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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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以初步建成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以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为主导、多元化市场主体广泛参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其中，公益方面，我国已逐步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乡镇的多级政府公益组织；经营方面，我国建立起专业分工趋于完善、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的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合作方面，目前全国已成立了经工商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50多万家，在促进农技推广、生产资料供应、标准化生产、农产品营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
2.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对农业推广硕士的需求
由于我国农业正面临着阶段性的新变化，致使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农业推广人才在“质”与“量”上的严重不足，成为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所面临的最直接问题。
2.1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面临的人才困境
首先，在现行的公益机构中，人员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基层农技推广新旧力量出现断层，推广队伍专业化水平不足，知识老化现象严重；其次，部分农业经营机构缺乏对行业内涵的界定，加之涉农服务行业特殊性导致的人才从业意愿低糜，令机构难以招收符合行业规格的人才，且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法律意识；[3]其三，在岗的农业技术从业人员对于农技以外的其他知识和技能疏于提升，使得国家推进现代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政策失去人才支撑。
2.2农业推广硕士对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的重要性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面临的人才困境，非常直接地对农业推广战线上的农业科技人员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农业推广硕士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其目标在于培养具备农业推广技能，致力于农村发展服务，能解决生产、管理及建设中实际问题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因此，设立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学位不仅是时代的需求，是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求，更应是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的需求。
3.我国农业推广硕士培养体系面临的问题
第一，生源方面。①经费自筹的方式增加了报考者的学习成本，且由于招考对象多为在职人员，时间精力有限，有些潜在生源虽有攻读农推硕士的意愿，却终因力不从心而放弃。②农推硕士招收单位的日益增多，造成争抢生源的现象逐渐激化。③年龄、知识背景以及工作单位性质的差异，令生源的思维能力、对高新知识的接收能力参差不齐，就对高校的培养方法与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第二，思想认识方面。部分高校对农业推广硕士的思想认识不到位，认为农推硕士是在职攻读学位，其目的仅在于取得一纸文凭，增加升迁的筹码，因此对其疏于管理，甚至将招收工作当成盈利创收的捷径，从而在思想上降低对学员的要求。第三，培养方案设计方面。部分高校在农业推广硕士培养方案的设计中，仍将教学内容侧重于理论基础知识，缺乏实践性的案例教学，导致农推硕士难以将理论运用于实际，使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初衷难以得到实现。第四，培养过程方面。①由于生源为在职人员，致使高校的教学安排难以兼顾每位学员，培养计划有时不得不进行变动，甚至出现学时缩水的现象。②部分教师教学管理不规范，未制定课程大纲、课件和讲义，考试过程不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4]③因时间和空间等原因，部分校内外导师对农推硕士疏于指导，学员也同样缺乏主动性，导师负责制名存实亡。第五，论文研究方面。有些研究生以时间精力不足为借口，跳过论文开题、中期检查等环节，直接进行论文撰写，难以保证质量，且在选题时多选择大而空的内容，未结合生产实践，没有现实意义。
4.完善农业推广硕士培养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
基于农业推广硕士培养体系在生源、思想认识、培养方案设计、培养过程以及论文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通过以下几方面提高农业推广硕士的培养质量，从而为我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弥补现有的人才缺陷。
4.1整合高校、政府资源，保证生源的“量”、“质”
高校应在保证培养质量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政府则应以提供学费补贴的方式，为学员以及高校提供一定的求学、办学资金支持；高校必须加大重视力度，在坚持培养标准及培养目标的基础上，采用灵活多样的个性化培养模式；政府应当同高校订立共同培养农推硕士的办学协议书，将干部培训同农推硕士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干部任职资格、职务晋升与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进行挂钩；高校应将主要招收对象定位为农村基层中青年村干部、一线科技推广人员以及服务基层的“村官”。
4.2端正高校办学态度，提升学位认同感
针对高校自身、学员以及教师对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认同感较低的现象，高校应当明确农业推广硕士只是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又一种方式，与学术型研究生处于同等地位，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并进一步端正办学思想，严格管理。要加大重视力度，完善培养环节，保证培养质量，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懂科技、懂应用、懂管理”的人才，逐渐改变师生偏见，提高学位认同感。
4.3兼顾理论与实践，适当调整培养方案
农业推广硕士的特殊性，决定其教育必然要紧密结合职业岗位的要求，充分考虑研究生及农业推广部门的实际需求，将培养内容着重放在农业推广理论、现代农业信息传播技术以及适应农村发展实际的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知识的扩展上；要打破传统的学院式教学培养模式，聘任优秀及推广经验丰富的高级专家担任授课教师，采取“到生产实践中办学”等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不断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和技能。
4.4规范教学过程，切实保证培养质量
要严格落实学分制，督促在职农推硕士合理安排工学时间；加强教学过程管理，注重考勤工作，只有修满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分数，方可参加毕业答辩；不断深化任课教师队伍改革，聘任课堂教学成果显著、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的高职称教师，采用研讨、报告、案例分析等方法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融入具体的实际案例中，提升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选聘富有责任心，从事过技术推广、科技成果转化等应用研究，具有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优秀教师对其进行悉心指导。[5]
4.5完善论文研究环节，切实提高学位含金量
论文摘要：现代教育的本质特征需根据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来确定。而对现代社会本质特征的研究应符合教育问题研究的范式。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的划分可以全面考察个人的存在形式，可以兼顾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突出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可以明确教育构成要素在现代社会的基本的相互作用的情况及与外界的关系状态，进而明确现代教育的本质特征。
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教育影响社会的本质和发展。同时教育又被社会系统的本质特征所决定。当一种教育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特征来源并适用传统社会，可称之为传统教育；而当一种教育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特征适应现实社会。并表现出对未来社会的较大适应性，则称之为现代教育。对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划分是根源于社会特征本身的，研讨现代教育离不开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对现代教育的本质特征的建构必须建立在对现代社会本质特征研究基础上。
归纳各阶段的社会本质特征，而要以一种符合教育问题研究逻辑的方法分析社会各阶段本质。因此，有必要从新的角度研究构建社会的构成要素，进而归纳总结社会本质。关于社会构成要素有很多研究。实际上多种划分方式的共存是必然的，根据不同学科的研究要求，应该对社会构成要素做不同维度的划分。本文借鉴查尔斯-霍顿-库利在《社会过程》一书中对社会构成要素的划分方法。将社会构成要素分为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两部分。这种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的划分可以全面考察个人的存在形式及与外界的关系状态，可以兼顾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因此可以明确教育、人、现代社会三者相互作用的情况。
库利认为，个人是一种个体的生活形式；制度或群体是非个体的生活形式。由于许多生活形式不以个人为特点，它们根本无法被那些只对个人感兴趣的人理解和发现，因此对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的区分具有实际的意义。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的关系体现为：非个体形式是由个体形式构成的，但非个体的形式的历史不能等同于特定个人的生活历史；无论何时只要两个个体形式联合起米，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非个体形式，但新的非个体形式不能等同于原有两个个体形式的简单相加；个体形式的发展往往是很难被自我觉察的，并且这种发展无时无刻的受到非个体形式的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生活形式，包括个体或非个体的形式都在探索着另外的生活形式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和促进因素，并做出最适宜的反应：个体或非个体的形式的发展既依赖于人们的远见卓识，也离不开无法预见的偶然性因素。
当然，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之间存在交叉重叠之处，因为二者都包含共同的生活。由于它们的组成要素是一样的，如果你从中抽走所有的个人，二者都将一无所剩，其他系统也会消失殆尽。
1、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社会特定的生活形式主要有——个人、政党、国家、教义、改革方案、神话、语言等。其中个体形式主要是个人，非个体形式主要包括政党、国家、教义、体制、改革方案、神话、语言等等。不同的社会都存在着个体形式和非个体的形式，不论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都存在这两种形式及两种形式的关系。但是在不同社会，它们的内容不同，本质内涵也不一致。以此来判断现代社会的特征，就可以在不同社会的共性基础上寻找到现代社会的个性特征，也可以预测出将来社会的基本走向。
农业社会是以土地及劳动力资源的增加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而工业社会则是以自然资源和资产的不断投入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现代社会则是以知识和信息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现代社会的起始时期基本可以判断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从全世界的整体趋势来看，社会发展的动力基本来源于知识的增长。
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个体形式和个体形式之间，往往体现出被动的合作和潜在的利益冲突。被动的合作是由于社会生产的要求，要求个体之间的共同劳作，互为协助，来完成生产的需要，个体的力量往往难以满足生产的需要，而生产的成果与个人利益的直接关系很少：潜在的利益冲突则是由于社会生产需要的资源是具有排它性的、消耗性和稀缺性，因此也在生产的成果的占有上往往体现为潜在的冲突。
在现代社会个体形式和个体形式之间，则体现出主动的合作和潜在的利益共享。主动的合作主要是因为社会生产中，生产的产品往往以知识的形态存在。共同合作能够创造出对个体有利的产品，知识也与有形物质资源不同，具有共享性，不具有排他性。
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个体形式与非个体形式之间，往往体现为个体形式受制于非个体形式，个体形式的力量被彰显的程度很小，非个体形式的发展状态往往是与人性的需要背道而驰的。
在现代社会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之间，则体现出个体形式被最大程度的张扬，其作用和力量受到非个体形式的认同和肯定，而非个体形式也因个体形式的发展而有更良性的发展。
现代社会的这些特征具体体现为：
个体与制度的关系。关系体现为民主与专制的不断制衡。而主体是强调民主。个体形式的发展要求必然强调民主平等的制度，以保证个体形式的最大程度的发展空间。
个体与生产力的关系。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更加依从于个体的智慧力量，而非个体的数量。
个体与文化的关系。个体充分占有文化资源，创建符合自己需要的世俗文化，也促进文化资源的最大程度的灵活、生动的发展。
因此，现代社会的特征可以被概括为：社会的个体形式和个体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主动的寻求合作和潜在的利益共享；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之间，则体现为个体形式的作用被最大程度的突显。
2、现代教育的本质特征
现代社会的特征对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要求教育做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变革。在教育目的上，要求教育活动的目标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既具有群性的适应性，同时又具有强烈个性的人：并且需要培养个体之间的交流合作和共同生存的能力。在教育内容上，以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适应性为主要目标，组织教育内容，要求与社会的真实发展状态密切相关，并给受教育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和内容。在教育媒介上，在要求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更加要求符合受教育者真实学习需求的有针对性地使用有效媒介。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上。在教育性关系的基础上则增加了社会关系的要素，关系趋于平等，要求增加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合作，相互学习补充。
因此，现代教育的特征可以概括为：
从个体形式发展上看。教育的目的、内容、媒介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以提高个体形式的适应、合作、共享、自主发展的能力为终极目标。从个体形式与非个体形式的关系上看，教育的目的、内容、媒介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以符合个体形式的发展需要，实现受教育者作为个体形式对非个体形式的适应。并尽可能的凸现个体形式的作用和价值为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04.
[2]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17-20、245.
论文摘要:在台湾文坛，黄春明以一种人文关怀的姿态，以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为本，对乡间老人问题的凸显进行审视与思索，表现一个具有浓郁乡恋情结的人文知识分子对乡村老人处境的忧思与观照。本文以忧患意识与关怀视角为支点，对黄春明小说中凸显出的老人与土地、老人与社会、老人与亲情的硫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
爱之深，源于对认识对象的深切关注之情。人生的这种情感，在许多方面都是以一种优患的情思表现出来的。文学世界的人生优患意识生成，主要源于作家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有赖于对人生苦难现象的一种优患艺术审美的深刻体验。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困境、命运前途以及人生期盼始终是作家关注的焦点，但是不同的作家对人的研究并不相同。在人类生存的过程中，生命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种关系的困扰。
一个作家面对这三种关系，在其内心剧烈的困扰和冲突中，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处理方式:“有的直面这三种关系矛盾冲突的残酷，用写实的笔触冷静地展现出人类生存的图景;有的在这残酷的冲突中，用荒诞悲凉的笔法构建起荒原意象;有的则用浪漫的心绪寻求着三种关系的和谐，在富有诗意的境界里把爱意洒遍人间，为自然、生命、社会献上自己的一腔真情以及发自内心的深沉优患。”黄春明的小说基本上属于后一类，他的小说多是把对于在困境中挣扎的老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美好人性、道德和顽强生命力的温情书写与在现实、社会、历史中的冲突，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以一种人文关怀的姿态，形成一种无形的张力，形成一种对现实、人生、命运和社会的强烈观照与深沉思索。
从早期的农业社会，经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到八九十年代的工商业发达的一系列变化，虽然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富裕与繁荣，但是各种矛盾和危机也相伴而生，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台湾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一般社会学家较多地看到城市老人的孤独寂寞，其实，由于缺乏退休工资、医疗保障之类的福利条件，农村老人的生活处境成为更具人文矛盾的社会问题。在黄春明笔下经常可以看到:在快速变迁的台湾后工业时代，青壮年为了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梦想，纷纷离开乡土到城市讨生活，只有老人被留在“农渔村落的乡间”。乡村社会呈现的是一个在偏远地区，任由老人自生自灭的人群高龄化社会生态。
对于老人与自然、老人与社会、老人与亲情的关注，在黄春明早期创作中已经出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则呈现出一种更为自觉的创作精神和探索力度。可以说，对于老人题材的书写，贯穿黄春明创作的始终。如果说，六、七十年代的黄春明是从宜兰出发，以他和乡土、乡情、民间文化传统的天然联系和眷恋情结为支点，审视、观照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冲突、碰撞背景下的老人处境，塑造了乡土文化的守望者、捍卫者和末代见证者，唱出世代与土地相依的乡土人生恋歌。那么，八九十年代的黄春明则是在社区建设、乡野调查、文化重建等一系列社会参与中，重返精神故土，以他对故土社会现实和历史的重新审视与观照，透视了台湾城镇化进程中凸显的“老龄化问题”的症结，表现了一个具有浓郁乡恋情结的人文知识分子对被迫与土地、与社会、与亲情疏离的乡村老人处境的优思。
中国人的恋土意识是强烈、深沉的，它在潜移默化中渗人华夏子孙的深层意识与心理结构之中，化为他们一切行为的强大驱动力。作家黄春明以一个乡土之子的情怀，写出乡间老人与土地、与自然的疏离。在他早期小说中，老人形象是乡土风情的美好化身，扮演着乡土文化在现代文明侵蚀下日趋没落、消隐的历史见证者角色。他们身上更多承载着作者对即将逝去的农业社会的故土世界的追怀和感伤，最有代表性的是青番公和阿盛伯。
《青番公的故事》中的吴青番这位七十多岁还在田里劳动的老人，“本身就是土地和历史的象征”。他二十一岁那年，洪水毁了他的家，淹死了他的祖父。五十年过去了，青番公征服了自然，重建了家园，他的家族也繁盛起来。然而，他却在新的现实面前感到深深的悲哀。因为生活转人新的轨道，新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威胁是他无力抗拒的，他以血汗和生命确立起来的传统信条和田园，面临着继承的危机。对世代农村因袭相承的生活信念进行挑战的，不再是自然的灾害，而是另一种把他的儿女全部吸进去的物质文明。如果说青番公身上体现的是人生经验无人继承的伤逝情结，那么在阿盛伯身上，则正面展开了老一辈对传统乡土的守望和捍卫。小说以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叙事策略，生动叙述了他们面对现代工业文明侵蚀田园诗意般的农业文明时所遭遇的彻底惨败。透过阿盛伯的命运遭遇，作品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侵人农村后引起的悲剧性冲突。从动员村民反对到聚众持械阻碍施工，再到向县长陈情、据理力争，阿盛伯始终扮演着乡村护卫者的角色，但时代的车轮是滚滚前进的，他最终以自溺于游泳池的失败者悲剧成为时代变迁中的最后一曲悲剧性命运挽歌。 在多变而又多面的社会现实面前，老年人的生命状态和人生抉择，成为考察时代变迁的一面镜子。黄春明笔下的老人境遇并非一种孤立、静止的生命状态，它始终与社会因素、时代变化联系在一起，构成老人与社会的对应视角。如果说黄春明早期小说中的老人形象更多是以“乡村守望者”的形象出现，捍卫着与土地世代相依的乡村历史。那么，他后期小说中的老人形象则象征着乡村老人的集体失落。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工商经济取代农业经济，乡村老人由动辄“子曰”跨进“报纸说”的社会。他们虽身处大众传媒的时代，却被迫与现代社会疏离。如《现此时先生》中，那些老人每天除了“反当昔日的辛酸，慢慢细嚼熬过来的骄傲和叹息”，他们与现实世界的唯一联系便是听一个有着“现此时”口头禅的“现此时先生”读旧报纸。而旧报纸的来源，“不是从山下杂货铺子包东西回来的，就是上城的人，顺便到车站捡回来的”。在现代文明的快速前进中，老人们已经和破旧的三山国王庙一样，被社会遗忘在封闭的蚊仔坑。小说最后写到，这群笃信“报纸说”权威性的老人，为了证实蚊仔坑母牛生了小象的报纸消息，奔波劳顿于上山途中，以至于现此时先生气喘病发作而死在半道。“现此时先生”的死，其实也反映被社会遗忘的乡村老人对社会的一种无声抗议，他的悲剧承载的是与他一样渴望自我身份指证的“小人物”的共同性命运悲剧。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文明和进步，但在文明的必然性中也隐藏着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淡薄、亲情关系的疏离。随着台湾社会结构的改变，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已经不复存在，传统的伦理亲情、价值观念在势利、虚伪的现代文明的强势攻击下变得支离破碎，乡村“孝梯”等美好的传统伦理道德在年轻人心中已被扭曲、异化而日渐消解。老人的精神孤独、精神赡养问题极为突出，台湾的社会转型、现代工业的畸形发展是以牺牲老年人的幸福为代价的。关于老人安养的现实境遇，是黄春明一直焦虑的问题。他写于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小说，敏锐地捕捉住这一社会现实，以哀婉的情触、理性的质疑、严厉的批判，写到现代工业带来的新变化，对传统伦理亲情的泯灭，对老人与亲情的疏离表现出最深刻的反思与焦虑。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小应该定位于“立足农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而应该与城市基础教育的目标一样，定位于为整个国家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
随着我国政府和社会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日益重视，农村教育也逐渐成为教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所有的农村教育问题中，农村教育的目标是最为关键与核心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决定了广大农民及其子弟的命运，也决定了农村经济、社会乃至整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稳定。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认为我国当前农村教育的目标应该定位于立足农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其中有一些研究者还批判我国当前的农村教育存在，目标的单一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结果导致未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是种田不如老子喂猪不如嫂子(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首先，农村教育不等于农村基础教育，不能将两者的目标混同。农村教育中除了包括农村基础教育以外，还包括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农村高等教育、农村成人教育等几个部分。农村基础教育的对象是农村未成年人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农村高等教育、农村成人教育的对象却主要是成年人，将后者的目标定位于为农村培养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将前者的目标也定位于此却是很不适合的农村义务教育在包括农村的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在农村一些地方也逐渐普及，因此现在可以说，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也正在逐步走向普及化，接受基础教育将成为每个农民子弟的权利和义务。而普及化的农村基础教育就应该为农村学生提供普通教育，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生源，农村基础教育隶属于整个国家的基础教育，它与城市基础教育一样，都具有基础教育的内在规定性，具体表现在，一是基础性$即要满足每个适龄青少年的基本学习需要“——”包括基本的学习手段，如读、写、口头表达、演算和问题解决和基本的学习内容，如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态度，这些内容和手段是人们为能生存下去、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充分参与发展#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有见识的决策并能继续学习所需要的(2)。二是普及性$即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不论处于社会哪个阶层#群体的适龄青少年，都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三是全面性，即培养每个适龄青少年在德#智#体#美#劳等诸方面全面发展%因此$所谓农村基础教育目标的!城市化倾向只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问题。我国基础教育培养目标总的只有一条，即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农村基础教育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我国正处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农村基础教育应该适应这一时展的潮流与需要、农村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农村地区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人口素质等方面与城市文明逐渐接近、趋向同一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城乡差别缩小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城乡融合并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化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并获得巨大发展空间的表现，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诚如世界银行在《2002年的中国》中所指出的：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我国农村城市化必然会伴随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7%第二产业即工业占50%，第三产业占33%。而在未来20至50年内，第一产业将急剧萎缩，农业的比重可能降到5%以下，工业的比重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将会超过50%，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向城市第三产业即金融#服务等行业转移%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第三产业!城乡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现在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2.3%，而到2050年左右，农村人口将降到20%左右(3)。因此，我国当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应该为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服务!也就是为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服务，而不是漠视甚至阻挡这一进程，可以设想!在广大农民主要从事现代第三产业而不是传统农业生产劳动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像老子、嫂子那样去、种田、养猪了!而代之以现代化的规模农业%饲养业"我敢肯定，那时候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仍然在种田与养猪但是却要远远超过我们的老子和嫂子。
第三，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有让其子女读大学的愿望，而广大农民子弟也都有自己的大学梦，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忽视，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社会多年来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人们的心目中，城市代表着先进、富裕，而农村则代表着落后、贫穷，城市与农村分别处于社会的上层和底层，多年以来，我国城市居民一直享受着稳定的社会福利、医疗、养老、保险等待遇、政策。而农村居民则完全没有这些保障。因此改变农民身份成为城里人像城里人一样生活，一直是许多农村人的梦想。然而，农村人要想成为城里人却十分困难。虽然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生活在城市里。但由于其农村户口性质的限制，很难甚至根本享受不到城市人的社会福利、医疗、养老、保险等。也就是说并不能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就目前而言，高考仍是广大农民子弟改变其农民身份的相对较为容易的一条通道。然而，就是这为数极少的通道也要被某些将农村基础教育目标错误定位的人所堵塞。
这对于广大农村学生来说是很大的不公，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社会的平衡与稳定，社会学研究表明!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必须保证正常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包括横向的流动和纵向的流动；横向的流动指的是地域流动，而纵向的流动指的是社会升迁性流动。而这两者又紧密相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不仅仅是一种横向的地域之间的流动，而且是一种纵向的社会升迁性流动。农村学生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农村户口性质，才有可能利用自己绝不逊于城市学生的天赋、努力，走向社会的上层。这种社会流动是极有价值的，它有力地保证了所有人在公平的机会下竞争，保证最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使劳动力资源得到更为合理、有效的配置和使用。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学生的高考入学率本来就远低于城市，农村的学生要付出城市学生数倍的努力，才能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现在我们却将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定位于、面向农村。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不是要更加减少乃至剥夺他们走向城市，走向社会上层的机会吗？为什么我们在期望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面向农村!经常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掌握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的时候!不要求城市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面向城市%工厂或企业!经常参加社区服务和实践!掌握工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为什么我们在大力批判农村的所谓应试教育的时候!却无视城市学校经常补课，让学生掌握大量科学文化知识以备高考的现实。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并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现实面前，把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定位于服务农村，只会继续加剧城乡二元对立，也只会使农民处于更加不利的社会地位。我不知道!那些要求农村基础教育服务农村的、而又出生于农村并且接受过农村基础教育的决策者、倡导者和研究者们是否想过，如果按照你们的目标定位，你们今天还有机会在此谈论这一问题吗。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
首先，我们在规定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时，应该立足于农村社会的现实与发展需要"但是必须指出!我们这里所讲的农村是处于前进、发展中的农村是正在逐步走向城市化的农村。如果仅仅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农村来要求农村基础教育，那么就可能使农村基础教育永远落后于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这非但不能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反倒有可能成为农村社会进步、发展的障碍"其次!我们在规定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需要。目前农民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最大需要就是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大学，而不是掌握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与技术，与自己一起呆在农村种田。这是农民最现实、最朴素的需要，也是非常合理的需要"农村的孩子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为什么就不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享受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在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今天!我们有什么资格阻碍或者禁止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村孩子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扶持农村基础教育!应该为农村的孩子提供更多发展的可能性，并且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而不应该把他们局限于农村，最后，依照以上要求!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应该与城市基础教育一样，都应该着眼于基础性、普及性和全面性!即为每个适龄青少年准备进一步发展的知识、能力和精神基础，使其成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在此，农村与城市只是区域性、地域性的划分!它们决不意味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1.刘尧，积极关注，农村教育目标错位问题[M]人民政协报，2002，10，10.
关键词：社会转型 大学生 信仰
一、社会转型的含义
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1]。我国现在社会转型处于哪个阶段，其转型期的社会特征又是什么，转型期出现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 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根据上述三个方面的阐述，可将时间年限大致分为四段：1978-1993年（15年起步阶段）； 1994-2004年（10年发展阶段）；2005-2010年（5年完善阶段）；2011年-21世纪中叶（巩固完成阶段）[2]。
二、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信仰问题及解决对策
（一）大学生信仰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西方的各种思潮和价值观源源不断地涌向我国，加之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伦理思想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学生信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大学生信仰问题主要表现一下几方面。第一：信仰不唯一。由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西方价值观渗透进我国本土，并对本土价值观形成的冲击愈发严重。大学生，作为新鲜事物的最先接受者，他们将西方价值观的优势与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劣势相比较，认为西方价值观信仰优越于我国的信仰。从而认为，信仰的选择不应该唯一，更不应该仅选择作为信仰。所以造成大学生信仰多元化的问题。由此产生对信仰的不坚定，有的学生甚至对表示怀疑。第二：信仰的非理性。由于大学生还处于校园环境中，尚未踏入社会。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环境的认识十分感性，这就造成了他们信仰选择的不理性。中国社科院青年人文社科中心撰写的“青年学生信仰状况调研”的调查报告表明，在对的认识上，有16.4%的学生感到“说不清楚”。说明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对信仰认识很模糊，他们无从判断[3]。这些问题很清晰地说明一个问题，即大学生对于信仰问题的认识上，十分幼稚和肤浅，从而盲目的进行信仰选择，导致信仰的非理性。第三，信仰的世俗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经济的消极作用必然对大学生造成影响。于是，少部分大学生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利他主义等观念淡薄，造成了校园暴力、炫富、拜金、不健康的信仰观，“校园飙车案”频发、攀比现象严重等，都是信仰世俗化的表现。大学生信仰方面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理解和解决的，在社会转型期的一段时间内，大学生对人生选择和价值选择的迷茫属于正常现象。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第一：净化社会环境。“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所以，社会环境对大学生信仰问题的解决发挥着重要作用。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信仰，需要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生活水平，减少不利问题的发生。消除贫富差距、公平与效率、发展不均衡等对个人物质和心理上的不满，为精神信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些都是营造良好社会信仰环境最基本的方式。[5]
第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日趋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理性教育，才能更好的引导大学生选择科学的、正确的、进步的信仰。
第三：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家庭环境对于大学生信仰选择的作用十分重大，由于父母的价值及信仰选择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造成子女的价值和信仰的逐步形成。如果大学生在家庭中受到的熏陶与他们在学校、社会中得到教育不一致，他们往往会选择家庭教育中的信仰。这就要求大学生的家人能够给予大学生正确的信仰教育，使他们树立高尚的价值观，摒弃错误的价值观，更好的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结语：
大学生，是祖国的栋梁、国家的未来，大学生信仰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发展。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大部分大学生的信仰是科学的、正确的，这对我国在新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是极大的鼓舞。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少部分大学生的信仰问题的确迫在眉睫，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信仰、正确的价值取向，使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释：
[1]刘祖云 主编《社会转型解读》[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页
[2]杨 明《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问题探析》[D]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3]蒋凯凯《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信仰问题探析》[J]长沙大学学报 2011年7月
[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4-57页
有学者就此认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江村经济》的里程碑意义似乎被一些研究者过分拔高了［4］。不管怎么样，葛学溥的研究可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社区研究实践以及华南乡村研究的开端。但十分可惜的是，由于葛本人后来转向教育学研究领域，因此在人类学社会学界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重视，且本书在相当长的时间仅仅是英文出版③，未能在中国造成广泛影响。然而，葛氏在书中提出不少重要的学术概念，成为以后海内外汉学研究的出发点，如本书副标题所强调的“家族主义”（Familism）这一概念，葛学溥认为，“家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所有的行为、标准、思想、观念都产生于或围绕着基于血缘聚居团体利益的社会制度。家族是所有价值判断的基础和标准。一切有利于家族的事务、行为都会采纳、推行，反之，就会视为禁忌而加以修正和限制。村落所有的其他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控制、、亲属制度都围绕家族主义这一核心。”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在一个西方人眼中，中国华南乡土的家族组织现象是十分独特而与西方社会大不相同的一道亮丽风景，对于他应该有不小的文化震惊，故而他把书的副标题定位为“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以此来概括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家族类型说”，从制度类型上把家族分成四类：自然家庭、经济家庭、宗教家庭和氏族家庭；并且在书中将家族主义的视角广泛地应用于村落的经济政治宗教的描述之中。他还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新观念的输入，市民性的兴起必将取代家族主义，乐观地认为在严格的家族主义的裂缝中能产生市民性。这些论述使家族主义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解读中国的一个关键词，因此《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也可算是传统乡村“家族本位”论的代表作和一本家庭社会学的著作。这种乡土社会以家族主义这一现象为核心的看法对汉学人类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极大影响了科恩（M.Cohen）、武雅士（A.Wolf）、华琛（J.Watson）等汉学家，而弗里德曼则更是在此家族类型基础上发展出更为精准的概括力的宗族模式，写出著名汉学经典《中国东南宗族组织》（lineageorgani-zationinsoutheasternchina）及《ChineseLineageandSociety》。于是，宗族家族的研究也成为了后来华南东南区域内人类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切入点和视域。书中也不乏建设性意见，例如对改善农村卫生的建议，应该加强学校教育，现在看来，很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难能可贵的是，葛学溥还在史禄国的指导下进行了中国南方人口的体质测量，这无疑是深受美国式人类学四大分支即社会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与史前人类学（考古学）的学科理念影响使然。
需要注意的是，葛学溥对凤凰村的调查时间较短，资料主要是利用他的学生戴天纵的调查写成，他本人并没有像经典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思•普里查德那样亲自进行长期的参与观察，所以对乡村生活的脉动缺乏感同身受，对华南社会逻辑的体认上并不深刻，也就不能真正了解概括中国乡村本质。加上缺乏中国乡土社会生活体验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不熟悉，因此一些理解上较为肤浅或仅停留于表面。例如该书基本上看不到彼时土地所有者和农民之间的阶层矛盾（但是当时的确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不注重阶层分析，从而书中所呈现给外界的印象是一派温和的乡土和谐景象，葛学溥也因此可称为一位“乡村和谐论”者。如学者所言，这种解释把传统村落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包括主佃关系、主雇关系、贫富关系、绅民关系、家（族）长与家（族）属关系都具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5］。这其实也掩盖回避了乡土社会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冲突。而对于乡村的经济生活，本书也只是较为泛泛地介绍，只看到技术层面的落后导致了生活的贫困，却回避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压榨，忽视了西方列强和全球殖民体系对手工业农业带来的严重影响，没有触及乡土社会经济的中心问题。这也与他的身份和所处的立场有着很大关系，当然，我们也大可不必求全责备苛求一个西方学者必定具有的理论视角。同时，书中也有一些地方存在误读，比如周大鸣教授认为他对于“归湖”的来源解释为“鬼湖”就是望文生义。此外书中一些词语明显的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色彩（例如对于脏的看法等），且有进行价值判断的痕迹。总体来看，葛学溥等西方学者兼传教士的社会调查是有着特定目的的，即是通过社会调查来达到认识中国社会，以村知国，尤其是认识宗族就能认识中国的宏大目标。有的试图探讨改造改良中国的路线，更多的以此来服务于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事务，因此可能也或多或少影响到了调查的精度和研究的深度。
此书1925年出版，距今已经80多年，时过境迁，凤凰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中的人物皆已成历史，作者也已经作古，只留下这本著作代代流传。综合起来看，葛学溥的研究是上个世纪早期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代表性成果，是欧美社会学调查方法和社会研究范式在华南社会的成功尝试，对后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示范与借鉴作用。虽然他并没有明确的将“村庄”提炼为一个概念性可操作性的学术理论分析单位，但其所倡导的村落研究对中国人类学初创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便指出：美国学者葛学溥和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随着吴文藻引入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社区方法论便使人类学和社会学在中国这个传统农业社会实现了结合，促进了中国村落研究的规范化和兴盛［6］。它还为后辈学人的回访与追踪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学术资源，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寻访凤凰村之后，撰写博士论文并修改成《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于2006年出版，对凤凰村的变迁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和分析，对葛学溥书中提出的72个结论一一作了重新考察和对话。因为他的努力，潮汕地区的凤凰村也因此与的“江村”、杨庆堃的“鹭江村”、林耀华的“黄村”、黄树民的“林村”一道，从默默无名的小村落成为了学术界广为关注的学术名村。诚然，葛学溥的研究还有很多遗憾之处、粗浅之处，正可谓“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即使如此，读者也可于雪泥鸿爪之中得以一窥当时华南的风土人情以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以葛学溥为代表的这些乡土社会调查成果提供了一个外界认识中国的有效管道，有力地增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和交流，本书和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一起便是很长时期内海外学者探视中国乡土尤其是宗族问题的重要文本读物。此外，对于中国乡村研究乃至人类学研究而言，多一本还是缺少一本这样的乡土民族志，其意义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可是对于凤凰村以及凤凰村的人们而言，却是第一次，也是相当长时间里唯一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村庄写真。
由凤凰村开始而至华南乡村研究，时至今日，后继有人，已经蔚然大观，既有葛学溥所开创的人类学式研究，也有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特别指出的是，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为主的一批学者在华南进行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成功尝试，建立了历史人类学学科，取得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已经形成了海内外熟知的“华南研究”或者“华南学派”。因此，对于华南研究而言，本书重要价值在于为我们记录了大量鲜活的生活写真图景，提供了重要的华南乡土历史信息，保存了第一手关于华南乡村生活的珍贵资料。这些一道构成了20世纪初华南乡村生活的人类学书写，因此具有了特别的社会史研究价值和难以替代的历史意义，也是我们不应淡忘的一笔文化遗产。
作者：徐义强 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建国50多年来，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适应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随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突出地表现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在农村实行之后，一些原有的对农村老年人的保障政策被削弱，但新的保障制度却又未建立，农村老年人不得不面临着严峻的生活风险。由此可见，滞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无法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危害。因此，在当前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的趋势下，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构建合理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迫在眉睫和至关重要。
一、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1、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处于极低的发展水平上，农民可支配的收入十分有限，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也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保障。。而且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般是在一个县的统筹范围内进行的，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别也很大，再加上农民手头可支配的钱少，造成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也少，而且缴纳的保费很低，无法满足年老时的生活需求。湖南省邵东县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区，该县有人口113万，其中农民有一百零几万，而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仅为5万，占农民总数的5%，且大多数农民选择的都是养老保险中层次最低的一次性缴纳200元的投保档次。如果按照20年投保期计算，每月只能领取几十元的养老保险金，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上并不能起到养老的作用。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设计有误，范围笼统，且阻碍社会发展。
现行《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明文规定，在保险基金的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但是由于设有具体规定集体缴纳养老保险调剂金的义务，并且对国家的责任也设有具体规定，导致在实际的工作中，“以个人缴纳为主”变成了“完全由个人缴纳”。如山东省《平阴县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就规定：保险费“集体确无力补助的，由个人全部缴纳”。这已经连社区保障的性质都不具备了，而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自我保障。而且农民的个人社会养老保险账户形式上与个人银行储蓄账户相同，但实际上不如银行的储蓄账户，因为养老保险账户不可以随时支取，必须在退休年龄后才能支取。农民要承担养老保险管理机构的费用开支，以及保险基金被违法挤占、挪用的风险。这样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与减轻农民负担相违背，导致农民无力接受和农村养老保险并未落到实处。同时，现行《方案》将农村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全部纳入保险对象，这就将实际上脱离农业生产的务工、经商人员再次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且以前的户籍制度与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固定化，也最终导致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受阻碍，社会结构的转型速度大大减缓。由此可见，只有对农村社会的保障对象进行科学的划分，为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建立适合自己的保障体系，割断他们与土地的联系，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国家投入不足，社会保险退化为商业保险，而且基金保值增值难。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坚持“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在政策上予以扶持”的原则。这项政策扶持对乡镇企业职工参加养老保险具有益处，集体补助部分可由乡镇企业税前支出。而现实中大部分农村务农人口享受不到这一待遇。当前，乡村两级负债严重，可以利用资金非常有限；尽管集体经济较雄厚的村组，其养老金积累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集体补助为辅就成了空话。实际上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实际上成了纯个人储蓄积累保险，社会保险退化为商业保险。而且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面临与城镇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样的投资运营问题。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主要采取存银行、买定期国债，非常有限的投资渠道导致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困难，极难以度过承诺较高的养老金的支付风险。
二、对策。
1、加速农村经济发展是增加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根本。
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保障水平的高和低。因此，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这是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根本。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然而我国的经济又不够发达，再加上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这就要求我们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经济，同时要求我们按照现实情况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障。
2、范围的划分合理化。
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农村人口按照其实际生活和工作情况可以划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又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全部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是其的农业收入，这些人是最为标准的农业人口；第二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迁移的农村人口，农忙时节回乡承担着沉重的家庭负荷，而且农闲时进城从事流动性较强的工作。第三类是生活在小城镇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村人口，其非农业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的大部分，乡镇企业职工和乡镇个体经营者是这部分农村人口的典型代表。第四类是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村人口。他们的工作相对稳定，而且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生活习惯实际上已经城市化的农村人口。因此，我们不能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混为一谈，并且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要消除一切不和谐的因素，为新农村的建设奠定基础。。所以要区分他们的实际情况，选择加入相对应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笔者认为第一、二类人应加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三类人应选择加入小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四类人应选择加入城市社会保障制度。
3、建立正式、规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养老保障的经验来看，一个社会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的30-40年是以储备积累方式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最佳时期，时间越短暂越被动。我国农村如果现在不抓紧建立并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会陷入严重的困境。因此，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建立正式、规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1）、第一、二类人应加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第三类人应加入小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现行《方案》将其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做法。一方面，这样做能够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让他们把小城镇作为发展之地，减少向大中城市的盲目流动，而且可以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另一方面，小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必须与城市的相区别，因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参照系的标准高、项目全，然而小城镇的主体乡镇企业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难以按照这一标准实行。所以要做到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又要不能减损因缴纳保险成本增加乡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采取乡镇企业职工个人缴费与乡镇企业缴费相结合的基金筹集方式，建立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帐户。只有构建相对独立的，合理的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体现乡镇企业在我国的独特作用，促进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3）、第四类人应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现行《方案》将第四类人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做法，不仅不能够减弱农民流向城市的热度，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流动盲目性。对于有相对稳定经济来源的进城农民，他们已在城市居住多年，而且有能力加入城市社会养老保险。但对于进城时间短，且求职不易的农民来说，支出这笔养老保险费用有利于限制他们的盲目进城。因此，将第四类人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拓宽城市保险金的筹集渠道，而且打开了为中国城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进城农民踏入城市社会保障的大门，割断了他们与土地的联系，这样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
4、加大政府重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投入。
社会保障原则上要求国家出面组织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在社会保障这项工作中，国家不但是非营利的，而且应该保证此项工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不应从群众所缴纳的保险金中提取，否则就难保证社会保险的给付率高于商于保险。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国家补贴的方法，通过调整现行政策的目标，把现在主要用于粮食流通环节的大量低效财政补贴，以对实行产品换保障计划的农产品进行定额补贴的方式，逐步转向直接补贴种粮农民，承担起建立农民养老制度的财政责任，达到加快建立农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目的。国家财政提供的支持额度和农民缴纳农产品的一定比例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不仅可以保证财政开支的可控性，而且可以使农民直接感到国家的财政扶持，进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样政府作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责任主体也可以成功地构建。
5、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社会养老保险作为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和核心，是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的。而社会养老保险的这一强制性又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才能得到保证。目前，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举步维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险立法的滞后。例如，在许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中，由于一些企业主和民工的知识水平低，造成了企业主以政府有关强制社会养老保险的文件不是法律为由，拒绝给广大农民购买社会养老保险。由此可见，要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加快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有法可依，进而为构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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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具有错综复杂性，对民间艺术也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仍然植根于村落中的民间艺术。因此，当代民间艺术学的研究语境较十几年前发生很大变化。在当代文化影响下，原有的理论方法已经不能满足民间艺术学科继续发展的要求。民间艺术学理论方法的当代建构应重新给予审视，善于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应用多学科交叉影响的综合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做到动态过程化与静态图式化研究方法并行，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结构图式中的文化哲学研究转向为民间艺术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这些方法从多学科交叉影响、立足现实文化研究等方面给予民间艺术学理论方法以扩充、更新，以适应现代学科体系的发展，为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完备奠定持续发展的基础。
Abstract:Insocialtransition,socialdevelopmentandculturechangeswerecomplicated,whichinfluencedonfolk-artdeeply.So,linguisticcircumstanceofcontemporaryfolkart,tookplacegreatchanges.Undertheinfluenceofcontemporaryculture,primarytheoriesandmethodsdidn’tmeettheneedofsustainabledevelopmentoffolkart.SoContemporaryconstructionandstructurecouldbeemphasized,weweregoodatbreakingdownthebulwarkbetweensomesubjects,appliedgeneralmethodwhichwaseffectedbymanyintersectionalsubjects.Inresearch,weshouldadoptthedynamicmethodaswellasstaticmethod.Researchofcultureturninginthedailyandno-dailylifestructureprovidedanewthought.Thesemethodsexpandedandrenewedthesystemofmethodologyoffolkart;builtthefoundationof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rtistry.
Keyword:Art；Folkart；Method；Contemporaryconstructionandstructure
民间艺术学作为二级学科艺术学下的一个具有核心性质的学科，发展的历程并不很长。上个世纪以后，随着民间文学调查研究的深入，民间艺术的研究工作也开展起来。上世纪30年代，民间艺术的概念已经被提出，将民间美术的品类划归到民间艺术之中，并提出了民间艺术的特征。之后的50年代，伴随着到民间去发掘和研究民间文学、民俗资料的大潮，各级文化局、艺术馆或社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在调查、采集、整理、研究上述资料的同时，也开始开展民间艺术的搜集整理工作。随着本土文化意识和寻根意识的觉醒，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民间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着“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而倍受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界两度发起大规模的搜集整理民间艺术资料的活动，从广大农村发掘出大批有价值的民间文艺资料，并整理成册，这对民间艺术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说，民间艺术的研究在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一次高峰。而近些年在资料搜集工作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从艺术学等多角度对民间艺术进行研究。这方面的专著，有张紫晨的《民俗学与民间美术》、潘鲁生的《民艺学论纲》，唐家路和潘鲁生合著的《中国民间美术导论》、的《中国民间艺术论》等，从综合角度对民间艺术学学科建设和理论方法的构建起到积极作用。
但是，从现代化角度来看，民间艺术学理论和方法的建构要面临与时俱进的问题。如果一味的保守而不知创新，学科的建设就难以赶上时代的步伐。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影响着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对民间艺术也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随着西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进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封闭的村落空间彻底被打开，生存于其中的民间艺术也面临前所未未有的挑战，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状态。显然，民间艺术最初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原有的民间艺术学理论和方法能否适应当代民间艺术的发展？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扩充和革新。在当代社会，民间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建构，确实需要我们重新给予审视、补充和发展。
一、多学科交叉影响下综合研究方法的应用
民间艺术学经过几十年的艰难发展，在世纪之交基本形成其完整地理论研究体系，但是必须立足于当代艺术学的界域，超越单一的艺术学和美学视角，才能追本溯源，寻求发展的新契机。一个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建构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吸收和借鉴许多相关学科优点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身独特价值的学科体系。特别是当代社会，学科之间早已打破以前的那种森然壁垒，交叉学科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学科分类中。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在告诫我们研究一种学问，只将目光停留在本学科领域内的做法有些不合时宜，各学科的发展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才能取长补短，顺利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而在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中，其划分的交叉学科也很多，如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这些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原来的学科都有直接的联系，原学科框架完备的理论体系，深厚睿智的学术沉淀使这些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往往事半功倍。
同样属于二级学科分支的民间艺术学与这些交叉学科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理论和方法对民间艺术的研究起到见微知著的作用，不但丰富了民间艺术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也为民间艺术的研究开拓更宽广的思路。比如作为成熟的艺术社会学，重点是深入研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艺术与特定的审美态度、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等因素的关系，它不仅仅外在的描述和规定艺术，如一般的、现象的研究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以及艺术的主体、题材、体裁、技巧等，而是去研究那些作为审美对象而呈现的艺术美，弄清楚某一时代的艺术之所以美的道理，为什么那些我们看起来美的艺术，当时当地人看起来不美，而我们认为不美的东西，当地人却视为美的。艺术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学会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考察艺术与种种社会因素的关系，当然这种考察毕竟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不同。艺术社会学的研究特点，也恰好是民间艺术研究所要关注的。特别是当代社会，民间艺术发展的景况不容乐观。虽然，我国发起一系列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工作，但是，民间艺术的衰落仍然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我们这些专业人士认为很美的民间艺术在民间的发展如此的艰难，很多民间艺术或是消失，或是式微，这种状态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对这种现存状态的科学剖析是目前民间艺术学应该研究的主要问题，也是民间艺术学自身进行外部研究的重要方面。而借鉴艺术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定性定量的社会学操作方法，并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实证体系，也是民间艺术学研究方法应该尝试的一个途径。
再如，民间艺术更要吸收人类学收集、分析和驾驭材料的优势。人类学的材料历来受到中外美学大师的关注，异文化中的审美观念为人们理解美的本质提供新的维度。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也对美学、艺术学研究影响颇深，如功能论、进化论、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符号论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学从个别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从实证到思辨的运思模式，极有可能在精微之处解构民间艺术学的某些传统理论与固有范式。这一过程的实现，往往需要民间艺术学研究者自觉地从人类学中汲取知识的源泉，也可以使人类学主动地向民间艺术学领域渗透。在人类学领域，大约在20世纪初期，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须像其他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对象那样来研究自己的对象——即要系统地进行观察。为了更准确地对文化进行描述，他们便开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他们观察、甚至参与那些社会的某些重要事务，并向土著详细询问他们的习俗。所以，注重实证精神主要体现在田野作业的运用上。而这正是目前民间艺术应该重视的方法，以往对民间艺术的研究往往由许多民俗学家从民俗的角度给予实证调查研究，偏重可观察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与民间艺术学的侧重点有所偏离，民间艺术学在田野调查中应该以审美或审丑的眼光，深入到乡民的社会生活中，了解人们审美标准、审美趣味发生的改变，改变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人们对民间艺术的现实期待等等。走向田野，才能了解审美习俗在当今人们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变化，才能把握民间所具有的质朴、清新、淳厚的美学观念的发展脉搏，探寻突破民间艺术固有美学范式的新路径,从实证的、个案的角度出发，逐渐上升到抽象的、一般的层面，使民间艺术的研究不仅仅限于静态图式化的研究，而是让其与整个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使民间审美文化的研究更具深度和广度。
总体来说，采用多学科交叉影响的研究方法，民间艺术学可以在发展中取长补短，改变封闭、狭隘、静止的研究状态，更具开放性、包容性。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在多学科交叉影响过程中，民间艺术学势必会接受西方的一些新潮理论影响，在接受过程中一定注重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要立足于对中国社会文化以及乡民的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的体悟与省思。切莫盲目的不加分析的引进和套用，使自身的学术体系缺乏本土化特征。
二、动态过程化与静态图式化研究方法的并行
由于民间艺术来自民间，又是民俗活动的载体，所以研究民间艺术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将民间艺术从民俗活动的主体和发生情境中剔除出来，将它（特别是民间美术）简化为一种图式、文本进行研究，即研究民间艺术作品，这是目前大家常用的，也是比较认可的静态研究方法。二是将民间艺术与民俗活动主体和发生情境紧密结合，在特定文化语境下全方位动态研究民间艺术，揭示民间艺术与其他文化因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凸显民间艺术研究的整体性。该研究方法在我们今后的研究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民间审美文化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渐次更替而不断的演进和发展，任何审美文化习俗都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它不是一种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审美存在，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每种审美现象都深深的烙上了历史的印迹。因此，民间艺术学研究要特别强调将各区域、各族群的民间审美文化置于历史发展的某个时段中，使之与整个社会文化变迁历程相联系。这是纵向的强调历史感的过程化研究，在当前的学术领域，一些学科也开始重视这种研究方法的采用。例如在文学学领域，作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葛林伯雷，十分重视产生艺术文本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强调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反对那种将艺术作品与社会、与历史孤立出来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从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联系的观点来看待文学艺术并且注重艺术文本所产生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以及文本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的诸种因素的“互文性”。张京媛指出：“当我们阅读葛林伯雷和其他新历史主义者的文章时，我们可以感到他们以文化人类学的方式把整体文化当作研究的对象，而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文化中某些我们认为是文学的部分。……‘新历史主义’是描写文化文本相互关系的一个隐喻。”[②]新历史主义将艺术文本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融合起来，一方面努力恢复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另一方面也注重文学文本的现时代的文化语境，将文学文本的语境的历史性与共时性结合起来。新历史主义主张：“任何理解和阐释都不能超越历史的鸿沟而寻求‘原意’，相反，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和文本意义重释。”[③]这就意味着，任何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在努力贴近和走入文本产生的特定的历史语境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和遗忘阐释者自身所处的现代语境。
新历史主义的主张，与民间艺术学理论方法中强调动态过程化研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里强调的动态过程化研究方法，是基于民间艺术发展的历史特殊性提出来的，在注重历史性的基础上更侧重于现实性研究，特别是在现当代民间审美文化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这种动态过程化研究更能契合时代的步伐，给民间艺术学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活力。在现代艺术界，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艺术创作过程本身。对于艺术品来说，能够发掘其媒介的潜力，并通过它把创造过程展示出来，已上升为艺术家首要考虑的问题。其实，民间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何尝不也注重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也包括作品的展示过程，更包括艺术的发展过程。这一点对民间艺术研究很有启发。民间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是动态的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与艺术发生地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人们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等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当代，民间艺术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其生存状态发生了种种变化，如果我们只是静态的研究民间艺术文本，而忽略民间艺术的历史沿革和现代变迁，不能立足现实语境来进行调查研究，我们会丧失一大块蕴涵丰富的“矿藏”。我们知道，艺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摇篮中形成，这在来自下层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民间艺术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假如我们不能追溯民间艺术作品原本的生成语境，就不可能像创作者和当时的接受者那样真正理解它所具有的刚健清新、质朴浑厚的艺术美，及其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民间艺术真正生命力就在于作品本身在特定的时空、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定的民俗文化中所迸发出来的独特的魅力。艺术作品在民俗活动过程中呈现一种婉转流畅的动态美，让人产生巨大的审美愉悦，它不是一种结果和现象，而是过程中“直指人心”的审美体验和功用上契合需要的满足。这种体验和满足往往因时间、地点、参与者等文化语境构成要素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间艺术生存的村落空间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民间村落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的村落，其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民间艺术原来植根的文化土壤有很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村落文化视野下的乡民对民间艺术的接受态度也会发生转变。因此，民间艺术在当代村落中的状态如何，它将怎样适应目前的变化，都是我们亟待研究的问题。所以，把握民间艺术的现实状态、主客观因素及其他文化因子间互动的“动态过程化”，与“静态图式化”研究相比较，一定会有不同的收获。将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对民间艺术的整体研究很有必要，对当前研究民间艺术、抢救民间文化遗产也富有实际意义。
中国转型期社会本身就存在诸多复杂性，当代的村落也超越了原来传统村落的意义，地理空间不再封闭，文化种类不再单一，已然成为一个流动的空间，人口的流动、物资的流动、文化的流动成为如今村落的特点。因此，采用“动态过程化”方法才能洞悉民间艺术发生种种变化的具体原因。
三、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结构图式中的文化研究转向
从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我们发现，在传统社会，民间艺术一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民俗活动紧密相连，这种状态在当代社会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变化。而从文化哲学层面上考察看似非日常生活结构组成部分的民间艺术与作为日常生活结构组成部分的民俗之间的关系，将为民间艺术学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理论研究视角。
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们主要以自在自发的活动为主，这是人的基础或最低层次的实践活动，是人们依据重复性思维、传统习惯、给定的图式和规则而自发地、不假思索地进行的重复性实践活动。重复性思维与重复性实践是日常生活世界中人的主要生存模式或活动方式。日常生活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的领域而自在地、周而复始地、成功地运行，其主要原因在于它的运演遵循着一些给定的自在的规则，其中最主要的是传统、习惯、风俗、经验、常识等等，它们自发地调节和支配着日常生活的运行，构成了日常生活的自在图式。匈牙利美学家乔治·卢卡契（GuörsyLukács,1885-1971）曾指出：“没有大量的习惯、传统、惯例，生活就不能顺利地展开，人的思维就不能这样迅速地（往往是绝对必要的）对外部世界做出反响。”[④]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在典型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由习惯风俗、经验、常识等构成的自在的日常生活规则或图式往往十分强有力。其顽强的生命力特别表现在，虽然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等自觉的途径使人们习得，但是其最主要的遗传或传承方式则是自在的。人们往往在潜移默化的社会示范中，在家庭或环境的不知不觉的熏陶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些文化要素，并且把它们溶化在血脉中，使之成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假思索就可以成功地遵循的规则或规范。非日常生活世界其实是从日常生活的长河中分离出来的，它是由传说、神话、思辨（哲学）、科学、艺术等为人的生存提供意义的精神活动领域。在传统社会中，同自觉的科学世界、艺术世界、哲学世界，以及有组织的政治、经济等制度化世界等非日常生活世界相比，日常生活领域显然是一个习俗世界、经验世界、常识世界、本能世界、情感世界。
民间艺术则作为一种反例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中，它的存在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结构图式分野中的一个“临界点”，是传统民间日常生活方式通过一般社会活动向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渗透，并对乡民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产生影响的一种结果。民间艺术既然称之为艺术，很多人认为它应该具备成为艺术的普遍特点，但实际上，传统社会民间艺术的存在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天人相隔”的界限。民间艺术具有实用性、功利性，很多民间艺术品就是日常生活用具，这无疑与艺术的标准差距很大。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民间艺术不能与科学、哲学等门类直接外化在非日常生活世界中，而是与民俗共同存在于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这种混同模式的存在注定民间艺术与民俗活动不能简单的通过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结构图式的分野而简单的分离。
在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中，民俗和民间艺术却呈现出渐趋分离的趋势，虽然民俗作为乡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仍然存在，但在传统社会中与之相伴生的民间艺术却渐趋与之分离，成为非日常生活结构图式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些原来植根于乡土文化空间的民间艺术，实际与民俗活动联系越来越弱，很多民间艺术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民俗文化视野，成为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非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份子。这种民俗与民间艺术分离的发展趋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如某些地方剪纸和刺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与民俗活动联系不大，现代社会使之成为纯粹的工艺品或商品，成为地方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它们的创作主体和创作环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接受主体和接受语境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在乡民的这种现代日常生活状态中，日常生活结构与非日常生活结构图式的分离往往也会产生一种消极的影响，就是民俗与民间艺术分离的过程所导致的部分民间艺术的衰落，这也是日常生活结构和非日常生活结构分离过程中不成熟的表现。
目前，日常生活艺术化一直是艺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所处的消费社会面临的是广泛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同时又导致了艺术摆脱传统的精英立场转向民粹立场，在这种趋势下，艺术家越来越强调艺术与日常生活的交流和融合。这也是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一种新的关系模式。而且随着物质生活水准的不断提升，人们要求日常生活越来越具有审美意趣，从办公场所到消费场所在到家居生活，艺术日常审美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或者随着公众审美水准的提高，趣味的多样化，把过去不认为是艺术的东西当成艺术的发展趋势。然而这些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解也引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明显的技术工艺化和人工化、标准化倾向，使日常生活更趋装饰性，使审美越来越远离自然性和本真性。然而以上令人担忧的问题在传统社会的民间艺术发展中却不会引起过多的担忧。民间艺术所具有的功用性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和审美体验，还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因此，它最能体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要求，却没有背离土生土长、率真可爱的本真性。这是民间艺术在日常生活艺术化中所表现出的独特魅力。然而，在当代民间艺术发展中，在日常生活结构图式和非日常生活结构图式又向分离方向发展的今天，民间艺术脱离民俗生活后，这种日常生活艺术化往往受到削弱，走向一个相反的过程。对此的研究理应上升的文化哲学的层面，通过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关系模式加以分析，这是目前民间艺术学研究的一种文化研究转向，其研究更具理论的深度和思辨的色彩。
结语
当前，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呈现的是一种不均衡的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具有错综复杂性。现代化在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过程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仅仅局限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繁荣的市场经济，却忽略西方文化的理性、规范、公平、诚信、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和协作等精神。市场经济虽然带给我们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但经济转型过程中却没有形成适应现代化的伦理精神，人们失去了人文精神与道德约束，盲目的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结果导致生产力虽然获得极大的提高，人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但是精神文化和心理素质却没有像经济那样得到发展，民族文化生存的空间也遭到破坏。这些情况显然对民间艺术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仍然植根于村落中的民间艺术。它们因传统文化的衰落使自身的“文以载道”等一系列功能丧失，而现代的大众文化、商品化更是通过大众传媒给予其无所不在的影响。因此，当代民间艺术的研究语境早已与十几年前有了较大的不同，原有的理论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当代文化影响下民间艺术学科继续发展的要求。因此，民间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当代建构也要重新给予审视，，从多学科交叉影响、立足现实文化研究等方面给予扩充和更新，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学科理论的发展，为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完备奠定持续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②]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2
吉林体育学院宋继新[1]的《竞技教育学新论》，是2012年体育界唯一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专著。《竞技教育学新论》围绕“竞技·人·文化”的主题，深入探讨了竞技、竞技教育的本质以及二者与人、人性的哲学关系，在国内率先创建了以“夺标育人”为核心价值的竞技文化体系，揭示人类竞技方式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再到“享受竞技”演进，对中国竞技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转变竞技思想，重构竞技文化
1.1 追求人本的思想境界：夺标育人
一百年前，马克思[2]说过，评价一个时代，不在于它生产什么，而在于它用什么生产。据考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农业社会拼体力；工业社会靠资本；信息社会需文化。《竞技教育学新论》全书贯穿这样的理念，阐述了竞技欲求可持续发展，必须变革过去“重物轻人”的“生存竞技”的旧观念，创建“人物双修”的“夺标育人”竞技思想文化。“人物双修”的“夺标育人”的竞技思想，是竞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文化自觉，是对生存竞技的超越。这实质是用“文化”培养运动员，而不是单纯拼体力、耗资源。这是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竞技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需要。明确国家竞技的核心价值，才能够进一步加强国家竞技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国家竞技文化全方位国际化。
《竞技教育新论》强调“竞技是夺标育人的具有游戏属性的体育运动，游戏是竞技的本性，育人是奥运赋予的属性，是竞技的终极关怀。”[2]这是符合奥运 “追求和平，教育青年”思想的。在古希腊奥运会昌盛时期，斯巴达产金牌，雅典出思想，但现在谁也记不得前者有多少块金牌，但后者创造的奥运思想却永存！[3]过去，国内竞技重夺标、轻育人的思想，违背了奥运崇高思想。国内竞技“重物轻人”的倾向，已引起社会强烈不满。正如周爱光教授[4]曾指出：“国际竞技在过度的“政治”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下，使运动员生命不堪重负，甚者使人不像人。”《竞技教育学新论》在分析目前国内竞技领域出现的黑哨、假球、师徒反目等异化现象后指出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培养运动员的过程中育人与夺标的分离。
1.2 揭示人本的竞技原理：人文与科学融合
过去，我国研究竞技偏重“物道”（运动项目的规律和特点）。伴随着“物”的地位提升，“人”的主体地位在下降，甚至主体迷失。《竞技教育学新论》提出了竞技中人文与科学融合的原理，其目的就是探索其“人道”与“物道”的整合，即“人性”与“物性”的结合，造就富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运动人才。
《竞技教育学新论》提出在科学训练的基础上同时重视人性修炼，这是对运动员生命、权利的尊重，是提高运动员生命、生活质量的基础。培养运动员的情感是“扬善”所需，培养其责任感是“抑恶”所求，二者合一是人性修。
1.3 构建人本的竞技内容：竞技硬文化建设
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要加强“运动项目文化建设”，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是中国体育追求国际认同，步入文明的文化自觉[6]。《竞技教育学新论》认为有关国家竞技硬文化的设计和应用的范围比较广，概括起来应结合具体的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特点，坚持以下3个基本原则：第一，普世性原则。普世性原则是指国家竞技硬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要依据国际标准进行整体改革，以求获得国际社会认同。首先，要符合奥运“公平竞赛，教育青年，促进和平（维护秩序）”的思想，积极探索“人文厚实，技术精良”的竞技实践改革。其次，有关竞技实践过程的设计，要做到安全、舒适、健康、可靠，不允许制造“危险动作”，以及伪劣的运动装备。这是反映中国竞技文化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志。因为普世性是特殊性（包括中国特色）的前提，没有普世性的特殊性是低水平的操作。当今，中国社会及体育，研究特殊性的居多，关注普世性的偏少，长此以往国际“认同度”会下降。第二，民族性原则。民族性原则是指努力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竞技硬文化。这是反映一个民族竞技文化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国家竞技能否为人类做出突出的贡献，不仅取决于金牌数量的递增，还取决于我们能否对竞技硬文化进行创新，从而反映国家竞技软文化的建设是否繁荣。第三，思想性原则。思想性原则，先进的竞技硬文化必须要有丰富的人文思想，以求培养“人文厚实，技术精良”的竞技人才。过去，国内竞技硬文化的建设，由于人文思想匮乏，造成技术空心化、人的空心化以及赛场异化现象屡禁不止。
2 转变培养方式：超越生存竞技
《竞技教育学新论》提出，国家竞技运动需求也在由“生存竞技”到“发展竞技”再向“享受竞技”过渡。“生存竞技”高耗低效，以夺标、获利为目的，为谋生而竞技；“发展竞技”低耗高效，是通过运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竞技；“享受竞技”是人能享受运动带来的愉悦和自豪的竞技，它能给竞技者制造幸福。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已初步完成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转型，开始进入“享受竞技”。中国则刚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过渡。社会历史发展证明，不同的社会科技状态，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竞技方式。由此推断，转变国家竞技方式的前提是转变人的思维方式。
2.1 “生存竞技”的培养方式
在人类社会早期，与个体化农业和手工业相适应的 是狭隘的以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受其束缚，人们习惯认为在竞技运动中只要传习了运动技术，竞技者的体能和素质自然会提高。因此，产生了传统的“自然竞技观”和经验型的竞技运动方式。据史料记载，公元五世纪，职业竞技者“吃、睡、练”的训练原则风靡一时。人类早期的竞技教育是一种“生物性”的经验型的体能竞技，这种原始的竞技方式及习惯势力至今仍然存在，并成为国家竞技改革的桎梏[7]。
在近代社会，与工业革命相适应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已成为主流，受其影响，人们只顾眼前利益，往往走向各种极端。人们在竞技过程中形成了生物竞技观和体能型的竞技方式。这种生物性的竞技，突出的是挖掘人的生物潜能，即通过开发人的“种生命”而努力提高运动成绩。这实质是忽略了通过竞技与教育的结合，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位开发竞技者“类生命”，从而给现代竞技不断接受“异化”的挑战留下了隐患。对运动员来说，“只管一阵子，不管一辈子”。这是典型的“生存竞技”的培养方式。
2.2 “发展竞技”的培养方式
在近代，与后工业社会、高科技产业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是整体型的思维方式。人们不但能够全面地审视盲目发展科技和工业给人类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能意识到由于过度的商业化、职业化和兴奋剂滥用，使现代竞技也面临着异化的挑战。其面临的问题，一是由于运动训练过分突出挖掘竞技者的生物潜能，忽略了通过竞技与教育结合，从生物、心理、社会3个角度全面提高运动员的综合素质，难以抵制竞技的“异化”；二是竞技理论与实践着力探索单一训练过程的做法是不全面的，因为近代运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的恢复理论和运动竞赛理论，已是竞技“夺标育人”不可缺少的依据。因此，人们这种整体型思维方式的形成，促使竞技观念将要从过去以提高运动成绩、获得物质利益为主的单纯“夺标”观，转向以通过竞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夺标育人”观。同时人们的竞技操作方式将从传统“体能型”的训练，向现代“智体型”的培养方式转变。概括来说，竞技教育就是要把竞技的重心，从“物”转向“人”。这预示着传统“体能型”的培养方式，将要向新型的“人”的培养方式转变，但是，近代的智体型竞技方式注重的只是促进人“身、心”的发展。
2.3 “享受竞技”的培养方式
实践证明，竞技运动单纯以生物学为依据，偏重研究人的“物性”，忽略其“类性”，是典型的“重物轻人”的“生存竞技”的培养方式。完整的运动员培养方式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过程。科学训练过程偏重于研究。
当下，在文化主导型社会，竞技将要向未来新型的人本竞技转变，通过竞技与教育的结合，最终促进人全面发展。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已完成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转型，开始进入“享受竞技”。实践证明，从“生存竞技”向“享受竞技”过渡的桥梁是“发展竞技”。“发展竞技”需要“竞技教育”。近年来，竞技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例如，从2002年足球世界杯至今，欧洲在搞既教球又育人的“足球教育”，效果很好。“足球教育”就是竞技教育的具体化[8]。所以，《竞技教育学新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逐渐彰显出独创性、超前性、延续性和普世性，它是转变国家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方式的文化准备。
《竞技教育学新论》紧紧围绕“文化”的主题，以“夺标育人”为核心理念，以“竞技与教育结合”的方式，提出人本位的竞技文化理论。这是深挖竞技思想文化之根，把竞技上升到哲学层面核心价值的追问，更是对未来国家竞技走文化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对于指导我国竞技体育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宋继新. 竞技教育学新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4.
[3] 赛莫斯·古里奥尼斯.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M]. 沈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周爱光. 竞技运动异化论[M]. 广州：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4.
[5] 王海明. 人性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6.
[6] 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EB/OL]. http：//sport.gov.cn/n16/n1077/n1467/n1843577/184374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