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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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设计文化结构民族性时代性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说过"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生物的需要己转化为文化的需要；"现代包装设计正是一门以文化为本位，以生活为基础，以现代为导向的设计学科。因此我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应把包装设计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对待：在现代社会中，设计理论的研究已不仅是一门学科的深入剖析，而应是多种学科交叉的统观。把包装设计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观照，也就不仅是简单的物质功能的满足和精神需求能一言蔽之的，其中的内涵是现代设计师们所必须探究的。
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包装设计文化是否可以说是包括人们的一切行为方式和满足这些行为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面所形成的心理观念。一般说来，这些有许多设计文化要素构成的复合整体，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包装设计的物质层，它是设计文化的表层，主要指包含了设计文化要素的物质载体，它具有物质性、基础性、易变性的特征。如各种包装设计部门和包装设计产品，交换商品的场所以及消费者在使用包装产品中的消费行为等；
第二，包装设计组织制度层。这是设计文化的中层，也是设计文化内层的物化。它有较强的时代性和连续性：主要包括协调设计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规范设计行为并判断、矫正设计的组织制度。世界上包装设计文化比较先进的国家都有自己相应的较为完整的组织制度。而包装设计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组织制度大都不完整。
第三，包装设计的观念层。它是一种文化心理状态，所以也可以认为是设计文化的意识层。它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是设计系统各要素一切活动的基础和依据。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文化的进步，带来的对包装设计文化的冲击，主要就表现在生产和生活观念、价值观念、思维观念、审美观念、道德伦理观念、民族心理观念等方面上。它是设计文化结构中最为稳定的部分，也是设计文化的灵魂，它存在于人的内心，并发展变化，最终会直接或间接地在组织制度层上得到表现。并由此规定自己的发展和规律，吸收、改造或排斥异质文化要素，左右设计文化的发展趋势。
包装设计文化结构的三个方面，彼此相关，形成一个系统，构成了包装设计文化的有机整体。包装设计文化的物质层，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变动活跃，交流方便频繁，同时，包装设计文化的变化发展又总是首先在它的身上得到体现。如我国的改革开放，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文化与技术，产品的渗入正扮演着这场文化冲击的先导的角色；在市场上，产品包装更新换代．层出不穷。而组织制度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它规定包装设计文化的整体性质，是设计的群际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纽带，更是包装设计得以科学有效实施的保障。这一层面由一整套内在的准则系统所构成，从而成为包装设计师从事设计活动的准绳。不同的设计观念会带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结果，认识到新环境所强加于我们的新要求，并掌握符合这样新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手段，这正是设计观念的新高度。三者间互相依存，互相结合，互相渗透，并融合反映在每一个具体的包装设计活动和设计作品中。
包装文化要素在时空中传播，在一定空间中存在，即同一社会人群相关的必然中，产生了包装设计文化的民族性，由于文化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即同一定的社会历史变迁相关的必然中，产生了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构成了包装设计文化的社会属性和本质属性。
包装设计文化的民族性，涉及到文化的发生学，正因为全世界的文化不是来自于同一源头，当然就有了民族性的问题。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都形成与其他民族不问的语言、习惯、道德、思维、价值和审美观念，因而也就必然形成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包装设计文化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包装设计文化结构的观念层面上，它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心理共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环境造成的不同的文化观念，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自己的设计活动和产品中。如德国设计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理性的造型风格，日本的新颖、灵巧、轻薄玲珑而有充满人情味的特点，以及意大利设计的优雅与浪漫情调等，这些无不诞生于他们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的氛围中，再如中国包装设计风格上的平稳、圆满寓意和形式上的完整性、对称性、也正是我国人民内向心理特征和相对保守的社会意识的折射。
由于设计组织制度脱胎于设计的意识观念、是设计意识的物化、是民族设计意识的派生、于是它同人们设计观念指导下的活动方式和实践成果，都因此拉上了不同的民族色彩，打上了民族性的烙印。
包装设计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
一个民族共同形成之后，便形成了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上，该民族文化分别会表现出一系列的时代性特征。只要我们承认包装设计文化的承接性和发展性，就有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存在。这是因为包装设计文化首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该民族各个时代的设计文化的叠合及承接，是以该时代的现实的物质社会为基础，是传统设计文化的积淀和不断扬弃的对立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
包装设计文化有其时代性，主要反映在包装设计文化的组织制度和物质外层上。但设计是紧随时代、重在观念的。在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社会主观形式都已发生根本的改变．尤其是信息的广泛高速的传播，开放的观念激荡愈趋激烈，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的多元化，人与人交往的频繁，社会及人要求的不断增加，工业文明的异化所带来的能源、环境和生态的危机，面对这一切我们是否能适应它、利用它、使包装设计成为该时代的产物，这已成为当今设计师的重要任务。
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特征，很自然地使我们的设计活动和产品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标准去衡量。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准，不能把今天的或昨天的当作绝对的、唯一的标准。对于历史的设计文化的评判必须认识到本身就是历史的。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一切历史的认识本身都是历史的，每一时代的包装设计文化都有其绝对的内容，都有自己的观念体系、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状态、都有这个时代的烙印，所以也都相应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没有这些认识、我们就不能对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包装设计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既是内容又是形式，这两种基本属性，在包装设计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上，一般说来，物质层面更富时代性，因而是最活跃的因素，最易被人们所接受，所流行。心理层面具有较强的民族性，较为稳定而保守，因而变化越来缓慢。当两种异质的包装设计文化在平等或不平等的条件下接触时，首先被互相发现的多是物质的外层、习之即久，逐渐可以认识到中层即理论组织制度层的层面。最后，方能体味各自的核心层面即心理观念层面。日本战后包装业的发展，以及我国包装业自改革开放从引进物质技术设备开始、到各种先进的组织管理制度的引进，一直到现代包装设计观念的渗入都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高校;数学教育;数学文化
目前在高校的学习中，数学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学习到真正东西的学科，并且对数学的融会贯通有助于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和理解，但是在现实的高校数学教育中，学生们对数学是避之不及的，课堂表现差强人意，令人担忧．也正是因为这样，如何在数学文化观视域下研究高等数学的教学，是重中之重．
一、数学文化观的形成
1．概念．数学文化形成于数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具体指的是，在数学的教学或者科研过程中，把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且用文化的观点来看待数学，着重强调数学的文化价值．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数学文化包括数学的思想、方法、语言、精神、观点，以及这些方面的形成和发展;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数学文化不仅包含上述内涵，还包括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以及数学教育，还有数学在自身发展中的人文成分、数学与社会的联系、数学与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内容．因此，高校在开展数学教育的时候，除了让学生掌握数学知识的基本概念、定理、公式之外，还需要不断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2．特点．数学文化和其他文化是有着一致性的，比如，数学文化具有统一性，部分地域和民族，数学文化有着自己的语言和符号，是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数学文化还具有可塑造性，数学文化可以在课堂上传播，可以在数学活动中传播，在交流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也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自己，改进教学的方式，促进数学文化的传播和普及．
二、基于数学文化观视域下的高校数学教学策略
1．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师的教学素质．高等院校的教师的责任不仅仅是传授给学生数学知识，在一定意义上，承担着传播数学文化的责任，这就要求教师不可像传统教学一样只给予书本知识的讲解，还要求更深层次的教学，向学生传播数学文化．2．教学方式要形式丰富．高校数学不再是简单的书本内容介绍，更多的是来源于生活，因此，高校数学要以生活实际为基础，只有从实际生活出发，才能将复杂变为简单，将晦涩难懂变成信手拈来，将生活中具体的实际案例与数学相结合也能更好地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应该给学生创造可以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环境，在学生身边作为同行者，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真真正正地让学生融入数学文化中．3．对数学课题进行想象化处理．对于学生来说，不愿意接触数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读不懂数学课题，因为数学是一门抽象和逻辑性很强的学科，在题目中没有一个字或一个字母是废话，都是解题之关键，有的十分复杂，学生甚至不明白题目的要求，就更不愿去学习数学了．目前，电子媒体技术十分发达，随着高校的改革，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深入每一个校园，多多利用，可将数学形象直观地展现给学生．4．数学教师要多多和其他学科教师进行交流．众所周知，数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和其他学科息息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学生在学习中总会遇到多个学科交叉的问题，不仅要学好数学还要学好其他科目，教师可以利用数学和物理、化学以及数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对学生进行引导，不仅仅是传授数学知识，也为学生学好其他学科进行了良好的引导．
三、基于数学文化观视域下的高校数学教育意义
1．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在大家眼里，数学学科是一个比较难懂的学科，如果教师不采用一些合理的办法就会使学生失去兴趣．因此，很多高校的数学教师都在授课时通过一些小故事来带动课堂氛围，从而令数学的公式和内容不显得那么枯燥．总之，引用数学文化的知识能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提高高等数学的教育质量．2．有利于培养学生关于美的概念．数学文化的内涵是丰富多彩的，教师在传授数学知识时，应该不断挖掘数学文化，给学生展现出数学的美，让学生都能够充分认识到高等数学的重要性，不断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3．有利于促进学生素质教育的发展．从以往传统的高等数学教育来看，在高等数学教育的过程中，很多数学教师都只是重视学生的知识成分，重点培养了学生的高等数学分析能力，但是，忽视了数学文化素质的培养，因此，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越来越多的高校注重数学文化的教育，给数学课堂教育带来了很多的生机和活力，有利于促进学生素质教育的发展，也会真正落实素质教育．
四、总结
论文 关键词：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 自然 的 历史 的进程。当今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回避全球化的浪潮。从我国的改革开放，到申奥成功，再到加入wto等，都是争取或者自觉地融入全球化过程的反映。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的文化领域同样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在这种格局下，确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文化观，把握
第三，
论文摘要科技期刊文化力既是科技文化力的组成成分，又是整个期刊文化力的组成成分，是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提升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的潜在动力。传播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宣传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是科技期刊的重要作用。科技期刊文化力作为一种隐性人文资源，能够实现社会价值的增值。深入研究和探讨科技期刊文化及其作用力，对于科技期刊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科技期刊文化力的概念和内涵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整个国家文化力的组成部分。期刊文化力也是整个文化力的组成部分，笔者曾专文进行过论述[1]。科技期刊文化力既是科技文化力的组成部分，又是构成整个期刊文化力的重要成分。
编辑文化是社会大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编辑文化与其他文化系统一样，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编辑文化的表层结构是编辑物质文化，中层结构是编辑事业的体制，而其深层结构表现为观念形态等因素[2]。
“文化力”是与综合国力系统中的经济力、政治力等因素相对而言的,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它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和建设成果,蕴含着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力量和智力因素,核心是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创造力的充分发挥[3]。期刊文化力是文化力中的重要元素,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期刊文化发展与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量,既包括这个国家或地区期刊文化的现实水平,同时也包括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等方面的作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科技期刊文化力是期刊文化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期刊编辑的使命是创造和建设科技文化力,不断地推动科技文化事业向前发展。科技期刊编辑通过科技文化选择、科技文化积累、科技文化缔构和科技文化传播,将科技文化成果奉献给社会。这些科技文化成果被存储后,一方面，在社会上被广泛传播,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存储下来的成果获得积累,可以为后人的知识创新提供基础，进而转化为促进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促使历史进步[4]。
科学文化是有别于人文文化性质的文化，它使人类获得了一种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变革自然的力量，科学文化以其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加速着人类社会的前进步伐。作为科技载体的科技期刊，承担着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作用。深入探讨科技期刊文化力的内涵，对于科技期刊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过程是作者的科技文化创造、编者的科技文化选择与读者的科技文化认同的过程，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文化制约与文化互动的关系。科技期刊的文化责任在于，既能根据自身的读者定位、内容定位来满足当下人们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文化需求，又能在提升人们的科技文化品位、塑造人们的科技文化品格的过程中致力于人类科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等长远目标的实现。
2科技期刊文化力是提升国民科技素质的潜在动力
科技期刊能够积极主动地引导人们形成开放性的科技文化视野,把我们的科技文化发展纳入到全球科技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积极地推动国内外各种科技文化的对话和交流。科技文化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科技文化对话、交流和整合的机制,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使人类在一些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念上取得共识,而同时使各民族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因此,科技文化的全球化实际上也是不同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冲突的过程,是不同文化精神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只有当世界各国都积极地融会到这种文化整合包括科技文化整合中,才不会使全球的文化世界变成单一文化的天下[5]。
科技期刊可以引导人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形成自觉的现代化视野,积极推动适应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现代科技文化精神的生成[6]。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科学的启蒙,中国民众的文化精神和行为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理性、科学和创新的思想观念以及各种现代价值观念已经逐步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中。但是,必须看到,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形成的许多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观念还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助于我们克服传统文化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推动现代社会所必备的积极的文化精神的形成。只有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科技文化对话,不仅要批判其他科技文化的弊端,同时也批判自己科技文化的缺陷,才能形成在全球化的科技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中国科技文化，整个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才能不断提高，而科技期刊在其中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3科技期刊文化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潜在推动力
先进的科技文化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落后的科技文化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先进文化的中国科技期刊文化应以它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传播优势主动担当起引导者的角色。对读者而言,其价值观念的改变、自身科技文化环境的净化、科技文化品位的提升都难以回避科技期刊文化力的引导作用。这种强大的引导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大众型科技文化期刊还是小众型科技学术期刊，实现刊物的科技文化定位既是一个适应读者的过程，又是一个引导与提升读者的过程。
科技期刊文化具有很强的产业属性。科技期刊文化产业经营的范围广泛,它包括科技广告经营、网络经营以及其他相关科技产业的经营,可为拉动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舞台。它必将成为经济建设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的增长点。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期刊严肃的文化使命与对市场利益的追求，是对立中的统一，是推动期刊发展的相辅相成的双重力量。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科技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资源。不论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还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都说明文化与经济是一对可以双赢的统一体。
另外，科技期刊文化力作为一种隐性人文资源，不仅可以驾驭显性物质资源，而且可以实现价值的创造，实现社会价值的增值[7]。凝结于科技期刊编辑身心之上的文化力，包括他们的精神力、知识力、智慧力和创造力，是期刊社创造性增值的力量源泉，它能创造出新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科技期刊文化力可以在期刊社内部人际之间传递，还可以在行业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传递；借助于科技期刊文化的导向功能、开发功能和规范功能，使得人们的思想、文化和心理，逐步变得科学化、优良化。通过长期的、持之以恒的作用，将会展示出科技期刊文化力“水滴石穿”式的潜在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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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国元.期刊文化新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张春明.编辑与文化力[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1999，22（4）：394-398.
[5]李小娟.论全球化时代学术期刊的文化视野[J].理论探讨，2001（3）：97-98.
[论文摘要]受消费主义思潮以及某些陋俗文化观念的影响，消费异化现象正在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异化造就了特殊的消费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心态。消费异化为畸形、非理性消费行为提供了支持，不合理的消费文化又助长了消费异化的泛滥。解读消费异化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倡导推进健康向上的消费理念有积极意义。同时，开展对属于陋俗的消费文化、理念、行为的批判，有助于人们对消费意义的认知。全方位认知消费异化的危害，建立符合国情、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是抵制消费异化的必要手段。
一
一般认为，消费异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进人消费时代的伴生物。所谓“消费异化”是指消费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扭曲，消费的原始、本真意义发生了改变。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本来意义上的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目的是对需要的满足，这是正常消费。异化消费则是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费，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是不合理的消费。“人们的消费就不再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即成了一种异化消费。论及消费异化及其种种表现，可谓涉及诸多领域，俯拾即是。择其要者，仅从以下两个侧面略作说明。
其一，符号化的扭曲与曲解。消费或消费行为“符号化”是指人们消费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于各种消费品一般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具体需求以外的某些符号表征。“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的服务和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闭现代社会，商品(包括各种服务)越来越多地带有符号意义与特征，符号已成为商品的另外一种价值。然而，符号毕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属性，也不应淹没商品最基本的属性。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过分看重消费品的符号意义，过分追求符号的外延意义，使符号意义发生 扭曲，消费行为、观念发生了异化。一些人的消费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其中有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时尚”，还谈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费过程中追求各种名目的名牌、高档消费品，目的是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费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标识，并不考虑消费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否相符。对于豪华、奢侈的追求彻底消解了消费品最基本的属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烟，开哪国生产的高档名车，穿哪个名牌的时装成为这些人的消费追求;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应运而生地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天价”消费品:“天价年夜饭”、“天价香烟”、“天价豪宅”……。虽然他们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或极少数，但所造成的“负激励”效应却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属于富豪、大款阶层的、对消费和商品符号化情有独钟消费者。这些人的收人显然无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论，但对符号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费的目的也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照顾“门面”，满足虚荣心。于是，收人并 不丰厚的“白领”吃住高档，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费，成为生活水平的虚假符号。超前消费导致了少数人“花明天的钱，今天尽情享乐”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高消费“为消费异化提供了温床”闭。无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 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种过度符号化的异化消费都是非理性消费，应当予以批判。
消费符号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异化了消费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费行为的异化，但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扭曲，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所谓，卜经济”效应，远远超出消费领域或经济领域。其中，消费文化的导向作用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整个消费过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号的左右，人与商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针对符号及其消费意义的逐步增多，许多时候物品消费即是符号消费的现实，有学者指出:“符号消费的实质在于社会身份的建构”。人们购买消费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赶潮流、领略时尚、炫耀财富与富有等等与真正的商品属性毫不相关的欲望—“符号欲”。此间，人是否“在场”取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商品变成了欲望和着迷的对象，炫耀性消费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些商品会得到人们的偏爱，而这些问题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无法解释的。的确，根据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对符号消费的“执著”。也许我们只能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剖析。因为“人的符号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据此，有理由认为，消费文化的“异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费消费。某种意义上讲，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符号化性质，与消费符号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费消费不仅是消费符号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且凸显浪费特征，形式多种多样，甚至渗透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谓浪费消费顾名思义，消费本身即是浪费，丝毫不顾及节约理念的存在。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国人送葬时的花圈开销。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国人每年为死者送葬烧掉的花圈价值竟然高达13.3亿人民币!无论出于何种需求目的，满足什么类型的消费需求，每年白白烧掉十几亿元人民币的纸张，对于一个人均资源非常不富裕的国度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中国本是一个有着勤俭持家，厉行节约节约浓厚传统的国度，但由于消费主义以及 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优良传统正在被人淡漠，各种消费中的浪费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时下的国人，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大都市市民;无论是大款巨富，还是贫困人群，均对青年人的婚姻开销表现出非常高的积极性和热情。从嫁妆购置，到大摆婚宴，场面与铺张一直呈上涨势头。各种花费，数量巨大，其中不乏有无谓的、属于浪费性质的支出。当下青年人结婚上的花销和“大方”的心态，穷人和富人并无本质差异，可谓“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穷人有穷人的浪费”。人们在分析国人在婚丧上花销的浪费原因时，大多强调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实际的攀比之风的确助长了消费浪费风气的蔓延。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更深层次剖析，不难发现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的异化，背离了消费行为、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准则:合理、正当、健康。
涉及国人消费行为中的浪费问题，除了前面列举的两个典型事例外，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尽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来:餐桌上的浪费、一次性用品的泛滥成灾、名目繁杂的“豪华包装”等等。国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费不舍为天文数字，“豪华包装”的资源浪费同样惊人，媒体屡屡予以尖锐批评，依然有禁难止。无疑，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异化，堪称日常生活消费中另一种特殊“符号消费”。消费异化的大行其道与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有直接关系。但剖析各种非理性消费，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费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无意之中助长了消费主义思潮背景下的消费异化。显然，由于消费异化种种负面效应，致使消费异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情况下，浪费消费、消费异化在现实生活中助长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费异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两者可谓“相得益彰”。过分追逐符号化、浪费铺张是消费异化的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凸显着非理性消费的特征。针对五花八门的浪费，有人建议出台《反浪费法》。诚然，依法治理浪费有可取之处，但对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的治理完全“依法办事”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消费毕竟是个人权利，在权利本位社会里，抵制消费异化主要还应来自道德、文化层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彻底改变、扭转消费异化，但健康的消费文化对于倡导理性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节约消费，自觉抵制消费异化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
关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等，学术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笔者认为，应侧重文化批判的视角认识消费异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异化现象是必要的。如何营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文化和文化氛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侧重如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与批判的文化。所谓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对各种直接影响人们消费心理、价值观的陋俗文化进行批判(并非对整个消费文化进行批判)，还应对伴随消费主义进人本土时挟带的种种消极的价值观和消费理念予以批判，如与异化消费密切相关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价值观的批判等。这里所说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构新型消费文化过程中，刻意培养消费者对本土陋俗文化、外来消极文化认知的自觉，使广大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消费，能够对消费异化有本质的认识，进而强化对消费异化的抵抗力。当然，批判的目的不仅仅限于颠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构。我们确实需要建构新型的消费文化，一方面通过新型的消费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则通过新型消费文化的建构，实现文化批判的目标。批判消费异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首先应在理论上对消费意义予以认知。必须告知国人，什么样的消费理念、行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们倡导推行的。一般来说，消费的第一推动力是需求，即消费是由需求决定的。消费者消费各种消费品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费异化消解了消费品的自然属性、物理属性，突出、追求的是符号价值，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异化。因此，展开对消费异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关注消费伦理。根据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可知，消费具有伦理性，是一种伦理现象。因此，消费必须遵守相关伦理的约束。今天的消费伦理应侧重两方面内涵: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的理念，并使之成为消费理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续发展、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积极提倡可持续消费。消费理应恪守相应的伦理准则种种带有“透支”性质的各种消费，既是消费的异化，也有违于合理的、适度的消费原则。“适度消费的精髓是节约。崇尚节俭的消费是自古以来的美德，即使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也还是一种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们主张节约，决不是让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对人们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使人、社会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而这正是为了使人们更幸福的生活。
针对消费异化、符号化，除了应当大力倡导合理消费之外，还应经常告诫国人，能够挥洒自如消费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应选择适度消费，“适度消费就是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在不降低消费水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不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与个人生理的承载能力，消费水平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费和避免超前消费。时下某些人的消费行为与国家倡导的节约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与收人、国情形成了悖论:一方面，我们承认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各种高档奢侈品的消费比之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一方面存在着生产过剩与消费拉动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对商品符号和意义的狂热追求;一方面，我们认同资源并不富足的现实，另一方面，消费资源消费的大手大脚让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所谓消费的“个性化”，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称……。这些悖论说明了消费伦理的缺失(有人称之为失范)，有必要针对消费异化、浪费消费重塑新型的消费伦理观念。
第三，倡导理性的消费价值观与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费价值观?我们认为，核心内容应是适度消费，对各种消费有一种“量力而行”的自觉，能够认知消费品的物的属性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不为符号所左右，符号不会是消费价值的全部。消费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须对消费有正确认知。物质消费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也具备激发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费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费异化为对物质、消费品占有的无限冲动，并形成了赚更多的钱，购买更多的消费品，纵情享乐的循环圈。这些现象与商品、消费的泛化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价值观念绝无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费异化，一览无遗地表现为消费者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求，必然导致物欲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随之泛滥，各种腐朽、没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对人们精神生活的负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费异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思想、精神也随之发生异化。“人们在享受消费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的同时，却沦为了消费的奴隶，人们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进而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费异化使人越来越与自身的本质相异，丧失着美好、素朴的‘精神家园’。事实证明，异化消费、过度消费、把消费视为生活终极目的的行为模式并不能够给人增加幸福感，无法体验精神生活的神圣与崇高，大多仅仅局限于物欲消费的满足，人沦落为物、享乐的附属物。主体性在物质消费、符号消费、追逐富足中悄然沦落，满足各种欲望的多重选择与精神家园逐步缺失并存，消费异化支配下的人势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识无从谈起。故此，建构新型消费理念、消费价值观不仅是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消费社会的现实不可回避，批判消费异化，建构新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则是国人不能绕过的思想历程。
第四，正确的舆论和媒体导向必不可少。消费主义以及消费异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体的导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现代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结缘，不断推出各种感性“情调”、时尚，使消费异化具备了社会化特征。商家通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大众传媒，无孔不人地进行“狂轰滥炸”式广告宣传，喋喋不休地(潜移默化地或公开地)引导人们、鼓励人们进行消费，“各种传媒铺天盖地地冲击和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把大量虚假的物质需求强加于人。”图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鼓噪与消费主义一起成为消费异化的得力“帮凶”，迎合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助长了消费异化之风，消解了健康的消费文化。充斥各种媒体的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购物的享乐等内容倾向，直接加剧了消费异化的势头。因此，建构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媒体、宣传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费主义滥筋于美国，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产物。这种观念、理念进人中国后，应当审慎考量之处为应看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如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不可以全盘移植西方国家的模式一样，对待起源西方的消费主义我们也应谨慎对待，冷静分析。对此，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文化馆本身的服务质量有待提升
另一方面，进一步分析群众对文化馆认同感降低的原因后得出，文化馆本身服务质量也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如上文述及，当代群众对生活质量水平的追求在不断提高，也就决定了群众对服务水平的追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在更多选择的前提下，文化馆没有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和能力，没有针对自身服务质量和水平做好工作，使得文化馆自身的竞争力在不断下降。在这种背景下，群众自然更愿意选择能够提供更高质量服务的场所进行文娱活动和学习，更愿意选择一个能够让自己感到更加舒适和欢愉的场所进行这些行为。因此，文化馆自身服务水平有待提升也成为影响其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发挥效力的主要原因。
二、如何高效发挥文化馆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的作用
（一）进一步发挥文化馆职能。从文化馆自身的职能来说，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举办各类展览、讲座和培训，为群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开展社会教育，提高群众文化素养。第二，组织丰富的文娱活动，指导群众业余文艺团队建设，辅导和培训群众文艺骨干。第三，建设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开展数字文化信息服务。总的来说，文化馆的职能主要是提供群众的文化素养，并且对能够提高群众文化素养的各种活动进行帮助和扶持，也就是为群众各种文娱活动提供场地上的支持以及技术方面的指导。因此，要高效发挥文化馆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的作用，首先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发挥其自身的职能。文化馆必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自身的职能进行加强，强化各种职能所所带来的效力，而不是削弱自身智能。只有发挥更强的职能，才能够提高群众对其的认可度，才能够达到提高效力的目的。
（二）加强对自身的宣传。同时，文化馆在进一步发挥自身职能的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自身的宣传，其目的在于扩大自身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要让更多群众知道文化馆、了解文化馆、愿意到文化馆中学习和参观。如上文述及，特别是针对于年轻的群众，其甚至不知道文化馆的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文化馆的职能如何强化，也无法让群众感受到。因此，文化馆可以积极组织丰富有趣的活动，如能够吸引年轻群众的科学展览或者能够吸引儿童的活动等等，并且加大宣传，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从一定程度来说，文化馆所举办的活动，如展览和培训在形式和内容上无法吸引群众，这是导致群众对其认同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文化馆必须在加强自身宣传的基础上，从文化馆举办活动的内容方面入手，必须让群众认为参观文化馆能够获得确切的收获，才能够促使群众愿意来到文化馆，才能够发挥其自身的职能，最终达到提高其在群众文化工作中作用的终极目标。
（三）加强员工队伍建设提高服务质量。最后，文化馆必须要不断加强员工队伍的建设工作，不断提高文化馆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为群众提供覆盖范围更广、更具有价值的服务。一方面，文化馆提高了自身的服务水平和质量，能够为群众的参观、学习和活动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够提高群众对其的认同，达到吸引群众的目的。另一方面，随着文化馆服务质量的提高，其对群众的学习和成长也有更好的支持，才能够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发挥更强的职能。
三、结束语
一、历史文化考证与文体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体界限并非文学性和功能性的界限，经、史、子、集中诸多重要的文化文本皆是二者兼备的。中国古代文体纷繁多样，有的较符合现代研究范式中对文学性的界定，被视为文学文体；有的则是功能性优先于，甚至完全覆盖了文学性的文体。对前者来说，文化视角能为研究的深入锦上添花；而对后者来说，文化视角则是研究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学科分化的影响，很多研究者惯于按照某些标准将某一文本划入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再以该领域的研究方法解释之。此种做法的问题在于：首先，划分文本所属领域的标准不一定普遍有效。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具有整体性特征，并未有文、史、哲、政、经等明确的学科分化，如《诗经》不仅是一部审美特征鲜明的文学作品，更有其特定的政治社会功用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再者，由上述做法造成的思维和阐释模式的固化不利于真切和深入地理解文本及文本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逻辑。
过常宝《先秦文体与语方式研究》（以下简称《先秦文体》）一书对文体含义的理解采用了郭英德的解释，又在此基础上对先秦文体的特征进行了说明。郭英德在其《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指出，文体指的是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可分为体制、语体、体式和体性四个层次，包含了文章框架、语言修辞、语体风格、表现方式、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等内容。（前言第2页）但过常宝所论之文本的“结构体式”主要是指“从载录行为和话语方式角度可辨识的文本的结构或语气等方面的特征”（绪言第4页），对与时代审美风尚和作家个性气质等因素有关的语体风格涉及较少。因为先秦文献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且先秦时文章体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文体分类复杂交叉且具有多层级的特点，每一部或者一类文献可自成一种文体，又可同时包含其他文体，故其在书中指称研究对象时多用“文献”而非“文体”，有效化解了分类的复杂性和相对性给论述带来的障碍。其认为在先秦文献中，文体形态并非个性化的体现，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文化标志，是文本所代表的话语形式和此种话语形式在特定社会文化中发展演变的呈现。不同的文体标志也蕴含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如《尚书》中周诰的功能即是总结前代历史的经验教训，以突出敬德保民等治国思想。
基于研究对象鲜明的文化属性，《先秦文体》一书没有从文体形态或审美风格入手，而是着眼于不同的话语方式与文体之间的关系，对文献产生的文化行为或职事进行了细致考察，力求再现作为规范性话语形式存在的文献典籍背后隐含的行为方式。如其书中提到《春秋》的编订和书写原则不只是为了呈现史事，其表达重点在于《春秋》书法的价值暗示，史官通过价值暗示的话语行为来践行符合理想的意识形态建设活动。又如其认为不同的话语方式并不是作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即不同文体呈现出的语体风格与作者个性气质并无必然关联，他们选择说什么和怎么说，都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话语建构，而非出于自然，如先秦诸子散文表现出来的不同语体风格和表达方式即是以价值宣扬或争夺话语权为目的的话语建构。此种将文体诸要素置于文化语境中加以考证与分析的研究可以被视为一个将抽象符号重新历史化的过程。借文化分析来研究文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对语体风格的把握。从语言表达的一般规律来看，话语内容和表达的目的会对语体风格造成直接影响。而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话语内容和表达目的又是作为彼时行为方式的载体存在的，故而文化方式会影响语体风格。此法可视为对从文本入手研究语体风格的补充。
《先秦文体》的研究思路与郭英德对“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之关系的理解是一致的。郭论认为前者是从后者之中派生而来，即不同类型的行为落实到语言文字上，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文本，这些文本具有区别性的形态特征，以其形态特征为依据，区别类分，即有了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第24页）既然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源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那对与特定文体相关的文化行为方式之研究，便有助于把握作为文本方式之文体。叶修成《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一书也是此种思路，所用之法也主要是文化阐释和历史考证。其以《尚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典”“谟”“训”“诰”“誓”和“命”诸文体的文化内涵、文化功能和文化意义进行了考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各文体的源流发展与文体形态，认为“《尚书》编纂成书的各种资料来源，应当为当时各种文化礼仪制度下的史官的载录。而六体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过渡到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实际上，起根本作用的还是当时的各种文化礼制”（第25页）。梅军《殷商西周散文文体研究》一书方法和思路也与上述诸论著相类似，尤其注重历史文化考证，在充分利用各类文献之外还吸收了西方文体学的观念和方法。其以功能为标准对殷商西周的散文文体进行分类，认为文体研究不只涉及文体要素及文体结构的自身属性，还与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机制等深层结构相关。文体是历史性和稳定性的统一，既具有时代特色，又有其相对稳定的体制结构。稳定性保证了传统的继承，历史性保证了发展和创新。
总的来讲，各种文体的形成和发展皆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活动及社会意识形态的革新密切相关。历史考证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考察文体的演变过程及文化功能，把握文体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对文献资料落到实处、有理有据的分析有助于改善研究中妄加猜测、语焉不详与证据不足等状况。从文化学、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等视角切入研究文体问题，亦可突破学科限制和固定思维的障碍，在把握研究对象特殊性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有效的方法。但历史文献数量巨大、内容庞杂，加之部分真伪难辨、年代不明，处理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且要在理论意识的指导下合理运用文献，处理好共时描述和历时比较的关系，若无扎实的功力，恐难以完成。
二、理论意识与文体研究
如果说上述专著皆偏重于文体史，研究者多为文献学或古代文学出身；则贾奋然《文体观念与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文体学美学论集》（以下简称《文体观念》）与谷曙光《贯通与驾驭：宋代文体学述论》（以下简称《贯通与驾驭》）二书则较为重视文体学和文体学史诸问题的探讨，研究者皆有文艺学的学科背景。《文体观念》是作者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学与美学研究的论文集，内容涉及文体学史、文体理论和审美形式等问题；《贯通与驾驭》是一部断代文体学综合研究专著，内容涉及两宋时期的文体形态、文体流变、文体系统和文体理论等。本文开头已提到，提到的著作中无论是历史文献色彩较浓的文体研究还是理论色彩较浓的文体研究，皆强调文化语境的重要性。此与童庆炳、李春青等学者所强调之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一书开篇即对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说明，认为此法入手之处在于重建文化语境，基本原则是尊重不同文类间的互文关系，基本阐释策略是在文本、体验与文化语境之间穿行。重建文化语境可以“通过对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等各类文化文本的深入分析，确定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文化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把握这个时期话语意义生成的基本模式―――各种有着不同方向的‘力’之间构成的关系样式”（第7页）。姚爱斌的《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中也对文体研究所需之“历史语境意识”做了说明，即其不仅是指文化文本生成的魍忱史语境，还应包含研究者所处的现代历史语境。也就是说利用文本重建的文化语境具有相对性，不仅与文本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历史规定性有关，也会受到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知识背景等个性因素的影响。而重建文化语境是为了给具体对象的研究提供历史参照，为具体研究服务的。故而如何处理好不同类型文化文本之间力的关系、共时考察和历时比较之间的关系、宏观背景与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使重建文化语境的工作合理、有效地服务于具体研究，而不至于喧宾夺主等，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体观念》一书中所辑论文是作者多年来文体研究成果的汇总，其对文体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及研究方法皆受童庆炳影响较大。其对中国古代文体学、文体观念与历史文化因素（如士人心态、社会思潮、审美风尚、学术发展和文学批评观念等）之关系的探讨较为深入细致。《贯通与驾驭》一书较突出的特点是将文体文献研究和文体理论研究相结合，兼顾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如其在剖析了具体的文学公案，细致辨析各类理论文本的基础上，依据既涵盖理论，又与创作密切相关，显示度高，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等标准，将“本色”与“破体”视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之后先对“本色”与“破体”的词义演变及进入文体学话语体系中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又对比分析了宋代田锡、陈师道、张戒、洪迈、朱熹、陈造、刘克庄、严羽等人的本色论，以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六经文体相参”“诗之古体、律体相参”等破体互参的理论与实践。作者通过梳理文献得出的结论是：在宋代的文体理论中，本色论占上风，关于破体互参的理论则相对匮乏，但破体实践却比比皆是，甚至宋代文学的开拓性恰恰突出表现在创作的破体互参中。此处作者将理论话语与实践活动分开考察，而非预设理论与实践相一致或理论一定指导实践的前提。发现了王安石、黄庭坚和陈师道等人身上本色理论与破体实践并存的矛盾性，究其原因在于“家法”传统的限制要求尊体。但宋代文学艺术求新求变，各文艺门类和文体之间相互渗透以求创新的文化环境又从客观需求上促成了破体的实践活动。除此之外，他还从哲学层面探讨了“破”与“立”之关系，即本色论是基础，能建立规范性；而破体则能促进文体的发展演进。所以文体规范的破与立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如何推动文体向前发展。这整个论述过程材料翔实，层层推进，有点有面，史论结合。
[关键词]动画文化传播传统文化缺失
中国传统艺术源远流长，在世界美术之林中占有极其辉煌的地位。中国动画这一充满神奇色彩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在这一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下形成的。她作为中国艺术的一部分，表现着传统文化特有的审美文化符号，可以激起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骄傲与自豪。
20世纪80年代中国动画事业依据民族传统文化走出了一条辉煌之路。然而，今天中国动画相对于外国动画却有着明显的差距。有数据显示，当前全球动画产业总值大约为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万亿元，而中国仅为人民币180亿元，不到1％，并且，在国产的动画中，显示了“出力不讨好”的局面。主要表现为：尽管国产动画正鼓足了劲在抓紧对动画作品的生产及宣传，但在国外动画产业的冲击下，动画欣赏的主要群体——青少年的审美观明显倾向于国外动画。笔者在对此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对1000名桂林市内受众进行动画观赏行为倾向性调查，发出问卷900份，回收831份，回收率为92.3％，其中有效问卷为816份，有效率为98.1％，保证了调查的公平性与公开性。这1000名受众为大学、中学、小学不同文化层面上的学生。
表格如下：
不同文化层面受众对动画艺术风格的偏爱与认同倾向打分(满分为100分)
观察此表格，可看到国产动画片在国内受喜爱程度较低，特别对于传统文化写意风格的动画电影打分较低，并且年龄越小，对这一风格的认同程度越低。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现代青少年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取向越来越模糊，并且表现出低龄化。另外，笔者长期在桂林市少年宫担任美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深切地感受到孩子们对中国动画片的喜欢程度远没有国外动画片热情高，体现幼儿教育对传统文化也有所忽视。这一事实也从侧面佐证了上述调查结果。这不能不让人为继承中国优良传统文化而担忧。一个国家是否能强大，是否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优秀的文化底蕴以及在此文化底蕴中创新出来的符合时展的文化结构，是衡量此标准的重要尺度。所以，对动画电影中传统文化元素的研究，也能从另一侧面引导人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起重视。
动画是大众媒体的传播手段之一。是一种特有的文化产业，与其他文化知识一样具有极强的宣传和影响作用，包括社会规范，价值标准，行为方式、文化价值观等。优秀的动画电影能根植于本民族优秀文化，反映社会底层，能经得住社会发展的跌宕起伏。我国20世纪60年代前与80年代后，也曾经有着辉煌的动画成就。先不必说此时的动画有着丰富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题材作支撑，也不必说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动画形象，表现手法，就单说动画中意境优美的场景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及，因为这是要求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刻感受的人才能体会。前人的种种成就无一不是站在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中建立发展起来。
首先在动画的取材方面。选择极富有寓言故事的《骄傲的将军》(1956年导演：特伟李克弱)、《东郭先生》(1955年导演：虞哲光许乘泽)；民间传《抬驴》(1991年导演：王柏荣)、《葫芦兄弟》(1986—1987年导演胡进庆等)。从这些内容题材上我们可以看出较多立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寓教于乐”精神，故事折射出教育孩子分辨善恶，面对困难如何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等，这些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都有很好的教导作用。“动画影片不仅需要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水准，还担负着一定的社会教育功能。”“寓教于乐”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对比于美国式的“娱乐至上”可谓大相径庭，把“教”寓于“乐”，不但有深度且使“教”更易于接受，这一直是我国教育传统中践行的法则之一。
再说中国动画形象设计。中国动画电影中的人物、动物形象，绝大部分都出自于中国神话、寓言故事、民间传说等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如1962年万氏兄弟兼制作、导演的在当时震惊世界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就是取材于民间传说《西游记》。其中的主角孙悟空的形象设计可谓显尽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在装饰上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中民间木刻、剪纸、京剧等风格，影片中从环境描绘到人物面貌、性格特征，也都是一派中国气概，也无怪当时世界上动画界对此影片的高度赞赏。巴黎《世界报》介绍说“《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士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艺术又是迪士尼式的美术片所做不到，即它完美地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疾恶如仇”、“好强好斗”的性格到现在仍然为包括世界友人在内的人们喜爱，而这一性格特征也正是勤劳、勇敢的中国劳动人民所具有的特征，也是在众多动画电影中，一直未退出人们视野的原因之一。
水墨动画是中国动画电影中的一朵奇葩，也一直到现在都是为人们多关注的动画形式，历史上优秀的水墨动画有很多，较突出的代表是运用齐白石墨趣而制作的《小蝌蚪找妈妈》、李可染笔法的《牧笛》、《山水情》等。在这些水墨动画中，观众不仅能欣赏到精彩的水墨动画故事情结，还能欣赏到水墨淋漓、诗意无穷、画意无穷的动画场面。重视背景对艺术形象的烘托，是水墨动画的一大特点，“留白”及对“远山”的处理、吸取传统画理中“三远法”，使背景犹如一幅会运动的中国水墨画。影片虽然只有20分钟，但格调清新洒脱，将中国诗画的意境和笔墨情趣融进了每一个画面里。影片以景抒情，情景交融，以虚带实，实中有虚，虚实相合的特点，显示出中国艺术的深厚传统。结合现代的动画手法，使中国水墨动画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回忆辉煌的中国动画电影成就，不是捧着前辈们的丰功伟绩，沾沾自喜、固守不前，尽管中国动画电影有过辉煌的成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今天再与西方动画相抗衡，显然落后一大截，其中原因复杂多变，笔者谨从动画电影中传统元素做具体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中国动画电影鲜明的民族特色，但也有许多评论认为当今中国动画停步不前是因为传统文化固守人的思维，没有激发人的创新思想所致的。笔者认为，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看作是动画发展的阻碍，谬误之极：把传统的动画制作技术认定为发展的枷锁，理之所在。优秀传统文化不但不会阻碍动画产业的发展，反而为动画的发展增添了文化内涵，使动画富于民族特色。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受到各国人民的青睐。今天的中西文化碰撞已不再是西方处于绝对优势，相反，当今的西方文化在寻找现代出路时已越来越强烈地将目光投向东方，投向中国。外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也不亚于中国人自己学习传统文化的劲头。如：美国迪士尼公司根据中国优秀传统民间故事《木兰从军》改编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就是中西结合中的经典作品，可以说是将本土文化与中国文化实现融合的成功典范。影片中造型方面，他们尊重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在对中国动画电影做了大量研究的基础上，迪士尼的创作者在为本片精心设计了不少中国“形而上”的韵味，从而使影片画面散发浓郁的东方情调：而在情节处理上，迪士尼将中国传统孝女故事演绎成为具有现代特色尤其符合现代青年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共鸣。另外一部由日本制作的动画电影《神赐太郎》，影片内容完全出自日本本国文化，但在画面背景的处理上，就犹如一幅幅美妙的中国山水画：远处的山、近处的树木，就连每一片叶子的造型，水墨的运用，都具有强烈的中国韵味，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较大的影响。
论文摘要：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和谐高校校园文化建设问题应上升到大学的办学理念的高度认识，按照整体性、开放性、层次性和实践性的系统化原则，从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形象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层面具体实施。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科学和谐的校园文化，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高素质的高等专业人才是高校育人的基本任务，也是高校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建设特色鲜明、底蕴深厚、气氛浓郁、辐射性强的校园文化往往是一所大学最显著的特征，是一所大学拥有良好社会知名度、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因此，深入研究如何建设和谐的高校校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已经发生深刻的变革。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多样化趋势。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健康、进步的主流在发展;另一方面，在各种因素影响下，非的意识形态有所滋长，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沉渣泛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进行文化扩张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世界各种思想和形态相互交融、相互激荡的特征十分突出。因此，建设科学和谐的校园文化必须以系统化的原则和方法，着眼世界，着眼我国实际，着眼高校校园文化的现状，最终着眼于创新和实践，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首先，高校校园必须坚持世界性和整体性的原则，具备更加开阔的视野，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在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着眼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国情，大力培养既有民族觉悟和爱国意识，又有国际标准的当代大学生，努力实现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统一。这是高校文化系统建设中必须搭建的第一个层次，是在指导思想上必须解决的一个世界化问题。高等院校是国家和社会文化的集散地和制高点。高等院校的人员组成及其担负的使命决定了高等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必须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面向世界，营造具有时代性和国际性的最高文化世界，并始终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先进文化的引领力量。如果一个国家的高等院校的文化水准达到了世界先进文化水平，那么以这个国家高等院校的科研水平，它培养出来的成千上万的优秀毕业生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文化总体水平才能跻身世界前列。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特征决定了文化传播的全球性和快捷性，任何封闭的文化观念和大国处优的文化优越感都容易导致僵化和落后。同样，任何单一性的民族文化如果离开了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将自动走向枯萎。所以，我国的大学在建设自己的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应该在集中精力做好民族文化教育的同时，不断增强与世界各国大学的文化交流，开展各种形式、各个层面、多种群体参与的文化教育活动，走出传统的“自家大院式的自娱其乐”，摆脱小家子气。从这个角度上说，高等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应上升到一个大学的办学理念的高度来重视，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国内很多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中所缺乏的。校园文化活动通常一提起来，很多人把它理解为是学生会的社团活动和文体活动，没有充分认识到和谐的校园文化建设实质上是一所大学软实力的标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大学发展观念上的一种悲哀。
其次，高等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开放性的原则，打破校园的自我封闭，走向社会，主动出击，走出“象牙塔”和“棚化式”的幼稚，实现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统一。这是高校文化系统建设必须搭建的第二个层次，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正逐渐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大学校园正经受着以商业性和传媒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大众文化的强烈冲击和洗礼，不仅仅是大学生广泛地被网络聊天与游戏、街舞、短信、无厘头的影视搞笑以及铺天盖地的说唱流行音乐所浸，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同样受市场经济规律主导下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所驱动，大学的盲目“大楼化”扩张发展使“学术殿堂”和“师道尊严”趋于哑然。但是，我们知道，只有内在的才是永恒的，也只有内在的才是精彩的。传统大学校园内在文化的高尚性、典雅性和文化余韵日渐减少，不仅大学没有在社会改革转型过程中需要文化“拯救”和文化整合的时候挺身而出，起到应有的引领作用，反而在社会的商业文化覆盖下被淹没了。以至于不论是普通高等院校还是职业教育学院，不论是以理工见长的大学还是传统的以人文闻名的学府都面临一个“大学生人文素质欠缺”的困局，更有甚者，以人文素质见长的学生却在就业的时候常常被冷落。
凡此种种说明，高等院校的文化建设在市场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去和今天，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从某种角度说，已经落后于或不适应社会文化的总体进步和要求。从人才的专业培养看，存在大量的不能适应社会需求的教育错位;从大学生的人格培养看，追求享受、沉迷爱情与网络以及以“追星族”和“啃老族”为代表的“幼稚化”现象严重。这些现象说明，大学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主流文化引导力量，一方面没有对社会形成辐射性影响，没有起到足够的对社会不良文化活动的批判作用，也没有主动出击，进入社会文化的主流阵地，向社会传播当代世界的高尚文化和民族传统的高尚文化，以至于时下我们的传媒主流充斥着低俗的、梦呓般和群魔乱舞式的大量内容;另一方面，高校校园文化也没有完成对大学生社会文化意识的觉醒教育和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修养和关注点没有与社会的文化存在形成对接，经常停留在一些肤浅的社团活动之中，甚至停留在一些空想的或机械的对明星模仿的状态，少有对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和呐喊，缺乏“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总之，当代中国高等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必须顺应中国改革的现实呼唤，全方位融入社会，注重学生和社会的深入接触，注重调查研究，培养学生的踏实风格和独立人格，挖掘大学生的文化修养深度，增强辨别文化良莠的能力，使之真正成为一个具有高尚文化品位和追求的人。
再次，高等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一个层次性的问题，既有主流又有支流，既有重点又要全面，要不断完善和改革文化建设的具体方式方法，着力从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形象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层面来组织和开展各种活动。这是高校文化系统建设的第三个层次，是文化建设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
所谓制度文化建设，就是指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管理要求从设计到实施要体现科学、可行、人文和有效，制度文化应该逐渐稳定下来，成为一个大学传统的文化习惯，上升到学生引以为自豪的自觉约束，那么这种文化教育才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也才真正具有特色的文化意义(教化);行为文化建设不仅是制度文化建设的外现，也是一所大学专业培养和人文培养综合素质的体现，包括教师的科研成果、学生的言谈、行为举止、道德水准、文体成绩、纪律和团队观念等;形象文化具有环境育人和服务育人的含义，包括学校的建筑颜色与风格、校园的环境绿化美化和人文素质化、学校对外宣传的所有特征与包装、学校特有的标志物、纪念物、活动场所以及参加公共活动的整体表现、为教学服务保障的质量和效率等;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内涵的最高层面，包括思想的活跃与自由性、学术的自由与开放性、文化活动的品质、师生的道德信仰与价值理念、特色性和传统性的文化主体活动、名师的多少和优秀毕业生的资源量、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和质量、对外文化交流的数量和质量等。明确校园文化活动的层次，有助于我们重点投入，重点建设，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沉淀与优势。
最后，高等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实践性的基本观点。贵在实践，教学相长，实现校园文化建设主客体的统一。这是高校校园文化系统建设的第四个层次，是实践层面的问题。无论多么科学完善的系统设计，离开了切实有效的实践，都将成为空中楼阁。对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这个系统而言，主要的实践者首先取决于这个系统的最高决策者，如果决策者不重视校园文化的培育和建设，没有一个历史性的眼光和心态，这个学校的校园文化就很难上档次;其次一点的实践者就是“师者”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的一句话点明了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自身综合文化素质的重要性，所谓“师道尊严”说明了教师的言谈举止对于学生所起到的潜移默化和榜样示范的作用;校园文化系统建设的最后一个实践者是学生，学生既是校园文化教育的实践客体，也是进行自身文化熏陶，提高文化涵养的实践主体，所以启发和引导学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