变动与外汇储备变动值的标准差为倒数，避免短期汇率和外汇储备变动过于激烈，从而避免极端值影响实证结果。［14］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水平受到政府干预，而不由市场所决定，因此应该用汇率变动率和外汇储备变动率作为衡量外汇市场压力的指标，权数是两个变量的标准差的倒数。［15］Giancarlo，Pesenti和Roubini也认为不应该将利率纳入外汇市场压力指标之内，因为当一国因货币危机而遭受攻击时，该国会立刻面临货币贬值和外汇储备减少的问题，但是利率上升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货币贬值，这两者之间相关性很大，在一个模型中不需要有两个相关性很高的变量。［16］
Kaminsky等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对货币危机进行事后确认，EMPI是汇率变动率与外汇储备变动率的加权平均，EMPI随着货币的贬值和外汇储备的损失而增加，EMPI的大幅增加反映了本币的强大卖出压力，当EMPI高于平均值的三个标准差时，就认为处于货币危机时期。［15］
本文的研究就是选取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作为衡量和测度货币的指标，具体如下：
其中，EMPI表示外汇市场压力指数；ΔE表示汇率的变动率；ΔR表示外汇储备的变动率；σE表示样本期间汇率变动率的标准差；σR表示样本期间外汇储备变动率的标准差。这里的汇率用本币/美元表示，当本币贬值时ΔE为正值，而外汇储备减少时ΔR为负值，所以此处用“-”表示ΔE与的ΔR加权和，共同构造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2资本账户开放度
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算，是指通过构建一套有效的指标体系对某一国家在一定时期资本账户开放状况的综合估计。如何测算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学术界有不同的算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约束式测度方法，另一类是开放式测度方法。考虑到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以及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资本账户开放所引起的资本流动规模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所以选取了作为开放式测度方法之一的Volume法作为测度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方法，具体为：
其中，OPENt表示第t期的资本账户开放度；FDIt表示第t期的直接投资的发生额；FPIt表示第t期的证券投资的发生额；GDPt表示第t期的国民生产总值。
3其他指标
资本账户开放度和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这两个指标的确定，可以用来分析资本账户开放所引起的资本流动规模对货币危机的影响程度。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本文还选取了其他一些指标，用来说明一国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是如何影响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的。
（1）经常账户余额/GDP（CA）。本文采用样本期间一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的季度数据来反映该国经济的外部均衡状况。一国外部均衡的目标是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的平衡，因此，用该指标可以比较有效地衡量一国的外部均衡状况。
（2）国际国内利率差（RD）。本文选用样本期间一国每季度末国际国内的利率差，用来反映该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程度，随着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进行，国际国内的利率差应该呈不断缩小的态势。本文所采用的国际利率为3个月期限的美元市场利率，国内利率为3个月期限的本币市场利率。
（3）通货膨胀率（CPI）。本文选择通货膨胀率指标用来衡量一国经济的内部均衡状况。一国实现内部均衡的目标是币值稳定，以及保持经济增长，若一国存在高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该国的内部经济情况不容乐观，反之，则表示该国的内部经济情况较好。因此，通货膨胀率指标可以较好地衡量一国内部均衡的状况。文中的通货膨胀率用样本期间一国季度末的消费价格指数（CPI）表示。
（4）数据来源与转换。本文所采用的数据除3个月期限的美元市场利率外，均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IFS）。1985年的3个月期限的美元利率季度数据来自美联储网站，1986―1999年的3个月期限的美元利率季度数据来自英国银行家协会（BritishBankersAssociation，BBA）公布的LIBOR利率。
本文的研究对象均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数据来源有限，少部分季度数据未能获得，只获得了年度数据。为了将这些年度数据转化为季度数据，本文根据沈中华、李纪珠和李建兴提出的模糊距离权数法（fuzzydistanceweightingmethod）［17］来推算估计季度数据，其主要转换原则为：以最接近的两个年度数据来推算欲计算的季度数据；以加权平均直线距离模糊归属函数（hamminglinearfizzymembershipfunction）来决定权数，即时间距离较近的给予较大的权数，但权数和为1；由于是从年度数据推算季度数据，故所推算的数据需除以4。计算公式如下：
三、模型设定、检验与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与检验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方法，以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资本账户开放度、经常账户余额/GDP、国际国内利率差、通货膨胀率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考察样本期间各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以及各国不同的经济基础条件下这种影响是如何变化的。
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N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测时期总数；参数αit表示模型的常数项；参数 表示对应于解释变量向量 的系数向量；随机误差项 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等方差为σ2u的假设。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第一步就是检验被解释变量yit的参数αi和βi是否对所有个体样本点和时间都是常数，即检验样本数据究竟符合哪种面板数据模型形式，从而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经常使用的检验是协方差检验，主要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如果接受假设H2，则可以认为样本数据符合不变系数模型，无需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如果拒绝假设H2，则需要检验假设H1。如果拒绝假设H1，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反之，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截距模型。
经计算，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在两个假设条件下的F统计量分别为：
查F分布表，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为：
由于F2>153，所以拒绝H2；又由于F1
其中，α为样本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平均水平；α*i为i国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对平均水平的偏离，用来反映各国之间发生货币危机的差异；γt反映时期影响的时期个体恒量，反映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时期变化带来的发生货币危机的水平变化。模型（1）用来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模型（2）用来考察在考虑一国经济基础条件之后，这种影响会发生何种变化。
2实证分析
由于各国发生货币危机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使用GLS法（crosssectionweights）对模型进行估
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资本账户开放度与外汇压力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资本账户开放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就增加009。图1给出了各国在样本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度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关系，可以看出，从总体趋势来看，大部分国家在样本期间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提高，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也随之提高，表明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越大，这在1997年爆发亚洲货币危机前后表现的尤为明显。
其中，反映样本期间各时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影响程度的的估计结果由表1给出。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样本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平均水平最高的时期是1997年第4季度，其次是1997年第3季度，而平均水平最低的时期是1985年第2季度，其次是1985年第3季度。这与图1的显示结果基本吻合，样本国家在1985年前后刚刚开始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那时候各国爆发货币危机的几率也是最低的，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也越来越大，到1997年，各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达到最高，货币危机的压力也相应最大，这时从泰国开始的货币危机蔓延到其他国家，危机之后，各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有所下降，相应地发生货币危机的几率也随之下降。
下面再来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在国家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估计，通过对比分析各国经济基础条件的不同是如何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作用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最高的是印度和泰国，其次是印度尼西亚，自发水平最低的是马来西亚，其次是菲律宾和韩国。在考虑经济内外部均衡情况和国内金融基础条件后，从模型（2）的估计结果看到，泰国和马来西亚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明显提高，菲律宾略有提高，印度没有变化，印度尼西亚的情况略有好转，而韩国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大大降低，这充分说明在不同的经济基础条件的影响下，各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具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条件，实现内外部均衡，并且具备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的国家，可以大大避免因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这可以从图2、图3和图4给出的样本国家经济基础条件的对比中反映出来。
从图2、图3和图4给出的样本国家经济基础条件的对比可以看出，韩国的经济基础条件要好于其他国家，这样就有效地缓解了由于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产生的压力，而经济基础条件欠佳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则放大了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几率。这与亚洲货币危机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货币危机当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泰国，而韩国相对遭受的影响则比较小。在考察的样本国家中，印度是一个例外，90年代初印度的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非常低，但其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经历了几次大的动荡，这应该是其他因素影响的原因，随后随着印度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提高，其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也随之升高，但在亚洲货币危机当中，由于印度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而且非常注重资本账户开放前提条件的建设以及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因此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
正如前文提到的一样，货币危机的衡量有着十分庞大的指标体系，本文所采用的外汇压力指数只是一个简化了的衡量货币危机的指标，另外，对于各国经济基础条件的考察，本文也是选择了一些重要的指标加以量化，这其中也存在有些数据获得比较困难的原因，因此在实践当中，还要有许多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即便如此，本文通过对几个代表性指标的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大小与各国实行资本账户开放时的经济基础条件有关，良好的经济基础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化解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反之，则会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几率。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泰国、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6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会对外汇市场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有可能引发货币危机，尤其是在一国的经济基础条件不稳固的情况下，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会被放大。那是不是为了避免货币危机，要实行资本管制呢？Friedman认为，实行资本管制可能是最坏的选择，因为新兴经济体需要利用外部资本来发展经济。Mishkin也认为，如果用传统的、以外汇控制的方式实现资本控制，会阻止生产性投资资金流动，将会造成实际扭曲和资源的不适当配置，而且在当前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工具很容易绕过资本控制的大环境下，能否奏效还值得商榷。［9］
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因国而异，在考察的样本国家中，如果一国的内部和外部经济状况比较好，而且有着比较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资本账户开放诱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因此，要取得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收益，就需要在开放之初，具备良好的内外部条件，并且深化国内的金融改革，否则，会扩大资本账户开放诱发货币危机的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具备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应当通过改进银行规制和监管来使资本流入不产生借贷和银行机构的过度风险，这可以集中治理金融脆弱性的本源，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9］
由此可见，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资本账户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高海红提出，可持续的和可带来收益的资本账户开放，需要有一些必要的前提，在缺乏相应的前提条件下，以激进的方式实现资本账户开放是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李剑峰和蓝发钦通过对一些国家的比较研究也发现，资本账户开放要配以更有力的国内政策和金融体系、汇率与宏观政策的协调，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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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选取美国储贷危机、北欧危机及日本金融危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政府的救助措施将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美国政府救助方案的实施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性质探讨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
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1)货币危机。当某种货币的汇率受到投机性袭击时，该货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或迫使当局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地提高利率。(2)银行业危机。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3)外债危机。一国内的支付系统严重混乱，不能按期偿付所欠外债，不管是主权债还是私人债等。(4)系统性金融危机。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根据IMF的分类，我们知道，美国目前的状况正符合第二种分类。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提供次级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接管所致，因此我们将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定性为银行业危机。
二、历次重大银行危机的比较研究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更加关注美国金融危机与历次银行业危机的比较。我们发现这次危机与美国1987年的储贷危机、1990年代的北欧危机以及日本金融危机颇有相似之处，与它们比较更加可行。原因是这几次历史上的银行业危机的演变过程与美国金融危机更为相似，都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银行业危机。
(一)危机发生的原因比较分析
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处于一段黄金时期，房地产蓬勃发展，需求增长迅速，也由此使市场产生过度乐观的情绪。而其后经济增速下滑和房地产周期下行亦成为触发危机的导火索。最后实体经济则承受楼市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而陷入衰退。
监管当局不恰当的放松管制使信贷过度扩张，金融体系风险敞口增大。储贷危机始于1980年—1981年政府鼓励储贷机构对房地产发放贷款。而2004年起资产支持证券的爆发式增长和政府大力推行次级房贷危机埋下伏笔，二者均使得房贷市场迅速膨胀。
史安娜，女，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
摘要：现有的关于货币错配的研究一般只关注贬值预期下存在净外币负债的情况。本文分析了汇率预期与货币错配的关系，指出贬值预期与净外币负债的货币错配相互促进，而升值预期则与净外币资产的货币错配相互促进。然后，对我国当前升值预期下货币错配的规模和程度进行了估计，表明我国存在较高的货币错配规模和程度。最后，分析了我国升值预期下货币错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货币错配；升值预期；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9-0009-04
一、引言
所谓货币错配，根据Goldstein &Turner(2005）所下的定义，是指由于一个权益实体(包括国家、银行、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收/支活动使用了不同的货币计值，其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不同，导致其净值或净收入(或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从本质上来说，货币错配所研究的主要内容还是汇率风险问题，即汇率波动对有关经济变量(如产出、投资、资产净值等)和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
根据上述定义，经济主体的货币错配具有两种表现形式，即净外币头寸为负的情况(净外币负债)和净外币头寸为正的情况(净外币资产)。学者们通过对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发生的货币危机所进行的研究表明，经济主体存在大规模净外币负债的情况下如果遭受不利的外部冲击(如汇率贬值预期等)，可能会由于资产负债表效应(balance-sheet effect)而引发货币危机的严重后果，因此，现有的关于货币错配的研究一般只关注贬值预期下存在净外币负债的情况，然而对于升值预期下存在巨额净外币资产的情况所进行的研究则很少。
在存在货币错配的情况下，汇率的波动会影响经济主体的净值或净收入，从而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经济主体对汇率的不同预期会影响其资产组合选择及政府的政策选择，从而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错配状况，并导致货币错配本身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同。本文在讨论汇率预期与货币错配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我国当前升值预期下货币错配的状况及其经济效应。
二、汇率预期与货币错配
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预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不仅影响着经济中所有参与者的行为，而且还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理性预期理论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出发，强调了在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中预期的重要性，认为理性经济人对国家的政策干预所产生的理性预期可能会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失效。虽然目前理性预期理论对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不大，但其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因而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市场对政府行为的不同预期会产生多重均衡的结果，而多重均衡存在的基础是“自我实现的(self-fulfilling)预期”。这类模型认为，在货币危机发生前并不存在实际政策的不一致，而是危机本身导致了政策的变化，从而使得危机是自我实现的。因此，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了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特点。Krugman ＆Obstfeld(2002）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预期汇率的上升会使当前的汇率上升，同样预期汇率下降会导致当前的汇率下降。李天栋等(2005)证明了汇率预期具有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但预期自我实现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资本账户开放。因此，汇率预期对汇率的形成从而对有关经济变量及政策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经济主体对汇率的不同预期会诱发不同的微观市场行为，并造成不同的经济后果。在贬值预期下，政府需要在货币贬值和维持固定汇率之间进行抉择。当市场投机者认为保持固定汇率的成本较高时，他们就会通过卖出本币对固定汇率发动攻击，逐渐消耗货币当局的外汇储备，直到货币当局无力维持钉住汇率水平，引发货币危机。外汇储备的逐渐下降导致一国外币资产下降，使得货币错配程度进一步加深而表现为大量的净外币负债。大规模的净外币债务会使市场主体产生贬值预期，而贬值预期反过来又会促使货币错配规模的不断扩大。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和1997―1998年的东亚货币危机爆发前，这些国家正是由于存在大量的以外币计值的外债，即存在着严重的货币错配问题，导致产生本币贬值预期，进而出现资本外逃或投机攻击，贬值预期自我实现，最后导致危机自我实现。
升值预期主要来自于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以及有关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一旦升值预期形成，国际投机资本会大量流入，造成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进而带来本币持续的升值压力。因此，升值预期也会自我强化，并造成以净外币资产不断增加为特征的货币错配程度不断加深，而其表现则是外汇储备的不断攀升。2002年以来，人民币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和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升值预期自我强化的特征及其与货币错配之间的关系。
三、升值预期下我国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及货币错配估计
2002年以来，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常项目盈余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外汇储备激增(如表1所示)。从增长速度来看，2001年到2005年末我国的外汇储备年均增速为31％。我国外汇储备水平的大幅上升带来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国际社会的炒作和施压则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国际投机资本（即所谓的“热钱”)大量流入。根据有关专家分析，近几年外汇储备的增量中每年都存在着巨额的无法与经济数据挂钩的部分，这可能就是预期人民币升值而以投机为目的流入的国际资本。一个粗略计算国际投机资本流入量的方法是将储备增加额减去贸易盈余、再减去FDI的余额(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据此可计算近几年流入我国的热钱规模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一直存在着资本流出，这可能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社会预期人民币将会贬值所造成的；但是，2003年这种情况发生逆转，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热钱流入，而这正是2002年以来人民币强烈的升值预期形成之际。而且，热钱流入规模呈上升趋势。
根据货币错配的定义，我国的货币错配规模可根据我国的对外净资产进行估计，而货币错配程度可用对外净资产与广义货币M2的比值进行估计。在这里，假设对外净资产都以外币形式存在。我国对外净资产包括人民银行所公布的货币概览中国外净资产和金融机构外汇信贷收支表中各项存款。因此，可估计我国的货币错配规模和程度如表2所示。从表2和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从2002年以来，货币错配规模大幅增加，货币错配程度较为严重，而且呈上升趋势。我国当前货币错配规模的大幅增加和货币错配程度的不断加深是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出现相伴随的。
四、我国货币错配的经济效应
一般来说，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不管是净外币资产还是净外币负债)会对一国的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存在巨额的净外币负债时，在贬值预期下货币错配会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和产出等方面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甚至引发货币乃至金融危机(Mishkin，1996；Ize ＆Yeyati，1998；Allen et a1．，2002；Bunda，2003；Rancière et al．，2003；Bussière et a1．，2004；Cowan et a1．，2005；Goldstein ＆ Turner，2005)。相比之下，一国如果持有大量的净外币资产，会导致本币升值预期，这时货币错配引起货币危机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有利于提高金融安全。但是，由于升值预期和货币错配会相互促进，导致外汇储备不断攀升，而规模过于庞大的外汇储备不可避免地会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率、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给宏观经济带来众多的负面影响，甚至也有可能导致危机。
首先，升值预期下资本流入所导致的货币错配加剧会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在结售汇制度下，随着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加，我国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逐年增加，并已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途径。1997年以来，基于外汇占款所投放的基础货币一直保持在40％以上，而2005年达到90％左右的历史最高记录。在没有采取相应的对冲措施或者对冲不充分的情况下，外汇占款的增加必然引起基础货币和M2增加过快，从而国内需求增加，并最终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和造成经济过热。
其次，升值预期下货币错配的不断加剧会压缩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空间，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调控能力。我国央行对外汇占款下基础货币投放量的被动增加所采取的措施是对冲操作，但是由于我国货币市场规模有限，不可能对巨额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完全进行对冲，而且对冲需要支付成本，并且会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对冲操作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外汇储备的持续大幅增加将逐步削弱央行采取冲销操作干预货币市场的能力，使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影响和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和调控效果，最终将威胁到我国的金融稳定。
第三，以巨额净外币资产为特征的货币错配会带来高额的成本。这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机会成本。巨额的外汇储备导致资源闲置而不能用来投资于国内其他收益较高的项目，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同时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2)利息损失。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金融市场筹措资金时要被强加风险溢价，从而必须支付高昂的利息，与此同时我国每年还发行大量的国债。我国的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以美国国债为主，其收益率很低，因此在国内外的借贷过程中，潜在的利息损失不容忽视，最终外汇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可能为负数。(3)冲销成本。为了冲消外汇占款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央行不得不大量发行票据回收流动性，大幅增长的票据发行使其成本不断上升。据中金公司统计数据显示，从2004年1月6日到2005年3月10日为止，央行共发行了208585亿元的央行票据。为此央行需付出59064亿元利息支出，相当于GDP的043％。(4)贬值损失。巨额的净外汇资产造成人民币持续的升值压力，而人民币升值会造成以人民币计值的净外汇资产大幅缩水。根据2005年6月底我国的净外汇资产总额，可以简单地测算出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所造成的汇兑损失净额高达1600亿元人民币。从银行体系来看，由于我国以外汇储备注资商业银行以补充资本金，使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大幅增长，因而人民币升值给商业银行也造成了重大损失。
第四，净外币资产不断大幅增加所导致货币错配程度的不断上升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冲突。如前所述，升值预期与货币错配会相互促进，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水平不断攀升，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形成恶性循环。为维持设定的人民币汇率波动范围和市场及时出清，央行被迫增加基础货币的非自主性投放，这与国内经济状况所要求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冲突。为减轻通货膨胀压力，央行不得不采取冲销干预来协调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如果外汇储备增长势头不减，由于冲销干预的不可持续性，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将极大地影响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进而间接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第五、以巨额净外币资产为特征的货币错配会损害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并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意味着物质资源的净输出，是以高昂的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因而会损害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外汇和外资政策导致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同时又担心由此可能引起美元贬值和本币升值而影响国际出口竞争力，因而被迫更多地增加美元储备，从而陷入“高储蓄两难综合症”的困境所谓“高储蓄两难综合症”(che syndrome of conflicted virtue)是指随着美元债权存量的增多，国内美元资产持有者会争相持有本币，迫使本币升值，而一旦将美元资产变为本币资产的风潮发动，政府就会左右为难――一方面，本币升值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和出口企业失去竞争力，经济最终将陷入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另一方面，如不让本币升值，外国也会威胁实行贸易制裁(McKinnon，2005)。。其结果是对出口的依赖越来越重，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内外发展失衡，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损害。
最后，升值预期与货币错配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会引起脆弱性上升，并有可能导致危机。陈晓莉(2005)构建了本币升值冲击通过银行的资产负债渠道引起银行危机的模型，表明在汇率升值的情况下，如果银行及其客户存在相当多的净外币资产所形成的货币错配，有可能引起银行部门的流动性危机。赵伟和杨会臣(2005)认为升值预期会充实外汇储备，增加本币需求量而带来通货膨胀压力，从而不断抑制经济基本面的增长，使得政府不得不在保持经济增长与维持钉住汇率制度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引发政策不一致预期，动摇钉住汇率的可持续性。而且，良好的经济基本面状态会激发投机者的投机欲望，从近几年来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流入中国的情况可略见一斑。李波(2005)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当一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一定水平后，投机者预期到政府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同时预期本币升值，于是将大额外汇换成本币，造成外汇储备水平激增，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导致货币升值危机，最终导致脆弱性上升，从而对宏观稳定产生负面冲击。而且，随着经济过热和脆弱性上升，经济总体风险在不断积累，到一定程度有可能引起资本大量外逃，恶化国际收支平衡，从而产生危机。
五、结束语
根据针对不断加剧的货币错配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所进行的分析，我国应针对当前货币错配形成的深层原因，调整相关的外汇管理和外资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战略，以对货币错配进行有效调控，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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