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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表明:新体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解决了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一些相关的社会矛盾也有所缓解。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如相当一部分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县级政府缺乏足够财力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支出;现行转移支付制度难以解决目前农村义务教育中存在的经费缺口问题;“一费制”仍没有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学生公用经费大幅度削减等。2005年12月26日召开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根据袁桂林(2006)调查，2006年率先实施“新机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经费已经落实到位，学校、学生、教师、家长开始受惠。其他省市如云南、重庆则再次分配地方承担的份额。［2］在此体制下，其价值抉择转变为:
(一)公平优先首先，我国义务教育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从明显“城市偏向主义”、忽视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转为优先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倾斜;从集中优质资源打造重点校、培育精英的学校教育模式转向重点攻坚尚未“普九”的学校;此外，中央专项转移资金较之“九五”期间投入规模更大，惠普面更广。其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逐步上提到“以县为主”“以省统筹”。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了最底层的利益———农民不再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而免费义务教育被写入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这也标志着中国义务教育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重大历史性转变。［3］再次，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保障机制。明确了各级政府的分担责任，优先照顾了不发达地区，有力地促进了西部贫困地区顺利完成“普九”，保证了入学机会的平等。
(二)注重对效率的探索与实践在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上:一是“撤点并校”，使农村学校初步实现规模办学，以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二是撤销乡镇教育管理机构以利于实现教育行政管理的简化与优化，减轻乡镇财政负担。尽管在现实中，委托中心学校代行乡镇教育管理机构的职能也会产生新的弊端，不利于各学校的均衡发展，不利于对乡镇中小学、学前教育、成人教育等工作的综合协调。但如何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一条整体效率最大化的路子，仍是当前讨论的焦点。在资金投入的回报上，最能集中体现的是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目标在2007年底如期实现: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从2003年的77%提高到2007年的98%;在410个攻坚县中，368个通过了“两基”验收，其余42个最困难县也按计划要求达到了“普六”标准。
二、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后，遵循一种新的价值观———教育均衡发展
一方面，在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普及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的教育公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社会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较明显的差距和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日益成为关系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仅就农村义务教育来说，“均衡发展”较之“公平优先”的价值有三大特点:一是范围的扩大。从纵向上不仅局限于中西部攻坚地区，而是包括整个农村地区的均衡发展;从横向上包括城乡均衡发展。二是更加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首先是提高农村教师质量，其次是用信息化促进优质资源的共享。可见，今后对农村教育财政的投入主要以提升质量为主。三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全面提升教育群体的素质，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翟博(2007)将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低水平均衡阶段(追求起点公平)、初级均衡阶段(追求教育过程和教育条件的均等)、高级均衡阶段(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高水平均衡阶段(追求教育结果的均衡)。他认为，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一阶段目标，进入了初级均衡阶段和高级均衡阶段，这个阶段在整体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还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区域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5］可见，实现均衡发展并非平均化进程，而是要以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条件为基础，既要鼓励因地制宜寻找发展之路，也要扶持薄弱区域。
三、结语
摘要：对教育进行投资是政府的责任所在。不同的投资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自从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理念以来，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育券”模式可以有效地治理我国教育的低效率。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三个问题。
关键词:教育券;思想渊源;背景:问题
为了解决教育不均衡问题，相当多的发达国家实行了教育券政策。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译成学券或教育凭证,是在教育领域中试行的一种代币券，教育券体制的原理是：改变目前政府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原本应投入到教育中的资金经过折算发给每一位学生,学生凭券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到政府认可的任何一所学校(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就读。学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凭教育券从政府那里兑换与券值等额的教育经费。[1]
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我国要解决教育领域中的问题，能不能也实行教育券政策呢？笔者认为，我国能否实行教育券体制关键要弄明白以下几个问题：（一）发达国家实行教育券政策的社会因素或背景是什么；（二）我国当前教育的问题所在；（三）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问题。根据这一思路，文章将逐一加以描述或分析。在这之前，先介绍一下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一、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①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一书中提到：如果竞争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挤，那么相互的竞争，便会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当正确……如果各学院以科学艺术传授学生的导师或教师，不由学生自由选择，而由校长指派；如果教师怠慢、无能或无行，学生未经申请许可，不得由甲教师改换乙教师，这种规定，不但会使同一学校内各导师各教师间的竞争，大大减少，而且会使他们全体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学生学习情况的必要性，也大大减少。像这类的教师，纵使领受了学生非常优厚的报酬，也会像那些全未受学生报酬或除薪俸以外毫无其他报酬的教师那样，怠于职守，荒误学生。
选择教育的理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托马斯.潘恩。在《人的权利》中，他认为政府应该为家长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以保证自己的孩子进入私利学校接受教育。②“他赞同将穷人的税收减至最低，并认为所有的贫困家庭都应该每年得到4英镑的资助，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孩子的学费，并要求地方政府监督这一职责的履行。”[2]
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券概念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这篇文章于1962年收入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弗里德曼对教育券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
在《资本主义和自由》(P44-P46)中，他提出：
把孩子和缴纳不起最低要求的学校教育学费的家长分离开来，显然和我们把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办法以及和个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会的公民教育……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如果孩子进入“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这些票证就代表每个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费的最大数量的金钱。这样，家长们就能自由地使用这种票证，再加上他们所愿意添增的金额向他们所选择的“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购买教育劳务。教育劳务可以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关或非营利的教育机关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证被批准的学校的计划必须维持某些最低标准，很像目前对饭馆的检查，要求保证最低的卫生标准那样。
在《自由选择—学校的问题在哪里》中，他提出：
二、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的背景
社会背景是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之一。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同样受到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影响。本文从社会思想、理论基础和管制模式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义是教育券政策的思想背景
（二）公共选择理论是教育券政策的理论基础
（三）集权式教育的低效率是教育券政策的现实因素
美国历次教育改革的失败和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不断下降,是教育券等择校制度推行的又一背景。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中小学生阅读能力普遍较差,数学成绩属于工业国家之尾,学校中帮派林立,、枪支在校园里见惯不怪。尽管政府多年来为公立学校投入大量经费,增加教师,缩小班级规模,但家长们认为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准仍然未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择私校而读的学生人数仍逐年增加,因为“各私立学校能提供高水准、安全校区与校风良好的教育”。因此,美国一些教育改革者便在历次教改不尽如人意之后，选择了消除公立学校垄断,强化学校教育竞争的“教育券政策”。[4]
弗里德曼认为，社会集权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公共教育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而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1990年，约翰库伯和特里莫进行的大量调查表明：集权和是导致美国公共教育低效率的主要原因。③小布什上台后，在教育改革方面实行NCLB计划（NoChildLeftBehind），并自称是“美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但这受到广泛的批评：NCLB计划是以集权的方式运行的，这个计划带给我们的最终结果也许是最差的，即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以及由此引发的教育质量的下降。改变美国教育几十年来绩效平平的局面，就应该摒弃集权主义模式。相反，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应该给予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力，从而使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教育。这种革命性的变革的关键在于各州，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避免教育集权化并允许各州尝试自由选择学校的计划。[5]
三、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三个就是学校结构的问题、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教育收益率的问题。
（一）高校职能机构臃肿，造成成本浪费
现阶段，高等教育的有限经费没有全部花费在教学和科研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如支付师生员工的住宅、医疗、生活后勤的成本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成本。同原来的国有企业一样，高校“办社会”不仅严重浪费稀缺的教育资源，还造成机构臃肿和人员冗杂。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中，经常会出现专任教师只占教职员工的一半的情况。其次，在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中，存在较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高校内部，一线教学人员的工资、津贴之和与行政后勤人员的区别不大，甚至出现倒挂。由此引起教师资源和时间资源流失。更有甚者，一些经过高层次学习的博士生等人才纷纷离开教学岗位，进入高级或中级管理阶层，使一个学者整天忙于“文山会海”中，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二）教育不均衡现象严重
我国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状况不仅表现于反映教育数量特征的结构、布局的不平衡，也表现于反映教育质量特征的绩效、结果的不平衡，还表现于反映教育运动状态特征的速度和规模的不平衡。从数量特征来看，我国农村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比例失调，布局不合理，学校数量极度短缺。从质量特征来看，农村教师教学观念滞后，学生辍学现象严重，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从运动状态特征来看，农村学校经济资源不足，发展速度缓慢，办学规模较小。很明显，农村的教育状况与城市的教育状况形成了普遍的、强烈的反差。
（三）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不高
四、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2000年11月，长兴县教育考察团在美考察期间发现有些州的教育财政拨款与目前国内的做法大不相同，是将政府教育经费以“教育券”形式发放到学生手中，由学生持券择校，学校则将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换取教育经费。受此启发，2001年9月，长兴教育局为扶持当地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借鉴美国同行的做法，结合当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面向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始“教育券”试点。这一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上文所述的三个问题。
但是，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体的可行性，长兴县的教育券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一政策的成功概率还很难说。笔者认为，在更大范围内实行教育券政策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理论层面要严密，操作层面要规范
教育券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它需要理论和实践的互相支持。理论层面要严密，就是说在实行教育券政策之前，必须对实行这一政策的前提条件和可能产生的政策结果由一个充分的预知，操作层面要规范，就是说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强调各利益主体的法制化意识，相关的监督机制必须完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劳凯声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的确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人民的选择权，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它一旦实施后政府将不能保证学校之间的公平，会导致资源流向好的学校，造成“富校越富，穷校越穷”。湖南师范大学的曾坤生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向更加规范的市场制度迈进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过渡体现了制度变迁的强烈的路径依赖和渐进性，作为一种选择可以在若干地区发挥积极作用，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最优的选择范式。因此，在选择教育券这种制度安排时，一定要注意运作的规范和其本身的演进性。长兴县副县长熊全龙先生认为教育券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公办薄弱学校难以维持生存；学生培养费标准提高；教师工资财政专户将被取消和人事管理制度面临新挑战等。这些都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解决。
（二）摆正认识，各种教育一律平等
（三）教育券的受众要有选择性
我国的教育规模十分庞大，所以实行教育券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渐进。这里的循序渐进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在地区的选择上要有战略性或带动性。我国实行教育券的第一个地区是浙江，这可能和浙江地区的制度完善程度有关。其次在教育层次的选择上要有针对性和可比性。选择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作为实行教育券政策的对象，是城市教育还是农村教育优先，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判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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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素质教育政策；利益转型；利益分享；制度变革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出自己的丑。”[2]应试教育及其自发形成的运作体系，正是基于私益诉求为主导的利益导向和驱动。素质教育政策自确立以来，一直是围绕“为了什么”即“什么素质最有价值”开展政策活动，形成“由应试教育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的政策目标及技术路径。而作为一项纲领性教育政策，它却忽视“为了谁”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即“为了国家和社会，还是为了家庭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处理与协调，以公共利益至上而疏于对学习者及其家庭的教育利益的关注。这使得素质教育政策目标和措施以公共利益至上，而实践过程和结果却在应试教育驱动下偏向学习者及其家庭的私益诉求一方，造成公共利益危机。诚然，国家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对不同主体的教育利益进行调整和分配。[3]面对社会转型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转型，素质教育政策必须进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重新配置，实现教育利益由冲突走向各种教育主体的利益分享。
一、利益转型：素质教育政策面临的现实挑战
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推动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领域的深化改革。转型的一切问题说到底都是围绕利益展开的，转型其实就是利益的转型，所谓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4]当代中国学校教育改革的推进和政策制定，正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公共利益，满足更多人的利益需要。[5]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的实质，正是基于教育政策和制度变迁的利益转型，促进教育利益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重新分化、组合。
（一）素质教育的国家和政府利益立场
国家和政府实施素质教育，是要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的公共利益，实现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其中，无论培养合格公民、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大众取向的素质教育，还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优秀人才的精英取向的素质教育，都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需要。国家和政府有责任进行一种“制度整合”，防止出现“公地的悲剧”。然而，这种公共利益不一定在各个社会群体、组织和阶层和个人之间平均分配。政府往往采取一种非均衡化政策，旨在实现重点突破和优先发展。这固然满足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也满足了特定个体和群体的教育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影响了另一些群体、阶层和个体的教育利益。
（二）素质教育的学习者及其家庭利益立场
学习者及其家庭的教育利益诉求通常是以私益为主导的。学习者通过接受相应的教育，形成特定的素质和能力，为未来取得一定的成就、收入、财富和地位，实现社会流动和成层。家长更是希望孩子通过读书升学获得更高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取得就业和发展的竞争优势。就现实而言，经济结构的转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下岗和待业人群增加，就业机会稀缺，生存竞争日趋激烈；而招工用人、人事调动、职称评比、人才引进、干部使用等方面，又是以“学历”而非“素质”作为衡量标准。这就极大地强化人们对文凭、分数、升学率及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而不是素质的提高。
（三）素质教育的学校和教师利益立场
学校和教师一方面代表和实现国家意志，维护教育正义和教育公平，肩负着公共使命；同时，无论公办还是民办，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校和教师又面临市场竞争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挑战，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由此，学校和教师在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同时，又必须尽力满足“顾客”——学习者及其家长的教育利益诉求。而学习者及其家长通常是把所选择的学校和教师能否带来其私人利益最大化作为杠杆的。由此形成学校的部门利益和教师的个体利益诉求与其担负的公共使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教育公共性的式微。
总之，教育转型正在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教育利益，经由平衡状态转向矛盾、冲突再走向新的分化和再分配的过程。素质教育政策正面临这种利益关系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挑战。如何合理建立新的教育利益关系，形成新的教育利益格局，是新时期素质教育政策的核心任务。
二、利益冲突：素质教育政策失灵的根本原因
教育政策对不同政策主体的教育利益分配，主要包括教育权利、教育机会、教育资源分配与安排，以及个体或群体发展水平与资格的认定与赋予。这些通常往往成为学习者实现社会流动和成层，获得一定成就、财富和地位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现行素质教育政策在国家、社会利益方面以及促进全体学生的和谐、全面、公平发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政策目标和措施，而在涉及学生个人利益的入学、考试、升学、就业的权利和机会等政策安排上，往往显得空泛而笼统，缺乏有效性。例如《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受教育者要“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素质教育要“坚持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相应的条件，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学习的基本权利，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但整个政策文本四大部分、26条中，绝大多数是教育目标、内容和过程如何改革，以扩大素质教育的公共利益。显然，这些政策措施不能满足学习者及其家庭对私益诉求，他们不会放弃私益诉求而去接受旨在公共利益的素质教育，而更愿意在应试教育的苦苦奋争中，达到私益诉求的最大满足。所谓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实质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博弈与冲突。
（一）教育目的取向的利益冲突
素质教育政策在培养目标上要求面向全体，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数以千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为此，国家采用精英取向和大众取向两种素质教育。一方面，高等教育实施“211工程”“985工程”，基础教育实行“重点校”“示范校”政策，以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和优秀生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与此同时，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劳动者和一大批高技能人才。这两种不同取向的素质教育对不同教育组织、家庭和个体来讲，其私益的实现程度是不均衡的。于是，很多学校把国家对培养合格公民所提出的素质要求和评价标准放在一边，当成软性指标，而在部门利益驱动和竞争压力下更多地追求学习者个人发展目标的实现。很多家庭则把精力和财力花在孩子的知识学习和升学应试上，期求孩子学习好，考名牌、上重点大学。这种过于功利化的“精英—私益”的目的取向，导致教育公共性弱化。
（二）教育机会选择的利益冲突
当下，无论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都比以往有了巨大增加。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570万人，录取27万，录取比例为29∶1；经过30年的发展，2007年高校计划招生就达到567万人，录取比例为2∶1。部分省市应届高中毕业生70～80%都能进入高校学习。然而，在“精英—私益”价值取向驱使下，很多家长并不满足国家所提供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教育机会，而是通过志愿机制，高薪为孩子聘请“家教”，不惜巨资择校、上“班”，使孩子接受理想中的“优质”教育。在高等教育机会选择上，学习者及家长普遍存在一种精英情结，甚至非名牌、重点不入。
（三）教育实践过程的利益冲突
《决定》规定，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使诸方面教育相互渗透、协调发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然而，很多学校、学习者及其家长越过这种政策要求，而对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和教育内容进行一种轻重主次的排列和取舍。例如，国家要求德育为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很多学校和家庭则施以分数为目的的“应试教育”，放松甚至放弃德、体、美方面的培养和要求。在教育内容上，往往注入一种功利化和个人主义价值精神。例如，素质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信念，形成社会责任感；而在实际过程中，很多学校和家长灌输的却是个人奋斗的“竞争技巧”，上特长班、兴趣班，不是从培养审美情趣和素质出发，而是为孩子未来成为“家”“星”做投资。
（四）教育服务关系的利益冲突
在素质教育政策下，学校和教师代表一种公共使命和公共理性，即所谓“社会代表者”，接受国家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委托和授权，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而学习者及其家长则把能否带来其私人利益最大化作为选择学校和教师的唯一杠杆。甚至，一些家长联合发起盲目的集体行为，要求学校多布置作业、节假日补课、集体上晚自修、加大考试难度、延长学习时间等；否则就以退学或转学相胁迫，甚至因子女所在学校高考较往年差而鼓动集体上街游行。[6]面对公共使命与学习者及其家长利益诉求的冲突，学校和教师往往进行变通和妥协，上演所谓“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双簧戏。
三、利益分享：素质教育中利益关系的制度变革
素质教育政策忽视“为了谁”——“为了国家和社会，还是为了家庭和个人”之间利益关系及转型，所进行的种种改革举措都难以彻底撼动应试教育大厦。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难以落实，症结就在素质教育政策上的公共利益至上和利益主体单一化，没有适应社会转型形成的教育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基于此，本文认为，素质教育政策的核心问题是要通过制度性变革，实现教育利益由公共利益至上走向多种教育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享。
（一）消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隔离与对立，实现素质教育的公利私益
传统上，公益与私益一直处于对立状态。而在现代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理念下，无条件地以牺牲人民基本权利以满足公益的绝对性已面临挑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行动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前提。”[7]人性中的利己因素驱使人们自爱、自重，寻求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从制度分析的角度而言，一种社会形态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就在于这种社会形态的制度能够更好地协调个人私利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能够将个人追求私利之行为最终导向在使个人私利实现的同时亦增进社会公共利益。”[8]
基于此，新制度教育学提出，教育制度归根到底来源于个人的利益追求及其过程中的成本—收益计算（理性计算/估算）。任何教育制度都是以个人利益为根基的。[9]129-130素质教育政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应当将学习者及其家庭的私益诉求公开化、合法化，通过制度安排使之与其他利益关系取得一种协调，实现公利私益。即在政策安排上，容纳、承载学习者及其家庭的教育利益诉求，不断扩展这种利益空间，将公共利益转化为学习者及其家庭私益诉求的实现。为此，在制度设计上，素质教育政策应改变政府与公民（学习者及其家长）之间的强制性关系，建立一种“委托—”的教育服务关系，使学习者由“受教育者”成为追求和实现自身教育利益的利益主体；转变学习者与学校之间的规制性关系，建立彼此双向的责权主体关系，确保学习者对教育内容、方式的选择权和自；改变政府、学校对教育的垄断地位，确立家庭及家长在教育机会上的选择权和教育过程的参与权。
素质教育政策的制度变革，包括“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9]46。前者如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普及高中教育和促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等，为素质教育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资源条件。而更加实质性的变革是后者，即对现有教育利益关系格局进行调整和再分配。长期以来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的等级区分，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等级区分，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的等级区分，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的等级区分，以及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区域性分割，构成学校体系的一种等级制度。[9]345这种由制度形成的学校等级局面，不仅与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全面发展”目标相冲突，也导致素质教育的外部收益（公共利益）优先，而内部收益（个人利益）动力不足。因此，素质教育政策应对这种等级区分的双轨体制进行结构性变革，促进各级各类学校的均衡化、多样化和综合化发展。以此，学习者才能共享平等的基本教育机会，并通过公平竞争和志愿选择，获得优质教育和特色教育机会，促进公利向学习者及其家庭的私益转化。
（二）对学习者及其家庭教育利益活动进行引导和规制，实现素质教育的私利公益
学习者及其家庭对教育的私益诉求，主要包括就业机会、福利待遇、学习条件等经济利益，身份、地位、理想、信条、名誉、权利、资格等政治—文化利益，以及能力、成就欲望、自信心、内在平静等内在精神利益。[9]133这其中一部分具有自利性和独占性，他人无法分享；一部分与国家、社会等公共利益交叉一致，实现私益同时也实现公益；一部分则由个人创造而流入集体或社会之中，成为溢出部分；还有一部分存在着有悖甚至损害他人、集体和社会利益的可能性。诚然，“以往的素质教育在实践中重视和强调公共取向和公共利益是不够的。在某些地方和学校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素质教育的个体取向存在着被放大、甚至绝对化的现象和问题”。[10]为此，国家和政府应通过制定法律与政策，建立一种体现国家意志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框架”，对学习者及其家庭的个性化、选择性利益诉求进行一定的引导与规制，不任其扩张膨胀，误入私事化的泥沼。具言之，在教育目的、内容及质量评价等方面，对学校、教师、学习者及其家长进行一种导向，切实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遵守公共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规范，实施国家课程标准，培养公民基本素质。进而使学习者在实现私益同时，也肩负起公共使命与社会责任感，自觉关注、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因为“只有为社会提供了某种服务，满足了社会上的某种需求，才能使自己的私利得到满足，才能得到别人提供的服务，从而每个人利己的动机都能在客观上起到利他的效果，为私的行为能达到增进公益的目的”。[11]
（三）素质教育的利益分享，应通过教育制度创新得以实现
所谓利益分配，是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确立一定“标准”进行切割与配置，形成明显的利益差别。利益分享则试图限制这种利益差别，既坚持效率优先的绩效原则，也体现利益均衡的公平原则，以实现多种利益主体的利益互惠与共赢。在制度建设上，利益分享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加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交流与互动，促进政府、学校、社会、学习者及家长的对话与协商，扩大社会、学习者及家长对教育利益配置的知情权、选择权、自和监督权；建立群体和个体教育利益诉求和表达机制，促进教育利益配置公开化、民主化；建立教育利益循环和再分配机制，如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扩大教育利益总量，为社会成员尤其弱势地区、群体和个体提供助益，建立优质学校经费收入与薄弱学校分享机制，以推动教育利益循环流动，促进教育公平和和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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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因此，政府要出台教育政策制度保障教师的生活、工作、学习和继续教育。社会在不断的向前发展，教育亦是。大学不是有高楼大厦就是所谓大学，而是要有大师。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教育要发展的内在因素。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可以促进学校的内涵发展。政府的财政投入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但是，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许多农村地区政府投入不足，因教师培训经费、办公经费紧张而使教师的继续培训缩水，课程资源贫乏，教学的硬件不硬，软件有限。大部分农村中小学没有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硬件，没有实验仪器室、电教室，图书室因大多书籍陈旧使学生没有阅读的条件。
2．教育政策制度对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主要体现在教师奖惩制度、职务评审和聘任制度方面。教师的考核制度对教师工作积极性有较大的导向作用。公平合理的考核制度能够极大地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能够表现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如教书育人，甘为人梯，乐于奉献。
3．教育政策制度规范和引导教师的教学能力发展
就区域教育而言，在一个固定的区域，要形成一整套教育政策制度来规范教师行为，引导教师行为，约束教师行为，让其良性发展。教育政策制度要指明教师发展的目标。明确的目标对于教师教育教学的正常开展有重要意义。教师会根据既定的目标运用有效的策略、有力的措施和可行的方法去不断学习，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因此，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够，对教育的支持不足，政策引导不到位，就会极大地阻碍教育的发展，使得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提高只是纸上谈兵。
二、教师继续教育中心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教师继续教育中心为教师教学能力形成与发展起着助推作用。教师继续教育中心能在一定时期根据需要对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但在具体培训时，有的教师的培训动机不是为了提升自身能力，而是为了晋升职称、加薪。有时因教师的不重视，培训中心也是走过场，如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只是理论讲的多，具体的教学操作层面指导少。由于培训时间和培训场地因素的影响，培训范围小，培训层面涉及少。这样也会影响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三、学校政策导向促进教师能力的发展
教师任职学校对教师的发展起引领作用，学校的规章制度在教师每天的教育教学中对教师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教师的发展以及教学能力的提高。就学校对教师管理而言，要有科学、实用的常规管理制度。教师要搞好备课、授课、批改作业、书写教案等工作。就书写教案来说，大多数教师的教案实用性不强，可操作性不强，教师授课从未用过教案，而是为应付学校、教研组长或上级检查的。现在新课程运用的模块教学，应当有较大的弹性，学校有较大的自根据自己的学生实际来开展教学，可实际不是这样，非要每所学校统一起来，或教育主管部门把一个区域内的教学进度统一起来，学校没有自，教师没有自。这种做法不利于学校的发展，教师的发展，教师的自主性体现不出来。再者，部分学校对教师的教学任务分配有不公平现象。有的教师不上课还要满工作量，代课多的教师年终又得不到优秀，且工作繁重。这样，教师之间由于不平衡而使工作的积极性会受挫。所以，学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调动教工作的积极性，要给教师提供教研的平台促进教师的发展。
四、教学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教育券;思想渊源;背景:问题
为了解决教育不均衡问题，相当多的发达国家实行了教育券政策。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译成学券或教育凭证,是在教育领域中试行的一种代币券，教育券体制的原理是：改变目前政府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原本应投入到教育中的资金经过折算发给每一位学生,学生凭券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到政府认可的任何一所学校(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就读。学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凭教育券从政府那里兑换与券值等额的教育经费。[1]
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我国要解决教育领域中的问题，能不能也实行教育券政策呢？笔者认为，我国能否实行教育券体制关键要弄明白以下几个问题：（一）发达国家实行教育券政策的社会因素或背景是什么；（二）我国当前教育的问题所在；（三）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问题。根据这一思路，文章将逐一加以描述或分析。在这之前，先介绍一下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一、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①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一书中提到：如果竞争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挤，那么相互的竞争，便会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当正确……如果各学院以科学艺术传授学生的导师或教师，不由学生自由选择，而由校长指派；如果教师怠慢、无能或无行，学生未经申请许可，不得由甲教师改换乙教师，这种规定，不但会使同一学校内各导师各教师间的竞争，大大减少，而且会使他们全体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学生学习情况的必要性，也大大减少。像这类的教师，纵使领受了学生非常优厚的报酬，也会像那些全未受学生报酬或除薪俸以外毫无其他报酬的教师那样，怠于职守，荒误学生。
选择教育的理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托马斯.潘恩。在《人的权利》中，他认为政府应该为家长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以保证自己的孩子进入私利学校接受教育。②“他赞同将穷人的税收减至最低，并认为所有的贫困家庭都应该每年得到4英镑的资助，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孩子的学费，并要求地方政府监督这一职责的履行。”[2]
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券概念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这篇文章于1962年收入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弗里德曼对教育券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
在《资本主义和自由》(P44-P46)中，他提出：
把孩子和缴纳不起最低要求的学校教育学费的家长分离开来，显然和我们把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办法以及和个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会的公民教育……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如果孩子进入“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这些票证就代表每个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费的最大数量的金钱。这样，家长们就能自由地使用这种票证，再加上他们所愿意添增的金额向他们所选择的“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购买教育劳务。教育劳务可以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关或非营利的教育机关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证被批准的学校的计划必须维持某些最低标准，很像目前对饭馆的检查，要求保证最低的卫生标准那样。
在《自由选择—学校的问题在哪里》中，他提出：
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凭单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凭单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款的分配更加公平……一种既能保证父母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又能保持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实行凭单计划……家长应被允许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迫使公立学校通过收学费而自筹资金（如果凭单金额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完全自筹资金；如果不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部分地自筹资金）。这样，不仅公立学校之间要展开竞争，而且还要同私立学校竞争。这个计划并不减少任何人为教育纳税的负担。它只是在社会有责任向孩子们提供教育的前提下，给予家长较为广泛的选择余地，让他们自己决定孩子应受什么样的教育。
二、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的背景
社会背景是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之一。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同样受到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影响。本文从社会思想、理论基础和管制模式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义是教育券政策的思想背景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在教育方面，引入自由竞争机制至关重要。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提到：下述重要问题需要考虑：应当以何种方式提供义务教育？应当为所有的人提供多高程度的义务教育？享受较高程度义务教育的人又应当如何挑选，以及由谁来承担这部分开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多高程度的教育应当由公共资金来提供以及以何种方式来提供……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现今推行的义务教育甚或由政府资助的普通教育，就应当以政府来建立或管理这些教育机构为必要条件。对于教育券问题，哈耶克持有赞成态度：“诚如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教授业已指出的，通过向双亲提供保证负担每个孩子教育费用的凭证——他们可以将这种凭证交给他们为孩子所选择的学校——的做法，现今在毋需维系政府开办的学校的状况下，用公共资金（publicpurse）来支付普通教育的费用在实践上已完全可行。当然，由政府直接为少数偏僻的社区提供学校教育仍然是可欲的，因为在这些地方，学龄儿童的人数非常少，从而教育的平均成本也就非常高，所以不适合开办私立学校。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的教育而言，毋庸置疑，完全由私人致力于教育组织和教育管理，而政府仅提供基本的资助并为所有的学校确立担保之费用的最低标准，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公共选择理论是教育券政策的理论基础
家长通过教育券而选择学校提供的教育，在实质上构成了投票问题。所有参与到投票行为中的经济人都有自身的效用期待。[3]如果政府的教育支出投向生产者（学校）而不是消费者（受教育者），那么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无法达到最优。鲍彻尔丁（Borcherding）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贡献是除去了附加在教育支出本质上的光环效应，其内容是教育支出被公共部门的职工和官员推动上升，他们垄断了民主过程的权力，并利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报酬而不是生产相应的生产增值。他进一步指出，教师根据教育、经验和区域规模大小而给予更多报酬，而这都和教育质量无关。学校可以避免效率检验。
赫希曼（Hirschman）认为，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必然会遇到供给方式的困扰，一旦选择了不适当的供给方式，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不能行使退出的权利或向其他服务部门寻求服务。在他看来，教育应该实行“市场+非市场的混合策略”，并时常对低效率的教育机构实行退出机制。
（三）集权式教育的低效率是教育券政策的现实因素
美国历次教育改革的失败和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不断下降,是教育券等择校制度推行的又一背景。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中小学生阅读能力普遍较差,数学成绩属于工业国家之尾,学校中帮派林立,、枪支在校园里见惯不怪。尽管政府多年来为公立学校投入大量经费,增加教师,缩小班级规模,但家长们认为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准仍然未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择私校而读的学生人数仍逐年增加,因为“各私立学校能提供高水准、安全校区与校风良好的教育”。因此,美国一些教育改革者便在历次教改不尽如人意之后，选择了消除公立学校垄断,强化学校教育竞争的“教育券政策”。[4]
弗里德曼认为，社会集权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公共教育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而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1990年，约翰库伯和特里莫进行的大量调查表明：集权和是导致美国公共教育低效率的主要原因。③小布什上台后，在教育改革方面实行NCLB计划（NoChildLeftBehind），并自称是“美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但这受到广泛的批评：NCLB计划是以集权的方式运行的，这个计划带给我们的最终结果也许是最差的，即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以及由此引发的教育质量的下降。改变美国教育几十年来绩效平平的局面，就应该摒弃集权主义模式。相反，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应该给予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力，从而使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教育。这种革命性的变革的关键在于各州，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避免教育集权化并允许各州尝试自由选择学校的计划。[5]
三、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三个就是学校结构的问题、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教育收益率的问题。
（一）高校职能机构臃肿，造成成本浪费
现阶段，高等教育的有限经费没有全部花费在教学和科研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如支付师生员工的住宅、医疗、生活后勤的成本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成本。同原来的国有企业一样，高校“办社会”不仅严重浪费稀缺的教育资源，还造成机构臃肿和人员冗杂。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中，经常会出现专任教师只占教职员工的一半的情况。其次，在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中，存在较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高校内部，一线教学人员的工资、津贴之和与行政后勤人员的区别不大，甚至出现倒挂。由此引起教师资源和时间资源流失。更有甚者，一些经过高层次学习的博士生等人才纷纷离开教学岗位，进入高级或中级管理阶层，使一个学者整天忙于“文山会海”中，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二）教育不均衡现象严重
我国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状况不仅表现于反映教育数量特征的结构、布局的不平衡，也表现于反映教育质量特征的绩效、结果的不平衡，还表现于反映教育运动状态特征的速度和规模的不平衡。从数量特征来看，我国农村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比例失调，布局不合理，学校数量极度短缺。从质量特征来看，农村教师教学观念滞后，学生辍学现象严重，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从运动状态特征来看，农村学校经济资源不足，发展速度缓慢，办学规模较小。很明显，农村的教育状况与城市的教育状况形成了普遍的、强烈的反差。
（三）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不高
教育收益率是指教育收益总额与教育成本总额的比值。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儿童往往参加一些辅的生产老动，加大了教育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了教育收益率。由于农村地区教育供给的不足，人均受教育的年限较低。在城市地区，受内部失业和农村流民的影响，较低文化素质的人难以找到工作，或在职业选择和工资报酬上存在歧视，从而造成了对高等教育的过量需求，并带动初、中级教育过渡膨胀，形成了教育深化（Educationaldeepening）和知识失业（educatedunemployment）。大量原本只需要受较少教育就可以胜任的工作被接受了更多教育的人承担者，从而使在校期间学习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处于闲置状态，相对于国民经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而言，出现了“教育过度”现象。
四、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2000年11月，长兴县教育考察团在美考察期间发现有些州的教育财政拨款与目前国内的做法大不相同，是将政府教育经费以“教育券”形式发放到学生手中，由学生持券择校，学校则将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换取教育经费。受此启发，2001年9月，长兴教育局为扶持当地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借鉴美国同行的做法，结合当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面向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始“教育券”试点。这一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上文所述的三个问题。
但是，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体的可行性，长兴县的教育券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一政策的成功概率还很难说。笔者认为，在更大范围内实行教育券政策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理论层面要严密，操作层面要规范
教育券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它需要理论和实践的互相支持。理论层面要严密，就是说在实行教育券政策之前，必须对实行这一政策的前提条件和可能产生的政策结果由一个充分的预知，操作层面要规范，就是说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强调各利益主体的法制化意识，相关的监督机制必须完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劳凯声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的确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人民的选择权，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它一旦实施后政府将不能保证学校之间的公平，会导致资源流向好的学校，造成“富校越富，穷校越穷”。湖南师范大学的曾坤生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向更加规范的市场制度迈进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过渡体现了制度变迁的强烈的路径依赖和渐进性，作为一种选择可以在若干地区发挥积极作用，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最优的选择范式。因此，在选择教育券这种制度安排时，一定要注意运作的规范和其本身的演进性。长兴县副县长熊全龙先生认为教育券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公办薄弱学校难以维持生存；学生培养费标准提高；教师工资财政专户将被取消和人事管理制度面临新挑战等。这些都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解决。
（二）摆正认识，各种教育一律平等
就我国而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教育仍是一块坚固的堡垒。民办教育历经了十几年的发展，满足了国民对教育的部分需求，也减轻了政府的教育财政负担，成为我国公立教育不可或缺的补充，但民办教育的地位和投资收益等部未能得到法律保障，在竞争中仍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利于调动民间资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在现在的体制下，民间办学机构面对的是一个不那么公平的市场：居民家庭送孩子进公立学校，免费；进私立学校，要交费。如此的约束条件，迫使民间教育机构不得不选择“撇奶油”策略——以富家子弟中不堪公立学校竞争者作为招生目标。许多地方民间办学以所谓“贵族学校”起步，道理是一样的。这里的“贵”，指的是收费的单价高，因此投资的总量一定不会大。这就是说，公立免费的制度安排不但不能刺激民间办学，而且抑制民间投资。同时，由于教育财政经费严重短缺，也不能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效率。因此，需要在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之间引入平等的竞争机制，进一步深化教育的市场化进程。
（三）教育券的受众要有选择性
我国的教育规模十分庞大，所以实行教育券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渐进。这里的循序渐进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在地区的选择上要有战略性或带动性。我国实行教育券的第一个地区是浙江，这可能和浙江地区的制度完善程度有关。其次在教育层次的选择上要有针对性和可比性。选择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作为实行教育券政策的对象，是城市教育还是农村教育优先，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判断。
注释：
①大量的文章和著作都认为，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教育券的创始人。但是从思想渊源来看，亚当斯密对教育问题也有十分深刻的认识。
②参见DavidF.Salisbury.WhatDoesaVoucherBuy?--ACloserLookattheCostofPrivateSchools.
/pub_display.php?pub_id=1345.
③JohnE.Chubb,TerryM.Moe.Politics,Markets,andAmerica’sSchools[M].Washington:BrookingsInstitutio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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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入预期冲击的因素参考吴化斌等[15]和Fujiwara等[16]设置，本文把可预期的冲击设为4期，即n=4。引入预期冲击的模型更加符合经济主体前向预期的决策行为。
（一）货币政策我国从1996年以来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为了模拟真实的经济环境，本文选用货币供应量规则表征货币政策，参考李成等[17]、马文涛和魏福成[18]的建模思想，把货币政策规则设定为。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ξ和π分别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稳态值。在理性预期行为下，公众在接受央行公布未来货币政策的信息后，相应地调整决策和行为，也即公众做出了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所希望引导的预期，用,jmtjε−来表示这种对货币政策预期的冲击。
（二）家庭代表性家庭对消费、劳动供给、实际货币余额持有量、投资、资本存量和债券持有量做出选择来最大化效用的期望现值。家庭提供差异化的劳动，是劳动市场上的垄断供给者，不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为θw。本文采用Calvo[21]的方式引入工资黏性：每期家庭以1-γw的概率调整工资。
（三）厂商厂商包括完全竞争的最终产品厂商和垄断竞争的中间品生产厂商。最终产品厂商以价格Pi(i)购买中间品Yi(i)生产最终商品Yt，生产函数采用CES函数形式。
二、模型参数校准和贝叶斯估计
（一）数据选取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相适应，选取1996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4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货币供应量M2作为模型中产出Y、消费C、投资I和货币供应量M的观测变量。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1996年第一季度为基期进行定基处理。各观测变量值除以定基CPI得到实际值，然后进行季节调整并取对数，运用HP滤波做去除趋势处理，得到本文所需要的波动序列。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参数校准及贝叶斯估计对部分参数根据现有文献及实际数据进行了校准。取贴现因子β为0.99，折旧率δ为0.025，消费习惯参数h为0.65，消费占比cy和投资占比iy校准为0.359和0.3916，其余参数选择贝叶斯估计。近年来贝叶斯估计方法被大量用来估计DSGE模型。其基本原理是结合了设定的参数先验分布p()，与利用卡尔曼滤波从状态空间方程中计算得到的基于样本数据的似然值。基于MATLAB的工具包DYNARE，采用蒙特卡洛马尔科夫链（MCMC）抽样的方法完成参数估计。预先设定的先验分布与贝叶斯估计的结果见表1，其中第2、3列为先验分布类型和均值，参考了国内有关文献，标准差的先验分布本文设为逆伽玛分布（InvGamma），其先验均值的设定与庄子罐等[23]一致。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1。从表1可得，效用函数的参数σ、φ和v的估计值分为0.3947、0.4319和0.4185与杨雪等[19]的估计结果接近；投资调整成本参数φ的估计值为0.2670，稍大于庄子罐等[23]的取值；ρz估计值为0.7544，与陈师和赵磊[24]的估计结果0.717接近；α的估计值为0.4508，接近杨雪等[19]的估计结果0.42；货币政策参数φm、φπ和φy分别为0.8332、1.0962和1.1981，接近于马文涛和魏福成[18]的估计结果0.8628、1.2952和1.4348。较大的货币政策平滑因子φm的估计值表明了央行较强的政策平滑倾向，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产出增速反应系数φy的估计值大于通胀预期反映系数φπ，说明比较而言产出的平稳增长受到了更多关注。
（三）模型的适用性分析通过反事实仿真衡量模型的拟合值与实际观测值得吻合程度。如图1所示。从图1可看出，反事实仿真得到的主要经济变量产出、通胀、消费、投资、劳动和M2的拟合值与实际值几乎一致，说明我们构建的DSGE模型对我国的经济现实拟合的非常好，模型可以用来分析我国的经济问题。
三、动态分析
（一）脉冲响应分析通过脉冲响应分析，考察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动态特征。我们仅报告了提前1期和提前4期正向的货币政策预期冲击下的脉冲响应图，如图2和图3所示。可以看出在正向货币政策预期冲击下产出y、消费c、投资i、就业n和资本k呈同方向波动，单个变量在预期冲击下都呈驼峰式变动。提前2期和3期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脉冲响应图也类似。并且提前1期的脉冲响应波动幅度相比更大，说明我国短期的货币政策预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原因可能是我国经济发展变化较快，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较为频繁，这对公众的预期行为造成了短视化影响。
（二）方差分解分析通过方差分解来考察预期冲击解释经济波动的重要性。表2给出了模型四种预期冲击解释主要经济总量及解释通胀的无条件方差的贡献比例。从表2可看出，预期冲击可以解释54.2%的产出波动，可解释56.91%的消费波动、55.38%的投资波动、57.69%的资本存量波动和42.25%的就业波动。从数量上说明了预期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加总的预期冲击可以解释超过43%的通胀波动，其中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就可解释约33%。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可解释约16%的劳动波动，可解释小于8%的产出、消费、投资和资本存量的波动。可以看出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对通胀波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对劳动的波动影响，对产出、消费、投资和资本存量的波动影响较小。
四、结论
关键词：小学语文 创新能力 课堂争论
一、建立和谐师生关系，创设争论的条件
近几年来，小学语文教学“高耗低效”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语文教学中的“三个为主”原则（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还得不到充分贯彻，课堂上训练的全过程是由教师控制的，教学过程大多是学生的被动参与，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落实。这导致了学生表达愿望不强烈，甚至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著名心理学家罗杰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只有让学生处在一种无拘无束、自由畅达的空间，他们才会尽情地“自由参与”与“自由表达”。这就需要在课堂上建立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只有师生双方以对话、包容、平等的关系相处，积极主动配合，学生才感到心情舒畅，求知欲旺盛，思维也就活跃起来了，学生个体才能敢想、敢问、敢说，学生群体才有“跃跃欲试”的热烈气氛，为争论奠定基础。在操作上教师要力求做到：（1）态度亲切。学生往往把教师的亲切当作一种奖赏和鼓励，从中感到温暖和甜蜜，这就缩短了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让学生在认知满足的同时获得情感的满足。（2）师生平等。充分相信每个学生都有创造的才能，尊重学生，师生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进行读书、讨论、研究、争论。教师就是一名与学生平等的参与者，并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不仅教师可以问学生，学生也可以问教师。教师以平等的心态对待每一个学生，尤其要善待学习困难的学生。要爱护而不排斥，帮助而不指责难，说服而不压服，启发而不包办。（3）民主评价学生。教师组织学生自我评价，相互评价。教师在此过程中给予适当点拨、启迪，并以真诚的语言、亲切的语调、温和的表情、宽容的态度来调控评价过程，使学生从中受到鼓舞。（4）敢于大胆表达自己的看法，增强学生主动参与的自信心，给学生以成功的体验，促使他们以愉快、高涨的情绪参与课堂学习活动。
二、鼓励学生“质疑”，激发学生敢于争论的精神。
古人云：“学贵有疑”，“学则须疑”。疑是思之源，思是智之本。疑是“争论”的起点，有了“疑”而又能独立思考，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才有了“敢于争论”的思想基础。教师对学生的置疑要提倡，鼓励，使学生逐步提出跟教师不同的想法，教师在为《麻雀》一课作小结时说：“读了这篇课文，从老麻雀奋不顾身抢救小麻雀的记叙中，我们感到母爱的伟大。”话音刚落，一位男生举手说：“老师，我不同意说母爱，因为课文从头到尾都没有写老麻雀是母的还是公的。”老师听后笑着说：“你读得很认真，看来老师概括不太准确，那么怎样说才确切呢？”学生的思维又一次激活了，经过争论，总结出：这篇课文表现了一种亲子之情。这样保护学生的独特见解，也激励了学生敢于“争论”的精神。又如在学《卖火柴的小女孩》时学生提出：“小女孩冻死在街头，为什么说她脸上挂着微笑？”像这样的疑问应该说都颇有分量，表明学生动了脑筋，创造力有了发展。
三、讲究提问艺术，激发学生思维。
在众多的语文教学方法中，课堂提问的诱导启发艺术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节语文课的优劣成败，与教师能否从实际出发，根据教学的知识内容与思想内容，把握教材的重点、难点来精心设计、发问，并从学生实际出发，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与心理特点，找出能诱发他们思维的兴趣点来问，使提问真正问到学生的心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课堂上适时适度、富于技巧的提问，能加快把知识转化为语文素质能力训练的进程，是发展学生思维，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为此，作为语文教师，应精心设计好各种类型的课堂提问，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中国现代师范教育源于之后，最早成立的师范教育机构当数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于1897年所设的师范院，而真正开启高等师范教育的是1902年在京师大学堂所设的师范馆。历经了艰难历程而形成的以各级各类正规师范教育为主体、多种教育机构参与的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多元化的我国师范教育体系，正负担着世界最大规模基础教育师资的培训任务，仅1980年至今，已为中小学培养教师近700万，接受学历培训教师500余万，在师资培训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教育科研上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中国师范教育基本是公立的，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因而，师范教育的成败系于政策一身，政策是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及师范教育的世纪走向
中国基础教育规模巨大，学生近三亿，教师逾千万。走向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称“三大乐曲大协奏”：即从上学型转向普及型，从普及型转向精英人才型，从少数英才模式转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现在，三种转型同时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交叉作用着，这就促使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呈现新的走向。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复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人员的多样化流动，师范教育也相应进行了多种改革尝试。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从政策上确认允许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中国师范教育自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单一定向型体系被打破，呈现出新的走向：
第一，由单一的师范院校定向培养转向多类型院校培养，从正规院校培养转向学校培养与社会培训相结合，从学校培养转向正规培养与国家认证相结合；
第二，从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分别实施到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再到职前培养与职后培养一体化。
这两种变革使师范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前者使师范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在体现国家对资格的要求的前提下，强化培养形式的开放与汇集多样的优秀人才；后者使师范教育职能趋于一体化，使教师教育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国家则能集中财力和人力建设重点师范教育培训中心，从而较好地提高教师培训水平。多元化体制有利于吸取各方面力量办好师范教育，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而职能的一体化则有利于重点投资，并强化培训职能，提高师范教育水平，适应普及型英才教育对高水平的师资需要。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转变师范院校只管职前教育，对在职教师现状不能或过少参与的状况，以及解决教育学院仅服务于教师在职进修，学科建设水准过低，教师教育后续力量不足等问题。
二、当前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问题
中国师范教育早期学习日本模式，以定向培养为主，尔后学习美国模式，注重多元的一体化模式，即多种院校培养师资，但坚持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一体化进行，不设专门的在职教师进修机构。建国后，我国向苏联学习，建立起定向型双轨制的师范教育体系，即由专门师范教育机构定向培养教师，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双轨并行、互不相通。
1.封闭的定向型培养模式的政策问题
50年来，定向型双轨制师范教育受到政策的重大影响。一方面，这种体制保证了师资培养能按一定规格、一定计划进行，即使在教师职业不受重视，很少人愿为人师的特殊情况下，也能通过定向的培养和封闭的管理体制保证相应的培养计划得以实施；而且定向培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师范教育，毕业生对教师工作较熟悉，易于适应中小学的教育工作。但另一方面，定向的师范教育却由于生源单一，特别是在教师工作不受重视的时期，报读师范专业的生源既少又差，师范教育水平由此也大受影响。政策性的保护造成的封闭又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发展性问题。这种政策以计划性、稳定性、保护性为出发点，在强制执行按计划培养教师情况下，特别是以所谓保持师范教育和教师队伍稳定性的旗号为由，通过提供相应的助学金，来框定教师从业不得改行，致使师范教育趋于单一性，只是为了培养教师，其余学术研究活动都被列为次要或辅，长久以往，导致师范教育机构的学术水准日益降低，师范性越强的机构，科研水准也相应越低。最典型的是当数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机构。
2.错位的双轨制政策问题
师范教育双轨制是中国50年来最大的特点之一。半个世纪来，中国建立起完整的普通师范教育体系，即中等、专科、本科三级体系。1995年中国高等师范院校236所，其中专科76所，全部在校生由1980年的33.8万人增加到58.3万人；中等师范学校897所，在校生由1980年的48.2万人增加到84.8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养的新教师649万人。1997年教师培训系列的教育学院242所，在校学员21.4万人，教师进修学校2142所，在校学员51.6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训在职中小学教师482万人。现在40所高等师范学院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700余个；14所高等师范院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120余个。但是这种不关连的双轨制，有明显的错位特征。对教师教育发展来说，职前培训只是为从事教师生涯打下一个系统的基础，对教师的整个人生生涯具有重要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还应继续学习更新更高水平的东西。因此，教师继续教育必须是在比原先职前培训机构更高的水平上开展的高级教育。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各级教师的职后培训机构基本上都缺乏必要的学科建设，既无学位授权点，也缺乏较为完备的学术门类和学术梯队，教育和教学水准与正规职前教育机构有重大差别，甚至出现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士要到小学从事教学工作，那就必须到区级进修学校听某师范学校毕业的同龄人授课之怪事。这种错位的政策，给中国教师教育带来了许多困惑和问题。在教育部门的许多文件中，只是给教育学院下达培训指标，而对这些机构的师资却很少有明确的要求。南方某省级教育学院，至2000底教育系还没有一名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也很低，连学士学位授权点也没有。而同一省的省级师范大学教育口（含心理学）已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一个一级学科授权点，另有两个博士授权点，10个硕士授权点，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超过教师总数的2/3。但是教师继续教育、中小学校长上岗培训等都因政策规定由教育学院实施。
这种双轨制政策的早期基本设想是，教师在大学本科已经把知识学好了，教育学院只须为他们传授一些临时的补充知识和技能。这也是苏联30年代双轨制模式出笼时的基本思路。这种设想带着某种想当然的成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倾向，更本质的是，政策基础是建立在农业经济时代，知识进化缓慢的情况之下。随着社会发展，这种早存在问题的教师教育政策，更加严重地阻碍着教师教育的进步，影响到中小学办学水平提高。新世纪的到来，不仅知识更新加快，新知识层出不穷，一个本科生在校期间只是学习一般的基础性知识，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识，尤其是新知识主要在工作中、在继续教育中学习和获得，继续教育已从补充性教育转变为本科教育的继续和提升。随着80年代来的变革，一个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的知识寿命只有一年，现在中小学的一般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在5年间也被更新过半。只有提高继续教育水平，才能真正满足和提高教师教育水平。因此，中国师范教育政策应当有重大调整。
三、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定位
中国师范教育未来的政策走向应当是有利于网罗各方英才，建立起一支素质高、专业性强的教师队伍，使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1.建构开放多元型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
80年代来，教师管理逐步走出封闭模式，一是教师来源多元化，吸收自学考试毕业生及其他院校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二是教师可以流向其他行业。政策实施的进程是缓慢的，但对师范教育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以往担心教师的转行会引起人才流失而不可收拾，但事实是流动使教师队伍活了起来，不仅人没有跑光，相反流动起了筛选、重组和聚汇人才的作用。实践证明，运用市场机制，推行开放、多元的教师教育体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要点。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允许综合大学建立教育学院，培养师资，这是使教师教育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第二个政策定位是必须把正规培养和多样化提高结合起来，推行一套以正规培养为主，国家考证相结合的新体系，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教师。在实施这个政策时，国家管治下的正规教师教育始终是主流，在发展和提高师范院校（包括综合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水平的同时，允许并支持许多杰出人才进入教师行列，才能使教师队伍水平得到提高。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一个涵义是强调国家对师范教育的管治。无论办学形式如何多样，体制如何多元，世界师范教育仍然是在加强国家一体化管治，把教师作为国家的代表来教育年轻一代，传播知识。许多迹象表明，尽管教育越来越自由，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国家不仅不放松，反而比以往更加严格，非常强调师范教育的质量要求。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第二个涵义是强调师范教育的职前与职后教育的一体化。从目前的课程一体化转变为机构一体化，即从强调师范院校教育要与教师今后发展相联系，到把师范院校与教育学院（校）的机构一体化，纳入共同建设和学科发展体系，这样师范院校职前教育就能真正成为今后发展的基础，使职前与职后培训、见习以及在职提高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变阶段性师范教育为终身的教师教育。双轨合并一体，可以使双方都获得新的职能，一方面使师范院校实现职能的全面转变，建构更加完整的师资培养体系，另一方面教育学院（校）得到本质的转型，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对部分县市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校则采用分校方式，以增加正规师范院校的专业辐射力。今后所有的师资培训都在这一机构框架之下进行。
2.推动师资培养模式和教师专业形象转型
中国师范教育的再一政策定位是根据新世纪教育发展特征，设计新型的教师专业形象和师资培训模式。第一，师范教育要与信息化社会发展相适应。随着科技发展，教师专业性和技术含量得到加强，这是世界发展大潮流。因此，政策上要倡导和鼓励进行教师专业技术考核，例如，可以界定出传授知识的专业技术，教学教育专业技术，运用新信息手段的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技术评定等级，实现教师专业培训中教育思想、专业知识与教育技术上的结合，使教师同医生等职业一样，必须经过严格专业训练方可为人师，彻底改变“孩子王”的形象。第二，教师培训模式应当吸收更多的技术内容，对教师进行更加专业的技术培训。教师除完成一般大学的专业培训之外，还应当进行一、二年不等的教师教育专业深造，这是国际发展的重要趋势。修习一年课程者可获教师文凭，给予教师资格；二年课程合格者可获教育硕士，在竞争上岗之下可以获得更好的薪酬；三年课程合格并撰写出论文者可获学术硕士学位；等等。第三，大力倡导未来教师专业目标。法国教育家J.维尔吸收了布鲁姆和G.德朗希尔教授的观点，提出教师发展的10项目标，来界定教师的职业内涵：认识学校的环境与学校的根本功能；认识学校的教育职能；具备传授教育教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认识教育对象；认识教育教学环境；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变化能力；培养探索能力；培养创造能力。
3.大力提高师范教育水平
中国师范教育又一政策定位应当是根据国家不同地区的情况，通过不同形式来提高师范教育水平。第一，从根本上提升师范院校办学水平，逐步从旧三级向新三级转化，即在近期内取消中师层次，建立以专科、本科和教育硕士三个层次的中小学教师培养架构；未来目标是取消专科层次，建立以本科及本科+1年专业学习的教育文凭学位和本科+2年的教育硕士及本科+3年的专业硕士的新的中小学师资培养架构。这样，小学及幼儿教师在专门本科学院培养，初中及高中主要是从第二、三、四个层次中吸收，当然也不排除让高层次人才进入中学或小学工作。取消中师层次后，部分边远地区的中师可以作为分校接受高一级学校的学术指导。第二，建立专门的以培养幼儿及小学教师的专业院校，强化综合性的培养特色，既体现小学及幼儿教师特点，又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同时也应建构硕士及博士学位的教育层次。第三，强化教师的专业水平，特别应大力吸取国际师资培养经验，建立教师考级制度。这种考级制度不同于目前的评职称，而是在对教师进行新一轮培训或完成某种教育教学实践上的重要项目之后，进行的国家性考级，强调教学水平和理论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使教师从区县级到省市级再到国家级逐步发展，有利于教师有层次的深入发展，避免目前评职称带来的大锅饭现象，从而造就一批大师级的教师。第四，建立新的师范教育机构评估制度。鼓励教师培训机构整体提高自身素质，有层次地发展，适应时代对师资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国教师教育成为最优秀的教育系列。
【参考文献】
[1]马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香港教育学院.1999.
[2]江海燕、龚国勤、冯增俊主编.世纪之交师范教育面临的挑战——第二届粤港澳台教育论坛文选.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教改;对策
在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模式突显出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各高校逐渐推进了思政课教改的进程并实施新的课程设置方案，使得思政课能够与时俱进，通过改革和创新提高教学实效性。
一、高校思政课教改当前面临的问题
1.对思政课的认识不够深入
长期以来，学生对思政课形成了一些偏见，由于各种主、观原因使得思政课在学生心中形成了一种说教、枯燥的印象。当代学生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对思政课的作用不够重视，对其认识也不够深入，认为与专业课无关的课程只需要了解就行。这种抵触学习的情绪导致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大大降低，高校思政课不受学生欢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2.教学模式传统、单一
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高校学生承担的学习、生活及就业压力也随之增大，心理压力的增加导致部分学生发展不平衡。思政课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引起学生的重视和兴趣。学生群体出现以自我为中心，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以及价值取向扭曲等严重问题，这急需要思政课发挥出其作用。而目前思政课死板、单一的教学方法未能针对学生群体的特点进行改革和创新，无法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
3.多元化趋势带来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这种多元化潮流对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工作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新的挑战。此外，网络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对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学生的价值观与社会观都受到了很大的考验。这种情况对思政课的教学和改革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大学生正处于成长和发展的阶段，个人价值观是否能够在教科书的正确引导下进行塑造，对其未来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价值观冲突不仅阻碍学生的正常发展，对思政课的教学效果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二、促进高校思政课教改进程的对策
1.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当代大学生群体具有自身的特点，如主体意识强、自尊心强、参与积极性及独立性都较强等，这使得学生的自我发展意识比较强烈，在发展过程中容易以自己的选择为标准，陷入功利主义等不符合教育及发展要求的境地。在学习上表现出不踏实、急功近利等，即学生未能树立正确的学习意识，这种情况与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有着一定关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改变以往的教学理念和方式，转变学生的地位，突出其主体地位，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思政课，通过提高学生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在价值、思想多元化的社会中树立正确的观念和意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学习。
2.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我国高等院校不断扩招，思政课往往采取三四个小班合班上课的形式，学生数量过多使得教师无法对全体学生进行深入了解，师生关系不够密切导致学生对思政课的学习兴趣不高，教学效果也大大降低。因此，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对思政课教改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平等、融洽的师生关系能够使学生在情感上接受教师，从而积极主动地学习。“亲其师，信其道”就很好地诠释了师生关系的重要作用。
3.更新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传统思政课“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使得教学效果不佳，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因此，在高校思政课教改的过程中，教师应对教学手段进行更新，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手段制作课件，收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影视资料等，从感性层面影响学生，将抽象化、理论化的思政知识转化为理解性强、联系实际生活并容易被学生接受的知识，从而改善教学效果。教学方法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方法共同组成的，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方法未能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单纯以教师主导课堂的方式将知识灌输给学生，无法适应新时期教改的要求。教师应积极改变教学手段，以灵活多变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师生间的积极配合与相互沟通，达到提高教学实效性的目的。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高校思政课教改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可以看出，在改革过程中首先应改变教师传统的教学观念及教学方法，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以与时俱进、创新的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意识，改变传统灌输式的教学方式，结合学生群体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兴趣，帮助学生在发展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彭克清，吴伟伟.高校思政课教法改革及实效性的几点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