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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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镇化之所以能够引起世界瞩目并对人类进程产生影响，根本原因有两条:即速度快、规模大。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0.6%微升到17.9%，30年间城镇化率增长7.3%，年增长率不足0.24%;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7.92%迅速提升到51.27%，年增长率超过1%，城镇总人口由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数据显示，到2025年，大约有10亿中国人将入居城市，届时中国将会出现大约221座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其中包括23座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而在目前，类似规模的城市在欧洲也只有35座。专家预测，我国已进入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黄金期。到2030年，大概有3亿多农村居民移居城市，同时，农村人口将减少1/3以上，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将“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城镇化自此将步入新的发展期、调整期。假使对过去几十年我国城镇化的状况做一客观剖析研判，不难发现，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快则快矣，好则不好。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半城市化”。
早在2006年，社会学者王春光先生即尝试用“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他认为，“半城市化”是一个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与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后来，他将这一观点进一步补充发挥和完善，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人们一般认为，“半城市化”这个概念，最能够准确描述和概括当下中国城镇化的真实状貌。大部分的历史时间中，“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中，就是社会关系嵌入在经济系统中”。纯市场的独立存在，势必会对社会系统乃至文化系统造成一定的破坏，损害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以博兰尼的理论反观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过程，以及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关系，就会发现，改革开放30多年间，我国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一直被视为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只能在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非正规就业，有限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而很难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也难以与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有效对接并融入其中。王春光先生具体解释了“半城市化”概念的三层含义:一是城市各个系统之间的不整合不衔接，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市场系统与社会、体制和文化之间的不整合;二是社会不整合，表现为不同城市人群在生活、行动等实践层面之间的相互不融恰、隔绝与排斥等;三是心理上的排斥、歧视与不认同。这个见解，等于是对博兰尼的理论做了注解。美国学者P•H•廖塔、詹姆斯•米斯克尔也曾讨论过“半城市化”现象，含义大致包括三层:一是流入城市的是那些难民，他们根本没有生活机会和希望;二是他们会在城市中长期生活下去;三是他们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里，那里成了社会动荡的沃土和类国家(即暴力滥用)。他们分析道:“半城市化的各种背井离乡的人口，也有可能形成其他一些黑暗地带。现在有数千万的难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苏丹以及非洲大湖地区的永久性的营地里。这些人口密集的名副其实的贫民窟(那里的生活没有机会，没有希望)会自行演变成类国家，成为动荡的沃土”。显而易见，这两位美国学者的“半城市化”概念，内涵所指有着特定对象，与王春光的“半城市化”概念大为不同。王春光先生主要是基于博兰尼的社会整合理论、剖析中国城镇化的不彻底性，主要针对的是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后的分离、排斥和不融合状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进一步把“半城市化”分析外延框定在市民权、日常交往和社会认同这三个层面。其缘由就是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缺乏完整的市民权(而不是“公民权”，因为，中国的公民权往往被市民权所取代);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经常性互动和交往障碍，与城市社会处于事实上的隔离状态;和城市人口之间存在相互之间的不认同。应该说，这样的分析判断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半城市化”状态，是一种非正常的城镇化状态，它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入城农民工人户分离，身份模糊，基本的公民权难有保障，市民权无从分享;农民工子女上学受到太多身份地域歧视及制度性阻障。仅此而言，这种不彻底的城镇化，会从整体上拖滞我国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并大大降低它的质量。
2.“碎城市化”。
主要指的是要素转移的零碎化。从人口的流动与迁转角度看，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依次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姑且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三步曲”:首先是土地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个数由1978年的193座增加到2012年的658座。全国各类建设用地数量持续增长，高峰期每年多达几百万亩，占用的都是优质耕地。比如北京市，本世纪以来，每年城市用地要消耗掉60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半澳门的面积。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圈地运动”永无休止，大饼越摊越大。但全国各地存在一个十分普遍而又怪异的现象，就是把土地“摊”走，把人给留下，因此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人地分离情况。用低价“摊”走的土地修造的房子叫“商品房”，可以名正言顺地高价出售;农民用自有的集体土地上修造的房子叫“小产权房”，不能上市交易。规模庞大的“城中村”景观，十分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城镇化特定阶段“只要土地不要人”的事实。其次是劳动力城镇化。数以亿计由乡入城的“农民工”，由这一独特的称呼即可判定，他们的构成十之八九是青壮年男女劳动力。农民工举家迁移，或称“复数迁移”所占比重较小。根据李强先生对重庆、四川地区外出农民工年龄状况的调查，35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数的88%。他的结论是，“外出的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动力”。而这种没有家庭全体成员参与的完整意义上的人口迁移，恰恰是农村“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主因，也是农村教育城镇化的一个动因。三是家庭城镇化。由于“只要土地不要人”，“不要妇孺要壮丁”这两个阶段持续时间过长，累积的矛盾过多，以举家全迁亲情团聚为特点的“人口城镇化”阶段会加速到来。作为其伴随物，农村教育城镇化自然会相伴而来，“民工流”之后必将是“学生流”。当然，要素的零散转移或许是基于“国情”，迫于无奈，未必一定是政府当局有意为之。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伤害。它与“半城镇化”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因为要素转移的不同步、不衔接、不连贯、不彻底，因而出现了不真实的城镇化(亦即“伪城镇化”)或“不完全的城镇化”;因为“半城镇化”，这个半化不化的过程即对农民的整体利益构成肢解，构成城乡两头的双重盘剥。“半城镇化”的农民总为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等基本生计问题所困扰、所纠结，但最为伤神的恐怕还是子女的正常教育问题。因为，唯有孩子的教育最最耽误不起。
3.“被城镇化”。
前两条反映的是城镇化的不彻底、不连贯性;这一条体现的则是城镇化的非自愿性、被动性。总体上说，城镇化并未违逆农民的根本利益，迫使他们做出情非所愿的抉择。事实上，大多数农民能够看到城镇化的趋势及其潜在好处，因而对其持欣喜、合作、支持的态度。也有一部分人是在缺乏思想准备的前提下，稀里糊涂被卷入城镇化浪潮中来的，他们一般持有半推半就、亦喜亦忧、谨慎参与、留条后路的怀疑观望态度。顺则外出打工赚钱，不顺则回家种田养家。在没有可靠经济来源生活保障之前，不肯主动割断与乡下土地的牵连。再有一部分是城市近郊的农民，他们大概是最不情愿“被城镇化”的农民。因为他们是农村的头，城市的尾，城乡好处两头沾，是农民阶级中最滋润、最悠闲、最有机会先富的一个阶层。但恰恰是他们成为城市扩张过程中首当其冲“被城镇化”的对象。“被城镇化”所反映的是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一方主动、一方被动的矛盾关系。两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基本上是前者获胜后者妥协。也有不妥协的时候，则会出现强征、强拆、强迫就范的纠纷案件，甚至引发。也许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一个无法使矛盾根本化解的二律背反。从“被城镇化”的农民群体的角度看，失去土地，得到补偿，却并未转变身份，并没有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失地无异于失业。便有身份贱卖和权益盘剥的感觉，心理很不情愿。从政府的角度看，“圈地”属于不得不圈。城市人口在增加，城市规模在扩大。满足新老市民日益增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需求，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城市外延的扩展，是现实的需求，而非政府的主观臆断。问题似乎又还原到“半城市化”状态上来。政策不配套，只取不予或多取少予，不能对失地农民长久的、可持续的生计作出安排，把他们悬在城市的半空，“被城镇化”的农民就会生出“被欺骗”、“被拐卖”的感觉，抵触情绪在所难免，对有效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就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李强先生据此提出“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的见解，颇具说服力。“被动城镇化”往往非民所愿。政府有动力，农民没动力，肯定是不行的。怎样实现从被动城镇化为主向主动城镇化为主的转变，乃是政府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大致包含三部分内容，针对的是不同的教育对象:一是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是转岗就业再就业的职业技能培训;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类劳动技能培训和城市文明礼仪行为规范等教育;三是农村学生的基础教育。先生曾讲，农村和城市的区别不仅只体现在物质生活水平上，“从根本上说，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其实是一个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差别。”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消除城乡隔阂。所谓城市化，实际上就是一次从文化价值观念上消除城乡隔阂的革命”。“对中国来说，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将农村纳入现代化进程中，而不是让城市文明被农村文化所吞没。”那么城镇化对农村基础教育到底带来哪些影响?怎样估价它的利弊得失呢?
(一)“乡土化”与“城镇化”之争。
城镇化为教育公平提供了契机。我国教育不公，突出表现为城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而城乡教育的不均衡，则主要表现为硬件教学设施、教学环境和师资质量的差别上。专家学者对此已经有了相当充分地研判论证。但对如何消除教育不公，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却见仁见智，看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乡土化”和“城镇化”两种模式之争。“乡土化模式”主张，农村教育当以服务农村建设为本，课程设置以及所有教学过程，都应紧紧围绕农村实际，基于当地生产、生活需求，培养学用一致的实用型人才。从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到，再到现今的教育理论界，这种教育理念一脉相承，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革命家、政治家和教育理论家，农村学校首先培养农村建设人才，天经地义。因此，他们大多持有立足乡村办好农村教育的理想，不情愿、不希望城市风气熏染乡村生活，正如不希望农村孩子因为读书而逃离乡村以至厌恶和排斥乡村一样。早在1926年，大教育家陶行知即撰文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成穷的，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成弱的，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必把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无独有偶，与中国国情十分相似的近邻印度，也有过类似的对乡村教育可能被城市化的不满和声讨。甘地总理曾经对现代学校教育有过言辞激烈地批判:现代教育不能使年轻人学会任何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东西。……“当年轻人从学校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以后，对农业却一无所知。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心底蔑视自己父辈的职业。现代学校的一切事情，从教科书到毕业典礼，从来不会使一个学生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感到自豪。他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远离自己的故乡。教育的整个目的就是使他和他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就是使他不断疏远这种环境。对于故乡的生活，他一点儿也不感到有诗意。村庄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样的陌生。他自己祖祖辈辈所创造的文明在他的眼里被看成是愚蠢的、原始的和毫无用处的。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就是要使他与他的传统文化决裂。”近年关于振兴农村教育的理论著述中，有一批成果的思想内涵目标设计与上述观点相吻合。面对城镇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他们主张要脚跟牢把，意志坚定，排除万难，重振农村教育秩序。硬件上力争达到“同城待遇”，但农村教育一定要姓“农”，教学内容上应与“农”字关联，办学场地上一定要在乡不在城，近农而非离农。“城镇化”模式主张，基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性原则，农村教育应该让农村学生接受与城市学生相同的教育，接受先进的城市文化，体现城乡教育从内容到形式的无差别性。在城镇化背景下，则要强调“离农教育”而主要不是本土教育，以帮助学生适应未来的城市生活。有人则认为，我国目前的农村教育模式本来就是单一的城市化模式，表现为城乡学校课程、教材、高考试卷等等的完全相同，且都以应试教育为目的，并未反映教学内容及培养目标到底为城为乡。但近年的研究则给予城镇化新的内涵，认为，迅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把农村教育既有的秩序打乱了，农村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大变化，就是生源大量流失，学校没学生可教。突出的矛盾不是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而是给谁教、有无学生可教的问题。“人走不中留”，学生大多是流向县城及以上城市的学校，农村校变成了“空壳校”。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变局，他们主张，要实现农村教育城镇化，使农村教育的主阵地由偏远落后的乡村，逐步转移到中心镇或县城镇。这种性质的“城镇化”，首先就是指农村学生进城。因为它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流的总体路径及流向相一致，对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及教育公平有好处。
(二)教育获得的代际传递模式的偏移。
“文化再生产理论”的代表人物，法国的布迪厄和英国的伯恩斯坦、迈克尔.扬，通过对教育如何以语言、价值、知识、习俗、性情倾向等来确保文化的再生产，进而实现经济的社会等级结构的再生产过程的研究得出结论，以学校为主要代表的教育文化传递结构并不是文化公平和中立的传递者，它们在传递、再生产文化的同时，也再生产了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并因此维持和再生产了社会不平等。布迪厄曾提出了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后来又补充了符号资本，作为对前三种资本的认同)构成的著名的三种形式的资本理论。他对文化资本作了如下定义: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可以通过教育证书的形式予以制度化。不同的阶级或阶级集团在文化资本的分配方面是不平等的，因而，这些不同阶级出身的学生在学术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即学业成就)也是不平等的。“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的因素的影响后，那些来自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的学生，不仅有更高的学术成就率，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出现了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的类型。”文化资本对后代影响的基本路线，是从父母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存量开始，然后步入一个良性循环过程，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凝聚着社会不平等，但比较而言，前者的传递作用更具隐蔽性。布迪厄不仅揭示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的显性的和隐含的关系，指明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存在巨大差异，并认为这种不平等传递的被人们都视为理所当然、心甘情愿接受、却大大“误识”的隐蔽方式，乃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而且指出，由于“惯习”的存在，处于劣势资本背景的学生会出现对全然外在的、陌生的符号的适应困难。詹姆斯•科尔曼关于教育不平等的论述，特别关注代际家庭背景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他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既有成果予以综合与扩展，提出了一个多维度解释代际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他把家庭环境或家庭资本区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形式。物质资本是由物质领域的变革所创造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人力资本是由人的变革所创造并给人们带来能够以新的方式行动的技术和能力;而社会资本是由人际关系中的变动所带来并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便利。他特别强调社会资本对教育成就的影响。与人力资本所指涉的个人特征不同，社会资本所指涉的是人际间的交往和联系的特征。科尔曼还把社会资本作了进一步的区分，以阐释这种形式的资本对教育成就产生怎样重要的影响。总体来看，“文化再生产理论”和代际资本传递理论，都是在探讨导致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的关联因素。如果把这些直接的或间接的、自身的或外在的、先赋的或后致的关联因素统统称之谓不同样态的“资本”，那么，谁拥有的这些“资本”越多，谁获得的教育机会及学业成就也就越多。这些“资本”又可以称之谓学生的“教育背景”。《科尔曼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令人诧异的:影响美国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学业成绩巨大差异的因素中，最不重要的是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设备和课程上的差异，其次是教师素质上的差异，最重要的乃是学生的教育背景(即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等结构因素)上的差异。如果今天我们去做类似的城乡学校对比调查，也许能够得出近似的结论。对大多数农村学生来说，真正影响他们学业成就和发展机会的，往往是他们的“教育背景”。“教育背景”的优劣，决定了他们获取“社会资本”的多寡。笔者以为，教育城镇化的意义正在这里:它改变不了过去，可以改变未来;改变不了家庭背景，可以改变教育环境。学生由乡向城的流动，意味着由边缘地带向城市主流文化、主流社会、主流教育阵地流动，其结果将是教育获得的代际传递模式发生革命性偏移:由农民向市民、由乡土文化向城市文化，总之，是由传统向现代偏移。它的可能的消极面，是农民子弟的离乡离土导致来自父辈的农业劳动技能、经验、价值观等涉农教育内容在代际传递中的流失;但它最大的好处是，在社会变迁中，在文化再生产中，农民子女未来的职业身份、社会层属等不依“农”字号“家庭背景”而完全复制、世代复制。教育的区位流动，有望导致社会职业与阶层的流动。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农民对于乡校衰落城校兴隆学生向城大量流动现象所持的默认、赞成态度的多，而持抱怨、抵制态度的少的原因。一种可能的逻辑假设是:社会流动可以增加农民子弟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存量、进而改变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境况。
(三)城镇化为实现城乡教育均衡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
农村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地域集中和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搞好小城镇建设，而搞好小城镇建设又势必无法回避城镇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对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就会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进而直接影响到当地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新形势下如何兼顾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选择一条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城镇经济、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城镇建设之路，对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宜居城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
1.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和自然之间应该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城镇化既可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会加重城镇水、电、燃气等资源消耗的负担，增加生活垃圾、废气、污水等废弃物的排放。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自然伴随着人口增长。但如果城镇的人口增长过快，一旦其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就会带来城镇环境污染。
2.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界多种多样的物种是大自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基础，而我国则是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加之管理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滥砍树木、乱占耕地、随意改造河塘等现象不时发生，破坏了生物的固有栖息地，致使城镇周围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进而制约了城镇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土地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表现得很突出。小城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固有产物。在农村城镇化建设初期，许多地方对小城镇的功能、性质和定位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把握还不够准确，只追求面积扩大，盲目向外扩张，有的甚至放弃已经形成的原有集镇，重新征地建设新城镇。这样就使得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农村人与地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
4.地面沉降。由于城镇地域建筑物密度的增大,以及城镇排水系统等地下设施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雨水向土壤的渗透；再加上人们对地下水的过度抽取，导致了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进而引起了地面沉降。地面沉降的程度越大，其沉降区的分布范围也就越大。地面沉降不但可造成地面标高的损失，以及河道行洪能力的下降，而且还可造成房屋破坏、地下管线扭断破裂，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5.土壤污染。由于城镇土壤分布多呈现零星分布状态，面积相对小而孤立，土壤的生态系统较为封闭，物质循环与转化过程较为单调和缓慢，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其污染物代谢和降解功效，以及环境载荷能力相对较低。当城镇频繁的人为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固体废物进入土壤，一旦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就会造成土壤污染。因为有机废物是可以分解的，而无机废物如不加以处理就会永远侵占我们的土地资源。
6.乡镇工业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城镇环境污染也正在从点到面、从局部向整体蔓延。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这是与乡镇工业的粗放式经营有密切关联的。工业生产活动在城镇地区的集中，如果治理不周，工业企业所排放出来的废水、废物、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会在一个位点上集中。当这些污染物排放超过自然系统本身的净化能力后，就会产生环境问题。
7.生态环境恶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镇的生态环境。由于城镇建设规模的急剧扩张，使得城镇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速度难以跟上城镇发展的需要。到现在，一些城镇尚无系统排污管渠和集中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大多是未经处理而就近排放；有的城镇其生活垃圾还主要采用的是露天堆放等简单处理方式。而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和随意堆放的固体垃圾，极易对城镇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恶化的成因
1.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目前大部分城镇都坚持“城镇要建设，规划要先行”的方针。但也有些城镇的建设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指导，盲目追求“高、大、新、全”，从而导致城镇建设摊子铺得过大，城镇布局有些零乱、土地配置有些失当、功能分区不太明显，不仅给城镇的管理带来不便，而且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加大了城镇环境的治理难度。城镇规划布局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恶化。
2.缺乏环保意识。城镇环境保护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但一些城镇人民政府却往往忽视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导向，未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到应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重开发建设，轻环境保护；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盖厂兴镇不治污，毁林建房不绿化的现象在一些城镇依然存在。更有些人误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随意利用之物。
3.自然资源的过量利用。自然资源能否合理利用将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的成效。在人类将自然资源加工成产品、又将生产排泄物返回到自然环境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如果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使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那么生产排泄物将会积聚过多，就可能会造成污染。反之，如果能够循环、综合地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转化率，那么，其生产排泄物就必然会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从而也就相应地会减少。
4.环境监控能力薄弱。一是现行环保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手段、操作性不强，排污收费和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偏低，在客观上造成了环保执法难的问题。二是环境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环境管理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对外无法有效行使统一监管职能，对内无法形成上下联动、协调一致的局面。三是环境执法能力建设薄弱、执法装备落后，也严重影响了环境监控的正常进行和环境执法效能的提高。
5.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城市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小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明显滞后于小城镇建设。相当一部分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的建设发展速度不相适应，跟不上城镇环境保护的需要。垃圾和污水的收集处理能力不强，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不高，使一些常规技术很容易解决的诸如烟尘、污水、垃圾等污染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6.城镇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协调。一些城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效益往往见效快，而且效果比较明显；而生态环境效益则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累积性。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容易被人们所重视，因为它与人们的自身权益直接相关联。但如果只是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相应的生态环境效益，往往就会适得其反。
7.城镇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不足。在环境保护人员投入方面，目前城镇环境管理人员的编制还偏少，特别是在环境监督第一线的基层环保力量更显薄弱，远远不能满足城镇环境管理的需要。而且，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员又多半是从其他管理部门和技术岗位上转岗而来。在环境保护财力投入方面，政府、企业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也显不足。可以说，环境基础设施不健全，直接制约和影响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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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费占GDP4%的投入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中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首次超过4%，这说明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在教育上的投入不足。教育经费不仅在整体上缺失，在局部更是不均衡，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远远少于城镇地区。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急需大量的娴熟的技工。目前中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创造更大的人才红利是政府的重要战略部署。中国教育部在2014年制定了职业教育规划。根据规划，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在未来，中国的职业教育将扩展到包括本科阶段以及研究生阶段的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将占高等教育的一半以上。站在现实角度看，未来农村的大部分学生将受到良好的职业教育。
2农村的土地收入保障——土地确权和机械化运营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必然要求部分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党的十八届三中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和担保的权能。而土地流转抵押的前提是土地的产权清晰。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农村土地确权发证工作。在未来土地确权的情况下，不管是农地流转为建设用地还是土地流转集中规模化运营，中国农民未来的土地收益将非常可观。政府在农用机械的补贴投入推动了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中国自2004开始为农机补贴，从2004年的0.7亿元到2013年的217.5亿元，政府在农机领域的补贴大幅增加，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也随之大幅提高，自2003年的35%提高到2013年的59%，十年间提升了24%。但是相比日韩99%的机械化率，中国的农业机械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农业机械化可以解放农村的大量劳动力。在未来，大部分农民只需要把土地流转出去而不需要亲自来耕种就可以享有土地的租金收益。土地就是农民的资本，土地收益为农民的收入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3农村的住房保障——宅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规定，农村农民一户可拥有一处宅基地。随着未来的城镇化建设，不可避免的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而放弃宅基地。在城镇化建设中，既要保证18亿亩土地红线，又要保证建设用地，可取的方式之一就是置换宅基地。放弃宅基地的农民将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比如获得城市里的房产以及现金等，而放弃的宅基地可以被改造为农田，进而在城市郊区的农地可以划出同等于宅基地面积的建设用地。这样，农民在进城的过程中享有了放弃宅基地的高收益，18亿亩耕地的红线也不改变，而城镇化也有相应的土地来推进。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未来农村地区的自来水、电力、通信、垃圾回收等基础设施将逐步完善，那些不愿意进城或者不愿意放弃宅基地的农民的生活条件将大幅改善。
4结论
2013年4月9日同志在海南省调研时，谈到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番话道出了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农村小城镇是城市的产业、文明、文化向农村辐射的基地，又可为农村提供劳动力转移、人口转移、产业升级、质量提高的空间载体，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重心应是农村城镇化发展。从我国国情出发，更适合推动“就地农村城镇化”。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发展现代农业，构建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解决本地就业，实现“就地、就近农村城镇化”，改变目前社会出现的“人口大流动、交通大运输、家庭大分离”的问题。
二、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
农村城镇化是国之盛策，民之福生，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引导不足，导致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总体水平仍较为落后，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1、农村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
在农村，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功能，是农民生活与生产的主要来源，土地被农民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陷入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了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完善，进城农民也没有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二是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企业经营效益不高，进城农民的收入不稳定；三是土地流转形式单一，信息服务不到位，流转操作不规范，没有形成市场化运行的土地流转机制；四是对于企业和大的承包商而言，由于农业生产投入多，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可能会面临不确定的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尤其是偏远地区，很难激起他们土地流转的热情。
2、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大量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了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却被城市边缘化，称之为农民工，没有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一是由于进城农民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就业农民无法市民化；二是进城农民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在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就业竞争没有优势；三是就业农民所期望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形成了短缺与剩余并存的现象，这些原因导致了部分就业农民处于城市与农村的游离状态。
3、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约因素
我国城市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却仍然比较薄弱。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是以新农保为主，以企业保险、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老年居民养老补贴制度为辅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实现了基本保障全覆盖。但这却是低水平的全覆盖，一是农村社保的种类少，项目不全；二是农村社保的实际获益非常有限；三是城乡保障制度不统一，没有建立城乡保证制度统筹制度，尤其是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导致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成为城镇居民，进而导致农村户籍制度难以进行。
三、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农村城镇化建设应是以城镇为轴心的、以便利交通枢纽为网络、以农业水利为命脉、以集团经济为主体多元化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形成新农村特色的城镇群居体系。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是一个较为漫长的阶段，必须长远规划、脚踏实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1、根据地区差异化分步实施农村城镇化建设
我国农村是一个极为复杂、极为不平衡的特殊生活区和特殊劳动群体聚集地，由于受地理条件、人口分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各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先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建设农村城镇示范点，取得经验和效果后再进一步推广与实施，将农村城镇化建设与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开展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生活幸福指数等目标结合起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合理流转，集中农村土地资源，逐步形成农业现代化的集团经营模式，促进传统农业向农业特色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迈进。
2、以县域为单位先科学规划再有序推进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地大幅度下降，各级村、组集体面临着规模缩小的问题，土地粗放经营甚至土地闲置的现象日趋严重。应以县域为单元，做好规划与布局，首先，要对农民群体进行细分和推测，计算就地农村城填化的农民总数；其次，以县为单元进行总体部署，在县域范围内，根据城镇规模与人口比例集中建设数量确定的小城镇；再次，要事先规划好支撑产业，确定产业所能容纳的就业农民数量，以及建设相应的配套生活设施，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最后，把握规划原则，保护耕地，耕地是最珍贵的资源，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少占耕地，还要建立完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即对于进城后的农民应退出在原村的宅基地和住房，杜绝农民闲置大面积住宅不用的情况下又占据新资源的现象。
3、实施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由于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农民群体已经高度分化，大致为四类：一是以纯农业为生的传统农民，二是徘徊在在城乡之间农民，三是完全脱离农业长期居住在城镇的现代农民，四是生长城镇基本没有农村概念的新生代农民。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分类推进的原则，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全面放开小城镇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小城镇的限制。
4、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有相当数量农村土地流转与土地征用，农民赖以生活与生产的土地被流转与征用后，就变成了失地农民。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相应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保障。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首先要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其次，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最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建立定额补助、责任分担、缺口自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机制，探索可靠稳定的多渠道筹资机制和有效运营、严格监管的机制，促进社会保险基金平衡。
5、构建特色化、产业化、现代化、农村城镇经济模式
一是充分发挥当地农村城镇的资源优势，实施品牌战略，促进优质农业资源向高端品牌化产业转化；二是着力发展农村城镇的工业园区，以工业园区提升资源集约利用，实现能耗综合控制、产业集聚、延伸农业产业链，以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三是将城镇建设、市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对农村城镇经济的辐射和带动功能，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流动，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为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创造条件；四是建立健全农村城镇金融政策扶持体系，引导大中型银行延伸至农村城镇，并加快农村城镇股份制银行的发展组建步伐，拓宽农村城镇资金供给渠道。
6、以信息化促进农村城镇发展
一是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依托通信网络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分析、专家在线指导，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实现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二是以信息化拓展农业产业化活动空间，增强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提升农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农产品市场效率；三是围绕农村城镇的主导产业、特色产品等，建立交易平台等电子商务系统，产品购销信息，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城镇企业与居民利用电子商务系统进行产品交易；四是通过信息化手段推动农村教育、健康医疗、社会保障等文体事业发展，促进农村城镇管理水平，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积极发展智慧医疗，提高农村城镇的文化旅游服务水平，以信息化建设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等。
四、结论
1．新型城镇化对农村教育的作用
在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道路上，农民的素质也即农民个人文化水平的高低，显得尤为重要，呼唤着农村教育的发展。但是，随着新型城镇化步伐的加速和交通的发达，大量的农民都不再愿意生活在农村，追求城镇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使得我国农村现在虽地广却人稀，目前，农村剩下的基本都是老弱妇孺，大量耕地荒废、闲置，农村的学校更是一片荒凉，学校班级合并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优秀教师少之又少，更奇怪的一个现象是教师队伍“阴盛阳衰”，比如在江西九江市的某些农村中小学校，年轻漂亮、素质较高、工作稳定，昔日十分“抢手”的女教师，如今竟也越来越“愁嫁”了，农村学校女教师进入“剩女”的群体越来越多。这种现象有碍于农村师资力量的建设，倘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将会使得以后的农村教师越来越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型城镇化速度过快，不利于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2．农村教育对新型城镇化的反作用
农村教育科技文化事业要持续发展起来，需要新型城镇化的带动。反之，农村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新型城镇化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农村教育能够让农民学习到发家致富的本领，能够带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经济一旦发展起来，许多教师就会主动留在农村学校，教学硬件设施也会赶上城镇，农村学生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到那时农村学生一定不比城市学生差，农村的新型城镇化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6．27％，人口素质低，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5．9％，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2％，平均文化程度为4年，这种状况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沉重包袱。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不仅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战略性任务。因此，农民的素质提升尤为重要。当然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欲。”直接拨给农民钱或物质，不如教给他们生存的技能和信念，让农民自力更生，让农家孩子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有了较好的学习环境，才有可能在农村出人才，才能发展好农村，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影响重大。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农村教育资源供给面临的问题
凯恩斯认为需求创造供给，但是在农村教育中，即便有很多农村孩子和农民需要接受教育，农村这个特定环境存在的一些特定问题，也使需求决定供给定律不能成立。
1．农村教育供给“干涸”：资金投入不足，渠道单一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稳步前进，重城轻乡的倾向使农村教育资金投入虽有所增加，但是仍旧不够，并且投入渠道单一。除了政府每年对农村教育有一定的资金投入以外，其他企事业单位、个体等，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支持方面相当少。总体上农村教育资金投入仍是以政府为绝对主体，各种渠道的发展状况也明显地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资金是农村教育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资金缺乏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师资和硬件的不足。近年来，许多农村学校出现了各种资金缺乏引发的问题，如桌椅自带或桌椅破旧，无厕所或厕所破旧，无饮用水设施及饮用水质量差，校舍危房率高等问题。还有一些农村学校由于严重缺钱，一个学校就只有一个老师，即校长。此外，农民培训资金投入也十分不足，也只有政府较少的投入，民间或企业对此基本不投入。没有足够资金的学校，就如没有水的鱼，最终干涸而死。
2．农村教育供给“贫血”：师资力量薄弱，素质偏低
农村教师的来源主要应是农村自己培育出来的和城市培育出来的优秀学生。然而，即便是农村学校自己培育出来的学生，愿意留在农村教书育人的大学生相当少。“人往高处走”，农村虽然空气新鲜、山清水秀，但还是难以抵挡城市生活的诱惑。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完备，包括医疗、教育、娱乐等，更重要的是城市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而且，农村教师薪资待遇、工作环境等普遍不如城镇，就连许多本来待在农村的教师，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生存，不得不走出农村，走向城镇。另外，在许多农村学校里，存在一些民办和代课教师，即使公办教师也大都是民办和代课教师转正的，还有许多农村学校教师一人教多个学科的情况，农村的小学教学大都实行的是包班制，教师负担太重，因此，这些教师的专业素质有待提升。再加上，严重缺乏英、体、美、音的教师，这些科目也就很难开展。农村中小学教师长期在乡村学校工作，任务重，学习培训机会极少，知识老化、观念陈旧、思想保守。再加上各种条件的限制，教学仍然还是“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教材、一张嘴”的传统模式。这些问题都亟待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缺少雄厚师资的农村教育，就如同贫血的人体，是病态的教育。
3．农村教育供给“缺土”：硬件设施落后，配套缺乏
由于缺乏资金，不仅教师数量和质量跟不上，而且硬件设施普遍落后于城镇。许多农村学校的设施还依旧是建校时的设施，经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房屋多数已成了危房；经历了多少级学生，桌椅已经破旧不堪，许多学校开始实行学生上学自带桌椅了。目前大部分农村学校都是负债累累，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实现多媒体教学。有一个篮球场，对于农村的小孩来说，已经能够让他们很开心了。有的中学虽有实验室，但设施相当简陋，不能够满足教学需要。没有较好的硬件配套设施对于农村教育来说，就如同小树没了土壤，无法茁壮成长。
三、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农村教育资源供给增加的对策
1．“下雨”策略：增加农村教育供给资金
“干涸”的地方，最好的办法是“下雨”，来得直接且能够普及。那么，“雨”从何来？最好是多种方法“下雨”，比如自然的，又比如人工的。倘若把自然的“雨”，比做农民自己赚取的收入用于建设农村教育的资金（Mn）。那么，人工的“雨”，则是政府和其他渠道用于农村教育建设的资金（Ma）。（1）增加“自然雨（Mn）”策略。众所周知，自然雨在我们生活中是普遍的，但是雨下得也并不总是那么均等，有的地区多，有的地区少，但都是大自然本身提供给我们的水资源。而用于农村教育的资金也是如此，有的村庄的经济发展较富裕，再加上平时缴付的税费也较多，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建设学校。因此，自给自足是最佳的状态，即自然而然就有足够的“雨水”滋润自己家园的教育事业。农村经济建设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基础，也是Mn的主要来源之一。只有农村经济发展好了，农民的收入才能提高。一方面，农民口袋里有钱了，才可能用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子女教育及自己的培训中去，激发农民对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民丰衣足食，才会有更多资金投入到家乡的教育事业。加强农村经济建设的方式方法有多种，其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相辅相成，农村教育发展对农村经济建设的作用深远，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此外，政府对农村经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比如政府的规划、政府是否廉政、政府的投入等等。再则，创新对农村经济发展也影响重大，农业创新很有可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收入。建设农村经济的方式方法多元，最重要的是要因地制宜，建设特色农村经济，才能带给农民更为丰厚的收益。（2）制造“人工雨（Ma）”策略。“人工降雨”是为那些不能自给自足的地区提供的，而目前在我国的农村大部分地方对于教育方面都不能自给自足，因此“人工降雨”显得尤为重要。大部分地方政府都采取了这个策略，采取这个策略的具体渠道主要有：一是政府直接增加资金投入。这也需要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否则也是爱莫能助。要增加政府收入，需要有城市经济的发展作为支撑，也就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用于资助农村；二是吸引民间资金。包括民间企业或个人借给、捐给农村教育的资金。目前我国贫富差距较大，我国统计局公布2013年的基尼系数为0．473，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有的企业或个人的财富惊人，若这些民间企业或个人能愿意借贷或捐赠部分资金给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的“雨水”将会更多、更滋润；三是引进海外资金。要引进外资注入农村经济，需要政府给予足够好的政策，比如每年给予相应补贴，减少投资繁杂手续等等，也需要大力宣传，有了海外资金的投入，农村教育会办得更为生龙活虎。
2．“补血”策略：增加农村教师的供给
目前，农村教育严重“贫血”，许多农村的年轻教师随着城镇化潮流奔向了城市，剩下的都是一些老教师，优秀教师少得可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村教育急需“补血”。（1）捆绑教育：增加T1。捆绑教育即定向培养农村教师。培养院校与教育行政部门共同针对已填报志愿的定向生进行面试，然后对拟录取的定向生进行严格的联审，需要签订相关合约，确保定向师范毕业生毕业后，去农村乡镇及以下的中小学（幼儿园）任教。在合约中，可以设置减免大学学习的费用或进行学习补助；也可以设置适当降低高考或考研录取分数；或者对其父母就业、创业提供各种帮助；抑或对其子女以后进入教师行业放宽政策等等。运用这一系列策略将大学生“激励”到农村来执教，为农村教育增添师资。（2）改善农村教师薪资福利待遇：增加T2。农村师资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差，甚至有的教师为了生计还要倒贴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个人劳动力的报酬至少要满足个人的生活最低需要、养家糊口的需要以及培训等的需要，否则劳动力没办法持续劳动，在此亦如此。由于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较差，很多优秀教师都奔向了城市，因此改善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是“补血”策略的重要方面。首要的是工资的提高。要使实际工资大致与城市里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相当，即“同工同酬”，不能过低；其次，福利的改善。福利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许多人就是为了较好的福利而选择一份工作。福利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五险一金、一次性房屋补贴等。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福利，例如帮助年轻教师解决婚姻大事，又如建设好农村的生活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等，也能受到优秀教师的青睐。而不是单纯改善表面的福利，农村还需要综合改善生活环境，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堪比城市，而且还有城市没有的山清水秀，以及无雾霾。将这些建设成农村独有的优势，让农村教师不仅愿意留在农村，而更为留在农村不断努力，形成良性循环。（3）城农交换教师：增加T3。要使师资力量壮大，渠道不能局限于生产优秀教师，还可以互换教师。让城市的优秀教师也来到农村教学，而农村教师也可以走出大山来到城里进行教学，不仅可以给农村学生带来优秀的教师，同时也为农村教师带来学习的榜样。而农村教师也可以走出大山前往城里进行教学，在城市里的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向城里教师学习，学习更好的教学方法以及更优良的专业知识等等。通过这种互动，提升农村教学质量，壮大教学队伍。
3．“添土”策略：增加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供给
（一）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术界研究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角度多样化，对于如何定义城镇化，目前尚未统一，从相关文献研究发现有四点解释是共同的。第一，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科技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工业化发展劳动力需求扩大，现代化农业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亟需解决，国内外的理论界普遍认为城镇化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第二，城镇化的对象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转化为城镇居民，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第三，城镇化建设必须借助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来完成，二者相辅相成。第四，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总理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二）旅游城镇化
1991年，PatrickMullins以后现代消费理论为基础首先对旅游城镇化的概念提出了框架体系并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两个旅游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动力多元化，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驱动力，特别是以旅游业为主导或支柱产业所引发和促进城镇化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相关实证研究大部分也针对于此。现有文献关于旅游城镇化概念的研究并不多，其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城镇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在城镇大力发展旅游业，通过旅游业的关联效应促进其规模扩大，旅游业的作用可以视为一种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旅游业是实现城镇化动力之一；另一类是因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引发旅游目的地城镇化，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或者说因旅游而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上述两类定义具有共同内涵：（1）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2）旅游城镇化是旅游业发挥聚集、扩散和产业联动效应，逐步实现城镇的产业体系和规模扩大的动态过程；（3）旅游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旅游城镇化的个案研究更多关注于西部民族地区，主要围绕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和理论基础及模式展开。研究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工商业大规模发展条件不足，经济社会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推行以旅游业为主导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切合实际的有效途径。刘晓鹰，杨建翠分别对九寨沟进行实证分析说明旅游业对城镇化发展的强大推进作用，同时提出候鸟型“飞地”性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是增长极理论和城镇化理论交叉融合与应用的结果，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理论及主要模式。罗良伟针对凉山彝区探讨城镇化发展模式，提出工业推动城镇化与凉山彝区，乃至藏彝走廊地区和整个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已经不相适应，旅游业的发展是区域城镇化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张英，陈俊等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提出“城镇带州、旅游活州”，并采用耦合方法分析旅游业和城镇建设的耦合度，强调地区发展必须加强二者的协调。针对旅游城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景观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以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从总体来讲，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以实践案例研究为主，较多的是从旅游地理学角度出发分析其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理论体系处于构建过程中。
二、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旅游资源开发条件不充足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要考虑其游览价值，市场距离，通达性和地区接待能力及环境容量等因素。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独特，具有原始性、垄断性和地区分布差异性大的特点，如山川草原等多样、独特的地形和奇绝秀丽的自然景观，众多少数民族积淀的人文历史和风土民情，堪称“旅游资源宝库”，游览价值高。但现代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经济事业，涉及到食、宿、行、游、购等许多方面。有了好的旅游资源，只是解决了向游客提供“游”的场所。至于游客能不能来，来了后能不能游得愉快，则取决于食、宿、行等基本条件的保障程度。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在利用旅游业促进城镇化发展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进入性，经济距离和接待能力等。其一是该地区大部分地理位置偏远，交通相对闭塞，可进入性差，如云贵川的绵绵大山，内蒙古和新疆的茫茫沙漠和草原等，交通条件的制约是阻碍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其二，资源开发的客源市场一般针对经济发达地区，游客从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再返回出发地所用的时间和费用称经济距离，目前该地区整体交通发展状况相对落后，航空和铁路运输能力相对薄弱，尤其乡村地区，公路等级低，有些甚至没有，距离大中城市远，因此造成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因经济距离过长而降低，严重制约其发展。其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大部分是经济贫困地区，公共设施欠缺，住宿和餐饮等生活服务条件差，旅游接待能力不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的评价，既不能就资源论资源，也不能就进入性和接待能力简单进行衡量和判读，而是应该取长补短综合考虑。针对该地区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具体情况，结合开发的条件和现状基础，采取以下策略：首先是提高资源的集群度，点、线、面相结合，逐级推进，以核心的优质资源为点，重点开发，打造交通线作为线链接不同景区，围绕核心景区开发次优资源作为面，逐级推进，也就是先集中全部优势开发最优资源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然后逐步开发周边各类旅游资源，设计辅旅游产品；其次是考虑景观的地域组合状况，借力于周边大中城市或风景名胜区的客源市场，形成旅游产品间的特色互补效应，发展完善区域旅游，最终借助于游览价值的提高，缓冲市场距离和通达性的不足，充分利用就近市镇解决接待能力的欠缺。
（二）旅游业发展资金短缺
资金短缺极大限制了旅游资源的开发进程、力度与质量。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整体发展迟缓，现代设施落后，可进入性差以及资源转化能力弱等主客观原因，外来投资者吸引力低，本地投资者资金不足，政府投入力度有限，农村居民自有资金积累不足。解决旅游业发展资金问题需要各方面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支持。首先，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继续加大农村地区资本要素的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渠道，重点解决旅游进入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创新，提高旅游业市场化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制定税收优惠或适当减免等政策降低投资的成本，提升吸引力，吸引外来资本注入，对于本土的投资者构建一套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金融体系，帮助企业化解风险降低进入门槛，解决旅游企业面临的资本投入和发展风险等问题。其次，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产品生产销售是以消费者为导向，因此政府要利用自身宣传优势，通过多种渠道树立内涵丰富、具有时代特点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引领其发展，为旅游企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政府和旅游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最后，必须考虑农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依靠国家政策的帮助和推动，调动当地农村人口积极参与，形成符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求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路径。农村社区获得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机会和途径，一方面使农牧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改变资源利用方式，减少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价，降低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发展旅游，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作为旅游吸引物，有利于其传承和保护，从而促进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模式
旅游业对于地区的经济意义必须要考虑旅游吸引力，可达性，旅游设施供应条件，旅游业组织和相关政策等因素。根据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特点、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前景以及国家西部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等基本要素，及其与城镇的距离，借助于旅游业促进其城镇化发展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模式。
（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郊环城游憩带发展模式
城郊是指位于城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处于城市辐射前沿，具有较好的地理、经济区位。随着休闲经济的兴起，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城郊之间的交通状况不断改善，周末短途游成为城市居民热衷的出游方式，郊区作为城市休闲的后花园，客源市场规模巨大，为郊区发展旅游打下良好基础。这部分地区旅游资源以乡村自然风光、独特的农耕景观和传统的民风民俗为主，围绕在城市周边的农村根据自身资源特色，以所邻近的城市为中心，开展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活动，充分挖据各民族独具特色的建筑、服饰、民族餐饮和民族手工业等传统产业，通过旅游吸引力建设，发展以乡村旅游为核心的休闲产业，打造环城游憩带，以旅游业带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依靠自发演进机制逐步形成特色产业驱动型的城镇化模式。农牧民参与到旅游服务行业中，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收入逐渐形成资金积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人的城镇化，同时，农业示范园区等观光农业也推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二）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
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是指以城镇为核心，打造成游客的集散中心，提供配套旅游服务，解决接待问题，依托周边气候、景色、地质地貌、民俗文化等资源进行整合，既要充分分析景观地域组合状况，突出特色，主题鲜明，又要通过发展多数量和多样化的非同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成旅游群发挥集群效应，增强引力，降低经济距离过长产生的副影响，城镇通过泛旅游产业的整合，借助于其关联带动作用，推动当地现代商贸、通讯、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最终实现推动地区城镇化发展目标，建构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的特色城镇。西部民族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工业化发展水平低，传统农牧业比重大，发展相对滞后，具有非经济性，同时小城镇比重大，如全部是小城镇，四川藏区没有建制市。小城镇辐射作用和带动性相对大中城市较弱，以旅游促进城镇化发展必须发挥集群作用。旅游群的发展模式根据旅游资源状况分为品牌带动和开发带动两种类型。品牌带动型一般拥有4A、5A等知名景区或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大能够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知名度，以其为龙头发挥核心资源价值，重点打造和维护好其品牌，辐射和影响其他旅游资源开发及利用，形成特色旅游产业链。开发带动型：旅游资源拥有高价值同时能够较好地实现商业化发展的，明确重点，突出主题开发构建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同时发展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如体育和以休闲、养生、教育、人文体验为主的现代旅游项目，实现百花齐放加速促进当地第三产业发育发展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
（三）远离城镇的农村社区非建制镇旅游综合体模式
1户籍情况的介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直以来是制约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在新乡市农民户籍调查中，在问到户口所在地与居住地是否相同时，有84％选择“相同，都在农村”，15％的选择“不相同，居住地在农村，户口在城镇”，有1％的选择“相同，都在城镇”。经调查发现，15％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分离的原因是当地实施农村社区建设，有一部分社区属于试点社区，在政策上有所优惠，凡是首批入住社区的农民都得到城镇户口，并享受城镇的社保等公共服务。但是，仍然有84％的农民是农村户口，对这部分农民是否有进城落户的想法，进行了进城意愿方面的调查。笔者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允许农民转为城镇居民，那么进城落户的意愿有多强烈，调查数据显示，有76％的选择“进城生活”，19％的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保持现状”，3％的人选择“无所谓”，仅有2％的人选择“其他”。通过进一步了解，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保持现状”的人年龄一般较大，舍不得脱离故土或者家中有常年生病的亲人需要照顾，也有一部分的人觉得城市的消费水平较高，生存较为困难。但是，大部分人希望进入城市生活，这对推进城镇化的建设是一个积极的动力。为此，调研组得出结论，新乡市在解决农村户籍制度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除了已经拿到城镇户口外，还有大部分农民有强烈的进城意愿，适当转换农村户口性质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城镇化，释放巨大的经济效益。2房屋拆迁情况说明新乡市城镇化建设进一步促进了农村房屋的拆迁进程。调查数据显示：有89．3％选择“房屋已经被拆除”，9．2％选择“没有被拆除”，1．5％选择“已被列入拆迁范围”。按规划未来全市农村都要转换为新型农村住宅社区。农民房屋被拆迁后农民利益是否会受损，拆迁补偿方式是怎样的？笔者对此进行调查发现：调研政府拆迁补偿方式时数据为，“集中建房”比例最大，占到93％，“货币补偿”仅为3％。据了解得知，当地的政策规定的补偿方式就是“集中建房”，农民按比例将原房屋进行估价，置换农村社区房屋，采取多退少补的形式进行。而采取货币补偿方式的是一些房屋处于交通要道附近，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占用，在一定的博弈中产生。在农民房屋拆迁的调查中，政府采取集中建房的方式主要原因是其财政紧张，没有能力采取货币补偿，这对乡镇的拆迁的进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政府可以借鉴外部经验，采取灵活多样的拆迁方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基层拆迁矛盾。3职业结构分布对当地农民的就业结构情况调研数据显示：“企业务工”占41％，这主要是由于当地的产业集聚区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就业结构的转换；“务农”占3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当地农业分散经营，没有形成合作社或者产业经营，阻碍了农民就业结构的转换；22％的“务农兼打工”，农忙时种田，农闲时进入工厂打工，这不利于农民专业化地进行生产，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用工的不稳定；4％的“个体户”，但这类个体户也进行了改变，由从前农村开小卖部进入到农村社区开大型超市，一定程度上也进行了就业转换。我们认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就业结构的转换，只有解决了就业方式的问题，才有利于农民生活方式、市民意识的转变。
二、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发展状况
1产业集聚现状及成效新乡市在走人口转移型与结构转换型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加强了产业基地建设、培育壮大了各类产业基地，在适应乡镇企业扩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引导农民创业就业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目前，新乡市规划有37个产业集聚区，建成27个，其中13个获得省级确认。产业集聚可以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产业基地的发展也引起了新一轮的农民工返乡潮，返乡创业农民工6600人，创办企业5800余个，带动10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近转移就业。产业基地的发展促进了有效就业、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成为新乡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为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支持。产业集聚基地是优化经济结构布局、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有效发展载体和平台，构筑新型工业化体系、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农民创业、促进中小城镇建设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产业集聚显现出的现实困境调查显示，新乡市产业集聚基地促进了产业集约、集群、集聚发展，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1）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较大。据了解，产业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且主要靠政府投资，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筹资困难，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生活服务设施和中介机构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跟不上。目前，还未找到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这严重地影响了产业集聚区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对统筹城乡造成一定的影响。（2）金融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中小企业为了降低生产费用，纷纷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进行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原地区产业集聚区中小企业市场竞争的激烈化，中小企业规模较小，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只有进行规模的再扩大，然而，规模的扩大除了进行资金的自我积累外，还必须得到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的响应支持。但是，在产业集聚区内金融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和扶持措施还不够完善，大多数企业缩减投资，导致部分企业运转困难。（3）土地制约瓶颈明显。新乡市处于中部地区，土地面积较广，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土地面积占有量较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新乡市坚持粮食生产不放松、坚持保护耕地的方针政策，给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带来了一定的下行压力。产业集聚区的建设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作为载体，面对有限的土地资源，保护耕地与不断扩大的产业集聚区的矛盾逐渐显现。（4）产业规模小、层次低。新乡市共计规划了37个产业集聚区，其中有13个被列入省级规划产业区。这13个产业积聚区，工业总产值超50亿元的仅3个，最高的新乡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总产值仅80．50亿元，其他24个集聚区更是规模较小。影响产业规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系统的，正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金融系统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土地制约瓶颈明显这三个方面，才造成产业区产值不容乐观的必然局面。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用运系统的观点协调解决。
三、结论
1．农村学校传统文化教学的“零碎”
众所周知，农村学校长期以来都推行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但收效甚微，类似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往往沦为“零碎或失效”。首先，进校园的传统文化内容常常是能够“技术化、程式化”的农村传统文化“大拼盘”，最为突出的就是“手工制作、歌舞排练、双语教学或各类民族文化知识文本阅读”等。虽不能说这些活动无意义或价值，但将学校传统文化教育仅定位于此无疑是不周全或不到位的。如此的教育教学只得传统文化之“形”而遗其“神”，因为传统文化之“神”必须得在“活”的文化环境中“浸入”学生的“大脑”，化为其思维或行动的自然、自觉，而非单一的记忆或训练之“获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濡化”过程。其次，与“拼盘式”的教育内容对应的是农村学校传统文化教学的“任务化或应景性”，许多情况下农村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是为了执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而开设的，并非是农村学校教育的一种自觉意识和实践选择，其结果是农村学校、教师或学生都应付式地来完成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将其当成一种“娱乐或消遣”活动，而缺乏精心组织设计或连续性的贯彻实施。总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培养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素质的教育教学活动是“碎片化”的，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目的性、计划性、针对性”的优势。
2．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
毋庸讳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增长有了明显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改善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社会发展质量“水涨船高”，相反却存在着众多社会矛盾问题。其中之一即为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破坏，如农村传统人生观或节日礼俗、语言、建筑、服饰、音乐歌舞及传统民间组织等不断受到“主流文化”价值的冲击而“消逝化”。越来越多的农村传统文化事项在内容或形式上不断“缩减、异化”以至消失，而这种趋势往往一方面使农村社会成员以“文化旅游增收”为“旗帜”而对农村传统文化“大刀阔斧”地“拆卸包装”令其“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则存在着一种“敌视”的态度，将传统文化当做阻碍农村经济增长的“绊脚石”而“踢开”，视物质现代化的生活为唯一价值圭臬。换言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通过直接参与传统文化活动，以及耳濡目染传统文化的“熏陶”过程日益降低，他们或者过着“半吊子”的传统文化生活而远离其精神，或者不断被充满物欲的现代化价值所裹挟。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意味着一种“活”的潜移默化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认同的教育形式不复存在，代之以深受外来植入式“主流文化”价值的同化，且都是以牺牲农村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为代价。
3．农村家庭村落生活结构的“割裂化”
如果说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是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的“染缸”，农村家庭村落生活则是“染料”的制作者或设计者，以农村家庭和村落成人为主体成员组织的各种传统文化生活为农村中小学生提供观察、参与、体验、模仿的对象和时空环境，而传统文化生活内容、方式对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产生作用离不开成人榜样的教导和指引。然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村落生活结构处于“割裂化”状态，一方面为了增进家庭的经济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挣钱，而使得农村村落的留守学生“队伍”日益壮大。他们双方经受着“骨肉亲情分离”的“煎熬”，此外还带来了承担农村传统文化精神培育的基础单位“家庭文化生活”之断裂，因为在作为家庭文化生活组织者或核心的青壮年缺位下，许多留守家庭的生产生活被“简化”。另一方面农村传统文化公共生活逐渐远离了村落，被当下一个个家庭为了“盖房、购车”疲于奔命的生活所“遮蔽或分割”。往昔村落成员互动、互助、互爱的温情乡村“集体生活”不复存在，农村社会生活不断走向了“家庭原子化”的“内敛保守”而无“开放性或交往性”。换言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村落社会人员、生产结构的变化冲击了传统文化生活的延续，且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加以“维护”，农村中小学生不断疏远于宁静、亲和的传统文化生活而被所谓的“攀比、名利”的现代生活所捆绑。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成因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陷入困境，表现为孕育其传统文化价值或精神生长的教育时空环境失序。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困境的产生、存在及延续呢？
1．农村学校价值取向的“物质性”
长期以来人们对农村学校教育持有“复制城市教育”的评价，也即认为农村学校教育走的是一条“应试升学”的道路，而这背后无疑与“学历化”社会不无关系。因为学生只有考取一个好的大学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于是农村学校所有的活动都指向于让学生获得一个升学的“好分数”，其主旨不是为了培养完整人的生命质量提升，而是一个客观的目标“分数”。当然，农村学校价值取向的“物质性”还表现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方面，学习内容主要集中于与升学考试相关的部分学科知识上，为了让学生获得“最高的分数”学校往往运用“题海战术”的强化训练方法和“封闭式”管理，而与考试分数提升无关的学生“身体健康、情感交流、社会体验”等内容都被学校“拒之门外”。可以说，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物质性”日益强化，因为农村社会成员对“优质教育”需求不断增强，并坚定持有只有进“好学校”才能找到好工作的价值信念。而在其观念中所谓“优质教育”就是有多少考入重点的“升学率”，于是农村中小学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而更加强化学校的“分数门面”。总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教育教学陷入“目中无人”的状态，学生完整的生命被降格为“物”，与学生生命相关的“自我生活”和“文化血肉”被“剥夺”和“抽离”，学校和学生都被异化为“干瘪”的“数字僵尸”。因此，虽然农村学校存在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但往往被置于“墙上”课程表里的“装饰”，即使间断性地被学校所开展也是出于一种“任务完成”，而且时常被“升学考试课程”所挤占。
2．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的“无力性”
如果说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化意味着外显农村传统文化“事项”及活动的缩减，那么农村传统文化传承的“后继无人”将终致农村传统文化的“覆灭”。因为文化的灵魂深藏于人的价值思维中，人们“无心”再过一种“传统文化生活”而对现代化生活“情坚意定”以致“走火入魔”。则农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农村社会成员心理形成“冰火两重天”之态，农村传统文化及生活将不断被挤压而淡出农村社会时空环境。当然，这不是说当下农村传统文化已“奄奄一息”，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由于农村社会成员“权力地位”转换之后，以往作为农村传统文化主体的老年人虽然“忧心”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命运走向，但其社会角色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变为留守儿童或中小学生的“保姆”，以及其对农村社会和家庭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降低而导致他们“身份地位”的衰退。也即他们不再是过去村落和家庭事务处理的“权威”，他们“无社会权威和经济实力”去组织并号召后辈“中青年人”过一种有“传统文化”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农村传统文化活动势必被强势的得到“中青年人”认可的“现代物质文化”所取代。而因老一辈人的离世而产生农村社会熟悉或继承农村传统文化及精神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少的状况，则危及整个农村传统文化生境的存续问题，包括以人为中心的农村自然社会生态系统的改变，影响重大而深远。
3．农村社会核心价值的“失序性”
农村社会成员生活中延续的“精神”或“信仰”是农村传统文化的核心，如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崇敬和效法自然”、人与社会（人）关系中的“亲仁善邻和以和为贵”、人与自我关系中的“平和坚毅”等，而这些恰恰与当下中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如“诚信、友善、和谐”等。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农村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农村社会成员只有建立起人人认可的基本价值信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表现出“诚信、敬业、友善”，并自觉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他们的生活才有了意义目标。可是，城镇化在不断将农村社会成员推向“现代化浪潮”的同时也“遮蔽”了人们的“心灵”，农村社会成员被“物欲”所役使而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人，把自己变成了实现某一“实体目标”的手段。毋庸置疑，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会核心价值是“失序”的，发展上表现出“人与物”的倒错现象，造成农村村落及家庭生活导向“分裂”。许多农村社会成员为了长久以来摆脱贫穷、拥有财富的梦想而争相离家出走、“骨肉分离”，一旦他们“踏出家门”就会用“三年五载”的时间来“累积或创造”财富，而这种举动一致被农村村落成员视为有“决心意志”而大加赞扬或模仿。当然不可否认农村社会成员进行如此生活行为选择是一种现实趋势使然，但这一现象如果变成一种连锁反应引致大部分农村社会成员或家庭以长期“隔离亲情”的代价来筑就“梦想”，使得农村社会的空巢村落或留守老人儿童数量不断扩张，那么农村社会成员、家庭虽增长了经济收入却因失去文化滋养而“迷失方向”或变得“外强中干”。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应对策略
影响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的因素是多维的，且不独以农村学校教育为“主”，还包括了校外社会教育环境的参与作用。所以，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消解，须采用系统性思维视野，而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式来围堵“漏洞”，理应通过“制度和人心”的同步建设进行标本兼治。
1．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实施以人为本的农村学校教育实践观
农村学校是“村落中的国家”，让农村中小学生获得与城市学生相同的知识内容和主流价值乃其理所当然的使命，但它不能以牺牲“农村传统文化”为代价，否则农村学校教育就成为“文化一元化”的助推力量和“文化多元化”的扼杀摇篮。而要改变这一状况，让农村学校教育遵循“教育之道”，应将培养和谐健全的农村中小学生视为使命，为其后续的人生发展奠定良好的“身心品质”，而非把农村学校变为个别学生“学而优则仕”的桥梁而“淹没”了大部分学生。那么，如何避免这一状况呢？最为根本的是要改革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注重教育于人发展的内在促进作用，从招生、考核、评价等方面凸显农村学校教育的“人本化”，确保农村中小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能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让自己的兴趣、爱好、激情在学校中得以积极地培养和保护而非扼杀，并使其从小熏陶的“文化性格”得以延续生长而非被迫异化为割裂的“双重性格”。因此，以人为本的农村学校教育是一种自由教育，它关注农村中小学生文化认同自觉的培养，让他们在积极学习主流文化知识和价值的同时，也能坚守自我传统文化的精神延续。所以，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如高考、社会就业、评价学生等应从“应试教育”和“学历社会”中摆脱出来，让学校教育变为培养人的自主独立和身心和谐而非改变人命运的场域。而社会教育则为学生提供一个充满正气、公正、宽容的环境来施展个性或才能。
2．凸显农村文化个性，建构农村学校和文化心理场互补机制
农村传统文化是什么？它是农村社会成员在与周遭环境互动适应、调节基础上形成的稳定反应系统，包括外显的服饰、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组织、歌舞音乐、节日习俗等，以及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濡化而成的内隐的价值思维和心理活动。可以说，农村传统文化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因不同地域及自然地理环境的殊异而逐渐建立起了不同的社会生活系统，也即农村文化是“个性化”的，这是其自然和历史属性的体现。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宜“一刀切地现代化”，需要在城镇化程中保留住其“文化个性或精神”，这需要依靠两方面的统一协调。首先，农村学校教育必须要树立起“弘扬”农村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通过系统化的思想教育引导、校本教材的编写、文化生活的实践参与等方式培养农村中小学生的乡土情怀，让其成为一个有“文化血脉”的生命个体，而非“无根”的“漂浮者”。其次，学校之外的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是重要的“活”的教育资源，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中小学生在开放性、活动性、生活性的传统文化事项活动中形成价值和心理思维的趋同。因此，为了促进农村中小学生文化个性的生成，农村学校、社会、家庭要在意识上自觉地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积极保护，形成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的农村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的互补机制，发挥它们对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精神孕育生长的统一作用。
3．加强社会成员启蒙，形成多元和谐的农村终身教育系统
(一)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上学难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程务工的随迁子女需要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这就涉及到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争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0－17岁城乡流动儿童规模为3581万，在2005年基础上增加了41.37%，且有增长的趋势。在这些流动儿童中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的流动儿童占80.35%，据此全国有义务教育农村适龄流动儿童达2877万。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村流动儿童，城镇的学校规模、教学设施都承受着巨大压力，有的中小学班级里学生数甚至已经可以达到六七十人，有的当地公办学校为缓解教育资源配置压力多不愿意接受农民工的随迁子女，而私立学校的价格偏高，农民工家庭接受困难，给随迁子女的入学带来阻碍。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通过出台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使随迁子女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城市的学校接受教育，但是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教育定位不同，并且随迁子女流动性大，所以城市的义务教育模式并不完全适合随迁子女，所以他们在求学过程中也存在着城乡教育融合难。而一些城市虽然有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所设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是这些学校由于资金问题，多地处城郊，教育环境与设施没有保障，更加不会有教学骨干教师，教师的流动性大，无法保障教学质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学习兴趣因此辍学现象严重。对于在城市里完成义务教育的随迁子女，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阻隔和各地的异地高考政策还相对模糊，他们在义务教育之后便处在了教育的困境。统观以上随迁子女上学难等问题究其根源还是在教育公平未得到全面展开。
（二）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健康问题
留守儿童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一类特殊人群，是指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家乡或寄宿在亲戚家中，长期与父母过着分开居住、生活的儿童。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其中6—11岁和12—14岁的农村留守儿童在校比例分别为96.49%和96.07%，表明他们绝大部分正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是最需要亲情呵护的，他们渴望父母的关心与爱护，渴望与父母之间的交流，然而留守儿童却偏偏在这方面是一群“情感饥饿”的孩子。长期的情感缺乏容易造成留守儿童的亲情观念日益淡薄，在人格发展上出现很大的扭曲和变形，不良心理还有可能导致成年后滋生怨恨社会、报复社会的不良行为。还有一些父母即便有机会可以和自己的孩子经常进行沟通，但是由于父母素质有限，在外务工又受到不良气息的影响，也难免会影响到自己的孩子，对孩子没有明确的要求，认为读书无用，没有正确的家庭教育作为引导，留守儿童很难树立良好的学习目标，使他们在没有接受完义务教育的情况下早早走入社会。
（三）农村学生上学成本加大
农村学生的上学成本增加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增加”，另外一种是“主动增加”。“被动增加”主要指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农村生源急剧减少，为了整合教育资源，节省教育经费投入，二十世纪初在全国实行的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教育改革，大量撤销农村中小学校，使学生上学集中到城镇，农村学生也能够享受到了城镇的优质教育资源。但是这样大范围的撤点并校，使原来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完成的教育，变成了每天需要做校车上学放学，每月的交通费、伙食费给家庭困难的学生增加了经济负担，而面对没有校车的学校，家长为了保障孩子上学放学的安全不得不去接送，耽误家里农活，有的家长甚至搬到城镇去陪读或者住校，这给经济收入比较单一的农村家庭都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2〕“主动增加”主要是由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镇的经济发展及相对农村优越的物质生活对一部分农民形成了诱惑，所以成为“城镇人”而不是“农民工”成为很多农民的愿望，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使他们的愿望难以实现，所以许多农村父母把梦想寄托在子女身上。〔3〕有的家庭让子女参加各种补课班来提高课业成绩，有的家庭甚至举家搬到城市只为让子女能够和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有“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的思想，这也给多数靠地吃饭的农民家庭带来的额外经济支出。
（四）偏向“城市取向”的教育发展战略
我国从建国初期一直到八十年代都实行着“农业反哺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发展战略，进而导致了教育战略的“城市取向”。在教育发展思路上，实行“以先进促落后”的教育政策，更多的关注教育效益忽视对人的关注。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城市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经费来源于隶属主管部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经费由乡村自筹经费，而由于农村经济大多没有城市发达，并且加之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税收制度，农村的剩余净额过度流入政府，在农村办学经费上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在教育内容上，虽然已经实行多纲多本，并且给了地方一些自，但是对于大部分农村学校来说师资等各方面条件有限，没有能力自主修订适合农村学生的教学大纲了，所以在教育内容上农村学生更多的接受的是适合城里孩子的“精英式”教育内容，这样使很多农村学生在升学考试中沦为“陪跑者”。
二、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的对策
（一）突破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促进教育公平
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制度是导致进程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上学难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相关问题出现的根源之一，所以要想促进教育公平，就要逐渐突破这种城乡二元制度，实现国家统筹规划，发展欠发达地区，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用一种公平合理的公民身份制度取代现存的二元户籍制度，只要是适龄入学儿童，都应当享受到相同的教育资源，没有身份歧视，这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
（二）改革城镇教育管理体制，保障义务教育实施
在促进城镇化建设的同时，面对随迁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也要积极出台政策对其受教育权利进行保障。要求地方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积极出台教育管理机制，将随迁子女放到当地的教育规划当中，保障随迁子女在居住地能够顺利入学，对于公办学校要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检查，一旦发现拒收随迁子女，对其要进行严厉的惩罚，也可以建立一些有效的监督与举报渠道，便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于当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要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和教育经费的保障，力求本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在教学资源上到达一直。可以通过与当地的公办学校联合办学的形式，使其一定程度上能共享公办学校的教育资源，例如可以实行教师的轮岗，定期使公办学校教师与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进行岗位互换，或者定期举办校长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学习等活动，来提高和改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缓解公办学校教育资源紧张的压力。对于有升学需求的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也应当尽快完善异地中考等制度，不让他们因为户籍制度错失升学机会。要尽快出台与“异地高考”政策衔接的“异地中考”政策，避免随迁子女的求学尴尬。
（三）改进“城市偏向”的教育规划，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在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上政府是严重缺位的，要想真正均衡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首先要从政府角度出台举措来均衡城乡教育投入，在资金投入上可以形成由基本财政支持、财政拨款与多渠道筹资相结合的教育投入模式，为农村义务教育提供财政支持。在教育内容上首先要构建适合农村学生的教学大纲，不能一味追求城市的“精英”教育，因为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要求人人都能够上大学，而是希望为每个人提供均衡的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这样才符合价值多元化的发展需求。同时注重乡村文化教育的弥补，在教育过程中贯穿乡村文化教育，培养他们对乡村文化、农业知识和农村的感情，使义务教育阶段之后是有一部分学生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进入到相应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现代农业和进行新农村建设，而有机会进入到大学学习的这一部分农村学生，也能够有因为对故乡的感情而回家乡工作，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镇化进程。
（四）关爱留守儿童，促进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