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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理论；二级学科；“轮式”理论
理论一级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即基本原理、发展史、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五个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对加强学科建设，开展科研和教学以及人才培养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关于五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学界存在两种看法：一种为“圆式”理论，以三个放射状圆圈来表述学科间的相互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因无法纳入圆圈中而被视为上述各学科的应用(见图1)；另一种为“分式”理论，即视基本原理、发展史、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为基础学科，而思想政治教育为应用学科。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对厘清五个二级学科的关系有所裨益，但都存在偏颇：第一种意见既不能反映五个二级学科的全貌，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就无法纳入圆圈之中，同时也不应机械生硬地套用圆圈来表述，因为四者的关系根本就不是大小圆圈的关系；第二种意见的不足就更为明显，因为这五个二级学科既具有基础理论性，又具有实际应用性。笔者主张“轮式”理论，即本身位于中心，基本原理学科是从理论、现实、横向或共时态角度来研究，发展史学科是从实践、历史、纵向或历时态角度来研究，前者是静态研究，后者是动态研究；而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①、思想政治教育(又称的思想政治教育)三个学科，都是围绕纵横两条线展开环形运动的解读、研究和运用，如图2所示。
(1)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本身，位于“轮式”理论的中心位置，是马克思恩格斯以自身的理论修养和亲身参加社会革命实践为基础，从所处的时代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充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原汁原味的。
(2)基本原理和发展史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来解读。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原着读得还很少，尤其是受语言的限制，对原文着作接触得就更少了。因此说，对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研究，都只能说是“走近马克思”，距离“走进马克思”还很远，但“走进马克思”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两者之间是一个逐渐从前者到后者的关系问题。
(3)“走近马克思”涉及对解读的客观性原则问题。从对象的实际出发把握对象，以主客观相符合满足认识的真理性，这既是
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也是人们进行事实认知的客观性原则。在解读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或者借用释义学术语说。解读者应该坚持从本义出发解读文本。
一部文学作品、一幅画、一件雕塑艺术品、一种科学理论，都凝聚着某种思想，蕴含着一定的意义，而这些又体现了某个精神主体的理念和愿望，这就是决定作品面貌的作者意图。泛泛而论，作者意图属于主观性的东西，然而它一旦物化为客体，就以精神客体的身份，带着客体性的标记与解读主体一同步人解读的过程之中。因此，所谓解读者能否从客体出发解读客体，就突出表现为能否按作者意图解读作品。进一步说，是否承认作者意图的确定性，这是能否满足解读客观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关于作者意图的确定性问题，西方释义学有客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两种理论。前者突出强调作者意图的客体含义，认为作者意欲表达的含义是自我统一的和明确的，一部作品的重要性可以随时问和前后解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作品隐含的意思是不变的。后者否认作者意图对客体的决定作用，认为它是外在于客体的东西，与客体含义不具有同一关系。作品的意义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永远从属于一次次发展变化着的现实，所以客体的含义是不确定的和可塑的。对这两种观点，不能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过，就提出了理解的客观依据和标准、指出离开作者意图任意处置客体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错误这一点而言，客观主义的解读前提无疑是正确的。前提正确不能说明一切，正如霍埃所说，客观主义与客观性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客观主义将释义的客观性等同于作者意图和客体含义的固定不变性，这确有形而上学之嫌。事实表明，作者在制作作品过程中改变初衷是常有的事。当一个作家发现其作品与他本意相左时，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他人将其对某一作品的解读当做是作者的本意而产生的误解，由于这种误解恰巧代表着对该作品普遍满意的看法，这就使得作者完全可能采取默认态度，允许违背作品原意的解读成立甚至认同；二是他人对作品的解读包含着对作者意图的干预，如作者确认其高明，亦可能通过修改作品来改变最初的意图。
说作者意图和客体含义并非固定不变，决不等于否认它们具有相对确定的属性。在这一点上，怀疑主义走得太远了。他们将作者意图与客体含义割裂开来，认定客体含义不依赖其思想者，含义因人而异，这就必然导致对客体客观对象性的否定。事实上，主观、任意地设置解读标准的反权威主义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只能导致解读的混乱状态。
[关键词]马克思；人学思想；哲学
[作者简介]万闽拢1988―），女，东华理工大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13）
关于人类自身思考的问题一直都是古往今来哲学界探索的问题，只是在不同的年代，对人类的思考角度和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我们以西方哲学的人学研究为例可以获悉，其逻辑路径是从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再到非理性主义、追求实践形态。马克思人学思想在吸收了前人的理论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和理解，形成了全新的人学理论，并深深影响着当代社会人类对人学的研究和认识。
一、人学思想的形成
（一）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萌芽
思索人的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探索的开始。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黑格尔哲学形成，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哲学思想也开始起步。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马克思吸取了其用理性来对现实进行批判的思考方法以及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应该自由独立的观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人学思想。马克思在第一部哲学著作―《博士论文》中，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人学思想的重视，在这本著作中，他写道：“哲学要能够积极的作用于现实，这才是对现实的批判和改造，通过实践批判现实、验证现实，对个别现象、特殊现象都可以通过实践来批判”。马克思就是通过对宗教神学的思考和世俗封建统治的批判，更加坚定且彻底地提出了人要树立起正确的人学思想，就必须得人神的思想。特别是康德哲学构建的以人为中心的目的论体系，更是影响了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形成。
（二）马克思人学思想生成的直接依据
西方哲学里有不少关于人学的理论，黑格尔对这些理论有所传承，它的人学思想也影响了近代西方主要人学思想的发展成果。在黑格尔的人学思想体系中从不同的思维角度都对人的独立自主性作了理论分析，将人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过其思想里也有不少的唯心谬论，但这并不影响其为马克思人学理论发展提供基础和根据。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精神，但精神并不以具体形式存在，可见黑格尔在阐述人的独立性的同时，又基于唯心论过分强调了人的主观意识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这点，马克思认为其不符合唯物主义论，但这也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佐证。
（三）马克思人学思想生成的来源依据
费尔巴哈是德国的哲学家，他结束了古典哲学思辨式本体论思维方法，提出了基于感觉论的人本思想，它认为人是思想发展的最终落脚点。但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仅仅是哲学中的抽象的人，并没有讲到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根本。马克思针对这点，提出了人存在于物质世界中，其活动行为都是以物质为前提条件的，意志支配超越不了物质的界限，因此，马克思以这种现实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本主义替代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批判了传统的人学理论，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创造了另外一种更具创新意义的人学理论。
二、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内容
（一）人的本质问题
马克思人学思想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他指出：“种类特性之间的区别是由生命活动性质决定的，而人的类特性是自由有意识的活动”，这句话里所说的活动指的就是人类的劳动。马克思人学思想理论认为人的活动是劳动，劳动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其次，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人的本质。马克思人学思想指出，人的本质既不是个体性的，也不是抽象不可捉摸的，处于社会的人，会同周围产生各种社会关系，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也即具有社会性特征。对人类特性做出这样的诠释，马克思是历史第一人。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里，人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两种特性相结合而存在，在研究本质时不能分割开来，而应将这二重属性结合在一起。
（二）人的价值取向问题
人学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价值目标是新唯物主义价值取向的折射，是“人的社会特性”在个人方面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这是人类本质向个人的回归，也是对人的社会性特征进行的重新定义。马克思还指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融入集体社会中才能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离不开社会、离不开集体。同时，也说明了随着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人也会随之发生全面的发展，而人的进步发展又能反过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人的活动规律问题
马克思人学思想指出，人既有自由性的一面，也有自觉性的一面，人开展的各项活动都是在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标志。由于人的所有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追求人的“自由”与“发展”，而“自由”又与“自觉”存在着关联性。其次，人的活动要在目标的引导下按照规律办事，也即是说人的实践活动要尊重自然环境、尊重客观世界的同时发展规律，不管是社会、经济、环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类在尊重规律性基础上的实践活动，同时人在实践活动中又会提升人的发展，实现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
三、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有利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本质属性的体现，也是我国社会建设努力的方向，而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核心就是“以人为本”。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是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展开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马克思思想在现实中的践行。马克思在其人学思想理论中强调人与自然并非只是抽象的关联问题，而是与现实社会有着密切联系。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个体，是能动和被动的统一体，要通过对象性活动来完成。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自然客体与主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主体在尊重自然客体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客体进行改造，从而让客体为主体所用，最终实现主体的价值和意义，也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健康发展。因此说，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能够让人更深刻了解构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有利于建设和谐文化
文化是由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又可以对其起塑造作用，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若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层次和程度不一样，那他们所选择的文化也会不一样，因此，关注了解马克思人文思想有助于帮助人们加深对文化的了解，有助于和谐文化的建设。和谐文化的内涵就是、包容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各种文化差异，从而促使具有思想共识和价值共识的文化形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就是具有和谐文化，而和谐文化的建设就是实现理念和谐、精神和谐、心理和谐，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文化，和谐文化要以人民作为根本，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促进社会的和谐。
（三）有助深化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念的理解
在前文里提到，马克思将传统抽象的人学思想发展到具体、现实的形象的人，重点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是马克思人学思想形成的根源，也是目标，实现的是人本质的全面丰富的展示，人的所谓自由发展实质上是建立在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人的自觉、自愿和自主性的发展，这两者是相互促进，互为前提的，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我国正处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人自身全面发展目标体系，它关注的不仅仅是物质社会的发展，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彰显了马克思人文思想中人本主义思想的精髓，突显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国社会发展规划正是在对马克思人文思想的深沉思考和深化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人文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
四、结束语
马克思人学思想综合了核心层、价值层、策略层。其中，核心层分析了人的本质，确立了人是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价值层则明确了人的劳动是具有社会性和目标性的劳动，人的价值诉求是追求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策略层则指出了人的活动要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生成的前提条件是康德哲学的主体性、直接依据是黑格尔哲学的人学意蕴、主要来源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论。马克思人学思想对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推动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都有着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吴炜.马克思人学思想论析[J].学术研究，2014，（2）.
摘 要：大众化不应仅仅理解为形式上的通俗化，而是要在现实生活的观照中探寻其当代进路。从哲学自身产生和发展的逻辑看，哲学源于生活；从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看，马克思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理解人类全部社会历史的钥匙；从大众化的当代路径看，回归生活是检视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生活世界；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A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6-0038-04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学习型政党，推进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重大历史课题提了出来，如何在当代推动的大众化成为当前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生活世界是我们研究大众化不可或缺的领域，马克思将其哲学及一切理论活动都看做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从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生活实践出发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历史和人类自身的钥匙。我们探寻大众化的当代进路，不能仅仅局限于用通俗的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的基本原理，还应当在对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生活世界的回归中探寻大众化的现实基础和路径。
一
作为人类理性反思的最高形式，哲学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为解决自己生存所面临的问题时产生的。当人类的思维跨过它面对的自然力量的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的崇拜时，就踏进了哲学殿堂。［1］哲学究其本质应是生活的哲学，大众的哲学。哲学如果不善于从人民的现实生活中概括出生活的智慧，它就不可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反之，哲学如果不回归生活就难以体现其本真精神，当然，也不能掌握群众，化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正是哲学与生活这种内在的张力，为我们探寻哲学大众化提供了基本动力和现实可能性。
我们从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学与生活之间的这种内在张力。很明显，哲学家们所要面对从而要解决的，不是别的，正是人们在生活中经验到的、感到困惑并以某种方式思考过的那些根本的生存问题。哲学总是与生活经验的感悟和体验分不开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就在人们对万物本源的探讨和对自己生活的追问中产生了。西方的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哲学与人的世俗生活相脱离，从人间上升到了天国，神成了主宰一切的救世主，哲学沦落为神学的婢女。中世纪的人们用一种貌似反叛生活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关注和超越的期望，哲学的思辨贡献给了超验的精神领域。文艺复兴以后，主体性的高扬使哲学在西方经历了从神到人的转变，再度从天堂步入人世。然而，细加考察不难发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宣言与其说凸显的是作为生活主体的人，倒不如说是一种对理论主体的设定，把人作为理性的客观存在物。这种离开了人的现实生活的理性哲学在德国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的作为大全的“绝对精神”那里走向了极致。相反，马克思以实践思维所奠基的现代实践哲学，正是在近代的理论哲学陷入不可克服的困境的情况下，作为对问题的一种全新解决方式而发展起来的。与近代西方哲学纯粹的思辨不同，马克思由物质生产实践入手，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揭开历史谜题的钥匙，以实践思维超越主体性思维和实体性思维各自的局限，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
以人的活动作为哲学的对象并非只是马克思个人的理论发明，而应当被视为哲学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探索的结果。［2］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曾借用庙与神的关系生动地比喻生活同哲学。他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地方都装饰得很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3］虽然黑格尔的哲学是站立在“绝对精神”这个基座上的，但他对哲学与生活关系的理解还是无比深刻的，比喻也是异常形象的。在对生活世界亲身体验和反思之后，马克思对哲学与生活实践关系的颠覆性理解使哲学思维方式发生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马克思把真正的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他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不是一般性地谈论时代或生活，而是强调实践的生活或生活的实践之于哲学的重要性。马克思进行哲学探索的宗旨就在于要创立一种能够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并积极参与生活的哲学。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想透彻地理解在街头巷尾遇到的事物”。在马克思看来，传统本体论哲学虽然也是从“人”出发，但却是从抽象的、理性的人出发解释人的现实生活。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的基础”。马克思选择“劳动”、“实践”作为切入点研究人类的现实生活世界，并通过对二者的哲学分析，真正揭开了人的本质的哲学谜题，解开了人类生活世界的奥妙。因此，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植根于社会生活，植根于社会实践的。而且在当今社会，哲学只有贴近生活、贴近实践,才有实际内容,才有生命力。当然，只有面对现实生活的哲学才能真正实现大众化。
二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首次论及的实践观指称的是哲学理论本身，这里，马克思已经开始尝试在哲学与生活关系的讨论中把能动性的原则引入实践范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直接参与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在现实世界和现存哲学的融合中论述了政治实践的本质。马克思于1842年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社论》中提到：“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4］219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评德国哲学家“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并指出“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5］8。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哲学宣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57马克思在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的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第十一条中所传递的不是对理论的鄙视和偏见，而是要在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础上把理论理解为关联于生活实践并构成生活一部分的理论实践。马克思还在一首不常为人知的诗中写道：“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舞，寻觅一个遥远的国度，而我却只是想透彻地理解，在街头巷尾遇到的事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6］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通过把理论问题还原于实践，还原于人类生活本身来阐明自己的哲学思维的。在初步制定唯物史观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中，马克思提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7］152马克思进而在1845年春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结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56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要把理论问题还原于实践，还原于人类生活本身，从人类生活本身引出那些抽象的理论问题，而后的任务才是说明这些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进行唯物史观制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论述了生活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72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73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所在。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的物质生活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5］92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中主客体对立和分裂的根源在于现实生活的分裂，其解决也必然有待于现实生活中对立和分裂的解决。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从人们的日常物质生活出发，把物质生产实践理解为人类社会的起点，从而超越历史唯心主义创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在论及德国古典哲学与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区别时指出：“德国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5］67“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5］73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哲学的关切是与人类活动的最大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与以前哲学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如何看待人类生活中理论活动和生活实践的关系，而不在于如何规定实践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面向生活世界是理解哲学革命的实质和关键所在，我们必须从物质生产实践中，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中理解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自身。不了解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意义和实质，就势必会重蹈经验论者把哲学作为形而上学而简单拒斥的覆辙。在当代，哲学转向生活世界不是要取消哲学，也不是要取消哲学原本作为上层建筑的应有本质。这种面向生活世界的转向终结的是那种作为寻求事物普遍原理和原因的科学化的哲学，开启的是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问以及对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发展的关注的哲学精神。面向生活的哲学是一种对生活世界和事情本源的创造性思考，是在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解蔽的基础上重新赋予哲学对生活世界的观察力。
三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一种哲学都应该在对现实的关注和回应中得到发展，换句话说，哲学正是因为关注时代和现实生活才获得了发展的强劲动力。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4］220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5］11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出发点，也是不断发展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所在。哲学作为科学的理论必须正确处理与实践特别是生活实践的关系，必须反映社会实践发展的最新成果。“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56因此，哲学作为真理必须面向现实生活，面向生活实践。“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8］306生活维度是哲学的创新和发展的重要维度之一。
生活世界作为哲学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显现出来是在20世纪初。谈及生活世界的问题是绕不开胡塞尔的，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对现象学以及后现代的西方哲学家影响深刻。当然，我们在这里主要阐明的还是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思想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思想的不同之处，借以说明马克思和胡塞尔何以在相同思维范式下得出不同结论的缘由。胡塞尔在其名著《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提出并详尽论述了生活世界思想，他提出生活世界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抗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论证先验现象学，并试图拯救欧洲的科学和人性的危机。他指出：“现存生活世界的存有意义是主体的构造，是经验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果。世界的意义和世界存有的认定是在这种生活中自我形成的。”［9］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一个有人参与其中的，保持着目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一方面，用回归生活世界反对科学主义，反对把科学理论看成真实生活世界；另一方面，把生活世界看成是源自人的先验的自我意识。不难看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一种理论的生活世界，所以其生活世界与海德格尔的“此在”世界一样，都只是主体世界的依存物。［10］
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思想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践观之上的，它强调人的感性的现实生活是一种实践的生活世界。因此，马克思的“生活世界”观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实践的真实生活特性和革命性特征超越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具有巨大的超前性和超越性。在马克思那里，生活和实践不只是理论上悬设的一致性，而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离开了生活的实践，就丧失了推动理论和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止步不前；离开了实践的生活，就如缺失了繁星的天空，空无而干瘪无味。马克思认为，实际上，只要揭示出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5］73。历史的发源地“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7］191，创造历史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118。“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8］310而“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79。简言之，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生活发展史。这样，马克思的实践思想不仅完成了对历史主体的生活解读，同时，也完成了对历史本质的生活解读，揭开了人类历史尘封已久的真实面目。这正是马克思实践思想的真谛。可见，马克思对生活世界的关注不但比胡塞尔早，而且其理论的深刻程度也是胡塞尔无法企及的。我们要探知大众化的逻辑和现实理路，就必须最终回到现实的人和现实生活。
这里所谈的生活，指称的不仅仅是人的各种情感、本能活动等日常生活，也包括认识、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等实践，统称为“生活世界”。我们认为，通过对当代人们“生活世界”的研究能够极大地推动大众化的进程，甚至可以说，当代人们的生活世界是大众化的现实根基。姑且不用生活哲学之类的词语指称哲学的当代形态，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又遮蔽了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革命意义，从而会重新走向某种形式的本体论思维，但回归“生活世界”无疑是现当代哲学共有的特征。哲学研究的主题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研究对象是人类的生活世界，研究核心是人的生活意义。［11］从某种程度上讲，哲学观就是对人类生活理念的系统表达。哲学是以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的，当然，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必然与生活世界息息相关。哲学在创立之初是从生活实践逐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么我们也应该在马克思“生活世界”维度的指引下审度其当代意蕴及发展。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真正意蕴，并非是要否认理论对现实生活的相对超越，而是要理论在与现实生活的对话中与时俱进，发展自身，而不至于僵化为教条或是沦为幻想或乌托邦。在当代中国，通过回归人们的生活世界推动大众化，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让为群众所掌握，转化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生存与发展问题，在形式和内容的张力的互动中实现大众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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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基本原理学科是理论一级学科的核心,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自2005年12月该学科正式设立以来，国内一大批该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集大成者，当首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编写的《基本原理研究报告2006-2009》（以下简称《报告》）。
作为首批被授予基本原理国家重点学科的院校，南京政治学院从学科建设的长远角度出发，组织该院从事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力量，梳理近年来基本原理领域研究的成果和动态，历时十个月编写了该《报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报告》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基本原理新时期研究成果集成，填补了新时期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可以预见：它的出版势必对我国深化基本原理研究起到一定的启迪和推动作用。对推进理论创新和发展，推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势必产生深远影响。
《报告》脉络清晰、内容详实、分析透彻，集全面性、前瞻性、可读性于一体。既可以作为相关领域学习的读本，又可以作为研究的参考书和工具书。归纳起来，《报告》“新”、“全”、“实”特点尤为突出。
一． 新——《报告》是新的理论视角下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
《报告》是国内第一本基本原理研究报告，是该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它从“整体性”地理解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出发，在分析整理该学科领域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准确详实地反映了06-09年间国内学术界研究的新动态、新成果。
尤其令人觉得耳目一新的是，该书专门就当前理论应用和研究中新出现的热点问题，辟出“热点问题综述”部分，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新时期学界对于“”与‘普世价值’”、“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等热点、焦点问题的探讨。视角新颖，极具启迪价值。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报告》的作者们让基本原理学科走出了书斋、走出了课堂，将基本原理运用到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中去，对于新时期准确理解基本原理有很多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值得关注或研究者认真阅读。
二． 全——《报告》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原理研究的整体情况
《报告》从“整体性”的研究视角出发，全方位地介绍了新时期基本原理研究的情况，涵盖了该学科领域的各个主要方面。既体现了一种全面系统的理论视角，又具备了一套全面系统的内容体系，实现了思想和内容的统一。如《报告》特意设置了“国内学术动态评介”“研究资料索引”两部分的内容，对06至09年间新出版著作、论文及学术研讨会交流课题等进行了全面介绍，为读者进一步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全面的资料。
三． 实——《报告》体现了实事求是和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
南京政治学院的理论教员群体是一个严谨的学术群体，曾经作为全国理论战线的先进典型被中央和地方媒体广泛报道。这次《报告》的编写出版，是南京政治学院理论教员在学科建设领域的新探索。
全书结构严谨、资料翔实。从资料挖掘、选编上看，《报告》基本上全面反映了基本原理学科设立以来的建设、发展成果及研究动态。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疑点、难点及热点问题，不但没有回避，而且还专门编写相关报告，实事求是地介绍学术争论的焦点及各方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和严谨求实的一贯学术作风。
论文摘要：社会焦虑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建构功能，为我们解释社会焦虑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而其固有的范式又为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常伴随着社会诸多方面变革的社会事实，这些社会事实一方面孕育了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价值因素，促成了现代性社会的渐进生成；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并解构现代性社会生成的不和谐因子，社会焦虑便是其中之一。社会焦虑不仅给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烦恼，而且也给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带去了尴尬。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建制，提醒着人们必须对焦虑的社会事实进行关注并诉求适时的理论来解释，进而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理路和办法，以此减少转型时期的社会动荡。
一、社会焦虑的一般性分析
1.“精英症”及其焦虑的社会事实。2004年均瑶集团总裁王均瑶英年早逝；爱立信中国区负责人杨迈猝死在跑步机上；2005年初中国社科院学者萧亮中，猝死时年仅32岁；2005年4月10日著名画家陈逸飞又“突然”的离我们而去。像这样的事例最近这几年屡见不鲜，他们大多数人是企业家、学者、艺术家等知名人士，他们是成功的象征、社会的中坚。从群体分析来看，他们是社会中的精英群体（社会地位比较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某种意义说都可以列入其中），可是，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却病了，过劳死、亚健康、心力衰竭、心理危机、抑郁、焦虑困扰着他们的生活，由此成了“精英症”患者，面临着精神与身体的双重危机。[1]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显示，这类群体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容乐观。从阶层理论来看，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浓厚精英文化氛围的国度里，他们的能量和影响力是其他社会阶层所不可比的，他们的示范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他们中一些人却被焦虑的情绪所纠缠着，有的甚至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本文之所以关注精英群体并以“精英症”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来关注社会焦虑问题（社会焦虑是指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2]），原因在于，一是引起人们对焦虑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精英们关注更多的是“鲜花”和“掌声”，而对精英们焦虑等病症关注的却很少，在我们的意识里总以为焦虑更多地发生在弱势群体里，但就近几年的资料显示（如零点调查公司对415位北京“白领精英”的社会心理调查显示，心理疲劳程度在等级3及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了61.4％[3]），他们的生活状态却出现了问题，很多人长期在一种焦虑状态下进行生活和工作。二是精英们在整个社会评价系统所处的顶级地位。他们的角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牵动着整个社会的趋势走向。精英们尚且如此，其他群体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来自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最新完成的一项调查（2134人参与）显示，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4]“郁闷”、“烦恼”已成为当今人们的口头禅，这也在进一步说明我们的生活状态已不再为我们所满意，生活已失去了往日的平静，进入了一种“焦虑”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是“由于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而在民众中产生的压抑、烦躁、不满、非理性冲动、抑郁等紧张心理的集合，这一集合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5]一定意义上，焦虑的社会事实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和思维世界。
2.社会焦虑及其研究成果。社会焦虑的发展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部分焦虑阶段，二是普遍焦虑阶段。部分焦虑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因为社会总是变动不居，总有部分人会落在时代后面，从而感觉到紧张；普遍焦虑是指在社会转型期间，绝大多数群体都受到焦虑的困扰，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张力（个人或集团之间几乎不能控制敌意或紧张局势），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6]通过以上对我国焦虑的社会事实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普遍社会焦虑的状态，这种焦虑的状态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它或显性或隐性，或以激烈的方式或平缓的形式，侵蚀着我们内心的宁静。这种状态对于个人发展的伤害自不必多说，因它而引发的社会张力对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当焦虑困扰着绝大多数群体时，人的主体性便无法彻底发挥，一个忽视或埋没人的主体性的社会无疑让人不悦。从社会控制角度来讲，它使社会的整合度降低，社会关系更加紧张，社会秩序失去控制，因而，容易导致人们集体事件发生。
当社会处于部分焦虑时候，可能个人因素会多一些，而当社会进入普遍焦虑状态时候，社会因素就占据了主导。诚然，焦虑的产生既有其个人因素的作用，又有社会因素的制约。只有二者达到一定程度时，焦虑的状态才会出现。从社会焦虑问题的特殊性以及我国国情来看，从社会因素分析焦虑现象对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会更有意义，换言之，当人们的焦虑状态达到普遍社会焦虑时，我们更应该从社会制度安排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带有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从这样维度来解释社会焦虑产生的原因，并在原因分析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适时办法，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从资料上来看，国内较早研究社会焦虑问题的吴忠民教授认为，“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是社会焦虑出现的重要原因；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是社会焦虑产生的直接原因；社会安全网的缺乏加重了社会焦虑现象；国外的示范效应对于社会焦虑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7]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我国社会焦虑的产生，在原因分析基础上他又提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焦虑的办法，如“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大力推进社会保障的建设”，[8]也有学者提出“‘安全阀’、‘缓冲带’、‘代言人’”[9]等具体的措施。无疑，这些措施和方法都是积极的、适时的，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还会有更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不断推出。在本质上，一定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来指导，社会焦虑问题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在一定理论的指导和解释下，把社会焦虑降到能够让社会所承受的限度内，为和谐社会建设减少阻力，为人们享受改革开放的利益成果提供解释力量和平台框架。因此，本文就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在寻求理论思路的指导下，转换研究视角，用生活方式理论去解释这一社会问题，并指导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生活方式理论对社会焦虑的应然指导
在我国，有关生活方式理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价值观念的制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10]从使用范畴来说，生活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包含“全部”生活活动，狭义上指日常生活及其个人生活行为的表征，但是当我们在谈论或使用生活方式这一概念时，二者是密不可分、互相渗透的，因而，往往是二者兼顾使用。近些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生活方式理论的实践和发展有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和契机，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化的深入研究，其理论来源和原理保证又有了进一步夯实。
社会焦虑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自然有我国的一些特殊背景和实际情况，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要有适时的理论来指导，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生活方式理论对于社会发展以及由发展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为何有如此魅力和解释力？缘由有二。
一是生活方式理论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创始人在他们的多篇著作中多次使用过“生活方式”的概念，如马克思、思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11]可以说，这些经典理论的表述方式和深刻的理性思维，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使我们从中找到了生活方式的理论光芒和成长点。通过对马恩著作的经典解读，一方面丰富了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社会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拓展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对经典的不断诠释、重构和创新，使生活方式理论的内涵及“生活”的能动性，在理论的指导下全然发挥。
二是生活方式本身的理论特性以及因特性而具备的建构功能。在我国，长期以来，我们在阐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理论时，在强调物质生产重要性的同时，恰恰忽视或丢掉了“生活”、“社会生活”、“生活的生产”、“为了生活的生产”，这样一些重要范畴和基本命题，结果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被解读成“经济决定论”、“生产本位论”的观点，完全用“生产”消解了“生活”，科学的历史发展观被解读成了“唯物化”、“见物不见人”，以及“遗忘生活”的历史发展观，并在发展实践中摆错了生产和生活、人和物的关系，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现实后果。[12]当然，这其中也使人们在价值观上更加功利化，出现了一些急于求成、以“物”为主的短期行为和思想。由于过分强调人的力量，使人们之间关系更加紧张，特别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张力（产生普遍社会焦虑的关键社会性因素），造成了人们之间无休止的竞争，攀比心理严重。
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不能自动地发生转化关系，其必不可缺的中介环节就是生活方式的全面性和丰富性，重新把“生活”作为社会理论的重要范畴既是“生活”能动性的体现，也是理性回归的必然结果，因此，生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建构功能便会积极地发挥。发挥生活方式的建构功能，有助于把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起来，消除科学和市场的诸多“二律背反”的性质，实现人文生态的平衡。[13]生活方式强大的理论建构功能，能够实现物与人的完美平衡，使我们的社会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具有柔韧性、伸缩性和平易性。只有反思，才能超越。生活方式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能够为社会焦虑提供解释，而其固有的范式又为我们提供了寻找解释的方法。
三、生活方式对社会焦虑的现实评价
如果说生活方式理论本身的特性为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焦虑的解释、解决提供了可能，那么社会焦虑原有的属性又使这种可能成为了必然。总体而言，社会焦虑的产生是由社会和个人双重因素所导致的，那么，我们一方面要求从社会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求解，另一方面也要从个人因素上寻找原因。生活方式恰好为社会焦虑的双重基因提供了切合点，能够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它一面能够从社会建制方面找到理论的解释点，另一方面又能够从个人生活层面提供了一个趋于完美的考量。这样，我们不仅在“治本”上有了理论指导，而且在“治标”上也有了方法和技术的支撑。
从人类追求幸福的角度来看，焦虑的另一面就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指数的增长，而这些恰恰是生活方式对人类幸福生活的终极关怀，可以说，发生在我们周遭的焦虑的社会事实，正在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着我们的生活样态，是“向左”还是“向右”，无论是对于处于焦虑其中的人们还是对正在追求幸福的人们，这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为此，用生活方式理论去看待、解释社会焦虑，更一步加深和表达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治理理念，它无疑为我们看待社会焦虑提供了全新视角，为制度的制定和措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生活方式理论毕竟是一个宏观的理念，具体而言，从本文所思考的问题意识出发，在对待社会焦虑问题上，生活方式理论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1.根据我们的现实国情，在国家层面上倡导和谐的生活方式。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在整个社会上形成生活方式意识并把这种意识带到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和谐的、宽松的社会评价体系。打破僵硬化、功利化、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使人们在对待成功、理解生活上更注重文化层面的解读。在生活方式理论的指导下，建立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措施，把政策的制定和关怀纳入生活方式视角，如建立社会解压机制（如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人性化的公共服务机构、社会公共的心理调节设施以及休闲娱乐制度）等。这样，在社会上通过“生活”的中介连带作用，不仅能够给人们的生活以愉悦和宽松，而且也能够带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繁荣。
2.倡导回归社区，致力于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在社区内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社区建设必将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一定意义上，和谐社会就是若干和谐社区的有机组合。因而，在社区内形成和谐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显得重要。现代人们对于社区的依赖越来越强烈了，社区本身所具有特性，使人们能够直接地参与更多的社会事务和活动，同时社区也为人们提供了形式多样的、直接及时的帮助和服务。社区的这些功能为解决社会焦虑问题提供了最佳场所，这是因为，社区的有益生活可以把容易导致焦虑的社会性因素和个人因素控制在更小的范围内，避免由于集体性的焦虑行为而导致社会成员的“集体冲动”事件的发生。在社区里，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咨询互助活动，如通过义工或专业人士对老年人、中年人、中小学生等不同群体开展一些心理预防和矫治活动；还可以开展一些重参与的、实践性强的社区文体活动，使生活在社区中的人们在互动中体验社区生活方式的乐趣。总之，社区既能为大众所认可、接受的生活方式提供试验场，又能为国家层面所提倡的和谐生活方式以指导和规范，因此，社区将成为构建并倡导和谐生活方式的最佳切入点。
3.和谐的生活方式孕育离不开和谐家庭的生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根基，也是社区组成的基本单元。温馨和美的家庭对于每个人成长、成才、成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们这样异质性很强的社会里，家庭应该成为家庭成员宁静避风的港湾，为家庭成员提供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必要帮助。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慰藉对于焦虑心态的缓解是极其必要的，在家庭这样一个相对私秘的空间场域里，人们更容易体验生活百味，完善自我心性。相信家庭中的和谐生活方式，必将激发家庭成员的生活热情、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平和的个体心态。其实，和谐生活方式的建构过程归根到底也就是现代人的生成过程。
总之，我们正处在一个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焦虑的时代，但同时我们更处在一个更加觉醒、更加关怀自身生存境遇的年代，生活方式的理论魅力和建构功能为我们解释社会焦虑现象提供了一个崭新视野，让我们重视并积极地面对这一带有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并在理论创新和心灵体验中有所收获。
参考文献：
[1][3]南香红,师欣.精英症[N].南方周末,2005-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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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小亮.相比五年前47.8％的人“更焦虑了”[N].中国青年报,2006-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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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雅林,董鸿扬.构建生活美——中外城市生活方式比较[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11]高丙中.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发展叙略[J].社会学研究,1998，(3).
金融危机给国际金融乃至国际经济提出了创新和监管之间乃至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张力的新课题。这一新课题的普遍性必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中以特殊性的具体历史形式表现出来。当下中国经济，就形态而言，已经走上新常态，就运行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走上市场决定阶段。这些情况必然向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因为完全回避当下问题的教学活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其教学中对这些问题做出或多或少的思考。
一、教学目的：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
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教学目的是什么？这是思考《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前提。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先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教学目的是培养品行良好的资产阶级社会公民或新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人，这一见解合理地提出了培养品行良好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的教学目的。
不仅《西方经济学》教学有其前提，而且《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只有明了《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前提，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保罗?萨缪尔森在《一个折中主义者的宣言》中称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是“有限的折中主义”，这一“有限的折中主义”的前提是“现代混合经济”[1]21，23，这就是一个证明《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的证据。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说：“漫游了经济学领地之后，我们的心得是，无论是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这一点已为经济史所证实。”[1]22同样地，根据社会存在是历史的产物的原理，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说，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第一，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这是马克思在其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反反复复地向人们证明的一个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而表明了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经济学理论的资产阶级立场。第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林毅夫、蔡■、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认为，传统的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而做出的选择，这就证明了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①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实现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在生成之中。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了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了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工业生产力和城市生产力有了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也不是没有可供减轻甚至避免这些问题的措施可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人们没有彻底学会。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一定要着眼于《西方经济学》本身，即我们生产和生活于变化中的经济制度，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从人类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比较起来，显然是初升的太阳。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意义在于，人们在见证了西方经济学在预防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缺陷之后，开始了进一步创新西方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的过程，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机会。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中国传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大学生，只有明了人们生活于或者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即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性），从而有历史感；只有明了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对新一代经济学人创新思维的挑战，从而有创新能力，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才能实现其教学目的。
二、教学内容：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学内容构成教材，教材内在地有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和内部逻辑的一致。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教材”也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当下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正经历着变化的经济制度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们借以分析这些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
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之后，我们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问题。在《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据历史的顺序考察，它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就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而言，这第一手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如此，这三个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成的前提，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在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挑战中生长起来的，因此，这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
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为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中国化的产物，而又是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产物，所以，我们要选择借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的内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现为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体系的分析。显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的教材，在研究和叙述这一主体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应对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分析。这样的教材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有学者研究认为，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国改革有的问题，特别地，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国改革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在丰富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使西方经济学真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科学。而笔者认为：第一，以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展开《西方经济学》教材；第二，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同于欧美的经济问题，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不同于欧美的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不可以直接选用引进版的欧美《西方经济学》教材[2]。
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创新思维
曾永成在《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十年》一文中指出院“从1981年到2011年整整30个年头，是我真正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的30年，也是我从运用系统原理到运用生态哲学研究审美，最后走进了人本生态美学的过程。”围绕《以美育美》《感应与生成》等所论述的以“节律感应”为核心范畴的感应论审美观，以《文艺的绿色之思要要要文艺生态学引论》等为中心主张的文艺生态学思维，以及《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中对哲学、文艺学原典的新解读，可以看作曾永成理论研究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部曲，同时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过程中极富个性特征的代表性著作。作为当代学者的雅范，他在三十多年间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的著作，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审美文化精神嬗变的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艺思想研究的时代风貌和精神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2005年12月，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要要要文艺新解读》出版。他在书中立足于当代语境，摆脱已有的流行性阐述，从实践论人类学对原典进行全新解读，推动了对哲学的重新认知，为文艺理论界提供新的哲学思路与研究视角。
21世纪以来，整体性的人类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受到普遍质疑，市场经济与网络技术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失衡以及深刻的精神危机。在新形势下，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警惕狭隘化、片面化甚至歪曲化的阐释倾向。这就需要从当今语境出发，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实际，对及其文艺学原典进行深入解读，与时俱进地加深对原典的认识。只有如此，才能适合新的现实要求，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就是从根本上调整对文艺学哲学基础的认识。曾永成关注早期作品中关于人类学的论述，并以之为理论起点，在“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基础上，认识到实践和人的“类本质”生成的独特重要性与整合效用，从而阐发其“实践论人类学”内涵，以此作为对哲学原生整体形态的重新认识。“实践论人类学”契合了世界本体的生成论与生态属性，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绝对割裂，表现出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以实践论人类学为文艺学理论基础，可以有效避免对原典内容的屏蔽以及某些原则性的误解，更能够接近马克思原典的本意；可以帮助的哲学和文艺学顺利找到进入21世纪现实语境的切入点与适应性，推动对其学理阐释的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其时代功用；有利于文艺学理论基础的人类学回归，使其以一种更具包容性与整合力、更有价值导向意义的阐释模式展示原典中更加广阔深邃的内在含义。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可以对哲学和文艺学进行“绿色解读”。长期以来，对文艺学的传统阐释大多都从意识形态性开始，很少从人类生命根基的角度阐明文艺需要这一文艺活动的出发点，文艺的功能问题探讨难以深入。曾永成以这个根本问题为切入点，本着实践论人类学的整体精神，对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进行学理分析，再回归到基于两者统一的实践论人类学解读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内涵。他回归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并将其最终落脚在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化建设上，在生态思维中建构具有实践论人类学精神的文艺学新形态，将生态论文艺学作为文艺学建设的当代课题。
曾永成以“走向类的融通”为题，论述了文艺学跨越中西文化的思维优势。他指出，文艺学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思维优势走向类的融通，不仅表现在“艺术掌握方式”论、“更加莎士比亚化”的自然性精神和“性格”与“意境”的类意识通观等具体问题上，也体现在关于文艺需要和功能这个文艺人类学思维和生态思维的核心问题上。由此，文艺学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就从原典出发被揭示出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最好的思想基础还是的实践论人类学及其文艺思想，这为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的世界图景、最根本的价值观念以及最开放的思维空间。如高云涌在对《回归实践论人类学》的评论中所说院“在由于生态危机而使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今天，这种基于“返本”进而“开新”的解读，无疑有助于激活哲学和文艺学的内在基因所固有的生命力，有助于使其更加深入而且有力地介入21世纪人类创建生态文明的历史性实践。”
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一书，整体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在以往对生成本体论的阐释的基础上，从实践论人类学对之加以更加深入的考察，明确提出对哲学本体论的新理解，即“生成本体论”说，而鲜明地区别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
首先，曾永成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不同，认为不仅要如以往的权威性解读一样，强调人与自然通过实践发生的共时态联系，更需要创新性地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实践对于审美活动的意义不在于其是美与审美得以产生的根源，而在于将其从动物的对象性联系提升为主体性的关系。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这种生物性活动提升为主体性活动，并将主体性建立在对象性的基础之上，以此说明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这种联系先于实践，修正了以往实践是审美产生的内在根源的误读。
其次，实践本体论对旧唯物主义合理内涵简单摒弃，对这些已经融入哲学并具有重要理论内涵的观点不予理睬，不可避免地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化。而生成本体论重新唤起对马克和恩格斯的自然史观的关注，纠正了实践本体论的这个思维误区，不仅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成性联系，更高度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观点，形成“自然要人”大系统的整体观念。
再次，曾永成从原典出发，对“自然向人生成”进行科学解读，立足于整体性观点形成“生成本体论”主张，对自然本体论、人本体论、精神本体论以及实践本体论等本体论观点加以序化综合，将世界本体解读为不同形态内在联系的生成过程。对哲学本体论的这种生成本体论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而深邃的视域，既将传统意义上的实践本体论纳入其中，又避免了它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并有利于真正吸收其合理内核和美学上的积极成果。
最后，在生成本体论的整体格局中，实践从审美根源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充当自然、人、精神和历史等诸种形态间能动综合的中介。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审美本体论所默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体现出自然生态规律对于人类实践的深刻制约性。在生成本体论中考察实践，对于今天的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极为重要。
以曾永成所理解的的实践论人类学作为思维框架进行考察，实践本体论所秉承的可贵的生态关怀与其基本理论内核之间的内在矛盾显露无疑。实践本体论美学追求表达人与自然发展和谐统一，较早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表达了生态关怀理念。而实践本体论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从实践中寻求美和审美的本质和根源，这种片面高扬主体性的实践正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本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把实践本体论回归到生成本体论,回归到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相融合统一的人本生态观，在实践论人类学中对其加以科学的阐释，乃是实践本体论美学克服其生态关怀与基本学理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国字；汉字；起源；会意字；运用
中图分类号：H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6-182-02
一、背景介绍
作为汉字使用国的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一直为着汉字的发扬光大而不懈努力着。汉字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至今被东亚诸国确立为当用文字使用。然而，和其他诸多语言学现象一样，汉字在不同时期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现今的汉字，与古时的相比，难免在读音，字形以及意义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有的甚至已经无法知晓其本身含义。作者认为，不同国家所经历的不同的汉字演化过程正反映了该国国民的思考方式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众多汉字的演化过程中，日本的"国字"可谓是相当有趣的研究课题。
所谓的"国字"也就是日本人自己创造的汉字，虽然经过"逆输出"①，现在也有很多其他国家使用"国字"，但是论其语源，日本才是其真正的发源地。日本汉语研究界著名学者，京都大学教授，阿辻哲次把"国字"定义为："原本中国不存在的，由日本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日制汉字'。"实际上，"国字"并不是完完全全新造的汉字，更多的情况下，"国字"是日本人通过重新组合已有的汉字偏旁部首创造而成的。譬如"鱈"字是通过将"鱼"和"雪"组合起来用于表示"下雪季节捕获的鱼"的意义。这里需要指明的是，"国字"和"异体字"、"略写字"需要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例如，根据《新明解汉和词典》，日本汉字"畳"字就是中国汉字"叠"。这就说明，"畳"只是"叠"的异体字而已，不能算作是"国字"。
本文论述目的为：通过对多数日本"国字"的详细分类调查，从"国字"的创造原理出发，对日本的意识形态进行尝试性的剖析与理解。本论文的主要文献为包含96个常用"国字"的《国训国字》。这篇文献所收录的"国字"中，囊括了动植物，自然现象等大范围词汇，所以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
如果要对"国字"有一个深入的认识，理解汉字的一般创造原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汉朝的语言学家"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他将汉字的创造原理大致分为六个类别：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转注字和假借字。一般而言，从汉字的创造原理的角度来考虑，"会意字"和"形声字"居多。一方面，"会意字"是通过把有意义的各部分重新组合来体现整体意思的一类汉字；而另一方面，"形声字"是通过把表示声音和意义的两部分重新结合来体现整体意义的一类汉字。作者的疑问是：对于"国字"的创造，那种方法被运用得更为广泛呢？
二、研究方法
四、结果分析
从以上的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这些规律：
首先，从表一中可以看出，在被调查的"国字"文献中，"会意字"占据了绝大比例。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需要从"国字"产生动因的角度进行解释。最初被日本引入的中国汉字无法完全地描述其生存环境中的各种概念与事物，这种在意义表达上体现出来的不足被认为是"国字"创作的先决条件。"国字"和其他所有汉字一样，必须具有表意功能。不可否认，"形声字"或"象形字"等其他类别的字也具有表意功能，但是从便利和易于理解的角度考虑，"会意字"更占优势，因为此类型是在原有偏旁或汉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新组合来创造新概念的一种手法。例如：「身＋「美＝「躾（为了使身体体现美感的教化）。对于这个例子，虽然很多读者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发音，但是对于知道"身"和"美"两个字的读者而言，"躾"的意义应该能够一目了然。因此，如果说汉字的主要目的是传达意义，那么"会意字"是把这个功能发挥得相当出色的一类字了。
其次，从表二中可以看出，表示"生物"、"自然现象"和"关于日常生活"这三类意义的"国字"占了整体的77.1%。在"生物"一类中，表示"鱼"的"国字"有29个，占了"生物"整体的55.8%。从这个结果来看，"国字"很适合"指代日本固有的事物及观念"这一定义。"国字"的创作与其使用者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当需要描述只在日本存在的而中国不存在的事物时，中国的汉字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回到"鱼"的例子上，日本作为岛国，国人吃鱼的习惯屡见不鲜，而其渔业颇为发达。正因如此，给捕获的各式各样的鱼命名就变得尤其重要了。然而，由于当时日本所见的鱼类品种繁多，在输入日本的中国汉字中，表示"鱼"种类的汉字明显不足，于是日本人不得不创造自己的字来满足其命名的需求。这也就是所谓的"国字"的动因之一了。
与中文通过重新组合既有字词来创造新词汇的手法不同的是，日语多数情况下是根据外来语读音而转化成"片假名"。虽然中文中也不乏外来语（比如：DVD、马克思、伽马射线等），但是由于中国担心"过度使用外来语会降低本国语言的纯度"，除了一些人名、地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以外，基本上中国使用的都是已经被"中国化"了的外来词汇（冰岛语等也具有此突出的语言学现象）。这种所谓的"中国化外来词汇"对外国的中文学习者造成了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相反，日本则倾向于大量使用音译外来词汇。据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大规模统计数据来看，汉语用词在日语中的比例有所下降，而音译外来语及其混合语的比例有显著上升且高达17%。"片假名"的使用给予了日本国民对"不可思议的外来事物"进行吸收并加以运用的机会。回到"国字"的问题上，和"片假名"一样，"国字"的创造原理也是所谓的"创新"（日语为"改新"）的意识形态。这种"创造力"在"国字"的创作中体现得十分充分并且这样的"创造力"不仅仅被应用在"创造便于理解的字"这一个方面，它也对日本国民增强日本民族意识做出了贡献。
五、主要结论
论文摘要:哲学课作为“两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个课程体系的理论墓劝，其地位至美重要。本文就如何提高哲学教学的实效性这一主题，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教师的地位与作为的关系问题，哲学教学的内容、方法的改革问题进行了思考。
“两课。教学如何走出困境，真正发挥“两课”的作用，使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为，无疑是每个从事“两课，教学的教师乃至高校党委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且认真对待的间题。本文试对哲学课教学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是整个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哲学教学的实效性对于整个理论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学教学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说是个认识和实践的问题。就认识而言。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学科的性质是教学定位的内在根据。从哲学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来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古希腊一些哲人就把哲学定义为“智慧之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国的先哲说，作为“爱智，的哲学就是“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陈述，而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哲学思维代表民族发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没有辩证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个人而言，哲学水平体现着人的素质，境界和思维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无不具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爱因斯坦曾对人说:“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侧不如说我是哲学家’。既然哲学是一种智慧，能够塑造人的整体思维素质。因此哲学教育应当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从哲学的功能看。主要表现为教育和应用。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是哲学教育功能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在正确的哲学理念指导下，人们才有可能从本质而不是现象上形成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正确认识，进而树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想，并内化为信念。当它最终凝聚成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时，哲学教育也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是哲学应用功能的显著特征。真正的哲学既不是教条式的理论说教，也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一种教给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创新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栓脸疑团。如果我们的哲学教学能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与学生的对话、交流，让他们经受哲学思维的训练，无疑既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又能增长其悟性和创新意识。
在哲学教学定位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的认识问题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二者作为不同的学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质和功能。哲学在人的整体思维素质的训练中，注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创新正是拼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体现。新世纪社会需要的首先是一种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大t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才有强大的竞争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有26次提到创新，教育部在《21世纪教育行动目标》中明确地把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作为教育行动目标。就此而言，哲学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哲学的目标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维护阶级利益、阶级关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显然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简单地把哲学与政治、哲学课与政怡课等同起来，必然会影响哲学教学的效果，甚至在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会严重破坏哲学的声誉。当然消除把哲学课与政课简单等同起来的认识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认二者的有机联系。事实上在哲学为政治理论思想形成和实施政治行为提供指导作用的同时，政治也会以自身的方式影响着哲学。
哲学的本质和功能表明，在哲学教学中我们需要让学生掌握的，应该是作为智惫的哲学，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关于哲学的名词和术语的堆砌；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该是哲学的思维能力，一种批判的、富有创造力的创新精神，而不是仅仅作为政治的淦释或教条化的说教。这就是对哲学教学的定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探索哲学教学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学课教师对自身的地位与作为的正确认识。哲学课教师担负着与其他教师同等重要甚至更艰巨的教育任务，理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存在着对‘两课’的不重视和‘两课’教师地位不高的状况。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从客观上说，一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直接的经济效益，偏重实务应用而轻视作为“形而上。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地位与哲学形成的鲜明反差；二是传统的哲学理论本身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社会发展的某些不相适应，因而有时还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围上成为政治让释的工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哲学的声誉，也必然影响到哲学教学的地位。从主观上说，一是教学本身缺乏针对性，由于理论失去现实的支撑变成空洞乏力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不断的追踪社会发展的轨迹，才能使教学内容具有时代的气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教师“转轨。，选择更有“前途。的职业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师资队伍的不稳定对哲学教学无疑是雪上加霜。
笔者认为“地位’与“作为。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关键在内因，在于教师主体性的觉醒，在于对自己所选择事业的追求与执着。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哲学教师就无法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东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们需要在两块阵地上充分发挥作用:一是教学阵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体现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点，从而增强哲学课的吸引力；二是学术阵地，通过学术研究将成果引人教学之中，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最需要重视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自信心，坚持改革与探索，坚持对现实社会诸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思考，通过自己的作为改变哲学教学的现状，我们的努力首先会得到学生的承认，进而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时也就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哲学教师本身而言，·作为’是“地位’的前提条件，“地位’是“作为’的必然结果。当然，从外部环境看，‘两课’教师同样需要得到学术乃至全社会、学术界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关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形式上，而应名实相符。
提高哲学课的有效性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如何使哲学教学植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现实之中，如何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训练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重大实践性课题，需要在哲学教学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学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从现状看，哲学教材相对滞后。改革开放2f?多年来，哲学界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存在，而将它们引人哲学教科书和哲学教学的程度和层次则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师个体之间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差异，又有所不同。这些情况必然制约哲学教学。重视哲学教科书及教学内容的更新，重视教师知识结构调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学教学的重要基础。二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纵观哲学发展史，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社会实践的变革，哲学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些原理，而应该是方法；还要回到现实社会，用唯物辩证方法对现实社会问翅进行分析，用理性来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质，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认识。这样。理论就不会是抽象的教条，而具有实际的内容；对实际间翅的认识也不是就攀论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以采取专尼化亦即‘问理化翔的形式教学，这些间翅包括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杜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间翅。这种教学可以改变传统的按章。节、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学方法。克服教学中普遭存在的“脱节’现象。增强现实感和针对性。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是很多的:，如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城市职工分流下岗的间瓜以及社会贫富差距问胭等；联系精神文明建设，妙及经济伦理道裕、精神生产力可持续发展间翅等；联系政治体韶改革，涉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脸教训，还有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各种“设租’。‘寻租”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特权导致的两极分化等:联系哲学的发展，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如何进一步实现哲学本土化、中国化等。对上述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间翅分析得透彻，且有理有据，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学的总学时。对哲学授课学时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学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又要体现其与现实结合的时代性。我们尝试着用总学时的70%作为哲学墓本原理的理论教学,30%的学时用于专皿化教学。在进行理论教学时。既要避免与中学政治课教学的重复性，又要适应大学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学考试的摇要，对现行的教材进行恰当处理。在进行专瓜化教学时，注惫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让学生认识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让学生将哲学智慧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理性认识人生的目的和惫义，以理性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让学生认识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改革与发雇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地位与贵任等。
其次是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和探索。考核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规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笔试，其中包括大的死记硬背的成份。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考核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思维能动性、创造性，是使教学过程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考核方式进行积极的改革探索，既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欢质教育的应有之义。在实践中我们采取了小组论文和小组答辩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具体过程为:教师设计论翅。学生以4--5人为一组选择论题；小组成员枪索资料；通过小组集体讨论拟出论文提纲；教师逐一听取每个小组的代表对论文所作的思考并进行交流；形成近5000字的论文，并注明所引用的参考资料、文献‘小组论文答辩；综合小组成员的课堂表现、论文写作态度、论文的质里和答辨的情况给出成绩；选择优秀论文由学生自行排版设计成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