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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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在农村的发展需要懂文化、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的支撑。虽然近年来，我市加强文化产业人才建设的重要性，采取各种措施，如高校设立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幵设社会培训机构等培养农村文化产业需要的专门人才。但是，不可否认，当前产业人才匮乏、文化人才队伍发展落伍已成为制约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性瓶颈之一。
二、加快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在依靠政府、民间组织和市场三方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具体解决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还需要从农村文化产业的产业基础、文化品味、投融资体系、人才建设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1．建设文化基础设施，提高产业总体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是为发展生产、保证生活供应和保护生态环境而创造共同条件、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设施的总称。从行业划分来看，主要包括交通运输设施、邮电通信设施、能源供给设施、水利设施、生态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等。因此，它既是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经济和社会运行和发展最基本的保障。比如，企业生产需要能源和水作为必需的投入品，也离不开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设施提供的服务。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首先需要农村公路、通讯、供水、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为文化产业走进农村、驻扎农村、建设农村做好基本的保障工作和准备措施。
2．加大科学技术投入，提升文化产品总体品味加大科技投入，首先可以运用科学技术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通过发展信息科技，提高农村通讯设备、供水、供电等基础建设，为文化产业在农村的发展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加强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提高文化产品的总体品位与科技含量。“就我国文化产品而言，内容的民族化和国际化是双向互动的，只有保持二者的张力，用现代意识来处理传统文化资源，才能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农村文化产品要既能够彰显自身民族文化内涵，又具有一定的国际化的水平，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农村许多尚未开发、以原生态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源，要使它们在继承保护的基础上，开发成具有民族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就必须要依靠高科技。
3．构建金融支撑体系，保证农村文化产业资金投资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又一大障碍就是资金的匮乏。因此，必须积极建立多元化的文化产业投资主体，拓宽投资渠道，集聚各方力量，多管齐下，使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都积极参与其中。同时，鼓励金融介入农村文化产业领域，着手从金融支撑结构、担保体系、评价体系、保险机制等方面构建完备的金融支撑体系。
1．农村学校传统文化教学的“零碎”
众所周知，农村学校长期以来都推行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但收效甚微，类似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往往沦为“零碎或失效”。首先，进校园的传统文化内容常常是能够“技术化、程式化”的农村传统文化“大拼盘”，最为突出的就是“手工制作、歌舞排练、双语教学或各类民族文化知识文本阅读”等。虽不能说这些活动无意义或价值，但将学校传统文化教育仅定位于此无疑是不周全或不到位的。如此的教育教学只得传统文化之“形”而遗其“神”，因为传统文化之“神”必须得在“活”的文化环境中“浸入”学生的“大脑”，化为其思维或行动的自然、自觉，而非单一的记忆或训练之“获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濡化”过程。其次，与“拼盘式”的教育内容对应的是农村学校传统文化教学的“任务化或应景性”，许多情况下农村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是为了执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而开设的，并非是农村学校教育的一种自觉意识和实践选择，其结果是农村学校、教师或学生都应付式地来完成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将其当成一种“娱乐或消遣”活动，而缺乏精心组织设计或连续性的贯彻实施。总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培养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素质的教育教学活动是“碎片化”的，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目的性、计划性、针对性”的优势。
2．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
毋庸讳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增长有了明显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改善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社会发展质量“水涨船高”，相反却存在着众多社会矛盾问题。其中之一即为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破坏，如农村传统人生观或节日礼俗、语言、建筑、服饰、音乐歌舞及传统民间组织等不断受到“主流文化”价值的冲击而“消逝化”。越来越多的农村传统文化事项在内容或形式上不断“缩减、异化”以至消失，而这种趋势往往一方面使农村社会成员以“文化旅游增收”为“旗帜”而对农村传统文化“大刀阔斧”地“拆卸包装”令其“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则存在着一种“敌视”的态度，将传统文化当做阻碍农村经济增长的“绊脚石”而“踢开”，视物质现代化的生活为唯一价值圭臬。换言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通过直接参与传统文化活动，以及耳濡目染传统文化的“熏陶”过程日益降低，他们或者过着“半吊子”的传统文化生活而远离其精神，或者不断被充满物欲的现代化价值所裹挟。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意味着一种“活”的潜移默化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认同的教育形式不复存在，代之以深受外来植入式“主流文化”价值的同化，且都是以牺牲农村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为代价。
3．农村家庭村落生活结构的“割裂化”
如果说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是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的“染缸”，农村家庭村落生活则是“染料”的制作者或设计者，以农村家庭和村落成人为主体成员组织的各种传统文化生活为农村中小学生提供观察、参与、体验、模仿的对象和时空环境，而传统文化生活内容、方式对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产生作用离不开成人榜样的教导和指引。然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村落生活结构处于“割裂化”状态，一方面为了增进家庭的经济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挣钱，而使得农村村落的留守学生“队伍”日益壮大。他们双方经受着“骨肉亲情分离”的“煎熬”，此外还带来了承担农村传统文化精神培育的基础单位“家庭文化生活”之断裂，因为在作为家庭文化生活组织者或核心的青壮年缺位下，许多留守家庭的生产生活被“简化”。另一方面农村传统文化公共生活逐渐远离了村落，被当下一个个家庭为了“盖房、购车”疲于奔命的生活所“遮蔽或分割”。往昔村落成员互动、互助、互爱的温情乡村“集体生活”不复存在，农村社会生活不断走向了“家庭原子化”的“内敛保守”而无“开放性或交往性”。换言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村落社会人员、生产结构的变化冲击了传统文化生活的延续，且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加以“维护”，农村中小学生不断疏远于宁静、亲和的传统文化生活而被所谓的“攀比、名利”的现代生活所捆绑。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成因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陷入困境，表现为孕育其传统文化价值或精神生长的教育时空环境失序。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困境的产生、存在及延续呢？
1．农村学校价值取向的“物质性”
长期以来人们对农村学校教育持有“复制城市教育”的评价，也即认为农村学校教育走的是一条“应试升学”的道路，而这背后无疑与“学历化”社会不无关系。因为学生只有考取一个好的大学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于是农村学校所有的活动都指向于让学生获得一个升学的“好分数”，其主旨不是为了培养完整人的生命质量提升，而是一个客观的目标“分数”。当然，农村学校价值取向的“物质性”还表现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方面，学习内容主要集中于与升学考试相关的部分学科知识上，为了让学生获得“最高的分数”学校往往运用“题海战术”的强化训练方法和“封闭式”管理，而与考试分数提升无关的学生“身体健康、情感交流、社会体验”等内容都被学校“拒之门外”。可以说，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物质性”日益强化，因为农村社会成员对“优质教育”需求不断增强，并坚定持有只有进“好学校”才能找到好工作的价值信念。而在其观念中所谓“优质教育”就是有多少考入重点的“升学率”，于是农村中小学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而更加强化学校的“分数门面”。总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教育教学陷入“目中无人”的状态，学生完整的生命被降格为“物”，与学生生命相关的“自我生活”和“文化血肉”被“剥夺”和“抽离”，学校和学生都被异化为“干瘪”的“数字僵尸”。因此，虽然农村学校存在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但往往被置于“墙上”课程表里的“装饰”，即使间断性地被学校所开展也是出于一种“任务完成”，而且时常被“升学考试课程”所挤占。
2．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的“无力性”
如果说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化意味着外显农村传统文化“事项”及活动的缩减，那么农村传统文化传承的“后继无人”将终致农村传统文化的“覆灭”。因为文化的灵魂深藏于人的价值思维中，人们“无心”再过一种“传统文化生活”而对现代化生活“情坚意定”以致“走火入魔”。则农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农村社会成员心理形成“冰火两重天”之态，农村传统文化及生活将不断被挤压而淡出农村社会时空环境。当然，这不是说当下农村传统文化已“奄奄一息”，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由于农村社会成员“权力地位”转换之后，以往作为农村传统文化主体的老年人虽然“忧心”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命运走向，但其社会角色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变为留守儿童或中小学生的“保姆”，以及其对农村社会和家庭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降低而导致他们“身份地位”的衰退。也即他们不再是过去村落和家庭事务处理的“权威”，他们“无社会权威和经济实力”去组织并号召后辈“中青年人”过一种有“传统文化”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农村传统文化活动势必被强势的得到“中青年人”认可的“现代物质文化”所取代。而因老一辈人的离世而产生农村社会熟悉或继承农村传统文化及精神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少的状况，则危及整个农村传统文化生境的存续问题，包括以人为中心的农村自然社会生态系统的改变，影响重大而深远。
3．农村社会核心价值的“失序性”
农村社会成员生活中延续的“精神”或“信仰”是农村传统文化的核心，如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崇敬和效法自然”、人与社会（人）关系中的“亲仁善邻和以和为贵”、人与自我关系中的“平和坚毅”等，而这些恰恰与当下中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如“诚信、友善、和谐”等。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农村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农村社会成员只有建立起人人认可的基本价值信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表现出“诚信、敬业、友善”，并自觉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他们的生活才有了意义目标。可是，城镇化在不断将农村社会成员推向“现代化浪潮”的同时也“遮蔽”了人们的“心灵”，农村社会成员被“物欲”所役使而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人，把自己变成了实现某一“实体目标”的手段。毋庸置疑，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会核心价值是“失序”的，发展上表现出“人与物”的倒错现象，造成农村村落及家庭生活导向“分裂”。许多农村社会成员为了长久以来摆脱贫穷、拥有财富的梦想而争相离家出走、“骨肉分离”，一旦他们“踏出家门”就会用“三年五载”的时间来“累积或创造”财富，而这种举动一致被农村村落成员视为有“决心意志”而大加赞扬或模仿。当然不可否认农村社会成员进行如此生活行为选择是一种现实趋势使然，但这一现象如果变成一种连锁反应引致大部分农村社会成员或家庭以长期“隔离亲情”的代价来筑就“梦想”，使得农村社会的空巢村落或留守老人儿童数量不断扩张，那么农村社会成员、家庭虽增长了经济收入却因失去文化滋养而“迷失方向”或变得“外强中干”。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应对策略
影响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的因素是多维的，且不独以农村学校教育为“主”，还包括了校外社会教育环境的参与作用。所以，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消解，须采用系统性思维视野，而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式来围堵“漏洞”，理应通过“制度和人心”的同步建设进行标本兼治。
1．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实施以人为本的农村学校教育实践观
农村学校是“村落中的国家”，让农村中小学生获得与城市学生相同的知识内容和主流价值乃其理所当然的使命，但它不能以牺牲“农村传统文化”为代价，否则农村学校教育就成为“文化一元化”的助推力量和“文化多元化”的扼杀摇篮。而要改变这一状况，让农村学校教育遵循“教育之道”，应将培养和谐健全的农村中小学生视为使命，为其后续的人生发展奠定良好的“身心品质”，而非把农村学校变为个别学生“学而优则仕”的桥梁而“淹没”了大部分学生。那么，如何避免这一状况呢？最为根本的是要改革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注重教育于人发展的内在促进作用，从招生、考核、评价等方面凸显农村学校教育的“人本化”，确保农村中小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能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让自己的兴趣、爱好、激情在学校中得以积极地培养和保护而非扼杀，并使其从小熏陶的“文化性格”得以延续生长而非被迫异化为割裂的“双重性格”。因此，以人为本的农村学校教育是一种自由教育，它关注农村中小学生文化认同自觉的培养，让他们在积极学习主流文化知识和价值的同时，也能坚守自我传统文化的精神延续。所以，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如高考、社会就业、评价学生等应从“应试教育”和“学历社会”中摆脱出来，让学校教育变为培养人的自主独立和身心和谐而非改变人命运的场域。而社会教育则为学生提供一个充满正气、公正、宽容的环境来施展个性或才能。
2．凸显农村文化个性，建构农村学校和文化心理场互补机制
农村传统文化是什么？它是农村社会成员在与周遭环境互动适应、调节基础上形成的稳定反应系统，包括外显的服饰、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组织、歌舞音乐、节日习俗等，以及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濡化而成的内隐的价值思维和心理活动。可以说，农村传统文化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因不同地域及自然地理环境的殊异而逐渐建立起了不同的社会生活系统，也即农村文化是“个性化”的，这是其自然和历史属性的体现。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宜“一刀切地现代化”，需要在城镇化程中保留住其“文化个性或精神”，这需要依靠两方面的统一协调。首先，农村学校教育必须要树立起“弘扬”农村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通过系统化的思想教育引导、校本教材的编写、文化生活的实践参与等方式培养农村中小学生的乡土情怀，让其成为一个有“文化血脉”的生命个体，而非“无根”的“漂浮者”。其次，学校之外的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是重要的“活”的教育资源，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中小学生在开放性、活动性、生活性的传统文化事项活动中形成价值和心理思维的趋同。因此，为了促进农村中小学生文化个性的生成，农村学校、社会、家庭要在意识上自觉地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积极保护，形成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的农村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的互补机制，发挥它们对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精神孕育生长的统一作用。
3．加强社会成员启蒙，形成多元和谐的农村终身教育系统
论文关键词 城镇化 农村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而城镇化则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传统特征的农村政治文化也必将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而实现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农村“依附型”政治文化将逐渐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一、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的传统性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属于农耕文化，它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全过程，甚至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象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地区，这种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一）王权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它控制和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王权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受制约的性质，使得社会严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进行排序，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是按照等级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来进行的。在传统农业社会，地位卑微的农民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自然处于最不利的处境，他们不得不接受来自于上层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同时也不自觉地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意识和依附观念。在传统政治结构下，这种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从而成为千百年以来根植于中国农民内心深处的坚固的政治意识。近现代以来，中国先后进行了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权利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正在朝着民主法治社会的目标迈进。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思想依然在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影响和制约了农村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长。
（二）宗法观念
宗法观念起源于家长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长为核心的家庭管理模式，同样适用于家族、乡里、郡县以至于国家。在这种模式中，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身上，并且通过血缘或其它古老的形式得以传承，而其他人必须接受和认同家长的权威。家长制的这种等级意识和人治传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观念。宗法观念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主张三纲五常，主张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统治整个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思想，实际上绘制了一幅礼治的经纬图。宗法观念在以家族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传统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和发扬，对维护社会风气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而言，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家族式集权管理的模式却是不适应当前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因为它忽视甚至抹杀了农民个体的权利和自主意识；同时过分强调血缘关系也会导致农村政治生活中徇私舞弊和裙带腐败的产生，甚至会造就一些横行乡里的“村霸”行为。这些现象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成长，还直接危害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因此，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宗法观念”，必须秉持“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平均主义
在生产力低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平均主义是贫苦百姓最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统治者巩固其王权的政治策略。所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统治者对社会期望的基本认识。因此，无论从百姓角度看，还是从统治者角度看，平均主义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反映了人对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最基本期望。然而，对平均主义过分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锅饭”现象和对个人利益的否定，这在今天注重生产效率的时代背景下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基本政治原则。因此，必须将“平均主义”的政治文化逐渐塑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城镇化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农村地区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坚固的阵地，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求逐渐消除传统政治文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塑造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特征的政治文化。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接受了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政治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行为也显得更加理性。这些劳动力在返乡之后，会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加之农村自身现代化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现代政治观念引入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促成了当前我国农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实现现代转型。概括来说，城镇化进程主要在以下方面对农村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增进了农村公民的权利意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王权主义”思想留给中国农民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意识，即在无条件服从权力的同时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形成了对个人权力的盲目崇拜。这种观念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的维护，而且会助长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在参与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如拖欠工资等许多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在他们团结起来维护切身利益的过程中，实际上正是其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成长的过程。而公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
2.培养了农村公民的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建设法制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我国农民由于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加之长期以来农村法制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了农民的法治观念淡薄，缺乏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往来加速，观念和思想的交流融合也进一步加深。已经在城市地区成长起来的法治观念也逐渐影响到了农村公民的思想意识，促使他们逐渐树立起了尊重法律和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观念，也使得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变得更加理性和克制，这对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维护是非常有利的。
3.激发了农村公民的创新精神和注重效率的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不再是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农村公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深度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培养和锻炼了他们开拓进取、坚忍不拔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同时也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中注重效率的基本认识。这一观念的形成，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快节奏，也更加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认同他人的才能。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城镇化进程为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带来了契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首先，城镇化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城市地区，给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主体缺失的根本性影响。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使农村地区丧失了政治文化建设的最活跃的生力军，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次，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城市中流行于一小部分人的腐朽堕落的思想也随之影响到了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从而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消极影响都是今后应当着重注意预防和消除的，但总体来说，城镇化给农村政治文化带来的更多是积极和正面的影响，我们应当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三、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路径思考
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目标，是将传统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转变为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城镇化进城中，要实现这一转型，必须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路径：
（一）完善农村政治参与机制，营造民主政治氛围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平台，长期以来承担着农村社会自我管理的功能。但由于在许多农村地区，政治参与的制度和实践经常脱节，导致村民自治制度并未能普遍促成农村公民民主习惯的养成。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真正将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形成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管理的民主政治氛围，从而促进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加强学校教育，提高农村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
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教育是当前我国农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农村公民政治认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政治认知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础。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公民的政治法律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人员和资金投入，努力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为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打造良好的基础。
（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合理“扬弃”，使其融入现代政治文明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虽然整体上是一种“依附型”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不相符，但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如对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视等。因此，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应当注重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适当结合，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法治的农村政治文化。
（四）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村社会的整体转型创造条件
1.1仪器岛津GCMS-QP-5000型气质联用仪。
1.2试剂乙醚、无水Na2SO4（均为AR）。
1.3药材金针菇样品由广东省蚕桑研究所提供，经该所所员刘学铭研究鉴定，为白蘑科菌类植物金针菇Flammulinavelutipes。
2方法
2.1供试品溶液的制备药材切成约1.5～2cm的段，取约80g，按照《中国药典》附录XD挥发油测定法——甲法［4］操作，加蒸馏水800ml，加热4h，收取挥发油提取器中油层和部分芳香水层，乙醚萃取，萃取液用无水Na2SO4脱水后备用。
2.2GC-MS分析
2.2.1色谱条件GC：DB-1石英毛细管色谱柱（30m×0.25mm），样口温度250℃；接口温度230℃；载气为氦气；流速1.3ml·min-1；柱压80kPa；分流比10∶1；进样量为1.0μl。升温程序：初始柱温60℃，保持1min，以10℃·min-1的速率升到280℃，保持5min。
2.2.2质谱条件EI源（70ev），350V，双灯丝；质量范围m/z40～450全程扫描，扫描间歇1.0s。检测电子倍增器电压1.4kV。检索谱库名称NIST。
3结果
依法操作，得到挥发性成分的总离子流图。扣除乙醚溶剂本底后分离得到30个组分，对相对含量较高的组分进行质谱分析，通过计算机检索并与标准谱图对照，鉴定出其中的6个组分。以扣除溶剂峰的色谱图的全部峰面积作为100%，用归一化法确定了各组分在挥发油中的相对含量。分析结果见表1，总离子流图见图1。表1金针菇挥发性成分中的化学成分及相对百分含量（略）
4讨论
从GC-MS总离子流图及GC-MS检测结果可以看出，金针菇挥发性成分以亚麻酸为主，其相对含量达到32.74%。亚麻酸具有增长智力、延缓衰老、降低血压和胆固醇、抗菌、抗炎、抗肿瘤等活性［5～7］，是降血压、降血脂药物和保健品的重要原料之一，应进一步研究，加以利用。
本研究首次从金针菇挥发性成分中鉴定出亚麻酸（32.74%）、软脂酸（6.41%）、邻苯二甲酸异丁酯（5.23%）、软脂酸乙酯（4.96%）、邻苯二甲酸丁酯（3.07%）、苯乙醛（1.95%）等成分，占其挥发性成分相对含量的54.36%，但还有24个组分尚未能鉴定出其结构，可能是由于金针菇挥发性成分属首次研究，其中一些成分尚未收入NIST检索谱库，有待于今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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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国有商业银行惜贷限制了城镇化的资金借贷、农村信合的三农功能定位使资金流向与城镇化建设错位，农村金融服务手段单一,服务意识淡薄、服务水平较低、金融创新缺乏等。这些既限制了新型城镇化的资金供给和流动，也使地方金融服务发展受到制约。
2．新型城镇化金融困境的原因分析
2.1缺乏与城镇化匹配的金融工具创新农村金融排斥使服务于农村城镇化的金融工具很少，服务仅限于资金借贷，资金量非常有限。同时，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就业、居住、消费、理财等更深层次的金融服务，但金融机构并没有随需求的变化而做出适时调整，提供多样化产品和服务。再者信贷之外的基金、信托、保险等金融手段少之又少，融资体系还非常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2．2监管执行不力导致城镇化资金滥用现象严重城镇化建设中的财政拨款本应专款专用，确保资金使用高效。但我国大多数城镇建设资金用款单位缺乏专业的投资意识，将城建资金挪用、滥用，资金多部门投放。监管部门对资金下拨、项目效率、工作检收等环节比较随意，注重款项下拨而忽略监管工作。投入散乱，无规划、无重点、无法集成合力，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2．3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目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全面覆盖，建立起个人、企业、国家共同承担的统筹模式。但农村现行的医疗、养老保险改革试点仅仅是在有条件的区域进行尝试，且保障水平仅在养老、医疗和生活保障的最低水平。经济落后地区仍没有具体的规划和安排。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就要求政府加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投入，设计出更适合城镇化居民的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方式，防止因城镇化而带来社会不稳定的问题。
2．4商业银行在城镇化中缺乏主动性商业银行对于城镇化的支持仅限于地方政府的资金借贷，将其作为单向收益的项目，没有意识到城镇化带来的金融需求变化而主动研究金融衍生产品来满足城镇化建设需求。同时，商业银行追求资产的规模效益而一味将资金更多地贷放给工商企业，工程项目，却忽略对城镇化建设的资金供给，影响了银行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服务力度。
3．解决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金融困境的策略建议
3.1加快金融创新，探索多元化的融资途径在城镇化建设中，改变仅靠政府财政、银行贷款融资的模式，把信托、基金、债券等金融工具引进来，或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吸纳各种类型的民间资金，或根据需要适当地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多管齐下促进投资主体和融资渠道多元化发展，为城镇化建设筹集资金。
3．2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的监管力度首先，设置项目资金专用账户，做到专款专用，账项清楚，信息透明，定期审核，坚决杜绝挪用、滥用现金。其次，可通过民主选举公信人士成立项目监管委员会，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地监督。
3．3完善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要加强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与公共安全、群众利益相关的保障。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食品安全、意外事故等领域的保障，使其有法可依，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纠纷。另一方面，完善居民生活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应逐步加大对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力度，并根据城镇化的进程和发展水平，居民的收入变化调整政府投入保障金的比例。最终使城乡保险一体化。
3．4调整金融机构定位，促进金融衍生工具创新，推动城镇化建设和发展首先，可将中国农业银行、农村银行和中国信合等金融机构定位于城镇化骨干金融机构，规范资金的筹集、投放、使用监管及效益衡量等程序。确保资金透明。其次，根据城镇化的进程开发、拓展相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加快城镇化过程中资金流动及高效率、低风险的使用。如在建设资金中，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的证券化实现风险转嫁及资金的高效运作。在城镇居民经济能力越来越强时开发相应的理财产品，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活跃度，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发展。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就必须把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及其发展的重点，把握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金融发展的具体需求。
（一）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核心及其重点
党的十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赋予了城镇化新的内涵和定位，所谓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产城互动、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其内涵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核心在于使城镇化转型发展，就是要改变过去大规模造城、粗放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把重心从“城”转移到“人”上来，实现人的城镇化。重点任务则是有序推进农民的市民化和农业的现代化。就是要把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镇功能完善，提升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适应城镇人口快速增加的需要，完善基础设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管理手段，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城镇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促进资源循环有效利用，优化城镇生态环境等。
（二）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对金融发展的新需求
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任务繁重，对金融资本的需求量更加庞大，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服务业发展、保障房及商品房建设、居民消费等多个重要领域，再加上产业转型与消费升级，其中蕴含着大量多元化的金融需求。第一，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不断增大。提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需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注重城镇的生态基础设施，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需求将大幅增加，尤其是供水、供电、供气、污水垃圾处理、公共绿地以及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建设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需要更多可靠而有力的资金保障。第二，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公共服务需求。提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更加强调以人为本为核心，因而更注重实现人口的城镇化。而人口的城镇化包括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和城镇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根据2013年7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的预测，未来中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到2020年前和2030年前全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3.0亿和3.9亿。若按人均15万元计算，至少需要资金60万亿元，因而资金筹集方面的压力很大。因此，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金融既需要加大农业产业化支持，以便有更多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也要加大农民到城市就业、创业的支持，促进农民向城市有序转移；同时，还要解决农民“融入”城市后，要享受到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在保障房建设、教育、娱乐文化、生态保护等方面，从而对金融创新服务则提出了更高和更多需求。第三，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发展对金融需求不断增大。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型城镇化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机制，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更有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和产业集聚不断加强，对金融的支持与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目前，我国正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主导产业由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产业区域分布由沿海向内陆转移、产业布局由分散向集聚化发展，产业驱动由简单加工、技术模仿向以自主创新为主转变。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园区建设、国内产业梯度转移以及技术创新等领域，对金融的需求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在新型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更多的成长型企业，产业转移集聚不断加速等新特点，从而对金融创新发展，提供更多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产品与新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总之，要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资金需求来自许多个不同领域，需求量也是非常庞大的。
二、金融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九五”以来，我国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我国城镇化率在2005年达到42.99%，而截至2013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金融的支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不同性质和类型的金融机构，一方面，通过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以及促进人口规模扩张和素质提高等渠道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在推进农村地区优化软硬件发展条件，为农村向城镇演进以及培育农村工业产业、积累未来城镇化发展动力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的推进
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一般根据工业化的推动力量不同而区分为“市场拉动型”和“政府推动型”两种。在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城镇化和初期工业化基本依靠政府强力推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市场在城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日益提升，金融对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来看，2004年至2013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一致，呈现不断扩大趋势，而且，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2004年为59028.19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83.75%，到2013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436527.70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97.64%。从2000—2012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构成（%）来分析，可以反映金融在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方面的巨大作用从2000年开始，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和其他资金来源均处于下降趋势，只有自筹资金数额不断增加，2000占42.5%，到2011年达到65.56%，说明金融体系已成为中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
（二）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的推进作用
农业产业化是农村新型城镇化的直接动力。发达国家关于金融对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支持，是整个农业产业化过程的重要部分，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由农业政策性支持、合作性组织和商业银行体系为主的农业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机构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的金融服务，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金投入量不断增加。信贷方面，各大商业银行制订了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信贷投向指引，统筹安排信贷资源，加大资金投入，重点关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功能提升、民生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金融需求，涉及城市水务、燃气、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领域，医疗、教育、城市内部升级改造等民生领域，积极支持商业化运作能力较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支持农业产业化中农业养殖、农产品加工和农业机械等细分行业优质企业，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二是在网点建设方面。各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业银行，农商行，不断强化机构建设，把物理网点向地市和县域延伸。近年来，先后成立了区域分行和县域支行，多数省市金融机构出台制订了《关于推进县域支行发展的意见》，经营触角将进一步向县域延伸，使县域支行的布局更加完善，以增强县域支行市场竞争力，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三是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随着金融机构建设的展开，各金融机构不断推出相关产品和服务，向城镇和县域地区延伸。根据农村城镇小微企业融资“短、小、频、急”的需求特点，各金融机构不断推出适合城镇经济发展的系列服务产品，优化审批流程，对不同类型的小企业，提供相对应产品组合包，以服务包的形式提供结算、贷款等相关服务，降低融资成本。农村信用社也以城镇化发展为契机，积极发展消费金融、社区金融，不断加大对农户联盟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推广力度；加大对农村二、三产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延长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升级。
三、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面临的金融困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命脉，应在城镇化发展中发挥输血和造血的重要功能，充分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资金需求。但是，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对城镇化建设的支撑力度远未达到应有水平，要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仍面临如下金融困境。
（一）金融制度不完善的制约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从金融业发展来看，我国金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从而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首先，是利率制度。我国利率水平的决定权虽然正逐步放开，但还未完全交付市场。利率水平被长期压低，使债权方不断地补贴债务方，导致经济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就是金融抑制理论里所谓的“低利率分割经济”，从而成为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一个主要诱因。其次，是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制度。就新型城镇化建设来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金融业的龙头，它的县域支行不具备信贷发放的审批权，向上报批的程序降低了县域经济融资效率。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前期资金需求量较大，但由于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的运营主体（企业）缺乏明确的行业分类，导致城镇化项目在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房地产市场调控和金融市场管制的约束。当项目运营主体在为城镇化项目寻求金融支持时，往往会受金融体制的约束，一方面，金融机构很难突破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条条框框来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另一方面，项目运营主体由于无法提供金融机构要求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四证），最终导致金融机构无法为城镇化建设项目提供全方位的融资服务。再次，是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制度及其相关的法律制度。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看，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将是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补充，民营金融机构应该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扮演更重要的核心角色。而我国现有城镇化建设的投融资体制，长期忽视民间资本的重要作用，对民间资本进入城镇化建设领域设置了许多障碍与歧视性条款，抑制了民间资本投资新型化建设的热情，导致政府财政压力在城镇化建设中不断加大的同时，大量的民间资本却游离于城镇化建设之外，形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的制约因素。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如对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存在的金融抑制、金融排斥、《物权法》规定集体所有土地不得抵押等制度问题，同样制约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
（二）融资模式限制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快速发展，所依靠的主要是投资，而投资依靠信贷、信贷依靠货币扩张。20世纪80年代主要依靠政府拨款与国企投资；90年代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国企投资；21世纪之后，虽然投融资体制和渠道迅速多元化，但主流渠道仍是上述融资模式。结果是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依然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和政府投资。事实上，我国很多地方政府由于没有建立适应城镇化资金需求的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机制，融资方式仍以银行贷款为主，很难满足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所需资金需求。由于金融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担保补偿机制缺失以及内在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以及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导致金融对医疗、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金融支持力度不足、服务水平不高，从而影响了城镇化的推进和协调发展。
（三）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制约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健全的金融市场包含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应该能充分发挥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从而为城镇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然而，由于我国目前的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不高，我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业为主导，包括其他类型金融市场，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等，相对于银行来说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制度上都尚未发展成熟，权益性投融资市场长期无法发展壮大，货币和资本市场间又长期缺乏联动机制等问题，造成金融市场结构效率过低，不利于城镇化建设中各种融资形式配置金融资源效用的充分发挥。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一方面造成金融市场运行的低效率，从而影响要素资源的聚集，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低下，抑制了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借助市场的力量筹措资金，致使资金的缺口由政府负责，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四、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的金融创新重点
金融支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应致力于在金融制度的创新、投融资模式创新、资本市场体系等方面取得重大创新。
（一）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制度创新
完善的金融制度必须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核心，同时推进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为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的提供制度保障。第一，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与贴息政策并举，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利率由市场决定，是提高资源优化配置、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深化的一个前提。发挥利率市场化矫正金融的市场功能，在合理的利率水平下对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实施贴息政策，真正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进而提升新型城镇化对建设质量。第二，根据具体情况下放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权。要针对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的不同发展状况，区别对待，根据贷款规模和不良贷款比率，下放贷款审批权。第三，适度开放民营金融市场，使民营资本参与到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应该尽快在公共服务等领域明确建设标准、降低准入门槛，形成多元投资主体，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资金不足问题。此外，要完善与金融相关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的完善来保护和开发城镇经济的潜在抵押担保资源，增加企业和农户的合法抵押、担保、信用增进等资源。通过金融制度的创新，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即可找准定位、各司其职、协同发展。政策性银行在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中发挥先导作用，专门满足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需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及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挥主导作用，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以及农产品结构调整等，并对确有需求潜力以及就业容量较大的城镇第三产业加大信贷投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行应发挥补充作用，在健全城镇功能和发展城镇社会服务中寻找商机。至于那些具备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升格为村镇银行，充分发挥它们贴近城镇和快速灵活等优势，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市场化机制下的投融资模式创新
在市场化机制主导下，创新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模式，就是要实施政府主导、各级政府合理分工、合理负担的公共财政体制。各级政府应重点引导大型企业投资，一些县域或新区建设可以直接交给大型企业，在推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时，为企业转型提供新的出路。应重视股本融资，带动“金融招商”，利用资本杠杆撬动社会投资。政府还应发挥财税政策和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以部分机动财力做引导，面向社会募集组建“城镇化建设基金”、“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等，用私募基金等方式引导资金抱团投资，解决资本金问题。根据城镇的整体建设与产业发展规划形成“项目包”，以基金为依托，开展金融招商，联合社会各类金融机构组成金融要素包，建立联合投融资机制，以满足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所需的资金要求。民营资本应该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营利性基础设施的重要力量，在一定时期内，外资也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灵活采用BOT、PPP等不同的项目融资方式，盘活社会资本。BOT即建设-经营-转让，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营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除了BOT以外，还有BOO(建设-拥有-经营)、BTO(建设-转让-经营)、BOOT(建设-拥有-经营-转让)等类似项目融资方式。此类融资方式能减少政府的财政投入，通过盘活社会资本来建设基础设施，尤其是在污水处理、公路建设等方面，可以为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资金需求提供良好的途径。
（三）以债券市场为主导的资本市场体系创新
相对于银行贷款，债券到期时间长，与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和回报期长的特点相吻合，是更加适合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融资方式。所以，要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就必需推动以债券市场为主导的资本市场体系创新。债券市场的创新，就是要根据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同产业特点，进一步创新债券品种，包括国债、市政债、公司债、信用债、资产证券化等，应全力发展多层次、多品种、多主体、具备高度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债券市场，通过债券市场创新来盘活经济体系已经累积的巨大资产，提升资产收益和运用效率。通过发行30年、50年的长期国债或特别国债，以国债去购买或补偿农民土地，每年有固定收益，改变过于依赖征用土地推进城市建设的方式，让农民以土地参与城镇化建设，分享城镇化发展的收益。通过具有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及地方公共机构发行的市政债，用于交通、通讯、住宅、教育、医院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地方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提供规范、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支持。推行市政债券后，政府就要主动接受债权人的约束与监督，一方面，可以迫使地方政府的行为更加理性化；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创建市政债券市场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需的金融基础要素，也是今后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资产证券化解决资产的流动性问题，分散风险。通过施行基础设施的资产证券化，一方面，可以利用这种新型融资方式从更多的筹资渠道中筹集到大量的资金，以有效解决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建设者加快资金周转速度，缩短投资项目的回收期，通过调整资本市场结构把投资项目的风险降到最低。此外，还应该加大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创新力度。土地成功流转之后，农民进入城镇，就需要创造能够吸纳大量低水平劳动力的中小企业。政府需要改革监管政策，鼓励大型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鼓励发展多元化和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机构，鼓励多层次金融创新产品和融资工具为中小企业服务。
五、结语
“十一五”时期，唐山市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9%，2012年为53.6%。按每年提高l.5个百分点，需要10年才能达到70%。综合考虑唐山曹妃甸新区等建设将会产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唐山将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唐山市2011年户籍人口762.74万人，2021年城镇化率达到70%，按窄口径计算需城镇化人口总数158.72万人，每年城镇化需要资金160亿元左右。
1.1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服务的金融需求
按照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调查的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扣除已建成项目，全国平均每个农民约需要投资5000元，按照联合国推荐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基础设施年平均投资占GDP的比重3-5%计算。唐山新农村建设所需要资金按2012年农村人口约354万人计算，需要资金总量约177亿元，十年完成，每年也需17.7亿元。唐山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的资金量如下：以2012年唐山地区生产总值为5861.63亿元为基数，按照每年8%保守增速计算，按占GDP的比重3%计算需求量，十年需要资金投入182亿元，每年平均需要资金量18.2亿元。两项加在一起，城镇化使基础设和公共服务对金融每年增加的需求量约36亿元。
1.2城镇房地产开发对金融的需求
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关键，必然要解决安居问题。我国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为20%，唐山按每年5.33万户农民市民化（16万人除以3人/户），每套城镇普通商品住房成本10万元计算，总投资将达53.33亿元，需要外部融资将达42.66亿元。若按45.8%的贷款比例计算，需银行信贷资金19.54亿元。
1.3城镇小微企业发展对金融的需求
十提出“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工业化，尤其农业产业化是持续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农业产业化必将促使一大批小微企业创立、成长，从而产生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需求。假设每年市民化16万农村人口，2/3为劳动人口（10.67万人），其中50%留在小城镇就业则约为5.33万人，按小微企业户均吸纳就业21人计算，预计将新产生约2540个小微企业，其贷款资金需求将达22.987亿元。
1.4新城镇居民消费对金融的需求
农民转变成新城镇居民对居住、交通、娱乐、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增长也将带动个人住房、汽车消费、耐用消费品等贷款需求的大量增加；农民创业和扩大再生产将使得个人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增加。按全国平均水平保守估算，2012年我国住户人均消费性贷款约1.47万元。未来新型城镇化每年市民化16万人，将新增消费贷款需求23.52亿元。
2促进金融支持唐山城镇化建设的对策
2.1观念转型
一是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政府放弃主导和直接干预经济的思维，减少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事权，回归公共服务职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更好地发挥统筹、引导、指导和助力作用，，逐渐归；结合金融创新，发挥政府资金的种子、杠杆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和资金。二是转变金融机构发展理念。金融部门要把支持城镇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去抓。尤其是那些直接服务于农村的金融机构，努力以支持城镇建设作为金融服务的重点，不断寻求城镇化建设中的商机，以调整信贷结构，寻求利润增长点。
2.2构建覆盖城乡的金融体系
搭建城镇建设投融资基金平台。按照市县财政实力和城镇建设要求，整合市、县的专业融资平台公司，设立市（县）政府融资基金平台，将经营性资源、优质资产以及未来需要资金推动的投资项目纳入投融资基金平台公司，确保项目有良好的资产和持续的现金流及利润来源。建设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合理规划国有商业银行县域网点布局，增加、恢复或升格机构网点；积极发展新型县域金融服务组织，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发起成立村镇银行等新型县域金融机构；鼓励民营金融机构成为城镇经济发展的支柱。开展农地金融。用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融资，使农地流转收益成为农民工创业置业资本。规范、撬动民间资本。运用私募股权方式和各类民间资金转化平台，把民间资金调动起来，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债权等方式投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开办消费金融公司等。
2.3创新体制机制
（一）产业升级对金融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新型城镇化由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要求金融业创新信贷产品和金融服务。而银行金融机构对工业园区企业信贷投入较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投入较少；对传统企业信贷投入较多；对新型产业信贷投入较少；产业链融资进展缓慢。
（二）目前金融产品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的需求变化。新城镇人口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对金融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银行业金融机构关注的是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的发展，忽略服务行业。居民日益扩大的消费资金需求，消费金融的信贷产品和服务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三）城乡金融结构和服务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银行业金融机构将有大部分资金流向园区建设。更多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农业企业的融资意愿让本已不足的信贷资源显得尤为短缺。大部分新兴农业产业处于刚起步阶段，缺少有效抵押物，而农屋、土地所有权等抵押物因制度障碍，难以向银行抵押，加之农业自然风险多，担保和保障机制不健全，以及信用体系建设不健全，部分农民诚信意识淡薄，金融服务存在盲区，如金融网点分布不均、结算方式单一、金融工具匮乏等因素制约了农村金融业的发展。
（四）金融支持的制度尚不完善，信贷总量仍有缺口，存在供需矛盾。一些具体实施政策不明晰，缺乏激发城镇化金融创新活力机制，相关的政策措施不尽完善。目前城镇化建设融资方式过于偏重传统的银行信贷手段，间接融资居主导地位，直接融资比重较低，信贷融资难以满足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对金融产品的多样化需求，而且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影响了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二、对策建议
（一）扩大资金来源渠道，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一是要着力构建各类金融资源，适应不同融资需求的多元化融资渠道。根据城镇化建设多层次金融需求特点，搭建多渠道融资平台，实现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转变。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缓解建设资金不足，减轻财政支出压力。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推动其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和区域集优票据融资，对资信等级较高的城镇龙头企业，推动其上市融资。各金融机构也要针对新型城镇化的需要，量身定制金融信贷产品，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配套功能的金融产品，增加环境保护、居民服务、文教、卫生等城镇化信贷投入。二是要着力构建能够盘活沉淀生产要素，破解融资难题的金融产品体系。有序开展土地经营权质押融资业务，探索更多土地资本化方式，充分利用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集聚金融资源；积极开展供应链金融、中小企业股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等金融产品，激活城镇化建设中的产业链、销售链各个环节的闲置资金。
（二）创新信贷产品，推动新型工业化园区建设，夯实新型城镇化基础。加大对新兴产业、产业转型升级、城镇特色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根据工业园区实际需求，开办“土地收储贷款”等切实可行的、零活多样的金融信贷产品。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引导银行金融机构将更多资源投向城镇化。
（三）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尽力满足新增城镇人口的合理信贷需求。首先努力满足新增城镇人口的首套住房刚性需求，并提供利率优惠。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灵活运用小额担保贷款、农民工创业贷款、扶贫贴息等贷款模式，帮助解决失地农民和其他城镇转移人口面临创业就业的困难，创新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信贷产品，大力推广林权抵押贷款、订单农业贷款等信贷新模式，努力满足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融资需求。
（四）创新金融服务手段，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要着力构建布局合理，分工明确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小城镇的金融资源配置力度，增加机构网点，支持组建村镇银行和融资性担保公司。将证券、保险、信托与金融服务延伸到新型城镇，为城镇经济主体提供各类融资和保险服务。加强支付环境建设，拓展银行卡适用范围，推广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等业务。
（五）加大金融支持农业现代化的力度，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广涉农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家庭大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发展订单农业贷款等信贷新模式。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有序合理流转、转让、抵押、出租。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房产权抵押贷款融资机制。稳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优先在城市规划范围内规划非建设用地，实行村组整合，建设相对集中的新型农村社区。按照城市居住社区的建设和管理模式进行建设和管理。加快现代化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口，使人口向新型城镇集中。
论文关键词：农村城镇化，政府角色，政府定位，三区联动
从2006年开始，随着《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出台，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轮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浪潮，各地政府采用各种形式介入到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如“迁村并点”、“两分两换”、“宅基地换房”、“村改社”、“新民居工程”等。政府的积极介入破除了各种制度障碍，使得农村城镇化的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但是也造成诸如农民“被上楼”、土地纠纷等问题，正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所言，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巨大收益，对于缺乏城市建设资金的城市政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这种土地城镇化的负面效果也很明显。因此，政府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和定位就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政府介入农村城镇化的意义
自从斯密提出“市场机制会促使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使整个社会获得最大利益，而国家应该作为“守夜人”的角色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维护市场秩序”的观点后，市场机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机制。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一系列诸如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庇古将这些问题归纳为市场机制失灵和市场机制的外部不经济现象，通过外部性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强调通过政府干预实现收入均等化。制度主义者则不认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政府的最小干预产生最大社会福利，认为为了实现更加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政府应该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从理论上论证了有效需求不足、失业和危机的不可避免，并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措施，形成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伴随政府对市场干预增强，国家干预经济引发的各种弊病日益显现。公共选择学派的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指出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时就产生政府失灵现象。综上可见，虽然国家干预也存在政府失灵现象，但政府干预是解决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的必要手段。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涉及大量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因此，需要政府与市场同时发挥作用，互相补充，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政府介入的首要意义在于弥补市场失灵。从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市场的缺陷及市场的失灵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理由 [1]免费论文。用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者布坎南 (J. Buchanan) 的话来说: “市场可能失败的论调广泛地被认为是为政治和政府干预作辩护的证据”[2]。城镇化的社会总收益大于社会总成本，因此无论城市或乡村居民都可以从城市发展中获得收益。但是，由于城镇化收益的外部性和非排他性，由私人部门推进城镇化动力不足，这就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市场失灵”。 农村土地流转需要建立完善的土地交易市场，而土地交易市场建立的基础是明晰的土地产权的确立，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土地产权问题，政府的介入可以克服市场外部性，提权保障机制 [3]。因此，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推动，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次，政府的介入可以保障公共物品的供给 [4]。城镇化进程本身具有一种明显的公共物品特征。城镇化中的许多公共物品都具有规模经济特征，只有人口在空间上实现一定程度的聚集，这些公共产品才有可能被有效地提供。只有积极地推动城镇化进程，使城镇化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充分提供，才能够实现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增加就业以及提高社会福利总体水平的公共目标。
第三，政府介入可以为农村城镇化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尤其是农村集体用地的制度创新和农村户籍制度的创新。地方政府作为一定地域内的权威组织，可以利用政治力量主动地追求本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相对于微观主体有更强的组织集体行动和制度创新能力，从而节约了制度创新成本 [5]。
第四，政府介入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政府介入可以降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和农产品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过程会产生很大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信息搜集成本、谈判和决策成本，还包括土地政策的创新和实施成本。政府作为人的角色介入能够有效的减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二、天津市三区联动的模式中政府的角色分析
自2005年以来，天津市在不减少耕地的前提下，探索了一条大城市“以宅基地换房”建设示范小城镇，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思路。“以宅基地换房”建设示范小城镇是指农民以宅基地按照规?ǖ谋曜贾没恍〕钦蛑械淖≌ㄈ胄〕钦蚓幼。ㄉ枋视ε寰煤蜕缁岱⒄埂⑹视诓导酆蜕司拥男〕钦颉T谡鼗环康幕∩希旖蚴型ü痉缎〕钦虻慕ㄉ韪纳婆┟窬幼√跫蜕罨肪常煌ü┟裨械恼赝骋蛔橹锤固铮糜诜⒄瓜执枋┡┮担Vじ孛婊患酢⒅柿坎唤档停煌ü谜卣硭眉褰ㄉ栌玫刂副杲ㄉ璧南执翟扒┟裉峁┚鸵蹈谖唬銮烤檬盗涂沙中⒄鼓芰Φ耐保迪纸ㄉ栌玫刈芰坎辉黾樱佣剿鞒鲂〕钦蚺┟窬幼∩缜⑴┮挡翟扒褪痉豆ひ翟扒叭蓖吵锪母窬郑丛斐鼍哂刑旖蛱厣摹叭背钦蚧⒄拐铰浴T谌J街姓闹饕饔糜幸韵录傅恪?
2.1制定合理的区域规划
政府作为“三区”联动的推动者，在拆旧建新的同时，在各个项目区内均规划建设了工业示范园区和农业产业园区，不仅实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并且实现了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工业示范园区的建设实现了乡村工业的转型，并解决了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园区化的过程中，在政府的主导下，主动淘汰一批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企业，实现了乡村工业的转型。
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加快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步伐，通过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首先解决了部分年龄偏大，就业能力较差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其次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为传统农业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和科技推广作用。
2.2土地制度创新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集体建设用地不允许进入市场流转。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必须通过国家征用的形式，把集体建设用地变性为国有建设用地，才允许在市场上流转。这就造成我国建设用地供给的困境，一方面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加速，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量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在农村有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行政管理毕业论文，但碍于政策和法律的约束，这些建设用地却不能够进入市场流转。“三区联动”模式通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方式，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的合法流转，通过增减挂钩解决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免费论文。
2.3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
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在“三区联动”模式中，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使当地居民成为“四金”（即股金、薪金、租金和保障金）农民。三区联动模式发展中政府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改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首先，通过财政补贴、集体补助、个人缴纳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其次，为使农村生活困难人员逐步享受到与城镇同样的低保待遇，做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城镇低保接轨。最后，进一步发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通过在社区建设社区卫生所等手段不断整合城乡卫生资源，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三区联动模式中，通过政府的介入促进乡村工业的转型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了土地制度创新并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这并不表明政府介入的越多越好。政府介入应该有一定的边界，政府应该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充分发挥其顺应性助推之手的作用。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支撑确实达到农村城镇化的必备条件的时候，政府应该积极地介入，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并能够承担社会“兜底”的功能。如果政府的介入程度不能合理的把握，也会产生相应的负面影响。
三、“三区联动”中政府介入存在的问题
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三区联动”模式实现了农村快速城镇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认可，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在已经建成的示范小城镇中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这一发展模式存在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3.1农民就业与收入问题
城镇化后部分进城农民的就业成为问题。离开土地进入城镇，进城农民基本上脱离了农业劳动，处于重新寻找工作的摩擦性失业状态。在处于失业状态的进城农民中，比较年轻的人员希望在正规部门实现就业，但因为其文化水平的限制，第一很难进入中心城区实现就业，第二也很难在开发区、保税区和高新区找到正式职业。而对于政府提供的一些低收入就业岗位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特别是保洁员等在一些人眼中地位很低的岗位，年轻人又很难接受。由此造成部分进城农民的就业困难。在处于失业状态的进城农民中，还有一部分人基于年龄和能力的限制，只能继续从事农业劳动。但由于中低成本的提高，包括耕种农田的空间距离，以及承包设施农业的费用等问题，影响了他们继续从事农业的可能性。城镇化后进城农民收入水平的下降问题。离开土地进入城镇，进城农民不仅将中断原来自产蔬菜、养殖等农产品出售所得，还会中断原有住房的出租收益和庭院经济收入，导致部分进城农民收入水平的下降。
3.2土地置换中的问题
在宅基地换房过程中，虽然制定了“坚持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土地不减、尊重农民自愿和以宅基地换房”的方针，但是由于置换工作的复杂性，从征地补偿、拆迁安置补偿到土地复垦承包等环节，仍然出现各种土地纠纷与矛盾。通过走访调查华明镇居民对土地置换的意见，政府在土地置换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征地补偿中没有考虑到农地的非生产性收益，土地补偿的确定仅仅考虑到了农地的生产性收益，而对于农地的非生产性收益，即农民对于农地的发展权收益和社会保障收益没有得到考虑，政府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把农民的未来发展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作为成本来分析。其次，置换标准的确定存在一定异议，主要体现在以住房面积替代宅基地面积换房。第三，土地复垦后，由政府投资进行设施农业的建设，再进行发包，但整合之后的租金有一定程度升高，致使进行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而且存在“寻租”的机会免费论文。
四、政府角色和定位分析
通过对“三区联动”中政府介入的作用以及介入所产生的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政府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定位。
首先，政府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公共物品供给，使区域内的土地实现二次升值，提高社会总福利。政府在介入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对区域内资源配置进行合理规划，实现区域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要通过规划形成对区域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政府还要承担区域内公共物品的提供，不断提高区域内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也就是，政府不能只依靠土地用途的转换提高土地价格，还要通过区域规划增加土地的级差地租Ⅰ行政管理毕业论文，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增加土地的级差地租Ⅱ，从而实现土地的二次升值，从而实现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社会总福利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介入时，农民和企业所获得的福利不少于只有两方的状态。
其次，政府介入必须能够减少农村城镇化过程的成本。政府能够以农村集体人的角色参与农村城镇化过程。在集体与每个农民进行谈判时，要以农民满意为前提，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集体与企业之间进行交易时，政府应该以实现委托人——农村集体的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尽量减少土地交易过程中的各种成本。首先要通过土地法律体系的完善，减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政策成本；其次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充分结合，通过建立集体建设用地招拍挂市场的方式，减少信息搜寻以及谈判成本，在农村城镇化总福利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成本，以增加总收益。
第三，政府必须以“经济人”的角色进行成本收益核算。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为政府介入的收益。政府介入必须能够保证福利水平必须不低于只有农民和企业两方时的状态。即政府介入必须保证能够改善其它两个主体的福利水平，福利的改善不要求是帕累托福利改善，但必须是卡尔多福利改善——在所有受损的人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偿，社会上其他的人的状况仍然比以前变得更好了。政府在进行成本核算中不应该只考虑到政府的投入，还应该考虑到社会成本，即农村居民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承担起社会“兜底”的角色。政府的介入必须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只有政府承担起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才能最终建立一种能够使人民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更有保障的利益共享机制 [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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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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