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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众多的创业者利用风险资本开创出了自己的一片广阔天空。例如我们众所周知的新浪网、阿里巴巴网站的成功。风险投资无疑为力图创业者或者小规模企业提供了一条便捷有效的融资渠道。然而，在许多次的创业大赛中，鲜有体育投资项目中的。个中原因，除了体育投资项目选取了其他的融资方式外，在争取风险投资的进入时忽视了应该注意的事项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体育产业投入水平较低，存在资金短缺问题；体育领域内存在许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好项目，迫于资金压力而无法上马。风险投资是企业融资的渠道之一，在我国存在大量的资金沉淀，资金短缺的体育投资项目可以向风险投资寻求融资机会。
1体育产业投入水平低
1.1体育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小
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1997年，我国体育产业的增加值为156.37亿元，1998年为183.56亿元，占GDP比重的0.2％，而发达国家同时期的这一比例在1％~3％之间。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的体育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偏低。
1.2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水平而言，体育产业的投入水平低
依据配第一克拉克定律，一个经济地区的经济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顺次发展。我国目前整体国民经济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由于地区的不均衡发展，有的地区如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步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人们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也将增加。从目前的状况看，体育投入的规模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对体育消费的需求。
1.3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相对于重点项目而言，非重点项目和群众体育投入水平低
举国体制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举国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对于一些非重点项目、偏冷项目、观赏性不强的项目，资金不足现象尤为突出。群众体育是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中，群众体育相对于体育行政部门而言，则是不属于本部门份内该管的事。体育行政部门在精神上支持群众体育的发展，但是要把本已紧张的资金投入到跨部门、跨系统、收效慢的群众体育上，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资金短缺对群众体育投资而言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
随着体育改革的深入和体育市场的逐步完善，一些体育投资项目应抨弃“等靠要”这种计划经济下的残留思想，主动到资本市场中寻求机会，以缓解资金短缺问题。
2体育投资项目通过风险投资进行融资的作用
2.1风险投资存在大量的资金沉淀
风险投资是指专业资产管理组织将筹集到的资金投入到创建时间不长、但成长很快，且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企业，以期获得高额投资收益，或对未上市的具有潜在增值机会的中小型企业的一种中长期投资。
目前，我国风险资本在总量上已经达到100亿元人民币，但真正发挥作用的资金仅有12亿左右。在100亿的风险资本中，具有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资金占90％，私人资金占2％，外来风险投资资金占8％，所以，大量的私人资金（如居民存款）、基金（如养老保险基金）未能加入到风险投资行列中来。
在我国，对于风险投资的认识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风险投资是从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是只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服务的。如风险投资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有89％的风险投资公司选投了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创业服务中心的高新技术项目。这种认识背离了风险投资的本性。诚然，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通常具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利润空间较大，理所当然，高新技术产业是风险投资活动的主舞台。然而，风险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以其富裕的资金和专业化的管理参股被投企业，通过被投企业的培育成功，获取高额资本回报（而不是稳定获取成长利润），然后功成身退。所以，应该说，哪里有发展空间，哪里就有风险投资的影子。
目前，风险投资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资金沉淀。
2.2引入风险投资对体育产业的影响
2.2.1风险投资的进入可以加速体育资产证券化步伐
体育产业资产的证券化有利于增加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融资工具的可选择性，可以使筹资者通过资本市场直接筹资而无须向银行贷款和透支，同时降低了筹资成本，有利于提高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
如果风险投资进驻体育产业，必定会迫使体育产业走资产证券化的道路并加快其步伐。
2.2.2风险投资的进入有利于体育产业内部理顺产权关系
我国体育产业尚处于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阶段，产权不明晰是处于这一阶段中的企业的通病。
风险投资以其提供的资金入股，被投资企业以其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入股。这种无形资产包括范围极广，可以是专利、技术诀窍，也可以是一个创新的点子，甚至包括创业者的个人能力。风险投资在一开始就要求被投资企业有清晰的产权关系，否则，后面的合作将难以为继。
2.2.3风险投资的进入有利于加强体育产业内部管理的科学化
市场机制下现代化企业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管理科学。体育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必须坚持科学管理的原则。
风险投资给被投资企业带来的附加价值之一是参与管理。风险投资基金管理者（也称为风险投资家）都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据调查，有2/3的风险投资家有大型企业高层管理背景，另有1/3的风险投资家有金融背景。被投资企业可以利用风险投资的直接参与管理来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还可以有效利用风险投资家的专长、经验和网络关系来克服不同阶段的困难而不断顺利发展。
3体育投资项目赢得风险投资应注意的事项
体育投资项目是指通过向体育领域投资获取利润回报的项目，如体育休闲项目、体育竞赛项目。
成功获得风险投资并能使项目顺利实施的注意事项可以从三个阶段来分析，即策划阶段、撰写商业计划书阶段和签约阶段。
3.1策划阶段，注意理顺产权关系
体育投资产权是指进行体育投资的投资者对投资对象拥有的各种权利，包括所有权、行为权、索取权。在产权结构当中，所有权、行为权、索取权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它们最终共同决定了产权的运行效率，其中任何一方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不公正的一面，就会伤害产权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损害产权的运行效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投资项目从选项到投资，全部由政府统一包办，投资项目无论盈利还是亏损，均由政府独家承担，体育事业所需资金全部来自国家财政支出。所以体育投资主体单一。随着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各方面改革的逐步深入，体育改革也迈开了步伐。体育投资主体从一元化向国家和社会二元化转变。所以，现有体育资产很多为国有产权，在委托关系中，存在出资人缺位现象和很高的人风险。
1．特征分类国外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主要包含体育债券与体育股票市场
体育债券可筹集社会资金，弥补国家财政支出在体育产业投入不足问题。体育债券按照股权形式向未上市体育经营企业管理与运作进行投资，这有利于产权明晰，加强出资人的有限责任，建立有效内部机制，促进体育企业向现代产业化发展。美国从1998年之后，体育证券市场活跃起来，占据总市值8．12％，在前10位世界体育公司当中，有5家公司是美国的，通过多年发展，美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已较为完善。因体育债券市场是一种非完全的竞争市场，竞争交易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存在投机行为，而金融创新又层出不穷，一旦出现危机，受损失的是债券企业与投资者，很可能引发债券市场巨大的震动，这时投资者会因体育债券市场投资信息不足，逐渐远离体育债券市场，体育债券市场出现疲软问题，从而对整个社会的体育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在体育股票市场，存在已上市与拟上市体育企业的股票投资，体育企业一旦上市就会获得很大利润空间，收益为倍数概率，上市体育股票投资介入风险大，是高风险中的高收益。我国仅在2009年－2010年18家上市体育企业，其平均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是32．23％，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是39．24％，可以说，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是高风险中伴随着高收益。
2．支持政策产品范围
国内外体育产业的金融产品有体育债券与股票两种形式，在体育股票市场存在一系列股票发行的限制条件，发行人应是股份有限责任企业，发行股票前要连续3年盈利，发起人所认购人民币要在3千万元以上等，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准许进入。我国的体育企业通过股票融资获得发展资金是有效途径，体育产业是我国新兴朝阳产业，并吸引很多投资者目光。1996年我国第1家体育产业股份公司－北方五环成立，并于10月在深圳上市发行股票。1998年中体产业在上海上市，当年募集资金有2．5亿元，随后又募集2．6亿，被认为是体育产业中风险投资开始的标志。紧接着青岛双星、北京雷诺与体育李宁等公司上市，尽管有些投资者退了出去，但很多实力更强的投资者进来了，为融资成本降低带来了良好时机。有一些国际体育的风险投资企业也逐渐进入中国市场，像IDG、日本软库与高盛集团等，在2005年，我国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资金已有56亿多元，2009年我国包括探路者在内的28家体育证券在深圳上市，标志着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形成。美国的体育产业经济贡献率为11％以上，而我国体育产业的贡献率仅有0．7％左右，这表明我国在体育产业方面还具有很大发展空间。我国体育上市公司屈指可数，而西班牙的足球俱乐部当中，就有60％以上为上市企业。体育债券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方法，成为体育产业投资的新工具。与资产证券、股权融资、一般融资方式比较，体育债券与它们存在本质区别，体育债券是个系统的复杂工程，包括服务人、发起人、投资银行、投资者与资产管理者等，同时还应有完善规范制度环境，如税收制度、信用评级、财会制度与金融担保等。发展体育债券市场，可有效增强体育产业的融资能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二、国外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1．风险投资发展
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已有几十年发展历程。尤其是美国，体育产业的资金支持多数来自风险投资，仅体育证券与体育股票融资额在2010年已占据体育产业融资结构总比例的30．26％以上。美国的冠军娱乐、西班牙的巴萨罗纳、皇家马德里以及英国曼联集团等，均是在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情况来看，二级市场中的体育股票影响越来越大，美国的二级证券市场，主营体育产品及其有关产业资本所占据的总市值为8％以上。通过国外体育产业发展调查可知，股份俱乐部资产充足，并走向股份公司道路，以此加快体育产业发展。英超联盟所属的西汉姆俱乐部，1964年股票发行为4000股，资产总值为125700英镑，总收入是64683英镑，通过1997年改制上市之后，到1998年的5月份，其总资产已在3239万英镑以上，总收入也在2401万英镑以上，该俱乐部上市之后，资产上涨了257倍，总收入上涨了145倍左右。风险投资已成为体育产业发展有力资金支持，并为体育行业发展提供可靠运作平台，从而推动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
2．支持政策
第一，税收优惠政策。这项政策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政策性工具。在一些体育产业较为发达国家，为降低其投资风险，加大体育产业投资发展，大多采用了降低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实施了税制改革，对体育产业的投资税收政策也给予了调整，减少了体育产业投资税率，在1978年美国资本收益由49．5％降到28％，并在1981年降到了20％，其中体育产业投资额中的60％不征税，剩余40％为减半征税，有效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改制后的投资额比原来提高了10倍。西班牙的体育法中规定，税法一般规定之外，股份体育的上市公司和职业体育活动存在法律合同关系，企业为发展体育活动支出就应该考虑减税。德国的体育俱乐部也实施了税收优惠，德国税法规定体育上市企业利润额在7500马克时，可免收纳税，体育俱乐部的上市公司，上年度资金的流转额在6000马克以下的，体育产业上市企业可将应纳税的流转金额中的7％当作预留税金。这些税收政策出台，有利改善了体育产业的外部环境，运用这一措施促进了体育产业的投资市场发展。第二，人才培养政策。在体育产业的投资者与科技创业者一起努力下，所发展来的体育科技的创业家为体育新技术发明者与创新者，而奉献投资者为资本运作者与组织者。一些国家政府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对于人才培养都很重视。日本在1960年曾提出，科技兴体与科学立国战略，其中，科技兴体中的“体”就是指体育事业发展。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实施了2000年教育战略，实施了2000年教育目标法，主要强调增加职工培训与民众教育水平确保经济增长，美国体育产业的投资家成长是在政府政策鼓励下成长起来的，再将新技术与新思路转为产品的时候，产生了大量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专家，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家的成长可有效推动了体育产业发展。第三，特殊金融退出政策。为加强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发展，一些国家政府扩展了体育产业融资渠道，并制定了与体育产业投资相适应的特殊金融支持政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25个州成立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基金，有效促进了就业，刺激了体育经济发展。有限合伙政策是体育产业投资较为适合的组织方式，有限合伙为2个以上依法设立，并拥有多个合伙人，且以合伙人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否定了合伙人无限的连带责任，而这些有限合伙人多为免税实体，有效扩展了体育产业的融资渠道。在体育产业的投资运作中，主要包括投资项目规则、协议签订、投资辅导与资本退出等阶段，而投资退出机制是体育产业投资关键，很多国家对体育产业的退出机制非常重视，在1983年法国建立了风险投资二级市场，美国为促进其体育事业发展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其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建立相应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从而有效解决了体育产业融资风险问题。
三、国外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启示
体育榜样的力量与召唤
经典奥运会百米赛况的昭示人类无时无刻都在关注自身，特别是身体极限的突破，是身心需要。从而引发百米大战的争鸣，折射榜样的力量与召唤。2008年北京奥运会田径赛场上，一道闪电划破百米跑道。这就是8月16日的鸟巢，牙买加运动员尤塞因•博尔特以9．69s获得奥运会百米冠军，一个新的世界记录诞生了。回顾全赛程让我们惊喜的发现，不像以往百米大战的硝烟迷漫，距终点15m左右，这位“闪电飞人”博尔特左顾右盼，一副超然放松的态势，仿佛是在自然中慢步，到达终点间博尔特然后举起右拳重重砸在自己的胸口，又是挺着身子迈过了终点线，不仅是博尔特的成功，或许是人类挑战自身过程中发掘体能极限的速度的展示。榜样竖起，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人类速度竟逐，超越了国别，超越了种族，超越了记录。博尔特用自己彰显的个性化烙印定义人类的潜能，最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纪录，这样的过程，带来却是对未来更大的鼓舞和悬念，博尔特究竟能跑多快?人类自身到底还具有多少潜能等待着我们开发。2012年伦敦当地时间8月5日晚间，伦敦奥运会上最受世人瞩目的项目之一，男子100m飞人大战尘埃落定，北京奥运会冠军，牙买加人“闪电”博尔特以9．63s成功卫冕，并且打破了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的9．69s的奥运会纪录。同胞布雷克获得亚军，而美国三杰加特林、盖伊、贝利分列3－5位。牙买加飞人鲍威尔则因为出现赛中伤病名列最后。不懈努力与高峰体验通过对9．9s以内百米世界纪录进程分析，人类在提高自身速度和能力上皆尽全力。并而丝毫没有放慢脚步的意思。2．3榜样的群体效应与荣誉奥运会是时间空间上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光荣不只是属于冠军和取得名次者，也是属于参赛全体运动员的。凡是参加奥运会各个项目的运动员，都是精英和榜样。百米大赛，那是世界体育最大焦点一博尔特。博尔特是伟大的，同样其他7位运动员也是最伟大和最优秀世界项级短跑运动员。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到鲍威尔的伟大和传奇，2007年9月9创造出9．74s的世界百米纪录，随然北京奥运仅获得第五名成绩是9．95s。难到真像报道那样“鲍威尔黯然失色”，5/60亿说明什么?代表人类冲击过极限，并站在绝项上的。成绩只是表达，奋斗才是永恒。牙买加飞人鲍威尔做到了，随出现拉伤名列最后。可他坚持冲过终点，跨越了时空，战胜自我，充分体现了体育生生不息的精神。静思一下，通过田径运动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对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的影响巨大。《奥林匹克》(Olympiccharter)明确指出:“将体育运动和谐地与教育、文化融为一体，树立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尊崇普遍的伦理道德，在奋斗中体验乐趣，创建一种和谐的生活方式。［3］体育榜样的影响是巨大的，个人精神的自我创造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却是更为根本的。榜样的力量往往会对人的品格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在理解奥林匹克运动时已经注意到。就是在光辉的榜样的指引下，使自己的精神品格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智力、道德、身体培育上表现出来的个人意志，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坚定不移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体育榜样给予我们是勇气、智慧、体能和战胜一切的决心，体育运动员崇高的荣誉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诚实、正直、守信而获得，向人们展示了自己英勇无畏的性格。体现了果断坚毅的最高信念，优秀地精神健康状态，强健的运动体魄，使他们创造了人类的崇高境界。
体育与自我实现的熔接
【关键词】国际投资法 国民待遇 外资准入 外资经营
一、国际投资法中国民待遇概念及适用范围
国际投资法中国民待遇，是指在一定范围的事项上，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权利义务，在相同情况下应等同于已经或将要给予本国投资者或投资的权利义务。国民待遇制度主要涉及两个领域，即外资准入和外资经营方面。
在外资准入方面，特别是在设立范围上，各国基本上尚未完全实行国民待遇。几乎每个国家都会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及宏观调控的需要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控制在本国国民手中，而排除外资的进入。国际法上对于这种行为也给与了充分的肯定。
在外资的经营方面，一般而言，各国基本上都能给与外资以国民待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管理外资企业的活动。当然，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保护民族产业的考虑，在经营上除了某些方面给外资以优待外，还会施加一些额外的履行要求。比如当地成分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利润汇出与再投资的要求等。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往往要求发展中国家逐步减少乃至取消类似的履行要求。
从理论上讲，这种履行要求并不符合国民待遇。其实施目的是出于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试图使外资在经营过程中东道国以有益的帮助，而排除其不利的影响。但是，东道国对外资赋予了比国内资本更高的期望值，这实质上加重了外资的经营难度和成本，是对外资的歧视。
二、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
各国的外资立法及相关的国际条约均将能够享有东道国所提供的国民待遇的人，界定为依据东道国法律在东道国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外国人及其在东道国所从事的经东道国允许的投资经营活动。
外国投资者如果是自然人，主要依据东道国国籍法确认，如果是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主要由投资国和东道国在投资保护协定中予以明确。
同时，许多国际投资条约明确规定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为“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也就是说，东道国除了授予外国人本身国民待遇之外，还授予外国人的活动及其相关资产以国民待遇。
需要明确的是，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及其在本国境内的投资活动和财产是否给予国民待遇是其范围内的事，如果不是有相关条约明确，国家对此不承担任何义务。但实践表明，只要没有根本危机，各国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参与本国经济发展，都愿意给予外国人及其在本国的活动以国民待遇，有时甚至给予更高的优惠待遇。
三、“超国民待遇”问题
现在有的人认为，国民待遇本身是排斥给予外资优惠待遇的，也就是说，要改变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纵观各国的外资立法和国际投资条约，对国民待遇的定义主要有两种：即国民待遇是指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的待遇“不低于”和“等同于”其给予本国投资的待遇。按照前者的提法，给予外资某些优惠待遇并不排斥国民待遇，也就不存在“超国民待遇”的问题。而根据后者，给予外资优惠待遇和国民待遇之间似有矛盾之处。其实不然，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标准，与之相配套的，还有诸如“最惠国待遇”和“公正和公平待遇”。如果东道国对国内投资待遇很低的情况下，对一些国家的投资实行国民待遇，而不能给予更高的待遇，则该待遇水平就有可能达不到“最惠国待遇”和“公正和公平待遇”，从而导致各项待遇之间的冲突。在大多数投资保护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往往一并加以规定，并以两种待遇中对投资者更为优惠者为准。我们能说，一个国家实施了最惠国待遇，就是对国民待遇的违反吗？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给予外资一些优惠待遇，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或引进更多的外资，或将外资吸引到东道国更想引资的领域，加强其政策导向性。东道国实行国民待遇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意图引进更多、更好的外资，而实行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也是此目的。
在如今各发展中国家都在加紧吸引外资的大环境下，我国宜对“超国民待遇”问题采取柔性处理的办法，不应该过多地强调。总而言之，实现国家利益，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才是我们的最高目的。只要我国实质性的取消对外资的特殊限制，就是实现了国民待遇。
四、我国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的现状及策略
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包括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在程序法上，我国早已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有对于外商及其投资企业与我国公民同等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在实体法方面，又可以划分为私法上的国民待遇和公法上的国民待遇。在私法上，也就是民商法领域，外资企业无论从事国内经济活动，还是涉外经济活动，都具有与内资企业同等的法律地位，这表明我国在这一领域对外资已实行了国民待遇。
而在公法领域，也就是对外资的管理立法领域，我国至今尚未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这主要受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我们都知道，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国家，很难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即使有，也只是很狭窄且特定范围内的国民待遇。对于内资企业来说，尤其是对于国有企业，一方面在价格、物资供应、政府补贴等获得国家的某些特殊支持和保护，另一方面在诸如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领域对国家则负有特殊的义务。而这些义务是不可能施加给外资企业的。而对于外资企业，它在受限制的同时也会得到一些譬如税收政策的优惠等。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之时，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被扭曲了，这样就形成了法律上的差别待遇。只有一方面不断地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使内资企业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逐步取消对外资的种种限制，双管齐下，才能完全确立起对外资的国民待遇。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一些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时，片面要求东道国将给与内资企业的特殊待遇也扩大至外资企业，而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所担负的特殊义务，发达国家又依“公正与公平”原则，即违反了所谓的“最低待遇标准”而反对施加于外资企业。倘若如此，外资企业将在各个方面享受了“超国民待遇”，从而使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我国应当对这种“趋利避害”的行为保持足够的警惕。
第二，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尚且不高。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还比较落后，对于内资企业来说，外资企业在财力、技术、管理、信息等方面还具有较大优势。只有对内资企业给予某些特殊的法律保护，同时对外资加以限制，也就是采取一定的差别待遇，才能最终实现内外资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
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的长期存在决定了我国在公法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只能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
另外，国际投资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尚未成为一项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不存在绝对的，无限制的国民待遇。各国在投资领域国民待遇的实施条件、方法和步骤等问题上尚存在分歧。所以，国民待遇的推行，应遵循“有条件和逐步推进”的原则。“有条件”是指各国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接受国民待遇条款，以及接受国民待遇条款的方式、方法和合理例外。“逐步推进”是指在国民待遇还不能保障各国投资者真正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各国应当兼顾经济全球化和东道国经济承受能力，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推行国民待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今后的投资条约谈判过程中，我国应注意以下策略：1、谨慎对待外资准入阶段适用国民待遇问题，同时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较为成熟的前提下，在某些已经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领域，逐步推行国民待遇。在具体谈判中，尽量采用肯定清单法，将准入自由化的程度控制在自己手中。2、争取国民待遇的合理例外，避免国内产业受到外来资本的过度冲击。3、在投资条约中订入“发展条款”。也就是说只有在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属于同一类型企业且处于类似的环境下，才给予跨国公司国民待遇。这种“发展条款”可以遏制发达国家对国民待遇进行扩大解释，也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资政策时有了一定的灵活度。4、把握条约用语的准确，确保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自己有利。比如：保证适用国民待遇的前提条件是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处于“相同”或“一样”的情况，而非“相似”和“类似”的情况。
参考文献:
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专论》（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版。
刘笋著：《国际投资保护的国际法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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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吕岩峰等著：《国际投资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关键词：农村基础教育 教育投资体制 问题
山西省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制度从1985开始，经历了以“乡镇为主”的投资体制到“以县级政府”为主的投资体制的转变，明确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主体为县级政府。2005年，山西省规定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同时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免除学杂费以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校舍维修资金等经费由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按比例分担，逐步建立起农村基础教育投资的分级分担投资体制。这一投资体制的建立对于本省农村基础教育健康、均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本省地理条件特殊，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在基础教育投资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一、山西省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制度在推行中面临的问题
1．“以县为主”的投资体制导致各县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存在较大的差距
2001年实行了“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把农村基础教育所需的资金交由了县级政府。这样使农村基础教育投资的多少就只能取决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地方的财政收入状况。对于煤炭资源丰富的县区，地方的财政收入多，用于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相对多。以“山西省初中教育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组的一项“生均公用经费”调查为例：y市以资源经济为主，属于山西经济较发达地区，2004年gdp产值为401548万元，初中生均公用经费为650元；p县以农业经济为主，属于山西省欠发达地区，2004年gdp产值为185000万元，初中生均公用经费为121.9元；s县以农业为主导产业，而且是贫困县，2004年gdp产值为92166万元，初中生均公用经费为88.7元。这一调查结果明显反映了不同县（市、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象。
2．农村税费改革使基础教育投资经济薄弱县教育公用经费紧张，办学条件差
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主体提升到县级财政，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进行，即取消农村教育集资和农村基础教育费附加，这两项教育经费来源的取消，使本已严重不足的教育经费更加短缺。对于经济薄弱县，教育公用经费更是捉襟见肘，办学条件无法保障。
3．教师收入经费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山西省各市县中小学不仅实行了岗位绩效工资制度，而且实现了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统一标准，并把教师工资全额纳入了县级财政预算，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教师工资保障机制。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实力相对落后地区教师的基本工资与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异。市际、县际教师由于津补贴及福利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异较大，教师工资收入的巨大悬殊给全省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山西省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1．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总量不足
《义务教育法》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1993年通过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95年通过的《教育法》规定：“到20世纪末，财政性教育支出应达到gdp的4%。”尽管多年来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增加义务教育经费，但与法律的要求和实际需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不仅如此，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平均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仅为2.79%，2000年这个数字为2.87%，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10万亿元，而用于教育的资源不足3%，大大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财政对教育投入的总量是不足的。
2．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教育投入的比例不合理
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集中到了中央，而县乡财政所占的比重却非常小。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现有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级财政，2000年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占10%，地（市）级占17%，县乡两级共计20%多。县乡两级财政收入才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1/5，而相比之下，所承担的教育支出则占的比重较大。据2001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级财政负担，省级财政负担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约2%。实行改革后，虽然投资主体由乡镇提升到县级政府，但也只是将原来由乡镇负担的经费上移给了县级财政，并未改变县乡两级财政总体的负担比重，以少于20%的财政收入去负担超过80%的义务教育支出，这显然不符合财权与事权相对等的原则。
由此可见，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教育投入结构不合理，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将政府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责任过分集中在县，但县财政薄弱，这种事权与财权不统一是造成农村基础教育资金紧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各县区由于资源条件和地理条件制约，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投入存在较大差距
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后，教育投入的多少除了受领导重视与否等人为因素影响外，还直接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挂钩。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制约教育的经费投入。经济发展滞后、总量不足、资源短缺是山西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资源条件和地理条件的制约，导致山西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均衡。山西全省可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地区煤、铁、铝、盐等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科技文化集中，是发展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西部也有一定的煤、畜牧和水资源，但因历史社会原因和较差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科技文化相对落后，其中的西山二十八县是山西最贫困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导致山西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差距较大。
三、山西省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对策
1．提高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增加用于教育的公用经费总量，以保证农村基础教育顺利健康的发展
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正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先进理念。要保证农村基础教育顺利健康发展，就要加大政府用于基础教育的公用经费总量。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财政性教育支出无论是相对量还是绝对量都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其相对量更是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人均基础教育费用更是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因此，应增加政府用于教育的公用经费比重，以保证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顺利健康的发展。
2．合理确定各级政府教育费用分担比例
农村基础教育是关乎整个国家的振兴与发展的基础事业，各级政府都有责任对农村基础教育进行投入。应坚持“以县为主”的投资体制的前提下，加大中央、省、市政府在基础教育投入中的职责，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基础教育分担体制。《义务教育法》中对于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做出了具体规定，主要强调义务教育投入要由中央、省、地（市）、县四级政府共同承担责任，不再强调“以县为主”，而今后所谓“以县为主”，更多地指一种管理责任。这就要求今后在义务教育投资体制上逐步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分担体制。
为了明确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入中的职责，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通过法律形式确定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资中的分担比例，并逐步加大中央、省、市（地）级政府的分担比例。山西省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将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上移到以中央、省、地市级财政为主，以县为辅，并在中央、省、地方和县之间规定一个具体的投资比例。2005年《山西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方案》中规定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含县城所在地学生），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免学杂费资金由中央和地方6:4分担，地方分担部分由省、市、县按5:2:3分担，其中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由省、市、县按7:2:1分担，免费提供教科书资金由中央承担。对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资金由中央分担50%，地方分担50%，地方分担的部分由省、市、县按4:3:3比例分担。省级对“两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给予重点补助，两项资金统筹使用。通过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投资分担体制，确定农村教育的投资比例，来保证农村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3．健全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的法制化建设，完善依法筹措和分配教育资源的体制
要依法实现教育预算的单列，完善部门预算制度。在预算中适当强化义务教育财政的相对独立性。要依据义务教育法，尽快制定义务教育投资条例，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入上的责任，经费负担比例和具体的财政措施。
4．发展地方经济，为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只能取决于各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为教育投资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二十
多年来，山西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各县区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层次和不平衡性，因此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发展地方经济，以保证教育的投入。
5．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不断增加教育经费投入
除了要保障各级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持续投资以外，还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办学。教育事业是一项公共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发展教育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我们社会的职责。针对当前山西省农村办学的实际，政府应该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发展教育，解决不同收入阶层的不同需求。要完善企业及公民个人向教育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发展各种形式的公益性教育基金和信托基金，鼓励和支持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发展校办产业。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企业和公民个人捐资助学、出资和投资办学。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还要大力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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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依据先验概率分布及期望值准则进行最优方案的选择。由于先验概率不能完全反映客观规律，所以就必须要补充新信息，修正先验概率，得到后验概率。后验概率是根据概率论中贝叶斯公式进行计算，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贝叶斯决策模型。
一、贝叶斯风险决策模型
（一）基本理论
贝叶斯决策模型是决策者在考虑成本或收益等经济指标时经常使用的方法。贝叶斯方法是一种广泛运用于系统工程，金融和保险等各个领域的投资决策方法，是一种现代风险型决策法，是统计决策理论的重要分支，贝叶斯决策的理论基础是贝叶斯概率公式。它被运用在对信息掌握不完备或者存在主观判断下的风险型决策方法，风险型决策方法是根据预测各种事件可能发生的先验概率，通过调查、统计分析等方法获得较为准确的情报信息，以修正先验概率，然后再采用期望值标准或最大可能性标准等来选择最佳决策方案。这样使决策逐渐完善，越来越符合实际情况，可以协助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决策。由于由贝叶斯定理可以推出通过抽样增加信息量能够使概率更加准确，概率准确则意味着决策风险的降低，所以贝叶斯定理保证了该决策模型的科学性。
（二）决策模型的建立
风险决策贝叶斯模型的建立一般分为三个步骤，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步，风险投资者在进行企业项目决策时，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而每一个项目方案的收益都取决于诸多风险变量未来的状态，因而风险资本投资决策是一个风险型多指标决策问题。
第二步，构造判断矩阵。决策者以本层次上的因素为准则，两两比较因素Yi、Yj的相对重要程度，给出标度aij，构造一系列判断矩阵A＝（aij），其中，aij>0，aij＝1/aij，aii＝1。
第三步，建立投资决策模型。
二、风险收益函数的贝叶斯决策
决策者面临着几种可能的状态和相应的后果，依据过去的信息或经验去预测每种状态和后果可能出现的概率，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根据确定的决策函数计算出项目在不同状态下的函数值，然后再结合概率求出相应的期望值，然后依此期望值做出决策行为。贝叶斯决策法是最常见的以期望为标准的分析方法。
贝叶斯决策模型是决策者在考虑收益指标时经常使用的方法，以收益型问题为例，其基本思想是在已知不确定性状态变量 的概率密度函数f（ ）的情况下，按照收益的期望值大小对决策方案排序，则最优方案为使期望收益最大的方案。
接下来看一个具体决策实例。某百货商场过去200天关于商品B的日销售量纪录，商品B的进价为200元/件, 售价为600元/件，如果当天销售不完，余下全部报废，求该商品的最佳日订货量a*，及相应的期望收益金额EMV*和EVPI。该商场商品B的销售状态空间为 ，这些状态发生的概率也可以推测出来。根据此状态空间，决策者的决策空间为 。当商场的销售量为 ，而进货量为 时，商场的条件收益为：而相应的期望收益为 。
从经济角度看当日订货量等于日销售量时，商场没有因为多定货或少定货而造成的机会损失，因此获得的收益最大，所以此例理论上的最大利润为EPC=2720元。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个值很难得到，除非商场能够根据情况随时调整进货量，因此商场的经营者往往追求的是期望收益的最大值，在此例中当订货量为7时期望收益最大，EMV*和EVPI分别为2460元和260元。
EVPI的含义为由于情报不准确而造成的商场的赢利损失。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决策者总是希望获取一些准确信高的信息，只要费用小于预期收入，决策者就可以考虑购买由信息公司提供的情报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是通过抽样调查或其他途径得到的概率，与凭借经验预测出来的概率不同它们的可靠性更高，这种概率称为后验概率。一般的用后验概率代替先验概率进行贝叶斯决策, 往往可以得到更准确的方案，这种用后验概率代替先验概率再进行贝叶斯决策，就成为后验分析法。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情况下并非用后验分析法就一定比先验分析好，如果两者选择的方案相同，则意味着后者在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收益并没有增加，显然此时先验比后验更加有效率。
三、结论
由于在生活中许多自然现象和生产问题难以完全准确预测，因此决策者在采取相应的决策时总会带一定的风险。贝叶斯决策法是将各因素发生某种变动引起结果变动的概率凭统计资料或凭经验主观地假设，再进一步对期望值进行分析，由于此概率并不能证实其客观性，故往往是主观的和人为的概率，本身带一定的风险性和不肯定性。
风险投资中，各风险因素概率分布的获得往往取决于风险决策者的经验和态度，投资风险的分析需要依据大量的信息，而信息的获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决策者的主观概率与调查分析的结果取二者之一都是片面和不准确的。而贝叶斯方法正好能将这二者信息结合起来，在决策者及专家的定性判断基础上，根据新信息，对先验概率进行修正，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当风险投资决策者对先验阶段的估计把握不大时，决策者就可利用这方法决定是否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查，并对先验概率进行修正，从而减少决策的风险程度。
参考文献：
[1]朱金玲.贝叶斯决策分析及改进.江苏统计应用研究.2000(6).
关键词新兴媒体风险投资策略
新兴媒体泛指那些采用新的传播技术、新的传播方式或者开辟了新的盈利模式的媒体，如网络杂志、视频分享网站、商业楼宇媒体、移动电视、3G手机媒体、IPTV、触摸媒体、网络综合平台等。当下正处于一个媒介内爆与融合加剧的时代，任何一种创新的传媒科技马上会得到普及，任何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也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推广，任何一种新的盈利模式马上会被克隆。但媒体由萌芽、发育到成熟的阶段，资本运营问题往往成为其壮大发展的瓶颈。同时中国传媒业具有严格的资本准入制度，一般的资本形态难于进入传媒资本市场。而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以其运作灵活、政策壁垒宽松等特点很快进入中国新兴媒体市场并取得了巨大成功：IDG成功注资百度、腾讯、当当网、土豆网，软银成功孵化分众传媒、淘宝、阿里巴巴、共合网……学会与风险投资打交道，擅长与风投共舞成为新兴媒体的一门必须课。
一、新兴媒体的资本渴求
首先，在发展初期新兴媒体的传播样式还不为人知，Blog和SNS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对于新兴媒体还没有建立基本的认知和使用体验，更谈不到用户的粘性，作为新生事物其“创新一扩散”过程需要集聚一定的市场势能和用户人气。其次，新兴媒体的发展市场尚不明朗。其市场预期处于一时间难以评估的状态。而新兴媒体要发展就必然需要大量的传媒资源的卷入，对于资本的渴求异常的强烈。一般情况之下在发展的初期。新兴媒体一般都是资本投入期，处于“烧钱”的阶段。新兴媒体创业者往往是有技术、有想法、有创新、有激情，而无资本、无经验、无业绩。在这样巧妇无米的困境之下，新兴媒体遭遇融资的困境。
一般的融资渠道难于适用于新兴媒体的创业与发展。传统媒体的出资人和创办者一般是各级政府、国有企业，而新兴媒体完全是市场化的产物，很难获得传统资金来源垂青。商业银行的首要投资原则是信贷的安全。新兴媒体由于其市场前景、媒介环境等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难以获得银行的信贷信任。同时银行的贷款一般需要按期支付利息和可靠的担保，对于尚且处于事业草创阶段的新兴媒体，资金的流动性本来就是个难题。对于高额的贷款利息更是难于及时偿还的。上市并且以创业板的形式进入股市大规模融资是新兴媒体梦寐以求的事，但是股票市场一样有着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只有像“华谊兄弟”这样成功的创业媒体才能获得股市的认可。较之其他的融资方式，风险投资不回避风险，并且力图驾驭风险，不需要严格的信贷担保，不要求在短期内偿还本息，甚至不需要传媒马上进入盈利的状态，风险投资能够满足新兴媒体创业的资金需求。
二、风险投资的注资意愿
风险投资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目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仍然有数十亿计的风投资本瞄准中国传媒业。在互联网高涨时期，网络媒体被其青睐；现在影视制作更加被风投垂青，三个月内就有一家电视制作公司得到风投机构资助。风险投资之所以对中国的新兴媒体偏爱有加，表现出强烈的注资意愿一般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出于中国传媒业的迅猛发展和巨大潜力。自2001年起，中国传媒业利税总额已经超过烟草业，成为利税总额第四支柱产业。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兴媒体更是呈现了井喷式的发展，仅以互联网为例，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截至2009年7月17日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3.38亿人，其中宽带网民3.2亿人，网站数306.1万个，中国已经成为互联网大国。广大的市场意昧巨大的商业价值，没有人会在市场面前踟躇，没有人会对巨大商机犹豫不决，注资中国新兴传媒领域的市场回报巨大。二是中国的传媒市场逐渐向非公有资本有限开放。长期以来中国传媒产业存在严格的政策壁垒，限制了非公有资本的进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风险投资在传媒领域内的作为，也给风险投资注资我国传媒业带来了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2005年起中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和《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这些政策的出台改变了传媒行业资本构成的单一局面，为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传媒行业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风投资本注资传媒业具有了基本的合法性。这样的背景之下，风险投资在中国的新兴媒体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IDG、软银、凯雷、鼎晖等风险投资纷纷注资孵化新媒体行业。受益于风险投资，搜狐、百度、腾讯、易趣、3721、当当网、土豆网、分众传媒、共合网、PPLive等一批新兴媒体已经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媒体公司。
三、挑战与策略
在使用风险投资的过程中，媒体的经营某种程度上处于被监管的状态。自身独特理念难免受人左右，独立的媒体品格难以形成，同时更要防止资本对于媒体内容的侵蚀。一个新兴媒体的公信力最终要靠市场、靠受众的承认而不是风投。所以新兴媒体一定坚守自身的传媒品格的底线，在使用风投的同时秉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内容传播品质，不为资本劫持，不为一时小利而饮鸩止渴。在风险投资引入、使用和退出期应该把握一些基本的原则策略。
1.风投引入期
适时原则。风险投资的引入应该以促进媒体事业的扩大为前提,而不是在传媒经营运转出现困难时引入风投。很明显在传媒经营捉襟见肘之际，能够对风险投资有多大的吸引力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即使成功引资也难免在谈判的环节因为无牌可打陷入被动的局面，为日后媒体与风投的合作埋下隐患。
坦诚原则。和风险投资打交道，要坦诚的与对方推心置腹，不仅把传媒未来的美好前途描绘给风险投资商，同时也要把传媒经营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风险坦诚的告诉给风险投资商。因为对于风险投资而言，有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风险不可控。坦诚的交往能与风投建立起双方合作的信任感。
平等原则。在资本的引入期，新兴媒体往往由于对资本的巨大渴求，而饥不择食。媒体创业者需要始终明确与风投之间是一种对等的合作关系，媒体以其独特创新传播理念和明晰的盈利模式作为创业成本，保证未来可预期获得报偿。很明显只有在引资阶段就确定平等关系才能为日后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适度原则。在引入风险投资时，引入多少是传媒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当你提出的要求一旦被满足之后，到底能不能消化好利用好引入资本，能不能将引入的资本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实现传媒价值的保值增值。所以把握一个适度的原则就非常必要，适合传媒发展的中短期需求，适合传媒的现实消化能力是传媒的引入风险投资的适度原则。
多家引资原则。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尽可能不要从一家风投引资。单一风投的引入容易使传媒公司处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与多家风险投资展开合作，可以使媒体在风险控制方面有更多可以周旋的余地。如果一家风险投资撤出资金，也不至于使资金的流动性受到毁灭性威胁。
2.运作期
获得风投的管理扶助。风险投资并不是单纯提供资金的金主，与其他募资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于新兴媒体的全程培育。风险投资通常有一整套科学的企业治理经验，可以为新兴媒体提供传媒战略决策制定、传媒市场的分析、相关技术市场应用前景评估、潜在风险分析、成本控制及其回收等一系列的管理支持，此外还可以帮助传媒企业进行招募和人力资源的管理。可以说一个成熟的风险投资是传媒企业的创业孵化器。通过与风投的合作，传媒企业可以避免走弯路、错路，尽早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应对压力，增加动力。引进风投之后只是传媒企业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一般风险投资在注资之后都会要求传媒企业达到更高的层次，这在无形中给传媒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比如，2004年3月鼎晖国际等6家机构为分众传媒注资1250万美元，要求分众传媒当年必须实现860万美元的利润，如果完不成，股权就要被稀释。2007年lO月兰馨亚洲投资基金等4家VC注资炎黄传媒3500万美元之后，给炎黄传媒的任务是2008年营业收入达到3.5亿元，利润率为50％。可见，在风险投资运作期，传媒企业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来源于风险投资对利润的渴望与追逐。传媒企业唯有积极运作，与风投展开合作才能够实现盈利的目标。要实现盈利目标，除了上文所说的借助于风投的管理扶助之外，传媒自身能力的提升也是无从回避的。传媒企业必须始终思考如何将现有的强大的资金优势转化为自身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如何实现既定的盈利模式，如何掌握新媒体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资源。
确保信息对称，规避道德风险。道德风险(MoralHazard)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在风险投资与新兴媒体合作的过程之中，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新兴媒体在创业的初期主要依靠一些创新性的关键传播技术和模式等无形资产，一般会被视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一般会被少数的媒体创业者所掌握；新兴媒体一般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构和财务数据，没有完整的信誉记录。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兴媒体与风险投资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双方的合作潜在着道德风险。风险投资家担心风投资本被以做假账、过度投资、滥用资本等方式侵吞。新兴媒体企业应该根据风险投资运作的特点，及时、对等的公布自己的业绩和对于资金的使用情况。新兴媒体在发展的初期处于“烧钱”的阶段，但是应该明明白白把怎么烧钱告诉风险投资商。
3.退出解除期
关键词:联合投资 双边激励 信号传递 最优股权配置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8-016-02
一、双边激励条件下联合投资策略的最优股权配置模型的设计
第一重双边激励关系(模块A)下最优股权配置模型的建立。
基本模型的建立。下面就风险企业中在风险企业家EN和风险投资方VC间的最优股权分配问题的模型进行搭建。
1.模型建立的假设条件:遵循信息经济学委托—模型的分析框架下的V—N—M期望效用函数，在假设委托人和人都是风险中性的前提下有v(π-s(x))，μ(π-s(x))，其中，v'>0，v"≤0;μ'>0，μ"≤0;c'>0，c">0，其中v，μ，c分别为委托人效用、人效用和人的成本。风险投资方VC和风险企业家EN之间只存在双边激励问题，没有其他委托—问题。风险投资方VC和风险企业家EN各自按照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对风险企业付出努力。风险投资方VC和风险企业家EN的努力不可观测，但可以证实。
根据对数函数的性质，lnUv，lnUe与Uv，Ue在Ue>0，Uv>0的区间上，对于变量s具有单调一致性，可通过对数函数间接求解，得:
Uv=lnUv=2lnμ+(1+x)lns+ln(2-x)-ln2+xlnx+(1-x)ln(1-s)+(1-x)ln(1-x)-xlnv-(1-x)lnPe
Ue=lnUe=2lnμ+(2-x)ln(1-s)+ln(1+x)-ln2+xlnx+xlns+(1-x)ln(1-x)-xlnPv-(1-x)lnPe
由于VC和EN之间存在着双边激励与道德风险的问题，因此最优的股权分配结构取决于双方在谈判中相对能力的大小。最后股权分配的结构会以谈判能力较强一方的效用最大化为原则达到，所以分两种情况讨论:
情况一:VC方在谈判中占有更多的信息，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时
Max(s，av，ae)Uv
S.T.:av∈argmaxUv，ae∈argmaxUe
二、将信号传递理论引入第二重双边激励关系
这一部分将信号传递理论引入第二重双边激励关系，并用此思想解释其中的运作机制，分析第二重双边激励关系的各种复杂情况，并分情况对可能的最优化股权配置结构进行分类讨论。
对图1的说明:H，L表示项目的潜在质量，H(项目潜在质量好);L(项目潜在质量差)。由于领导风险投资商先入为主，已经对项目的情况十分了解，因此该部分信息完全掌握在领导风险投资商手中。T(真)，F(假)表示领导风险投资商向后入的跟随风险投资商传递关于项目质量信息时采用的策略，是传达关于项目质量的真实信息(T)，还是传达关于项目质量的假信息(F)。
1.当项目的潜在质量为H(好)时。由于这时主导风险投资商占有信息优势，他可以选择向跟随风险投资商传递关于项目质量的真实信息T(即项目质量为H—好);或传递虚假信息F(与项目真实质量相反的信息，项目质量L—差)。
若主导风险投资商在项目真实质量为好的条件下，却向跟随风险投资商传递虚假信息，即告知跟随者项目质量差，此时会导致跟随风险投资商为了避免更大损失而终止项目的合作，这样的结果会导致具有好前景投资机会的错失，因此理性的主导风险投资商是不会作出这种决定的，可以不予考虑。因此，若项目质量真正好的话，主导风险投资商只有激励向跟随风险投资商传递关于项目质量的真实信息，以求联合投资项目继续进行下去，在将来共同获得投资收益。
(1)信息占优状况发生逆转的情形。而此时一旦作为信息接收者的跟随风险投资商获得了由主导风险投资商传递来的关于项目质量为好的真实信息后，主导风险投资商和跟随风险投资商的信息占优状况发生了逆转。
由于本文的分析前提在于假设主导风险投资商是由于资金限制而向跟随风险投资商寻求联合投资，此时由于主导风险投资商对资金的迫切需求会导致跟随风险投资商在谈判中占有更大的优势，甚至可以要挟主导风险投资商提出更苛刻的合作条款，因为此时一旦跟随风险投资商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会使已经经历了一定发展阶段的投资项目前功尽弃。这其中的情形与风险企业家在同风险投资商进行谈判时所面临的问题是十分相似的，因为作为资金需求者在面对资金供给者时处于劣势地位是难以避免的。
同时，跟随风险投资商在于主导风险投资商合作时会产生“搭便车”行为的激励，即出资却不提供相应的监督和增值服务，即不提供努力，而完全依靠主导风险投资商的努力获得收益并按出资比例分成。
即便跟随风险投资商提供努力，由于其在与主导风险投资商的谈判中占有优势，也会朝着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影响联合投资的股权配置结构。
(2)双边激励关系存在时，对不同情况下的最优股权配置模型设计的进一步扩展。
情况a:跟随风险投资商“搭便车”。跟随风险投资商与主导风险投资商进行联合投资，只提供资金却不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和努力，对风险企业的整体收益不做贡献，只有主导风险投资商与风险企业家进行付出努力，跟随风险投资商的努力缺失。
此时模型假定为:av=al+af，af=0，av=a1，推导过程同第一重双边激励关系(模块A)的过程，但此时参与努力的只有VCL，所以最终的股权配置只会与VCL的努力程度x1有关，这里模型假定x1+x2=x，x+y=1。得出结论:
2.当项目的真实质量为L(差)时。这时主导风险投资商在向跟随者传递信号时，会考虑到若如实传递(T)关于项目质量(L)的真实信息，此时跟随者为避免发生更大损失会终止项目的合作，一旦如此主导风险投资商将没有任何收回投资成本的可能;若发生道德风险向跟随者传递虚假信号(F)蒙蔽跟随者，即采取一种破釜沉舟的策略，这样还可以促使跟随者继续投资，使项目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有可能在逆境中获得成功从而收回投资成本，使得情况c发生。因此在项目真实质量为L(差)时，主导者向跟随者传递真实信号的策略被抛弃，会采取传递虚假信号的策略。此时由于主导者掩盖了项目的真实质量信息，主导风险投资商在与跟随风险投资商的谈判中占有优势，股权配置结构会朝着满足主导风险投资商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进行。推导过程同上述b情况的模型分析过程。过程省略，结论为:
三、结论
对于联合投资策略所特有的双重双边激励关系的研究分析，本文总结了以下三种可能出现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第一，主导风险投资商的道德风险问题，往往发生在发现项目潜在质量差的时候出现，此时主导风险投资商会采取破釜沉舟的策略，蒙蔽在信息获得处于劣势的跟随风险投资商，以满足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伤害跟随风险投资商的利益。第二，跟随风险投资商的“搭便车”问题，在与主导风险投资商的合作过程中，跟随风险投资商可能会投入资金而不付出努力，按出资比例分享由主导风险投资商和风险企业家共同努力所创造的收益。第三，在信息方面占优势的跟随风险投资商会在与主导风险投资商的合作中按照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影响最优股权配置。
最后，本文扩展了风险投资方与风险企业家的单重双边激励条件下的最优股权配置模型，得出了联合投资策略下发生不同双边道德风险情况下的最优股权配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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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1．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界定
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区分他们的标准主要是产品或服务在消费上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较之于一般公共产品，其特殊之处在于供给区域主要限定在农村，其产品类型主要是体育设施和服务等。因此，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应是指以农村为服务区域的，在消费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体育设施和服务。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下，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就意味着，若按边际成本定价，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必须免费供给。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无法排除打便车者毕业论文提纲，私人部门供给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成本无法通过市场获得补偿，市场无法有效提供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但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改善亿万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应主要由政府承担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并辅之以其他供给方式。
2．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状分析
2.1城乡二元发展战略所形成的城乡分割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农补工”、“重城轻乡”的二元发展战略，以二元社会制度下城乡一国两策的“体制内、体制外”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在“以农养工、以农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顺、大行其道。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则是主要由农民自行解决，国家仅给适当补助。而且在特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差别政策的作用下，国家通过工农价格的“剪刀差”等非经济手段提取农业剩余提供工业资本积累及城市建设，逐渐形成了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职能加强的同时却弱化了公共服务职能，严重阻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完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正是由于城乡二元发展战略的影响，使得我国农村资金流出多、补偿少，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投资的“城市偏向”情况下，农村已形成了“城乡收入分配存在差距，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不足、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经济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资金来源、城乡收人差距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更加滞后”的恶性循环现状。因此，我国传统二元社会制度下农村公共政策的偏颇性和不公正性是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总量上供给严重失衡以及城乡极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初级性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性。
2.2“举国体制”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形式的弱化
我国体育“举国体制”产生于20 世纪50 年代初。在半个多世纪中，这一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毕业论文提纲，是我国制定和实施奥运战略不可动摇的基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虽然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时期以及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后时期二个阶段的变迁，但本质上都是一种以政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单中心”供给体制。在政府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责任划分不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在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单一供给体制下，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是由各级政府联合供给的。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供给，地方政府只负责地方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县乡财政目前困难重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便失去了必要的财政支撑。由此，处于边缘状态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更是首当其中成为“弱化”的对象。
2.3责任主体角色“缺位”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挤兑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基础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决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产品的责任供给主体。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来看，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但农村基层政府、权力部门在各项达标考核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及目前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监督制度、激励制度、评价制度的还不够完善，体育公共产品资源配必然成了他们挤兑首选的对象。其次，农村实行分税制后，因制度变更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没有相应的财权作基础状态下下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承担过多的责任，本已捉襟现肘的基层政府，势必再次陷入与上级政府在税收激励和自筹边界确定问题的矛盾之中。虽然税费改革后农村的“一事一议”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一定制度空间，但广大农民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根本得不到多数人的统一和有效的供给。可见，在这一不公正公共财政制度和财事权不对应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结果是各级政府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责任角色的长期“缺位”。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包办”单中心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在我国地广人多农业社会环境下毕业论文提纲，以及人们多样化与多层次的体育需求与服务面前，不仅显得杯水车薪，而且“缺位”现象越来越严峻。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观念和体育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影响中国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
3．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3.1改变传统观念，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体制
历史地看，中国举国体制既反映了中国国情特定的发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们在特定时期对于优先与兼顾、效率与公正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纲领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会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公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协调社会利益机制的立足点，从以往注重竞技体育走向两者之间的“同步化”或“相对平等度”，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和最好结合点，建立合理配置体育公共资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体系。基于社会公正基本理念和规则，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应改变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体育观念，以政府再分配职能的正当性，通过专门性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公共政策的出台，制定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权威性、强制性和持续性，来确保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建设资金具有稳定的来源，以制度和法规的手段保障农村这“边缘群体”享有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权益。
3.2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有责任也有义务提供那些市场调控失灵的体育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提供那些与本地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发展有关的体育公共产品，政府作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多元主体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属性和本质决定的。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成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优先的供给者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另一方面毕业论文提纲，私人及企业可以提供一些产权归属明确、能够市场化运作和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导、扶持和监管。还有各种非政府合作性的农村、社会服务机构和组织也是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提供主体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主要是某一领域或生产环节所需的重要的技术和生产信息。优化供给结构，实现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多元主体的转变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给主体的资金、知识、技术等优势，较好地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相互协调，发挥开放系统的整体功效。
3.3实现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创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
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真正实现农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实行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多中心决策体制，必须坚持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决策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在关系地区农村村体育发展大局的，如农民体育活动组织规定、农村体育场地建设方案等体育公共产品的决策中，要不断整合其决策程序，从而真正体现和维护农民的利益。其次，要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深入基层了解农民需要什么，进行市场调研，科学论证，增强对农民需求的反馈，做出反映农民真实需求的决策。建立关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重大决策的听证制度。这样可以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资金的合理流向，真正体现广大农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评估与反馈机制
首先，要改革现行的农村干部考核制度毕业论文提纲，将农村基层干部的晋升与本地区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直接挂钩；其次，政府要加强对私人企业、非盈利组织供给体育公共产品的监管力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性供给。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估制度，制定科学的组织方法、操作规则、评估标准及指标体系，建立相对独立的评估机构，配备多学科和具备政策科学知识的评估领导队伍，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评估。此外，要加大对偏远农村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培养，采用“走下去”和“走出来”两种方式来进行培训；对投资西部偏远和贫困地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企业，除上述政策上给与优惠外，国家可对其企业的发展和运行给与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农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投资，采用共用、共管模式进行有效管理。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团体以及农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来共同完成，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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