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5:57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城镇化发展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建国以来，江西围绕加快推进城镇化，大力培育中心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集约发展小城镇，全省城镇规模进一步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功能进一步完善、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城镇化水平跨上了新台阶，吸引着周边地区资本、技术、人才、产业向城镇集聚，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1.城镇化水平有明显提高。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使江西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突出表现为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体系日益完善、城镇布局日趋合理。从城镇人口来看，1949年全省总人口为1314.04万人，城镇人口为124.83人；2011年全省总人口为4488.40万人，城镇总人口为2051.20万人；2011年与1949年相比，全省总人口增长241.6%，城镇人口增长1543.2%，城镇人口增长幅度大大高于总人口增长幅度；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9.5%提高到2011年的45.7%。特别是“十一五”期间，江西城镇化率由37.1%提高到了44.1%，在全国位列第19位，高于河南、湖南、河北、安徽、青海、新疆、广西、甘肃、贵州、四川等地；在中部地区，江西城镇化率列第三位。[4]从城镇体系来看，至2010年底，全省设市21个，市区面积已达32825.83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1626.8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856.90平方公里，分别比2000年增加了2348.73平方公里、72.80平方公里和313.90平方公里，分别增长7.2%、4.5%和36.6％；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有南昌市，人口在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有赣州市、九江市、景德镇市、吉安市、抚州市，人口在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有新余市、萍乡市、宜春市、上饶市、南康市、瑞金市、丰城市、高安市、樟树市、鄱阳县、兴国县、于都县、信丰县，还有人口在10万～20万人的小城市28个以及各类建制镇770个，逐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为支撑，众多建制镇为基础，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从城镇布局来看，江西绝大部分城镇临水沿路而建，逐步形成了以南昌为中心，以浙赣线和京九线为发展轴带的“一心二带”大十字格局。大十字架附近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密度较之其他区域要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要高，由此江西城镇的空间布局呈南稀北密的特点，浙赣铁路线以北的地区有16座城市，以南地区仅有5座城市。
2.城镇拉动经济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趋势是同方向变化的，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这是因为：城镇可以聚集土地、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要素，大大提高经济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促进经济快速有序发展；同时，城镇和第三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城镇化不仅能够推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公共服务发展，还能够推动商贸、餐饮、旅游等消费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1978年江西城镇化率为16.8%，到2011年全省城镇化率提高到45.7%。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全省GDP总量由1978年的87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1583.8亿元，三大产业的结构得到明显改善(见表5)。1978年江西三大产业的比例为1:0.91:0.49，到2011年其比例调整为1:4.74:2.59；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0.4%上升到2011年的31.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全省的经济贡献率不断提高，城镇龙头作用日益显现。2010年城镇经济占全省GDP比重为87.23%，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镇化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3.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增加。江西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统筹城镇功能区与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产业向城镇集聚，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商务贸易、交通运输和社区服务等成为就业蓄水池，不仅为城镇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而且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建立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就业市场、就业信息披露机制、就业综合服务体系，消除对进城农民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使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全省城镇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267.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802.02万人，增长199.9%；2010年与2000年相比，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九江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吉安市、宜春市、抚州市、上饶市城镇化率分别提高16.83个百分点、10.72个百分点、19.99个百分点、14.28个百分点、18.97个百分点、12.5个百分点、16.97个百分点、15.65个百分点、10.77个百分点、10.59个百分点、24.92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数分别增加62.98万人、13.41万人、13.84万人、33.83万人、17.82万人、14.33万人、33.4万人、30.37万人、29.83万人、24.78万人、38.93万人，其增长率分别为63.8%、47.6%、53.2%、57.0%、138.1%、113.7%、52.4%、67.6%、54.3%、62.6%81.8%（见表6）。城镇化是增加城镇就业的重要途径，据测算，全省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转移44万农村人口到城镇生活。[5]以九江市为例，该市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深化户籍改革，放宽市辖浔阳区、庐山区、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落户条件，基本取消所辖县（包括共青城市、瑞昌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镇（街道）的落户限制，全面放开其他建制镇的落户条件，鼓励、引导本市籍农民、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和经商人员向城镇转移落户，[6]使该市2006年～2010年城镇就业人数分别比上年增长9.3%、5.1%、4.8%、4.2%和4.6%。
4.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江西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的原则，加大市政建设力度，使城镇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提升了城镇的集聚力、吸引力和承载力。“十一五”期间，全省各类城镇完成市政设施建设投资747亿元，年均增长25.3%。城市道路和交通建设得到长足发展，2010年末，全省城市道路面积11330.3平方米，比2000年增长244.07%；城市道路总长度达到5742公里，比2000年增长89.32%；城市公共汽车、电车营运车辆7048辆，比2000年增长74.84%（见表7）。随着南昌市青云水厂三期工程、景德镇第四水厂、赣州市第三水厂、南康市第二水厂等城镇供水设施的建设和投产，全省城镇供水能力进一步增强。2010年全省县城以上城镇日供水能力达495.23万立方米；居民自来水普及率97.43％，比2000年增加4.13个百分点；供水管道长度达9526.55公里，比2000年增长140.08%。九江市、吉安市引进上海通达公司建成天然气供气项目，不仅为政府节约了大量投资，而且提高了市民生活用气质量。2010年末全省城市人工煤气供应量为58207.88万立方米，比2000年增长47.5%；城市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188847.33吨，比2000年增长14.66%；城市燃气普及率为92.36%，比2000年提高23.16个百分点。城镇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效扩大了城镇人口容量、提升了城镇功能和效率、促进了城镇现代化建设。
5.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江西突出加强事关城镇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基础性、功能性、生态性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城镇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和园林绿化建设，走环境友好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使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100座，是全国第五个实现县城以上城镇污水集中处理全覆盖的省份，日污水处理能力达272.55万立方米，全年处理污水总量达7.6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80.83%，比2005年提高45.91个百分点（见表8）。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大幅提高，到2010年底全省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场17个，垃圾无害化处理量300.2万吨，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1.6%，其中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85.89%，比2005年提高37.02个百分点，在全国排第13位；生活垃圾清运量284万吨，比2005年增长7.58%。按照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要求，全省城镇园林绿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10年底全省设市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6.62%，绿地率43.2%，均在全国排第1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04平方米，比2005年新增5.22平方米，在全国排第7位。目前，宜春、景德镇、南昌、新余、赣州、萍乡、吉安7个城市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武宁县和吉安县被评为国家园林县城，萍乡安源区安源镇评为国家园林城镇；11个设区市和28个县（市）评为省级园林城市。2010年城市绿化覆盖面积48924公顷，比2000年增长144.08%；城市公园数由2000年的109个上升至2010年的238个，公园面积增加至6442公顷，增长253.96%。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为建设绿色生态江西、创建一流人居环境，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作出了积极贡献。
江西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建国以来江西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城镇化水平落后于邻省及全国的水平、各设区市的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城镇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这些问题使城镇产业发展水平和人口聚集能力难以适应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要求。
1.城镇化水平落后于邻省及全国的水平。近年来，江西经济社会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呈现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良好态势，但若把江西城镇化发展放到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来审视，与发达地区或周边发展较快的邻省相比，江西城镇化水平仍然滞后。从江西城镇化历程来看，城镇化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年江西城镇化率为16.8%，比全国城镇化率17.9%低1.1个百分点，到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虽然提高到45.7%，但全国城镇化率为51.3%，与全国城镇化率的差距扩大到5.6个百分点，说明江西与全国城镇化差距呈扩大趋势。在华东六省中，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仅高于安徽省0.9个百分点，分别低于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城镇化率16.2个百分点、16.6个百分点、12.4个百分点、5.3个百分点（见表9），与这些省的城镇化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不仅如此，江西作为一个内陆欠发达省份，其城镇化基础薄弱，拥有的城市数量在中部地区最少，拥有百万人口以上和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数量在中部地区也最少。2010年，江西除城市用水普及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之外，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等城市设施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同时，在城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重建设、轻规划、品位低问题，有些小城镇脱离自身基础和经济发展需要，盲目扩大镇区规模，对有限的土地资源不加珍惜，使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2.各设区市的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江西城镇化地域差异大，突出表现为各设区市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极不平衡。南昌市作为省会所在地相对其他城市而言，由于其对流动人口有较大的吸引力，具有更强的吸收转移人口的能力，2011年城镇化率为67.24%，比2000年提高18.36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高21.5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最低的是宜春市，2011年城镇化率仅为38.19%，与城镇化率最高的南昌市相比，两者城市化率竟相差27.52个百分点。2011年与2000年相比，城镇化率提高最快的是上饶市（城镇化率由16.97%提高到41.74%，提高24.77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最慢的是抚州市（城镇化率由26.61%提高到38.82%，提高12.21个百分点），两者城镇化率提高幅度相差12.56个百分点。2011年11个设区市中仅有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的城镇化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见表10）。同时，县域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城镇不多，县级城镇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关系，造成许多同构性浪费和低水平的自我竞争局面，未能依托新兴产业形成先进的现代产业和较强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全省城镇化地域差异，形成不平衡的区域经济格局，对整体推进江西现代化进程带来很大压力。
3.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城镇是工业化的载体，按照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规律，城镇化要与工业化发展相适应。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来看，其城镇化水平往往高于工业化水平，目前国际上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根据钱纳里模型，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城镇化率会领先工业化率近30个百分点。[8]江西城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发展，但没有像多数国家和地区那样带来人口和产业的大规模集中，其结果造成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2011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583.8亿元，按当年全省年末常住人口4488.4万人计算，人均生产总值约合3898美元。当年江西工业化率为48.5%，按城镇化率领先工业化率30个百分点计算，全省城镇化率应在78.5%左右。然而，当年江西城镇化率仅为45.7%，不仅没有领先工业化率，反而低于工业化率2.8个百分点（见表11）。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不利于城镇吸纳农村人口，而且会阻碍工业现代化及其经济效益的提高，使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人口素质难于提高，从而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4.城镇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不是为城镇化而城镇化，而是为了利用城镇对人口、资本、资源、技术和商品的集中所带来的聚集效益和城镇经济辐射效应来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由于江西大中城市数量少、发展水平低以及小城镇粗放发展，导致城镇的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相对于小城镇而言，大城市更能发挥城镇的聚集效益和辐射能力，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带动其繁荣和进步。然而，江西大城市数量少，至2010年底，全省有特大城市1个、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有13个、小城市28个和各类小城镇770个，大城市占全省城镇数量的比重仅为0.7%。同时，江西大城市普遍存在产业水平低、竞争力弱等问题，使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能力不强。2012年5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该报告显示，根据经济规模、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发展成本、产业层次、收入水平、居民幸福感、就业水平指标，所列的294个城市中，江西仅南昌市排名第42位进入百强，其他设区市排名都在100位以后。南昌市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经济实力不强、聚集和辐射能力较弱，制约了其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城镇是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依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与城镇发展有高度的相关性。江西中小城市不仅规模偏小、数量较少，而且各城市产业同构和结构雷同现象严重、互补性差；普遍缺乏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大型企业集团的支撑，承上启下的节点作用不够突出；产业支撑能力不足、产业聚集层次低、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二、三产业所占的比例过低，不利于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所有这些，都会使中小城市难以有效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江西小城镇虽然数量不少，但档次低、规模小、布局散，服务和带动其周边乡村发展的功能较弱。档次较低，多数小城镇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实力弱，未能进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结果城镇功能不完善，难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形成地方产业特色，限制了其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规模过小，多数小城镇还只是简单的商品交换集散地，对要素资源的聚集能力弱，金融、信息、技术等生产业缺失或服务水平低下，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完善，承接外部产业的能力弱，发展后劲不足，更谈不上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布局分散，众多小城镇发展缺乏规划、布局分散，相互之间未能形成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不仅分散了发展力量，造成许多结构性浪费，而且形成低水平的自我竞争局面，难以产生较强的辐射能力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能力。
推进江西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30%提高到60%时，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为45.7%，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江西应抓住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良好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具有江西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努力实现城镇化快速、有序、健康发展。
⒈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城镇规划是城镇建设的蓝图，决定着城镇未来的发展。江西要推动城镇的科学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导向性作用，深入研究各城镇历史文化、风俗民情、产业基础、承载能力、发展前景，用先进的规划理念制订科学的城镇规划，充分展示城镇的历史内涵、现代风貌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切实做到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近年来，江西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编制城镇规划应充分体现先进的城镇发展理念，坚持世界眼光、立足长远发展、面向城镇未来，着眼于资源能源节约、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健全、人流物流便捷、经济文化繁荣、社会事业发达、城镇管理高效、生态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等城镇现代化发展，高标准、高起点搞好城镇规划。为此，城镇化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以规划统领城镇化，提升城镇设计和建筑水平，明确城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工和空间布局，引导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提升城镇安全、便捷、舒适功能，保护城镇生态环境，并加强对实施规划过程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维护规划的严肃性，保障实施规划的有效性，防止和制止实施规划过程中的随意性；城镇规划要统筹考虑自然条件、历史沿革、人口规模、经济基础、发展前景和居民意愿，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土地整理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交通运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有机衔接，形成城镇发展规划体系，合理确定城镇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布局，做到既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又体现时代性和超前性；城镇规划要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相衔接，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好江西得天独厚的江河、湖泊、山林、湿地等自然禀赋，依托区位交通、特色产业、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提升城镇文化品位，彰显城镇个性魅力，着力形成结构合理、布局协调、功能互补的城镇发展新格局，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比较优势，努力做到优势互补、共创多赢；城镇规划既要注重规划前瞻性，结合江西城镇化发展实际，坚持立足长远、面向未来，高标准、高起点搞好城镇规划，切实解决规划赶不上发展、规划滞后于建设的问题，又要坚持规划科学性，防止出现脱离实际、过度超前、贪大求快、因人力物力财力难以承受而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实施问题，根据城镇的基础条件、能源资源、环境容量等，科学确定城镇人口规模和区域规模，使其有足够的承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完善规划科学决策机制，坚持政府主导、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要求，严格规划编制和审批程序，重要规划要多方案备选，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立法保证规划的实施。
⒉以产业发展支撑城镇化建设。产业发展创造供给，城镇化建设创造需求，产业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产业的“加速器”。没有产业支撑，城镇会因此缺失活力、缺少张力、缺乏竞争力，壮大城镇实力、提升城镇地位、强化城镇聚集和辐射功能，基础在产业、关键在产业、着力点在产业。要加速推进江西城镇化进程，必须把产业作为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以产业发展支撑城镇化建设，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坚持“三个结合”，实现城镇与产业联动发展、协调共进。首先，城镇化与工业化相结合。要以产业集聚规模化的新型工业发展来支撑城镇化发展，把工业化作为增强城镇经济实力的路径，将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与城镇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互动发展。按照“产城一体”的要求，从各城镇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与当地资源结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如在昌九工业走廊打造共青城国家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基地，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航空制造、绿色照明、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着力培育景德镇直升机、南昌航空城、上饶太阳能、吉安通讯终端、宜春锂电新能源、赣州钨和稀土、鹰潭铜、新余镍材料精深加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及应用软件、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发挥企业主体和政府引导、扶持作用，促进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增加高科技含量与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加快无污染、低耗能、节水型工业化进程，推进以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为重点的节约型和环保城镇建设。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注重提供就业机会和打造创业平台，增加就业岗位，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通过工业园区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升级，强化要素聚集与辐射效应，全面提高城镇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其次，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结合。按照城乡产业联动和协调发展原则，以城镇为依托，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现代化、市场化发展，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合理流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着力形成城乡产业分工合理、区域特色鲜明、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产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推动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运销业，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提高农产品加工程度，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构建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高效农业产业体系，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引导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转移和扩散以及农村工业向园区集中。第三，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相结合。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服务业高度发达，要在大力发展商贸流通、餐饮服务、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加快金融、保险、物流、证券、信息、文化、咨询、物业、社区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使城镇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重要集散地，聚集人气、财气、商机，提升城镇形象，提高城镇品位，完善城镇功能，增加就业容量。
⒊打造具有江西特色的城镇群。要加快江西城镇化建设，必须根据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区域发展格局和“一群两带三区”省域城镇空间结构体系，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的原则，把城镇群作为完善城镇体系的主体形态，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相衔接，大力发展大中小城市、扶持县城及中心镇建设，着力打造具有江西特色的城镇群，形成结构合理、布局协调、功能互补的城镇发展新格局。首先，要着力培育以南昌为核心的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把建设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作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内容，摆在全省推进城镇化的突出位置，着力培育以南昌为核心，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心城市为支撑，以昌九工业走廊地带县域城镇为重点，以滨湖田园风光城镇为补充的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突出其生态、低碳、集约、高效的特色，注重城镇合理分工，加强城镇之间的联系与协作，使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成为世界湖区可持续发展的样板。在培育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过程中，应根据适度非均衡发展理论，整合资源优先发展有较强经济实力和较高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南昌，强化其聚集和辐射功能，增强其产业基础的扩张能力，加快人口和生产要素聚集，使之成为环鄱阳湖城镇群的核心城市，引领江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其次，要加快沪昆线和京九线两条城镇带的发展。以沪昆线和京九线为发展主轴线，加强中心城市和沿线城镇之间的联系与协作，组织协调其产业分工与合作，形成“大十字”城镇空间架构。在沪昆线西段加快发展以新余、宜春、萍乡为中心的赣西城镇群；在沪昆线东段积极培育和拓展以上饶、鹰潭为中心的赣东城镇群；在京九线北段重点加快昌九工业走廊建设和沿江开发，积极推进南昌和九江相向融合，加快一体化发展，使之成为全省城镇化发展和环鄱阳湖城镇群的核心区，抓住向莆铁路、海西经济区建设的机遇，加快以抚州为中心的赣东南城镇群建设；在京九线南段重点发展以赣州、吉安为中心的城镇群，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第三，加快南昌、赣州、九江三大都市区建设。把做大做强中心城市放在江西城镇化建设的突出位置，大力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以加快产业集群和人口聚集为重点，提高中心城市要素聚集、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综合服务功能，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力和带动力，加快南昌大都市区、赣州都市区和九江都市区建设。把南昌打造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全国低碳经济示范城，强化南昌在全省城镇化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充分发挥其在江西城镇化进程中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充分发挥赣州都市区生态、资源和人文优势，使之成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主要平台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示范区域。把九江都市区建成现代化港口旅游城市、区域性物流枢纽和长江沿岸重要工业基地，增强其对周边地区发展的辐射力和带动力。第四，扶持县城及中心镇建设。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把县城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的重要载体，扶持县城及中心镇建设。发挥县城连接城乡、承上启下、促进城乡互动的纽带作用，推动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均衡分配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抓好特色镇、重点镇、交通枢纽镇建设，把小城镇建设与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结合起来，与逐步减少“空心村”结合起来，与提高“三农”服务能力和水平结合起来，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结合起来，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向工业园区转移就业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辐射和带动农村发展的消费中心、生产要素集散中心、“三农”服务中心、社会保障和公共社会服务中心。
不仅要有国家统一规划，而且还要有地方城镇规划标准。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仅要严格按照中央十二五规划要求进行统筹规划、完善功能、合理布局，而且还要再全国范围内加强城镇化建设，确保我国东、中、西，以及大、中、小等，全面协调发展。在每一个城镇建设过程中，要积极结合本地的环境条件、人文地理以及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等，对其发展进行准确定位，做精、做细城镇化建设和发展方案，最终形成自己的发展特色，以此来避免千城一貌、格式化发展局面。在此过程中，城镇规划应当具有前瞻性、连续性以及权威性和衔接性，一旦形成了规划方案，除按必要调整或修改的部分，一律不能随便改动。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做了科学、系统的规划和实施步骤。
2、强化非农用地供应控制，确保粮食安全生产
对于13亿的中国而言，只是单纯地依赖国际市场发展，可能无法有效地确保粮食作物的及时供应和生产安全性。因此，实践中为了能够确保我国十八亿亩耕红线不便，地方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严格控制耕地总量，尤其是在非农用地规划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把关，确保土地规划的动态平衡性。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土地的有效利用率，通过城市建成区内部用地结构的合理化和集约利用度的提高，节约土地资源。
3、新型城镇化要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还要注重生态建设。在现代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牢固树立低碳、绿色环保理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以及低碳绿色经济。同时，还要不断强化和力求节能减排，从源头上有效控制能耗、防治污染，淘汰落后企业产能，从而促进现代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此过程中，还要有效利用节能技术、新工艺产品和新材料。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当优先采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而且还要适当的采用行政手段。其中，经济手段主要是指收费、排污权交易以及补贴。实践中，补贴和收费制度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实处，但对于部分企业而言，宁愿少交罚款，也不愿投资污染治理。在未来的环境监管中应积极研究和尝试排污权交易制度，以达到污染物总量的控制。
4、要通过信息技术发展，系统推进和引导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发展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为我们展现的绝不是一个大干快上的跃进计划，而是强调人的城镇化和绿色智慧城市的伟大蓝图。作为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新模式和新阶段，解决“城市病”的重要途径，智慧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在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一再强调要把创新放在深化改革的核心位置，尤其要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因此，在建设新型城镇化中，李江颖领航动力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72信息化被寄予了厚望。如何将信息化、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进行融合发展，似乎也成为诉求相关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往往也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过程，在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背后，掩盖的是城市化过程中衍生的巨大经济与社会问题。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城市病”层出不穷。这警示我们：在解决了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问题之后，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以人为核心”的宜居环境，以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推动城乡保障、社会事业、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智慧城市（镇）是信息化与城镇化结合的有效模式，这样可以有效满足现代化新型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需求，帮助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提高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采取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其中包括污水处理、交通设施、空气质量监测、水电气供应、轨道运输、公共安全、社会保障、金融以及城管等系统，而且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从实践来看，信息化建设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供需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及其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转变，促进经济成功转型，以此来确保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可持续。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工业化、信息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互联网、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应用的普及，将改变政府、企业和居民传统的交易和消费行为，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20年将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较为复杂、系统的工程，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既要积极筹划，千方百计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又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稳中求进，不可急功近利，不搞城镇化的“”。
5、结语
武陵山片区聚居着9个世居的少数民族，如土家族、苗族及白族等，因为特定的地理环境、生活情况及等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特殊的文化遗产。武陵山片区的民俗体育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它的特征是原生态气息浓、娱乐性强、覆盖面广。武陵山片区的民俗体育文化就有百余种，其中大部分是与民俗文化和其他的文化共同存在于人们的文化生活中的，属于早根文化，如舞龙舞狮、茅古斯、摆手舞、高脚马、打飞棒、硬气功等等。所以，武陵山片区的民俗体育文化除了带有自身的特征外，还带有丰富的民俗色彩，在本民族的宗教和节庆及商演等民俗文化活动中出现，没有独立存在。所以，武陵山片区的民俗体育文化是与多元传统文化共同发展生存的共同体。民俗体育文化是一种优秀的文化，同时也是一种资源。武陵山片区的各族人民创造了具有浓厚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包含着独特特色的民族传统的文化，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民间体育活动。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起源有很多，如源于打猎、战争、反抗外来的压迫及农业、、结婚、恋爱等。比如大庸的硬气功表演，其中尤以“双风贯耳”“银枪刺候”“刀床破石”等节目最为惊险叫绝，土家族的“茅古斯”舞、摆手舞、跳马，白族的“三月街”、仗鼓舞等，苗族的爬杆、摔跤、接龙上刀梯、鼓舞等这些民俗体育文化都蕴含着民族特色，可以作为发展旅游业的资源。将这些资源利用好，就可以吸引大量游客，传承民俗体育文化的同时，促进武陵山片区的经济发展。
2武陵山区民俗体育文化的特征
2．1地域性特征
由于武陵山片区的民俗体育文化是与当地的民俗文化共同生存发展的，所以民俗体育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消失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的生活、农业和地区的影响。武陵山片区是由9个少数民族和湘、鄂、渝、黔四省(市)的边远山区共同组成的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各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实践以及历史文化都不同，使形成的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
2．2传承性特征
武陵山片区的民俗体育文化的内容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内容是、节日庆典、婚嫁丧娶及生活农事，这些都具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征。如武陵山片区土家族的茅古斯舞、摆手舞等。
1)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
传统的体育文化都是随着传统的节日保存下来的。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追求也发生了改变，古老的传统体育及民俗文化有些地方已经慢慢地淡化，甚至有些民俗体育文化已经失传。因此，我们应该呼吁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政府及体育主管部门应该为民俗体育文化传承提供一定场所和发展条件。在固定时间及节日开展一些喜闻乐见的民俗体育活动，把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文化相融合，更好的传承与发展传统民俗体育文化。
2)传统歌舞文化艺术的传承。
因为武陵山片区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传统歌舞文化艺术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的。武陵山片区土家族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以及戏剧曲艺等都是通过这种形式传承到今天的。
2．3封闭性特征
武陵山片区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以及生态环境三者交汇融合，且民族语言种类多但却不相互交流，使其封闭。武陵山片区交通不便利，少数民族与外来的信息交流和物品来往少，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使少数民族的民俗体育文化得以保持完整。
3新型城镇化发展对武陵山片区民俗体育文化的影响
1)城镇化使各民族间的地域界限模糊，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村落逐渐消失，村落传统的体育文化失去了其原有的生存土壤。
①新型城镇化使少数民族一些地域性的传统体育文化逐渐消失。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各民族间的地域界限模糊，个别民族间的物质和文化信息交流加快的同时，也给各民族间的文化传承和保护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现代化的主流文化使少数民族对于本族文化的认同度弱化了，如湘西土家族对于本族的舞蹈、传统节日等认同的人数在不断的下降。②新型城镇化发展导致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消失。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少数民族的村落在减少，而少数民族的不少村落是没有文字的，只存在民间文化，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以及记忆都是通过世袭存在的，一旦村落消失，村落的传统体育文化也会消失，这个民族将不再存在。
2)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导致少数民族青年大量外流，使得村落文化传承后继无人。
随着我国的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少数民族青年到沿海发达城市务工，而且人数在逐年增加，导致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也导致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受到影响。
3)新型城镇化发展使少数民族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破坏了传统体育文化的经济基础。
在落后的农村社会中，人们只是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很少与外界进行交流。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同时这种状态对传统的体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打破了这种传统的经济结构体系，使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它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和城镇化的程度，但是也使得传统的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存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4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武陵山片区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1)以建设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体育圈为价值取向。
发挥地区的特色景点、民族特色浓厚的优势，开展登山、跑步等体育项目。继续发掘整理武陵山片区各少数民族的特色体育项目，通过省市的少数民族运动平台，让更过的武陵山片区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从大山里走出来，提高知名度。大力宣传提升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知名度，利用现代化的科技，使人们了解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还可以建立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专门网站，实现资源共享，展示独有的体育文化。加大对少数民族的节日宣传，吸引游客，提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知名度。统筹发展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的产业群，为了发展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可以与旅游业联手，打造旅游的平台，实现两者互利。也可以与民族传统相关的体育表演业和服装业以及器材制造业等同步发展，提高效益，促进武陵山片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2)建立文化传承制度。
要对传统的体育文化进行保护，就必须制定《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条例》。传承人是保证传统体育文化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要加强对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可以通过在少数民族乡村建立村落文化民间艺人培养的专门机构，加强对乡村民间艺人的挑选和培养，为村落文化的传承培养专门的人才。通过让少数民族参与到保护传统体育文化中来，以此来影响和带动村民积极参与村落文化的保护。通过建立村落文化传承中心，来提高少数民族对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3)要加强村落文化遗产识别，积极建立传统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
建立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数据库和数字博物馆，使用数字化存储手段，做好资料的保存与归档工作。
4)加强旅游场地的管理。
武陵山片区已经属于开发较为完全的旅游景区，随着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强化对旅游景区的管理意识和管理规范十分关键。首先，武陵山景区负责人应转变管理意识，对武陵山片区内的体育文化的建设和开展要积极调动和推进。同时，景区管理者要充分响应国家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号召，创建一个综合的、全面的景区管理组织，从而对体育文化建设和发展进行规划和协调，保障各方面的利益，并服务于观光旅客。此外，在加强体育空间和设备建设的过程中，对于武陵山景区内的管理规章制度、管理手段等要加以改良。
5)开发各种体育文化产业。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淮北市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2013年城镇化率58.6%，高于安徽省平均水平。但与我省合肥、芜湖等市及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主要表现在地、矿统筹发展不够，城镇化的质量不高；中心镇规模普遍偏小，集聚度不够；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不尽完善，承载能力偏弱；第三产业，特别是乡镇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明显不足。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市矿统筹协调发展，优化城镇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着力提升城镇化内在质量，构建以相濉主城区为核心，以临涣、百善、南坪等镇为基础，以新型农村社区为单位的城镇格局，引导和推进主城区、濉溪县、中心镇、一般镇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协调、一体化发展。1）在地、矿统筹上，淮北市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强化地矿统筹，统筹地上建设与地下资源开采。主城区重点治理东湖、中湖、南湖、相湖、乾隆湖，以绿道为串联，形成五湖连珠的生态公园；濉溪县城向东拓展尽量避免占压杨庄煤矿资源，向西发展应与刘一、刘二矿煤炭开采相协调，逐步治理塌陷区，形成以休闲娱乐为主，调蓄、水产养殖为辅的西部生态公园；市辖三区及濉溪县下属各镇，压煤村庄应及时搬迁，煤炭开采要反哺塌陷村庄搬迁安置，按照城市居住区或美好乡村的标准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镇化质量。2）在规模结构上，到2015年，城市主要设施指标和环境指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部分指标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建成区面积达到96平方公里，人口达到95万，建成皖北区域性大城市。形成主城区———开发区新区———县城———中心镇———农村新型社区为梯次的城镇结构体系，从而扭转城镇规模普遍较小、人口集聚程不高的不利局面。3）在职能定位上，主城区和濉溪县城通过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构筑交通同网，生态共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使其成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中心镇通过完善配套服务、强化产业布局，大力培育特色乡镇经济，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经济支撑；农村地区作为城镇化的重要支点，充分发挥资源丰富和环境优美的优势，为城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4）在产业构筑上，以市开发区新区、龙湖项目区、凤凰山食品工业园、濉溪和杜集等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为载体，构筑产业发展平台，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的原则，以产业化促进城镇化，以城镇化带动产业集聚，通过两者之间的有序互动和协同发展，加快产城相融，实现产城一体。不仅要把产业发展平台建成产业集聚程度高、科技创新能力强、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体区域，更要建设成为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宜居宜业的城市新区。从而实现产业发展平台和城市之间的互促互动，为增强城镇的吸纳能力和承载能力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创新体制机制，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有力保障
1.强化规划引导。
不断完善城镇规划体系，强化城市规划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使规划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始终发挥引导和调控作用。
2.明晰城镇之间的产业分工。
坚持以产促城，以产兴城，用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化建设，建立健全产业布局跨行政管辖区域转移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坚持错位发展，明晰产业分工合作，延长产业链，形成主城区和各乡镇之间产业结构合理，产业布局科学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3.建立区域一体化的综合承载体系。
把城乡一体化与美好乡村建设，努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把城市基础设施延伸到乡村，把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乡村，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重要基础设施一体化的综合承载体系，实现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一体化和同城化，不断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4.完善土地保障机制。
要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协调，注重多规合一，坚持规划先行。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科学制定村庄合并和美好乡村建设的目标和时序安排，避免大拆大建，实现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以主城区、县城、中心镇、一般镇和村庄居民点为重点，探索建立土地指标分配机制，保障区域协调发展。
5.创新投融资体制。
关键词：农村城镇政府责任城市化
长期实施的城乡二元化经济与社会政策导致了我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而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在二元化的社会经济政策强化下，城乡差距日趋拉大。城乡融合与一体化是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城市化是城乡融合与一体化的载体——农村小城镇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角色。
农村小城镇建设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镇)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和城市(镇)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及影响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不可逾越的进程和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0～1980年，全国城市化率从11.2%，提高为19.4%，30年间仅提高了8个百分点。此阶段，国家以工业化发展战略为核心。二是1981～1998年，虽然“城市化”并未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但是制度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城市化进程的速度，199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30.4%。1998年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期。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36.2%，2005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2.99%，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农村城镇建设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较快，但存在区域性差异。《2005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末，全国共有建制镇17726个，集镇20686个。全国村镇总人口9.86亿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12亿人，占村镇总人口的11.3％。村镇非农业人口比重逐年提高，2005年比2004年提高了0.25个百分点。同时，村镇其他方面也发展较快，2005年，村镇新建自来水厂821个，新增日供水能力268.4万吨，新铺设供水管道长度3.99万公里，建制镇、集镇用水普及率分别达84.7％、67.2％。交通、绿化等公共设施建设也取得较快进展，农（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从农村城镇建设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发展较快，这点从我国2005和2006年全国百强镇的分布可以证实，2005年全国百强镇中，广东省有30个，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29、23、17个，其他省市区只有一个镇进入全国百强；2006年中，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28、21、23、20个。
农村城镇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包括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一方面，农村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从2005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来源构成来看（见表1），农民纯收入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说明东部农民从事非家庭经营，即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比例较高。这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由于外资投入及当地民营和其他经济发展，这部分经济多集中于中小城镇。另外，东部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分别是中、西部农民的4.3和3.2倍，其相对差异远远高于平均人均纯收入，这更体现了农村城镇化地区差异的影响，城镇化导致关键性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及价格提升，包括土地、房地产等。城镇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从这些要素所获得的收入会比较高、要素进行市场化交易的机会也比较多。
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与消费结构。从表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农民生活各项消费均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交通通讯、文教及医疗保健方面则更体现出农民生活的现代化水平。
我国农村城镇建设的制约因素
我国农村城镇建设面临着农产品生产的安全保障制约。我国农业生产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威胁。图1是我国1991—2005年粮食产量的波动示意图，图中显示1996—199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高位水平，2000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下滑势头一直持续到2003年。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性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根本目标。而影响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耕地面积和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
而农村城镇建设对这两方面都产生负面影响，一是城市化会导致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二是城市化会导致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农业的整体生产经营能力下降。表3的数据能佐证这一趋势，1990——2004年期间，农民从事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的比例从66.45%下降到47.61%，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
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还是我国的实践都证明了农村集体经营体制的效率低于家庭经营制。我国农业生产出现过几次波动，但不能归结于的制度问题，而在于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情况，国家政策变化是一方面，而更多的是农民面临更多的非农业经营与就业选择，相对于其他产业低下的比较利益，部分农民更愿意从事比较利益高的非农业产业进行经营与就业。目前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部分农民因非农经营与工资性收入导致种地积极性不高，同时农村土地流转率过低，结果是大量农村耕地利用效率低。
大规模农村城镇建设对农业生产安全的影响会更大，因此，在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如何消除负面影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作为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平台，城市（镇）在其发展过程中许多方面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同时也受到市场化的影响。
首先，城镇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包括提供就业、消费。这就要求城镇具有一定的产业群体。在市场体系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今天，消费不成为问题，因为我国目前的生产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购买力相对不足。因此，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中，通过培育优势和特色产业，以其为基础进行城镇化建设是政府的一个责任。市场经济是一个依靠自身内部各因素相互调节与作用的经济形态，其中可能会包含非理性的成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间接参与能推进和纠正市场化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其次，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投资需要政府政策与财政的支持，包括城镇建设规划、公共产品的投资、吸引资金投入的政策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结合主要农产品安全问题，我国政府在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责任还包括以农村小城镇建设为契机，通过配套其他政策措施，在保障主要农产品安全的基础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配套；二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我国农村目前的现状是农村人口比重过大，人均耕地面积小，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后，会出现许多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特征，如：三次产业的比例变动，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等。根据我国农村人口的变动趋势分析，可以预见，未来可能且理想的农业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大规模、现代化经营。其前提是农村人口的大量下降和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规范以确保农村土地的大规模集中。从全国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户自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率在1%-3%之间，土地流转只在亲友之间，在小组之内的小范围之内发生。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不规范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欠缺，导致部分农民宁愿摞荒，也不愿意流转农地，出现了一部分农地被精细化经营管理，而一部分农地被粗放式经营甚至摞荒。农村小城镇建设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城市化，建立合理的农村耕地流转制度与市场有利于有限的农村耕地趋于集中，进行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从而有利于经济安全。
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农民真正城市化和加快农村耕地的流转与集中。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居住在城镇，但其行为、生活方式与以前无法有本质上的区别，其生活也可能会面临着一些风险。出于对未来生活风险防范的考虑，对其所承包的农村耕地占而不耕是一种理性选择，机会成本比较小，在国家取消农业税费后更是如此。但这对整个国家来说，机会成本过大。
农村小城镇建设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一个重要趋势，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利于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滢，陈柳钦.产业集群对小城镇建设发展的重要作用.科学与管理，2006.1
1.从发展速度来看：城镇化水平加速提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扭转。
城镇化首先表现为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全市城镇常住人口由1990年的71.5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260.3万人，增长264%，远高于同期常住总人口增长幅度（44.1%）。带动城镇化率由1990年的22.6%提高到2013年的57.1%，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自2010年开始，嘉兴城镇化率首次高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到2013年，两者间的差距由2010年的1.4个百分点扩大到7.5个百分点，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改观。
2.从发展动力来看：由依靠工业化核心主导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撑转变。
一方面，以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将迅速发展，2013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2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40%，科技研发、信息软件、商务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增长11.8%，分别高出GDP增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和工业增速2.2、2.4和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工业优化升级，资金和技术对人工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进一步凸显，成为推动城镇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
3.从发展布局来看：嘉兴已由依靠单个城市平面扩张转向市域城市群式发展。
嘉兴于2006年在全省率先出台第一个覆盖全市域的城市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640300”的布局体系。经过多年推进，嘉兴城镇空间格局体系不断优化，城镇化区域协调程度较好。2013年，嘉兴市区城镇化率67.7%，居县（市）首位，所辖的5个县市城镇化率均达到50%以上，其中最高平湖市城镇化率为55.3%，最低桐乡市城镇化率52%，相差并不大。
4.从发展质量来看：嘉兴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在全国和全省处于中上位置。从全国比较来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基于2010年的统计数据，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3个维度共34个评价指标，对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根据该报告，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列第31位，处于中上水平。在112个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中，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居第5位，优势比较明显。从省内比较来看，根据省统计局的《2012年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进程综合评价分析》，2010-2012年，嘉兴新型城市化综合评价依次位列全省第6、第5、第4位，呈逐年上升趋势。
二、面临四大制约
1.省级开发区（园区）产业规模档次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对高端要素的集聚作用。
总体看，嘉兴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的亩均投入产出率不高、经济总量偏小、主导产业不强、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不足。2013年，全市12家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亩均工业产值199.2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253.2万元，与杭州亩均工业产值446.3万元相比更是相差甚远；经济密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投产工业用地面积）为248.8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321万元；主要产业集中度为48.4%，一般集中度较好的多在60%-7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园区内工业企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6%，研发人员数占园区内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仅为3.2%。
2.城镇发展能级和规模效应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城镇化最主要的效果就是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就嘉兴看，一方面，中心城市在带动整个区域发展、提升城镇化整体水平上应起的核心主导作用并不突出。2013年，市区常住城镇人口占全市比重由1990年的41.1%下降到26.7%，市区GDP占全市比重只有24.8%，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低于全市平均4804元。规模以上高新技术总产值比重只有21%，低于全市平均及多数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指标增速也均低于全市平均。另一方面，中心城镇在带动腹地区域发展、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上应起的关键节点作用并不突出。全市44个新市镇中，常住人口达到10万人以上的只有5个镇，人数最多的许村也仅12万人。平均每个镇常住人口数5.7万人、建成区面积6.1平方公里。城镇规模偏小，功能偏弱，产业支撑乏力，对周围农村地区难以形成有效的吸引。
3.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制约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核心作用的发挥。
根据浙江大学米红教授的研究，嘉兴人口总量在422万左右较为适宜，如牺牲部分满意度，到2020年最高人口容量在539万人。2013年，嘉兴实有人口549.6万人，常住人口455.8万人，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按照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嘉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4.9%，远低于57.1%的水平。按照2006-2013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的增速计算，到2015年，全市城镇人口约270万人左右，2020年城镇人口约325万人左右。目前嘉兴城镇人口数约260万人，即未来还有60多万人将集聚到城镇。据测算，一个农民进入嘉兴这样的中等城市，城市配套成本约10万元/人，如将所有外来人口全部转化为市民，配套资金超过600亿元，成本巨大。
4.资源环境基础薄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内涵集约式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绿色、生态、集约、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下，嘉兴资源贫乏与粗放型利用并存，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居高不下与生态环境容量的矛盾依然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由1990年的66.4平方公里扩大到2013年的24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长6%，是同期城镇化率年均增速的4倍，城镇发展所占用土地的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不相适应。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全市市控以上地表水监测断面，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河流断面占比为76.1%，全市在役9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不达标。市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只有58.9%，空气质量在全省排名第9位。能源消耗居高不下。2013年，全市七大高耗能行业能耗995.1万吨标煤，增长3.6%，占全部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的比重达78.5%。
三、重点处理好“三对关系”
1.结合实际，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把握“三个跳出”。
一是要跳出城镇化发展城镇化。要更多地从产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生态的角度和服务的角度来关注以及评价城镇化发展。二是要跳出模式化发展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更多地从本地现实出发。就嘉兴来看，需考虑人口空间分布相对分散的现实，在推进农村人口转移集聚的过程中，要加强就地城镇化的探索和尝试；考虑传统产业比重长期偏高的现实，重点围绕产业特定价值链环节的技术改造和市场拓展这两头，加强研究扶持。三要跳出嘉兴发展城镇化。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放到以沪杭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筹划，避免被沪杭苏甬大城市边缘化、郊区化。
2.注重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城与产的关系，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坚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加强产业选择的战略设计，打造“2+1”的产业体系。整合提升产业转型升级载体，省级以上开发区要凭借资源和政策优势走品牌式发展道路；市镇工业园区要探索打破镇域行政管理界限，整合地理相邻、产业相近、功能相同的园区，逐步形成“一区一业、一园一品”的特色产业园区。二是处理好城与镇的关系，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化中心城市规模和功能的双重支撑，规模上要稳健拉开发展框架，功能上要重点强化高端制造、科研教育两大功能，确立其在区域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推进县域经济向一体化“都市区”经济转变，统筹全市规划体系，实行双重管理、以市为主的规划管理体制。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市、县（市）总体规划的融合衔接。建立公共服务并轨衔接的体制机制和跨行政区域的资源要素交易平台。建立以小城市为战略节点的四级城镇体系。三是处理好城与乡的关系，促进城镇和三农建设协调推进。坚持确保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相结合，落实稳粮增产各项措施，加快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探索建立以职业、居住地划分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探索农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集体资产股份制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实行土地指标按产业项目竞争择优配置机制和差别化地价政策。推动“亩产税收”政策在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的全面实施。
3.创新机制，强化新型城镇化发展“三大保障”。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新生概念，并没有非常具体的概念与定义，但是学术界对其有一个统一性的共识，即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一种包含人、经济、社会、环境、城乡等众多因素，并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城镇发展逐渐融为一体的动态性过程，这种动态性的发展是一种良性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来讲是注重“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因此，新型城镇化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之上的城镇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内涵实质表现在四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发展方向上统一、发展方式上统一、发展载体上统一以及发展主体上实现了统一。首先，新型城镇化是在工业基础之上，实现科学信息的广泛应用，并利用城镇化手段来实现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协调发展。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是旨在完成农业文明化的有效途径，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更应该注重不同方面的协调一致。其次，新型城镇化要求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应该注重人口、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协调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证绿色的发展模式，从而建立生态城镇。再次，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并配合局部经济相发展的城市发展格局基础之上的，因此，根据城市类型不同分为规模不同的发展模式，从而有效的提高城镇的承载能力，最大限度的实现中国文文化的发展。最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应该保证其发展的主体是一致的，即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调节人的发展，并构建一种具有高度包容性与和谐型的城镇类型，实现剩余农业人口的有效转移，从而推动我国城镇经济的发展。
二、生态路径选择研究
（一）生态路径的必然性
虽然目前我国目前的城镇化发展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依然是一种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我国现代城市的发展，因此，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应该发展一种绿色生态的城镇化模式。从生态路径与城镇化关系上来看，二者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城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的发展是一种阻碍作用，它需要工业扩展来完成的城镇化的有效性，但是这就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生态环境。此外，城镇化发展，要求人口集中化，这就为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负担。城镇化发展必然要求压缩生态空间，这就对土地利用率有较高的要求，从而对城镇化发展带来了影响。此外，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某些伴随城镇发展的附带性问题也随之而来，因此，被称之为“表面性痼疾顽病”。这主要是因目前我国的城镇绿地不足，且城镇人口数量增加，这就引发城镇绿地面积紧张，导致其面积缩小。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但是在目前城镇化发展导致大气的污染程度过高，PM2.5数据值不容乐观，这些都表现出目前随着城镇化发展对环境造成危害。
（二）城镇化发展的生态路径选择
城镇化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现代化生活程度，但并不意味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该注重选择生态路径。首先，在制定城镇规划的过程中，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对新型城镇发展其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应该分析城镇发展的中、长远利益，并统筹多个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调动生态城镇规划的目的性与有效性。合理利用生态建设模式，并配合城镇化，发展出一条新型生态建设模式，确立适合生态发展战略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此外，应该因地制宜的制定合理有效的安排，找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产业，并对城镇化的生态空间进行合理安排，保证生态利用与布局。其次，调整城镇中的产业结构，并优化对生态具有破坏力的生态结构，在实际过程中，应该注重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产业，并从中找出经济增长点。并针对不同的行业采用不同的策略，尤其注重对当地重工业应该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模式，重视技术投入，更新落后的技术局面以及不良的发展模式，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从而从侧面推动城镇化的生态模式发展。最重要的是，应该在城镇化过程中注重发展第三产业，并建立一种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再次，从人类发展角度来讲，生态环境是人类城镇发展的核心，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仅仅要注重对城镇布局以及其他硬性指标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调节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并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对生态环境进行间断性绿化，尤其是对具有污染的项目进行智利，建立动态性的监控模式，从而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一种生态化的城镇发展模式。
三、结论
2009年12月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确定海南的五大任务之一是建成中国热带高效现代农业基地，这是根据海南区位与资源禀赋条件作出的科学决策。全球地处热带的国家和地区有30多个，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8%，但海南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国土省区，面积占国土面积仅0．42%，恰恰是中国最为稀缺的国土资源。海南人均耕地面积0．06公顷，低于全国平均的0．08公顷，更显弥足珍贵。热带国土积温高，光照长，雨水充沛，气候温润，作物四季生长，植物生物量大。依托热带国土的热带农业，包括热带水果、热带经济作物、热带花卉、热带水产、热带林业以及冬季瓜菜、南繁育种等种植业，都是中国市场紧俏产品。海南已成为中国冬季大菜园与大果园，每年输往内地冬季瓜菜500多万吨，热带水果200多万吨，热带水产100多万吨(含出口)以及相当数量生猪、鸡禽等。海南还是中国天然橡胶、椰子、胡椒、槟榔最大产地，咖啡、糖蔗、红茶、剑麻、腰果等重要产地，这些都是市场紧俏无公害产品，为海南农民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吸收了大批劳动力就业，对海南省GDP作出重要贡献。海南热带高效农业比较优势，还表现在商品率高、专业程度强方面。据2011年统计资料，海南农村家庭人均出售农产品数量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蔬菜高出全国平均135．3公斤，在全国名列第三;水果高出全国平均56．51公斤，也排名第三;水产品(海淡水产品)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1．6公斤，在全国名列第一。海南第三产业比较优势体现在海南作为中国热带海岛省区，优越生态环境和丰富旅游资源，为开发热带滨海旅游业创造了得天独厚条件，建设成为中国度假休闲旅游胜地。2011年海南省接待国内外旅客3061．34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26．04亿元，占全省第三产业的28．37%，占全省GDP的12．92%，突显海南第三产业以旅游业为支柱的现代服务业在全国范围具有重要优势，成为建设国际旅游岛依据。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要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条件，选择比较优势产业，扬长避短，参与全国市场竞争与分工合作。在大力推进海南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能放弃海南热带农业比较优势，片面追求加快城镇化进度，人为制造农民“被进城”假象。也不能为了发挥农业比较优势而放弃推进城镇化建设。必须兼顾城镇化发展与发挥热带农业比较优势相协调，稳妥安排，有序推进。海南热带高效农业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需要大批劳动力现场操持。在农业生产诸多环节，如垦植播种、中耕除草、剪枝套袋、打药除草、田间采摘，灌水施肥、胶林开割以及投喂饲料等方面，都必须大批劳动力。因山地或丘陵作业条件制约，难以实现机械化操作。
即使今后海南城镇化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海南热带农业仍然是重要产业和基础产业，规模不会因此而缩小，只会向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升级转型，从业人员相对减少一些。海南产业结构态势表明，海南仍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三次产业中农业从业人口292．14万人，占从业人口总数459．22万人的63．62%，是三次产业中从业人口最多产业，折射出海南作为农业大省严峻现实。海南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不相协调，预示着海南实现城镇化要经历较长时段，不能照搬内地。海南生态环境优势主要在广大农村与山区，热带森林是海南最大碳汇载体，热带农业的经济林和各种农业植被也是贮碳吸收器和缓冲器，是海南实施绿色崛起所依托的生态资源，也是开发休闲农业的旅游资源。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依托海南热带农业与热带林业资源的休闲农业的持续经营，直接体现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要求。海南第一产业优势与其劳动力结构相适应，需要保持相应劳动力在现场劳作。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态势相协调推进，需要发展农业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村建设，避免农村衰落，产业空心化。因此不应把城镇化率当作评判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标尺，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工程。提升城镇化率不能大干快上，也不能搞一窝而上，运动式推进。必须统筹进行土地流转、城镇户籍、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配套改革。既要有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又要开辟市场融资渠道。推进城镇化面临复杂问题，因此贵在尊重村民主体地位，不强求统一模式，也不宜追求单纯进度，审慎推进，探索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
2海南城镇化及其休闲农业为主产业支撑建议
城镇化建设要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要与就业统筹考量，要与社会服务协调发展。海南要走非制造业为主导，构建农产品加工业为依托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贯彻利用生态优势，不污染环境，产业构建与生态文明村建设相结合思路。推进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流入城镇居住，农民变居民身份。首先要转移人口在镇区有工干，住得下来，有经济收入并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留在农村人口，重组优化生产要素，实行集约化经营，使农业生产与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休闲农业是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结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紧密连结农业、农产品加工、服务业的新型农业产业形态和新型消费业态。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居民对休闲消费需求高涨。休闲农业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国已有农家乐休闲农业单位150万家，农业休闲园区1．8万家，年接待游客人次约4亿人次。海南休闲农业发展也方兴未艾，成立了“海南休闲发展局”，统一管理休闲农业发展事宜。截止2011年10月，颁布的海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单位共33家，近年来又有新的发展。经农业部审定，海南有5家休闲农业单位入选5星级。海南休闲农业规模逐年壮大，产业类型日趋丰富，品牌影响不断扩大，产业效应初步显现。根据海南省城镇发展战略规划确定，全省总体上作为一个大城市来考虑。做大做强海口、三亚、琼海、儋州、五指山重点城市建设，强化各个县城幅射作用;加快风情小镇建设步伐，打造重点特色村庄。
目标是2020年全省打造50个特色鲜明的风情小镇，100个风情村，10个旅游名镇，20个旅游名村。全省以省会及县城为中心，以风情小镇、旅游名镇、旅游名村为基础，打造海南新型城乡一体化格局。城镇化推进要以人为本，建成海南人民幸福家园，全国人民旅游度假胜地。城镇化必须与农产品加工业紧密结合，利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契机，构筑为海南旅游业配套服务的新型城镇体系。热带农业与旅游业是海南比较优势产业，两强整合，联动发展，派生出休闲农业旅游新业态。旅游业是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产业，发展旅游业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事半功倍作用。实际上开发滨海观光度假旅游、森林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俗文化旅游、购物旅游有就地出口(销售)风景、就地出口(销售)商品、就地出口(销售)文化功能。通过发展休闲农业达成农民由农产品生产者向旅游商品供应者、旅游产品服务者转变。传统农业资源就地转化为旅游资源，粗浅副产品就地形成旅游商品。推动农业内部结构优化，培育农村市场经济机制，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升级，促成农民持续增收。乡下人进城观光，城里人下乡休闲，城乡互为产品、互为市场，带动城乡之间客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合理流动。因此在推动海南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紧密围绕休闲农业配套服务，构筑产业发展框架。实施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传统种养业，在城镇区内开发为农业服务的加工业，延长产业链，形成种养业、加工业、运输销售业三次产业联动推进。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为休闲农业增添新活力。海南热带农业不同于内地温带农业，其地域性特色鲜明，产品丰富。构成具有竞争力的农业体系，在广大农村开发包括:天然林林业、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土特产品、特种动物养殖、水产养殖在内的特色种养业。依托上述农村种养业产品，在城镇开发农产品加工业，建设各种加工厂，不但为城乡市场提供消费品，而且也为旅游业提供各种旅游商品。
1.1江苏省城镇化发展的现状伴随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日益推进，2013年，江苏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5000万人，变成509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万人，城镇化率为64.1%，比上年增长1.1个百分点。江苏城市群成为江苏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以苏锡常、南京、徐州3个都市圈为主体的城镇空间体系结构逐步形成。在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上，苏州、南京、无锡3市位居前20名，城市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江苏省“十二五”规划指出，到2015年，江苏省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5%以上，其中苏南达到75%以上，城镇化发展总体上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苏中、苏北分别达到65%、60%以上，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上有所创新，重视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力，以科学技术作为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
1.2江苏省科技创新的现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的水平成为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决定性要素。在样本期间，江苏省也越来越注重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科技经费投入规模一直都在持续增长，由2001年的92.07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288.02亿元，增长了约14倍，其名义增长率明显高于同期的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率，使得江苏地区科技发展的后劲得到不断增强；从科技人员投入来看，江苏省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数从2001年的29.5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98.23万人，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在2012年达到了48.13万人，科技人才的后备力量不断地增加；与此同时，江苏省各级政府也在不断增加科研经费方面的支出，从2001年到2012年政府的科研经费支出从15.18亿元增加到了257.24亿元。随着科技创新投入的加大，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随之出现，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能够有效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江苏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5年居于全国首位，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6%，在2013年8月底印发的《创新型省份推进计划》中指出，到2015年要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GDP比重达2.5%以上，研发人员占劳动力比重达8‰以上，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8件，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这一系列数字说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在此形势下，研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江苏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科技创新投入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
2.1研究方法灰色关联模型是灰色系统理论的重要内容，它采用“灰色关联度”来分析相关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和相异程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时间序列的几何关系或曲线的相似程度，来判断相关因素的关联程度，如果曲线越接近，则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在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时，必须先确定能够反映每个因素变化的指标序列，然后确定一个参考序列，最后计算其他序列与参考序列的关联程度。上式中，γi为母序列X0(t)与子序列Xi(t)的关联度。对γi进行按从小到大顺序进行排序，可得到影响因子对结果因子的影响顺序。关联度越大，则说明该比较序列反映的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越大，二者的关联程度越
2.2数据的来源与处理衡量城镇化水平（URB）比较通用的指标是以人口的城镇化指标来衡量，即非农业人口数量/总人口数量，它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人口在城乡空间的分布情况，本文亦采用这种方法来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科技创新投入主要包括科技经费投入和科技人员投入，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江苏省2001~2012年的数据样本，以R&D经费支出表示江苏省科技经费投入的强度，以从事科研活动的人数表示科技人员投入的情况。另外，江苏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因而我们选择了政府的科技拨款这一指标来描述江苏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科技经费的投入及政府的科技拨款的经济产出有一个滞后效应，当年的科技投入对城镇化的作用往往会作用于以后的年份，因而在本文的分析中，对于科技经费投入与政府科技拨款的数据选择滞后1年的时间序列，即选取2000-2011年的样本。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用GDP平减指数对科技经费投入与各级政府的拨款进行平减，折实为2000年=1的不变价数值。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2.3实证分析首先，设江苏省城镇化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母序列X0(t)，科技经费投入、科技人员数、政府的科技拨款分别为子序列X1(t)、X2(t)、X3(t)根据前面的步骤，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接下来计算差序列，并将差序列结果代入公式（2）、（3），得到2001～2012年江苏城镇化与科技创新投入的灰色关联系数及最终关联度，具体结果见表1。根据表1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江苏城镇化与科技创新投入的灰色关联度δ0i(t)的数值如下：δ01(t)=0.9，δ02(t)=0.86，δ03(t)=0.76对其按照从大到小顺序排列。参考其他学者研究成果，关联度越接近于1，关联程度越大。当时0≤δ0i≤0.4，一般认为关联程度低；当0.4≤δ0i≤0.6时，关联程度中等；当0.6≤δ0i≤0.8时，关联程度较强；当0.8≤δ0i≤1时，关联程度极强。因而，从关联度的计算结果及排序可以看出，2001～2012年江苏省的科技投入3个指标与江苏城镇化的关联程度都大于0.6，说明江苏省科技创新投入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程度，其中，科技经费投入对城镇化影响最大，其次是科技人员投入，最后是政府的科技政策的支持。
3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