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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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勾线、着染、重彩、没骨，还包括些皴、擦等等。
简单地说，工笔画中的勾线就是勾轮廓线，1般用小衣纹或勾线笔，是工笔画的第1步，成品即白描。勾线的方法类似于写毛笔字,讲究起笔、行笔、收笔等；
没骨法是1种不用勾出轮廓而直接着色落笔的方法，要求画前必须做到胸有成竹，如初练可先在宣纸下衬1事先画好的白描稿；
重彩是用石青、石绿、石黄、朱砂、蛤粉等不透明石色为主进行着染的画法。鲜丽凝重。
“皴”和“擦”是1种肌理的表现方法，其区别在于工笔画中后者较前者多以侧锋行笔且用力较轻，后者在笔中含水分少，比较干；
“染”是着色的主要方法，包括分染、统染、罩染、接染、点染、烘托、积水、托色、立粉等。
其中分染是用1手拿两支笔交替进行，1支蘸色（不要过于饱满或过干），1支蘸清水（不要过多）把颜色均匀地烘淡，形成1边色浓逐渐向1边色淡的过渡效果。
统染就是从整体出发，大片地分染出前后的层次关系。
罩染是在分染好的底色上罩1层透明色彩（水多色少，调匀，较稀）的方法。分染前应用此法就叫平涂，平涂色彩时也可使笔中色彩饱和。罩染和平涂时注意既要有充足的水分，均匀平涂，又不能使水分过多，汪在纸上互相冲激，也不要1次涂够颜色，调淡色彩1遍1遍地涂，涂够为止。
接染就是反染，用两支笔各蘸上不同颜色着染，使两色趁湿相互渗接在1起的染法。WWw.133229.CoM初学可用第3支白水笔帮助接染。
点染是不勾轮廓线,用1支笔蘸上1种颜色,然后在笔尖上再蘸另1种颜色,1笔按点下去,使两种颜色自然渗和在1起,1笔成形。此法多用于没骨形式。
烘托是大片地烘染底色，以衬托出浅色主体部分的方法。可用平涂和分染两种方法进行，为使其均匀，可先用清水把底了铺湿，趁其半干时烘染。
积水是先以淡墨和色积水成形，趁湿冲入水或其他颜色，使水与色相互冲激，干后形成自然斑驳的痕迹。此法用时水要多，冲入颜色和水要掌握好火候。
托色是重彩画法，即在纸背面平涂1层与正面颜色相同而明度较浅的颜色，可使正面色彩更鲜亮厚重。
立粉是用浓厚的粉质色点或勾出色点或色线的方法，常用于勾点花蕊等。
批毛和丝毛是画鸟兽毛的技法，批毛是将水分较少的白云笔蘸上墨或色后用手指将笔锋捏扁，平均分成4-6年尖叉，这样画下来即成1组小毛，批毛时笔与笔之间如品字形接续着画，如鱼鳞的分布1样；丝毛是用细笔1根根勾毛，方向与批毛相同。
此外还有喷弹法、揉纸法、拓拍法、洒水、洒盐、油水混用、用蜡、绢后作画等肌理和绘画的技法等。
工笔画发展史
工笔，就是运用工整、细致、缜密的技法来描绘对象。工笔又分为工笔白描和工笔重彩两类。工笔白描就是完全用墨的线条来描绘对象，不涂颜色。白描本来大抵是用来打草稿的，宋代画家李公麟把它发展成独立的画种，他的白描如行云流水，变化无穷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他画的《5马图》，人和马都用单线勾出，比例准确，肌肉骨骼的结构清楚，甚至马的毛色所具有的光泽也细致地表现出来，动态极为生动，是古代第1流的白描作品。工笔重彩，就是指工整细密和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帛画、都是道地的工笔重彩，特别是轪妃墓的t形“非衣”，构图巧妙，线描精细，设色绚丽，显示了当时工笔重彩达到了高度的成就。古代绘画普遍使用丹砂和青绿之类的重彩颜料，因此称绘画为“丹青”，由此可见工笔重彩在古代绘画中的重要地位了。
学习、练习方法
都能学好的～照着样子临摹就是了～
当然1些基本功还是要学会的，在画工笔之前要先画1些白描的作业，练习1下手感和笔触，刚开始画白描的时候，最好挑1些名家的花卉白描稿，比如《芥子园画谱》，把画画用的宣纸蒙在上面，也用铅笔描摹，注意，用铅笔描摹也是对线条的练习，不可以马虎，而且要1次描好，因为宣纸是不能擦的。描好之后，就可以开始用红豆之类的勾线笔沾墨汁勾了。多加练习之后，就可以直接用勾线笔描摹了。
等白描练习1阵子之后，就可以临摹1些工笔画作品了，最好先挑选1些简单的花卉开始，然后是花鸟鱼虫，最后人物。当然不能1味的练习，其实阅览1些书还是有帮助的，很多工笔的书里面都会教授1些画画的特殊技法，很有意思的，我以前就是这样看学会这些技法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技法，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学到更多。
至于1些基本的东西，我想石榴石头已经说的挺具体了：买熟宣纸,开始是拿页筋笔勾线,然后是手握住2只笔,1只小红毛笔,1只大白云,小红毛上色,大白云是白水,匀染使，然后买本书临摹。还要补充1点，也是我自己的心得，再晕染的时候，宁可先淡1点，如果不够深度，可以再染，若是1下子染太深，就不能渐淡了~特别是1些花卉和人物的脸。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纸上谈兵而已，关键还是要实践，多画画1定行的。以前我们班级很多人都不会画的，手也很抖，不过1个月下来就能出成果了，只要静心。画工笔就是要静心。
另外，临摹了1阵子之后，就可以去写生1些东西，回家自己创作了！
（国画，我国传统造型艺术之1。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也是最为复杂的画种，内部分类则更是复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分为6门；北宋《宣和画谱》分为10门；南宋邓椿《画继》分为8类。其根据笔墨技法可分为工笔画、大写意画和小写意画（即兼工带写），根据设色又可分为白描画、水墨画、着色画3类，按功能和用途，可分为寺观殿堂壁画、架上绘画、民间绘画、工艺装饰画几类；依作品的主题思想分为释道画、风俗画、历史画、民间年画、文人画等；按工具材料分为白描、着色、水墨等；但最通行的是按题材内容分为人物、山水、花鸟3大类。 山水画简称“山水”。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在魏晋、南北朝已逐渐发展，但仍附属于人物画，作为背景的居多；隋唐始独立，如展子虔的设色山水，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王维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泼墨山水等；5代、北宋山水画大兴，作者纷起，如荆浩、关仝、李成、董源、巨然、范宽、许道宁、燕文贵、宋迪、王诜、米芾、米友仁的水墨山水，王希孟、赵伯驹、赵伯骕的青绿山水，南北竞辉，达到高峰，从此成为中国画中的1大画科；元代山水画趋向写意，以虚带实，侧重笔墨神韵，开创新风；明清及近代，续有发展，亦出新貌。表现上讲究经营位置和表达意境。传统分法有水墨、青绿、金碧、没骨、浅绛、淡彩等形式。
人物画以人物形象为主体的绘画之通称。中国的人物画，简称“人物”，出现较山水画、花鸟画等为早；大体分为道释画、仕女画、肖像画、风俗画、历史故事画等。人物画力求人物个性刻画得逼真传神，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其传神之法，常把对人物性格的表现，寓于环境、气氛、身段和动态的渲染之中。故中国画论上又称人物画为“传神”。历代著名人物画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唐代韩滉的《文苑图》，5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李公麟的《维摩诘像》，南宋李唐的《采薇图》、梁楷的《李白行吟图》，元代王绎的《杨竹西小像》，明代仇英的《列女图》卷、曾鲸的《侯峒嶒像》，清代任伯年的《高邕之像》，以及现代徐悲鸿的《泰戈尔像》等。在现代，更强调“师法造化”，还吸取了西洋技法，在造型和布色上有所发展。
花鸟画历代花鸟画家辈出，如唐代薛稷的鹤、边鸾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5代郭乾晖的鹰，黄筌、徐熙的花鸟；北宋赵昌的花、崔白的雀、吴元瑜的花鸟；南宋吴炳的折枝、林椿的花果、李迪的禽；元代李衎的竹、张守中的鸳鸯、王冕的梅；明代林良的禽，陈淳、徐渭的墨花；清代朱耷的鱼，恽寿平的荷，华喦的鸟；近代吴昌硕的花卉等，皆1代名手，绵延不绝。
技法形式有工笔、写意、勾勒、设色、水墨等技法，设色又可为金碧、大小青绿、没骨、泼彩、淡彩、浅绛等几种。主要运用线条和墨色的变化，以勾、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表现手法，来描绘物象与经营位置；取景布局，视野宽广，不拘泥于焦点透视。有壁画、屏幛、卷轴、册页、扇面等画幅形式，辅以传统的装裱工艺装潢之。中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以及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和骨法用笔、线条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结，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征。作画之工具材料为我国特制的笔、墨、纸、砚和绢素。近现代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技法上，有所突破和发展。
国画发展史
6朝前：水墨与重彩画法之萌芽 中国绘画的最早遗迹，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的岩画和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装饰纹样。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彩绘是以天然矿物质在陶坯上描绘后入窑烧制，在橙红色的胎地上呈现出赭红、黑、白等诸种颜色的美丽图案，形成纹样与器物造型的高度统1，达到美化装饰效果。商周战国及春秋时期绘画已有相当的进步。除壁画的流行外，这时绘画技巧的发展也可从青铜器及玉器的装饰纹样、战国漆画上看出已达到相当水平。特别是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帛画成为这1时期绘画技法发展的杰出代表。此时绘画已逐渐脱离附属于工艺美术品的装饰地位而独立，成为后世卷轴画的先声。秦汉绘画技法发展汉代墓室壁画及画像的情况除求诸石、画像砖外，各地出土的帛画对了解当时绘画技法发了最有力的资料。战国展的状况提供帛画“迹简意淡”，突出线条作用的水墨画法和西汉以高纯度装饰性色彩依线描涂染的勾勒着色画法，奠定了后来卷轴画的两种基本画法风貌。
6朝：勾线渐趋成熟与凹凸法之出现 3国两晋南北朝是绘画技法发展中的重要阶段。涌现出1大批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知名画家，画史上第1批为后世崇奉的百代宗师和第1批有摹本流传的巨迹都产生于这1时期，并产生了第1批论画名著。人物画法从完成变略为精，由“迹简意淡而雅正”走向“细密精致而臻丽”之后又出现“笔不周而意周”的疏体，鲜明显示上承两汉下启隋唐的时代风貌。源于人物画背景和古地图的山水画在这1时期开始独立登上历史舞台。大约在东晋刘宋时代，已有独立的山水画。这时期已有为数不少的善画花鸟的画家出现，也有独幅作品的记载，但未流传下来。
隋唐：线描、水墨的高度发展与金碧设色的完善 隋唐时代的绘画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在表现技法上取得高度成就。人物画在隋唐仍居主要地位，在继承本土汉魏传统以外，也吸收西域画法，艺术上的发展更加成熟。隋唐山水画日渐成熟，有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和墨分5色的水墨山水等，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这1时期的青绿山水日益走向成熟与兴盛。其画法风格，也像人物画1样属于勾勒设色，所不同者在于形象勾勒的简括和赋色的强烈浓丽。使用的颜色以青、绿、赭石、白粉等石色（覆盖色）为主，甚至辅以金粉，鲜明夺目，纯度极高，颇有金碧辉煌之感，宋人称之为“青绿山水”或“金碧山水”。这种以装饰手法进行写实的着色山水画，是中国山水画最早的风格形态。水墨山水画的出现，主要是在中晚唐以后。在青绿山水至盛唐发展成熟之际，水墨山水的前身“破墨山水”开始萌生。中晚唐以来，山水画的题材范围进1步扩大。技法上更出现“不依墨踪”的狂放画风。这时，部分画家在盛唐的破墨技法之外，又发展了“泼墨”。中晚唐的山水画家，由讲求用笔进而又重视了用墨，而用墨方法的丰富变异，回过头来又解放了笔法。水墨作用引起了广泛注意，为5代水墨山水画的勃兴创造了条件。唐代也出现了1批花鸟画名家。花鸟画题材多流行于宫廷及上流社会，用以装饰环境及欣赏需要，大都以工笔设色的画法，写生逼真。
5代：双钩填彩与落墨画法之定格 5代10国的绘画，无论中原、西蜀还是南唐，也无论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在继承唐代传统的同时有新的发展。在山水画方面，这时突出发展了唐人水墨风格。“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及南北两大山水画派的出现，成为山水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两派画家笔下，用以呈现山水纹理质感与结构的“皴法”得到很大发展，墨法丰富起来，有笔有墨成了画家的自觉要求，水墨及水墨淡着色山水画至此已发展成熟。花鸟画领域5代出现“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两种技法风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花鸟画走向成熟。5代，勾勒设色的青绿山水仍在延续。
两宋：工笔的极致与兼工带写的初创及章法的突破 宋代绘画在隋、唐、5代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风格形制日趋多样，技法更加完备。文人画的兴起与宫廷绘画的繁盛成为这1时期的新特征。在艺术上自觉追求有别于画工的“文人画”是在北宋中叶兴起的。风俗画、历史故事与现实题材的人物画都成为画家感兴趣的题材并有杰作出现。北宋画坛上，山水画成就最为突出，在唐、5代的基础上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画史所称“宋人格法”主要指这1时期的山水画创作。南宋山水画的主流是水墨苍劲笔法所显示的精奇而抒情的风貌。这1时期随着卷轴画的大量产生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宗教画开始退出画坛的主要位置，画家与画工明显分开来。宋代花鸟画在艺术技巧上大大超过了唐代。继5代之后，北宋初期的花鸟画随着朝野需要的变化而蓬勃发展，跃居于人物画之上，与山水画并驾齐驱。宋代花鸟画家观察的精细入微和描绘的1丝不苟使他们的写生刻画水平已经达到“和生者逼肖”的程度。
元代：笔法墨法的拓展与丰富 元代绘画在继承唐宋5代的基础上有进1步发展。其显著特点是文人画的盛兴，人物画相对减少，山水、花鸟画成为主要题材。绘画艺术上强调有“士气”和“古意”，反对有“作家气”，摈弃南宋院体传统，主张师法唐、5代、北宋。创作上遗貌求神，尚主观意兴抒发，讲变化而轻刻画，喜平淡而弃绚烂，纸本上运用干笔皴擦的水墨技法得到极大发展。元代绘画以山水最盛。在花鸟画中，随着墨竹与木石的盛行，墨兰、墨梅也同时并举。元代墨卉墨戏盛行，在工笔花鸟画中也出现了全部以墨代色的现象。中国花鸟画技法经过宋代全面发展后，元代又向着水墨领域深入。
明代：水墨大写意的繁兴 明代绘画风格迭变、画派繁兴。山水、人物、花鸟均有发展，画法方面以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的勃兴，成就最为显著。明代绘画大致可分为早、中、晚3期。明早期宫廷绘画与浙派盛行于画坛，形成以继承和发扬南宋院体作风的时代风尚。正德后在苏州地区崛起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主要继承宋元文人画传统，波澜日壮，成为画坛主流，明代中期以后，有成就的花鸟画家主要是在野的文人画家。万历以后的晚期绘画出现新转机，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另辟蹊径，力倡南北宗论，影响很大，成为画坛主导。除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外，晚明还出现不少地区性山水画派。花鸟画领域青藤、白阳的水墨写意画法，人物画领域南陈北崔的变形人物画法，均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人物画技法多样，有质朴典雅的白描，也有浓丽细密的院体工笔，有粗放豪迈的水墨写意，也有变形奇古饶有装饰意味的人物画新体。
1.明确会议宗旨，突出中心。一次工作会议，涉及的问题很多。在写会议纪要时，必须抓住会议所集中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形成纪要的中心，切不可面面俱到。同时，一次工作会议，在具体讨论中必然会产生几种不同意见，不能把这些意见都纳入会议纪要，而应根据会议的宗旨，分析综合各种意见，集中反映符合会议中心要求的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少数人正确的意见。对反映会议中心议题的正确意见，可采用“会议听取了”、“会议讨论了”、“会议研究了”、“会议认为”、“会议决定”、“会议指出”、“会议强调”等提法，加以集中概括、简明扼要地反映出来;对有分歧的意见，如属研讨性质的会议可写进会议纪要中去。
2.讲究用语，注意条理。要按照会议纪要的不同用途，恰当地使用不同的用语。上报的会议纪要，就应使用对上的语气，如“会议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会议考虑”等;下发的会议纪要，则可用“会议决定”、“会议要求”、“会议强调”、“会议号召”等。
同时要注意条理化、理论化。这是会议纪要与会议记录的一个主要区别。会议记录一般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尽量客观、详细地记录下来，而会议纪要则需要有一个对会议讨论意见的综合、分析、整理加工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条理化、理论化的过程。所谓条理化，就是要对会议讨论的意见，分类归纳，层次清晰;所谓理论化，就是要对会议讨论的意见，尽力给予理论上的概括，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当然条理化、理论化，并不是脱离会议实际，搞虚假的“粉饰”和“拔高”。
议论文是公务员考试申论考试的重头戏，也是广大考生的困惑点之一。那么如何才能写出符合要求的议论文，为赢得公务员考试笔试的胜利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本文剖析了议论文语言表达的四大基本要求。
议论文语言表达的基本要求：
（一）表达准确
议论文的语言，必须是准确的。因为议论文是讲道理的，要讲清道理，就必须有明确的概念、准确的判断和严密的推理。而反映这些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词句、句群以及段落，自然也必须是准确的。
议论文的准确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把握语言的分寸感。在不同的对象、场合，根据不同的写作目的，来选择不同的词语，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议论文语言的准确，首先表现为把握语言的“分寸感”。
第二，用词贴切，用句规范。贴切，就是说，一个意思是只有一个词可以表现它的，这个词在同一种语言中没有任何其 他词可以代替它，一定要找到它使用才好。规范，就是句子合乎语法逻辑，这就需要在用词上，尤其是在用同义词、反义词上下工夫，反复掂量，严加挑选。古人讲 “百炼为字，千炼为句”，说的就是炼字、炼句这两个方面。
第三，恰当地进行修饰与限制。申论文章为了论证严密，常常需要多层次的修饰与限制，以避免片面化、绝对化、不周密等毛病的出现，这充分体现在状语和定语的运用上。
（二）高度概括
概括是指抓准事物特征，反映普遍本质，做到文约而旨丰，词简而理周，这就需要在深刻认识事物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在精练上下工夫。要做到必要的话一句不少，不必要的话一字不多，言简意赅，干净利落。
在记叙文中，语言应当是越具体、越形象越好，而在议论文中，即使是叙述事实，援引事例的部分，也基本采用概括叙述的方法；特别是在叙述后，必须对材料进行归纳、总结、概括出抽象道理来，这样文章才能避免就事论事，使认识深入到事物的内部。
（三）观点鲜明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点的表述要鲜明，决不含含糊糊，模棱两可；二是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爱憎分明、褒贬判断明确、鲜明的感彩贯穿在行文当中，使读者从字里行间不难体会到作者的倾向性。
（四）生动形象
早读完之后，开始分发鸡蛋，每人一个。农村家家都养鸡，鸡下蛋，可是，那些鸡蛋大人是要拿去换油盐酱醋的，根本舍不得自己吃。没想到，学校会免费给大家分发鸡蛋，这让孩子们兴奋不已。朋友至今清晰地记得，第一天发鸡蛋时，有个男孩子一口将鸡蛋整个吞了下去，噎得直翻白眼，老师们又是拍背，又是抹胸，又是倒开水，好不容易才帮助男孩子将鸡蛋强咽了下去。每次想到这个情景，朋友心里就异常难过，他知道，那些可怜的孩子，因为难得吃到一次鸡蛋，才会那样馋的啊。
可是，发鸡蛋没几天，就出现了意外情况，不少孩子拿到鸡蛋后，并没有自己吃，而是偷偷藏了起来。他们为什么要将鸡蛋藏起来呢？情况很快就弄清楚了，那些将鸡蛋偷偷藏起来的孩子，是舍不得自己吃，他们想将发给自己的鸡蛋带回家，与自己年幼的的弟弟妹妹分享。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学校做出了强制规定，发给每个学生的鸡蛋，必须自己吃，而且必须在早读后立即吃掉。为了确保每个学生都将发给他们的鸡蛋吃掉，学校还组成了一个监督小组，负责检查、监督学生们每天吃鸡蛋的过程。朋友是监督组的成员。
朋友告诉我们，真没想到，那些山里的孩子，为了能将发给自己的鸡蛋省下来，带回家，竟然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和监督老师“斗智斗勇”。
有个瘦瘦的男孩子，每次拿到鸡蛋后，就表现出迫不及待的样子，噼里啪啦很夸张地用鸡蛋敲击桌面，剥完壳，张着大口，一口将鸡蛋吞了下去。嘴巴还“吧唧吧唧”地嚼得很响，吃得有滋有味的样子。朋友站在教室的窗外，一连观察了好几天，终于发现了这个男孩子的秘密：每次他剥好鸡蛋后，都会悄悄将鸡蛋藏在一个塑料袋里，而将空手往嘴里一塞，装作将鸡蛋塞进嘴里的样子。朋友问他，为什么要将鸡蛋藏起来，男孩说，他的父母都在遥远的城里打工，几年才回来一次，他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他想将鸡蛋带回家给奶奶吃，让奶奶补补身体。
有个女孩子，拿到鸡蛋后，总是吃得都很夸张，嘴巴里鼓鼓囊囊全是白色的蛋清和黄色的蛋黄。朋友仔细一观察，发现了问题，每隔一天，女孩子的嘴巴里才会鼓鼓囊囊，第二天，则只是“吧唧吧唧”的空响声。原来她是隔一天，吃一个鸡蛋，另一天的鸡蛋则被她私藏了起来。有一天，朋友不声不响走到她身边，意识到自己的秘密被老师识破了，小女孩难为情地低下了头。她轻声说，家里穷，没钱买肉，吃的菜，基本上都是菜园里的蔬菜，难得有荤菜，她隔一天，省一个鸡蛋带回家，是为了让妈妈将鸡蛋做成菜。
朋友说，每发现一个孩子偷藏鸡蛋，他的心就会既酸楚，又温暖；既难过，又感动。这些将鸡蛋藏起来的孩子，都是为了省下来，带回家给自己的家人吃。对这些偏僻的山里孩子来说，鸡蛋就是人间美味了，他们不想独吃，而希望与家人共享。但是，给每个学生每天发一个鸡蛋，是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他们是大山的未来啊，鸡蛋必须是孩子们吃掉的。因此，学校想尽办法，除了监督外，有段时间，甚至要求孩子们吃完鸡蛋后，将蛋壳上交。即使这样，仍然有不少孩子，想方设法将分给自己的鸡蛋省下来，藏起来，带回家。
不过，每次“抓”到藏鸡蛋的孩子，朋友从不当面指出来，他不想让这些孩子，在其他孩子面前难堪。而自知被他发现了的孩子，会当着他的面，将鸡蛋拿出来，恋恋不舍地吃掉。朋友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想象不出来，那些孩子吃鸡蛋的样子，那么投入，那么享受，那么有滋有味，仿佛他们吃的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似的。
现在，本文必须面对一个基本困难，而且必须对其展开有效的回应：为什么有的时候，经过我在上面讨论的说理方式、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的论证交锋，人们没有争议了？这个困难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加以提出：尽管存在着说理方式、经验常识的“多样化”或“地方性”，以及法律原理的不同理解，为什么这些障碍有时没有阻挡“一致意见”的形成？这一困难意味着，我在上面分析的说理方式、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从社会法律实践上讲，有时也许并不是可以不断展开争论的，而且，它们在获得成功的时候恰恰增加了法院裁判的权威性。这点，是强烈支持法律论证应当充分的关键理由之一。[33]
针对本文所讨论的终审裁定书的法律论证而言，也许有朝一日会出现“人们所说”的没有争议的情况。这是可能的，尽管从目前看来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毕竟起码看到裁定书明确标出“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字眼，这是明显的“运用‘集体’应对外来某方压力”的一种有效策略，也是暗示外在争论持续存在的修辞象征。而且，我们的确看到了不少人还在争论着。[34]自然，这一情形不是我所关心的核心，我所关心的核心在于回应困难。我们依然从这份裁定书入手。
第一，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也即我们通常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没有争议”、“一致意见”这类陈述的。在我看来，这类陈述的使用，总是隐约地指向特定群体、特定场合、特定时间的。换言之，人们所说的“没有争议”和“一致意见”，是在特定群体、特定场合、特定时间内显示意义的。在条件限定的情况下，的确有如“人们所说”的，曾经出现过“没有争议”或者“一致意见”。但是，同时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针对一个源自有争议案件的法律论证，我们如何可以想象所有人在所有时刻产生“没有争议”、“一致意见”？相反的意见或者争议，总是可能的，而且有时又是我们未曾觉察的。于是，问题在于什么主体、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出现 “没有争议”或者“一致意见”。就这份裁定书而言。我相信而且某些人也会同样相信，其中所提到的该法官和辩护人，以及二审法院里的某些法官当然包括审判委员会里的某些“重要法官”，对裁定书中法律论证的“充分”是没有意见的。在他们之间可以看到“没有争议”或者“一致意见”。然而同时，这才是重要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另外一些主体比如控方以及二审法院的“异议”法官，依然可能持有不同意见。这意味着，在特定主体之间是可以看到“没有争议”的，在另外一些主体之间是可以发现“争议”的。而且，所有这些是在特定时间及特定场合内呈现的。之所以提到特定时间和特定场合，这又是因为并不能够排除在此时间之前之后以及在另外场合，赞同者变成了不赞同者，还有不赞同者变成了赞同者。此案中的辩护人就一定始终而且将来也都赞同裁定书的“充分”论证？控方就一定始终而且在将来也都对其加以拒绝？显然，这是不一定的。因此，从较大范围来看，第一，我们要问“在谁之间没有争议”，第二，“什么时候没有争议”，第三，“什么条件下没有争议”，以及反之“在谁之间存在争议”，“什么时候出现争议”，“什么条件下产生争议”。
此外，公开化的裁判文书是要进入社会的，其阅读者当然并不限于具体诉讼结构中控方、辩方和二审法院。作为佩雷尔曼“一般听众”[35]概念的社会阅读者，是潜在地不断增加的。至少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份裁定书自公布后通过网络已经走入社会，越来越多的社会阅读者加入了阅读行列，或赞同或反对地加以讨论。社会阅读者的角色复杂，以及数量的不断增加，意味着本文前面提到的说理方式、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的“多样化”和“地方性”的进一步的加入，尽管，在这种“多样化”和“地方性”不断加入的同时，也在出现着新的特定群体、场合、时间的“没有争议”或者“一致意见”。[36]因此，不仅从更大范围而且从动态角度来说，我们都能而且更能发现人们不经意使用的“没有争议”及“一致意见”等陈述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的。
也是因为这个理由，本文所主张的“不应充分论证”，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否定特定群体、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的“没有争议”或者“一致意见”所呈现的经验事实，而是直指经由潜在变动而带来的可能的“对立意见”，同时提醒对前一经验事实保持必要的清晰认识。谁能否定本文多次提到的“多样化”和“地方性”在动态的社会中完全可能带来新的“疑问招惹”、“话语纷争”？[37]
第二，即使针对特定群体、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没有争议”或者“一致意见”，我们也是可以追究其中一个问题的。在我看来，没有争议，主要是因为原有争议据以作为自身基础的说理方法、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可以出现几方之间的暂时“融合”，[38]准确来说是特定主体、时间、场合、条件中的几方“融合”，而这种“融合”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一方在说理方法、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上运用自己的“知识相对丰富”，得以暂时战胜对方的“知识相对有限”，从而实现暂时“说服”对方或使对方暂时“失去”论辩能力。这是“没有争议”这一过程发生的基本机制。
显然，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首先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知识相对丰富”暂时战胜“知识相对有限”，其所解决的问题是理解上的“是否很有道理”，而不是纯粹的法律事实问题以及纯粹的法律规定问题的“多少”，所以，其无法像连续不断地确定具体事实一样，更为准确来说像“1+1=2所以2+2=4是必然的”一样，给予人们以确定不移的认定信息，从而不断增加无法抗拒的接受份量。就此而言，暂时“说服”以及使对方暂时“失去”论辩能力，其所带来的暂时“融合”没有并且也不可能直接增加“科学、实证、逻辑”意义上的法律理解。我们再回到裁定书。在阅读这份裁定书的过程中，我们接受二审法院的R37、R38（假定接受），和我们接受二审法院的R35，是不同的。前者没有增加我们的“科学、实证、逻辑”意义上的法律理解，后者则增加了。通过前者，我们只是发觉自己被带到了一个思路上，发觉“比较可信”，从而比较相信一个看法：因为民事诉讼中一方败诉后采取极端行为是极为罕见的，而且因为流露极端行为情绪和倾向才有可能使人预见，所以，民事诉讼中应当预见极端行为是有基本前提的。与此相异，通过后者也即R35，我们确凿无疑地知道了根据最高法院以及相关的具体法律规定，如果在判决之后出现了新的证据从而使判决与事实不符，那么该判决不属错案。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很有道理”或者“充分”所带来的“没有争议”，不是牢固结实的，而是软性易变的，其和运用明确法律规定（包括法律原理）和一般形式逻辑所带来的“没有争议”，不可同日而语。
接着我们可以发现，“知识相对”这一概念，也许正是我们理解“没有争议”或者“一致意见”何以是在特定群体、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关键概念。换言之，因为在说理方法、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上，“知识相对丰富”或者“知识相对有限”必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乃至才能谈论特定群体、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出现的 “没有争议”或者“一致意见”。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我们看到一个特定情形下的“一致意见”、“没有争议”，发现这是“令人欣慰”的，对于一个当下具有争议的案件，我们也是无法断定“使得法律论证充分”在将来其作用对此案件究竟是保持争议，还是催生争议，还是消除争议。对本文提到的裁定书中的法律论证，当下就是有争议的，而问题的重要同时在于，我们怎能依据过去可能出现过的特定情形中的“没有争议”，来断定这份裁定书引发的法律论证“充分”注定可以消除争议？因此，探讨“一致意见”以及“没有争议”的机制，探讨法律论证是否应当充分，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未来时态的理解问题。只要社会存在着说理方式、经验常识、法理认识的“多样化”和“地方性”，那么，并不存在一种逻辑可以证明：过去具有的“一致意见”或者“没有争议”，在将来完全可以带来没有争议的皆大欢喜；也不存在一种逻辑可以证明：过去较多的“一致意见”或者“没有争议”（假定其的确较多），将来可以带来较多的“一致意见”或者“没有争议”，而非相反，亦即更多的意见纷争。何况，它们本身无一不是处在特定情形之中的。
概括来说，通过“‘很有道理’或者‘充分’的法律论证有时实现了没有争议”这一经验，来设想并主张推进法律论证的充分，也许不是恰当的思路。[39]
七
除了上节提到的基本困难，本文必须面对另外一个基本困难：纵然说理方式、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的使用，并不一定终结人们可能产生的争议，但是，它们至少可以表明法院裁判的正当性，表明法院裁判是理性的、有根有据的。[40]这意味着，这种争论的开放不会削弱反会增加法院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41]这是强烈支持法律论证应当充分的关键理由之二。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其一，通过“充分”的努力，能否表明法院的法律论证是理性的？其二，法院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与这种“充分”努力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
先论其一。我不否认，通过所谓充分的法律论证，有时的确可以使人认为“法院裁判是理性的”、“是有根有据的”，而且“还是具有正当性的”。在有些情况下，充分的陈述裁判理由，的确为法院赢得了“并非任意”、“并非专断”、“理性审理”直至“司法公正”的赞誉。[42]但是，表现法院裁判是理性的、有根有据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法院在不断努力“充分”的过程中的确表现了难以指摘的“道理呈现”，至少是暂时的难以质疑的“道理呈现”。众所周知，仅仅讲出某些道理，仅仅说明某些根由，仅仅陈述某些理据，并不足以让一种法律论证变成通常理解的“理性”或者“有根有据”。如果这些通过法律论证体现出来的道理、根由、依据遭遇了有力的反驳，或者，更为严重的是，经过反驳，人们认为反驳表达出来的道理、根由、依据才是“真正的”或者“可以接受”的，或者至少是“比较可以接受”的，那么，谁会认为曾经阐述出来而又遭遇反驳的道理、根由、依据是理性的、有根有据的？这意味着，准确来说，当人们提到法院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要求法院裁判的理性和有根有据的时候，人们不仅在希望法院应当讲出一些道理、根由、依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希望这些内容是无法辩驳的、不可动摇的。于是，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法院裁判能否通过这种“充分”的努力，实现无法辩驳、不可动摇。在我看来，并且通过前面几节的分析已经表明，这种“充分”的努力至少时常是颇为难以实现这一“理想”的，虽然不能认为毫无可能。
因此，可以指出，通过“充分”的努力，时常难以表明法院的法律论证是理性的。[43]
此外，我们还需小心翼翼地分辨这种“理性”以及“有根有据”其在法律语境中的性质。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发现，类似本文讨论的裁定书中的“说理方式”、“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其带有对话意识、说服一方的策略，甚至带有“化解对立”的积极预期[44].这种对话意识、说服一方的策略，以及 “化解对立”的积极预期，就一般社会政治生活意义而言是极为宝贵的也是应该竭力发扬的。但是，这不是我们将其推入司法领域尤其是法院裁判理由生产机制的一个理由。[45]因为，所有这些意识、策略和预期，其所体现的理性是种“政治理性”，在法律语境中更准确地来讲是种“立法理性”。在政治领域中，在立法过程中，我们必须具有起码民主的对话意识、相互说服的设想，以及“化解对立”的宽容愿望。这是现代政治生活以及立法运作的基本要求，毕竟，社会时常没有确定不移的唯一正确的公共理想。与此不同，司法固然是在解决纠纷争议，然而司法终究不是解决政治立法问题。司法至少不应是对话、相互说服、希望化解对立的过程，而是依法裁判的过程。司法是在依据某个标准（至少理想上是如此）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尽管对此标准人们可能有时具有不同的理解甚至相反的理解直至发生争议。[46]这是司法的特性所在。因此，司法也就需要有别于政治理性或者立法理性的某种理性。我们再看本文提到的裁定书，其中R30，尤其是我们反复提到的R22后半部分、R37和R38的理性探讨。通过这些“理性探讨”，我们可以发现，二审法院是在运用对话技术、说服修辞、克服对立等策略并且是在无形之中建构新的标准，这是运用政治理性或说立法理性的明显表现。我们暂且不说是否应当允许司法活动运用立法理性方式去解决案件纠纷，[47]我们起码可以认为，这种“理性”的司法活动是种错位的理性表达，其不大符合司法运作的基本目标。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司法运用的理性应当是符合司法目的的自恰理性，也即司法理性。[48]其与相互印照的“有根有据”应当是司法的“有根有据”，而不是政治、立法的“有根有据”。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在对话、说服、化解对立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知识相对丰富”驯服“知识相对有限”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没有增加确定法律信息从而逐步令人确凿无疑”的问题。司法是不应当这样展开的。
在这个意义上，即使认为通过“充分”的努力可以表明法院裁判的理性，这种理性，依然是可疑的甚至不是我们期待的标准意义上的司法理性。
再论其二：法院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与这种“充分”的努力，其相互关系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中国当代相当一部分主张法院应当充分说明自己裁判理由的学术文本，都在提到英语国家重要法官的“充分”法律论证写作，并且时常有意或者无意地以其作为中国制度变革的蓝本模式，尽管，这些学术文本时常也提示了司法制度的基本区别。[49]在我看来，在观察英语国家的法官法律论证写作的时候，尤其是在“这种充分判决是否带来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问题上，人们有时带有了部分的浪漫想象，也即仿佛这些国家的法官“充分”的法律论证写作与 “法院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有着某种内在联系，[50]因而在中国实现“法律论证充分”是可以带来同样效果的。
实际上，这些国家的法官“充分”的法律论证与“法院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的联系，并非像人们想象得那样联系紧密或者那么乐观。相反，我们倒是可以轻松地发现，在英语国家，一份“颇为充分”的裁判文书出现后引起人们争议是司空见惯的。旁观者经常看到的恐怕不是“一致推崇”，而是“不断讨论”，或赞同或反对。而所有这些 “不断讨论”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法院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甚至法院的“公正形象”。关于“负面影响”这点，我们可以注意为什么在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经由法律推论从而对法院裁判正当性提出深度怀疑的现实主义法学理论、批判法学理论和狭义的后现代法学理论，首先得以产生，并且迅速蔓延；[51]以及在这些国家以律师作为标志的法律专业人士最为关心论辩修辞、对立判例、胜诉技巧，从而时常“漠视”法院可能作出的公正裁判这种行业现象竟然如此普遍；[52] 以及在这些国家关于法庭辩论、展示律师技艺、暗示法律推论的重要，从而批判法院裁判正当性的大众文化运作，比起大陆国家而言可说大行其道。[53]此外，我们可以注意英语国家的“繁荣”的法学学术生产，尤其是美国的。在美国的法学学术文本当然包括一般媒体表现出来的文本中，人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对复杂裁判论说的不断争论，出现了许多对法院的批评。其实，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也即英语国家针对法院裁判所从事的法学学术生产，时常多于大陆国家。其中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是有一点则是可以加以分析的。这点就是英语国家的法学学术生产时常瞄向了“裁判论说”。我们可以注意许多英语法学学术著作，时常研究讨论法院的裁判论说，从中引出法律理论的研究。[54]一个较为典型的辅的例子说明，就是英语国家的法学教材时常备有大量的司法实践裁判论说的举要及分析。应当认为，针对法院裁判的学术生产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其一是裁判结果，其二是裁判论说。裁判结果自然可以成为学术生产的一个刺激来源，而且学术生产者可以从多重角度对其展开分析研究，这也是大陆国家法学学术生产所从事的一个重要工作。但是，对裁判结果和裁判论说进行双重研究，显然不同于仅仅对裁判结果作出研究。“两个对象”和“一个对象”的区别不是决定性的，然而肯定是重要的。深入来说，裁判论说特别是“充分”的裁判论说更为涉及或者直接涉及说理、常识、法理，所以，其为法学学术生产提供了更为广阔更为直接的刺激需求，因为，学术生产常与“推论”有着天然关联。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英语国家的相关法学学术生产多于大陆国家。当然，法学学术生产的多少并不必然说明法院裁判社会认同的问题，因为，社会公众可以而且的确时常不去理会法学学术生产。然而，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因为，如后面将要提到的，一般社会听众是有可能从对裁判结果的关注转入对裁判论说的关注的。于是，源于争议案件的裁判论说其所引发的法学学术生产的复杂，通过媒体传播方式以及法律教育方式，总会渗入社会意见的生产，使其变得较为复杂，从而较为可能影响裁判结果的社会认同。进而言之，针对法院裁判论说而出现的学术生产的多少，其可以从侧面说明裁判论说的“充分”对法院裁判社会认同的完全可能出现的反向刺激。另外可以作为补充说明的是，在其他许多国家尤其欧洲大陆国家，并不“充分”的裁判文书反倒时常同样可以获得法院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而且，那里人们对法院裁判的反应一般来说是比较平静的，除了一些极个别的情况。[55]
所有这些现象的原因，也许正是在于，在开始阶段，广义的社会听众通常更为直接关注裁判结果，对裁判论说通常并不在意，然而，当案件本身就已进入争议视线，尤其是当这些听众开始进入争议的时候，对裁判结果的关注就容易（起码较为容易）慢慢转入对裁判论说的关注，于是，在这里也是在这时，与其说社会听众更为关注裁判结果，不如说社会听众更为关注裁判论说，一定要对裁判论说提出若干个“何以如此”的质问，从而当法院提出裁判论说并且面对多样化、地方性的质疑而乏力自圆其说的时候，社会听众也就容易出现对法院裁判的怀疑甚至不予理解。这里的转化时常是自然而然的。就此来说，法院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的缘由是复杂的，同时，“充分”的法律论证和社会认同的背离关系比起两者之间所产生的合谋关系，可能是更易出现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参考外国裁判理由“充分”的意义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深入地理解判决理由“充分”的内在结构之中可能包含着我们并不希望的某种负面机制。这种负面机制是具有共性的。
其次，认为裁判论说充分与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同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有时和人们认为“思考理性”与公正有着内在关联，是相互联系的。人们容易认为，越是增加“思考理性”，越是容易实现公正或者达成公正共识。而公正实现了，或者公正共识出现了，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同也就自然而然的不是问题了。[56]但是，尽管我们可以假定甚至认定公正实现和公正共识的出现，是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同的一个基本条件，然而，实现公正和公正共识的出现，显然并不一定是“思考理性”运作的结果，有时也许与“思考理性”是根本无关的，更为极端者，有时甚至越是增加“思考理性”，越有可能无法实现公正，越有可能引发“公正共识”的分裂，至少，“思考理性”的增加既有可能引发“公正共识”的实现也有可能引发“公正共识”的缺席。经验有时说明，一些公正的实现以及公正共识的出现，是历史变迁的自然产物、人们直觉的产物、人们妥协的产物，甚至是人们斗争的产物。更何况“何为思考理性”其本身也是可以争的，“何为公正”以及“何为公正共识”其本身又是可以争论的。在法律语境中，诉讼以及司法审判制度的普遍存在，已经反向说明了利益纷争总是普遍存在的，[57]而利益纷争的普遍存在足以说明社会理解的多样性和地方性是普遍的，而所有这些，又从根基上动摇着“思考理性和公正”的可能勾连。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至少认为“思考理性”不是容易而是较为可能不易走向公正。在法律语境中，实现公正以及公正共识的达成，也许更为依赖“思考理性”之外的其他种类的实用智识资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与其对“充分”的法律论证激起振奋的期待，不如对其保持慎重的对待。“充分”的裁判论说的解放，可能是较为容易削弱对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同的，至少是不易增加对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同的。
八
内容提要: 本条规定了批准（登记）生效合同“成立后生效前”的“申请”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所生的责任，可作为请求权核心规范，与其他条文一起完成请求权规范链条，为此应在体系之中，按民法规范“要件—效果”的理念予以构造。在法教义学体系上，应重新审视本条与预约、条件、同意（追认）及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关系。在适用范围上，一要注意基础行为与履行行为的区分，二要注意基础行为自身与前置行为的区分。在申请义务上，应作扩张解释，并灵活把握其主体及属性。在效果上，应综合考量批准要求之法规目的、信赖保护、机会损失等各种因素，妥当选择实际履行和损害赔偿等救济方式，厘定复杂的规范层次。尤须避免（违约责任进路下）缔约强制过于猛烈的影响。
引言：一道法教义学难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文简称“《解释（二）》”）第8条规定了批准或登记生效合同下申请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所生的责任。这是继《合同法》第44条第2款和对该款作出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文简称“《解释（一）》”）第9条之后，[1]对批准（登记）生效合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2]
《解释（二）》第8条（下文时或径称“本条”）选取的“合同成立后生效前”是个微妙的区间。合同成立、生效二分的做法源自德国法，后为日本及我国所取法。就此二分有否实益，晚近颇多争议。[3]本条为观察这一二分格局提供了难得的样本，它足可显示，至少在批准生效合同上，二分无论有否实益都已是给定的事实。在直观的层面上，二分做法使合同作为“生命历程”被划为三段：成立前、成立后生效前、生效后。成立前以保护缔约自由为主，符合特别要件时始有缔约过失责任发生；生效后则恒以“有约必守”为优先，一旦违反即生违约责任，仅在消费者撤销权、试用买卖选择权（《合同法》第171条）等极为罕见的情形下存在例外。其中前者（即成立前缔约阶段）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直接体现在：何时发生缔约过失责任、责任发生后究竟赔偿到何等范围等基本问题都莫衷一是。而本条选取的合同成立后生效前这一区间，涉及的问题更加复杂。
首先在责任构成上更加复杂。此时合同虽仍处于效力未定阶段，但又具备了在先效力，可依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出大量“法定的”义务关系。此外当事人自己的约定，除了那些须待批准的以外，也可能已是有效的“意定”义务的来源，义务来源如此多样，责任构成自然复杂。其次，在责任范围的确定上也较为复杂。本条援引缔约过失，在比较法例上既有支持也有反对，[4]从《合同法》第42条的文义看似勉强可行。[5]但是本条所给出的救济方式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似非缔约过失责任所可囊括，它对于损害赔偿有何影响亦为“信赖利益”说所不能回答。
不过这还很难说就是《解释（二）》第8条的“短处”，因为即便是在德国法上，[6]理论通说、判例和权威学者的个人意见也出入极大。比如弗卢梅就此问题批评德国的理论和判例说：
按照理论和判例，一般来说，如果合同当事人阻碍了批准或者没有为批准的做出尽到努力，仅发生基于缔约过失或者《德国民法典》（下文简称“德民”）第826条的请求权。实际上在此情形却存在基于合同的请求权。尽管合同约定就其生效须有批准，合同当事人有关促成批准的义务却并不系于须批准始生效的约定。此类义务可独立地约定，它也理所当然地因须批准合同之缔结而生成，该合同就此等义务来说早在那些须批准的约定受到批准之前就已生效了。故而在须批准的合同之上当事人有此义务，不得阻碍批准或致其延误；当一方的配合为促成批准所必需时，对方取得有关必要协作的履行请求权。[7]
缔约过失抑或违约责任？这段话里交代了严重分歧。且即便是在弗氏的语境里，是否所有申请义务都可以强制履行，以及实际履行之外的损害赔偿究竟以何为限，也是语焉不详的。于是一些德国法院仍旧宣称，在此情形“仅能考虑消极利益赔偿请求”。[8]
这是一道德国法也未解决的法教义学难题：在此区间生活样态的缔约过程过于复杂，以至于在制度样态的缔约法中难以“对号入座”。这道难题还“化身为”多层次多角度的矛盾：在缔约行为的层面，它体现为究竟是将“成立后生效前”与“成立前”一起把握还是与“生效后”一起把握；在当事人义务的层面，它体现为究竟是定位于“附随义务”还是定位于“（从）给付义务”；在责任形态的层面，它体现为究竟是缔约过失责任还是违约责任；在救济方式的层面，它体现为究竟是允许实际履行还是仅允许损害赔偿；在赔偿范围的层面，它又体现为究竟是信赖利益还是延及于履行利益。如果以一根长度有限（体系的限度）的绳子来隐喻因应实务的概念体系，那么在这根绳子上原本以清晰的线性秩序安排了“合同生效一违约一违约责任”这样的环节（后来又依样产生了不那么清晰的“合同成立前一缔约过失一信赖利益”），每一个环节界定分明，大珠小珠穿成一串，显得十分妥帖。现在因合同生效有了个障碍，各个环节陡然生变，诸多概念纷纷登场，大珠小珠挤作一处。此时如果还要追求概念法学的理想状态，就每个环节问个明白，把整条绳子彻底捋直，结果恐怕不是重还清晰秩序，而是分崩离析，散落一地。
那种为追求体系反而崩坏体系的做法是要避免的。避免之道在于容忍概念之间不可避免的模糊，承认每个环节确实有多个选项。为了从中选择一项（如果干脆不选则是主动放弃了体系这条“绳子”），一方面应该重新审视相关制度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朝向事实，将生活样态的缔约关系通过“法律构想”，[9]纳入协调之后的制度体系，在价值评价的指导下实现“相同事实相同处理，不同事实不同处理”。其最终取向可能仍保持着缔约过失的弹性，但又汲取了违约责任的评价因子。以上两方面工作贯穿全篇，例如下文“与邻近制度的关系”即专注于前者，但是后一方面的“法律构想”也如影随形。
一、与邻近制度的关系
在法律继受的过程中，后发法域容易被动地接受母法的制度体系，而不问制度界别之“所以然”。这本来也是法教义学的一项优点：借助制度体系储藏价值，降低法律决策成本，避免时时事事从零开始工作。[10]但是，当面对的是批准生效合同这种“难题”时，上述“优点”即难谓优点，反会助长思维的惰性。此时打破惰性，探本溯源，理清临近制度在法学评价上的关系，也便成了解决“难题”的出路。[11]这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下文考察“适用范围”和“注释难点”的理论先导。
（一）与预约的关系
《解释（二）》第8条所称合同是已经成立的合同，只是其生效系于未来的批准而已，似与预约无涉。但这只是最初的印象。依通说，预约之所以既非时时必须却又有其重要性，就是因为当事人之间常常存在某些障碍不能当即缔结生效合同，却又须保持约束力以留待最终实施合同行为，这些“障碍”往往就是尚未获取的机关或其他第三人的批准 。[12]所以批准生效合同是预约的多发领域。这一观点晚近受到批评，批评者称，附条件合同或单方选择权合同等构造模式比预约构造更为可取。[13]该批判说能否撼动通说暂且毋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对通说的批判，也在印证：面对同一生活样态的缔约事实，是承认预约还是承认须批准的本约或是别的什么，往往是“构想”的结果。[14]这种模糊性显然将导致预约制度与批准生效合同制度互有强烈的影响。
首先，预约制度对合同形式要求的态度可能影响批准生效合同。[15]预约原则上不受本约形式要求的限制，仅在以下情形有所不同：该法定形式并非仅为加强证据，而有警示功能以防当事人仓促接受约束，此时预约才适用其形式要求。[16]所以，出口技术合同虽根据《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应制成书面，但是在达成合意未订立书面时，其预约即未必不能执行。这显然会促使当事人在“预约”和待批准生效之“本约”间摇摆。其次，针对本约的批准要求，预约同样被认为原则上不受限制。[17]所以在颇有影响的“仲崇清诉金轩大邸公司案”中，[18]双方之间商铺订购协议若被认定为房屋预售合同之本约，则将如被告（卖方）所愿，因未经预售批准而无效；但是相反，法院却认定了预约的独立存在，其效力即不受批准程序的影响。由上可知，合同形式和批准要件对效力的影响无疑会成为当事人选择预约或本约的进路时重要的考量，但这还不是唯有的两种考量。其第三大考量是预约与本约在合同确定性要求上的不同，尽管就预约的确定性在比较法的理论和判决上多有反复，[19]但可以肯定，在具体事实面前，构成预约的确定性要求毕竟会较低一些。而其第四大考量，则是预约“违约”救济方式及其赔偿范围与批准前“缔约过失”之间的区别，因为二者都不甚确定，[20]所以这一考量更为复杂。
这些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上的重要考量就像请求权竞合那样，会给当事人“趋利避害”提供广阔空间，但是这并非典型意义上的请求权竞合，因为“预约与本约相区别是首先应该坚持的”，[21]一旦通过“法律构想”承认了其中之一就不能如自由竞合那样任由当事人选择。它是“前竞合”的“区分”，是法制对待竞合问题惯用的第一步—区分原则的体现。不过，请求权竞合那种因法律技术设计而翻云覆雨的弊端在这里一点不缺，故而在法学评价的层面上，应该看到预约与批准前合同均属于缔约过程中动态的约束，具有意定缔约强制的色彩。应在诸多方面强调“相同事实作相同处理”的可比性，并在区分之后像竞合理论中请求权相互影响说那样，汲取被排除制度中合理的评价因子，以尽可能缩小择取进路时“投机”的空间。
（二）与条件的关系
本条所涉合同的效力系于批准，附有法定生效条件。法定条件是非真正条件，[22]不能直接适用有关条件的规定。不过这些区别并不影响条件制度在本文主题下的借鉴意义，因为批准生效和真正的生效条件都带来了一个效力不稳定的状态，其间合同当事人都负有忠实、审慎行事的义务，而权利人则拥有一项期待权。由于各批准要求意旨迥异，各自的特殊规定又多简略，民法对“真正条件”提供的成熟制度以及围绕这些制度的外围理论，在“相同事实相同处理，不同事实不同处理”原则的指导下，更加凸显了比照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作用方式既不是“直接适用”，也不是“类推适用”，而只是评价时的征引。[23]申言之，有些情况下，批准要件有任意条件（Potestativbedingung）的色彩，[24]此时尽管是法定的批准要求，但是也以意愿权利人的选择自由为优先，[25]而起到为当事人提供犹豫庇护机制的作用；在另一些情况下，一旦依约申请，批准即为必然，而且依规范目的此一批准要求也无意给批准义务人以特殊保护，此时若因批准义务人阻挠而未获批准，虽然因批准要件法定而不可直接适用《合同法》第45条第2款前段（相当于德民第162条）的规定，直接视为条件成就而要求实际履行，但是在损害赔偿方面参照履行利益之违约责任，以达到这种将阻碍条件和条件成就等同（Gleichset-zung）对待的效果，[26]似属合理。
例如公司并购中涉及国有资产时须经国资管理部门决定、人民政府批准（《企业国有资产法》第53条），其中前者应与公司合并由公司股东会表决决定（《公司法》第38、100条）相近，是合同成立的要件，而后者则是以政府批准为生效要件的显例，鉴于在国资保值增值方面，政府的批准和国资部门决定其实是同质的，所以此时该批准要件有“任意条件的色彩”。[27]再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让方式流转的须经发包方同意（《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1款），这也是以批准为合同生效要件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3条前句），但是此处的批准要件对申请义务的影响更为复杂。一般情形下只要承包方提出申请即可获得批准，即使发包方沉默也将视为批准（前述解释第13条后句），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批准程序是无益的，“应不断弱化直至消失”。[28]相应地就申请人的责任来说，似乎也就符合上述后一种情形—既然一申请即批准，那么违反申请“义务”即须赔偿履行利益。这种见解深值怀疑，因为出让人一申请就必获批准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在另一方面，如果把这一批准程序放入乡村人情社会的场景里，我们可能体会到，它在农民失地之前提供了一个犹豫庇护机制：如果该农民毅然决然地非要转让承包权，村民集体只能同意，但当他通过申请行为向熟人社会公开此事时，就有了反思余地，也许有人出更好的价格，也许对自己的“脱产”更为慎重，总之只要犹豫了，就可以借助批准程序从交易中解脱。鉴此笔者认为，这一批准要件也应被视为“任意条件”，更应考虑农民的犹豫庇护，选择自由，而不宜依概念径直适用本条追究责任。
（三）与同意、追认的关系
我国现行法没有体现出批准生效制度与《合同法》第47、48、51条规定的追认制度之间的关系来。德国法对私法同意和公法机关批准也有区分，但仅影响批准行为本身的程序和效力，即后者是国家行为（所谓私法形成性行政行为，privatrechtsgestaltende Verwaltungsakte），其效力专门依公法程序法而定，不能直接适用德民第182至184条有关同意的一般性规定。[29]但是，须机关批准和须私法性同意的法律行为从行为成立至最终确定批准为止，都存在效力未定状态，在此未定状态各行为当事人之间也都具有类似的权利义务关系。[30]所以德国法统一把握公法、私法上法律行为实施前的允许（Einwilligung）、实施后的追认（Genehmigung），通称为须同意的（genehmigungsbedurftig）法律行为。[31]《解释（二）》第8条所关注者正是这个未定状态以及其间的义务违反，似应借鉴德国法的上述做法以统一把握须公法批准和私法同意的法律行为。这么做的好处是，促进本条和《合同法》等有关私法同意（追认）规定之间的“交流”，扩张适用范围；另外，在一些既涉及私法同意又涉及公法批准的复杂交易场合，籍此充分考虑同意与批准的可比性，不致出现评价上的体系违反。
（四）与强制性规定的关系
当法律规定批准要件时，经常不只是为法律行为设置了一个生效要件，也是提出了强行的要求，而在必要时可施与惩罚。[32]所以在德国法上，违反禁止性规定实施未批准法律行为，将要面对德民第134条的适用问题。[33]于是施陶丁格评注就在该134条项下以第八章全章的篇幅专论“须批准的法律行为”[34]可见须批准行为与强制性规定的密切联系。《解释（二）》第8条将批准规定限定于“法律、行政法规”，与《合同法》第52条5项（与德民第134条相类）保持一致，也显示了参与制定的法官对二者之间的联系有所体察。
但是这种联系本身是不可靠的。所以，施陶丁格评注又颇为矛盾地进一步申说：不管是未批准的单方行为之无效还是双方行为之效力待定，都不是因为德民第134条，而是基于具体规定的批准必要性之意旨。[35]若合同当事人尽管明知机关批准的必要性，却事先企图不经批准而实施合同，则该合同不是效力未定，而是无效，不过无效的根据是德民第138条1款有关善良风俗的规定，而并非由于违反了强制性规定（德民第134条）。[36]
德国法上的这些矛盾叙述显示出，德民第134条在批准生效合同下直接适用的功能十分有限。这是“强制性规定”自身局限所决定的。例如德民第134条之前段就已主动将适用范围限于“法律无其他规定时”，这一限制反而取代该条本身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37]而即便是那些“法律无其他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当然适用该第134条，最终还得取决于具体禁令的意旨。[38]
但是有关条文的这些局限并不影响它们对本文主题的重要性。相反，认识到这种联系以及“强制性规定”在其中的局限性，对于理解须批准行为至少有两大作用。其一，不汲汲于在法条中寻找“批准”字样，而从强制性规定的性质入手，考察其运作时是否存在机关同意或追认的环节，从而界定出《解释（二）》第8条适用的确切范围。其二，本条的适用与合同效力直接相关，既然违反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是丰富多样的，[39]常须从规范目的入手判断，那么本条的适用也要以认清有关批准的规定之规范目的为前提。这些思想对下文“适用范围”的考察有深刻影响。
二、适用范围
（一）在批准和登记之间
根据本条的文义，其适用范围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虽然提出批准或登记要求的规定较多，但是直接在文义上将合同生效系于批准或登记的并不多见。征诸条文，大概只有《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16条这些极少数条文符合要求。如果严格遵照文义，那么本条的适用范围是十分狭窄的。
《解释（一）》第9条也关注到上述适用范围狭窄的问题，对于《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的文义射程有所扩张：将“应当办理批准手续”和“办理批准手续才生效”的规定一体把握。不过在登记方面，仍坚持只有在条文文义将合同效力直接系于登记手续时，才因未登记而否定合同效力。这种做法有务实的一面，法律和行政法规对批准和登记的运用的确大不相同，批准的要求往往意味着公权力主张对某一法律行为本身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登记的要求要么只是主管机关备案的需要（如《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17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4条），要么只是合同履行的必然结果（例如物权变动登记或者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其实都已经超出了合同本身，自然也不应影响对合同效力的评价。
随着我国民法学成功区分了合同与基于合同的物权变动，[40]登记确实已很少影响合同效力，甚至连租赁这种法律明定须登记的合同，也实现了生效和登记的切割（《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但是有一类针对物权变动的合同却偶然地将生效和登记绑定在一起，那就是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如上所述，划拨土地使用权变动本应经批准合同才生效的，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司法解释（法发[2004]11号文）的规定，若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已经登记，即可认定其为经过批准。这样将批准和登记合二为一之后，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就由批准生效转化为登记生效，在登记之前，若抵押人拒绝登记，不能像一般抵押合同那样诉请实际履行，而应结合《物权法》第15条前段的规定适用《解释（二）》第8条。
以上是适用于登记的罕见例子，更多的则是批准要求。但是在批准要求方面，《解释（一）》第9条将“应当办理批准手续”和“办理批准手续才生效”一体把握的做法仍要商榷。原因已见第一部分第二节与强制性规定的关系部分：违反具体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影响合同效力以及因此而导致《解释（二）》第8条意义上的“缔约过失责任”，应以该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判断为前提。
此外，要求批准或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其实也很少直接着眼于“合同”，假如严格遵照《解释（一）》第9条的文义，本条的适用范围仍是极为有限的。参与制定本司法解释的法官在论及适用范围时称，“需要批准或者登记始生效的合同，多数涉及国家对某一行业的特殊管理要求”[41]但恰恰是这些行业准入型的规定，往往并不聚焦于某个合同，而是直指行业“门槛”本身，例如从事券商业务、黄金业务、彩票业务等等。
可见，这些批准要求作为强制性规定，与合同效力以及后续的“缔约过失”问题究竟有何关联，尚需进一步探讨。在这方面，德国的做法颇多启示。
（二）德国法的启示
在德国民法和经济法中，存在大量有关合同的批准要求。[42]面对繁杂的批准规定，囫囵吞枣无法把握，必须依归于实益作必要的区分。若一合同需要批准，德国法上基本的区分为：是其基础行为（Grundgeschaft）还是履行行为（Erfullungsgeschaft）须批准。[43]如果是基础行为须批准，则在批准作出前合同尚未生效。只要还未作出批准，任何当事人就都无义务给付，于是当事人也就不可能陷于迟延。尽管如此，基于这一尚未生效合同仍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德民第242条）使当事人负有义务（德民第311条2款、241条2款）。[44]违反此等义务将会催生依缔约过失而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45]反之，当只是履行行为需要批准时，作为基础的合同首先是有效的。其特殊性在于，履行面临了给付障碍，该障碍原则上并不同于最终的履行不能。给付义务虽未届期，但也不会阻碍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59条对义务人作出判决，只是必须表明在批准作出以后方可执行判决。[46]在批准被确定拒绝时，以上两种须批准合同的法律后果也各不相同，一为合同无效，一为嗣后不能。[47]
这是德国法对须批准行为的基本的划分。此外，在须批准的基础行为方面还区分两种情况：其一，批准乃某一具体法律行为自身之生效要件；其二，缺乏“前置”批准时法律禁止的法律行为。[48]前者如须批准的外汇业务或卡特尔行为；后者则以营业许可为典型。[49]
德国法这两个层次的划分有相同的实益追求，即借此把握批准对行为效力的影响，区分批准前不同的权利义务状态。[50]例如在具体法律行为自身须批准的情形，若是单方行为（例如解除或中止）原则上无批准即无效；若是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则效力未定。而在“前置”批准的情形，欠缺批准时后续合同的效力即取决于被违反法律规定的保护目的，从而又将批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与强行性规定的影响联系了起来。
所以德国法上述分类经验的说服力，不在于路径依赖，而在于区分的“实益”。
（三）我国现行法的再整理
我国现行法下有关批准的规定也很庞杂，为求把握，可借鉴上述德国法学上的分类方法，但还应考虑我国的实际。
1.履行行为须批准者
如前所述，行业准入型的规定，例如从事券商业务、黄金业务、彩票业务等等所需的批准，对于为从事这些行业而合股设立企业的投资合同来说，似应属履行行为须批准的情况。申言之，企业的设立行为固然必须经历批准、登记方始有效（《公司法》第6条第2款），但是相关的合同（即发起人协议等），其意义原就在于为成立中公司（企业）提供合同基础，自无待批准、设立才生效。若批准被确定地拒绝时；或批准不再可能获取时；或其作出已绝无可能时，则该须批准的履行行为确定的嗣后不能。当义务人对批准拒绝负有责任时，即应承担不履行之违约责任。[51]如果在发起人协议中约定了由某方承担申请批准、登记义务，在该方违反时，就是典型的违约，而不必适用缔约过失的规定。所以行业准入如是针对企业设立行为的话，几乎没有本条的适用余地。
但是中外合资、合作合同因批准要求所受的影响却大不相同，虽然所有这些批准要求均同为针对企业设立而设。根据《中外合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企业法》的规定，合资合同和合作合同均须批准方可生效。一般而言，发起人协议在公司成立之后即已完成使命，而为章程所取代，但是在前公司法时代出台的《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却十分重视“合同”，其生命可贯穿于公司设立、存续乃至清算后责任，与公司章程适成双轨。[52]这是企业设立批准制度影响及于发起人合同效力的一种特例。在此情况下，可有《解释（二）》第8条的适用余地。
2．基础行为须批准者
基础行为须批准者又可分为行为本身以批准为生效要件者和有“前置的”批准要求者。
（1）行为本身以批准为生效要件者
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前面已征引的《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的技术进口合同。其他如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合同（《企业国有资产法》第53条）、经营者集中协议（《反垄断法》第20、21、23条）、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0条）也与此相类似。有时候批准被要求在合同成立之前获得，例如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似要求批准前置，但这并非下文要阐述的“前置的批准要求”，因为此处须批准者即为合同本身--若无确定的合同条件，有关承包的“同意”或“审批”又从何谈起？并无“前置的批准要求”下那种独立于合同之外的批准（尽管该批准也可能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而似“追认”）。另如前引《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也关注到这个问题。根据该条例第13条，技术进口的一般程序是先提申请，经批准获得进口许可意向书后方可订立进口合同，再将该合同提交第二次审批，批准后合同生效。但是该条例也留意到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多次批准实无意义，所以在第15条规定，申请人可以在第一次申请时一并提交已经签订的技术进口合同副本，由审批机关对申请及其技术进口合同的真实性一并进行审查，作出终极决定。
上列这些类型的合同均以批准为生效要件，是本条适用的典型情形。
（2）“前置的”批准要求
这类批准规定如德国法一样广泛地存在于营业许可中，例如前面所举的券商业务、黄金业务、彩票业务等等。其他如商品房预售许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5条第1款第4项）、融资融券服务（《证券法》第142条）、农用地转用审批（《土地管理法》第44、45条）、土地使用权出让前的规划许可（《城乡规划法》第38、39条）等等皆是。
就此首先需要阐明的是，营业许可具有双向的影响：一方面它对合股从事相关营业的投资合同来说仅影响合同的“履行行为”；另一方面对于后续交易也可能直接影响交易行为的效力，譬如获得许可以前擅自从事营业而与他人订立的有关彩票合同。
其次，这类批准对后续交易行为效力的影响依具体规定目的的不同而不同，本条能否适用也就不可一概而论，这在确定本条适用范围方面是最为复杂的一环，须具体判断。例如在德国法上，大量银行业务需要联邦监督机构的批准，未取得这一批准的银行业务应依法被禁止和处罚。[53]可是如果与一家银行订立了借贷合同，而因该银行未依法取得批准而违禁，这个合同却既非依德民第134条无效，也非效力未定或者单方面无效，而是一个完整有效的合同，借款人可以保留借款且须支付约定的利息。反之，存款合同则只具有有限效力，特别是已支付存款的顾客可无视到期约定而即时提款。[54]这是考察具体规范保护目的而得出的正确结论。相应的在我国现行法下，彩票业务的批准因具有阻却赌博行为违法性的功能，事关善良风俗，似符合《解释（二）》第14条“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格要求，若未经批准从事彩票业务而与他人签订彩票合同，该合同无效而无适用本条余地。融资融券服务虽然需要批准，但应属管理性强制规范，券商在受批准之前与投资人签订的具体合同因证券市场交易频繁，似不宜责其效力瑕疵，亦即无本条适用的必要。这方面的具体甄别工作大多类此。
注释:
[1]在《合同法解释（二）》（2009年5月施行）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10年8月公布了《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下文简称“《外资纠纷规定（一）》”），其中第5条至第10条就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所涉报批义务做了规定，该等规定将于下文纳入讨论。
[2]因现行法中以登记为合同生效要件的情形已极为少见，具典型意义的只是批准生效，为行文方便，下文一般仅称“批准”，而在第二部分第一节处分析登记生效的具体问题。
[3]参见陈自强：《契约的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342以下、347以下。陈氏认为成立与生效要件的区分，“显然是概念法学全盛时期法律概念过度抽象化的产物”，是德国抛弃的做法，却仍在德国法系的继受法域过度演绎。不同观点见耿林：“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概念与体系”，载崔建远主编：《民法9人行》，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284以下；并请参看该书页314以下崔建远教授等人对该文的评论。
[4]支持的做法见德国法实务，Volker Emmerich， Das Recht der Leistungsstoungen， 2003， S. 77。反对的做法见台湾“民法”第245条之一，将“合同成立前”明定为缔约过失的法定要件，参见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568。
[5]该条前段将缔约过失的成立区间限定于“订立合同过程中”。
[6]本文涉及的制度大多渊源于德国法，故本文选德国法为首要的比较法素材似有一定“正当性”。
[7]Werner Flume， Das Rechtsgeschaft， 1979，§40 1 g.
[8]MunchKomm/ Emmerich， 2001，Vor§275，Rn. 83.
[9]关于法律构想的详细阐述请参阅（德）Larenz：《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页359以下。
[10]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71以下。
[11]尤应注意的是，我国司法审判及司法解释工作中，已经出现关注这些制度联系的自发趋势，例如，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渝一中法民终字第1518号判决书（载北大法意网）中，法院着意分析了批准生效合同与附条件合同的关系；参与起草《外资纠纷规定（一）》的法官，更宣称在报批义务不履行时应准用《合同法》第45条（即条件成就之拟制），见主编：《＜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页87、88。
[12]这是德国通说，参见Heinrich， Vorvertrag， Optionsvertrag， Vorrechtsvertrag， 1965， 5.115; Larenz，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14Aufl. ， S. 86 。
[13]Robert Freitag， “Specific performance” und “causa-Lehre” uber alles im Recht des Vorvertrags?，AcP207（2007），291.
[14]预约与本约的区分本来就是很难的，有关区分的详细方法请参阅Staudinger Kommentar/R. Bork，2003， Vor ss 145-156， Rn. 52f。在批准合同的场合这一区分更加困难。
[15]关于预约的形式请参阅MunchenerKommentar/Kramer， 2001， Vor § 145， Rn. 47 。
[16]R. Bork，见前注[14]，Rn. 60 。
[17]关于批准和形式强制的可比性请参阅R. Bork，见前注[14]， Rn. 63 。
[18]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3月22日判决，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4期。
[19]R. Bork，见前注[14]，Rn. 57ff。
[20]关于预约请参看R. Bork，见前注[14]，Rn. 67 ; Kramer，见前注[15] ， Rn. 49 ; Robert Freitag，见前注[13]， 291。前两种文献显示出德国通说支持实际履行和履行利益的赔偿请求，后者则借鉴英美法的观点，倾向于拒绝预约尤其是实际执行缔约强制。关于批准前缔约过失的模糊处在下文第三部分还有探讨。
[21]R. Bork，见前注[14]，Rn. 52
[22]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181：尹田：《民法典总则之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页236、237; MunchenerKommentar/H. P. Westermman，2001，§158， Rn.54。尤请参阅尹田教授就《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等法条与条件制度之间关系所做的分析。
[23]关于德民第158条以下禁止适用和准用于法定条件，请参阅StaudingerKommentar/R. Bork， 2003，Vor§§158-163， Rn.24。但是关于该等条款尤其是德民第162条对法定条件下的评价影响又另有广泛讨论，请参阅Werner Flume，见前注[7]，§ 40 1 g; MunchenerKommentar/H. P. Wstermann， 2001，§ 162， Rn. 4这里隐藏了复杂的评价思维，有关法定条件的具体规范之目的于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下文“申言之”处也师法其意。
[24]关于任意条件请参阅（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686 ; H. P. Westermman，见前注[22]，Rn. 18ff。
[25]Werner Flume，见前注[7]，§ 40 1 f。
[26]关于这种等同做法的法理依据和具体应用请参阅Werner Flume，见前注[7]，§ 40 1 g。
[27]在德国法上，依德民第1828、1829条规定，监护人或法定人应就其某些行为申请监护法院的批准，但可自由决定是否使监护法院的批准付诸实施。甚至在批准期间发生更有利的卖出机会等情事时，还负有义务向监护法院报告该等情事以促使拒绝批准。只有当监护人没有通知对方他不欲获取批准或者不欲将业已获取的批准付诸实施时，对方当事人才可能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法例对于理解我国国资交易中申请人和批准人的角色颇有助益。就上述法例的分析请参阅Werner Flume，见前注[7]， §401 g; H. P.Wstermann，见前注[23]，Rn. 5
[28]参见朱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发包方同意”，《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
[29]参见汤文平：“德国法上的批准生效合同研究”，《清华法学》2010年第6期。
[30]StaudmgerKommentar/ Gursky， 2001，Vor § § 182ff.，Rn. 54.；JauernigKommentar/Jauernig， § 104，Rn. 20. ;Joachim Gernhuber， Das Schuldverhaltnis-Begriindung und Anderung Pflicht und Strukturen Drittwirkun-gen， 1989，S. 147.
[31]参见拉伦茨，见前注[24]，页671以下。Vgl. Gursky，同上注，Rn. 54。其中机关“同意”是公权力的行使，就用语习惯来说更似对应于中文的“批准”，本文准此。并且对现行法使用“同意”描述公权力“批准”行为的情形，本文也一律纳入讨论范围，且为行文方便有时通称“批准”。
[32]StaudingerKommentar/Rolf Sack， 2003，§134， Rn. 166.
[33]Rolf Sack，同上注，Rn. 166．该条即为有关违反禁止性规定行为的基本规范。
[34]Rolf Sack，同上注，Rn. 167ff。
[35]Rolf Sack，同上注，Rn. 167f; MtinchenerKommentar/Mayer-Maly/Armbruster ， 2001，§ 134， Rn. 7 。
[36]Gursky，同前注[30] ， Rn. 54; Jauernig/ Jauernig ， 2006， § 182， Rn. 7。但就在施陶丁格评注的另一处，再次出现矛盾叙述，作者认为：“如果当事人一开始就以绕过已知批准要求的意图订立合同，则该双方或多方须批准的法律行为无效。……如果当事人借助合同追求违法目的而隐瞒该目的以骗取必需的批准，同样依德民第134条无效。此外对批准要求故意的蔑视将被作为第138条意义上的违反善良风俗对待。”Rolf Sack，见前注[32]，Rn.175。帕兰特评注的看法与之相仿，Palandt/Heinrichs， 2006， § 134， Rn. 11 a 。
[37]拉伦茨，见前注[24]，页587。
[38]参见（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483。
[39]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282以下；苏永钦：“违反强制或禁止规定的法律行为”，载氏著：《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30以下。
[40]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作出这种区分之前，针对物权变动订立的合同是须登记才生效的典型行为。
[41]沈德咏、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页76。
[42]参见汤文平，见前注[29]。
[43]Vgl. Palandt/Heinrichs， 2006，§275， Rn. 35ff.有时基础行为这一术语又被债务行为（Verpflichtungsgeschaft）所取代，见Rolf Sack，见前注[32]，Rn. 167
[44]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78。
[45]Rolf Sack，见前注[32]，Rn.169。
[46]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 78
[47]关于其完整效果参见汤文平，见前注[29]。
[48]Rolf Sack，见前注[32]，Rn. 177 。 [49]详细法例参见汤文平，见前注[29]。
[50]详细分析参见汤文平，见前注[29]。
[51] Vgl. Rolf Sack，见前注[32]，Rn. 185。
[52]所以在实践中，有依公司法之股东代表诉讼和依合资合同之股东违约诉讼之间的竞合问题存在，亟待深入研究。
论文关键词：关于高校内部审计工作“关口前移”的几点思考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2008年“推进内部审计转型与发展研讨会”上指出，现代内部审计是部门、单位企事业组织的“免疫系统”，是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内部管理的各个方面，必须以“强管理、防风险、促发展”为己任财务论文，积极探索以“事前审计为基础、事中审计为重点、事后审计为保障”的审计方式，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推动内部控制建设、强化风险管理的重要职责。这给内部审计的发展趋势定下了基调。高校审计部门作为现代内部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高校依法行政、依法监督的重要职责。目前，各高校审计部门所从事的业务工作大都是“事后审计”、“秋后算账”，没有体现出审计监督所应有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格式。高校内审工作需要切实转变传统的审计观念，改变以往“要我审”的模式，将审计工作“关口前移”，树立“防范胜于纠正”的理念，提升高校内审工作的前瞻性，提出多角度全方位的建设性意见，为决策层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财务论文，为学校发展提供更优质的监督和服务。
一、高校内部审计工作“关口前移”的内涵体系
内部审计工作“关口前移”是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更加注重预防”要求在审计工作的具体运用，是把事后审计变为事前、事中审计，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必然要求。那么如何理解高校内部审计“关口前移”内涵，本文认为可以结合科学有效的方法加以剖析。
（一）从系统论角度丰富高校内部审计工作“关口前移”内涵。
一个系统是由各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个体集合形成的整体。高校内部审计工作“关口前移”是一项具有复杂性、前瞻性的系统工程。其一、从系统所处的环境出发，一个动态的系统必定与它所处的系统环境有着结构性的联系。刘家义审计长2008年3月提出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观点之后，全面审计系统积极响应，许多审计创新理念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种审计转型大趋势环境下，高校内部审计工作“关口前移”是践行审计“免疫系统”理念，推动审计工作转型必要途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其二、从系统的整体性出发，审计人员必须从审计项目的各个侧面对高校内部审计工作“关口前移”进行系统化动态化研究分析财务论文，包括：审计的战略目标、影响审计项目的内外部关系、被审计部门内控制度的相互作用等。
（二）从控制论角度强化高校内部审计工作“关口前移”监督。
控制论是信息交换过程中原因与结果不断相互作用以完成共同目标的过程控制，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必须包括三个要素：导向器、检测器以及矫正器。高校内部审计工作“关口前移”相当于导向器和检测器，侧重于事前、事中控制，发挥着审计“免疫系统”的预防功能和揭示功能。在高校内部审计过程中，当控制主体（审计人员）将获取的控制信息（审计证据）传达给被控制对象（被审计项目或被审计部门）时，其实也就是起到了一个行为修正的作用，即相当于控制系统中的矫正器，同时也发挥着审计“免疫系统”的抵御功能。
（三）从信息论角度畅通高校内部审计工作“关口前移”渠道。
为了全面清晰认识高校教育系统经济收支、专项资金管理、教育资产安全完整等情况，必须加大高校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在改进审计手段和提升审计效能的基础上，畅通高校内部审计“关口前移”所必需的信息渠道财务论文，充分运用0A审计办公系统和AO审计现场实施系统对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联动审查，建立一套可操作性强的信息传输、信息获取、信息筛选、信息处理、信息储存的动态高校内审路径。
二、当前高校内部审计“关口前移”的主要制约因素
审计“关口前移”是审计方式创新的结果和审计工作科学发展的延伸论文参考文献格式。从工作实践上看，高校内部审计“关口前移”取得了卓著的工作成效和良好的社会评价。但是，近年来，很多高校投入大量资金，建设速度明显加快，新建项目、维修改造项目明显增多，物资设备采购规模不断扩大等等，现有的审计理念、审计独立性、审计方法、审计手段以及审计范围已经无法完全适应高校快速发展对内部审计工作的要求，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计“关口前移”的认识不足
高校内审人员树立“关口前移”审计意识淡薄，仅仅着眼于问题的解决办法财务论文，没有立足于促进机制建设，通过与其他部门协作共同管理学校。并且高校内审工作侧重于行政监督，“事后纠弊”或“事后问责”，没有真正担负起为高校健康稳定发展“保驾护航”的职责。目前，高校内部控制机制的不完善和高校治理权力过分集中，客观上阻碍了高校内审工作“关口前移”的运用。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表现是：审计立项主观性较强，审计风险管理及质量控制不力，业务工作流程存在一定随意性，缺乏各个环节规范的文本等等。
（二）内部审计范围比较狭窄
由于我国内部审计工作起步较晚，发展较慢财务论文，高校内部审计工作内容大都停留在财务收支审计、基建（修缮）工程审计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等方面，内部控制审计、管理审计、专项资金审计、效益审计基本上没有开展，影响了我国高校内部审计职能的有效发展。
（三）内部审计工作手段落后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经济活动记录已面向电子化、数字化和无纸化的方向发展，会计技术为了跟随市场经济的知识化、信息化的步伐，很多企事业单位已经实现了会计电算化。然而，在会计电算化信息开发时代，我国的审计电算化却相对滞后，许多审计人员还停留在纸质账本审计阶段，对计算机审计技术掌握不够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我国高校内部审计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尤为突出。
（四）内部审计人员质量不足
随着高校信息化快速发展，信息资源快速建设和不断引进财务论文，许多高校已经实现了校园网络一体化和，那么这就需要相配套的先进科学管理技术方法和高素质信息化管理人才。但从目前看，有很多高校内部审计人员不能从传统的审计手段中解放出来，信息技术知识缺乏、跟不上高校信息化建设对人才的需求。
三、高校内部审计工作“关口前移”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做法
高校实行内部审计“关口前移”，就是要实现四个转变：在指导思想和工作定位上，实现由注重结果到注重过程、由注重监督到注重监督与服务并重的转变；在审计内容上，实现由单纯财务领域的差错防弊到注重改善经营管理的转变；在审计方式上，由单纯基建（修缮）工程结算审计到全过程跟踪审计、由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到任前或任中审计的转变；在审计手段上，实现由手工操作向计算机审计、网络实时审计的转变。
（一）加快审计理念转变速度
在审计中，既注意对结果的审计，更注重对过程的审计财务论文，实现由注重治标向重在治本的转变、由查错纠弊向风险型审计转变；以加强控制、防范风险为目标，重点关注内部控制能力及其有效性的审计和评价，查找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的薄弱环节，更好地发挥内部审计在促进高校内部管理中的建设性作用。
（二）拓宽内部审计覆盖领域
除了开展基建（修缮）工程审计、财务收支和预决算审计，以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外，每年可以按照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内部控制审计、专项资金审计和效益审计。同时，要按照“全面审计，突出重点”的原则，将高校经济活动全部纳入审计范围，特别要注意从未审计或长期未审计的单位，做到不留死角。
（三）实施审计方式创新工作
由事后审计为主向事前、事中、事后审计并重转变财务论文，建立以“事前审计为基础、事中审计为重点、事后审计为保障”的审计方式，实现对审计项目的动态管理和监督，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审计监督在防范和控制风险中的积极作用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比如，基建（修缮）工程领域推行全过程跟踪审计，实现工程项目全程审计与建设工程同步，对工程建设的立项、决策、设计、招投标、施工监理、竣工结算等全过程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服务和监督；针对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建立起“以任前、任中审计为主，兼顾离任审计”的审计模式，坚持有离必有审，先审后离，先审后任财务论文，把审计评价作为任免干部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加强审计手段创新能力
在审计手段上，广泛运用现代审计技术，多形式、全方位地发挥监督和服务作用。第一，实现由传统手工操作向信息化、科学化的审计手段转变，构建起集联网审计、实时审计、在线审计为一体的现代化审计平台，实现对重点项目资金实时的、动态的监控，全面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第二，探索建立“两书、两报告”制度（“两书”即《管理建议书》和《审计建议书》，“两报告”即《审计专项调查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年度或半年度）》），充分发挥其在促进管理、服务领导决策方面的作用。第三，充分发挥审计专项调查作用财务论文，针对热点、重点问题积极开展审计调查，如开展教育收费专项审计调查、“小金库”清理、工程领域专项治理等工作，摸清家底，化解矛盾。
根据局2010年绩效目标考核方案的有关规定，我处对2010年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对照检查，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对市级财政收入征管质量检查和农村中小学贫困生“两免一补”资金等17项财政专项资金专项检查完成情况
(一)市级财政收入征管质量检查完成情况
我处在2010年11月与市国税、地税部门联合，继续开展了市级税收收入征管检查。这次检点从规范市级收入征管部门的操作运行，建立健全财、税、库联网系统入手，检查核实纳税手续、凭证和税款解缴入库各环节，查堵征管漏洞，保证市级税款及时、准确、足额入库。通过检查，共查处违规涉税金额2373万元，影响市级收入1186万元。目前正督促有关部门进行调库。
(二)农村中小学贫困生“两免一补”资金等17项财政专项资金专项检查完成情况
我们于2009年11月开始在全市组织开展了对与政务公开相关财政专项资金的检查。一是及时向各区财政局转发了鄂财监发『20099号文件，并召开了各区财政局监督科科长会议，布置了与政务公开相关财政专项资金检查工作，推动和督导各区认真开展检查；二是制定了《有关财政专项资金检查计划》；三是组成检查小组，按照检查计划认真进行检查。从检查情况看，各专项资金基本做到了专款专用，基本上无截留、挪用现象，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存在现金支出现象；二是专项资金存在结余的情况，有些是因为未及时拨付到项目单位；三是有个别区的少数专项资金没有单独核算、专账管理；四是退耕还农补助资金等有少数街镇缓发到农户；五是粮食直补资金等有抵扣农户水费等情况；六是个别资金有少数享受对象不符合规定；七是有些主管部门在变更补助对象时没有向财政有关部门申报手续等。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了整改措施，并逐一整改，整改落实率100％。
二、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完成情况
根据财政部和省财政厅《地方开展2010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的通知，我们及时组织开展了这项检查。一是下发了《*市财政局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开展2010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的通知》，并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对全市2010年会计信息质量的检查工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和工作部署。二是抽调检查人员82人，组成34个检查组，对34户企事业单位进行了检查，共查出企业会计核算不实金额18071万元(资产5163,负债6973,所有者权益1768,收入2011,费用73,利润2083)，补缴各项税款25万元。三是在各区汇总总结的基础上，我们按照省厅的要求认真做好了信息的汇总和总结工作，在省厅组织的各地市州交叉检查会计信息检查资料中，顺利通过了检查验收。四是认真抓好整改工作，对查出的问题整改落实到位率100％。
三、审计问题整改落实督促情况
(一)省审计厅对我市2009年度本级财政决算《审计报告》下达后，按照领导的指示精神，我们认真组织整改工作，将审计反映的问题，逐一分解落实到处室，责任到人，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对审计反映出来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认真研究，切实落实整改。另外，为了充分利用审计成果，切实提高依法理财水平，我们还督促各相关业务处室制定长效管理措施，避免检查出来的问题再次发生。同时，我们对审计建议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采纳，督促各相关处室采取切实措施，在树立依法行政意识，规范财政行为；加强预算分配管理，建立预算编制管理体系；大力推进财政政务公开，提高财政工作透明度；建立健全绩效评价体系，推进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积极深化和完善财政财务管理，不断提高预算执行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做出改进。审计问题整改落实督促率100％。
(二)市审计局于2009年对我局2008年市级预算执行及其他收入情况进行了就地审计，并下达了《审计报告》。我们根据局领导要求，和局各处室密切配合，对审计出的问题逐一认真落实，并帮助有问题的处室制定整改措施，加强整改。在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认真负责的态度，按照标本兼治，规范管理的原则，举一反三。对容易产生漏洞的地方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及时制定内部控制管理制度，防患于未然；对审计后仍然还存在的问题，及时督促有问题的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整改到位，并责任到人。审计问题整改落实督促率100％。
四、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综合协调工作完成情况
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对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的要求，我们和市编办等相关单位一起自今年4月份开始，组织和开展了全市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工作。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在市委市政府和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狠抓工作落实，较圆满地完成全市财政政务公开工作任务，截至12月底，全市上网公开财政资金393项，公开资金总额272109.87万元，扩大上网公开资金127项，金额150925.07万元。公开的专项资金中，到人(户)资金196项，户数3545029户，金额116286.18万元；到项目资金137项，项目数2950个，金额52731万元；上网公开转移支付资金135项，公开资金总额62155.62万元；上网公开部门预算单位425家，公开资金总额2184.23万元，超范围公开265家。全市设立免费查询点172个；按期回复群众网上咨询、投诉和建议100条。在省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组织的考核中被评为优秀。
五、服务单位满意率情况
服务单位满意率在95%以上。
六、督办件按时办结率、群众来信来访回复率完成情况
2010年接到群众举报一件，我们及时转交有关部门进行了检查，并及时将检查结果反馈给举报人。督办件按时办结率和群众来信来访回复率100%。
七、依法行政、廉政建设、综合治理、政务公开、财政信息、文明创建、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完成情况
2010年我们狠抓依法行政和廉政建设，把综合治理、政务公开、财政信息、文明创建、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一是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按照“廉洁从政行为规范”、“五不许”等各项文件精神开展监督工作。在监督检查中，坚持持证检查，依法行政，清政廉洁，秉公执法，不以权谋划私。
二是认真开展文明创建活动，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局党组关于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的要求，我们认真开展优质规范服务，努力创建文明窗口形象，杜绝了”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行为。同时，我们不断加强处室内部建设，广泛开展了理想信念、职业道德、诚实守信以及廉政勤政等教育活动，掀起了“比学习、比贡献”的热潮，使我处形成了一个团结协作、务实高效的战斗团体，营造出了良好的处室工作环境。
三是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制定并下发了《*市财政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市财政政务公开暂行规定》，拟定了《账户管理办法》。
关键词：村级，经济责任审计
近年来，审计机关不断拓宽经济责任审计的覆盖，从已经普及至县、乡镇一级，又延伸至加强对村干部参与农村经济活动的监督与约束上，积极推行村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审计中发现的问题，需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一、存在的问题
（一）会计基础薄弱。一是账簿登记不规范，账账、账表不符。二是原始凭证要素不符，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金额不符或没有原始凭证。三是账目混乱，无依据进行账记调整。
（二）财政财务核算不规范。一是违规收费时有发生，违规收入不入账形成账外收入。二是账外列支、白条支出较为普遍。三是往来款项不及时清理，导致往来户头多，且往来单位金额不一致。
（三）挤占挪用专用资金。一是一些村委将上级拨入的扶贫款、专项资金不单独核算。二是征地补偿费未实行专户管理且使用不规范。三是改制企业上缴的净资产及剥离资金未及时上缴市级财政专户。
（四）资产管理不到位。一是少数集体资产长期游离账外，存在管理风险。二是建设工程管理及核算不规范，手续不全，未经审计便自行结算。三是固定资产核算不合规，存在不入账和报废销账。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财经法规知识宣传学习不到位，领导干部法制观念不强。一些村干部平时不注重对财经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的学习，自身缺乏财经知识和基本的财务知识，对一些违规违纪问题认识不够，管理职能、服务职能和工作职责没有充分发挥。造成违反程序行事、不经批准擅自处置资产；乱收费、乱摊派；在资金管理和运用方面存在挤占挪用或滞留专项资金、账外设账等现象。
(二) 财政财务管理水平不高，财务人员责任心不强。少数村级财务人员的财经法规意识淡薄，对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意识不强，往往是被动的做账、做报表，村干部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于一些明知是不符合财经法规的不加以制止，做“好好先生”，未能真正履行财务监督职责。毕业论文，村级。以致会计基础工作薄弱，会计核算不规范，随意性较大；纳税意识薄弱，对取得的资产出租收入从不缴纳有关税费。毕业论文，村级。
（三）内控制度执行不到位，监督制约机制乏力。一是一些村部财务管理不规范，不能有效控制财务收支。会计凭证的填制缺乏合理有效的原始凭证支持；重大事项没有实行集体审批决策；工作人员调离岗位也不及时办理清点、交接手续等。二是虽然建立了规章制度，但有章不循，如业务招待费，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严格控制招待费，但在执行过程仍然超范围超标准列支。三是资产不实，资产管理混乱。添置的固定资产入账不及时，未对固定资产进行定期不定期的清查盘点，时常出现有账无物，有物无账的混乱状态。少数单位的资产长期游离在账外，对外长期投资的本息未按规定收回，一些应收未收的资产未及时催收，由于人动，极易造成“人走账不清”，“新官不理旧账”。
三、建议及对策
（一）强化学习，不断增强财经法纪意识。对于存在的问题，整改得到不到位，是否还会复发，其执行在于业务人员，但关键还是看领导认识到位不到位，贯彻有力不有力，因此必须扎实开展领导干部财经法纪教育。村级领导干部应自觉加强财经法规的学习，增强财务管理意识，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不断改进和提高财务管理的水平和能力。财务人员应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强化财经法规意识，增强依法理财能力。另外，会计管理部门在会计业务培训过程中要加强业务指导，并对普遍存在的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教育，加强财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履行法定监督职责，促进和规范财务收支行为。
（二）加强监督，规范内部财务行为。应全面清理整顿原有的各项内控制度，找准失控环节，明确自控重点，培育自我约束自控能力。毕业论文，村级。毕业论文，村级。特别是加强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规范建设程序，工程款支付和核算。毕业论文，村级。加强财务安全管理，确定财务的安全完整、保值增值。毕业论文，村级。专项资金切实做到专户核算，专款专用，杜绝挤占挪用，保障财政专项资金安全，提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另外，建议各乡镇有关部门加强对村级日常经费支出的合理、合法进行监督，特别是对工程项目管理，固定资产采购等方面，对监督结果在村级范围内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三）培植财源，从严控制政府性负债。一方面各乡镇应适应经济形势，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各乡镇实际，因地制宜，挖掘传统产业，发展特色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不断壮大农村经济，努力实现富民、富村、富乡的目标。另一方面要做好节流工作，正确处理好负债与建设的关系，应合理安排制订建设计划，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更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四）健全监管，注重审计成果转化。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情况如何，是衡量这项工作成败的关键。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审计成果，将执行财经法纪工作的好坏，作为考核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乡级干部管理部门应根据审计结果报告所列问题，与被审计的村干部进行谈话，予以诫勉，督促整改。切实规范和制约村级领导干部的权力运行，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党务公开，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各项管理制度，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