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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四川、巴蜀文化，人们第一印象应该是丰富的色彩，如同川菜一样活色生香。巴蜀地气候湿润，川人“好吃”，由于地域潮湿，自古以来就爱食辣和麻以达到驱寒的目的，麻辣也自然成为了巴蜀文化的一份子。土特产的包装比如郫县豆瓣、新繁泡菜、灯影牛肉就会使用到红色、棕色，传达出中国气息。四川茶馆在本地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由茶碗、茶盖和茶船组成的盖碗茶杯，长嘴茶壶，老虎灶，竹扶手椅，白色、黄铜色、棕色、竹黄色，恬淡、随性，分别代表着四川茶馆的设计形态元素、色彩元素和风格元素。四川皮影则使用鲜明的红黄蓝黑色，川剧作为巴蜀文化又一个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使用黑、红、白为基本色，蓝、绿、金、银、灰、粉红、姜黄为辅助色，运用上，讲求明快、单纯、鲜而不艳，淡能传神。综上所述，巴蜀文化的色彩运用有着很强烈的装饰意味。
2图形的表现
地域性土特产品就是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较为独特的产品，它的文化特征深受文化底蕴的影响。以巴蜀地区为例，设计师经常使用传统的能凸显川味的图形进行设计。例如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纹饰，四川茶馆的盖碗、长嘴茶壶、竹圈手椅，川剧脸谱，四川皮影戏，蜀锦，蜀绣，绵竹年画等，将这些视觉符号化为设计元素，融入到包装的外形、构图和材料之中，方能实现土特产品包装的地域性文化信息传达。比如说四川阆中地区出名的小吃“张飞牛肉”，有传说称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时，曾大摆酒席，为了有可口的下酒菜，张飞把他多年制作牛肉的方法说出来，供厨师制作。而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这个传说就凸显了巴蜀文化。“张飞牛肉”所采用的礼品包装设计是红色和黑色的川剧脸谱，采用的字体也是传统的书法。川剧脸谱是川剧展现给观众的最直观的视觉形象，也是人们区别川剧和其他剧种的一个重要标志，张飞牛肉将川剧的这一视觉艺术形象进行深度大众文化层面的开发应用，给产品注入了巴蜀文化的艺术魅力，使它地域特色更加明确，使产品更加亲切。这是很简单的例子，却让我们看到了产品背后丰富的地理、历史、传统文化等内容。而一些礼品包装，比如彝族的漆器的包装是从巴蜀文化中传统工艺品中提取，用了大量的装饰图形。其他的诸如蜀锦、蜀绣、扎染、绵竹年画都是如此，使本土包装设计具有了视觉上丰富的表现力。
3材质的影响
3.1纺织品
布料及纺织品在本土包装设计中经常使用，一般来说传递出质朴、随意轻松的感觉，与现代人们崇尚自然的心态不谋而合。巴蜀特产中蜀绣、蜀锦、扎染等既是巴蜀文化的土特产，又可以将这种材质和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包装材质运用到土特产的包装中。成都本土小吃棒棒娃手撕牛肉就使用了布料缝制的标签和口袋，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3.2天然材质
一、好莱坞电影与文化霸权
我们如此关注好莱坞电影与国产影片之争，不仅是从产业角度上的金钱和利益，不仅是美国佬在中国老百姓的口袋中卷走多少钱以及中国电影人能不能赚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能否崛起，以及美国“文化霸权”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文化霸权在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中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葛兰西用来描述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这种支配或统治并不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更普遍性的支配。由此，领导权不仅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渗透进了大众的意识之中，被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
美国作为一个文化产业大国，已形成巨大的文化产业链、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群体。好莱坞电影就是美国文化的宣传载体，伴随电影而来的美国文化很容易给国人造成对个人英雄主义，自由和人权的等等被夸大的、不实的意识形态体系，好莱坞占领中国电影市场可以说是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大获全胜的表现。
首先，电影镜头中的美国，往往被演绎为现代片中繁华都市的奢靡生活、西部片中广袤平原的自由驰骋、歌舞片中明亮舞台的尽情高歌……好莱坞电影为观众营造出一个所谓自由、平等、民主的启蒙理念的国度。其次，人们所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全面的美国，但依然会对镜头里的“理想国”产生向往，并有了态度层面上的改变，认为美国文化就代表着现代和进步，并逐渐养成了美国电影里所涉及的美国价值观。最后，人们开始在行为上向着美国文化靠近，并在模仿中逐渐舍弃了自身的民族文化，美国文化开始在全球扩张，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从而，美国化成为全球化和一体化，美国成为世界的裁判。
二、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
好莱坞显然已意识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默默将目标对准了中国。抢占中国市场的策略之一就是在影片中大量融入中国元素，提高在中国观众中的亲近感和接受度。
1.中国故事：花木兰
1998年，一部迪斯尼的动画片《花木兰》引起轰动，但这是好莱坞影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在看中国元素。花木兰在中国原是孝道、爱国、有勇有谋的象征，但在好莱坞制作的动画片中，花木兰成了活泼可爱的少女，对爱情有着渴望。《花木兰》的成功，不仅让中国影人反思，同时也让好莱坞影人尝到了甜头。
2.中国场景：碟中谍
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碟中谍，至今已有四部。2006年上映的《碟中谍3》更是捧红了中国的一个旅游景区――西塘古镇。作为外景拍摄地的嘉善西塘古镇、上海陆家嘴金茂大厦，延安东路隧道和淮海路多次出现在影片中，我们在好莱坞的电影中也能见到自己身边的熟悉环境。《阿凡达》里的“哈利路亚山”也取景于张家界，越来越多的中国场景开始在好莱坞电影里出现。
3.中国标志：功夫熊猫
2008年，一只名叫阿宝的熊猫走进人们视野，梦工厂制作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古代为背景，以中国功夫为主题，以中国国宝熊猫为主人公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其景观、布景、服装以至食物均充满中国元素。继续出品《功夫熊猫：盖世五侠的秘密》、《功夫熊猫2》等，以及功夫熊猫的小游戏，少儿图书等延伸产品也大获成功。
4.中国演员：从李小龙开始
华人演员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更是非常常见，从最开始勇闯好莱坞的李小龙，成龙，李连杰，到以后的闯好莱坞女星巩俐、杨紫琼、章子怡，到现在的范冰冰、李冰冰、周迅等人，只要是个明星都可以进入好莱坞，跻身国际大牌行列。
我们的文化被美国用来赚我们的钱，这实在是可笑之至。中国文化被好莱坞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中国却苦于没有好题材。在国产电影尽是脑残和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看到好莱坞是如何从中国文化中开辟的光明之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
三、国产电影的救赎
冯小刚说，“现在大家都在抱怨好莱坞挤压国产片空间，但我们要找自己的问题。你没有观众，是因为你的电影不好看。”核心问题不是审查，而是中国电影确实很少出现精品，因此在强势美国文化占领国际话语权的背景之下，好莱坞电影成为代表“精彩”的品牌，国产电影只能苟延残喘。太死守民族本土主义就会阻碍传播交流范围，传而不通；如果抛弃民族本土主义就会只剩下大众通识的元素，影片则失去文化的稀缺性。因此，我认为国产电影应该从一下两个方面进行救赎。
一方面，以学习西方模式符合世界潮流为重点。师夷长技以自强，好莱坞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包括故事题材、叙事模式、技术手段、表演风格等，这些构成电影的各种元素都符合人们的审美标准和趣味中心，因此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在世界范围内都广受欢迎。
泱泱华夏,文明之光映照五千载。先人们秉明辨荣辱之能,行从善如流之风,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美德深深熔铸进中华民族的灵魂,形成社会赖以发展的价值体系和泽被后世的文化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不仅精辟阐释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内涵,也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实质。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同时也是引领当代文化、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指针。
我们适逢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面对转型的社会环境,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多元并存,一些优秀的传统道德、高尚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用熔铸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人们共知共行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社会风尚,正是顺应时展的强烈呼唤。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实践活动,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文化建设,是文化科学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八荣八耻”的价值取向贯穿于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全过程,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先进文化,应该是积极向上、代表社会发展方向、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文化。文学创作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功能,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弘扬社会正气,塑造美好心灵。要充分发挥文艺批评的作用,大力推介符合“八荣八耻”标准,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优秀作品,旗帜鲜明地批评各种不辨荣耻甚至以耻为荣的不良作品,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方向。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八荣八耻”的要求体现在文化阵地建设和城乡基层文化活动中。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社区文化机构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广大群众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和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阵地。对这些阵地要积极建设、充分利用。要深入挖掘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以通俗文学、流行音乐、电视文艺、网络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文化糟粕。文秘站版权所有
我们要按照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积极引导大众文化的创作和消费，净化文化空气，创造良好氛围。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形成鼓励优秀作品、抵制腐朽文化的长效机制，创造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环境。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与西华大学相商，拟共建蜀学研究中心。2003年7月3日下午，文史馆派我与安山到西华大学四川工业学院第五会议室商议有关问题。西华大学四川工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叶耀培、西华大学统战部部长曾加荣，副部长赵永涛及文科教师陈国先、迟乃鹏、郑家治、纪国泰、邹礼洪、官性根参加了此会。会议由我介绍蜀学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并说明共建“蜀学研究中心”的愿望。会议围绕成立蜀学研究中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如何展开工作进行讨论，达成以下共识：西华大学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合作共建“蜀学研究中心”，宗旨是“研究蜀学，弘扬蜀学，为四川文化建设作贡献”；主要任务是开展学术研究，加强学术建设，开发文化资源，汇聚和培养学术研究人才。此后拟订了《蜀学研究中心章程》。组织机构为：
名誉主任：隗瀛涛 罗中先 陈信远
主 任：曾德祥 邓卫中
学术组：组 长 谢桃坊
副组长 曾绍敏 迟乃鹏
成 员：冯广宏 徐志福 曹方林
邹礼洪 张 帆 纪国泰
学术顾问：蒙 默 吴天墀 王家祐
王文才 龙 晦 胡昭曦
张志烈 祝尚书 项 楚 陈国光
2003年12月18日蜀学研究中心成立会议于西华大学校园召开，出席会议者有四川省教委、省文化厅、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乐山师院、巴蜀书社、郫县文化局的领导及学者五十余人，西华大学学生代表二百余人列席。会议由西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蜀学研究中心主任曾德祥主持。西华大学校长罗中先作“弘扬蜀学为四川建设文化强省而努力”的讲话，他说：
新组建的西华大学文史学科聚集了一批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的教授和专家，有一定的基础。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云集了一批有名望的文史专家，学术力量强，与西华大学共建“蜀学研究中心”，开门办馆，服务社会，可以更好地促进学术研究和优秀文化传播。西华大学依托蜀学研究中心，有利于加强文史学科的建设，促进学校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罗中先校长继而介绍了蜀学研究中心的机构设置，提出“条件成熟时，创办《蜀学》专刊”。会上有六位学者相继发言，各自题目是：蒙默《蒙文通先生关于“蜀学”研究的意见》、王文才《蜀学的兴起》、龙晦《蜀学的特点》、谢桃坊《关于蜀学研究中心的工作建议》、迟乃鹏《蜀学研究中心的任务》、谢元鲁《关于创办〈蜀学〉辑刊的意见》。会后的中心工作是筹备召开首届蜀学研讨会。
2004年4月21日至22日四川省首届蜀学研讨会在郫县桃园会议中心召开，近四十位学者参加，收到论文三十余篇。西华大学校长罗中先致开幕词，表达了办好蜀学研究中心的愿望，希望加强与省内外专家的联系，做强西华大学人文学科。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隗瀛涛回顾巴蜀文化研究的状况，展望蜀学研究的未来，明确提出蜀学研究中心的任务是以传承文明，开拓创新为己任。他强调蜀学研究应该有自身的鲜明的特色，应该以蜀中学者个案研究为基础，开展断代的研究，或专门学科的整体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蜀学总论的研究。在会议中龙晦、龙显昭、祝尚书、谢桃坊、王定璋、曾绍敏、胡昭曦围绕蜀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蜀学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向熹、邹礼洪、邓经武、陈德述、张建锋、夏文光对蜀语的形成、古蜀先民的图腾崇拜、近代四川书院教育、巴蜀哲学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交流，张绍诚、冯广宏、徐宁、杨正苞、粟品孝、迟乃鹏、邓郁章、姚正等对蜀中学者个案研究作了发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李大明在发言中充分肯定蜀学研究中心的学术特色，建议设在四川师范大学的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与蜀学研究中心联手，共同为四川社会科学做贡献。此次会议为深入展开蜀学研究奠立了基础。
四川省第二届蜀学研讨会于2005年11月27日在郫县团结镇召开，参加会议者主要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西华大学、成都大学、乐山师范学院及宜宾学院各学术研究机构负责人及学者四十余人。会议由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康济民主持。蜀学研究中心主任曾德祥总结了中心自成立以来开展学术活动和完成的工作，勉励中心研究人员定期开展学术交流，编辑出版高质量的《蜀学》辑刊。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在德充分肯定了中心取得的良好的学术影响，宣布中心机构调整方案，希望更进一步整合双方力量，推进中心工作。西华大学校长罗中先希望西华大学与文史馆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流，围绕学科建设，深化蜀学研究，多渠道争取项目，扩大西华大学的影响。乐山师院税海模介绍了郭沫若研究中心的发展思路、队伍组织和学术研究运行机制。宜宾学院何仁富介绍了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开展工作、举办学术活动，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成功经验。成都大学邓经武对“成都学”研究作了交流。会议对蜀学研究的总思路、蜀学研究中心的发展，以及《蜀学》辑刊的出版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我们要全面开展蜀学研究工作是很困难的。当中心成立之初，我即坚持创办大型学术辑刊《蜀学》，以此刊团结省内外及国外学者，发表有关蜀学研究的论文，争取每年出一辑。谢元鲁先生支持此意见。他认为只要连续出版五辑，必将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否则这个中心将会流于虚设。为此我们全力准备出版《蜀学》。我认为蜀学的核心是研究蜀中的学术思想，计划组织关于蜀学理论、蜀学史、蜀学思想、蜀中学者研究和蜀学文献研究等方面的论文。辑刊定名为《蜀学》，每年刊行一辑，每辑四十余万字，繁体横排，标准十六开本，连续出版。此计划得到西华大学领导的支持，《蜀学》终于在2006年9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我谨写了发刊词以表明本刊宗旨：
蜀学乃中华学术之一，特具四川地域文化之优长。其肇起汉初，衍于晋唐；繁盛于两宋，至晚清而复昌。自近代西学之东渐，时与维新，在京师设讲堂以提新学，于川中办蜀报作时事平章。梁任公以专学命题，引为重视；蒙文通撰专文议论，愈益显彰。故渊源有自，名实相当。兹创辑刊，新辟园地，探讨学术，不分界疆。冀我蜀同仁，学界师友，域外方家，咸为支持，盛举共襄。为继承蜀学传统，繁荣中华学术，黾勉竭力，行建自强。夫自由独立，乃学者品格之展现；求新辩难，为臻至高境之直航。朴素谨严，倡实学之风；持理争鸣，为求真而商。岷山苍苍，岷水泱泱。蜀学事业，山高水长。蜀学之光，我辈弘扬。
此刊出版后因是关于蜀学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内容多样而充实，设计古朴典雅，甚受学界欢迎，尤其得到蜀中老一辈学者的大力支持。在《蜀学》辑刊出版后，为了总结经验，蜀学研究中心于11月25日在新繁北湖活水源召开工作总结会，西华大学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心副主任邹礼洪主持。中心主任曾德祥总结说：《蜀学》第一辑出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希望购买和阅读辑刊的读者很多；此后集中力量办好刊物，不断提高质量和水平，争取以刊物扩大中心的影响，以刊物团结学者，以刊物出好成果。我从学术的角度总结辑刊的成就与不足之处，强调提高质量，强调原创性，并通报了第二辑的组稿情况。西华大学地方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主任潘殊闲认为：蜀学研究与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发展研究都是很好的研究平台，在名称上占有优势，一定要很好珍惜，把它做好。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和西华大学文史教师围绕如何办好研究中心，如何提高论文质量，展开热烈讨论。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在德指出：蜀学研究一定要紧密结合四川建设文化强省的需求，主动介入地方政府的重大文化项目研究。罗中先校长最后说：《蜀学》刊物是旗帜，是蜀学研究中心和学校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代表性的产物，这杆旗帜不能倒，也不可能倒；希望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抓住这个特色，凝炼学科方向，清理发展思路。
自2006年《蜀学》辑刊问世，讫于2011年，连续出版了六辑，共发表二百四十余篇论文。关于蜀学史和蜀学理论的了二十余篇，其中有《蜀学与蜀学研究商榷》、《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刘咸炘的〈蜀学论〉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文翁学堂图考略》、《论蜀学的特征》、《四川国学院述略》、《成都尚友书塾史述》、《我所知道的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尊经书院研究》、《四川存古学堂及四川国学学校考略》、《〈蜀学〉再释》、《古蜀史料辨伪》、《记〈文史杂志〉创办前后》等。关于近现代四川学者的评论与介绍了近三十篇，其中有《廖平经学初探》、《蒙文通先生的经学思想与治经方法》、《论吴天墀先生研治西夏学的成就》、《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廖平经学述略》、《白敦仁先生学术述略》、《贺麟家世考》、《曾枣庄治学述略》、《刘伯谷先生访问记》、《刘孟伉先生学述》、《徐仁甫先生学述》、《谢桃坊先生词学研究述评》、《龙晦先生专访实录》、《宋育仁与其〈泰西各国采风记〉》、《石天河自述——在学术边缘上的足迹》、《龚荫的治学道路和学术贡献》、《试述蒙文通先生关于佛典与道经之研究》、《民国学者李源澄简论》、《刘咸炘对的态度》、《读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汉语史专家向熹先生访谈录》等。关于蜀学史料刊出有常璩的《蜀学之兴》、李石的《苏文忠公集御叙跋》、全祖望的《新学与蜀学》、刘咸炘的《蜀学论》、蒙文通的《议蜀学》、刘咸炘的《自述》、傅增湘的《宋代蜀文辑存序》、顾颉刚的《〈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史事》、李调元的《童山自记》、谢无量的《蜀学原始论》、廖幼平的《我的父亲廖平》等。以上三项是《蜀学》辑刊最富特色的栏目，着重探讨蜀学理论，标榜和发扬近现代蜀中学者的学术成就，搜集蜀学史料，抢救近现代蜀学资料。这些是蜀学研究中的极重要的工作，甚受学术界的支持与欢迎。此外关于蜀中学术思想和蜀学文献研究的论文是《蜀学》的主体部分，共发表一百八十余篇，对从先秦至现代的蜀学个案均进行多视角的具体研究，出现了许多原创性的新成果。我们纵观《蜀学》辑刊，它应是专门性的、富于学术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大型学术刊物；因此它于2011年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受到学术界更为广泛的关注。
论文关键词：“茶饮”史话
茶与可可、咖啡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在这三大饮料中，只有茶的故乡在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都起源于中国。但茶叶在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饮料，并进而走向世界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国对茶的饮用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相传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先祖神农氏创立了医学。为了帮助人们战胜疾病，他通过遍尝百草来识别和了解药性，寻找治病的药草。有的草会含有毒性。据说有一日他尝了72种毒草，中毒72次。但是他都通过饮用一种神奇的药草而化险为夷。这种神草名叫“荼”。“荼”就是后来的茶。茶在古代还被称为“茗”，“皋芦木”。从这个传说看，中国人开始认识茶树及其药用功能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
从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我国先民发现茶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中就有了“采荼薪樗”的诗句了。意思是说农夫们采摘茶叶，砍柴为薪。世界上饮茶，种茶起源于中国，那么中国的茶树栽培和饮用又起源于那里呢？研究表明，它起源于巴蜀地区人文历史论文，即今天的四川一带。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东晋《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就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意思是说古代四川向中原地区交纳，丹药，油漆、茶叶、蜂蜜等当地特产。从地名学来看，蜀国在古代又称为葭萌郡。葭萌是古蜀人对茶叶的一种称谓。因此葭萌郡的意思是茶郡之意，即生产茶的地方论文服务。历史记载，西汉时巴蜀一带便已经饮茶成风。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茶具出售。茶具的市场化正是茶饮普及化的表现，也是茶饮民间化、群众化的结果。
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在中国的范围日渐扩大。特别是当时的文人更是把以茶待客作为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由于文人们的参与，中国的茶饮很快发展演变成茶艺，并进而形成独特的中国茶文化。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和尚坐禅破睡，饮茶发挥了独特的功效。因此各地的寺院开始大量种茶和饮茶。饮茶之风也就随之盛行开来，当时的人们称“茶佛一味”。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茶饮之风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和传播。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关茶饮的学术专著，陆羽的《茶经》就在这一时期问世。为了纪念陆羽在推动中国茶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人们把“茶神”的桂冠送给了他，并将他供奉在官府的茶叶库和民间的茶肆之中。自唐以后，茶饮之风不但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成了人们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各国商人，使者纷纷前来唐朝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而将茶饮之风也带到了世界各地。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确切讲来应该称为“丝茶之路”，因为茶叶也是当时商贸交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近邻日本茶道之风更是盛行。据说唐朝时日本高僧最澄来中国求佛，回国时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进行种植并获得成功人文历史论文，从此日本人也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并将中国的茶艺技术发扬光大，形成了在今天仍然风靡全日本的具有大和民族特点的日本茶道文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中国人饮茶已不但是为了解渴、保健和提神，而是将茶饮当作一项高雅而又精致的艺术生活来看待。茶除了它的实用功效外同时也富有欣赏情趣，可以陶冶一个人的情操。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能鉴别茶的优劣，更带有神思遐想和通过茶因所产生的情趣。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或浓或淡的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或与朋友对饮，不但能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还可以在细啜慢饮之中，得到美的享受，使精神境界提升到一种高雅艺术境界之中。正因为茶饮的这种功效它特别受到历代文人墨客们的青睐和追捧。也正是他们的参与，使茶饮已变成了国人的一种文化行为。品茶待客成了我们生活中一项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
【关键词】 青铜剑；来源；古巴蜀
一
我国青铜剑出现于商代晚期，西周时期开始大量流行，是我国古代青铜兵器中独具特色的品种，分布范围广，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均十分明显，基本上可以分为中原系统、东北系统、北方系统、巴蜀系统、西南夷系统和吴越系统。巴蜀系统柳叶形青铜剑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剑样式，最早的青铜剑出土于成都十二桥晚商遗址[1]，一出现就是一种较成熟的兵器形制，在中国也未发现其起源的演变序列，而在近东地区，相同形制的青铜剑有着完整的演变序列。从目前的考古资料分析，柳叶形青铜剑最早发现于安那托利亚文明，时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 稍后在近东文明， 继而在中亚文明中大量出现柳叶形青铜剑。横跨欧亚大陆的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出土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可以早到2200～1700BC， [2]相当于中国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印度地区从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开始出现柳叶形青铜剑，一直流行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而中国西南地区直接出现这种成熟的剑型， 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应当是受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直接形成。
近年段渝先生提出“柳叶形青铜剑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的近东文明区， 这种剑型由西亚、中亚， 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 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3]对于柳叶形青铜剑的起源地，笔者亦认同段渝先生的观点。同时，本文就西南地区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与中亚“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型”出土的青铜短剑相比较，对古巴蜀地区柳叶形青铜剑的来源路径再做粗略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二
童恩正[4]、段渝[5]指出我国古巴蜀地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和东南亚、南亚和近东地区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和文化交往。段渝先生在《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中论述柳叶形青铜剑传入道路 “是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地区，即通过南面的经济文化传播通道传入。但在古巴蜀和南亚印度之间柳叶形青铜剑的传输道路，还需要今后大量的考古实物补充证明。
本文提及的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早期中心遗址位于萨彦-阿尔泰地区，与我国新疆地区接壤，其传播路径主要向西西伯利亚及东欧传播，直达芬兰境内的波罗的海沿岸，向东南传播接近中国的中部。 [6]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型最有特色、数量最大的器物是青铜剑，在整个“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里，出土数量最大的就是柳叶形的金属器，大部分都可以归类为青铜剑（短剑）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大量出土的柄部没有纹饰装饰的青铜短剑，一种是少量出土的柄部饰有纹饰的属于“公爵”等级的青铜短剑。[7]我国西北地区目前同样出土过“柳叶形剑”。上世纪60和70年代先后在阿尔泰地区发现几件“柳叶剑”。据易浸白《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 在该墓出土的随葬品中， 有4 件铜镞，“有三棱或扁平棱形等式， 后一种较大而又薄如铜片， 极为罕见， 可能不是镞”。[8]林梅村在《商周青铜剑渊源考》中判定它是“柳叶剑残片”， [9]近年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征集到的1件的摹本。[10]据介绍， 这件青铜柳叶形剑， 全长22厘米、茎长14.2 厘米、最宽处3.9 厘米， 把长7.8厘米。整个器形细长、轻薄， 塔城市出土， 现藏塔城市文管所。
三
一般来讲，每一种器物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作用或意义，都适应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分布于广袤的北方森林草原地带，生业模式以游牧狩猎为主，对生产生活工具的便携性、灵活性有直接的诉求；同时尚武之风盛行，近身作战要求个人身体的灵活性，促使了短兵器的大量使用，短剑两者兼顾，大量流行则成必然。从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及遗址的孢粉分析，在商周时期古巴蜀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河流沼泽众多，植被繁茂，早期生业模式以狩猎采集为主，生产生活工具同样需求便携性、灵活性；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古巴蜀地区并不适合长兵器作战和车战，而适合短兵器近身作战，迅速接受使用剑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在古巴蜀地区考古发现基本不见车马器，也是一佐证。
从铸造技术看，“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发现的铸范大多数为石范。[11]而古巴蜀地区从属于“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影响范围内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12]，其青铜的铸造技术是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另一传统，即铸造简单的工具或兵器是用石范，铸造较复杂的容器或装饰品时用失蜡法，中原地区则主要使用陶范。[13]我国北方系统、巴蜀系统和西南夷系统的青铜剑从一开始就是柄身连铸，[14]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剑亦是连铸而成。段渝先生认为商代古蜀文化在青铜合金技术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显著的地域性。古蜀文化实用青铜器最显著特征就是锡含量较高。在塞伊玛-图尔宾诺的早期遗址中的金属器几乎百分之百为锡青铜。[15]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许多纹饰或饰物都以动物为主题，仅在表现手法上有差别。“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青铜剑也有大量动物为主题的装饰。可见两者在青铜剑制作技术、装饰上有十分密切的交流、影响。
从丧葬习俗讲，在塞伊玛-图尔宾诺金属器中，武器占大多数，并且以直銎斧（钺）、矛、和短剑为最常见的随葬组合。[16]普通墓葬随葬素面青铜剑，在高等级墓葬中才有带装饰纹饰的青铜剑出土。古巴蜀地区用青铜剑随葬的，目前有四种组合：仅随葬一件青铜剑；随葬两件兵器，一般以剑、矛或剑、戈为常见组合；随葬三件兵器，以剑、戈、矛的组合为主，其次是以剑、戈、钺等其他组合；随葬四种兵器的，一般以剑、戈、矛、钺组合。从墓葬形制和其他随葬器物可知，等级越高的墓葬随葬的兵器种类越多，但大部分高级墓葬都随葬有繁复纹饰的青铜剑。可见两者在随葬习俗上也有极大的相似性。
从传播路径看，古蜀地区与西北高原甘青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生了文化交往，不少学者都认为我国氐、羌族的文化来源于马家窑文化，古代中国西南地区的两大主要民族集团中， 氐羌民族与发源于黄河上源湟水析支（一作赐支） 之地的古羌族在族源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古蜀王国的统治者也多与氐羌民族集团有关。[17]。四川西部高原历年所发现的彩陶如四川汶川姜维城遗址和建山寨遗址发现的彩陶，明显与马家窑文化相关，从而证明了早期氐羌民族就已经南迁入蜀。[18]从川西高原一直向南分布到云南的大量石棺葬等文化因素也来源于西北甘青高原。徐鹏章先生指出，古巴蜀地区很早就和现在的甘青地区有着频繁的往来，从四川西北到甘青一带有一条长期的联系双方往来的通道。[19]张玉石先生也指出，由关中平原经过周南下，越秦岭经汉中、城固到川西平原，是当时一条商文化入川的重要线路。[20]
由上可见，横跨欧亚北方草原大陆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的青铜剑，从中亚的萨彦-阿尔泰地区出发，经新疆地区，通过后人称之为北方丝绸之路的通道至甘青地区，再由关中平原至汉中、城固，最后到达古巴蜀地区。巴蜀系统青铜剑是古巴蜀地区先民开放务实，充分吸纳外来文明的先进因素，通过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抉择，经过巴蜀先民的创造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巴蜀系统柳叶形青铜剑。
【注 释】
① 《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将数量极大的素面青铜剑归类为刀和短剑类，将带金属柄的归类为“公爵”等级的武器――短剑，其实根据形制判断大部分柳叶形双刃刀就是青铜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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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Journal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四川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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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周期：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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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特色资源是指“一定时空内，与其他资源相比具有明显差异性，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竞争优势资源” 。一般说来，特色资源体现出经济性、稀缺性、差异性、可开发性的特点，尤其在“吸引资金、技术、人才方面，在整合生产要素的力度和速度上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因此，对巴蜀地区而言，开发其多样性强的地域文化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特殊的自然环境赋予巴蜀地区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决定其开发的巨大潜力。在众多的文化载体中，巴蜀酒文化可谓是一枝独秀，负载着久远的历史与厚重的价值。明清以来，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巴蜀地区以川酒为代表的酿造业得到了飞速发展，随着满长岁月的累积，酿造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川酒与地方经济、文化的互动
川酒大都分布在四川东部盆地以内,其外圈“西起广元、江油、灌县、邛崃一线，向南经过乐山、犍为、宜宾、泸州、合江，向东延伸至重庆、涪陵、万县和云阳；内圈西起绵阳、德阳、广汉、成都、彭山、眉山，南过荣县、自贡、富顺，东连合川、广安、渠县乃至达县” ,呈U字形分布。川酒文化千年传承,形成了许多独特遗产,极大的丰富了酒文化内涵。
1.川酒与诗词歌赋
酒与诗向来联系紧密，诗人们将自己的思想行为、生活感情、政治抱负等融入到酒文化之中，饮酒也由一种日常生活变为了一种具有多层意蕴的复合意向与文化符号。它所积累的情感与文化心理，成为一种民众认同的象征主义文化载体。在《华阳国志》中写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由此可见，远在巴蜀时期以酒为载体的诗词文化现象就已经出现。这些诗词也正因为川酒的独特韵味而获得了丰富的内涵，赢来了一次次文学艺术的创造巅峰。
2.川酒的文化继承
课题组成员相继考察了五粮液、文君酒厂、水井坊、沱牌四个酒文化建设基地。以五粮液为例，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五粮液是儒家中庸文化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不偏之, 谓中, 不易之谓庸”, 五粮液酒具有的“香气悠久, 味醇厚, 入口甘美, 入喉净爽, 各味谐调,恰到好处, 酒味全面”的卓越品质, 体现儒家思想和谐理念。五粮液和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一脉相承, 体现了中庸和谐的集杂成醇文化理念, 达到了色、香、味俱全的佳境, 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庸和谐”的完美境界。
3.川酒与经济开发
酒文化与酒文化资源之间是一种相生关系，酒文化产业集生产示范、科学普及、旅游观光为一体，能够展示独有的地方特色，这些酒文化风情构成了独特资源，是四川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晶，它们展现了巴蜀酿造特有的文化底蕴，再现了不同民族的人类文化传统符号，对吸引外来游客、传承民族文化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此酒文化背景下，四川的民俗产业应运而生，“通过旅游活动，亲身体验到当地的民俗风情、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审美情趣，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川酒开发的问题及建议
一般认为，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连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论就是以系统观点出发，抓住系统与要素，系统与环境，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综合的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优处理问题的学说，其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目的性、稳定性、突变性、组织性和相似性等特征。” 系统论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被广泛的应用于现代社会问题研究中。
结合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我们认为川酒文化的开发关键在于用系统论的方法处理好产业、资源两者的关系。
首先，应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针对四川酒文化的发展战略，建立科学的论证、备案、与审批制度，以保护各类酒文化资源，提高其资源开发效率。
其次，运用点线面一体的开发思路，避免粗放式经营，四川酒文化资源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若采取传统的零散无序的粗放式经营开发模式，便会降低酒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因此在四川酒文化开发过程，应运用点线面一体的开发思路。
四川酒文化资源是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的综合体，因而，要使其得到科学的发展必须建设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能将历史与文化角度将四川酒文化资源做到有机结合。对四川酒文化进行系统开发，不仅仅是建设资源所在地经济、文化事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引领着我们对地域文化未来道路做出思考与选择。更应建立内部发展机制――对特殊资源的系统开发是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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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化传承有赖于于书籍的保护，古代书籍能够流传下来，大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手抄，一种是刻本。在道教文化研究中，我们的视角多集中在研究抄本和刻本本身，而对印经院的研究相对缺乏。二仙庵印经院，作为川西较为有名的道教印经院，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印行了诸多道教经书，对道教文化及巴蜀文化的传播和继承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道经是道教文化的主要载体，道教文化有赖于此，方能流传广布。因此，道教徒众将道、经、师合称为道教三宝，可见道经在道教中的重要性。在道教里，道经不但是修学道法之门径，而且诵读经典也是成仙飞升之法门。如《灵宝度人无量上品妙经》卷一云:“而好学至经功满德就，皆得神仙，飞升金胭，游宴玉京也。上学之士，修诵是经，皆即受度，飞升南宫。”经之功德可谓无量。
因为重要，所以道教徒众对道经的尊重又显得特别突出，道戒中有云“不得毁谤道法，轻泻经文。且对抄写经书做了严格规定，如有错漏，其罪殃及七世祖或九世祖。所以，遗留下来的敦煌卷子里，书写道经的纸张是最好的，书法也是最为工整的。道教尊经，护经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道教典籍之丰富，可谓汗牛充栋，据新近出版的《增补新修道藏目录》一书估算道经数量“除去互见重复，也有五千数百种、几万卷之多”，历代也曾多次编纂“道藏”。据《道藏说略》一书所述仅古代就有郑隐藏书、陆修静《三洞经书》、孟法师《玉纬七部经》、唐《开元道藏》、《大宋天宫宝藏》、《万寿道藏》、《大会玄都宝藏》、《大元玄都宝藏》、《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等。近代现代又编有《重刊道藏辑要》、《敦煌道藏》、《藏外道书》、《庄林续道藏》、《道书集成》、《道藏精华》等道教丛书。且不论近现代所出版的道书，古代这类大型道书多以帝王之力刊行，并颁赐天下宫观。唯《大元玄都宝藏》是以全真教之力所编。这些大部头的编撰、刊刻、流通因为耗资巨大，多赖封建帝王相助方能完成。宫观自行刊刻印行经书之事鲜有记载，唯有写经、抄经之说比较盛行。直至金代撰作《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经时还单列有“写经品”专述写经事宜，可见在印刷术发明以后，抄写经书依然是道众传播道教文化的一种方式。基于此，我们的精力更多地放到了对大型道教丛书和抄本道经的研究之上，而很少注意到:以某些著名道观为主导，刊刻印行道教经书的一些情况。由此，今天我们将目光转向成都二仙庵印经院，以此一斑管窥道观印经院的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佛教有南京金陵刻经处、德格印经院等著名印经院，而道教印经院却鲜有被提及者。今天我们所说的二仙庵印经院，从成立的时间上来说有些许不明朗之处，但是作为川西著名的印经之所，却为保存和传播道教文化立下了不可磨灭之功。
现在所能够知道的最早有关此印经院开始印经的时间，大约是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仙庵阎永和方丈发起刊刻((重刊道藏辑要》一书始。虽然这个时间颇有模糊之处，且当时并未专名二仙庵印经院，然这一切并不碍二仙庵以后的印经事业。直至今日，二仙庵当时的刻板仍在青羊宫印经院印行经书，为道教文化的传播默默无闻地发挥着他的作用。这也许是当时开办印经院的阎永和方丈所没有想到的。现从青羊宫二仙庵印经院所印经书，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简单论述，以为抛砖引玉，望能引起各位学人对道教印经院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并能对此类刻本进行分类研究。
二仙庵刻板中最为著名者，当数《重刊道藏辑要》。重刊道藏辑要的闪光点不在于它刊刻所用时间之长，亦不在于这些年来刻板保护之不容易。而在于两次增补的《道藏》未收道书赖此得以保存下来，其中所补并非全为珍品，但当时所出道经之风貌和明清道教文化之情状借此可得一观。蒋氏增补了“如题‘孚佑帝君’、‘八洞仙祖’、‘三山留史韩湘’、‘文昌帝君’等等乱仙之作，及清张持真辑《忏法大观》、《阴鹭文注》、柳守元撰《道门功课》等。”阎永和方丈增人的《青城山记》和《二仙庵碑记》又对研究四川地区道教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因此，《青羊宫·二仙庵志》有云:“《重刊道藏辑要》不仅集中保存了不少《道藏》以外的道教经书，而且，在明本《道藏》奇缺的那些年代，为道门内外阅读道教重要典籍，提供了相当方便，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吕〕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二仙庵《重刊道藏辑要》的刊行，保存下了明清道教文化，使之不至出现断层。此是对二仙庵印经院之设最好的历史回报。
二仙庵印经院，除了刊行《重刊道藏辑要》之外，((广成仪制》也算是二仙庵印经院所刊刻的又一宏伟巨制。《广成仪制》共290卷，1911年成都二仙庵刻板，1913年重刊。是书乃当时“川西地区流行的科仪经本”，是川西地区明清时期全真教广为使用的斋醇道书，其中收录的“《关帝正朝全集》、《文昌正朝全集》、《川主正朝全集》科本，反映清代道教民间信仰的盛行。)而《川主正朝全集》透露出的巴蜀地方文化特色，为研究明清时期的巴蜀地方文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召请神抵中有如“万天川主左垂右相崇应护国救民大帝玉洞长春天尊。等神尊，则显示出地方信仰神抵进人道教神系的痕迹。由此可见，二仙庵印经院对文化传承，以及对地方文化资料保存的功劳。
将视线从这些大丛书上移开，二仙庵刊刻的一些小书也保存了诸多的道教文化信息，如现在还能在青羊宫印经院购到的《难字典》，便是其中之一。《难字典》一书，收录了部分道教中常用的难字，异体字和俗字，这对翻阅手抄本道书有一定的帮助。其中，有些难字为道教专用，不借助此书，恐难识别。故其传继文化之功亦不可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