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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晓义 吴国振 安群 李尧 舒丽芯 单位:中国人民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队 中国人民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教研室
新注册的抗微生物药中,抗生素213个(57.88%),喹诺酮类69个(18.75%),抗病毒50个(13.59%),抗真菌17个(4.62%),硝咪唑类14个(3.53%),抗结核病2个(0.54%),抗麻风2个(0.54%),抗感染植物药制剂1个(0.27%)。新注册抗微生物药的剂型分布为:注射剂190个(51.63%),口服剂型153个(41.58%),外用剂型(局部)14个(3.80%),其他剂型11个(2.99%)。循环系统药物的剂型和化学治疗学分类:2010年注册的循环系统药物以抗高血压药和调血脂药为主。新注册循环系统药物分类为,抗高血压29个(34.94%),调节血脂药及抗动脉粥样硬化19个(22.89%),钙拮抗剂14个(16.87%),防治心绞痛13个(15.66%),周围血管舒张3个(3.61%),未明3个(3.61%),抗心律失常2个(2.41%)。新注册循环系统药物剂型分布为,片剂53个(63.86%),注射剂12个(14.46%),胶囊9个(10.84%),缓释片8个(9.64%),气雾剂1个(1.20%)。消化系统药物的剂型和化学治疗学分类:2010年新注册消化系统药物中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最多,其次是激素抑制剂,其余类别较少。2010年批准注册消化系统药物分类:治疗消化性溃疡药物29个(44.62%),激素抑制剂10个(15.38%),促胃肠动力药及止吐和催吐药6个(9.23%),肝胆疾病辅助用药5个(7.69%),泻药与止泻药5个(7.69%),酶抑制剂5个(7.69%),助消化药3个(4.62%),其它消化系统药物1个(1.54%),胃肠解痉药1个(1.54%)。2010年批准注册消化系统药物剂型分布:注射剂21个(32.31%),片剂19个(29.23%),胶囊12个(18.46%),肠溶制剂5个(7.69%),散剂4个(6.15%),其他口服制剂4个(6.15%)。分析药品注册与需求不完全一致:卫生部2008年地区居民2周患病率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疾病类型前4位分别为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和肌肉、骨骼结缔组织疾病[3-5]。
电解质和酸碱度用药与消化系统用药排名化学治疗学分类前5位,两者并不完全相符,循环系统用药和消化系统用药分别只有83个和65个批准文号,呼吸系统疾病药物只有30个批准文号,三者总和尚不及抗微生物药的一半。由此可见,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与相应疾病适用药物的相对匮乏是引起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抗微生物药泛滥,行业竞争激烈:国内批号中抗微生物药占36.83%,进口药物中也有12.86%为抗微生物药;剂型方面,口服剂型与注射剂分别占41.58%和51.63%。可见,普通抗生素在我国市场上泛滥,而业内在传统剂型上的大量简单重复,加剧了竞争的激烈性。普通剂型占绝大多数,高新技术剂型所占比重偏少:1002个国产化学药品批号共分34种剂型,其中埋植剂与微丸剂为2010年新增剂型,但分别只有1个批号。注射液和普通片剂的批号分别为375个和271个,分别占37.43%与27.05%,与2009年的33.86%和30.70%基本持平,依然是主要剂型。具体药物方面,除循环系统药物外,其他各系统药物情况与总体趋势相符;循环系统药物中,普通片剂和胶囊剂等常规口服制剂达70.00%以上,并有9.64%的缓释剂。究其原因,主要是循环系统疾病多需长期服药,常规口服剂型和缓释剂便于患者在家自己运用,但该系统药物的剂型过于集中,类型较少,气雾剂等剂型同样便于使用,且有更好的吸收,却未得到推广。进口化学药品方面,140个批号共17种剂型,同样主要以注射剂(42.14%)和片剂(22.86%)为主,其中控释剂为国产药品中所没有的,缓释剂有12个,占8.57%,而国产药品中缓释剂仅有10个,不足1.00%。一药多号的现象较2009年有明显改善:一药多号的现象在抗微生物药尤其是抗生素与喹诺酮类药物中仍较严重。统计的347种药品中,164种药物存在多个批号,占总量的47.26%;拥有不少于10个批号的药物共12种,占3.46%。而2009年不少于于10个批号的药物有35种,占7.07%,批号最多的为阿奇霉素,多达60个。2010年拥有多批号的药物主要集中在抗微生物药中,超过10个批号的药物中有7种属于此类,仅有的拥有超过20个批号的药物也均来自此类,分别是阿奇霉素20种、左氧氟沙星29种。这说明抗微生物药的激烈竞争在源头就已开始。国产造影剂相对空白:国产的诊断用药(主要是造影剂)仅有7个批号,占0.70%,且均为X线造影剂。而进口化学药品中,此类药物共有28个批号,占20.00%,包含X线造影剂、磁共振显像造影剂、血管造影剂3类。可见在造影剂领域,我国与先进国家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
药品注册评审机构应根据我国居民常患疾病的种类及已注册药品的分布,加强引导,鼓励新药、短缺药的生产,进一步遏制一药多号现象,从源头上规范药品市场。药品生产企业需加大对新品种、新剂型的研发投入,并保证人民的用药安全。医疗机构及卫生部门应加强药品知识宣传,指导合理用药。
[关键词]学习;学习科学;方法论;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2)01―0026一11
一、前言
20世纪中叶,探究人类感知、思维信息处理过程及心智工作机制的认知科学,成为引起全世界科学家广泛关注的新兴研究门类,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70至80年代,为了更好地促进人类的学习,不少认知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设计开发学习软件,并发起“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1978年,美国西北大学特聘请关注这一领域的耶鲁大学的尚克(Roger C.Sehank)成立学习科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the Learning Science,ILS),此时,学习与技术的研究日渐深入。1991年1月,由尚克、柯林斯(Allan Collins)和奥托尼(Onony)等学者发起,《学习科学期刊》(the Journal《kamin Science)创刊,同年在西北大学的学习科学研究所召开了被尚克称为学习科学的第一次国际会议Ⅲ,至此,经过不断酝酿的学习科学正式诞生了。2002年,国际学习科学协会(ISLS)创办,使得学习科学这一学术共同体日趋成熟,国内一些学习科学的研究机构纷纷成立。
而今,伴随着脑科学研究的深入进展,特别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脑磁图(MEG)、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fPET)等多种无创伤脑研究技术的问世,研究者可以对人脑高级功能进行诸多实证性的研究,不断揭示着大脑的学习机制,这促使人类对学习是如何发生的追问从猜想走向科学。
索耶(Keith Sawyer,2006)在《剑桥学习科学手册》的序言中做出如下界定:“学习科学是一个研究教与学的跨学科领域,学习科学家研究多种场景中的学习,不仅包括学校课堂中的正式学习,也包括发生在家庭中、工作中和同伴间的非正式学习”,而学习科学的目标则是“更好地理解学习的认知,过程和社会化过程以产生更有效的学习,并运用学习科学的知识来重新设计课堂和其他学习环境,从而使学习者进行深层学习”。本文就学习科学的缘起、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及其方法论进行探讨。
二、“跨学科”的学习科学
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学的不断分化被看做是科学发展综合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原有学科的邻接区域纷纷成为新学科的生长点,早期的学习科学与认知科学息息相关,或者如达菲(TDuffy,2004)所说的“是认知科学的一部分”。然而,传统的认知科学所崇尚的事实规律,总是将人们身处的社会和自然情境抽离出去的结果,对当时认知科学狭隘视域进行批判的一些研究者,逐渐成为后来学习科学的奠基人。
实际上。关于人类学习能力相关的研究涉及一个包括生物学、心理和社会学等机制在内的宽广频谱,学习科学关注真实世界里的认知,知识的理解和创新逐渐成为其研究重心,为此,“它吸收了有关人的科学的多种理论视野和研究范式,以便弄清学习、认知和发展的本质及其条件”,它涉及有关学习的科学(The Scienceso0fLearning)的不同领域,如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脑科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从多学科领域吸收成果并综合了许多学科的方法,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相对独立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最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研究者对于将认知神经科学纳入学习科学。有着较为一致的共识,因为,成熟的学习科学不仅要关注学习的发生,还应了解学习为何发生,怎样发生:而神经科学的研究揭示了人类学习的内在机制和生理基础,来自脑科学的微妙、灵敏的技术手段及与行为数据的结合还可能对理解学习的个体差异提供帮助(Gopnik。Meltzoff&Kuhl,1999)。
国际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了“学习科学与脑科学研究”项目(1999-2008),该项目召集了26个国家的相关研究者,在教育神经科学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学术组织也举办了相关论坛,如2000年美国的纽约论坛(主题为“大脑机制和早期学习”)、2001年西班牙的Granada论坛(主题为“大脑机制和青少年的学习”)、2001年日本的东京论坛(主题为“大脑机制和终身学习”)、2003年德国的乌尔姆大学论坛(主题为“情绪和学习”)等。世界一些著名大学也纷纷建立起跨学科、跨领域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机构,作为学习科学研究重要基础的脑科学及认知神经科学的不断发展,更新着对学习过程及本质的认识,激发着学习科学领域中更有价值的研究和探索。
三、学习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学习科学的研究发展迅速,涉及人类学习的诸多方面,尽管学习科学成为一个日臻成熟的独立的学科领域,但其研究领域的轮廓并不清晰,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其研究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和阐述。
(一)知识的本质
一般认为,本质即隐藏于事物背后的绝对不变的性质、结构与形式,被认为是通过理性而得到的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因此,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知识也就具有普适性。知识的本质观对教与学有着长久的影响,也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知识价值和知识习得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反本质主义知识本质观)对知识本质主义的批判与解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知识的本质,并且形成了一系列带有浓厚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知识本质观。尽管人类对知识的探究总是在逐步地趋向某个“本质”或“真理”,现代复杂性科学认为。事物本身就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体。这种不确定性也就决定了人类认识事物的有限性、暂时性和不确定性(石健壮,2010)。同时,人类的实践及其创造的世界却是不断变化着、生成着的,生成性便是知识的基本属性。
作为理性认识结果的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如果过分地强调知识的绝对性,会导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误读,从而导致僵化的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的模式。后现代主义因此在对本质主义的批判与解构中逐渐壮大,确立知识本质的多样性、差异性以及不确定性。因此,知识在本质上是对事物认识的一种简约化,是对客观事物复杂性的一种理解与阐释而学习科学关注知识的复杂性、情境性和社会性,
能够帮助学习者在恰当的情境中逐步理解并实现对知识的完整建构,并不断地探究问题情境隐含的深层知识,得以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
当人类社会经由工业化社会、信息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时候,强调知识的建构性、社会性、情境性、复杂性和默会性等知识观,成为创造知识生产和运用新范式的主要动因,而今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日益深化,不断冲击着传统的知识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知识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对无限发展着的客观世界的动态认识,是基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构建,是动态发展的、开放的生态系统,呈现出相对性、不确定性、动态开放性、情境性、多样性与差异性等特征,而日常生活的多样化世界是文化和历史中各种差异性和偶然性的基础,对现象学家而言,“世界的知识需要有作为世界的认知者的自我(self-as-knower-of-the-world)的知识。
因此,有效的学习应该关注在自然情境下学习者个体的认知积储过程,扎根于社会文化境脉,探究个体的、社会的认知过程。在一系列的社会共同体内存在的多样性绝不仅仅是学习者学习的调为剂,由此而产生的差异更是深入学习的重要资源,在特定情境下的社会交互,尤其是隐含个体经验的案例呈现,使得缄默知识可视化,一定程度上促进学习者之间的相互学习。
20世纪上半叶,哲学家们通常认为科学知识来自于对世界的表述和应用这些表述的逻辑操作(逻辑实证主义观),而当时行为主义支配下的学校教育以教授主义的方法实施教学,即向学生传播(“灌输”)事实和程序。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开始研究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他们逐渐发现,科学知识并非简单的对世界的表述及相关的逻辑操作,而是包括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深层知识的模型,并且两者通过解释原理(explanatoi~DrinciDles)连接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框架。他们认可科学知识情境性、实践性的特征,并强调协作在科学知识产生的重要性。因此,他们认为传统教室内的教学无视科学知识的这些性质。
传统的学校教育以为学生提供显性的确定的客观知识为主,将考核的标准也界定为对这些客观知识的保持和记忆的程度,但知识毕竟是有情境性的,杜威把知识界定为“通过操作把一个有问题的情境改变成一个解决了问题的情境的结果”。波兰尼也在《隐性之维》(the Tacit 0f Dimension)一书中,探讨知识不可言传的另一特性,赋予知识的个人色彩和情境性,这都意味着强调学生在知识学习中亲历体验、探究的重要性,知识的“隐性之维”提醒我们,需要引导学生在不确定性的情境中探究某些确定性的结果。
不仅仅是学生,社会的从业者包括专家也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这些知识通常能够帮助人们快速地在新情境中解决问题,笔者在此想强调的是适应型专家知识(adaptive ex.oertise.有学者译为“适应性专长”),即支持持续学习、即兴创作和自主扩充的专业知识。学习科学的研究发现,专家会注意到情境或问题的特征,而这常被新手所忽略。伯利纳(Berliner.2001)已经证实新手教师和专家教师在注意力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而这又影响他们快速识别问题与时机,并做出回应的能力。对于“适应性专长”的关注,成为2005年4月在加拿大举办的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年会的重要议题,研究者们将通过常规专家(routine expert)与适应性专家的对比来界定适应性专长,并大多聚焦在概念性理解、对新情境(问题,任务)的反应、对已知与未知的反应、弹性或适应性改变、革新或发明与创造、作为学习者的身份意识和信念、元认知等多元维度,而以适应性专长作为目标的学习对知识的获取与应用有着不同于常规专长的理解。
(二)学习的实质
1.真的学会了吗
在课堂中,有些教师经常感到迷茫,该讲得都讲了,该解释的都解释了,为什么学生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些司空见惯的“常识”学生们就是不能理解和应用?在现实的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理解的“鸿沟”,这一鸿沟经常使得教师与学生的知识(观念)难以共享。因此,教育者经常面对一个困惑的现象就是:尽管教师们用心良苦地为了学生而授业解惑,但学生的学习效果却往往与教师的期望有着明显的差距。如,王光明(2005)的调查表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师生对于数学学习投入了很大精力,但对知识的理解水平远未达到深刻理解,多数学生对带有识记性与操作步骤的问题解答表现较好,但在陌生的问题情境中却常常不会应用数学知识,未能达到迁移性理解,意味着没有真的学会。
没有理解就没有真正的学习。诸多的研究者认为,面向理解的认知发展的特点是概念转变(Concepfion Change),即学习者掌握知识(或概念)的过程中,主要的是在原有知识(概念)的基础上的发展或转变,而非简单的信息增叠。概念是异于个体的特殊主观性中的共同因素,是反映在主观性中的事物的客观普遍性。概念转变的意义,在于引发深层学习,为知识的有效理解和迁移准备了条件。杜威(John Dewey,1936)特别强调概念在人的理解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首先,概念使我们能够类化,使我们能够把对某一事物的理解转移于对其他事物的认识:其次,概念使知识标准化,它使流动的化为凝固,易移的化为永恒;再次,概念帮助我们认识未知、补充所知。
2.迷思概念
概念是构成知识最基本的成分,也是科学思维的网结,概念的获得和理解是学习科学重要的关注点之一。学习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发现就是:学是在原有知识背景下发生的,进入课堂的学生总是带着对现实世界各种各样的半成型的观点或者前概念(Preconception) (有时被称为“朴素科学”、“孩童的科学”),而课堂里“教师的科学”,是教师借由“课程的科学”转化成包含自我理解的意义,尽管儿童的前概念未必都是错误的,但往往是片面、模糊甚至是与科学概念对立的。在学习新知识时,不少学生只注意到自己所理解的部分,所以,即便在学习后,学生通常不会放弃原有的概念(观念),而是对新概念加以排斥,甚至扭曲对新概念的理解。这些在学生头脑中存在的与科学概念不一致的认识,称为“迷思概念(Misconception)”或“相异概念(Alter-nati’ve Conception)”。
相关的研究(Gilbert et a1.1982)证明,通常的课堂教学后,学生并未真正获得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原因是他们习惯。性地将课堂中的知识与原有知识(概念)隔离,学习之后,他们仍会在真实的世界中应用原有的知识,而教师教授的知识则只用于学校的课堂中;或者学生获得了对科学概念有限的认知,却不能达到有效的理解和内化,因而,形成孩童的科学与教师的科学的混合物。
因此,从建构主义的理论视域来看,学习是学习者在选择知觉向度和从长时记忆中已经存在的概念之间获得联结,
并对获得的意义进行重构(Gamett et a1.1995)。但面对新的知识,他们并不喜欢转变来自长时间的经验和观察的“前概念”,只有当他们意识到原有概念无法进行指导现实的问题解决,进而对他们的概念不满意,才会真的接纳科学的概念,实现概念转变(Posner.Strike.Hewson.1982)。
3.理解性学习
从行为主义的学习观到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对于学习的界定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学习科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有效学习”、“深层学习”,来自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动着该研究的进展。Petitto和Dunbar等研究者(2004)曾利用FMRI技术对物理系大学生和非物理专业的成年人进行“自由落体运动”概念的实验㈣,研究显示,当出现正确的运动图像时,物理系学生脑中的相应区域(尾核和副海马区)激活,说明他们已经接受了正确的科学概念:当出现错误的运动图像时,他们的前扣带回激活增加,表示了概念上的冲突,普通成年人面对正确的和错误的图像时,脑中激活的区域则相反,说明非物理专业的成年人仍然持有自由落体运动的错误概念。
以技能训练、知识记忆为指向的传统教学方式,容易造成学生对知识和概念的迷思,因此,与机械的记忆性学习相对的“理解性学习”备受关注。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主持的零点计划(Project zero)中,已将理解性学习与教学(Learn.ing and Teaching For understanding,LTFU)作为其研究的重点之一。
那么,什么是学习中的理解?认知心理学中将其阐述为学习者基于原有图式的个体心智的意义建构过程。从心智表征模型来看,理解是一种学习的程度和状态,表明了心理意义的获得,也是个体内隐的“意义生成”的心智活动,当然这一活动过程往往依赖于社会文化的中介作用。笔者认为,心智模型@的建构是理解的内在心理学机制,基于心智建构而在环境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即理解性实作(Understandin~Performance)也是理解的重要成分,因此:(1)理解是基于个体的已有知识和原有经验来建构意义:(2)理解是一个层次上深浅的问题(所谓的浅层理解与深层理解);(3)理解是有个体差异的、多样的(因个体的心智结构差异);(4)理解是基于心智建构而在环境中表现出来的行动和“实作能力”。
从学习科学的视角看待有效学习,其实质便是理解性学习,即学习者对某主题知识的掌握,在量增加的基础上,逐渐的精致化,围绕专业知识的核心概念或原理形成知识结构的内在表征或心智模式,在事实和观点之间直接建立关联,并能用不同的方式在真实情景中去运用。学习科学强调的就是理解性学习,为学生设定的目标便是达到深层理解(deeo un.derstandin),即获得专家用来完成有意义的任务时所用的那种知识,这绝不是对事实或程序的机械记忆与再认,而是把概念和策略组织到一个层级框架(hierarchical framework)中,用于决定以怎样的方式在何时把知识应用于理解新材料并在特定环境中解决相关问题。
因此,理解性学习就是让学习者将陈述性的有序的知识结构化,将程序性的知识整合原有经验得以条件化,最终表现为环境中理解性实作能力的提升,这也体现出理解性学习的“迁移”本质,即学习者将已有知识和技能“迁入”新情境时的适应性改变与调整,进而能够弹性的适应新环境,“为新学习做准备”。
最近的一些研究认为,教师、教材是不能把知识传递给学习者的:相反,学习者通过探究周围的世界、与环境交互、观察现象、产生新想法、与他人讨论,来积极建构知识,即学习者只有根据自己的经验与外界交互并积极建构意义的时候,深层理解才会发生吲。尽管在不同生活情境中的学习者有不同的描述生活情境的方式,以及因此所产生有差异的“意义”,但学习者在描述情境过程中,意义也就被建构起来。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表达和想法的反思,也会让他们学到更多,也即他们自身想法(观点)的可视化有利于在新旧知识之间建立联系。现在,越来越多的方法和工具被用于支持这种有意义的学习,如小组学习、类比策略、概念图工具等;不仅如此,有研究者发现学生群体在学习科学概念时,会随意地与同伴使用“隐喻”(Joel J.Mintzes.2002)。隐喻具有对某一不熟悉概念的符号相似性(symbohc similarities),可以促进学生在概念上的理解,学生使用的隐喻是依据他们的经验而产生的,可以作为有效的认知策略。
布兰思福特(Bransford,2000)等研究者在《人是如何学习的》一书中总结出7个促进理解性学习的策略,即:(1)围绕学科的主要概念和原理形成结构;(2)运用已有的知识建构新理解:(3)运用元认知促进学习;(4)利用学习者之间存在的差异:(5)激发学习者的动机;(6)在实践活动的情境中学习;(7)构建社会交互的学习共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学习科学家还发现,当学习者外化并表达自己正在形成的知识时,学习效果会更好(Bransford,Brown&Cocking,2000)。原因是表达引发了学习者思考的过程,产生了可能的反思,即自我启发的学习: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在学习者知识尚未成形时就开始尝试进行表述,并一直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因此,学习者之间的协作和对话是很关键的,可视化的社会交互,使学习者从清晰表达中获益,而如何支持学习者的表达过程,也成为学习科学重要的研究主题。
4.从新手到专家:学习的过程
专家们是怎样获得那些专业知识的?从新手到专家的转变,学习者经历了怎样的心智阶段?
一般认为,专家是在特定领域具有专门技能、知识和经验的个人,能够有效地思考该领域的问题。与新手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体现出专家知识的特征:第一,在知识的组织上,专家从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密切相连的纵横维度,围绕核心概念或“大观点”构成了开放稳定、丰富内涵的体系化知识网络或图式(sehema),专家能够挖掘事物中隐含的条件和联系,觉知有意义的信息模块或组块(chunk)。并据此进行推理和评价,因此,“知道得越多”意味着在记忆中拥有的彼此联系的概念模块或组块就越多:第二,在面对问题解决时,专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隐含哲学的思想智慧,善于纵观整个问题的背景和其中各成分间的关系并对问题进行分类(新手往往只看到孤立的问题本身或表面特征对问题进行归类),然后结合自己的体验(或经验)自动地调用大脑中的图式应对当前的情境要求。提取相关信息以执行一系列的认知操作。因此,专家的知识是在经久训练和具身体验中得到的相互连接、融合、组织化的体系,是“条件化”的。并且能做到“自动化”的顺畅提取。第三,与新手相比,专家更擅长规划和检查自己的工作,即进行反思性(Reflective)的思维活动,如同作家,边写作边出声说出自己的思考过程,当觉察到不
妥之处时进行反省和调整,
由以上二者的差异看出,其实学习也就是“某领域的新手转变为专家的过程”,不过,从心智模型的相似性来衡量新手向专家转变的程度值得推敲,因为其前提认定专家们的心智模型是高度相似的。就简单任务的完成而言,成功高效地完成者确实有着相似的任务技巧,相似性也体现在具体情境下运用哪些关键概念和程序的信息,但环境因素的复杂及可变性,专家心智模型的唯一性也难以存在,而且不适应环境变化的心智模型也会是僵化、低效的。因此,即使相同领域的专家也可能存在有差异的心智模型:同理,先前经验在新手的学习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准确把握专业知识的内涵属性,仅仅通过观察模仿专家间接经验的学习是不够的,而是要去经历体验,让新手沉浸在特定的情境中,通过参与特定领域真实的活动,在与专家的互动交流中,逐渐形成自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Lave&Wen~er,1991)。当然这类活动会对新手来说是有难度的,脚手架的搭建帮助他们更好的跨越因实践经验差异造成的“专业鸿沟”。
5.学习的情感考察
学习作为人类重要的心智活动,个体心智模型的差异演绎着个体学习风格的不同,而个体内在的动机、态度、兴趣、自信、焦虑程度等与学习效果息息相关,这已成为研究者们的共识并对此开展了诸多深入地研究。然而,直到20世纪末,情感作为认知过程重要组成部分的身份才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实际上,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总是带有某种倾向性,表现出鲜明的态度体验,充满着感情的色彩,即内心主观体验的外部表征。认知科学家们把情感与知觉、学习、记忆、言语等经典认知过程相提并论,重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非智力因素,认为学习情感(即学习中所产生的情感过程)贯彻于学习过程的始终,正向的学习情感对学习者的认知活动将产生增效的作用。
人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情感参与和认知投入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情感也是错综复杂的心理现象,是各种心理因素的组合体。加之情感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特征,若与人们的愿望和期待相符合的情境则能够引发积极的情感,反之则引起消极的情感。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学习中情感、归属和交互的融合,探索学习中情感的多维心理特征的外在表征及其对学习的正向和反向的作用。如相关研究(焦彩珍,2008)表明,“学困生”在学习中情感的心理特征对数学成绩就有着显著的影响,而这些情感心理特征的各不同维度之间也密切联系,相互作用。
如今,情感与其他认知过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成为当代认知科学的研究热点,以至于由此产生的情感计算(AffectiveComouting)成为一个计算机科学中新兴的研究领域,这是一个高度综合化的研究和技术领域,通过计算科学与心理科学、认知科学的结合,研究人与人交互、人与计算机交互过程中的情感特点,设计具有情感反馈的人与计算机的交互环境,让计算机通过对人类的情感进行获取、分类、识别和响应。最终可能让计算机像人一样能进行自然、亲切和生动的交互,即人与计算机的情感交互。
(三)学习的方式与形式
人类学习方式的演变体现出不同时代的人类学习活动的特点与规律,传统的学习研究,常常聚焦于个体如何主动加工和建构知识,作为“完成学习任务时的基本行为和认知策略与倾向总和”的学习方式。而今,在逐渐摆脱行为主义指导下以“教”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后,随着人类学习的认知、心理、神经学基础的发展,特别是近十余年来产生的一些有关学习的新理论,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协作学习理论、情境学习理论以及泛在学习理论等等,推动着教与学方式的变革,而学习的形式也趋于多样化。
1.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
从知识获取角度看学习发生的方式,学习可以分为正式学习(Formal Learning)与非正式学习(I,fformaI Learning)两种基本形式。非正式学习通常发生在学校以外,但与正式学习区分的主要依据却不是学习发生的地理位置,而是是否发生于具有说教色彩的教学实践。也就是说,在学校中也广泛存在非正式学习,而在非学校的环境中也可能有正式学习的发生(如社区教育中的培训活动)。作为正式学习的学校教育,提供的是与学习者日常生活并不连续相关的知识体系,密集的训练使得学习者的抽象推理能力得到提升,但人脑的发展不单纯是教育的产物,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模仿学习获得的经验也有助于对其大脑的塑造,“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l的发现验证了这一观点,凸现了“非正式”的模仿学习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学习者在没有正规的教学(或学习意识)参与的情况下,为适应新环境而与周围人或物的互动(或观察模仿)中,获得了那些用言语难于表达的知识,这也即内隐学习的发生。
对非正式学习实质的探究,也可以从正式学习的内涵来推演。众所周知,正式学习通常发生在学校,信奉普适的行为价值和标准,以语言为主要媒介来传递常常脱离境脉的知识,学习者也倾向于用语言来描述习得的知识或问题解决的过程。对比正式学习,斯克里布纳和科尔(Scfibner&Cole,1973)提出非正式学习三个特点:(1)非正式学习是个人取向(person-onented)的,或者说是自我发起的,目标的设定取决于个体本身的意愿而非掌握的知识基础:(2)非正式学习的过程融合了情感和智力,常常表现为包含着认同和移情的“观察学习”之中;(3)非正式学习中因个体身份的建构而助长传统主义,非教学性质的社会交互形成“实践共同体”,学习者身份及参与结构把专家于核心位置,
现在,学习科学专家对非正式学习的关注体现在三条线索的研究:(1)内隐学习与大脑;(2)非正式学习;(3)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设计。研究者将他们的观点和发现应用于教育中,并提示学习科学家如何借鉴这些研究更加深入地理解学习㈣。
随着通讯移动设备的普及,非正式学习的形式和机会越来越多。需要注意的是,新手在非正式学习中仅仅观察模仿专家的示范,尚不足以保证他们注意到所有相关细节,如前文所述,专家的知识不是一张互不关联的陈述性知识的清单,而是依据学科中的重要观点(或核心概念)进行有机连接和组织的知识网络,包括了应用关键概念和程序的情境信息。因此,强调专业知识和注意力也暗示学习者不能简单地从经验中学习,而是要学会去经历。
2.个别化学习与协作学习
个别化学习源于个别化教学的概念,是学习者高度自主性的学习方式,通过自我探索、自我思考实现知识的获取或更新,适合于认知领域和动作技能中大多层次的学习目标,个别化学习体现以学习为中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协作学习则是一种通过小组或团队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学习方式或策略,学习者个体之间通常采用对话、商讨、争论等形式在进行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获得知识进而达到学习的目标。
学习科学的研究者将个体认知延伸到群体认知是相当
有价值的,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也证实,小组合作的学习者较之个别化学习者更易在交互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更易得出有产出的推论(Simon,1997)。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今,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ompu~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CSCL)成为研究和应用的热点。众多学者认为。CSCL是继承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CSCW)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将协作学习的教育理论融人其中发展演变而来的,考希曼(Kosehmann,2002)曾指出,CSCL的历史发展轨迹为:计算机辅助教学一智能导师系统一学习LOGO程序语言CSCL。Gallaudent大学的ENH项目(让聋人学生以新的文字媒介方式进行写作)、多伦多大学的CSILE项目以及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的“第五维度”项目(the Fifth Dimension Proiect),成为稍候出现的CSCL研究领域的先驱,这三个研究都通过尝试使用技术来促进有关读写能力的学习,
尽管小组合作学习的研究要比CSCL早得多,但CSCL的软件环节提供不同形式的教学支持和脚手架支持,即通过设计技术(工具及人工制品)来支持学习者的意义建构,技术的社会性提供了更多地学习机会,而技术本身也表现出在支持协作学习过程中的独特性,如:(1)自由配置的计算机媒介实现了动态表征,技术的潜能本身又促成了新的交互,(2)计算机为媒介的沟通“实体化”,使得学习活动本身可以被记录和重现,成为新的学习资源。为此,考希曼在2002年CSCL的会议上做主题演讲时,对CSCL给出了一个概括性的描述:“CSCL着重研究在共同活动环境下的意义和意义建构的实践活动,以及设计的人工制品被这些实践活动应用为媒介的方式。
3.学习共同体
“共同体”是人类群体生活的表现,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待人类学习,那些有价值的综合的实践性知识都隐含在特定的共同体中(赵健,2007),共同体内部面向共同愿景的社会建构和文化协商,促进了成员的认知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本质上是对一定文化历史背景下的特定实践共同体的参与。
很多的研究者将学习置于共同体境脉中考察知识的社会建构性。维果茨基认为,每个学习者在协作的情境下发展的知识和能力和他们单独学习时是不同的,他用“最邻近发展区”的概念来衡量这两者的差异,大多研究者也认为“共同体”在促进个体学习方面表现得很有效。群体认知或主体间的学习,存在于共同体内面向知识建构的互动,实际上,共同体内部因成员差异而存在着客观的异质性。根据知识分布式的特点,协作团队中的知识会呈现出异质性和多元化,Jehn(1999)等研究者称之为“信息异质性”(另外还存在着“社会属性异质性”和“价值观异质性”),由此,协作中的会话(discourse)显得尤为重要。贝克(Bake~2004)曾将其作用概括为:明确知识、通过差异化促进概念转变、阐述新知识及知识精致化等方面。
因差异而产生的认知冲突在协商会话中起着中介的作用,成员之间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供解释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进而能够促使参与者在彼此思想的基础上共同建构新解。因此,共同体内协商合作的过程也就是基于知识异质性而进行的心智模型共建共享的过程,而共同体内的学习可以看做是协商不同观点的行为,这种协商是基于真实的辩论而非等级观念下的妥协。我们需要关注群体互动中如何达成主体间性,需要了解学习本身如何在成员之间的互动中发生。不仅如此,在协作学习的氛围中,参与者会利用持续交谈的方式进行群体思考来建构共同知识。辅助以手势、图板等进行观点(知识)的可视化表达,进而实现相互理解或共同解决问题。而且即使同伴缺乏成熟的观点,仍然可以通过有意或无意的提示为其他学习者搭建脚手架,这种即兴发生的同伴脚手架(peer scaffolding)是成员个体心智模型分布与认同的联结,是增强团队效能的潜在动力;当然。协作活动有时并不顺畅,协调的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4.数字土著的“多任务”学习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拓展用以呈现和信息加工的技术手段,由早期的多媒体通道呈现发展为以超媒体、计算机网络等为支撑的新媒体技术,支持着社会协商和意义建构,构造出丰富的学习情境脉络。而信息技术成为认知工具、学习伙伴,这对学习者的心智模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学习的方式也悄然发生着变革。早年尼葛洛庞帝在面对数字时代的学习时,认为年轻的学习者是活跃的独立学习者。当时,他试图以其设计的百美元电脑实现“人人电脑”,让孩子们的可以进行直接探索、表达、体验,直至跨语言和文化的无缝学习。今天看来,尽管尼葛洛庞帝认为的只要借助于数字化技术,学生就能自发实现有效的学习的理念确实是缺少说服力的,但是对于学习者来说,他们的主体性增强。而且教师的角色重新定位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今,随着智能手机、iPad等各种数码产品的使用及其无线上网的普及,在学校里就读的学生便成长在数字化的环境里,钟情于“三屏”(手机、电视、电脑屏幕),生活在由网站、电子邮件、短信和移动电话组成的数字世界里,(美国神经学家盖瑞・斯莫尔的著作《大脑革命》把从小接触数字技术的年轻一代称为“数字土著”,而把只在成年后才接触计算机和网络的人称为“数字移民”),他们喜欢也擅长同时处理多种任务,他们敏锐的快速的接收着各类信息,对于知识的学习习惯于“随机进入”,喜欢游戏而非“严肃”的有条理的工作。传统的教育者坚持认为他们的学生在上网或者听音乐的同时不能成功的学习,因为这些教育者们自己不能做到(MarcPrenskv。2009):而且知识的获取必须是个人参与的结果,离不开参与者的热情、信念和理解,当学习者的生活空间和信息空间融合的时候,在个别化学习、小组学习等正式的学习方式之外,泛在学习将与之并存。
基于数字土著的学习特点,教育者们不仅关照诸多教育情境中具有的共同性与一致性要素,而且更专注于把握教育情境中知识本质变化的复杂性与规律性,关注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情境设计:如今,特定情境与条件下知识变化与发展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备受关注,而多样化和人本性的学习活动设计和课程设计越来越得到重视,而学习方式变革的重点也放在了变“浅层学习”为“深层学习”上,要让学习者变消极应付为主动加工,变机械记忆为探究思考。在学习方式“转型”的十字路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出倡议,他们不仅提倡与“他主”性、被动性相对的自主学习,还要求教师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关注学习中的创意和深层的情感体验,促成认知深加工和行为卷入,而且还要关注学习者之间的协商合作、共享互补,重视学习中的主体间性口硐。
(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
信息技术融入日常教学使得教学的手段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一线的教师发现,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
带来的效果有时并不如原来期望的那么大。库班(Cuban,1986)探究了技术没能成功支持学习的原因,Soloway、Guzdial及Hay等研究者(1994)在此基础上提出信息技术的应用应该围绕学习者的(特殊)需求、目标、活动过程和教育情境来设计教育软件,即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Learner-CenteredDesign.LCD)。通过搭建基于软件的脚手架(Scaffolding)构建知识整合的环境来帮助学习者构建新的理解。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突出了“使知识更易于理解”,主要体现在:
首先,使得知识具有情境性(Situativity)。“情境”是一个现象学的概念,它是指通过个体或群体的“意向性”组织起来的环境因素。情境化观点认为,学习环境是活动系统,学习者在活动系统中与环境中的其他人,以及物质、信息与概念资源相互作用。传统教学中的学生常常获得不易激活和提取的僵化的“惰性知识”,即便所接受的结构化组织的知识,但这样的结构化也多依赖学科逻辑的链接,缺乏情境脉络的支持,而导致学生在遇到问题时无法将知识和问题情境对接而不知所措。
后胡塞尔主义的现象学研究所产生的知识形式不是自然法则性的,而是情境化地理解和交流意义。因此,知识是情境化的,学习者需要在有同伴和专家的共同体中建构他们自身的知识(Brown et aI.1989)。所以,获得专业知识需要参与到专门的文化情境中,这样可以使学习者明白共同的实践、语言、工具和文化的价值所在。如Jasper系列给学生提出个性化的有意义的问题,激励学习活动,将学习者当前所学的材料与具有相似情境的或者先前的知识建立联系。
其次,采用不同的方式为学习者提供“脚手架”。在维果茨基(Vy~otsky,1978)关于脚手架的理念之后,更多地研究者进一步明确脚手架在为学习者提供协助的支撑本质,并在不同的情境中应用,如提供辅导训练、建构任务、提供建议或指导等。让学生可以投入到真实的练习中。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中,脚手架将整合知识建构与应用的方法,面向提升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而将知识更易理解,在情境中使得思维过程可视化,进而加强了学习者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不过,信息技术应用到课堂中对教与学的效果的促进很多时候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早期的一些教育软件的设计开发,设计者一贯的思维是关注软件的功能及可用性,而忽视了学习者的真实需要和教育情境的特殊要求,教育软件本身也即学习情境的一部分。古兹德尔(Guzdial,1994)在传统脚手架的理念基础上,提出的“基于计算机软件实现的脚手架”(software-realized scaffolding)受到关注,搭建起来的脚手架将学习者置身真实的实践情境中(如软件呈现的虚拟实验室),使学习者学习的各个方面可视化和直观化而提供认知支持(特别是类似科学、数学那些需要运用软件工具进行练习的学科)。在特定方面给学生提供帮助,这些特定方面决定了软件中脚手架特征的类型,设计者开发不同的搭建脚手架的方法,例如,制订计划是一项比较内隐的活动,因为专家似乎凭先前经验就可以自动产生计划,而不需要刻意思考:而学生由于经验不足,未能认识到制订计划在调查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给学生提供提示和引导成为支持学习者将操作步骤概念化的一项策略,以帮助学生制订有效的计划(Ouintanaet a1.2004)。在实践中,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的效果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使用不同的基准去判断脚手架的可用性及其对学习者的支持活动是否成功。
值得关注的是,有研究者以学习者为中心提出了促进学习的新的教学方法――从设计中学(Learning bv Design,LBD),该方法采用基于项目的探究方法安排学习过程和课堂环境,如通过设计某岛屿侵蚀问题,来学习关于侵蚀、潮汐及水流方面的知识,设计的具有挑战的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并学习复杂认知技能、社会技能和交流技能的机会。重要的是,这样的学习能够提供学生引发其深层学习的各种经历,促进学生对学习经验的反思(Kraicik&Blumefeld,2009)。LBD的学习活动为实现挑战目标而从设计开始,利用调查手段,并以循环的形式整合了设计、合作、沟通等方面的技巧,如图3所示,学习活动从“设计,再设计”循环开始,当学生发现有新知识需要学习的时候就开始了“调查,探索”循环过程,而调查的结果又为设计过程提供了应用的内容。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LBD活动的设计最终是为学生的深入思考提供脚手架,上述的循环通常呈现出两类课堂脚本,一类是行动,一类是会话;前者融合了科学和设计的技能,后者则安排报告呈现及内容讨论的活动。
(五)学习环境及其支持
威廉・格里诺和他的同事以“环境对大脑的影响”进行了前沿研究,认为人类的进化已使其大脑的神经系统在特定时期对环境的信息输融入产生“期待”(expect),大脑的发展是一种“受期待的经验”(experience expectant),而丰富的环境资源提供大量的社会交互、直接接触环境的机会,增进并加深了参与者的认知体验,构建良好的学习情境将可能促进更为有效的学习。而“情境化(situative)”的学习将焦点集中在促进意义建构与有效理解的活动系统上面,让参与者在活动中进行着经验的积累与改变。
在使抽象知识具体化的过程中,计算机系统的支持不仅有助于概念的可视化和空间理解,还会在学生表达抽象概念知识时提供脚手架。计算机应用于教育实践,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的计算机辅助教育(CBE)、70年代的智能教学系统(ITS)、80年代的学习环境建设和90年代开始的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CSCL的方法体现出网络交互作用的优势,支持更多社会层面的学习环境的创设,具有支持有效辩论、引导深层理解的潜能,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个人可能通过参与学习,也可能通过内化经验进行学习,也促进了小组内知识的构建。如CSILE软件就是为了让学生在几周的时间中,异步合作地建构科学概念和知识而设计的(Scardamali,a&Bereiter.1991)。
当前,CSCL的研究突出了技术化、多元化的趋向,应用计算机智能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促进学习者的知识建构、概念学习、问题解决和设计创作等等学习活动;这些研究的热点如:CSCL中的协作交互(黄荣怀,刘黄玲子等。1998,2005;Henfi.F.1991)、CSCL促进知识建构(李克东,2007;王陆等,2009;Stahl.G.1999)、协作学习模式(赵东轮、黄荣怀等,2008;Wilfred Rubens等,2005)等等,也因此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习平台,如国际教育资源网I'EARN(1988),Scardamalia等开发的CSILE平台(1989),Berkeley大学(1998)开发的
WISE平台,斯里兰卡国际中心(SRI)开发的教师专业发展的网络学习平台Tapped In(2005)、亚卓市(EduCities,陈德怀等,2005)、思摩特网(SCTNet,台湾中山大学)等。
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性能的提高为将更多学生提供新的学习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约翰.R.安德森(John R.Andemon)提出一种在智能导师系统发展和测试方面跨越更多学科的方法,即把认知心理学的原则融ru 到人工智能中,这样的智能导师系统将围绕学生已有知识的认知模型而建构,成为“认知导师(Cognitive Tutors)”系统,该系统监控学习者完成预设任务的程度,并采用模型和知识跟踪的算法来体现辅导和(共同体内的)学徒制训练。大量的实践证明,将认知原则从个体延伸到群体活动是很有价值的,因此而产生的“情境化视角”整合了个体认知与交互研究这两种取向,将学习环境界定为活动系统,关注个体的表征(即其信息结构的呈示)符号与情境之间的联系,即学习者在活动系统中与环境中的其他人、物、信息等相互作用,与之周围的存在物结成认知伙伴关系(cognite partnership)(Nersessian et M.2003),个体的学习就是在这样的交互中产生。
(六)学习效果的评价
学习的目的是内化以熟练掌握相关知识并在真实的情境中得以应用,学习效果的认定不应该像传统的课堂测试和基于标准的评价测验那样关注学生对所授课程内容的辨认和回忆,因为那样的评价既不适合于探测学习者对知识的深层理解程度,也难以揭示学习者的真实思维过程和问题解决能力。瑞典的Marton和Salia最早进行了对学习的“表层方式”和“深层方式”的研究(Thomas&Nelson,2005),在Ma~on的理论框架中,采用深层方式进行学习的学生,对学习有内在兴趣,注重理解,强调意义,集中注意于学习内容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系统地陈述问题或概念的整体结构的假设。
“真正的理解,只有当学生在新的或者是未预料的情境中灵活而恰当地运用知识和技能的时候才发生的”。也就是说,知识迁移是深层理解的一个重要特征,有效地运用知识是深层理解的本质,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任何学习都是在学习者已经具有的知识经验和认知结构、已获得的动作技能、习得的态度等基础上进行的,而这种原有的知识结构对新的学习的影响就形成了知识的迁移。知识的深层理解意味着学习者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中顺畅、灵活而有效的运用习得的知识,类似“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说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知识是指经过检验的确实可靠的信念。一般来说,对于知识的深层理解也一定与学习者的兴趣、偏好及家庭背景、所受的教育等有关,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知觉形式、概念归类及信息处理策略,形成路径依赖(Dath-dependence)。深层理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学习者能够在个人所掌握的知识的基础上经过重构或调整创造出新的知识。因此,对深层学习(Deep Learning)效果的评价,应在复杂情境中设置有层次的递进式问题间接评价、设置开放的、结构不良的问题进行对知识和技能要求的深入评估。
鉴于有效的学习通常发生在复杂的社会和技术环境中,那么评估的手法也不应单一,考虑多种来自不同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发展心理学等)的评价方法的融合,如,民族志、对话分析、参与观察等。
四、学习科学的方法论
学习科学的研究者认为,深层学习通常发生在复杂的社会和技术环境中,为此,学习科学在多重理论基础的指导下,发展了一系列新的方法论以及可操作性模式,采用各种方法论的组合来理解、探究学习的过程。如认知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教育学领域的比较实验、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论进行的社会交互研究以及一种称为“设计研究”的混合方法论。根植于对理解“儿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持久兴趣,在早期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临床访谈法、维果茨基的“发生历史法”和单元分析方法、杜威实用主义探究思想的基础上。基于设计的研究过程fDesign-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已经逐渐成为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方法论的设计研究(De.siva Research),在继承临床访谈研究的基础上延伸了教育领域的实验设计,尤其是教学交互研究,旨在提供系统的、有根据的关于学习的知识,并试图运用建构理论来指导和促进学习的教学决策(徐晓东,杨刚,2010)。
基于设计的研究(DBR)仍然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研究新范式,更多的学习科学家将其看做是“方法论工具箱”,以期通过有效的设计改变环境来研究该环境中的学习,通常在自然情境中通过多次迭代循环,采用民族志、会话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究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以此发展能推广到其他学校和课堂中去的新理论、人工制品和实践方案(Barab&Squire,2004)。也即是说,设计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当时的需求,重要的是形成一种理论框架,以及揭示、探索和辨别知识之间的联系。
如在“探究亚特兰蒂斯岛”的项目中,根据角色扮演的在线游戏策略,糅合了商业游戏策略和教育研究中有关学习和动机的课程,并围绕教学中的复杂问题构建“探索”(Ouests)、“使命”(Missions)和“单元”(Units)三种层级的任务体系,项目让用户在虚拟的环境参加教育活动,并与虚拟空间上的其他学员和教师进行交流,建立个人的形象,逐步让学生实现对相关知识和理念的意义建构。“探究亚特兰蒂斯岛”项目最初的设计,是基于“娱教理论”创设三维多用户环境,结果当时的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学生都只是被华丽的在线学习环境吸引,对活动的讨论、学习及他们所参与的活动的类型都知之甚少。后来,Barab等研究者通过实地走访师生、分析与学习者互动日志寻求需要改进的因素,不断尝试改变设计路线,经历了螺旋上升的迭代修正,明晰了三位一体(教育、娱乐和社会责任)的设计方案,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应。而设计者的思想也经历了多次转变,逐渐将最初的思想发展为设计实践的…情境中的理论”,深刻理解了理论与情境的相互作用,以设计研究的方法完善了寓教于乐的理论框架。
在学习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中,民族志和会话分析是最为常用的方法,
(一)民族志
民族志(Ethnographv)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对其所研究的文化对象或目的做田野调查所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所在的特殊的社区生活中去,从其内部着手,通过观察和体验,记录客观行为的民族学描写,然后对这些记录进行分析,以期理解和解释社会或文化现象,因此。“真实性”成为民族志研究的核心理念。
在对“学习共同体”进行考察时,民族志的方法在记录一系列的描述性案例显得很实用,研究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被观察者进行的复杂互动中寻求不同层次的细节,也可以采用共同体成员交谈的影音或记录来揭示小组成员完成学习的
情况。寻找出共同体内意义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志方法本身也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包含了长期参与的细致观察以及民族志文本的撰写和记录,在必要的时候,民族志方法也可以采用设计研究的理念,或者一种混合的研究方法论(Johnson&Onwue uzie,2004)。
如今。互联网已成为新的传播媒介。将人类学领域的民族志法移植于Web中,基于其多元互动及超文本的特点,形成虚拟民族志法(Virtual Ethnographv)(孙建军,2009),是民族志方法在网络中的延伸。所以,网络共同体内部,来自不同地域的学习者进行共同主题下的学习,即使是儿童,他们也会通过观察、提问或参与某些活动来进行主动学习,对学习者与他人日常交互进行民族志研究,有助于了解学习者在共同体内推进自身发展的过程和方式,笔者在进行的基于网络的校际协作学习的实践中,通过提供较为有效地技术环境支持,参与者逐渐构建起具有共同性、建构性为学习活动特征的“网络学习共同体”,采用虚拟民族志法参与观察和交互活动,对成功的学习活动进行记录、归纳和分析,发现学习主题共同性基础上的“差异”(反映出社会和自然的属性)是校际网上协作的重要资源和深层学习的出发点,这样“基于差异的学习”逐渐在网络共同体内清晰起来,成为开展校际学习活动的重要指导策略。
(二)会话分析
始于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领域的会话分析方法(con―versation analysis.CA).现已成为研究“互动中的言谈”常用的,实证研究分析方法。在教育领域,关于会话的早期研究关注在课堂中发生的师生会话,第一个对课堂会话进行录音并转录的研究出现在美国学者贝拉克(ABellack)在1966年出版的《课堂语言》一书中,该研究采用话轮转换(interactional turns)来分析课堂会话,即首先把会话分割成话轮,然后对每个话轮进行分析编码。来分析课堂结构和教学方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研究者开始研究协作学习中的会话交互(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出现了不同的研究流派,其中,社会文化流派最为重视协作中的会话研究,他们结合皮亚杰的认知冲突理论及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知识(意义)是在社会情境中通过话语交互共同建构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协作学习中发生的会话交互,会话分析研究的语料完全来自于自然发生的会谈,研究者们采用录音或录像的方法如实记录包含开端、发展及结尾的整体的会话过程,通过转录(transeription)捕捉文字所不能提供的信息,如在基于项目的协作学习中,成员之间在协商问题解决时的谈话语气、停顿、中断以及重叠性的话语等现象所隐含的信息,可探测成员在共同体内的角色地位、认知程度及觉知(awareness)水平。
笔者在对基于网络校际协作学习进行知识建构的效果分析的研究中,从共同体内成员的参与程度、话题集中程度、交互程度、观点多寡、协调结果,知识共享程度等方面进行考察,在借鉴Robert Heckman和Hala Annabi(2002)的内容分析表(Content Analytic Scheme)的基础上,制作了一个“协作呈现(Collaboration Presence)”的标示器(Marker),据此可以将对话分析得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较为客观地把握成员在协作过程中知识理解和建构的过程。
五、发展中的学习科学
(一)走向协同的学习科学
索耶在2006年主编的《剑桥学习科学手册》中,列举了跨学科的学习科学所关注的学习的基本问题,即概念理解、教与学并重、学习环境创设、原有知识及反思与学习,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分布在内隐学习与大脑、非正式学习、正式与非正式学习的设计这三条相对独立的研究主线中,并指出未来的学习科学将整合神经和行为层面的学习,自然促使内隐的、非正式和正式学习活动及其成果的整合。但并不意味着各自研究领域独特观点的消解,甚至所有这三条研究主线都试图用各自独特的研究工具探究并解决类似的问题,这些超越个人层面研究取向的不同观点的彼此交叉和影响呈现出研究触角多元兼及的状态,并在这样的融合中,可能会形成更有用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的学习。
如前所述,走向协同的学习科学,得益于其丰厚的学科基础,比如发展神经学对于大脑的研究中,解释“大脑如何在交互中发展”等相关成果,有助于学习科学的研究者们更好的理解学习的内在机制,或者提出更为合理的学习策略。总之,学习科学越来越具有生态学的理念:“没有孤立的存在”。
(二)从“如何学”到“学什么”
这个观点的提出或许能引发一些批判的声音,因为通常的看来,社会及人类发展决定着其成员学习的内容,而学习科学的工作应该是促进人们更好更快地掌握这些内容,其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如何学”。比如在《人是如何学习的》一书中,从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等多个视角,探索采用更好的教学来让学习者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被很多的研究者视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即使如此,该书中仍不否认“即使是婴幼儿也可以进行富有成效的学习”,而作者本身对当前的学校教育状况也并不乐观。
教育者们常常将“素养”作为学习者知识获得和增长的评价维度,在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现代教育必将赋予素养新的内涵,学习科学视域下的素养观将更加关注特定社会文化境脉中的真实性实践。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计算机已经较为普遍的应用到学校的教育中,但儿童们发现学校使用计算机的方式与越来越数字化的社会中的行事方式并不一样:而且高校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宣称他们所学的知识与现实生活并不相关,新的“读书无用论”抬头,“学无力”在学生中蔓延。然而与之对应的事实是:他们在学习复杂的电脑游戏时并不无力。因此,仅仅通过一些手段或策略教会学生如何正确理解知识是不够的,还应该通过变革教和学的内容来改变这样的现象。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者对某领域或学科的爱好可以转化成令人吃惊的学习意愿,然而,太多的教育者将精力与金钱投入到肤浅的甚至是弄巧成拙的尝试上,比如将儿童们不喜欢的内容嵌入到游戏中以试图吸引他们学习,这种类似“愚弄”的手段真的不高明,教育者需要做的不是给学生们憎恶的学科知识裹上糖衣,而是要站在学生的角度,为他们提供他们喜爱的内容。这肯定会有难度,但首先是一个认识上的转变,那就是“与其让学生学习他们憎恶的数学,不如让他们开发自己喜欢的数学”,可以设想交给学生方法,引导学生去创设自己喜欢的个性化的数学。或许,这是学习科学研究者不久的未来将非常关切的事情,试想在赋予学生自由的、无限开放的环境中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建构自己的知识,或与同伴或与团队进行着自己的学习,这将是多么让人激动的场景。学习科学的发展必将带来学习新的革命,或许,不远的将来,学校不再扮演选拔学生的工具的角色,而,是面向知识社会的需求。在真实有意义的情境中重构学生学习的知识体系、评估体系及组织方式。
本文作者:尚璐璐工作单位:中国人民第155中心医院
基层医院临床药学工作存在的问题人力资源匮乏:据调查,区县属医院药学人员中大专以上人员较少,药学人员学历情况远远低于医务人员。基层医院药剂科规模小,难以吸收到高素质人才,与目前的药学发展不相适应。药学专业知识老化:由于长期以来重医轻药思想影响,很少安排药学人员进修学习,更新、补充、拓宽提高药学基础理论及相关学科知识。药学人员本身忙于应付收发药品等日常繁杂工作,缺乏竞争意识,自学的主动性差,只为晋级、晋升拼凑材料对临床没有实用价值,很难达到当前临床药学工作的要求[2]。医院药学功能的移位:市场经济把药剂科推到经济利益的前沿,药品采购,创收成了第一要务,而对药学发展,人才培养、药学技术服务都重视不够,以药养医状况在基层医院仍未得到改善。药品市场的混乱,药品回扣的泛滥,客观上阻碍了临床药师发挥作用,基层医院既想抓合理用药,又怕业务收入受到影响,处于两难境地。
端正态度,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医疗机构开展临床药学工作是落实我国药事法规的重要内容,是21世纪医院药学的发展方向。临床药学工作是为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的保证,也是提高医疗水平的因素之一。药师要带着学习的态度下临床,积极地与临床科主任、医师进行沟通,与医师一道共同担负起为患者服务的任务,通过沟通使医生了解临床药学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3]。学会与患者交流:临床药学是面向患者,以患者利益为中心的实践科学,只有面对面与患者交流,才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同时患者用量的依从性,药物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等都要靠临床药师去解释,说明和指导,才能达到药学服务目的。医保用药与药物价格:现在医师除关心药物治疗效果外,也非常关心医保和药物价格。由于现在很多患者所购保险都是门诊费用不在可保范围,住院费用在可保范围内,为配合临床医师的工作,临床药师要多介绍一些药品医保分类与价格。方便医师工作的展开,又兼顾患者的利益。注重人才的培养:①教育相结合:提高药学人员知识水平,增强临床药学意识,在全体药学人员中树立全员学习,鼓励全员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终身学习,在此基础上。以点带面,形成一支符合自己医院需求的临床药师队伍。②学习与使用相结合:基层医疗机构应按各级行政部门的要求,尽快设立临床药师工作岗位,边学习培养,边工作实践,因各医院的人力资源不同,临床药师要学会因地制宜地开创自己工作新局面,取得领导支持,学会与医护人员沟通,深入到临床一线,了解药物的应用情况,带着问题请教临床医师,通过分析总结,通过再学习重新认识问题,为临床用药实践所接受,得到医院和医护人员及患者认可。
临床药学是现代药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患者为中心,用药学技术服务于临床,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目的,是医院的核心内容。基层医院临床药学工作要高标准、低起步,从简单到复杂,步步为营,循序渐进,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证人才,逐步完善临床药师工作机制,以保证临床药师制度的顺利实施,保证临床药学工作在基层医疗机构顺利展开,提高医院合理用药水平。
1.1基于CCI实验设计优化液相色谱条件裸蒴曼生草本,作为中药材具有清热利湿、消肿利尿、至带消食、解毒排脓之作用。可用于肝虚久咳、劳伤咳嗽、小便淋痛、水肿、带下病,是我国传统中药且为我国特有植物,外用于跌打损伤。何达海等人证实其主要成分为木脂素类化合物,但目前有效化合物尚未被证实。故对优化其分析色谱条件对其活性成分的研究有指导性的现实意义。为此,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李敏等人以实验设计的方法,优化了裸蒴甲醇提取物的液相色谱条件。完成了该析因实验以及CCI实验设计,优化了其最终色谱条件为5.0%~9.8%,5.8min。9.8%~99.6%,20min,柱温为80℃,进样为3μL。即在该条件下得到174色谱峰,即平均分离度为1.35[3]。该研究用于裸蒴和白苞裸蒴中有效活性成分分离检测效果良好。
1.2芒苞草化学成分的UPLC———MS分析芒苞草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高宝莼研究员首次建立的第一个新科,是中国的特有科植物,国家首批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II级),是一个十分古老而孤立的类群,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是科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该成果代表了植物学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为此,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肖世基等人对芒苞草进行UPLC———MS分析,通过相应色谱峰的质谱解析并参考文献报道,从该植物全草的甲醇提取物中推测出5个化合物,其结构分别为:绿原酸、奎宁酸、异鼠李素-3-O-(3"-6"-二-O-E-P-香豆酰基)-β-D-吡喃葡萄糖苷、山奈酚-3-O-(3"-6"-二-O-E-P-香豆酰基)-β-D-吡喃葡萄糖苷和松柏苷。由UPLC的PDA色谱图可知前4个化合物均为该植物的主要化学成分,它们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4]。
1.3硝苯地平在石墨烯修饰电极上的电化学行为及测定硝苯地平(NIF)是第一代钙拮抗剂,广泛用于心绞痛、充血性心衰和高血压等疾病的治疗[7]。石墨烯(GR)是具有二维平面结构的新型纳米材料,其具有良好的电催化和电子转移性能,能够极大降低被测物的过电势。广西民族大学的廖苏琦等人研制了用Nafion与乙醇分散石墨烯的化学修饰电极以测定NIF在修饰电极上的电化学行为。实验结果表明:在0.1mol•L-1的NH4Cl-NH3缓冲溶液中(pH值为9.0),硝苯地平在裸电极于-1.037V处有一个不明显的还原峰,与NIF在修饰电极上于-0.937V处有一个明显的还原峰,峰电位正移100mV,灵敏度增大约15倍。说明石墨烯修饰电极对硝苯地平有很好的催化和增敏作用。且NIF在电极上的电极过程是完全不可逆的。定量测定的线性范围为4.0×10-6~1.0×10-4mol•L-1,相关系数为0.991,检测限为4.0×10-6mol•L-1,说明此修饰电极有良好的选择性,且表现出优良的重现性[8]。实验证明,此修饰电极具有稳定性好、催化活性高以及灵敏度高等优点,可用于实际样品测定。
1.4盐酸氯丙嗪在纳米石墨烯修饰电极上的电化学行为及测定盐酸氯丙嗪(CPZ)是一种中枢多巴胺受体的阻断剂,具有增强睡眠、麻醉、镇静等多种药用功能。石墨烯(GR)是具有平面二维结构的新型纳米材料,具有良好的电催化和电子转移性能;能够极大降低被测物的过电势。为此,广西民族大学的彭欢等人研究了盐酸氯丙嗪(CPZ)在用Nafion分散石墨烯电极上的电化学行为及测定,实验表明该电极反应为一具有吸附作用的不可逆过程。用该方法对片剂中CPZ含量测定,回收率在95%~110%之间,结果令人满意[9]。实验也证明,此修饰电极具有稳定性好、催化活性高以及灵敏度高等优点,可用于医药片剂的检测及实际生产控制。
1.5一个氨基剑麻多糖的分离纯化及结构解析多糖由于拥有抗肿瘤、抗病毒、抗氧化、免疫调节、降糖降脂等众多生物活性,因而吸引了众多研究人员的关注。广西大学的张雪红等人以抽取纤维后的废弃剑麻渣为原料,采用水提醇沉和脱蛋白法,得到剑麻粗多糖CSP(手性固定相)。粗多糖CSP经DEAE-Celluose纤维素柱色谱脱色分离、SephacryS-300HR凝胶柱多次催化纯化后得到一个精制的剑麻多糖SP3,其纯度为99.4%,平均分子量约为16700Da。由单糖组成分析可知,SP3由Rha、GalA、Gal、Mam、Glc和Xy1以1.7∶1.0∶1.1∶0.1∶0.2∶0.1的摩尔比组成。通过多糖部分水解、氧化、降解和甲基化对剑麻多糖SP3分析,还进行了结构鉴定[10],其中发现部分半乳糖残基的0-2位上的羟基被甲氨基取代,该研究期望能在生物学、医药学、生命科学、分析分离科学中得到应用。
2在食品检测中的应用
2.1液液选择分配萃取法从栀子中分离制备栀子苷栀子别名黄栀子、山栀、白螗,是茜草科植物栀子果实。目前,栀子的果实是传统中药,属卫生部颁布的第一批药食两用资源,具有护肝、利胆、降压、镇静、止血、消肿作用,在中医临床用于治疗黄疸型肝炎、扭挫伤、高血压、糖尿病等症。栀子苷是临床上用于治疗各种疾病的有效成分,分子式为C17H24O10,为环烯醚萜类化合物,是栀子的干燥成熟果实。为提高栀子苷的食品保健作用和药效,广西大学的周敏等人通过选择性分配萃取原则建立了一种简便而有效提取制备栀子苷的新方法。即将栀子粗提物用聚合物包括羧甲基纤维素钠(CMC)、聚乙二醇(PEG)和聚丙烯酰胺(PAM)水溶液和有机溶剂进行分配萃取分离富集栀子苷,并对栀子苷在两相之间的分配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将栀子粗提取物分别溶在0.5%CMC水溶液、5.0%的PEG-6000水溶液和2.0%PAM水溶液中,用乙酸乙酯-正丁醇进行普通的正相萃取,有机相栀子苷含量为65.4%、59.8%和62.3%,而将栀子粗提物溶于正丁醇中,用上述聚合物水溶液反相萃取,有机相中栀子苷含量分别为85.0%、82.3%、87.1%。此结果表明聚合物对栀子苷的分配具有选择性[2]。
2.2苯酚-硫酸法测定低碳食疗植物藤茶多糖含量研究藤茶有作为保健食品和药用的双重功能,其味甘淡,性凉,且有清热解毒,降暑生津,祛风湿,强筋骨,淡炎利尿,抗心律失常,抗心肌缺血,缓解酒精等功效。长期饮用对廯癞、黄疸型肝炎、感冒风热、咽喉肿痛、急性结膜炎、痈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均有治疗作用。不仅如此其还有护肤养颜作用。藤茶富含蛇葡萄素、二氢杨梅素、膳食纤维、多糖及钙、镁、铁等微量元素。而有些多糖具有抗肿瘤、抗病毒、降血压、降血糖、镇痛、抗辐射作用。为此,遵义师范学院的张世仙等人采用苯酚-硫酸法,建立了简单可靠测定藤茶中多糖含量的有效方法,利用吸光光度法测定结果表明,溶液最大吸收波长为560nm、在10~40μg•mL-1范围内吸光度与被测物含量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实验测定结果表明葡萄糖汁、藤茶中多糖含量为5.6%。故采用苯酚-硫酸法测定藤茶中多糖含量简便、快速、准确,为藤茶的大力开发和综合应用提供了理论和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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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论文的统计学质量是医学研究科学性与严谨性的重要标志,但目前国内高水平医学期刊的论文中统计学误用和滥用问题却较为普遍。本文总结了《山东医药》近年来中的统计学问题,就其中实验设计、统计分析方法选用、数据表达等方面作一些分析与讨论,希望能引起各位专家学者和临床医生的共识与重视,促进我国医学期刊质量的提高。
1.实验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
实验分组仅从专业角度考虑问题,未从统计学角度考虑问题。作者仅从专业上想如何设计分组,而没有想到其涉及的实验因素以及每个因素包含的水平,组与组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等一系列问题。
1.1不遵循或不重视随机化原则随机化是科研设计的重要原则,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可信度。随机化既要随机抽样,还要随机分组,并有足够的样本量作前提。然而,在医学论文中许多作者对此不够重视,主要表现在论文中统计处理随机化不突出,随机化缺失情况比较常见,有的论文甚至将随机误解为随意、随便,不采用随机化处理方法,导致结果缺乏可靠性。还有些文章中没有提出“随机”抽样的设计与方法,没有排除标准,给人随意选择病例之感,且病例数少,因此没有代表性,所得出的结论不可靠。部分文章虽然注明了“随机”,但未提及采取什么方法进行随机化研究或两组间的例数相差甚远,不符合随机化的一般规律,没有临床参考价值。
1.2缺少对照研究或对照组设计不合理正确设立对照是临床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设立对照的意义在于说明临床试验中干预措施的效应,减少或防止偏倚和
机遇产生的误差对试验结果的影响。目前,国内许多期刊发表的论文对照组设计不合理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有些作者对某种新药或新技术在临床的应用观察研究中,不设对照组,缺乏对照观察,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性,令人怀疑。有的文章虽然设立了对照组,但在分析结果时,却没有将试验组与对照组的结果进行比较,而仅将各组间的自身前后进行比较,从而使该研究失去对照意义。
对照组选择不当,还表现在两组间重要的临床特征和基线情况相差太大,无可比性,如性别、年龄、病情、经济情况和文化程度等不一致,如有些论文将健康人或志愿者作为对照组,使结果受到非处理因素的影响,产生偏倚或系统误差,使结论不可信。
1.3均衡性原则掌握不够均衡性原则要求实验中的各组之间除处理因素不同外,其他可控制的非处理因素要尽可能保持一致。特别对疾病预后有重要影响的临床特性一定要在组间分布均衡。各组间越均衡,可比性越强。有些作者在对病例进行分组时,忽视了均衡性原则,两组之间没有可比性,结论自然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有的文章对治疗组与对照组的相应统一指标没有设在均衡的水平上。对治疗组情况交代的比较详细,而对对照组的年龄、性别、病情等不予交代,或所选对照组的年龄与治疗组不在一个年龄段,影响了作者对指标的观察。
2.统计分析方面存在的问题
统计方法选择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结论的可靠性。临床资料的结果变量可分为计数资料、计量资料和等级资料。计数资料指将观察对象按两种属性分类,
如生存、死亡,治愈、未治愈,有效、无效等,通常转化为率。如果是两组间的比较,则采用四格表x2检验或其校正公式,如果是多组间率的比较,则采用行X列表资料x2检验。计量资料指对某一个研究对象用定量的方法测定某项指标得到的资料,一般均有计量单位。通常资料呈正态分布时,两组间均数比较用t检验,多组间均数比较用方差分析和q检验。当资料不呈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时,也可用秩和检验等非参数检验法。
2.1统计方法描述不清,结论欠科学文中未交代所用统计方法,如是配对设计的t检验还是成组设计的t检验,是Ridit分析还是x2检验,是作相关分析还是作回归推断。统计方法交代不清或根本不予交代,使读者对论文结论的正确与否无法判断。有的作者只提一句“经统计学处理”后,就写出结论。有的甚至直接用P值说明问题,笼统地以P<0.05或0.01、p>0.05便称结果差异有无显著性,值的大小不说明差值的大小,它还与抽样误差大小有关[5]。因此,还应写明具体的统计方法,如有特殊情况,还应说明是否采用了校正,应写出描述性统计量的可信区间,注明精确的统计量值和P值,然后根据P值大小作出统计学推断,并作出相应的医学专业结论。
2.2假设检验方法和结果的表达不交代假设检验方法或假设检验方法交代的不具体、不清楚是医学科研论文中常见的错误。如果不交代假设检验方法或假设检验方法交代的不具体.读者就无法考察论文的统计学方法选择的是否正确,无法核对计算结果是否准确。每一种假设检验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应条件和严格的适用范围。对于同一组资料,采用不同的假设检验方法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如将配对设计的资料按成组设计资料的方法处理,将会损失样本提供的信息、降低检验效率,可能使原本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无统计学意义。
在论文写作时,不但要交代选用的是什么统计学方法,而且统计学方法要尽可能具体。如选择t检验,要说明是配对t检验,还是成组t检验;选择方差分析时,要说明是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还是配伍组设计的方差分析。对于四格表资料,应说明是一般四格表x2检验、配对四格表x2检验及四格表资料的精确概率法等。
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并产生了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业,使工业的发达国家转变为信息经济的行列,从生产型转向服务型、从物质资转向人才资源、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硅谷”智力型,从此可见,当代社会对智力、技术、创新及专业知识的迫切需求。从微观经济学的供需模型来分析,当需求大于供求时,一些新型产业的出现是个必然的趋势,因此信息技术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滋长。
任何一个大规模企业都需要一个以人为本、利用计算机软件、硬件、网络通讯设备以及其他办公设备进行信息的收集、传输、加工、储存、更新和维护支持组织高层决策、中层管理控制、基层运作的集成化人机系统,即管理信息系统。它对是一个企业的影响犹如革命对社会一样,也可以说MIS就是一个企业的战略资源,一个没有运用信息科学与技术结合而产生的管理信息系统,面对一个有管理信息系统战略优势的企业,简直是不堪一击的。而当一个企业制定目标时,不仅要考虑到外部的机会和威胁,还要考虑信息科学与技术产生的系统所带来的战略潜力,更加不可越级的是:考虑到用户的需求和原有的资源等等一系列的影响因子,但让你不可不得不信的是: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信息系统,会给你一个无可比拟的战略目标。21世纪是一个信息科学与技术为主要力的推动时代,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从企业这一方面来表现其影响力的大小,就对企业的运营管理来分析:首先,是对生产管理产生的影响,其主要的目标是: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主要体现在减少人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利用信息技术,这个目标是很容易达到的,好比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对财务部门实行BPR,结果把原有的500人减到125人,劳动生产率差不多提高了4倍。其次,是用于管理提高效益。随着信息科学与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智能机的应用,使得管理层对于方案及计划的实施有了明显的提高,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从而提高了工作的效益。提高效率和提高效益合在一起,就是我国提出的“减人增效”,是提高生产力的一种手段,也可以说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一个企业来说这些正是使利润最大化的走势。由此可见,对于一个企业,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同时也是不可替代的。
目前,信息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强劲的引擎,中国经济增长也依赖于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当今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是信息,越来越多的人们担心因信息不灵而处于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担心因信息系统失灵而造成巨大损失。传统经济增长的源泉包括:资本、劳动、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上,而技术进步在经济的增长作用上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相反,它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并且原有意义上的劳动力概念也应为人力资本。内生增长理论中利用索洛模型来假设经济的长期增长来自于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会引起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此模型认为:在超长经济中,只有技术进步才能解释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长期上升。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经济增长用GDP的变化有表现,在信息产业中,尤其是通讯信息产业对中国GDP的贡献份额比重比较大,可能它对GDP的拉动,实际上有二个效能,一个效能是信息产业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新的增长点,所以我国经济中的发展必须有它。第二,通信产业在经济部门和其他少有几个部门有很强的相关产业链带动作用,比如房地产、汽车、通讯。最近几年风靡全球的电子信息产业是电子商务,阿里巴巴是一个相对成功的案例,电子购物和邮政局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邮政局的50%的业务都是由各个网店来支撑的,所以信息化对经济拉动的作用是非常直接,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中国信息技术产品的市场还是相当大。不仅用户对信息技术的需求还是很大,而且传统企业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改造的需求也很大。比如,信息产业在商业应用中运用就很不够,现在制造业在信息技术市场规模中占的份额不到10%,要提高竞争力也将会引入信息技术方面有重大进展。中国西部大开发、电子商务的开拓、产品渠道的销售等都表明了信息技术产业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上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信息科学与技术所带动的信息技术产业大大地优化了服务行业的发展,并使其行业不断的延伸和扩展如:计算机软件设计、网络编辑、计算机处理系统、软件批发产业等等;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结构,运用信息技术大大改善了生产的模式并提高了生产效率,如电子厂中利用先进的仪器设备生产高端的电子产品,减少了劳动力的需求、并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变了原有的单一的贸易方式,现在人们利用网络在家购物,并不仅仅是在实体商店里进行交易,大大地服务于各种用户,将其市场扩宽,推向市场,商品的流通渠道也更加的流畅,资金的运行速度加快从而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
[关键词]信息与计算科学;案例;建模;计算;开发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08-0017-03
一、前言
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导论课往往在第一学年开设,是学生了解专业、建立专业概念和专业认同的重要课程,对学生的专业学习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1] [2] [3]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是信息科学、计算科学、运筹与控制、计算机及应用等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专业,往往设置为理科专业。多种学科知识的交叉渗透,加上因专业名称的望文生义,使学生容易产生简单的认识――“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是数学与计算机结合的专业”。这样笼统的认识可能会导致学生认为该专业“要么学数学,要么学计算机”,至于“怎么结合”搞不清,不重视专业的其他重要方面,甚至连信息与计算科学的专业特点和核心竞争力也模糊不清。
关于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论述已有很多,然而关于该专业大导论课程的研究还不多见。针对上述存在的种种问题,本文认为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设置专业导论课程是极为必要的,而且在课程体系中应作为独立的重要一环。因为作为信息与计算科学(信计)专业的导论课程,需要回答的问题多且必要:信计专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是信计专业?信计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如何实现?信息处理、应用开发中有哪些数学知识?信息挖掘、信息安全与算法设计的联系如何?建模能力如何铸就?计算分析能力怎样打造?就业岗位对信计的现实要求有哪些?等等。
信计专业导论课的开设需要对信计专业的发展历史,专业的研究应用进展和前沿有深入、广泛的了解,通过精选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形成体系,以达到解决学生关切问题、培养学生专业思想、建立学生专业认同、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的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中典型的教学案例对学习兴趣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专业学习中能够激发学生对专业的兴趣,促进学生对专业的理解,特别是有利于学生加深对专业的宏观认识以及对专业的一些具体方向的感性认识。本文将结合教学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导论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信息与计算科学的直观印象
信息与计算科学作为交叉学科,和其他一些专业的易混淆性,使得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什么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更为紧要的是在大一阶段应该如何从直观的角度来阐述它。我们知道,随着现代信息计算科学技术的发展,上班考勤甚至上课考勤都有系列的产品可供选择,常见的考勤机为指纹考勤机器――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利用信息与计算科学知识和方法进行应用开发的产品。在教学中,类似的案例可以体现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为学生提供直观的专业认识印象,具体阐述如下。
1.利用该例阐述科技应用开发中,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知识的使用流程和涉及的课程知识。指纹考勤机首先要采集被识别人的指纹信息,并以此作为样本;预处理后把样本信息存储为向量或数据,通过建立样本的特征提取模型,进行特征提取;之后输入建立的识别模型,对待识别的指纹进行计算识别;接下来是针对硬件的编程实现和测试,最后再植入匹配的设备或者网络传入后台系统,完成系统测试,投入使用。由于建立特征提取模型和识别模型的方法很多,快速计算的方法选择有所不同,这涉及信息与计算科学中许多数学基础知识和数学建模方法等。总的来说,考勤机的工作流程可以归纳为5步:(1)信息采集和预处理;(2)特征提取和识别模型;(3)识别、计算分析;(4)编程实现;(5)植入硬件。分别讲述其中各个环节可涉及的专业课程:信息采集和预处理可涉及高等代数、概率统计等课程;特征提取和识别模型可涉及高等代数、数学分析、概率统计、运筹优化、数学建模等课程;识别、计算分析涉及高等代数、数学分析、运筹优化、数值分析等课程;编程实现可涉及程序设计语言、算法设计、软件开发测试,等等。这样结合专业课程知识与应用实例的详细讲解,易于让学生了解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知识的应用流程,使学生对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知识有直观的认识。
2.利用该例阐述科技应用开发中,信息与计算科学中各个学科的交叉渗透。如前所述,由于一个产品的开发可能涉及的知识点很多,可采取的模型方法也是多种多样,这些知识之间的应用就会有交叉。例如,特征提取、识别模型的建立有可能用到信息处理的数学基础,这时又需要考虑该模型是否能设计出快速的计算方法来满足实际计算速度的要求;识别模型的实现最后需要计算机编程来完成,这又涉及合适的模型、快速的算法和良好的程序设计之间的协调融合。当然,完整的产品设计还需要考虑到采集设备的精度、程序植入等其他学科的知识。这样讲解,学生就会对信息与计算科学知识的交叉有较为宏观的认识。
3.启发学生对信息与计算科学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
(1)指纹样本信息采集是很微妙的事,如果当采集一个样本的次数太多,超出了很多人的承受范围,比如一个手指的指纹采集超过了三次,这样产品的便利性、应用性和竞争力就值得怀疑了。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很自然的认为事不过三为好。那么,如何以最少的采集次数达到要求的识别效果?这就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2)如何提高产品的识别效果(正确识别率),提升产品质量,这除了与团队的专业知识相关以外,还与获取知识的能力有很大关系。例如能不能利用已有的专业知识积累从现有的国内文献中获取最新的技术信息,能不能利用国外的技术文献,等等。这些都是由典型案例所延伸出的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利于开拓思路,使学生对将来的工作和研究研发空间充满期待。
三、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核心竞争力
信息与计算科学是由多个学科专业合并和综合而来的,其重视基础能力,培养能解决实际中信息与科学工程计算应用问题的宽口径专业人才。考虑到专业的名称与计算机、信息工程等专业有相似之处,专业导论课程需要阐明该专业与其他专业,特别是一些计算机科学专业、信息工程专业和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之间的区别。因此,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课程的核心是什么?专业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针对这些问题,除了上述案例,图像(信息)的压缩处理也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利用图像压缩,可以给学生展示压缩编码技术、压缩的算法、软件开发等,这涉及信息编码、密码学、算法设计能力、应用开发能力等。结合这些案例,我们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并不是单纯的涉及数学基础课程、建模能力、算法设计或者计算机科学其中的某一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数学基础与建模能力、计算分析与算法设计、程序语言与应用开发”这三者的有机融合。单单讲某个方面还不足以称之为专业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专业人才的定位是解决信息与科学工程计算的应用问题,这些实际问题本身与这三方面多有紧密的联系,单强调某一方面或重视某一模块容易和上述一些类似名称的专业混淆。因而,与这三方面相关的数学基础课程有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微分方程、概率统计等;与这三方面相关的一些专业课程需要凝聚成为专业的核心课程,如数值分析、离散数学、程序语言、数学建模等。
四、信息处理、应用开发中的数学知识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大一新生对就读该专业充满了憧憬。他们能发现数学基础的老三样(数分、高代、解几)但看不到信息和计算的影子,看不出专业的特征和特色,这就需要专业导论课程加以引导。选取信息处理和应用开发中的相关案例来阐述数学基础知识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使学生对数学基础知识与实际科学工程问题有直观的印象,这对学生下决心打好基础,投入前期课程学习有着重要的作用。如选择图像处理中的修补算法、游戏开发中愤怒的小鸟的技术含量为讲述案例,则这些应用案例就可结合数学基础知识来阐述。
1.图像处理中的修补算法。图形图像的基本处理分析方法,如傅里叶分析可选择进行更为全面的介绍,介绍其在工程领域、数字信号处理、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这样来看,大一开始学习的分析类课程作为专业的基础课程确实是名符其实。图像图像处理的修补涉及优化模型和优化算法、算法的复杂性等,而这些基本的模型形式――在一定约束要求的前提下,求目标函数的极小值,容易使学生对开始学的分析课程的导数与极值、矩阵等基本知识联系起来。
2.愤怒的小鸟的技术含量。应用开发形式多种多样,游戏开发是一种有趣生动的开发过程,许多游戏开发又与数学基础知识有紧密联系。因此,选取其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介绍,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数学知识在应用开发中作用的理解。如该例涉及的物体碰撞检测和连续碰撞检测与向量及运算、旋转矩阵、线性变换等数学基础知识,可以由此进一步介绍物体的移动、壁障和寻路等游戏开发中常见的智能化算法,这些都将和许多基础知识紧密结合。
五、信息挖掘与算法设计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人才应具有处理实际中信息与科学工程计算问题的能力。当前大数据处理涉及的信息挖掘的相关内容,与信计专业有天然的联系,特别是挖掘目标的设置、隐含信息的挖掘模型的建立和使用、模型的求解、算法性能分析等,与信息与计算科学中的计算能力、建模能力、程序设计等核心能力模块要求相连。这方面的热点案例很多,如可选阿里巴巴大数据竞赛、2012年和2015年深圳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夏令营B题进行展示,其中阿里巴巴大数据竞赛可联系到机器学习算法等。讲述这些典型的热点应用案例,对学生了解专业课程和专业的内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综上,通过梳理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导论教学中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根据教学实践,从典型案例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设置的必要性和解决方式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剖析了这对于促进学生对专业内涵的总体把握、了解专业应用领域、品味专业学习价值的有益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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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0年10月25日召开的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就已经作出了“用5到10年左右时间,在全国中小学基本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全面实施‘校校通’工程,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的现代化,努力实现基础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的决定。
信息技术课程是一门培养学生独创性的学科,它有太多的空间可以让学生进行大胆的设想。信息技术教育,是帮助学生有效地掌握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锻炼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和提高信息素养的主要方式。而素质教育也正是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生活在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二者相辅相成,具有互动作用,为全面提高学生能力提供条件。
我认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必须要面向素质教育,以提升全体学生的全面素质为最高目标,以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为核心任务,以素质教育理念指导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因为中小学的信息技术教育与其它学科相比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一是信息技术学科有利于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往的教学中往往大量的灌输知识性的内容,而忽略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创造性思维最显著的特点是能够提供新颖独创而又有价值的思维成果,由于信息技术教学摒弃了传统学科中所形成的常规思维模式,对学生来说具有非常的新鲜感,学生的创造欲望能得到极大激发,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信息技术教育允许学生别出心裁,鼓励学生多提新问题、多独立钻研、主动探索、以获得新的知识和技术,培养创造性思维。
二是信息技术学科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信息技术教学中的操作过程是以抽象思维为基础的,要解决反抽象的东西转变成形象的东西,必须通过对问题的归纳、分析从而研究出一般性的规律。
三是信息技术学科有利于优化学生的思维品质。信息技术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学科,其学习过程是一个培养坚韧意志、深刻思考、坚强毅力的自我修养的过程。学生上机要通过手、眼、心、脑并用使大脑形成的强烈的专注,使大脑皮层产生高度的兴奋点。在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上机体会各种功能、分析操作方式,都容易使学生产生一种成就感,更大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因而培养出勇于进取、独立探索的能力。
正因为信息技术教育具有其他课程无可比拟的可操作性、实用性、灵活性,因此在素质教育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信息技术本身发展太快,直接影响着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方向和内容的稳定性。长期以来,许多领导感到信息技术课难指导、难评价、难控制、难以捉摸,因此采取不过问的“冷”处理办法。而外界则认为,中小学的信息技术教育是十分有趣而受宠的。可以说,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出现了“围城现象”。那么信息技术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认识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呢?作为一名刚刚从教的新教师,我简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想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传统的升学制度所带来的。传统的升学制度仍然以主科、副科、其他作为分水岭,主科(如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领导潮流,副科(如地理、生物、历史、体育)稍逊,其他(如音乐、美术、信息技术、劳技等)声色暗淡,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校领导对信息技术教育的重视程度,当然也就直接导致了信息技术教育如今的地位。
其次是欠缺一套适合信息技术教学的评价系统。传统评价系统中虽然也有适合信息技术教学的内容,但是信息技术教学中许多重要的因素难以包括进去,这些因素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往往占有较重的比例。
那么如何来使信息技术教育回来其应有的位置上来呢?
首先我认为信息技术教育的归位或者说是信息技术教育的生命力可以寄托于取得“应试资格”,希望能将信息技术课程纳入中考,甚至是高考。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的评论都不赞成这种改革,其原因主要是怕原来尚有生命力的信息技术课程就此夭折。但我认为将信息技术课程纳入中高考这种改革是值得期待的,因为这样一来既可以显示出信息技术课程的重要性,又能得到学生和学校领导的重视,让其教学质量可以有一个较快的提升。
其次就是改变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地位。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的主要内容不是系统的计算机理论知识,而是以建构信息素养为主要目的的训练活动,其具体教学训练媒介是各种应用软件的学习。这种教学活动中既含有一定的文化性,更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还有由于软件自身具有较强的自述性,因此,信息技术教学对教材的依赖性较小,教师的角色应从知识的传播者变化为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甚至成为与学生共同学习的伙伴。教师的角色地位应该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构造教学环境,引导学生进行实验,引导学生分析实验,发现问题和规律,探索软件未知领域的功能。(2)构造层次丰富的任务,组织对任务的讨论分析,分析任务实现过程中的现象,使学生建构自己的能力。
还有信息技术教学应该尽快实现“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的转化。信息技术中许多东西不是讲明白、听懂就能解决问题的。现代应用软件系统都很庞大,也不可能处处由教师讲解,更重要的是面对开放式软件环境,建立创造性工作和学习的能力。信息技术教学活动中,学生不仅要通过探索掌握软件的应用技能,同时随时需要改变自己的认知结构,以适应学习新内容的需要。
关键词:语料库;语病偏误;量化分析;医学英语写作;文本输出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8-0245-04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我国医疗领域进一步和国际标准接轨,对于医学基础研究领域的要求不断提高,国际学术交流与研究成果共享日益成为主要发展趋势。在国外高质量期刊的要求已经成为医学科研工作者十分重要的能力。因此,英语医学论文的写作变得尤为重要。此外,医学硕士、博士论文乃至在职医务人员晋升的论文也经常要求用英文撰写,或者至少对于文章的摘要部分要求用英语写作。但实际情况是:多年来,英语教学并没有显著减少学生在医学英语写作方面的语病。所以提高医学生医学英语写作的能力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虽然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于提高医学英语论文写作质量做出了一些有效的、建设性的研究,但是还是有如下问题:分析过于笼统,缺乏统计分析;缺乏建立在期刊要求下的写作语言标准,没有统一、完整的语病语料库;国内学者几乎没有将语病统计结果应用到教学追踪的研究当中去;等等。所以为了克服以上缺点,建立一个医学英语论文语病语料库,并在此基础上对医学英语范式表达规则、语法和语言表达方式的错误进行统计与分析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相关研究。从国外研究来看,关于“医学论文英语摘要写作常见语病”的研究,因为语言障碍相对较小,英语国家的医学写作的研究少有涉及语言以及语料库方面的内容。语言相关的内容只在个别参考书目中有所提及。主要代表人物Margaret Cargill,其研究成果《Wri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rticles: Strategy and Steps》(2013,Wiley-Blackwell)[1]一书中就提到过语言要求的简洁性和清晰性,此外还有there be的使用范围等。
2.国内相关研究。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关于“医学论文英语摘要写作常见语病”研究,代表人物主要有洪班信、章国、雍文明等人。主要研究成果:英语摘要中常见的动词和句子语法错误(洪班信)[2];专门用途医学英语语料库构建的意义及实践(章国英)[3];医学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动态语料库建设及其应用初探(罗永胜)[4];基于语料库的中外英文医学论文摘要时态和语态分析:以儿科期刊为例(雍文明)[5]。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著作,如:王福彦的《医学SCI期刊论文的撰写与发表》[6];李传英的《医学英语写作与翻译》[7]。
通过以上总结发现,国内研究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SCI期刊的原则以及如何撰写高质量生物医学科技论文;(2)在研究与病以及建立语病语料库方面主要集中于小样本以及个别语病种类。
3.本研究特色:从国内相关文献来看,缺乏以语料为基础的真实数据研究。而本研究所采用的260篇样本摘要,将其中的各种类型的语病进行系统分类,真正建立医学英语摘要中的规则、语法与语义偏误的语料库,从而建立较强的针对性。此外,本研究还对于常见语病偏误进行准确的统计,体现出常见显著性偏误、较少见偏误、不太重要偏误为今后的教学重点做出指导。最后还对于每篇语病数量的统计特征进行分析以便对于学生写作能力有清晰的把握。
三、本研究语料数据错误性质的界定与分类
根据该语料数据库出现的错误性质将其分类,如表1。
四、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2013年6月―2016年6月期间天津医科大学学笳要共260篇。
2.研究方法:通过对天津医科大学2013年6月―2016年6月期间260篇论文摘要仔细研究分类,共分为3大类型:写作规则类语病偏误、语法类语病偏误、语义类语病偏误。运用“归类”、“量化”、“分析”等语料分析方法进行语篇剥离分析、研究。本研究在三大语病偏误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相关的语病种类共计20种。而后,计算出学生在每篇摘要中出现语病偏误个数的统计特征,为不同写作水平的学生的针对性的教学指明方向。总结如下表2。
五、研究结果
1.语病类型与种类统计分析:所有语病类型比例如表3所示。
从大的分类来看,本研究经过统计发现最显著的语病来自语义错误,占到错误总量的62.59%;其次为语法型错误,占到总数的30.82%;最少的为规则型错误,只有6.59%的占比。这个结果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在相关研究统计中,语义型错误的比例的确显著超过语法错误等其他类型的语病,如:洪班信(2008)。对于学生来说,语法的掌握相对容易,而对于语义、句子意思以及词汇意义的选择和把握往往出错的概率较高。但是为了得到更明确、细化的语病种类分析,需要更进一步的语病种类统计,如下页表4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