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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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说的，汉语言文学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之一，我们应该更加深化汉语言文学的重要性。汉语言文学作为一个庞大系统的载体，承载着我们的整个华夏文明，就当前的相关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的完善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个载体的支持。所以，我们教师应该注重将这方面的思想传授给学生，让中学阶段的学生能够了解汉语言文学的重要性，能够在他们的内心留下一些清晰的印象，这对于他们下一步学习都会有着积极的作用的。我们都知道，观念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可谓是十分重大的，观念直接影响着行动，所以我们应该帮助学生根植这样的重要观念，明确汉语言文学的重要的意义。学习好汉语言文学在大的方面来说就是我们传承传统文化的需要，就对于学生自身来说是提高自身能力的需要，所以我们应该对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激发学生的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对中学阶段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来说也是如此。兴趣是激发中学生学习的主要的动力，对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性格是比较活泼的，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激发学生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兴趣。只有在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之后，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有了兴趣，才能够积极地投入到实际的学习过程中来，这样的情况下学习的效果才能更加的良好。对激发学生的兴趣的措施来说，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多样的，我们有着很多的选择，比如在上课之前我们可以让学生自己讲一讲对于汉语言文学的理解，这个过程对于学生来书是需要一定的准备的，学生能够自主地体会到汉语言文学的特点，这对于他们兴趣的激发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同时也可以在对汉语言文学进行了一定的学习之后，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兴趣，相应的活动可以有，展开辩论赛，设置一个合乎于这个年龄阶段讨论的问题，让学生对这个问题展开不同的观点，进行观点的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体味汉语言文化的博大；展开诗歌朗诵比赛，让学生在古诗词的韵味中体会汉语言文学的悠长。通过各种积极活动的展开，学生乐意参与其中，就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这对我们的教学过程来说将会有着极大的帮助，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产生兴趣，从而最终有益于汉语言文学的学习。
三、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对策
关键词：言之有方 中国文化 文论经典 讲演录 教学策略
古代文论研究与古代文论教学不同，古代文论研究只要有问学之才，把自己的学术创见用学术话语撰写成学术出来即可，而古代文论教学要面向大学生，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言说古代文论，把晦涩艰深的古代文论观点有效地传达出来，让大学生愉快地接受，则除了要有问学之才，还要有授业之才，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既有独特的学术创见，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又有高超的授课技巧，把自己独特的学术创见深入浅出地融入古代文论教学当中，他的古代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精彩地展示了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古代文论，为大学古代文论教学做了很好的示范。
一.中西对话
中西对话，按照李建中教授的说法就是“借石攻玉”，就是在教学中引入西方文论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
在讲授司马迁和《史记》的文学思想时，李建中教授借用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如自卑与超越的理论，替代满足的理论，心理需求层次的理论等等，来分析司马迁的自卑与超越，以及他的“发愤著书”的重要文论思想。首先，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来分析司马迁自卑心理的形成与超越。司马迁家族的后世中衰，家庭的穷困窘迫，仕途的苟合取与，个人的孤独寂寞，尤其是身遭腐刑的奇耻大辱。这一切，在司马迁的心灵深处组成了一个自卑情结。当他沉湎其间时，自卑不仅默化为浓郁的悲剧意识，而且发酵成强烈的创作欲望，呕心沥血写作了《史记》，是司马迁超越自卑的非常重要的文化行为。
李建中教授认为，从心理学层面来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一种替代满足，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是司马迁对中国文论的卓越贡献。司马迁自卑的形成和对自卑的超越，就是司马迁对他自己所提出来的“发愤著书”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践。
在讲司马迁替代满足这一创作心理时，举了大学生都很熟悉的台湾作家琼瑶的例子，分析其爱情经历与爱情小说创作的关系。琼瑶在出名之前有一段很坎坷的爱情经历，她读中学时就爱上了她的国文老师，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后来结婚，这个丈夫又酗酒，又赌博，回家后还经常打她，让琼瑶非常痛苦，琼瑶早期的作品如《窗外》、《在水一方》等，男主人公都是一个模式：长的很帅，很心细，很体贴女性，对自己的恋人照顾的无微不至，是女人心中完美的男人，这就是琼瑶的替代满足。还举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歌德失恋后的创作，是歌德的替代满足。古今中外的例子都有，很生动形象的讲述了文学创作中的带普遍性的心理学问题，同时和分析司马迁的替代满足创作心理互相印证，
运用西方心理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而实现了中西文论的对话，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了司马迁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动机。
二.古今对话
古今对话，就是运用古代文学理论解说当代文艺现象，实现古今对话。如果说学习西方，是为了解决我们本土的问题，那么研究古代，是为了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古代文论教学，不仅仅要学生了解古代文论的有关知识，而还要训练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运用古人的文论观点来观察思考当前的文艺问题，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才能深深体会到学习古代文论的必要性。
比如李建中教授在讲授李渔的文论思想时，就运用他的“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当前的文艺现象。首先理清李渔“立主脑”的含义，就是文艺创作要有主题，有事件，有人物，要通过主要人物和事件来表达主题思想。在讲明白“立主脑“含义的基础上，李建中教授运用“立主脑”理论来分析当前一些文艺现象。比如用“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评价张艺谋的电影，认为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如《秋菊打官司》、《红高粱》等成功在两点，第一点，它有很好的一个文学本子，全部都是很好的小说，有一个很好很成熟的情节框架、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思想，第二点，张艺谋出生底层，始终有底层的目光，关注底层，关注最贫困的人的生活。可是当张艺谋转向拍摄商业大片后，以前成功的因素被丢弃了，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物和事件完全照搬《雷雨》，但《雷雨》的非常深刻主题没有了，只剩下对权力的崇拜，它只能靠大制作、大色彩、大明星和暴露来吸引观众。从而认为张艺谋过去的成功就在于“立主脑”，现在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主脑，丢掉了主脑。由于张艺谋电影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因此引起大学生强烈反响，纷纷议论当前中国大片存在的问题，举出还有哪些大片没有做到“立主脑”，从而加深了对李渔“立主脑”理论的理解，实现了知识的迁移。
依经立论，古今对话，用今人的作品去印证古人的相关理论，从而证明古代文论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仍然具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使教学不脱离实际，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论的积极性。
三.史论结合
古代文论教学中只进行文论观点解读，脱离古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史、论割裂，学生只能孤立地接受抽象的文论观点，造成学生感觉古代文论晦涩难懂，李建中教授的古代文论教学则在充分展示文论观点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基础上解读文论观点，史、论融合，学生接受的文论观点就是具体的鲜活的。
在文化的背景下考察文论，是李建中教授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的自觉追求和鲜明特色，这是建立在对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的紧密关系的清晰认识上的。“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而古代文论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中国古代文论从思想观念到范畴术语，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形态，无一不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针对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忽略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紧密联系这一现象，李建中教授在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释道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髓”①，《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就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在导论部分，对儒、道、佛、文、文化、文学等中国文化、文学的基本概念进行细致分析，廓清认识，中国古代大文学观念对古代文论的影响，得出文论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是“文学”从它的滥觞期开始，就深深第扎根与“文化”之中，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的文体是一种文化的文体，三是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与儒家经典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每一专题的讲解中，紧扣文化背景，如在第一讲里就详细分析礼乐制度与儒家文艺思想的关系，第七讲里详细分析三教合一的时代文化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儒释道融合的文艺观点。
“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这个民族心灵的诗性展示，是‘文心’的历史”②。李建中教授把古代文论史看成是批评主体的心灵史，因此在古代文论教学中，注重揭示批评主体的内在精神。如在第一讲中“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孔子”一节，把孔子作为一位充满理想的忧道者、温文尔雅的教育者、充满艺术情趣和诗意生活追求的真实形象生动描述出来，改变了一般人心目中孔子刻板形象，了解了孔子丰富而真实的心灵，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文艺思想。
在一个个故事中展示批评主体的精神气质，是李建中教授讲课常用方法。讲课中批评主体的经历故事随手拈来，李建中教授“知人论世”的知识之丰赡令人赞叹，当然讲故事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注重叙说一般人容易忽略而又紧扣讲课主题的细节，让听课人听的津津有味，在兴趣盎然的听课中，理解和体会了理论的背景和内容。
如在第六讲“文气清浊：《典论・论文》的创作主体论”介绍“才性二元论”这一观点时，举了阮籍蔑视礼法名教公开拉嫂子手送行的故事、亲人去世喝酒吃肉的故事，阮咸不拘礼法娶姑母婢女的故事，阮咸曝的故事，李白丢妻的故事，潘岳与《闲居赋》判若两人的故事，元稹妻子去世一月娶妾的故事，李煜文才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宋徽宗艺术才能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当代作家三毛、钟阿城的故事，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有古代，又有当代，既有中国，又有外国，举这些生动的事例就把什么是才，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德分离，讲的形象而又清楚。
除了上述几方面，李建中教授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还有叙事言说、诗性语言、冷幽默式的调侃等教学策略，把一门大学生望而生畏、晦涩难懂的古代文论课程讲授的生动而引人入胜。《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既是一本精彩的中国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也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论专著，其有效的古代文论教学策略，值得古代文论教学者学习。
注 释
①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页。
②李建中、吴作奎，《借石攻玉，依经立论――中国古代文论教学方法新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一中小学义务的来源
依据一般法理，普通法律主体的义务有两个来源：法律和道德，但某些主体例如行政主体则遵循“法律无规定即为禁止的”原则行使权力，相应地其义务也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学校义务的来源和其法律地位密切相关，在法国，学校是作为公立公益机构存在的；在日本，学校的公务性也有明确规定，《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法律所承认的学校是具有公共性质，因此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外，只有法律所规定的法人才能开办学校。”教育活动的公务性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有关一般公共利益的带根本性的事业，国家应把兴办教育视为一种责任”。在我国，中小学依其活动的主要内容而言，是国家实施教育职责的专门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我国法律、法规对教育的公务性也有相应规定：原国家教委《关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指出：“实施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行为；我国普及义务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主要依靠公办中小学校”。中小学依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行使权利应视为是行政主体的活动，学校作为行政主体与其他分担政府统治职责的行政主体相比，更多的体现为公益性，其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一种公务行为，但这种行为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目的是增进公益和提供服务的活动，也即是非权力性公务，这在我国法律规定中也有体现：其他行政主体，法律规定其行使的是“职权”；而教育法中则规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享有“权利”。中小学义务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本，《教育法》为核心包括《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教育法规。其中对中小学义务也有明确规定，这即有利于学校适当履行其义务，更益于受教育者权益的保护。
二、中小学义务的内容
1.社会语言学四十年
2.认知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认知参照点与概念整合理论研究
3.语料库与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
4.认知社会语言学
5.社会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
6.社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跨学科视野下的对比研究
7.认知语言学翻译观及其对英语翻译教学的启示探索
8.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
9.商务语言研究的社会语言学视角与方法
10.《世界英语变体: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述评
11.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渊源
12.语言、认知与文化交融下的认知社会语言学新探索
13.探索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中国情境的“移动性”
14.社会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15.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看英语教学
16.天津商店命名的社会语言学考察和研究
17.OK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18.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流变
19.试论拉波夫的社会语言学观及其方法论
20.社会语言学研究:作为知识增长点的“整合”
21.用认知语言学理论解释英语研究型教学范式
22.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
23.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英语研究
24.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英语研究
25.语体变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26.QQ名的社会语言学探析
27.本溪地名的社会语言学考察
28.社会语言学与中国的外语教学
29.语境研究:从社会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
30.社会语言学的整合发展趋势
31.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AIDMA广告理论
32.湖南益阳方言新老派差异的社会语言学调查
33.初中英语教材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34.社会语言学视角的俄语外来词研究
35.长春市地名的社会语言学考察
36.社会语言学研究——反思与展望
37.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语法化研究
38.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身份研究
39.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40.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网络交际语言的特点
41.中国社会语言学在发展中的问题
42.《社会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简评
43.2009年汉语新词新语社会语言学探析
44.论社会语言学视野下的网络语言
45.西方政治语篇研究中的社会语言学视角
46.中西网名社会语言学对比分析
47.社会语言学基本理论问题审视
48.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下的英语词汇教学研究
49.“X去哪儿了”的认知社会语言学解读
50.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的“甄嬛体”解读
51.美英社会语言学研究述评
52.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中英文谚语中的性别歧视
53.计算机中介交流的社会语言学思考
54.最近十年的中国社会语言学
55.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语言学——“九五”回顾和“十五”展望
56.社会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57.从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考察征婚广告的性别用语差异
58.社会语言学简述
59.社会语言学与色彩语码研究
60.从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研究新引语导入语be like
61.社会语言学概述
62.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英语变体研究
63.关于培养社会语言学专业人才的几点思考
64.北京话话语标记“这个”、“那个”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65.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微博语言特征
66.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进展》评介
67.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界定、取向与外延
68.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69.商务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建构
70.社会语言学说略
71.从认知语言学语篇观看汉英翻译补偿
72.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研究趋向
73.音位变异与社会意义的建构: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视角
74.社会语言学研究综述
75.社会语言学与认知社会语言学之差异述评
76.社会语言学及其应用
77.社会语言学理论整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78.广告中的性别身份建构——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视角
79.社会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评述
80.从社会语言学视角解析2009年流行语
81.社会语言学视角中的网络语言
82.甘柏兹教授谈社会语言学
83.营口地名的社会语言学考察
84.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
85.论社会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的结合
86.社会语言学中的日常生活语言暴力倾向研究
87.鞍山地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88.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网络语言
89.社会语言学理论综观及哲学思考
90.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语码转换
91.微博名的社会语言学探析
92.当代语言学的波形发展主题一:语言、符号与社会
93.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94.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广告语言分析
95.互动社会语言学综述
96.朝阳市地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97.金华方言与普通话语码转换之社会语言学分析
98.社会语言学研究综述
关键词：教育科研；中小学；经验
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引领教师参加教育研究，推动“科研兴校”，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如火如荼的新课改，呼唤研究型教师和研究型学校的涌现，中小学如何开展教育科研是急需探讨的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改革经验，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倡导教师参加科研
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theMovementinEducationScience)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也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1960年-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贺拉斯曼——林肯”研究所的勒温(lewin.k)、米勒(Mier.A)等人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策略”，引导教师观察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变化，及时获取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意见，改善教学效果。这项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功，发展成为“计划——行动——观察——评价——再计划……”的教育行动模式，积极推动中小学教师参加教育研究，这种模式迅速在全美中小学流传开来。后来，欧美国家的教育管理者认识到，中小学教师应该在教育学术界的引领下从事研究，教育研究也应该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小教室和社区中去。
1985年，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制定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希望从1985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到2061年再次接近地球时，能使美国科技教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确保美国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项计划覆盖全美范围内的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它是美国进行科学教育改革的主要项目，也是一个最早由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中小学家长共同参与的校改项目。”作为实施该计划的一个措施，美国科学家委员会编著了《科学普及资源》(ResourceforScienceLiteracy)、《科学普及设计》(DesignforScienceLiteracy)等教材，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和进行课程改革等等；2002年美国通过了35年来联邦政府教育政策最为重大的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与此相应；美国教育部公布2002-2007年的教育部战略目标(Objevtives)，其中战略目标二规定，“支持教师在基于研究的教学工作中获得专业发展”、“关注于基于研究的教学实践”、“为新教师开展基于研究的引导和咨询项目”。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界针对中小学教学方法的死板，教师满足单纯的传授书本知识，忽视教育科研的弊病，呼吁中小学重视教育研究。为此，日本《教育公务员特别法》明确规定：“教育公务员为完成其职责，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提高修养”。200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通过2l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强调“加强对教育研究能力欠缺教师的严格管理(使之离开讲坛)”。英国在2002年教育法中，也对教师的教育研究提出要求，规定合格的教师必须“参与或完成制定的教学研究项目或培训课程。”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M．N.康达科夫也认为，千百万中小学教师是补充教育家和学者队伍的重要源泉。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是整个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2000-200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中，要求政府加强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的鼓励和支持，提高俄罗斯国民教育系统的国际威望。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管理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趋向于规范化、制度化，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英、美国家中小学设立学科教学研究室、法国成立中小学教学研究委员会，学校为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人员等支持。日本在中小学成立单科性质的研究会，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学科开发、开展教学实验等等，探讨教学、学校发展的问题。此外，中小学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成立各种教育领域的研究组织，诸如成立学生生活指导研究委员会、现代化教学手段研究小组之类，教师分工研究课题，共同发表成果，日本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刺激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
前苏联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也颇具特色，前苏联教育科研管理机构主要是校务委员会和教学方法委员会，《苏联普通教育学校暂行条例》强调中小学教育研究管理的规范化，“为了发展和完善教育过程，提高教师和指导者的职业能力和创造能力，学校应当成立教学法委员会，教学法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组织人员进修，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推广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校务委员会必须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责，“支持社会完善和发展青年教学和教育的主动精神、教师的创造性探索和实验性工作；确定学校与科研机构、生产单位、合作社组织、自愿协会、创造协会以及国家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途径，以便为学生多方面发展和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制定2010年俄罗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构想，进一步加强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机构与团体的科研、实验、设计管理与协调的机制，“落实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与科研工作方面的国家干部政策。”
1994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和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育部设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管理、推广和资助，提供教育研究培训项目，提高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使之达到全国教育目标。另外，美国许多州、学区和学校建立独立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外的地方教育理事会，在学区和学校科研管理上，地方学校理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学校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教师科研管理、—提高中小学教师参加课程开发、设计的能力。此外，还承担师资培训、教育经费预算和学校改革等重大问题。
欧美国家非常注重校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作用，德国认为校长必须是教育与教学专家。英国规定中学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引领教师参与课程编制、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美国教育学者珊娜·斯蒂格鲍尔将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责归结为三条：一是确定学校目标；二是组织教学工作，“即对教学提出要求，制定目标、研究方法，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三是领导改革，校长要学习如何创新，吸取对改革的意见，与教师合作开展校改实验，预测教师需求，给予教师满足。在《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教育部将通过ESEA的TileII项目，鼓励发展创造性培训模式，提高中学校长的教育科研管理能力，支持现任校长的专业发展。
校长在学校管理和改革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小学校长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中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恰如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兴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三、中小学教育研究加强与大学或其他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世界“教师专业化运动”推动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蓬勃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点。1990年、1995年，霍姆斯小组发表了关于改革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新报告《明日之学校》(Tomorrow''''sSchool)和《明日之教育学院》(Tomorrow''''sSchoolEducation)，将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小学联合起来；《建立类似于医学行业中教学医院的专业发展学校》(简称PDS学校，改变以往大学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与中小学教学互相脱节的状况，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中小学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制、师资培训等方面加强科研合作，整体提高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水平，提升教师素质，使新任教师和．成熟教师都能在教育研究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PDS学校的创建，在中小学与大学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给大学实习生、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的发展都带来了益处，是教师教育多方面“共赢的”好模式。目前，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EducationAssociation)正在建立PDS学校网络，并且为PDS学校制定了一些条例以规范其健康发展。2000年，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1000多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小学成为教师科研和工作的共同体，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和大学教授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有效地改革教学。
2001年日本政府实施教育新生计划，将教育改革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为了实现“学校变好、教育变样”的目标，日本政府加强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合作，努力克服整齐划一的弊病，引进发展个性的教育体系，2002年日本通过修改的《学校教育法》，其中政府财政预算投入17亿日元，促进大学、学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校教学的合作，创造能使多样的个性和能力充分发展的教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英法等欧洲国家针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脱节的诟病，从学校需要出发，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教研工作，强调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不断发展，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广泛接受和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大学与中小学一体化的校本教研模式。
1989年，法国教育预测专家、巴黎诺儿马学派的著名教授费朗西斯科·瓦尼斯科博士在重要著作《七千万中小学生——学习的欧洲》一书中，设想未来五种教学模式，其中“学术型学校模式”倡导将大学学术型研究引进中小学教育科研，鼓励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培养学者型的教师。目前英、法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验。
四、改革师资培训制度重视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师范教育改革的，从“师范教育”走向“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师培养的开放性、多元化，更注重教师科研能力提高，是发达国家师资培训制度改革的重点。
美国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NBPTS)是独立的、非赢利的组织，指导委员会包括州长、众议员、高级教育官员，以及社区组织和企业界代表，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提交五个核心建议，其中第四条是教师应系统地思考自己的教学实践并从经验中学习；第五条，教师应成为学习型组织成员。1995年，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吉姆·汉特和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发起了国家教师资格证制度，专门颁发证书给有委员会认可的优秀教师，借以鼓励教师参加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克林顿政府专门拨款奖励，并提出10年内全国10万名教师获此殊荣，达到平均每所学校都有1名获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项目“艾森豪威尔专业发展计划”，对各州和地方实行绩效拨款，推动师范教育改革，建立专业发展的高标准，提高教师质量，使之具有独立的教育科研能力。《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要求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素质，“我们将于各州、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认证机构通力合作，极大地提高教师职前培养项目的质量。我们将推动开展情景阅读教学培训以及其他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法”。
美国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和学历水平，美国中小学教师一般都具有学士学位。哥伦比亚特区规定高书教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鼓励教师成为学者、教学者、交往者和决策者。美国务州教育部门经常组织讲座和科研活动，不少学校对终身教师提供学术假期，促进教师参加进修活动。
2001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教育改革六项法案，其中以培养“教育专家”为目标，提高师资质量被列为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国会议案，进一步落实措施，改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新的教师研修制度，加强教师的社会体验学习；实行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加薪制度；加强对教育科研能力欠缺的教师的严格管理。从2001年起，日本教育研究生院实行教师休假研修制度，支持鼓励教师自发性的培训活动。日本教育科研机构遍布全国，都、道、府、县共建立近千个教育研究团体，中小学教师是这些团体的骨干。法国和意大利非常重视中学教师的教育学素养，法国要求中学教师获取教育学学士学位，意大利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一般是教育博士。
五、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科研成果必须物化生成实践，才能发挥应有效益。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为80％-85％，日本为60％-70％，西欧为50％-60％。美国非常重视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的直接推广和应用，这深受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影响。美国中小学强调教育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杜威、布鲁纳、布卢姆等世界级的教育改革家都注重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推广，事实上“美国行为科学本身就比较发达，一批专家学者就用教育理论、心理理论，在中小学搞调查，做实验，提出新理论，于是就有一批学校、教师去推广和实验。”2000年美国教育部专门成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负责开展和支持有关教育研究的活动；推广教育研究成果，为解决学校具体问题提供技术援助；收集、分析和传播教育情报服务资料。
论文摘要：医学院校学生由于所学专业、学习动机、教学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在大学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容易对大学英语学习产生逆反心理，直接影响大学英语教学的效果，因此消除这种逆反心理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克服逆反心理可从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教师素质、优化教学模式、制订多元化的教学评价方式等方面入手。
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学意义上的知识传授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师生交互的过程。而在当前医学院校的英语教学中，逆反心理是一种“常见病”。医学院校一、二年级学生刚刚走出高中校门，对大学生活和学习有很浓的兴趣和热情，但他们的兴趣和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稳定的，学习上一旦遇到困难，他们的兴趣和热情就会消逝，对大学英语学习就会表现出一种反感、厌烦的态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逆反心理。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逆反心理是一种情绪厌烦或情绪对立状态，是人在感情上的反感、烦闷的体验。感兴趣一失去兴趣反感和厌烦，这种变化过程实质上就是逆反心理的发展和生成过程。
1医学院校学生英语学习中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
1．1不能适应由从中学生向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医学院校开设大学英语课程的时期在大学一、二年级，这阶段是学生从高中步人大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学生认知心理发生剧变的关键时期。我国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的英语学习各有其侧重点，在中学阶段，学生学习英语是被动接受的过程，中学英语教师通常会系统的讲解语法、词汇知识，进行题海战术。学生做什么样的题，怎样做都是在教师的安排和监督之下进行的，这样就造成了大部分中学生缺乏自学能力，不知道怎样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到了大学阶段，英语的学习重点和要求都发生了改变，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可见大学英语教师要把重点放在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和自学能力的培养上，课堂上的信息量会加大，课后自主学习的内容增加。因此，大学教师往往以指导者、帮助者的角色引导学生多开口、多动手、积极主动地学习。
刚进入医学院校学习的学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适应这些变化，对大学教师所给予的充分自由反倒不习惯，认为大学教师不负责任，对于英语学习，感到无从下手，很难适应大学英语的教学模式，从而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受到挫折，英语学习热情降低，对大学英语学习产生逆反心理，最终影响学习的积极性和效果。
1．2把“过级”作为唯一的学习动机
心理学指出：当一个人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学习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与意义，并以它来推动自己的学习时，这种学习的目的就成为一种有力的动机。可见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活动的内部动因和动力在一次对于临床专业200名新生的问卷调查中，关于大学新生的英语学习的动机这一项设计为多项选择题，调查结果为：5％的学生选择了“想了解说英语国家的风俗和文化”；83％的学生选择了“顺利毕业，获得学位或四、六级证书”；9％的学生选择了“为了考研和出国”；3％的学生选择“无明确学习动机”。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学生都把通过四、六级获得学位作为学习英语的最终目标。而近年来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一直都是医学院校学生就业的敲门砖。大学英语四级改革后难度加大，对于听力，书面表达有了更高的要求。而当听、说等语言综合运用水平总体相对较低的医学院校学生面对改革后的英语四级考试时，普遍会产生激烈的内心冲突、精神紧张，造成心理压力，产生焦虑。这种焦虑主要体现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主动性逐渐消失，产生抵触心理等方面。
1．3其他课程的干扰
在我国的中学阶段，英语是“主科”，学生几乎每天都要上英语课，做英语练习题；而进入了大学阶段特别是医学院校的学生，除了学学英语以外，还开设了很多重要的医学专业课，学习负担很重，学生无法兼顾公共英语和医学专业课程，对英语学习的重视程度发生了变化。而在大多数的医学院校，英语都是必修课，很多学生是被迫学习英语的，久而久之就会对英语产生了逆反心理。
1．4教师教授不得法，“学”与“用”脱节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培养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的高素质医学人才已经成为了医学院校外语教学的新要求。而医学院校面临着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低、高分低能、聋哑英语等问题和弊端日益突出，这一系列问题的实质就是“学”与“用”的脱节。
当前很多医学院校的英语课程所采用的教学模式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方法单一，英语课程流于形式。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限制了师生的相互交流。学生艰苦学习英语多年后，学到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不能达到学生用英语进行交际的最终目的。学生也认为现在所学的大学英语内容不实用，与毕业后所从事的专业无关。
2如何克服医学院校学生的逆反心理
2．1培养学习动机，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医学院校大学英语教师要不断地在教学中给学生新的刺激，要让学生多了解英语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满足他们的求知欲。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会给学生带来趣味性和生动性，必然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提高外语学习的效果引。
在教学中，教师也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外语学习动机的培养。要让学生了解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和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外语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变得尤为重要。通过外语这个工具医学院校的学生可以了解先进的医学信息和高新技术。学好外语对他们的工作、学有裨益；社会对医学专业学生的外语要求越来越高，学好外语才能适应激烈的竞争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学生树立了外语学习的正确动机，他们外语学习的效果必然会得到提高。
2．2提高教师素质
在公共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最需克服的是由于任务重、课时多、班额大、压力高而产生的“良心教学”、“责任教学”的心态。最应提倡的是实现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教师的角色转换，不仅用一颗爱心和一种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学生，还要不断地充实和提高自己。医学院校的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及时了解教学改革的信息。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必须根据教材内容，结合医学院校学生所学的专业特点，不断更新教学方法，做到常教常新，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2．3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优化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模式
近几年，高等学校扩招以后，一些医学院校的英语教学资源难以满足教学需求，而大班授课是近期国内高校扩大招生以来英语教学的趋势，大班授课对教学手段、方法、课堂组织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利用多媒体及更先进的网络技术，是改革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和大班英语教学取得成功的技术保障。
传统教材的学习是单向的，多媒体网络教学模式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能够弥补传统英语课堂教学的不足。多媒体网络环境下学生可以对教材的多种信息进行交互式操作，这有助于弥补单纯文字与口头表达形象性弱的缺陷，克服传统教学中抽象、枯燥的弊端，最大限度的降低学生对传统课堂教学定势的“审美疲劳”。
2．4制订分层的、多元化的教学评价方式
杨惠中教授(2003)指出：语言测试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科学的测试工具，对学生的语言能力进行客观的、公正的评价，反映教学中的长处和短处，为改进教学实践，提高教学质量服务。可见建立合理公正的教学评价方式，对于克服学生的逆反心理是尤为重要的。医学院校也不应该把过级当做是评价学生学习成果的唯一标准，对于不同起点的学生要有不同的要求，要考虑学生的起点水平，并根据每一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实施教学，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对于学生获得的成绩要积极鼓励。教师尽可能设计出适应不同学生的评价标准，真正实现教学评价方式的多元化。
【关键词】政策科学；发展问题；理论借鉴；本土化研究
一、政策科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政策科学是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价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源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曾一度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核心”。政策科学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是行政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带动下，科学、民主决策的观念引入党和政府的决策系统，为政府管理专业化、民主化、科学化提供了支撑和依据。1986年7月召开的全国软科学学术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讲话明确地提出了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任务。随后，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决策研究的专门机构相继成立。一批国外有关政策科学的专著相继翻译出版。有关政策科学和决策制定的教科书陆续出版，相关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与此对应有关政策科学的课程逐渐设置起来。从90年代开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大学率先在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系建立了政策分析的课程，并开始设置公共政策分析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之后，全国的许多高校都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设置了政策分析等课程。不仅如此，政策科学和公共政策分析的课程也成为公务员培训的必修课。至此政策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学术界所公认，并获得了应有的地位。我国政策科学的发展包括三点内容：第一，学科建设，主要是为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政策科学方面的教育，包括教材的编订和教授等；第二，对政策分析的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80年代，主要是运用实证的方法和数学工具来衡量有关政府部门的大型社会方案和工程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第三，对特定部门政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政府等行政管理部门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作的对策性研究。
二、政策科学理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1．学界和政界的重视程度不够。在我国，虽然政策科学曾一度引起一部分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也多次呼吁要加强宣传、扶持该学科的发展，但是迄今为止对政策科学的宣传、普及工作落实的非常有限。其学术、实践价值并未被人们尤其是各级官员所认识。政策科学作为一门需要学者、专家和官员来共同研究的实践性学科，如果单靠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力量，而没有政府施政部门的高度重视，没有政府官员和实际的政策分析、咨询专家的参与，终将成为僵死的理论被搁置。
2．学术水平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尽管国内专家学者在消化、吸收西方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表了许多相关的论著、教材和学术论文，但是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这些成果的显著劣势：理论研究体系延续西方，缺乏创新。我国现有的政策科学研究体系基本上是在借鉴、吸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理论框架和相关学科背景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中国特色。理论研究内容过于集中。有学者曾经指出公共政策的研究范围是十分广阔的，既包括对一般理论和具体政策实践的研究，也包括对理论本土化研究及不同国度的横向比较研究与根源性、发展性研究。而目前我国的政策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般性理论问题的程序性研究上，而其它方面的研究都很薄弱。理论研究方法单一、刻板。长期以来，我国政策科学研究普遍存在着“重主观、轻客观”的错误倾向，许多在西方的先进研究方法，如跨学科研究、系统分析等，我们都没有很好地运用。同时，我国的政策研究还存在着缺乏系统研究思路和过分强调其政治性等问题。实践表明，研究方法的落后性，已经成为阻碍我国政策科学发展的首要瓶颈。理论研究的创新水平较低。我国政策科学的研究成果大多存在体系雷同、内容重复等问题。同时，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闭门造车的产物，理论性强但却与实践脱节。
3．学科建设缓慢，有待进一步加强。政策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第一，组织建构不足。一方面，政策研究组织的规模和能力与我国的具体行政实践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差距较大；另一方面，高校和相关的政策研究院所的政策研究机构独立建制的较少，整体水平不高。第二，专业设置有待进一步优化。在2002年政策科学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后，其专业课程设置，人员配备以及如何借助本科教育切实提高政策水准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第三，教材的建设存在严重问题。一方面，教材雷同之作较多，缺乏创新；另一方面，有关案例分析等实践性教材匮乏，难以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第四，师资队伍专业人才匮乏。那些从事政策科学的教研人员大多不是专业出生，专业化水平较低。同时缺乏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实践经验，难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五，教学内容单一，课程开设不规范。从教师来看，往往存在“扬长避短”的心态，熟悉什么就多讲什么；从教材来看，理论色彩浓厚，实践分析不足。同时还存在着教学方式、方法简单划一、“满堂灌”现象普遍存在等问题。
4．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率较低，实践性有待提高。政策科学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政策实践。丰富多彩的政策实践是推动政策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解决现实政策问题是政策科学理论的根本使命。当前，我国的政策科学研究专家往往注重理论和学术，忽视实践和现实。与此同时，从事政策实践的各级各类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又只重视实践经验，轻视理论的指导作用。这必然导致我国政策科学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和应用率低。
三、解决我国政策科学发展问题的创新思路
针对政策科学理论在我国的发展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既有建议大胆借鉴西方政策科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也有强调应该积极推进我国政策科学研究的本土化的。“借鉴”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政策科学于20世纪后半叶在美国率先创建和得到迅速发展，其学术成就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政府机构的管理体系以及研究机构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的发展迅速，新的政策理论和方法不断出现。为缩短我国与国际上政策科学研究水平之间的差距，解决我国的具体问题，借鉴国外的成果和经验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以西方学者的研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政策科学学科，其理论与方法论的普遍适用性是值得质疑的。这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自主性思考，政策科学本土化研究的呼声应运而生。然而，“本土化”比“借鉴”要复杂的多。政策科学的本土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和值得尝试的应用问题。它不仅涉及理论的研究，还包括在中国这个特有的政策环境下对理论的适用性和变通性的研究，从而解决中国理论研究的特有问题。
综上，中国政策科学理论必须走“学术借鉴”和“本土化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在借鉴的基础上踏踏实实地开展本土化研究。只有这样，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才能逐步得到解决，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才能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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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开幕式上，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张学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校长赵心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分别致辞。张学立首先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就论坛召开给贵州民族大学相关学科发展带来的推动意义进行了阐述。赵心愚在致辞中强调，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共谋学科理论发展，共同推动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一个开放性学术平台。张昌东指出，本次论坛从区域、社会与文化角度来探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田野方法，对深化当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作了题为“学科兴衰的原因”的主旨报告。报告以我国著名民族学家闻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会议记录为例，回顾并反思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开幕式由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主持。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5.关于民族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探讨了道路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从环境人类学视角探讨了西南民族糯文化变迁的政策因素。贵州民族大学陈玉平教授将国家通道的路线与傩文化传播的路径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思考。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以贵州黎平黄岗村为田野点，讨论了国家控制与地方互动中的普适性规律。华东师范大学徐赣丽教授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幸福指数高的表现和原因。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陈晓毅研究员重点探讨了西南民族地区都市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问题。
1937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最早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在70年代之后成为许多经济学家讨论的热点，企业契约理论也随之产生并逐步发展为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
1.1张五常：要素契约替代产品契约
华人学者张五常认为，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只不过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 或“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在1983年发表的《企业契约的性质》这篇论文中，张五常指出，“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十分确切的，而应该说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或者说是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通常认为这一观点是对科斯企业理论的重要发展。
1.2对科斯和张五常的企业理论的数学模型表达
杨小凯和黄有光在1993年用一个数学模型来表述和发展科斯和张五常的企业和产权结构理论。通过对模型的分析，他们认为，“企业是一种巧妙的交易方式，它可以把一些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卷人分工，但同时却可能避免此类活动的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
2.中国学者所做的对企业契约理论的对比拓展研究
2.1企业契约理论的机会主义行为分析
中山大学的刘燕（2006）在《基于企业契约理论的机会主义行为分析》中指出：契约关系的“缺口或疏漏”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互动， 是增加经济活动交易费用的一个主要原因。有限理性、不完备与不对称信息、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 使契约的签订和实施不再是无代价的。如何低成本、高效率地防范契约关系中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行为， 成为组织与合同中对经济主体进行激励、监督的出发点。
2.2与马克思的企业契约理论的结合
何宇（2004）在《马克思的企业契约理论：比较与借鉴》一文中首先分析了马克思的企业契约理论，并将其与科斯等人的企业契约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作了比较，得出了一些启示：（1）企业作为一种以私人盈利为首要目标的契约组织，契约各方缔约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企业中个人特别是占优势地位的人的利益，如果不加限制，企业的运行极有可能损害到社会、国家和公众的利益。（2）在企业内部契约关系中，各产权主体的地位、权利、义务是不相同的，政府应注意规范和限制强势产权主体的权利，加大对企业中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
文中还特别提到在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初期，在各种制度法规都不太完善的阶段，尽管企业内部成本较小，但企业运行的社会总成本可能很大，我们应警惕企业可能产生的外部成本。
2.3企业的契约理论与能力理论的比较
姚先国，朱海就（2003）在《企业的契约理论与能力理论比较》一文中比较了企业的契约理论和能力理论，指出了它们的差异，认为两种理论各有所长，在研究企业内部的规治结构、激励机制的设计时， 契约理论较为擅长；在研究企业的生产、技术创新、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 Richardson，1972） 等问题时，能力理论有优势。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适当的内部激励结构会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 从而促进企业能力的积累，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3.中国学者对企业契约理论所做的批判以及反思
随着时代的发展，任何理论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的，这需要学者们能够突破既有理论的局限，提出创新性的理论框架，发展新的理论。早在2002年，姚小涛、席酉民等就在《企业契约理论的局限性与企业边界的重新界定》一文中指出：企业契约理论在分析企业边界与规模时存在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对企业从生产角度的研究以及简单的二分法，企业契约理论很难全面深入地解释当前企业界的一系列重要现象。并提出企业的边界决定于核心知识的利用、生产与组合特征，并以此为主要确定标准。
王建军（2007）在他的研究中总结了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即契约理论三个分支：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理论。它们的共同主旨就是：将企业视为“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科斯、张五常以及威廉姆森等人的观点详细介绍了交易费用理论。他对之前的经典理论和流派都作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并在全文最后指出企业契约论者都犯了将交易概念泛化的错误，即将交易概念的外延加以过度扩展，超出了交易概念的内涵或本质规定性，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将企业外部的市场关系和企业组织内部关系同质化，造成了企业性质上的误导。企业契约论者以泛化的交易概念为基础，将企业的性质理解为“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把契约关系本身看作是企业的性质，这对于人们认识企业的性质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对节约交易费用的强调只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这种比较静态方法不能很好地揭示企业组织演进的动态过程。用契约关系来定义企业本质的做法也是一种缺乏历史感的静态分析。
4.中国学者对企业契约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前面的文章已经提到，企业契约理论与历史、现实存在一定的冲突，用契约关系来定义企业本质的做法也是一种缺乏历史感的静态分析。而任何的理论都不应该脱离现实，都应该被用来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并对经济发展和改革起到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