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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约束论文优选九篇

时间:2023-03-22 17: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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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约束论文

第1篇

论文关键词:房地产,信贷融资,约束机制,对策

 

一、引言

一个房地产项目,少则投资数百万元,多则数亿甚至数十亿,对资金要求非常高。目前,我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比较单一,主要靠银行信贷。而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持续深入,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愈加困难,很多开发企业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如果能够对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的内在机制进行可靠的分析,就能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加强融资能力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信贷融资成功的关键因素

从房地产开发融资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大小、银行与房地产开发业企业间的信息对称程度是影响信贷融资成功的关键因素。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

哈佛大学的Scott.B.R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在与其它企业的公开竞争中,用人力和资金资源以使企业保持持续发展的能力”。 而对于资金的提供者银行来说金融论文,他愿不愿意给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就是要看这个房地产企业的竞争力大小,一个竞争力弱小的房地产企业银行是很难相信它有能力收回投资并取得收益的。所以企业的竞争力大小是影响融资可行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银行与房地产开发业企业间信息对称程度

房地产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1],它从事经济活动以追求自己最大经济利益为动机,在融资活动中企业往往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损害银行的利益。而银行为了降低信贷风险,往往在信息不对称时不同意或只同意企业一部分贷款额的申请,于是出现了“信贷配给”[2],“信贷配给”最终使银企双方的利益都受损,尤其是使企业融资变得困难。所以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对称程度也是影响企业融资可行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房地产开发信贷融资内在约束机制分析

(一)、信贷融资内在约束机制分析模型的建立

由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信贷融资的关键因素,可以建立信贷融资函数A核心期刊目录。即:

A=G(C,L,Q)

这里,G ――函数表达式;

C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

L ――银行与房地产开发业企间信息对称程度;

Q ――房地产开发企业可获得的银行贷款数量.

根据这个函数表达式,可绘三维图形分析如下:

H B

QJ

γ·I

A·α

C·β

A’ J’H’ B’

FK

I’

F’D

EK’

E’D’

0L

上图中,直线A’F’表示房地产开发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最低所必需的信息对称程度;直线E’D’表示房地产开发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最低所必需的企业竞争力。类似于经济学上的无差异曲线[3],要获得一定的银行贷款,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C与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对称程度L有一定的替代性,即假如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较强、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信息对称程度较低时可获得银行贷款为W,则存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较前一种情况弱、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信息对称程度较前一种情况高时也能获得相同银行贷款W,由此可以得到获得最低银行贷款时C与L所有可能组合点的连线E’F’。

考虑到C不可能无限大,即当企业处于行业的绝对垄断地位时,C达到最大值(假设一定时期内所有银行对房地产行业放贷的总数量一定)。在上图中用A’B’表示C达到最大时的临界线。同样的道理,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对成程度也有一个极限金融论文,即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信息完全对称,此时L达到最大值 ,在上图中用B’D’表示L达到最大时的临界线。从而得到A’ B’ D’ E’ F’ 平面对应的ABDEF曲面就是C与L不同组合下,企业可获得银行贷款的所有可能值组成的点的集合。

(二)、模型分析

由于C与L具有一定范围的可替代性,所以在允许范围内可任作两条曲线J’K’、H’I’,使其满足曲线上的C与L的组合分别能获得相同的银行贷款,其分别对应相同银行贷款集合组成的曲线为JK和HI。比较JK上的α和β点以及HI上的γ点的大小可知:α=β<γ,即曲线HI所代表的银行贷款大于JK所代表的银行贷款,而JK上的银行贷款相等。从而可知,曲面ABDEF是由一系列像JK、HI一样的等银行贷款线组成,并且C与L的组合值越大,其所对应的等银行贷款线越高。

从以上图形分析可知,只要能够对C与L进行度量,就能对企业融资可行性进行评价。

(三)、影响信贷融资成功关键要素的度量

1、 房地产开发企业竞争力

房地产开发企业竞争力的测定是众多评价指标的综合评估过程。目前国内外常用的综合评估方法有三大类,包括专家评估法、经济分析法和运筹学方法[4]。本文从专家评估法依靠人为打分确定权重,具有一定的片面主观性出发,试图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建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因子分析是从一些有错综复杂关系的现象中找出少数几个主要因子,再对这些主要因子进行综合评价,因此可以有效的消除人为因素的干扰,确保评估的客观性和评价结论的准确性。

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分为三类:经营能力(评价指标有固定资产原值、流动资产平均余额、技术职工人数、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人均工资额、总资产周转率等);效益能力(评价指标有资产效率、劳动生产率、人均利税率、资本收益率、资产报酬率、销售利税率、成本费用利税率等);发展能力(评价指标有销售收入增长率、利税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工资额增长率、科技经费增长率,技术进步率等)。

因子分析的计算步骤包括将因子表示为变量的线性组合金融论文,然后构造原始数据矩阵W0、求W0的标准化数据矩阵W、求W 的相关系数矩阵T、求T的特征根λ及特征向量S、建立主成分表达式、计算每个主成分的贡献率U、按累计贡献率的最低限值选取主因子个数P、计算主因子的因子载荷矩阵B、求B的正交因子解、建立因子得分模型上H(见式①)、计算主因子综合得分Z(见式②)、计算因子综合得分得相对得分Z’(将样本综合得分按由小到大顺序在评价区间[Φ1 , Φ2]上进行归一化处理(见式③)。

Hi = ai1W1+ ai2W2+ … + ai nW n( i =1, …, P)①

式中:Hi为第i 个主因子的得分值;Wj为第j 个变量得观测值;P为选取的主因子个数;aij为第i 个因子的第j 个变量的得分系数。

Z(i) =Σ(Uj×Hij) / (ΣUj) ( i= 1,2, …,M;j = 1,2,…,P)②

式中:Z(i)为第i 个样本的主因子综合得分; Uj为第j 个主因子的贡献率;Hij为第i 个样本的第j 个主因子的得分值。

Z’(i) =Φ1+(Φ2-Φ1)×(Z(i)-Zmin) / (Zmax-Zmin)③

式中:Z’(i)为第i 个样本的主因子相对得分,按其落在评价区间[Φ1 , Φ2]的位置评价出企业的竞争力大小。

2、 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对称程度

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指的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拥有更多的内部信息,这些内部信息有的能反映出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的缺陷甚至致命的弱点,而投资方银行相对缺少企业的这些内部信息,从而使银行面临信贷风险。信息不对称有两个极端,即信息完全不对称和信息完全对称,事实上,这两种极端的情形在实际生活中几乎不存在,绝大多数情况是间于这两种极端情形之间。为了量化的需要,可以把信息完全不对称时的值定义为0,把信息完全对称时的值定义为100。

要度量信息对称的程度,就要明确融资信息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哪些指标获取。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特点,可以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报表的效度和信度)、治理结构的清晰程度、以及对银行提出的合理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条件的认可度来获取。从而信息的对称程度可以用下表来度量核心期刊目录。

融资信息对称程度度量表

 

指标

权数

评价层次(参数)

管理制度

15

完善(1)

较好(0.8)

一般(0.6)

较差(0.4)

差(0.2)

财务制度

15

优(1)

良(0.8)

合格(0.6)

较差(0.4)

差(0.2)

治理结构

10

清晰(1)

不清晰(0)

条件认可度

60

第2篇

新媒体时代影视艺术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年代中,人们生活的苦与乐都会通过影视艺术作品得到反映。所谓的影视音乐是影视艺术与音乐艺术的高度融合,影视音乐能够以抽象、概括的思维来体现影视的中心以及主题思想,从而赋予影视艺术崭新的生命力。分析众多的影视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古典的交响乐一直以来是影视作品中常用的音乐,在不同年代的影视作品中都可以得到体现,像动画片《猫与老鼠》中,不仅实现了影视艺术与音乐艺术的融合,而且也实现了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融合。在广袤的音乐时空中,持久绵延的音乐与瞬时音乐是影视作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两种音乐风格各异,从它们不同的音乐风格中,我们能够认识到多种的社会形态,像冯小刚导演的作品《夜宴》,那种轻慢的音乐与血心屠杀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伴随着屠杀场面的不断推进,音乐也有轻慢的古典旋乐转换成钢琴乐与交响乐的激烈撞击,期间强烈的视觉画面也与音乐交融在一起,彰显了影片中高贵的女性色彩以及皇权主义。纵观当前的影视作品,我们可以意识到音乐与画面影视艺术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音画综合效果已是影视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的观众已在不知不觉间接受着这种融合艺术所带来的影响,在不觉间被具有光影的画面以及流动的音乐所吸引。经典影片中的《出水芙蓉》与《音乐之声》一直以来都受到了观众的好评,那究竟是什么因素感染、感动着观众,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事实上,这种感染力来自影视画面与音乐艺术相结合而带来的特殊魅力。

(二)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的融合

音乐与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二者都可以展现人类真挚的情感。一方面音乐能够激发人类对文学创作的灵感,给予人们无尽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文学是音乐创作的基础语言,能够表现音乐的主题。中国的何战壕、陈钢将文学作品《梁祝》改编成了小提琴协奏曲,西方的柴可夫斯基将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成了交响乐幻想曲,这些都是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融合的典范。人生就像一首美妙的歌曲,人生中总会有精彩与低沉的旋律,而这些旋律正如乐章中的插曲,或者是几个跳跃的音符。尽管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存在有一定的差别,但正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才使得二者融合起来更具有魅力。文学与音乐都属于艺术的表现形式,而艺术是具有共性的,文学艺术以及音乐艺术正是在这种共性的基础上以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与方式,如若将这两种艺术融合起来,相互借鉴、相互作用、相互学习、相互取长补短,那么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讲,还是音乐艺术的角度讲都会收到良好的功效,可以说二者的结合,能够达到双赢的目的。歌曲便是文学与音乐结合的最好典范,歌曲吸收了二种艺术的特点,很好的表达了人类的情感体验。从一定程度上讲,音乐表达的情感比较抽象,但具有很强的生动性,而文学则相反,文学表达的情感细腻,但是生动性差。如此看来,用音乐渲染文学,用文学来解释音乐,实现取长补短的效果是创作歌曲时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

(三)音乐艺术中各种表现形式与风格的混搭

第3篇

(一)影视艺术与音乐艺术的融合

影视艺术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年代中,人们生活的苦与乐都会通过影视艺术作品得到反映。所谓的影视音乐是影视艺术与音乐艺术的高度融合,影视音乐能够以抽象、概括的思维来体现影视的中心以及主题思想,从而赋予影视艺术崭新的生命力。分析众多的影视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古典的交响乐一直以来是影视作品中常用的音乐,在不同年代的影视作品中都可以得到体现,像动画片《猫与老鼠》中,不仅实现了影视艺术与音乐艺术的融合,而且也实现了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融合。在广袤的音乐时空中,持久绵延的音乐与瞬时音乐是影视作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两种音乐风格各异,从它们不同的音乐风格中,我们能够认识到多种的社会形态,像冯小刚导演的作品《夜宴》,那种轻慢的音乐与血心屠杀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伴随着屠杀场面的不断推进,音乐也有轻慢的古典旋乐转换成钢琴乐与交响乐的激烈撞击,期间强烈的视觉画面也与音乐交融在一起,彰显了影片中高贵的女性色彩以及皇权主义。纵观当前的影视作品,我们可以意识到音乐与画面影视艺术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音画综合效果已是影视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的观众已在不知不觉间接受着这种融合艺术所带来的影响,在不觉间被具有光影的画面以及流动的音乐所吸引。经典影片中的《出水芙蓉》与《音乐之声》一直以来都受到了观众的好评,那究竟是什么因素感染、感动着观众,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事实上,这种感染力来自影视画面与音乐艺术相结合而带来的特殊魅力。

(二)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的融合

音乐与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二者都可以展现人类真挚的情感。一方面音乐能够激发人类对文学创作的灵感,给予人们无尽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文学是音乐创作的基础语言,能够表现音乐的主题。中国的何战壕、陈钢将文学作品《梁祝》改编成了小提琴协奏曲,西方的柴可夫斯基将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成了交响乐幻想曲,这些都是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融合的典范。人生就像一首美妙的歌曲,人生中总会有精彩与低沉的旋律,而这些旋律正如乐章中的插曲,或者是几个跳跃的音符。尽管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存在有一定的差别,但正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才使得二者融合起来更具有魅力。文学与音乐都属于艺术的表现形式,而艺术是具有共性的,文学艺术以及音乐艺术正是在这种共性的基础上以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与方式,如若将这两种艺术融合起来,相互借鉴、相互作用、相互学习、相互取长补短,那么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讲,还是音乐艺术的角度讲都会收到良好的功效,可以说二者的结合,能够达到双赢的目的。歌曲便是文学与音乐结合的最好典范,歌曲吸收了二种艺术的特点,很好的表达了人类的情感体验。从一定程度上讲,音乐表达的情感比较抽象,但具有很强的生动性,而文学则相反,文学表达的情感细腻,但是生动性差。如此看来,用音乐渲染文学,用文学来解释音乐,实现取长补短的效果是创作歌曲时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

(三)音乐艺术中各种表现形式与风格的混搭

在音乐艺术中,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器乐、声乐、旋律音乐、节奏音乐、古典风格、民族风格、流行风格等等,各种表现形式的混搭与风格的混搭已成为新媒体时代环境下音乐艺术的趋势与潮流。在多个平台中显现出这一“艺术混搭”。比如歌曲演唱与节奏音乐的融合成为说唱艺术,民族风格与流行音乐混搭成为新民歌的新体裁。在综艺晚会与一些大型艺术展演中,电视导演也纷纷尝试应用各种混搭形式来丰富屏幕。

二、结语

第4篇

关键词:语文;阅读;信息技术

当前,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阅读教学作为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一环,与现代信息技术相整合来提高阅读教学效率也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我国阅读教学普遍采取的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传递――接受式”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师的讲解占去了课堂的大部分时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基本处于被动状态,普遍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

“大力普及信息技术教育,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是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随着现代信息技术被引入课堂,阅读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整合成为语文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语文阅读教学,将引发阅读教学观念的变革以及教学方式、师生关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为提升语文阅读教学质量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现代信息技术能有效创设阅读氛围,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突破阅读教学中的重难点,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开发和培育。

就阅读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整合而言,在当前的语文阅读教学中,多数语文教师对计算机的操作还不够熟练,依然存在课堂知识容量不足、阅读效率低下的不良局面。具体地讲,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舍本逐末,违背阅读教学规律。在学习中,大量的图片、声音和动画充斥课堂,对语言文字的揣摩、品味和涵咏太少,偏离了语文阅读教学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主要方向。第二,削足适履,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动辄使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注意教材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课文本身的特点,硬生生地拿课件套课文,每一课都有动画,每一节都赏心悦目。第三,饥不择食,随意引用视听材料。很多课文的解读思路是一样的,与课文无关的信息充斥课堂,造成“教师讲课津津有味,学生在那儿打瞌睡”的尴尬局面。第四,图解诗文,教学思想方法陈旧。不注意教师、学生、编者和读者之间的多重对话,缺乏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演变为新形式下的另一种“满堂灌”。

因此,信息技术已不再仅仅作为教与学的辅助工具在物质层面影响着语文阅读教学的方式,而是在观念的层面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与习惯,从而赋予阅读素养以新的内涵。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阅读教学的整合,不只是简单教学手段的变化,应避免“用电脑代替教师板书,用动画代替学生独立思考”的这种不良现象的发生,使学生在领悟作品语言美的同时,获得心灵上的震撼与灵魂的涤荡。

《新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在与学生平等对话的合作互动中,加强对学生的点拨和指导,实现教学相长;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教师的点拨是必要的,但不能以自己的分析讲解代替学生的独立阅读。”

因此,现代信息技术技术是一种“全数字”技术,是将多种媒体信息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实现“图、文、声”的一体化。现代信息技术的最大特质是可以化静为动,化抽象为具体,化呆板为生动,图、文、音并茂,且交互呈现,信息量大,形象生动,色彩逼真,可以对人的视觉、听觉甚至心理触觉产生全方位的刺激,这很适合学生的接受特点,可以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增强教学效果。

同时,现代信息技术作为现代教学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语文阅读教学效率上起着重要作用。现代信息技术情境下开展语文阅读教学,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把直观形象、生动灵活、丰富多彩的信息网络资源优势同语文阅读教学中的语言感悟、思维训练、情感熏陶等内容结合起来,最终为实现学生的终生学习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语文阅读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相整合,就是在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指导下,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促进学生自主阅读的认知工具、情感激励工具与丰富的教学环境创设工具,并将这些工具全面地应用到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之中,使阅读教学资源、阅读教学要素和阅读教学环节彼此融合,得到整体优化。在整体优化的基础上产生聚集效应,从而促使语文阅读教学方式的根本变革,进一步提升语文阅读教学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引导学生掌握阅读方式,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将刻不容缓。视听辅助美文文本阅读课是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整合最常用的一种形式。它是指在阅读课的教学过程中,辅之以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丰富生活积累,扩充想象空间,最终达到培养学生语文素质的目的的一种整合形式。这种形式既可以用于课内教材的阅读教学,又可以用于课外选文的阅读教学。在进行课内教材的阅读教学时,可以先引导学生反复阅读文本,在充分感知教材的情况下,播放影视作品。这样做,可以避免影视作品直观感性的媒体形象阻塞学生想象创造的通道,充分发挥文学意象的丰富性、开放性、复杂性、深邃性乃至超象性等特点。

语文阅读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相整合,有利于“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突出教学重点,突破难点,强化阅读感悟;营造愉快气氛,引导学生积极探求;启迪学生创新思维,激励自主探究;扩大教学容量,强化教学信息;帮助学生获取信息,开阔视野;分层次训练,提高教学密度”。语文教学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既不能盲目地为追求潮流而过多使用,也不能因传统的语文教学理念而拒之门外,我们应对语文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有理性的认识,本着技术为教学服务的思想,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规律和具体的教学内容,扬长避短,合理运用,才能让现代信息技术真正服务于语文教育。

第5篇

不同户籍的收入差距有悖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西南财经大学 温兴祥

“城镇化进程中外来居民

和本地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

《人口研究》2014年第2期

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城市内部依然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外来农村居民和本地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文章利用200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RUMiC)数据,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以及RIF回归分解的方法,考察了造成外来农村居民和本地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数据显示了农村居民和本地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从收入分布的低端到高端逐渐扩大。随着收入的增加,由结构效应所解释的收入差异部分逐渐增大,这说明了对于高收入的外来居民,其遭遇的歧视更加严重。但是,在收入分布的底端,却存在有利于外来居民的收入决定机制。

从构成分解的结果看,人力资本和职业/行业的差异是解释由要素分布不同所引起的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要素效应可能与结构效应相互作用。因为由职业/行业分布的差异造成的要素效应可能既来自人力资本的影响,也可能来自外来居民还是城市居民的身份效应。

城市内部不同户籍人口的收入差距是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结构中的一个,这种收入差距有悖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原则。

虽然同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居民拥有相较于城市居民更差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在缩小城市外来居民和城市本地居民的收入差距方面政府有能力而且应该发挥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具体而言,就减小要素分布不同造成的收入差异方面,政府应该提高农村教育投入、提供农民工就业培训以减小两者在人力资本上的差异;取消劳动力市场分割,允许不同户籍的人口在地区、就业部门间的自由流动。同时,对于高收入外来居民群体所面对的更加严重的歧视待遇,政府应该放宽户籍制度、采取措施禁止用人单位的户籍歧视行为。 制度

信贷约束影响创业活力

西南财经大学 马双 董杨

“信贷约束与创业精神”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第WP605号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微观数据,来分析信贷约束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

结果显示:家庭申请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以及信用卡时受到的信贷约束与家庭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时受到的信贷约束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信贷约束将显著降低家庭创业概率约2.2%。

用家庭在创业之前受到房贷、车贷约束等信息识别家庭在创业前信贷约束情况以消除创业对信贷约束的反向作用,同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比背景相似的信贷约束家庭与非信贷约束家庭在创业活力上的差异,仍然显示信贷约束显著降低家庭创业概率为2%左右。

在受信贷约束家庭中,户主偏好风险并不能增加创业活力;相反初始财富变得尤为关键,获得拆迁补助的家庭在信贷约束条件下有更大的创业活力,进一步印证了信贷约束是影响创业活力的关键变量。 观点

小家庭的男孩偏好

西北大学 Seema Jayachandran

“生育率下降和消失的女孩”

NBER工作论文第20272号

印度的性别失衡问题在过去30年间越发严重。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产前性别鉴定已不成问题,偏爱男孩的家庭就倾向于将女孩流产掉。阿玛蒂亚・森描述过印度这一“消失的女孩”的问题。

第6篇

自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变化之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提高。这使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对于经济发展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探讨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规律,找出主要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储蓄的变化趋势做初步预测,成为确定本论文研究题目的宗旨之一。

与西方经济理论比较,我国关于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研究将在较大程度上借助西方主要的储蓄理论,并且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做必要的修正。

论文将居民储蓄定义为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去个人消费的差额。其实物形态有金融储蓄与实物储蓄两部分。金融储蓄包括现金、存款以及各种有价证券的增加量;实物储蓄包括本期购买的各种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价值非一次性损耗的商品扣除折旧后余额的增加量。但在分析过程中由于数据原因无法沿用此定义时,将做必要的修正。

二、关于研究方法

论文以实证分析为主,根据各种被认为可能会对储蓄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依次对绝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检验得出两类结果。第一,证实不同理论对于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适应程度,以及该适应程度随经济环境变化而改变的性质;第二,确定影响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主要因素,并据此建立预测模型。

被认为可能是决定我国居民储蓄行为模式的主要因素有:强迫储蓄,绝对收入水平,收入增长率,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社会保障,信贷约束,遗产动机。论文的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就这些因素的分析依次展开。各章基本上循理论探讨、建立模型、模型检验和对检验结果分析的思路进行。当对各国素的实证分析依次完成后,即确认出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

三、关于基本结论和基本结论形成过程简述

l、我国基本国情决定1979年以前居民储蓄的行为模式主要被绝对收入理论解释。1979年以后这一特征依然存在,但逐渐减弱。生命周期以及永久收入理论这些具有跨时预算约束特征的储蓄理论,对79年以后的居民储蓄行为的解释力迅速增强,并且形成预测的理论基础。

从理论角度考察,绝对收入理论对于1979年以前的居民储蓄应该有较好的解释效果,但数据方面的原因使实证分析结果难以对此给予有力的支持。79年以后对绝对收入理论的检验效果较好。这—现象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解释。第一,分析期间较短,只有14年,不足以暴露绝对收入理论关于长短期实证结果不一致的矛盾;第二,居民收入水平由很低速提高,可以表现为很好的收入水平决定储蓄的特征。

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对1979年以前的居民储蓄解释效果很差。主要原因在于居民过低的收入水平。1979年以后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决定了这两个理论的解释力提高。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确存在一个收入水平的临界线,在该临界线以下,居民储蓄行为较好地服从绝对收入理论;在该临界线以上,居民储蓄行为较好地服从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模式。论文提出我国居民平均收入的临界线可大致定位于250万元的假定。按照这假定,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居民储蓄行为应该更好地由跨时预算约束类储蓄理论解释。

2、到目前为止,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与人口增长这两个收入增长源中,真正影响居民储蓄的因素是人口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劳动人口增长。

在53——92年期间,我国劳动生产率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内徘徊于较低的水平只是八十年代以后有所提高,但提高幅度有限,无法对居民储蓄的变化做有效解释。相反,劳动人口增长与储蓄率提高之间有良好的吻合。论文运用由生命周期理论模型为基础得到的人口年龄结构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很好地证实我国劳动人口增长对于居民储蓄率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结果也证实了我国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即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单纯投入量增加维持,而非投入产出率的提高。这一结论提示,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劳动力资源供给状况的改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储蓄的规模,从而影响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

3、1955一1978年,强制储蓄是我国居民储蓄中一个不可以忽视的重要内容,但该成份在1979年以后减弱。目前已达到可以被忽略的程度。

分析居民储蓄的强制成份时采用Feldenstein等人的方法,即将被管制的物价水平还原为可以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真实价格,建立基本分析模型,考察在真实价格下居民储蓄与在管制价格下居民储蓄的差异,从中发现强制储蓄的程度。由于用这种方法设定的参数a中可能包含因社会货币化程度提高导致高估储蓄被强制程度的因素,需要用货币需求函数做为辅检验模型。检验的结果发现1979年以前货币化程度的变化很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也很弱。79年以后货币化程度提高幅度较大,在较大程度上椎动货币需求的扩张。剔除货币化程度提高的因素后,居民储蓄中强制的成份有79年以前较多、79年以后减少的变化。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1986--1987年的居民家庭抽样调查结果,可以大致估计至八十年代中期,强制储蓄占居民储蓄的成份低于1/3。进入九十年代该比重继续下降。由此可以认为,强制储蓄已经不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

4、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不构成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

用收入增长的储蓄模型对储蓄率与利息率的关系做回归分析后发现,利率弹性由79年以前的负值转为79年以后的正值。弹性的显著性略有提高,但均未达到显著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我国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很低的结论。论文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从利率敏感性和财产的期限结构两个角度进行的。

利率的敏感性指人们对于利率变化的反应程度。很低的利率敏感性必然有低利率弹性。利率敏感性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利率水平。我国居民长期的低收入水平从根本上决定利率的弹性很低,无论是正的弹性还是负的弹性。改革以后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但到1991年(本论文的截止分析期),居民财富积累依然有限。这使79年以后利率弹性略有提高但仍未高到足以影响居民储蓄的程度。低于真实利率水平的名义利率也会抑制利率的敏感性。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以及过低的利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利率的敏感性和储蓄的利率弹性。

在利率敏感性既定的条件下,居民财产期限结构是影响利率弹性以及弹性正负方向的重要因素。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有正的替代效应和负的收入效应。利率的弹性则取决于两个相反的效应相互抵消的结果。当财产以长期为主时,利率的替代效应较强;当财产以短期为主时,利率的收入效应较强。我国人口增长的特征、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收入水平决定居民财产以中短期为主,这决定了79年以前利率很弱的负效应和79年以后略有提高但依然很弱的正效应。

按照我国人口增长、收入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以替代效应为主的利率弹性会略有提高。但可能仍然不会成为影响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

实证结果发现通货膨胀对储蓄率有不显著的负效应。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我国长期低收入水平下过低的财富积累水平和货币幻觉的作用。1979年以后随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通货膨胀对储蓄的影响力可能会增强,但货币幻觉的作用又使这一影响力不确定。货币幻觉的存在可以使通货膨胀对储蓄形成两种相反的作用,因而减弱通货膨胀的作用力度。

由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宜将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作为决定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5、社会保障程度对我国居民储蓄率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但不改变居民储蓄率的基本模式。这意味着除非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变化,否则,该因素对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没有影响。

根据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覆盖城镇国有企业职工的特点,将社会保障对储蓄影响的分析分别就城镇与农村进行。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生命周期假说。

研究发现,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可能使城镇居民储蓄率略有提高,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则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进程缓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因此发生变化。考虑到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若按人口平均的话,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可能影响不大。因此,可以将社会保障的因素排除在决定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之外。

6、信贷约束对我国居民储蓄有一定影响。用永久收入模型检验,发现79年前后信贷约束有从很强到开始缓慢减弱的变化过程。因此判断,79年以前较强的信贷约束可能构成抑制居民储蓄和消费行为的跨时预算约束特征的因素之一。79年以后信贷约束减弱则有助于加强该特征。但是,从79年以后收入大幅度提高与信贷约束缓慢减弱的情况看,信贷约束并不构成决定居民储蓄率变化的主要因素。

7、遗产动机目前不构成我国居民的主要储蓄动机,估计遗产在居民财富中所占的比重很低。遗产动机的强弱以及遗产率(遗产占财产的比重)取决于居民收入分配的非均衡程度。按照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一段时期内收入分配的非均衡程度将会随收入增长进一步扩大,居民的遗产动机也会和遗产率也会提高。遗产动机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会加强。但如果遗产率基本稳定并且遗产不占财产的主要比重,遗产动机的存在基本不影响居民的储蓄模式。根据西方经济学界的有关研究,该假设条件在发达国家存在。由此可以初步认为,居民遗产在我国居民财产中有增加的趋势,但并不影响居民的储蓄行为模式。考虑到遗产动机的大小随收入增长扩大的性质,可以将该因素纳入到收入增长的储蓄模型中一并考虑。

8、对各相关因素做逐一分析后,可以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率的最主要因素是收入增长。如果假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不变,用人口变化趋势的有关数据对劳动人口增长的储蓄模型进行趋势预测,发现直到2010年以前,居民储蓄率呈稳定上升的趋势,此后趋于下降。因此,从现在起直至2010年是我国的储蓄和社会财富积累的黄金时期。紧紧抓住这一由人口变动规律创造的机会,为2010年以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保障奠定丰足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关于基本结论的政策含义

首先,绝对收入水平对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的重要影响意味着高收入阶层的储蓄在—定程度上是我国居民储蓄的重要来源。因此,不必过急地采取消除收入差异的税收政策,以便尽可能多地挖掘储蓄资源。但是,绝对收入对居民储蓄的决定作用正逐渐被收入增长替代的趋势,则意味着高收入阶层对社会储蓄有较多贡献的基础正在减弱。顺应这一趋势,应及时消除意在扩大储蓄的收入差异税收保护。

第7篇

【论文摘要】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而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贷违约率偏高。为找到中小企业信贷违约率居高不下的理论根源,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本文汇总、整理了众多学者的观点,以期为进一步探究中小企业违约行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提供理论参考。

中小企业己经成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生力军,并以灵活的运行机制和市场适应能力,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目前,我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支持,有助于扩大自身的收益来源渠道、降低信贷集中度。

据调查,仅12%的中小企业不存在资金问题,而高达80%的中小企业发展受制于资金匾乏,其中达到严重匾乏程度的为20% (黄志豪,2006)。而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小企业信贷市场风险偏高场。一方面,中小企业信贷违约率总体高于大型企业;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缺乏有效抵押和担保,中小企业信贷面临着更高的违约损失率。对于中小企业信贷违约率偏高的理论基础,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企业失信行为理论、企业信贷违约行为实证研究。

一、企业失信行为理论综述

企业失信行为的主要理论研究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企业失信行为归于信贷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Stiglitz&Weiss, 1981);二是将其归于因信贷双方博弈的动态不一致性造成的银行信贷的预算软约束 (Dewartripont&Maskin, 1994, 1995;等等);三是从财务角度,将其归于因受信方经营失败导致资不抵债而无法履行信贷合约,Merton模型是其代表。也有学者认为,引起信用风险的违约行为,可根据借款人违约原因和动机,区分为被动违约和主动违约(Ray, 1998)。

1、信息不对称与信贷违约

信息不对称理论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论述了信息在交易双方的不对称分布或者一方信息的不完全性对于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从80年代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把信息不对称理论应用于对金融市场的研究,特别是在信贷市场的分析和应用,使这一理论的作用充分展示出来。较经典的文献是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和韦易斯(A. weiss)在1981年发表的《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一文,从贷款利率和担保要求两个方面分析了非对称信息信贷市场的特征,说明了非对称信息对信贷活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理论。信息不对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交易双方中任何一方都未获得完全清楚的信息;二是有关交易的信息在交易双方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有关信息;三是交易双方对于各自在信息占用方面的地位都是比较清楚的。在企业融资渠道的选择上,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于企业必须借助外部融资才能获得发展之时。信息不对称按发生的时间划分可分为事前信息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事前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事后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严重程度,二是融资制度的缺损使信息不对称问题难以获得相应的解决机制,从而使经济行为当事人获得信息的成本增大,小企业融资难度加大(高正平,2004)。St1g11tZ&Weiss (1981)指出在借贷市场上,企业通常在借款人的还贷意愿、还贷能力、项目风险等方面的信息远比银行完备、准确,因为这些信息对银行而言,有许多是不可观察的,而且高风险的借款人为了获得贷款会极力模仿低风险的借款人。从银行与企业双方的信息结构看,在我国商业银行与企业之间,既存在事前的非对称信息,又存在事后的非对称信息,分别导致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隐藏知识的行为,当合约的一方不知道合约另一方某些有关的特征时,就存在隐藏知识的行为。在银行和企业签订合约时,企业比银行拥有更多有关投资项目、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企业就有可能隐藏知识,诱使银行与之签订不合理合约,将风险推向银行甚至直接违约。道德风险是隐藏行动的问题,合约人行动后果可观察,而行动本身不可观察。如何克服道德风险是和激励相容问题联系起来的,满足激励相容条件的合约可以激励己经获得贷款的借款者向贷款人报告项目真实的事后状态,借款人没有动机选择报告虚假信息或不按照合约规定使用资金。我国对贷款利率的限制和高额的事后清查成本使得设计激励相容的合约变得十分困难。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的企业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的倾向,即为了获得更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目标,可能故意隐瞒某些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甚至制造虚假信息,或者不完全按借款合同中规定的去履约,而是见机行事,擅自改变借款用途,力图获得超额利润或不能获得超额利润时就逃债,不良债权由此产生。

2、软预算约束与信贷违约

软预算约束,最早是由(Kornai, 1979; 1980)提出的。它最先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在发生亏损后,政府或其贷款人对其进行救助的现象。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着三种约束:资源约束、需求约束和预算约束。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源约束型体制,而古典资本主义经济为需求约束型体制。如果企业必须最终从销售收入中弥补其各种支出,那么企业的预算约束就是硬性的。企业发生亏损,没有偿债能力,企业就倒闭。这适用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而对传统社会主义企业而言,企业的约束是软的。衡量预算约束是软的还是硬的,主要有两个尺度:一是企业的寿命。在硬预算约束体制下,是否盈利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企业的倒闭率高。而在软预算约束的体制下,企业长生不老,企业的寿命是有保证的。

现有文献关于软预算约束形成的原因可归结为:事后再融资的收益超过清算的收益(Kornai, 1980; Dewatripont&Maskin, 1995);由于企业间密切的交易债务联系联系导致清算成本过高

企业价值是企业遵循价值规律,通过以价值为核心的管理,使所有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管理者、普通员工、政府等)均能获得满意回报的能力;显然,企业的价值越高,企业给予其利益相关者回报的能力就越高。

企业价值模型假定当企业价值低于某一预设值时企业将不会履行信贷合约,并假定企业价值为一连续随机过程。这样,企业信贷违约时间就成为可预测的停时,给定企业价值随机过程的类型以及违约的分布函数,就可以在各个时点测算出未来违约概率。(Merton, 1974)结构方法模型中的信贷违约事件发生的概率是信贷对象(公司)的基础结构动态变化的函数。在结构型方法中,信贷违约概率被赋予显著的经济含义。Merton模型假定受信企业资产市场价值为几何布朗运动 (GBM),当企业价值低于企业负债的账面值时,企业将不会履行信贷合约。由此,企业违约概率等于企业价值低于企业负债的账面值的概率。由于企业价值通常难以观测,Merton将企业价值与可观测的企业市值联系起来,将企业价值波动与企业股权收益联系起来。Merton模型中,企业违约仅发生在信贷合约到期日,合约存活期间不存在违约行为。BLACK和COX对此假设进行了松弛,假定一旦企业价值低于某一指定值企业,不论合约是否到期,企业将不会履行合约。显然,BLACK和COX的假设更为贴近现实。Schonbucher以及Zhou则将企业信贷违约行为与企业现金流量状况联系起来,假定企业现金流入而非企业价值为随机过程,视企业价值为企业净现金流入的贴现值。

二、企业信贷违约行为实证研究

研究银行信贷违约风险的经验研究十分丰富,例如,Dermine and Carvalho (2006)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银行贷款研究违约风险的计算一般包括以下三个参数:单笔贷款或贷款池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不同类违约风险之间的关联度。Dermine and Carvalho研究了银行贷款的违约损失,关键指标是贷款的回收率(loan recovery rate)。他们给出了违约事件和贷款回收率的准确定义,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一片违约风险的经验研究都包括以下两个内容:什么是违约时间的标准,用什么方法计量违约贷款的回收率。

第8篇

绿色信贷的理念已经暗示了商业银行应尽的社会责任。但是,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实现效益最大化成为其主要动机之一,即商业银行是逐利的。很显然,商业银行在追求商业利益时难以兼顾社会责任。在目前政策和盈利环境下,虽然对“两高”行业的贷款已经被谨慎投放,但是贷款余额依然占据了商业银行信贷的相当比例。银监会的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3月末,五大行(工、农、中、建、交)发放的“两高”行业贷款余额达13,326.39亿元,占五行全部贷款余额的11%。正因为商业银行是逐利的,所以它不得不去做这些大项目,否则就是哪家银行执行政策越彻底,其客户资源、市场份额流失越快,其受到的损失越大。如此一来,我们一味地责备商业银行助纣为虐造成了“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膨胀和大规模的扩张无疑显得有失公允。另外,各银行均实行分行制,管理链条较长,且绩效考核体系以经济指标为主,并未将环保绩效纳入其中,因而不排除一些分行为了完成考核指标而无视总行关于实施绿色信贷要求的可能。2007年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显示,截至6月末,投向高耗能行业的中长期贷款占比为12.1%,六大主要高耗能行业累计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24.1%,均呈逐季加快趋势。

笔者认为,要扭转此局势,一方面必须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提供一个出口。现在除了限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也要引导和鼓励新的资金投向,这比堵住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张可能更有效果。这一方面必须由国家的产业政策提供支持,尤其对那些有利于环保的大项目(如风力发电、垃圾发电),除了在信贷上给予支持,国家还应该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如减免税收、财政贴息等财政政策,以调动并确保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另外,给予创新型的、技术自主革新的商业项目支持,因为之所以造成现在这么严重的污染,除了企业趋利的原因以外,还在于处理成本太高,或者技术水平太低,所以导致了许多企业在这一方面不作为了,因此要鼓励商业银行在这一方面给予信贷支持;另一方面银行业内部必须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为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实施绿色信贷提供动力。在这方面,不仅要有对商业银行违规向环境违法项目贷款的行为实行责任追究和处罚的措施,而且还要有对切实执行“绿色信贷”成效显著的商业银行实行奖励政策。

二、银政企三方的“利益同谋”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始终存在很强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采取多种方式争夺银行的信贷资源。那些污染大户往往是纳税大户,是当地政府的经济支柱,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上级考核指标、提升政绩,会千方百计地保住企业。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2003~2005年期间,由于地方政府的纵容和袒护,全国7,000宗环保违法案件仅有500件得到处理,仅为全部案件的0.71%。地方银行把压力转移到银行上,而地方银行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利益关联,往往会使得银行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何况,银行尤其是国有大中型银行,往往也背负着“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负担,以及“多贷增效”的企业盈利性目标。不少污染企业的利润产值并不低,还贷及时,还有地方政府做风险担保,符合银行信贷追求“大客户、高信贷”的利润导向性。故逐利动机驱使得银行只看重信贷结果而不看其过程。因此,绿色信贷单纯依赖于银行自律是不够的,我国中央政府有必要将环保指标纳入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或是加大环保指标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中的比重,并以立法或规定等形式隔绝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干预。以人大审核为首的财政监管,对地方“污染政绩”的经济约束是最硬的,

银行信贷的约束则软得多。

三、企业的违约成本问题

长期以来,企业放任污染,对我们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尽管有观点认为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的必然反应,但其根源还在于政策的不规范、不合理。企业放任污染攀利,只承担了自己企业内部的成本,没有承担由于外部不经济而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即社会成本。企业没有因污染环境而受到相应程度的惩罚,即违约成本过少。现行法律允许环保部门对污染企业罚款的额度只有10万元,这样的处罚与企业偷排结余的成本相比是杯水车薪。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加重惩罚力度,加大违规违法成本,还应该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从经济上、环境上、形象上、政治上等多个角度加以分析。只有企业意识到违规成本高昂到承受不起的情况下,我们的政策才能体现出效果。再者,过去我们的政策引导不够,好的典型支持不够,没有起到示范和推广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让那些尽到绿色责任的企业,取得良好的社会形象和长期的经济效益,唯此社会上才会形成这样一种自发的、内在的治污动力、技改热情、环保趋势。但是,现在的情况恰好相反,因为电力、能源等行业能够带来暴利,导致我们大规模的资本进入和项目上马,企业由于有原始的冲动,赚钱效应促使它就往这个方向走。只有看到了做治污或者风能发电等这样一些好的、有利于社会的项目的前景,他才能选择这些项目。

四、企业环保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007年上半年,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曾就“共享企业环保信息”联合文件,把企业环保信息纳入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形成了更为完整的环境信息系统。银行可以多方面了解企业环境方面的信息,从而提高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还可以向环境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咨询,根据企业的行业特征,客观分析企业的环境信息,了解企业有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但是,由于企业认识到环境信息影响着其是否能够得到银行贷款,因此企业就有可能隐瞒真实信息,提供虚假信息,或只提供有利于自己的信息,那么银行获取的信息就不充分,也即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因此,银行在向企业发放贷款时,要始终坚持“三位一体”,即贷前检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管理。银行要随时对已经发放的贷款进行跟踪,掌握贷款的去向和用途,检查企业对贷款的使用情况,监督企业是否专款专用。比如,企业在申请贷款时,说明贷款将用在环保项目上,贷款发放后,企业是否真正把贷款用在了环保项目上,银行要进行跟踪检查,等等。

参考文献:

[1]何德旭,张雪兰,对我国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若干问题的思考[J],上海金融,2007.12.

[2]钟津嘉,“绿色信贷”未来金融业发展模式—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一席谈[J],中国金融家,2007.8.

[3]刘江,“绿色信贷”与节能减排[J],中国经济周刊,2007.47.

[4]李仁杰,“绿色信贷”焕发商业银行新生机[J],中国金融家,2007.8.

[5]罗赞,“绿色信贷”大有文章可做[J],银行家,2007.9.

[6]邓瑛,生态金融论[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2.1.

第9篇

【关键词】经济波动 金融冲击 数据分析

一、金融冲击概述

许多金融微观数据表明,企业融资效率会对企业本身的经济运转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金融宏观数据很难能够证明,很难具有说服力。

所谓金融冲击对抗,体现了金融市场的制度不完善,这种制度缺失让资金持有者手中的闲置资金不易流通起来,金融市场资金流通不畅,就会加大交易的全过程。

我们通过对企业固有资产投资资金的比例调查,可以发现在我国的企业的各类固有投资资金里,之前国内贷款的部分有了较显著的空间下降,经济周期的波动的走向也难以阻挡。而且这个态势愈演愈烈。因此可以说现在我国企业融资难度越来越大,能够获得的贷款金额也十分有限。如果我国企业贷款能力被无形地削减,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金融市场流通力度的下降。要知道这些约束大多都来源于金融部门,企业的借贷能力的下降,由此可见,我们把这种恶性影响叫做金融冲击。

二、金融冲击的现状

(一)基于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现状

本论文通过固定产出的数据,以图表的形式来研究目前中国企业的融资现状。固定产出的资金来源大概分为以下五项:国家体系预算金、国内贷款、个人资金、国际资金、其他。本论文拿“国内贷款”一类来进行论述。

“国内贷款”单指固定项目投资的各类国内借款,指各类社会合法机构、单位向金融类及非金融类机构筹措的资金。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国内贷款”首先有一个融资额度,代表贷款人或者贷款机构、单位能够筹措的资金上限。按照国内贷款金额与固定资金之比,我们绘制如下图表,根据时间序列横向排开,数据区间从2000年第三季度到2015年第四季度。

图1清晰地可以发现,从2000年到2015年,国内贷款数额占固有投资数额的比例几乎是一个阶段性下降的态势。如果计算一个均值的话,得出的数值大概是0.3,由此可见从金融机构处获得的企业的投资资金大约30%。这么低的比重也从侧面展示了贷款难度。整体来看,不难得知我国企业未来的贷款形势不容乐观。(注:图1底部左到右刻度分别从2000年至2015年)

现在我们利用H p滤波器,将国内贷款数额的周期性进行展示,图2可以看出,长期波动过后,国内贷款数额的比例开始持续的短期波动。根据图表观察,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异常频繁,频率值是0.93%。(注:图2底部左到右刻度分别从2000年至2015年)

(二)基于信贷经济数据的现状

政府控制经济所使用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信贷管理。某种程度上政府的许多宏观调控政策都能够依靠银行来提高信贷的供给量。由此可见,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金融市场的主体还是银行,而中国企业的外部融资必须要靠银行的资金输入才能完成,这就凸显了金融机构的信贷功能的重要意义。

如图3所示,为了说明信贷规模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程度,我们利用HP滤波器来解释贷款总数额量里剩余数额波动和产出的波动。注:图2底部左到右刻度分别从2000年至2015年)

从图3数据来看,可能出于货币政策或其它原因考虑,金融机构不断地调整信贷供给,这当然影响中国企业的金融活动,还会影响到总产出和总投资。面对信贷配给紧张时,有一些企业尽管能够得到贷款,但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不能全面的满足资金预期。有一些企业很难获得贷款,哪怕付出很多的代价也无济于事。所以说金融部门的干扰尤其是银行信贷,会对实体经济带来非常重要的冲击。

从现状来看,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变革的深度与宽度难以预料。所以说找到金融变革的核心,这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影响异常重要。

现在国内很多学者都开始着手研究金融市场和经济周期两者是否存在着一些联系,像著名学者王文甫以及刘方等都对中国经济波动特征进行了解释,他们都认为信用借贷和民间小额借贷对金融市场的有序流通起到了特殊的传导作用。另外有一些经济学者对银行信贷进行了量化研究,除此之外,少数研究人员对银行信贷服务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提出了独特的想法。

三、金融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关系

通过分析我国企业固有资产资金数额,进一步对其潜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固定产出的资金来源大概分为以下五项:国家体系预算金、国内贷款、个人资金、国际资金、其他。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国内贷款做深度的剖析,“国内贷款”单指固定项目投资的各类国内借款,指各类社会合法机构、单位向金融类及非金融类机构筹措的资金。我们认为国内贷款数额是有一个上限额度,许多案例都说明这个上限额度已经出现了逐步下降的态势,现在中国大多数企业能够流入的借贷比例大约只有22%,直接反映了中国企业贷款越来越难,障碍也越来越多。

四、结语

最近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再一次证明了金融市场和环境对经济波动有实质性的影响。许多金融专家认为不能忽视金融市场环境对经济产量带来的波动和干扰。上文分析了金融冲击的经济后果,最后得出中国企业的固有资产资金数额里,国内贷款占比持续低落、经济周期频率上呈现了持续震动的结论,这种持续震动的后果体现了当下中国企业信贷能力的停滞不前,借贷渠道的干涩紧乏,上限额度的持续下降,这都体现了金融冲击的可怕影响。

首先,本论文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数据,最终得出了我国企业国内贷款占比出现下降趋势,企业获得的贷款越来越少,借贷能力受到的约束也在加大,且未知干扰也越来越多。各类金融机构贷款数额中,贷款剩余数额与经济波动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也就是说信贷是影响经济阶段性频率波动的关键所在。其余原因包括整个金融市场上面融资信息的不均衡不对称等,这些都干扰了中国企业的贷款质量和数量。

金融冲击作为带动我国经济阶段性波动的关键因素,它体现了可计算性。消费、就业、债权、债务、产出等增长波动都可被计算。我国大约75%的经济产量增长浮动都能从金融冲击的角度来体现,像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等宏观经济都可以被解释。

总的来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问题是当前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环境和经济市场体制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海啸动荡有关联,包括世界性政治文化等原因,都会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微妙的关联,所以分析中国经济波动的原因,一定要全面具体的综合考虑各种方面,这也是未来的主要探讨思路。

参考文献:

[1] 陈文亭,龚六堂.粘滞价格模型以及中国经济的数值模拟―对基本RBC模型的改进[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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