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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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风险；风险指标体系；监测预警模型。
经济全球化是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也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总趋势。金融国际化、金融自由化将推动各国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结构走向趋同。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在金融效率提高、金融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我们所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也将加大，防范与化解国际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工作的重点。为此，在搞好自身的金融安全、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正确选择适当的汇率制度、准确掌握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进度、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等前提下，通过国际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建立一个完善的国际金融体系十分必要。为了更好的防范和管理国际金融风险，本文提出了一个国际金融风险监测预估模型。
一、建立一个金融风险的监测预估指标体系
根据规范性、综合性、灵敏性、互补性和可操作性等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6年建立的金融市场预警系统要求182个成员国及时提供重要指标，我们在预警体系建立的构想中，除了要求各国宏观经济指标的资料外，还应该有反映金融体系变化的指标以及地区外部环境的指标。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宏观上监测、防范金融风险，应设置一些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反映金融体系变化的金融相对量预估指标。这一指标体系应包括三大部分指标：国内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国内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和金融风险外部环境指标体系。三类指标具体内容如下（各个指标后面的字母数字是为下面计算风险当量所设定的代号）：
1.国内宏观经济指标（G1）。大体上包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1.1）；通货膨胀率(%)（G1.2）；货币供给增长率（包括M0、M1和M2的增长率）（G1.3）；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G1.4）；国内储蓄占GDP之比（G1.5）；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之比（G1.6）；出口占GDP之比（G1.7）；外汇储备所能支持进口额月份数（G1.8）；经常项目赤字占GDP之比（G1.9）；外债结构指标（G1.10）（有：外汇储备占短期外债之比（G1.10a），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之比（G1.10b），负债率（G1.10c），偿债率（G1.10d））；总外债与出口值之比（G1.11）；国际储备与进口值之比（G1.12）；货币化程度指标，即M2占GDP的比例（G1.13）；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或虚拟资本的比例（G1.14）；消费率或积累率（G1.15）；货币汇率波动幅度（G1.16）等。
2.微观金融风险指标（G2）。大体上包括资本充足率指标（G2.1）；流动性风险指标（G2.2）（包括：存贷款比例（G2.2a），资产流动性比例（G2.2b），备付金比例（G2.2c））；银行不良贷款比率（G2.3）（包括：损失类贷款比率（G2.3a），可疑类贷款比率（G2.3b），次级类贷款比率（G2.3c））；金融机构海外借款占总存款的比例（G2.4）；金融机构向房地产行业放款占总放款比例（G2.5）；银行同业市场资金拆借利率波动率（G2.6）；银行业风险监测性指标（G2.7）（有：加权风险资产比例（G2.7a），外汇资产比例（G2.7b），利息回收率（G2.7c），资产利润率（G2.7d））；国内证券市场吸收的外国资本数额（G2.8）；股票市场股价指数变动率和日均交易量（G2.9）等。
3.外部环境指标（G3）。大体上有国际资本流入流出量（G3.1）；国际资本在地区结构分布方面的变动（G3.2）；主要相关国的短期利率和汇率变动（G3.3）；主要相关国与本地有关的金融、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变动（G3.4）；主要相关国对本地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变动（G3.5）等。
但在评价时应注意上述各项指标尤其是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数值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其横向可比性与纵向可比性都不是很准确。
二、建立量化分析模型
定量地测定国际金融风险当量(Riskexposure)是建立预警体系的客观要求，注意到上述指标体系框架中，大部分指标存在有经验数据，这对我们采用专家评判求得客观结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考虑到各指标对总体金融风险贡献的非线性性，我们的量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单指标超限预警检验和综合预警评判。
1.单指标超限预警检验
当某一项指标值极为突出，此时无论其它指标值处于何种状态（良好或突显），都有极大可能引起国内或国际金融风险，即此时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主要取决于此项指标值，与其它指标值关系不大。这是由指标体系结构的非线性引起的，但我们也因此可将复杂的评估体系简化为单指标检验和评估。
例如：当资本充足率指标大大低于8%时，则认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将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再如，当偿债率大大超过20%时，同样应该引起决策层注意。
此步骤虽然简单，却很重要，因为它是下一步得以执行的先决条件。我们这里判断“极为突出”的基础是经验值，是人类长期知识积累的结果，也可以认为当指标值超出经验值范围时，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相应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可以认定为最大值。
2.综合预警评判
单项指标检验剔除掉了指标间的严重非线性关系，使此步骤内所研究的指标值均处于正常范围内。但同时这一范围内各指标间关系高度相关、相互影响，单独那一指标均无法形成对国际金融风险的独立判断。为此我们利用专家知识，借助层次分析工具，构造综合预警评判模型，方法如下。
设国际金融风险当量为R，则R=w1G1+w2G2+w3G3（1）
其中G1、G2、G3分别前述的一级指标，而w1、w2、w3为对应的权重。权重的确定是专家综合判断、填写判断表的过程，在一般管理方法书籍中均可找到，不再赘述。
而（1）式中的G1、G2和G3分别为
G1=w1.1G1.1+w1.2G1.2+…+w1.16G1.16（2）
G2=w2.1G2.1+w2.2G2.2+…+w2.7G2.9(3)
G3=w3.1G3.1+w3.2G3.2+…+w3.5G3.5(4)
（2）、(3)和(4)中的W1.1…W1.16，W2.1…W2.9和W3.1…W3.5为对应的二级指标的权重。
同理，二级指标G1.10、G2.2、G2.3和G2.7分别为
G1.10=w1.10aG1.10a+w1.10bG1.10b+w1.10cG1.10c+w1.10dG1.10d
G2.2=w2.2aG2.2a+w2.2bG2.2b+w2.2cG2.2c
G2.3=w2.3aG2.3a+w2.3bG2.3b+w2.3cG2.3c
G2.7=w2.7aG2.7a+w2.7bG2.7b+w2.7cG2.7c+w2.7dG2.7d
式中所有权重确定方法是统一的层次分析法，其优点在于能对专家判断的一致性进行检验，避免出现对复杂问题的某一方面的偏见。
至此，总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R可以表示为指标的逐层加权和，具体预警和监测时只需搜集最基层指标（如G1.4、G1.5、G2.2a等不再分解有下层指标的指标）的现实值，逐层代入上述公式即可得R。
需要注意的是，对基层指标值，实践中应该加以归一化处理，即把所可能出现的取值范围等比例折算到0到1区间内，这样处理使得各指标值均为无量纲单位，且结果值R也在0到1范围内，保证了综合评判R，进而进行预警和监测的规范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该体系模型体现了规范性、综合性、灵敏性、互补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要求。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上述数值权重值不仅取决于专家的知识，也随不同国家和地区及时段而异。[NextPage]
三、金融风险预估监测体系模式的运作
当然，仅有预警指标(甚至说这些指标还不够完善)，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制度体系，便难以对国际金融运行实行有效的监督，所以，建立起金融风险预警组织和监督机构，并健全法规形成预警制度体系，最后形成国际性的金融风险预警网络。
金融业本就是一个技术性强、利润丰厚、竞争激烈因而存在高度风险的领域。想造就一个无风险的金融运行体系，这在任何国家都无实现的可能。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集合风险、管理风险、谋求盈利的金融组织存在的原因。所以，追求金融安全只能是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能引致危机的临界点以下。为了阻止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转化，从统计角度来考察，主要是建立金融风险的监控和预警系统的指标体系，监测可能产生金融风险的动向与征候，及时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在我国构建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应建立严格、完善的统计报告报表制度；各层次的监测预警组织机构在收集到各阶层被监测金融机构上报的资料后，进行整理、汇总和分析，并运用金融风险预警指标，预测出各家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程度，然后找出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及时将金融风险反馈给金融机构，向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发出警号，提醒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及有关部门予以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其金融风险，政府根据金融企业风险程度的差别而实施分类管理。
图金融风险预估监测体系模式的运作示意图
结合SQ矿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压煤村庄保护柱压煤量超过300万t，其中可采储量为266万t，以焦煤为主，其近期煤价约为900元/t，平均成本为400元/t。SQ矿的设计生产能力为300万t/a，预计到2016年其实际生产能力将达到258万t/a，平均月采煤量达到21.5万t/月。因此，为了充分释放SQ矿村庄压煤资源，宜采用搬迁开采方案[4]。企业采用搬迁开采方案时会产生较大额度的额外成本，主要是对村民的搬迁赔偿，包括对村民现有资产的作价赔偿、搬迁安置补偿和新基地补偿。经实地考察估算得出，SQ矿采用搬迁开采方案的搬迁成本大约为9277.62万元，分别为现有资产作价赔偿5685.66万元、搬迁安置补偿1997.84万元、新基地补偿384万元以及预估的按期搬迁奖励1210.12万元。综上，在开采期内，搬迁开采成本具体见表2。现假设SQ矿在2015年1月开始实施搬迁方案，预计2015年年底搬迁完毕，2016年1月实现正常接续生产，预计2017年1月开采结束。现产煤率为21.5万t/月，假定即产即销，且销售价格在短期内不会有波动，维持在900元/t，因此企业实施搬迁开采可实现月收10750万元，至开采结束可实现总收入129000万元。从式（1）可以计算出，企业采用村庄搬迁开采方案释放煤炭储量266万t，综合预计成本，搬迁开采方案的实施会给企业带来近12.4亿元的利润。具体数据如图1所示。
2村庄搬迁开采技术经济指标分析
选取2015年1月为研究起点。即2015年1月开始实施村庄搬迁，搬迁耗时1年，2015年12月底搬迁工作结束；村民搬迁费为初始一次支付。2016年1月起，开始对SQ村下压煤的开采工作。该矿可保证接续生产，产煤量均为21.5万t/月。采出的煤炭即采即销，销售价格为900元/t，成本400元/t（成本中已包含应缴资源税和其他税费）。当地税收政策规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结合该矿实际压煤量和每月采煤量，SQ矿村下压煤搬迁开采的生产周期将延伸到2017年1月，此时可开采的煤量仅余8万t，不能满负荷生产，现金流随之减少，图2为村庄搬迁方案的现金流量情况。如表3所示，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均大于零，说明搬迁开采方案可行，而且通过数据对比可知，搬迁开采比传统开采模式能释放更多的煤量，能获得4.7万元的超额税后收益。在地表村庄迁移以后，企业在进行开采过程中技术手段更为有效实施，搬迁开采项目每月的净收益回收全部投资所需的时间（即静态回收期）为12.86月，在考虑时间价值时（动态回收期）为13.42月，对比带来的收益，投资效果明显。综上所述，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来看，村庄搬迁的开采方案可以取得高额的经济收益，是最合适的开采方案。
3结论
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 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 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 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 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
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 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 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 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
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
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 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 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
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
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 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 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 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 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基于博弈论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滨田宏一和克莱恩(B.Klein)和莱福勒(F.Leffler)等。从博弈论角度观察，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
一、国际贸易依存度分析
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把外贸依存度作为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开放度的重要指标。外贸依存度是一国（地区）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用于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领域，其变动趋势是贸易投资一体化。因此，仅仅考虑对外贸易难以正确度量经济开放度。为此，本文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指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并以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作为参照系进行对比分析。
严格地说，国际贸易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三部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加速，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但由于受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着重分析商品贸易的依存度。根据对有关资料进行整理，20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贸依存度为55.6%（参见表1）。
其中，上海最高，达99.4%，江苏次之，为44.5%，浙江为38.1%。长江三角洲贸易依存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6个百分点，充分反映了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放度处于领先地位。但令人惊异的是，该区外贸依存度却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63%)低7.4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广东省外贸依存度高达145.6%，且权重极大：2000年进出口额达1701亿美元，占沿海地区38.8%，比长江三角洲高419.2亿美元。广东一省拉动沿海地区外贸依存度16.7个百分点。除去广东省，长江三角洲外贸依存度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高9.3个百分点。
二、国际投资开放度分析
国际投资开放度是指一国（地区）国际投资与GDP的比值，用于衡量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国际投资按类型分包括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按资金流向分包括资金流入与资金流出。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根据《国际贸易》2001年第2期的实际利用外资额进行整理分析。由于对外投资数额很小（1999年长江三角洲为0.9亿美元，珠江三角洲为0.5亿美元），故忽略不计。
表2为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与国内相关地区的对比分析。2000年，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为4.9%，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低0.4个百分点，更比珠江三角洲低6.1个百分点，长江三角洲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仍然是珠江三角洲的影响。除去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国际投资开放度只有4.2%，则低于长江三角洲0.7个百分点。
三、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的评价
分析经济开放度目的是要说明其发展水平和合理程度，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1994～1998年，我国包括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贸易开放度为40.1%，比美国高17.2个百分点，比日本高20.8个百分点。包括国际资金流入与流出的投资开放度为5.9%，比日本高1.5个百分点，仅比美国低1个百分点（参见表3）。于是，中国外贸依存度的高低问题，对经济影响的正负效应问题就被提了出来。有人担心依存度过高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我国已经加入WTO，如何判断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直接影响到对外开放战略的政策调整，需要对此有一个科学结论。
国内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存在高估问题（注：参见隆国强：《如何看待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载《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第11期。），理由包括：
(1)加工贸易比重大。1981～1999年，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与进口额中的比重由4.8%上升到56.9%和37.8%，由于加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运行的关联度不密切，因此加工贸易比重增大，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被高估。
(2)GDP构成差异。比较而言，第三产业可贸易程度较低，因此用传统方法计算，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美国（达75%）与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就会被低估。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3%，相对而言，外贸依存度就会被高估。
(3)汇率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一般认为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汇率(PPP)低三倍左右，直接导致外贸依存度被高估。
在充分考虑GDP构成和汇率因素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而远低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参见表4）。
我们认为，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还是低水平的，既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除以上原因外，还要考虑以下因素：
1.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看，国际贸易发展速度比经济发展速度快。世界平均出口依存度从1970年的14%提高到1997年的25%。由此推断：长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经济开放度将以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增长。
2.从国内比较看，我国目前对外开放度的前沿阵地仍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珠江三角洲相比差距甚大，甚至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90年代以来，尤其是浦东及长江沿岸港口城市的开发、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心正从东南沿海向长江流域转移。地处沿海与沿江开放带结合部的长江三角洲以其区位、历史与人才的独特优势，正成为我国的经济、信息、金融与科技中心，在长江流域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发挥着对外开放的窗口及增长产生巨大作用。显然，本区目前的经济开放程度与水平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尽快提升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水平与质量，不仅是长江三角洲本身发展的需要，也事关全国发展战略的成败，其紧迫性与重要性毋需赘言。
3.从长江三角洲自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状看，区域内部经济开放程度的地域差异极大。从省际对比看，2000年本区上海的外贸依存度最高，达99.4%，分别比江苏、浙江高1.2倍和1.6倍（参见表5）。即便如此，上海的外贸依存度也只及广东的68.3%。国际投资开放度江苏最高达6.3%，分别比上海、浙江高0.5个百分点和1.9倍，但只及广东的57%。由此可见，经济外向度的巨大区域差异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保持了有效益的增长，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为地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作出了贡献。但与先进国家、先进地区相比，本区的开放性经济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一是商品贸易市场占有率仍较低，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不高，缺少有一定规模和较强竞争力的拳头产品。二是相对于商品贸易规模，本区技术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亟待加快发展。三是出口市场集中度仍然偏高，致使区域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较大，贸易区域多元化格局有待进一步形成。四是利用外资规模仍然偏小，且投资引进方式单一，境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五是外商投资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且主要是制造业，第三产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对第一、第三产业投资有待加强。六是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过于集中，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与区域发展差异扩大。七是作为长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阵地，各类开发区布局过于分散、起点不高、结构雷同、与周边地区关联度不强，成为制约开放型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
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源丰富，开放程度高，综合经济实力强，必须根据加入WTO的新形势与新特点，进一步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加快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同国际惯例接轨，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实现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不断抢抓新机遇，增创新优势，促进大发展，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
长江三角洲地区两省一市作为地域相连、文化相近、结构互补的较为完整的城市经济区域，必须在多层次内部合作的基础上，实施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才能避免内耗，实现开放型经济的协同发展。为此，需要打破行政封锁，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探索上海与苏渐两省间基础设施衔接、支柱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梯度开发模式与分工协作体系。要强化上海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创新中心与营销中心的功能，强化腹地企业与上海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以南京、苏州、无锡、徐州、杭州、宁波等二级中心城市为节点，以运输干线为依托，开展跨地区的产业整合与资产重组，培育一批能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
（二）实施大口岸、大经贸战略
要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对长江三角洲内的口岸资源进行整合，做到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形成合力，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要建立在国际惯例指导下的由各类企业广泛参加，各项经贸业务相互融合，抵御风险能力强的开放型外经贸体系。在开放战略上，要从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市场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市场开放；要从各自为主的单方面对外开放转变为各经济区域间的双向开放；要从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的开放。在操作层面上，要从单纯注重出口转变为出口与进口相结合，从单纯注重实物贸易转变为实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尤其是技术贸易）相结合。大幅度提高区内口岸的通关速度，建立健全完善的现代化物流系统，实现外经贸的经营主体多元化、商品结构高度化、贸易方式多样化、市场布局合理化和管理方式现代化。
（三）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开放型创新体系
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科贸、技贸、工贸结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为依托，技术引进与开发相结合，面向国际市场的创新体系。加快发展技术贸易，积极推进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争取在电子信息制造、电子商务、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领域的重点出口产品开发和经营上取得突破，建立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生产基地。加大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高轻工、纺织、冶金、建材、食品等传统产品的力度，提高传统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把资源秉赋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形成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出口商品群。超级秘书网
（四）拓宽外商投资新领域，实现利用外资战略性转变
围绕长江三角洲地区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抓住我国入世后在服务贸易等领域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场的机遇，实行公开、透明、平等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保护公平竞争，落实国民待遇，进一步健全外商投资的法制环境。根据我国承诺的开放时间表，逐步扩大在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证券、电信、旅游、运输、咨询、法律、会计等服务领域的利用外资规模，把服务领域利用外资作为新的突破口，通过强化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和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合作，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同时进一步拓宽引资渠道，改进引资方式，继续探索购并、BOT、国际租赁、创业投资和证券投资等多种引资方式，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实现利用外资领域与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五）加快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长江三角洲地区可结合资源秉赋状况、产业发展特点和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有选择地加大海外投资力度，重点支持和鼓励本区具有比较优势的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医药等长线产品项目向海外转移，以利用企业现有设备、成熟技术和原材料、零部件等实物投资为主，在境外设立有一定规模的带料加工装配企业以及一批分拨中心、维修服务中心、技术开发中心，形成具有生产、贸易和融资功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
关键词：房地产开发；规模经济；途径；支撑要素
一、房地产规模经济概念
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包括各种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的规模）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土地资源贮备、开发建设、资金、人才规模。它表明开发建设诸要素以及开发建设的房屋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集中程度。根据这种集中程度，一般可以把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划为大型、中型和小型三种。划分房地产企业规模的标准，既可用劳动力、资金来划分；也可用其完成的开发量或正在开发的数量划分；也可用其中两个以上的要素同时作为划分的标准。
二、房地产规模经济要求
1．房地产企业初始规模的确定。为了确定房地产企业的适宜规模，必须首先确定房地产企业的起始规模。起始规模是经济合理条件下的最小开发建设规模，是确定房地产企业最适宜规模的基础。起始规模应保证房地产开发建设各环节中的人才、资金、资源、设备等，并使其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起始规模的合理确定，是决定投资房地产开发的重要依据。当房地产项目的最小规模低于起始规模时，不宜投入开发，而开发规模大于起始规模时，则应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自身条件以及其他条件，按不同的规模，组成开发建设的合理性方案，并选择最优规模。由于房地产的区域性非常强，加上东部与西部差异，城市与县镇差异。因此很难准确确定具体的初始规模。原则上，在大中型城市，以中型房地产企业开发规模较为适当；在小型城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以小型较为适合。
2．企业最适宜规模的确定。在某一地建立房地产企业规模，并非规模越大、实力越强就越好。还必须根据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情况而定。为了确定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最适应开发规模，需要以企业最适宜规模为核算评价的标准，企业最适宜规模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内开发建设过程，管理组织最为合理，各种生产要素能充分利用，技术经济指标先进，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规模。如果企业规模超过了企业最适宜规模的界限，投资和劳动力消耗的增加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将呈递减趋势。由于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各种社会化分工合作机制的建立，如前期有顾问策划公司、工程有招投标的公司、监理公司、宣传有广告策划公司、销售有营销中介公司。企业从人员数量上考虑，大型企业人才数量只需要中型企业人数，中型企业人数只需要小型企业人员，没有必要搞小而全、大而全。
确定企业最适宜规模的方法很多，要根据具体的技术经济特点合理选择。最常用的是成本效益分析法。这种方法的实质是通过消耗类指标和效益指标的对比分析，在盈亏平衡的基础上不同规模方案进行比较，确定企业最佳开发建设规模。当前企业最适宜规模应当以所拥有的资金、土地资源作为衡量标准。
3．企业最优规模的选择。企业最适宜规模是计算企业规模的依据，但并不是选定的企业实际规模。在选择企业的实际规模时，要根据社会需求量的大小，在企业起始规模和最适宜规模之间，经过多方案的对比分析来确定。比较企业的不同方案，一般是采取计算同一年开发建设成本与基建投资额之和来进行。总费用最低的方案为最优方案。
三、房地产规模经济实现途径
1．房地产企业购并是资本集中的有效手段。低价收购资产，实现低成本扩张。使购并企业获得的资产大大超过购并成本和购并价格，或超过新建企业的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企业实施购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优势互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动机。获取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动机。企业购并可能以直接实现规模经济，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自身内部扩张，逐步增扩股，增大股本结构，实现扩张，并以实现滚动开发的提高资金的利用率；（2）横向购并中的规模经济。横向购并是同一产业中生产同类或存在替代关系的企业之间购并，具有直接的规模经济效果；（3）纵向购并中的规模经济。企业纵向购并的规模经济实现也必须首先具备上述企业规模经济的支撑条件，否则，会陷入规模不经济的误区；（4）混合购并中的规模经济要获得混合购并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果，构成企业规模经济的各种支撑条件也是必不可缺的。
2．房地产规模经济也可以在政府统一运作下完成。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完成前期土地的规模开发。然后通过土地招投标市场，按照规划片区由各开发企业在竞标所得的地块上进行组团式或居住小区式开发。较为成功的实例就是南京市开发建设的“月牙湖小区”。它由建委、国土、规划局等部门按照南京市居民高尚居住区的规划要求，统一进行布局，综合配套，由十几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组团式、居住小区规模开发，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企业战略同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了一定的目的、通过一定的方式组成的网络式的联合体称为战略联盟。战略联盟的概念首先是由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普罗德和管理学家罗杰?内格尔提出。从20世纪80年代起，战略联盟在西方和日本企业界得到迅速发展。战略联盟是一种关系松散的企业组织形式，它不具有传统企业那样明确的层级和边界，对于联盟中的各方而言都十分机动灵活。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践中，这优势互补的组织形式具有较高的效率。由于房地产的区域性很强，因此战略联盟中的各方可以通过相互间的网络进入对方的地区市场。这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进军外地市场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同时，战略同盟可以克服较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双方招投标大型土地项目资金不足的劣势，在大型国有土地招投标中避免残酷竞争，哄抬地价，提高土地投资成本，达到规模经济，战略同盟各方共盈的目的。
四、房地产规模经济的支撑要素
从企业内部来看，构成规模经济的主要支撑条件是：
1．拥有土地资源的支撑。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它不仅是房地产业的直接开发和经营的对象，同时也是各类房屋建筑不可缺的基础载体。房地产的开发建设离不开土地资源，而土地资源却可以作为未被开发的原始形态而独立存在，可以说土地是房地产开发建设的万源之本，在我国，土地归国家所有，房地产企业仅能依据开发建设项目用地性质的不同，购得40~70年的土地使用权（依用地性质不同而分），而土地使用权的一次性周期长达40~70年，因此，要实现房地产企业的规模经济，必须在其可预见的预见期里，充分贮备土地资源。如果没有土地只能是空谈规模经济。
2．资金支撑。资金是房地产血液，房地产规模经济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金，通过资金参与控制更多的具有规模经济的开发项目，即房地产规模经济离不开庞大的资本投入。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积聚能力，以及进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能力，就其成为能否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支撑条件。
3．企业家能力的支撑。当房地产企业开发建设规模以算术级数或几何级数增长时，特别是当房地产企业通过横向、纵向及混合购并若干企业，实现房地产企业规模急剧扩张时期，其管理的复杂程度、组织协调工作量会呈几何级数增加。对房地产企业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从企业的外部来看，构成规模经济主要支撑条件是：
1．政府政策。房地产业是一个由政府政策高度垄断性行业，是一个受政府政策影响，对政策敏感性极大的产业。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着房地产一级市场中最重要的资源——土地。使得它对整个房地产市场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它决定了市场供求关系平衡位置，决定了价格走向。作为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企业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紧密相关，政策是决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2．市场规模支撑。市场规模即市场需求量。市场需求量的大小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前提条件。由于规模经济是房地产开发的明显趋势。但由于其受市场容量的限制，即受开发建设地区人口因素影响。因此，并非开发建设规模越大越好，随着规模的扩大会出现规模效益递减情况。笔者根据多年房地产开发实践，提出如下规模：在中、小型城市（人口规模：50万人~100万人）一般不宜进行大型房地产项目开发。在大、中型城市（人口规模：150万人~300万人）一般宜进行大型房地产项目开发。在特大型城市（人口规模大于500万人）一般宜进行特大型房地产项目开发，开发规格以居住区为宜（建筑面积为50万m2~150万m2），资金筹措按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标准。
上述仅是相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就各级地方政府而言，本着经营城市考虑，其开发规模应适当地提高一个档次，以利于城市综合布局。
3．市场范围支撑。市场范围与市场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市场范围大，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反之，市场范围小，市场规模也会随之缩小。市场范围，即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品房的销售范围，是一个市场空间概念。由于房地产所特有的地域性强，使用权得其开发建设的商品房一般不会超出以地级市、县级市销售的范畴。因此，在某一地的房地产开发随该城市地域的扩张，城市化的进程而市场范围扩大。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无限扩大，也会陷入规模不经济。
此外，由于各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因此其房地产市场范围不尽相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其城市吸引力越强，人口流动性越大，人口聚集性越强，市场范围就越大。
4．产业及产品差别。规模经济并非是适用于所有产业与产品的概念。在房地产产业经济运作中，有些商品房的规模经济效益十分明显；有些商品房的规模经济效益则不十分明显，甚至不存在规模经济性。
参考文献：
1．乔梁．规模经济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2．芮明杰．中国企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一)有关概念的界定
所谓开放经济是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经济概念,是与封闭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其主要特点是:其一,一国经济纳入了国际经济的运行范围;其二,宏观经济政策既要实现内部均衡目标,又要实现外部均衡目标。所谓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
(二)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开放经济和货币政策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相对封闭经济而言,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就必然要考虑国际经济的影响。这是因为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换句话说,如果客观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货币政策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等变化趋势共同改变了货币政策实施所依赖的整个金融环境。尽管市场的开放、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改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是在宏观层面上却给政府当局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指金融政策)带来了困惑: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独立性受到冲击,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显得不能适应新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目标(包括中介目标)以及传导机制也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货币当局不仅要考虑内部均衡还要考虑外部均衡;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上,不得不放弃总量指标(货币供应量)而转向价格性指标(利率);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上更多地依靠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实现政策目标。当然,更为重要的变化体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方面。传统观点认为,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各国将重新获得利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国内实际产出水平和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即使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很大的,差异性货币政策所诱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同样严重地干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既然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影响是如此之大,那么,这种影响有解决之道吗?可以说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国际货币理论及实践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即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种影响,尽管国际经济学界对协调的收益大小尚无定论。
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定义及前提条件借鉴30国集团1988年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所给出的概念,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含义做出以下界定: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就是“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地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货币政策”的过程。这种协调通常分为两种,即以规则为基础的协调和随机协调,前者是以各种制度为基础的,如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体系;而后者主要是指为应付某一具体事件,有关国家进行磋商后作出的、持续时间有限的特殊协议,其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的波恩首脑会议、1985年的广场协定以及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等。
那么,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政策协调一定是在利益主体(国家或经济地区)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的合作行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一种常态,一般地理解,只要有交往就难免有冲突,那么协调就有必要。但是,这里依然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主体之间才需要协调呢?回答当然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才需要协调,因为对小国来说存在一个谈判地位与力量问题,这里隐含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协调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同样地,当所有的国家都是小国的时候,一个国家实行的政策措施,对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都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其次,只有在通过冲突双方的协定或者说妥协可以使双方都获利,亦或说至少可以改善一方的境况而另一方不受到损害的条件下,协调才会发生,如果说只有一方获利,那么这种协调不会进行下去。
(二)为什么要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1.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实要求———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国际经济学界广泛认为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是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一个外在动因。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解,这种相互依存主要体现在结构上的相互依存,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国家之间政策上的相互依存。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即一个国家的最佳政策得以实现,更多地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行动。当然我
并不否认其他方面的依存,因为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于结构上和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所直接引起的。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对外开放和相互依存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比如,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加深了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优化了世界资源的配置。但是,不争的事实也有力地说明,国际间经济依存度的加大极大地降低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增加了世界各国的溢出效应。尽管理论分析表明,一个国家的政府可通过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其经济的内外均衡。但实际上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一国货币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其他国家的政策、行动和做出的反应。由于自的减少,其政策的作用与效力便难以预测。所以说,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是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必然要求。
2.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在动因。如果说开放经济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那么,当一国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就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政策运行施加显著的影响,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通常地将这种效应称为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Monetarypolicyspill-overeffect)。溢出效应很早以来就被国际经济学界所认识,许多学者如哈马达(Hama2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萨曼(MillerandSalman,1985)、柯里和莱文(CurrieandLevine,1985)都已注意到了政策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传递,一般认为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以贸易渠道为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的需求紧缩。溢出效应产生于各种原因,包括那些将国外政策诱发干扰的影响传递给国内经济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各种贸易与金融联系。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大量的研究证明这种货币政策溢出是普遍存在的。既然货币政策溢出是普遍的,而从理论上讲,通过国际协调可以降低这种溢出效应(这已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承认)。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的溢出效应就是国际协调存在的一个内在动因。但是,国际协调是怎样减少这种外部性影响的呢?下面将更进一步地谈到。
(三)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基本方法———博弈论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各种方法对各国间货币政策的冲突与协作进行了分析,并产生了运用博弈分析的战略决策方法(StrategicApproach),从而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在方法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主体之间在其行为发生冲突时的决策方法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是研究理性决策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的理论。其主要特征是决策主体之间的行为是直接相互影响的,因此,决策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其他决策主体的反应。在相互依存性很强的开放经济中,各国货币政策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作为世界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一国的货币政策会影响到他国的社会福利函数,反过来,又受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因此,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选择过程就好似一局博弈。一国在制定货币政策以及实施经济行为时,不得不考虑它国的反应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以尽可能地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而这种决策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结果。博弈理论研究的结果显示:国际间经济政策不协调是无效率的,而通过国际间经济政策的协调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短期内,协调收益的分配取决于博弈双方的谈判力量。而在长期内,随着博弈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势必被打破,双方又开始一轮新的谈判与协调。
三、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否有效
从理论上讲,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使各国的福利均接近最佳点,整体经济福利也高于非协调状态。但世界经济的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往往不能顺利实施,“以邻为壑”的自利行为经常发生。为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出现现实失灵呢?
首先,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不确定性。要进行国际协调,首先要了解相关国家的经济现状,一般是根据各国所用的模型来判断各国的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协调各国的利益。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外国货币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本国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模型多种多样,在某些具体数值上很难达成一致结论,由此导致协调利益的不确定性,使合作协调很难形成。
其次,违约冲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即使知道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能够获利,也不能保证协调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如果采取协调以外的政策的获利大于协调政策时的获利,就会出现免费搭车或违约行为。如果很难监督货币政策的话,那么每个国家都可以在振振有辞地证明它坚持了协议政策的同时违约,由此,出现不协调的结果将是很容易的。而且如果政策协调是在多个国家之间进行,那么违约的动机会更强。要消除免费搭车或违约行为,可以采取两项措施:一是使协调经常化,即博弈不仅仅限于一次,这样参与国就必须在背弃协议政策的预期收益与下一期对方国不合作行为的可能成本之间做出比较选择;二是引
进客观指标,完善协调政策的监督体制。
最后,政策协调中分配利益和分摊协调成本的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还不能计算出成功的政策协调所带来的收益,而且对成功协调的收益分配与协调成本分摊的研究也还很少,对协调收益究竟由什么因素决定仍未达成一致意见。这样一来,即使关于协调的论证再详细,也很难为实践所接受。在这种局面下,要说服任何独立自主的一国政府,为了一些不完全归自己所有且数量不确定的国际协调收益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收益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更多地流向其他参与国,而不是本国。尽管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由于上述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出现了失灵,以及在完全信息和静态的一次性博弈的最优化假设下建立的协调模型存在着潜在的局限性,即使是在动态结构模型中也存在着政策协调障碍(比如说政策协调的连续性问题或者说可维持性问题),但是,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权威货币当局之间彼此协调对世界如何运作的看法也许比政策协调的本身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信息交换不需要规范的政策协调,并且交换也不会使货币蒙受伴生性的损失,它可能是一个比成熟的合作本身更容易实现的目的,即使大多数实证经验显示政策协调的收益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但结果依然非常显著。根据休斯-哈利特在完全信息假设下的估计,政策协调收益对美国和欧佩克其他国家来说,大约相当于每年额外GDP增长的3%～5%和4%～6%。在这里之所以要列举这样一个数据,只是想表明一种观点:世界各国实现共同目标的奋斗轨迹与合作协定本身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也许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会更充分地证明政策协调在经济福利方面所产生的显著收益。四、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对策研究
依据中国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以及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开放经济的特点。但是,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显示,从封闭经济过渡到开放经济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也会同样地受到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其他经济体的政策利益,既然如此,中国也应充分重视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状。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在资金贷款、政策对话、技术援助、法律协调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当然,中国与IMF的合作与协调更为重要的表现还在于与IMF的积极配合方面。比如在东南亚危机风波中,中国对危机所采取的“同舟共济”的态度,特别是中国政府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慎重承诺,这种承诺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缓解以及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体现在中国与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合作与协调上,比如说,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合作与协调。中国还积极参与区域性货币合作,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各国或地区中央银行的合作,进一步巩固“10+3”(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简称“10+3”)的金融合作成果,同时根据“清迈倡议”,加快了成员国之间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进程。目前,中国已与日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涉及金额共计85亿美元,与其它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正在谈判与磋商之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加强各国货币合作的机制。
2.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汇率协调问题。汇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一直是各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核心。中国自1994年实行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官方一再说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的任务就是稳定人民币汇率。但IMF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太小(不足±1%),因此属于固定汇率制。那么中国目前的这种汇率政策是否合理呢?如果说在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是为了顾全大局(因为如果中国也实行贬值政策的话,那么只会招致国际社会的报复性反应,这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只会使景况变得更糟,按照国际协调理论,这也符合其宗旨),那么,在危机过后,是否一定还要履行这种承诺呢?换句话说,中国是否要以汇率稳定作为唯一目标呢?笔者同意何泽荣教授的观点:稳定汇率是汇率政策的一个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当然,这里不是说中国货币一定要贬值,只是想表明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至少应该寻求一种在国际社会能够承受的合理限度内调整汇率的机制。
(2)利率协调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实际利率差异会引起国际间的套利行为,从而导致国际资本的流动,并进而会直接影响到汇率的运动。也就是说,在国际间(特别是经济大国之间)存在利率协调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是不是国外(特别是美国)利率调整了中国也应该相应的调整呢?当然不是,中国连续8次下调利率,事实上对内需的刺激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这里要说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动的环境、条件、因素及其范围,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相比较是有质的区别的。由于中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因汇率变动幅度过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我国归到固定汇率制),因此对未来汇率变动是一种静态预期;另外,中
国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资本是不完全流动的;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目前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没有形成一种利率的市场反应机制;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利率政策从短期来说应该自主性地决定。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进行利率协调,只是说存在一个自我决策问题。
(3)中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问题。由于获得协调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协调双方的谈判力量,而这种力量从根本上来说又取决于一个国家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相对于这样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自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以来,在国际货币领域没有一个专门负责货币国际协调的机构(在崩溃以前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八国集团”在经济实力和能力上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因此它们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与协调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是当今世界上除IMF以外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尽管这种协调机制只是一种随机协调行为,但在新的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未形成之前,它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吸纳为该组织成员,这对中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是有不利影响的。
(二)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对策
1.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积极参与国际协调。由于中国汇率市场不完善,不是有效的汇率市场,存在封闭性和垄断性,人民币汇率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实现。针对目前经济现状,可以采取人民币适度贬值,刺激出口,扩大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失业压力,与此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协调,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
2.有步骤地开放金融领域,有效管理国际资本流动,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加入WTO,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可避免,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体制改革进程、金融法规的完善程度、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水平以及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和竞争力。因此,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应该是一个有步骤的、渐进的过程。随着经济金融开放的深入,国际资本流动将加快,由此必须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建立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机制。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加大,必然会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要求。但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不能急于求成,应该是一个渐进的历程。
3.探索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目前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之间仍然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而且可以通过利率、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对其加以调节。因此,中国目前仍需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但是,从长期来看,也要认真探讨其他参照指标,研究新形势下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今后几年中国应该稳步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奠定基础。
4.加强国内金融监管,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也体现在对国际金融犯罪的共同治理上。为此,中国要加强国内监管,规范银行业务,实现与国际接轨;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建立强大的信息网。同时,面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要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
5.采用多种政策工具,实行政策的相机抉择,保证经济目标的实现。我们知道,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并不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应该同时依靠其他政策,比如财政政策的配合。就是说可以寻求通过财政政策来控制经常性帐户,从而调整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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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改革开放对中国中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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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土地的破坏
露天煤矿区对土地资源的破坏主要表现在露天采场的直接挖损、外排土场压占土地和工业广场的占用等。挖损是对原地表形态、浅部地层、生物种群的直接摧毁,致使原土地不复存在,压占是挖损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岩土堆置于外排土场上造成原地貌功能的丧失。挖损和压占等工程活动直接破坏了表层的植被,导致这一区域原先处于相对稳定的系统受到干扰,使区域内的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地貌、保水力等生态因子发生巨大的变化。
(二)水污染问题
露天煤矿开采对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最严重的是煤矿排土场淋溶水。排土场的煤矸石中富含碱金属、碱土金属和硫等,大气降水淋溶了煤矸石中的无机盐类,含无机盐类的淋溶水流入地表水体会对地表永体造成污染,渗入地下含水层,也会污染地下水体。此外,采场周围水体和大气降水汇入采场矿坑,也会由于矿坑积水浸润采场的残煤露头,而使煤层中的硫和重金属等污染物质溶入水体而使地下水受到污染。
(三)空气染污问题
露天煤矿排土场污染最严重的因子为剥采区、排土区和运输道路两侧一定范围内的粉尘。此外,露天煤矿排土场大多没有土地复垦和再植被,每个露天煤矿的外排土场都会形成一个几百到几千公顷的人为荒漠化土地,春秋时节,荒漠化的排土场所产生的扬尘等亦会使周围大气造成严重的污染。
(四)环境地质问题
露天采矿形成的矿坑边坡及排土场边坡,由于地质构造、边坡岩体、地表水及地下水作用、采矿工程活动等原因诱发一系列诸如滑坡、塌陷、泥石流等突发性或缓变性地质灾害,危及该地区周边工业企业与民居建筑的安全,造成人员伤亡及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贯穿于露天矿开采的始终,并有可能延续到闭坑后。
二、露天煤矿开采引发环境问题的防治对策
(一)土地破坏的防治措施
1、耕作层土壤和表层土壤是经过多年耕作和植物作用而形成的熟化土壤,是深层生土所不能替代的,对于植物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有着重要作用。应对矿区拟破坏的露天采矿场熟化的表土进行剥离,用汽车运输到指定表土堆放场堆存,闭矿后直接作为露天采矿场复垦用土。
2、修建运输道路时,要充分利用已有矿山运输道路、乡村道路,不占或少占耕地、林地。避开土壤状况良好、植被生态复杂地段,减少对矿区植被和土壤的破坏。
3、采用机械、人工等方式对采场边坡进行清理,清除松动、凸起的碎(块)石。对平台进行人工、机械平整,清除场地内较大石块;休息室、表土堆放场建筑进行拆除、平整;区内道路进行平整、回填;平整后场地坡度要满足复垦场地需求。
4、对平整后的平台场地穴状坑及采场边坡平台进行覆土,覆土来源为矿山开拓时剥离堆存于表土堆放场的表土。采用机械、人工等方式,剩余的表土采取就近的原则平覆于拟复垦林地的场地,覆土平均厚度≥0、5米。
5、矿区复垦土壤以生土为主,土壤养分含量和地力不足,恢复待复垦土地的肥力和生物生产效能,就必须采取恢复土壤、肥化土壤的措施。因此复垦的地块根据当地情况增施农家肥与生物菌,林木落叶留底以提高土壤的有机物含量,改良土壤结构,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增加土壤肥力。
(二)空气污染的防治措施
1、施工扬尘防治措施。土石方开挖避免在大风天气进行,完工后及时回填、平整场地;工业场地辅助配套工程施工,首先做好路面硬覆盖;易产生扬尘的建筑材料采用封闭车辆运输;设置围布、挡板,禁止高空抛撒建筑垃圾和起尘的料、渣土的 外溢;施工扬尘防治关键要加强施工管理,管理到位,可以有效减轻对环境的影响。
2、运营期地面运输系统的防尘措施。输煤系统带式输送机栈桥露天部分均加设皮带罩棚,筛上设布袋除尘器集尘;在其周围设置彩色防风挡板,阻挡煤尘的扩散。储煤设施应采用圆筒仓储煤方式;转载点、原煤卸载站设置通风除尘装置和喷雾洒水装置。
3、采场、排土场扬尘治理。对采掘工作面,合理布置炮孔,正确选择爆破参数和加强装药、 冲填等作业的管理,爆破前向岩体注射高压水,或利用洒水装置;钻机设袋式集尘器,爆破后洒水降尘;配备洒水车往返于坑内外道路,对排土场工作面及其与采掘场之间的道路进行经常性地洒水,以增加路面、 作业面积尘湿度。排土场定期碾压,降低起尘。对已经结束排弃的排土场平台,在不影响整个露天矿排土作业的条件下及时覆土绿化;沿固定帮坡种植防风林带。
(三)边坡防治措施
1、高度重视露天矿边坡管理工作,建立健全边坡安全管理机构制度,剥采生产应严格按照设计给出的边坡角、平台进行留设,严禁越采超挖。
2、采用边坡稳定性雷达或边坡监测机器人加强边坡变形监测工作,及时掌握边坡变形的动态情况和规律,对于出现的任何局部、小规模的边坡坍塌滑落还要进行专门的分析和治理方案设计。
3、露天矿地下水丰富,建议建立完善的疏干排水系统,在采场发现出水点,详查后打水平孔,释放静水压力,夏季暴雨会给采场边坡稳定性带来威胁,此时要加强疏干,特别是断裂带和煤层顶底板的弱层,一定要详查,做到“有疑必探,先探后采”。
4、建立日常的巡查监测制度,特别是春季解冻期、雨季或坡面上出现沉陷裂缝时更要加强巡查监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如边坡有明显失稳先兆)及时预警避让,或采取防治工程措施。
5、抗滑桩是穿过滑坡体深入于滑床的桩柱,用以支挡滑体的滑动力,起稳定边坡的作用,适用于浅层和中厚层的滑坡,是一种抗滑处理的主要措施。
(四)水污染的防治措施
1、修筑截矿山排水沟渠。矿山排水沟渠沟建于矿场四周,当雨季降水量大,既起到阻挡作用,而且还起到梳流作用。
2、河流改道。针对穿过矿区的河流,必须对河流进行改道迁徙,路线改道应选择短,地势平缓弱渗水地段。同时还要考虑矿山的发展前景,避免二次分流。新河道的起点应该在河床冲刷易发区进行选择,并与原有的河道河势想适应。
3、调洪水库。季节性的地表水流横穿开采境界时,除采取改道措施外,须在矿区上游修筑调洪水库截流和贮存洪水。
4、修筑拦河堤。当露天开采和附近的河流周围地面水平的境界,湖白的岸边标高相差较小,甚至低于岸边地形时,应该修建岸边护堤堰。防止河水漫灌到采矿场。
5、防渗帷幕。防渗帷幕防水是在露天矿开采境界以外,在地下水涌人采场的通道上,设定若干一定距离的注浆钻孔,并依靠浆料在裂缝中的扩散,凝结组成一道挡水隔墙,所谓防渗帷幕就是指由若干个注浆钻孔所组成的挡水隔墙。
结构裂变带来战略性重构
结构裂变带来的是新的组合与新的发展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结构内部的单一改变，而将这样的改变放置在了与外部结构相互关联的转变之中，这将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形。纵观企业创新的多个侧面，真正的将创新演绎为内外突变，从而带来结构性的改变，这是企业创新足以影响开放式经济整体性格局的重要方面。这样的裂变是战略性的重组，是结构的整体性调整。在相关的分析中，结构裂变与战略性重构需要从至少两个方面去加以理解。这种调整一方面是企业创新本身的调整，另一方面是企业调整后的相关创新所带来的开放式经济的整体的结构性调整，从而切实实现企业创新对于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的促进。“结构”一直是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概念，作为模型论中的专有术语，“结构”表达着一种特有的组织方式。企业创新需要突破原有的技术创新、人才创新等表层的单一创新模式与结构，不再孤立的采取某特定方面的创新，而是开放式创新与封闭式创新并举，直面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剧的现状。在这样的带有根本性的结构裂变中，企业创新需要为开放式经济带来的结构的深沉裂变，而这样的结构性调整是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对于战略性的重构，这也是企业创新所需要思考的，这样的战略性意义上的重构，不只是针对企业，同时也是开放性经济所应该做出的调整。企业创新只有站在战略性调整的高度，才能够最终影响并促进开放性经济走向科学发展之路。
从宏观出发，在大的指导思想上做好了定位，结构裂变与战略性重构的创新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将有利于整体的全面而科学的发展。这是切实有效的方法，也是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性经济科学发展所应该有的表现，是科学发展之路的先导。在这样的新的方式中，产业演化与管理创新得以推行。产业演化需要进行创作性的改变，这是整个开放性经济发展进程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企业创新中所具有的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的新的技术图景与路径、结构裂变与战略性重构等为开放性经济产业演变式的科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证，正是这一系列的创新式改革，促使了产业演变的实现。产业演变是一种影响重大的转变方式，要想真正的进入到产业演变的步骤之中，需要充分借助企业创新之力，企业创新的有效途径的探取为开放性经济产业演变提供充足保障，而产业演变的成功与合理进行又将在极大程度上调节开放性经济的整体格局，并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向前推进。除了有利于开放性经济的产业演变的科学发展，同时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中所需要的管理创新也得到了强有力推行。在之前的企业创新的可行性路径的相关分析中，企业创新需要寻找新的方式，而一些新方式所带来的正好是管理创新在开放式经济中所获取的重要地位，管理创新是对以往开放式经济中过分追求技术性创新的一种修正，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新时代下人文观念对于后工业时代技术先行所带来相应弊端的补充性修正。
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
在企业创新中，采取新的技术路径，即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将带来崭新的技术图景的构建。渐进式创新，就是按照产品路线图上规划好的需求进行创新，因此我们也叫它路线图式的创新或可预见的创新，例如Intel公司把迅驰升级到迅驰2，以及新一代Nehalem微架构，实际上都属于渐进式创新，这类创新将产品性能不断加强，为用户体验带来渐进式的提升。真正能给企业发展和用户体验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技术创新，我们称它为突破式创新，这种创新比较“稀有”，它虽有明确目标，但人们却很难预测它能否获得成功及何时成功。渐进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原有的知识构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相应的革新，而突破式创新带有突变与破坏的因子，是一种毁灭式的方法与手段。如何在这样的两种方式中进行相应的取舍，是当下需要面对的重大抉择。在以往的企业创新要么是单一的选取渐进式的创新之路，要么就是对过去与现有的几乎彻底式的抛弃，这样的方式也使得开放式经济带有了相应的色彩，并在非此即彼的状态之下徘徊。开放式经济受到不科学与不稳定的发展方式的冲击，对其科学的发展之路造成了极大影响。虽然突破式创新的意义非凡，但在开放型经济下的企业创新战略中，它与渐进式创新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认为，只有把这两种创新结合起来，让它们相辅相成，才能充分挖掘出它们的价值，以获取企业发展的持续性竞争力。
绘制新的技术图景与采取新的技术路线，是企业创新自我完善的途径，同时也是企业促进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的有效方式。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为新图景的绘制带来了切实可行的希望。这样的结合并举，要求在借鉴原有模式的基础上，不仅有限创新，而且可以在较为恰当时候选取破坏性的创造手段。回到企业创新而言，如果在充分参考企业的相关规模、所处地位、行业特征等基础上，保证了信息来源和知识密度的有效性，那么企业创新是可以采取突破性的方式进行革新。这样的企业创新是具有适度的科学性的，而通过这样的企业创新所影响到的开放式经济，也可以朝向更加科学的路径得以发展。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创新意识研究与经济学科的交叉研究之中，著名经济学家汉德生曾就这一命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当然他的讨论更多的是将关注点放置在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两者分别对企业的整体性影响之上。而我们当下倡导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并存，是对原有讨论的突破，是对新的技术场景绘制的需要。渐进式与突破式创新将带来企业的新发展，而这样的新发展又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的开放式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格局。两种方式的恰当的结合性使用，将会成为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性经济的科学发展的又一有效手段。这样的创新使得开放性经济一体化结构得以构建与企业创新的双赢。“一体化”是当下经济所追求的共赢性格局，而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开放经济中的“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可能，在开放经济科学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企业创新，便是需要借助媒体化时代的大背景，通过传播媒介的多元与密集引发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新型创新，来帮助开放性经济走向科学的发展道路。
当下的“一体化”是全球性的“一体化”，区域经济需要在各地区、各行业的交互中获取新的发展空间。企业创新正是在创新中选取了与传媒化时代密切相关的创新方式，使得原本就以寻求融合为基点的开放式经济更快的迈进了“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当然，在推动开放式经济一体化，并促使其健康、稳步的走向科学发展的同时，企业在自我创新中也获取了相应的收获，企业探寻出了一系列新的自我创新之路，同时以这样的自我创新去改变着整个大的经济格局。这样的互动与演化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开放式经济体系在这样的演变之中确立了更加合理与健康的框架，企业作为开放式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也转变得更加完善。创新之路在企业发展与开放式经济发展中科学演进，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性经济的科学发展注定是一条双赢之路。#p#分页标题#e#
传播媒介的多元与密集引发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新型创新
企业创新实际上也一种社会交往，是通过社会交往寻找和判断最适合于特定企业、特定运作和特定市场的新观念。为什么必须通过社会交往呢？因为我们所说的创新是熊比特意义上的“创新”（innovation），而不是科学家关在实验室里从事的“发明创造”。而现代传播媒介的引入，使得企业直接单向的促进向经由媒介影响的路径发生转变，媒介时代的到来带来了全面革新的必须。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新近微博对企业营销创新的巨大影响。微博的高覆盖及高渗透是很多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而恰恰是这种天然的媒体属性及低成本特点让越来越多的地板企业也加入到了微博中，并开始尝试运用这种新形式的媒体进行品牌宣传。历经几年的飞速发展，如今的微博已然成为企业品牌营销的另一大战场。正如传播之父麦克卢汉所言，世界终将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地球村，这样的紧密性正好切合了开放性经济的特质，开放性经济正是这样的一种根生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货币自由兑换全面加速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一体化与经济生活国际化使得开放式经济中的各个经济实体必然关联，而这样的关联正是一个传媒世界所带来和必然面对的。在传播媒介大量介入、世界日益媒体化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企业创新也以自我的新变化促进着开放式经济的科学发展，同时这样的新变化也是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式经济发展的新的有效方式与具体表现所在。
具体而言，这样的新方式的一个重要的形态在于传播媒介的多元与密集引发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新型创新。在原有的企业创新的基础中，不仅打破同行业之间，同时打破不同行业间的企业联动，跨越企业组织边界，将带来整个开放性经济的革新。企业组织的边界一直是企业革新中所不愿意去触碰的部分，因为在一般的经济学观念中，组织是区分开不同行业，使得整个经济领域得以秩序化的基础，企业的革新一般都避免去打破相关的行业边界。但在媒介时代，媒介的密集和多元使得企业革新很多时候需要借助媒介这一载体，企业革新因此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相互紧密依存的状态之中。因此，现在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刊物、报纸、简讯。通过国内和国际相应的媒体发电子文档，传真以外，有的企业上门去送，这些形式无非是求得媒体对各方面的需求和报道和认可。无论是何种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网络，都是为企业，为大众服务。例如大众公司就充分利用新媒体进行企业创新，在2011年4月21日第十四届上海车展上，大众汽车品牌面向中国公众启动了一个探索未来汽车设计与制造的对话平台———“大众自造”项目“，大众自造”是一个可以由消费者自己创意、设计、分享和讨论心中梦想之车的交互平台。在这场充满创意和激情的造车之旅中，互联网不仅担当了主要的传播渠道，更担当了消费者与大众汽车品牌双向沟通的创新平台。实际上，媒体不只是对大品牌、大企业才适用，其实小型企业也需要，这可以提高客户的忠诚度、企业的推广工作以及企业信誉，而且几乎每行每业都可能用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