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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陕西;茶文化;茶马互市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082—06
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茶以其独特的自然功效和文化内涵,深深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陕西作为中国古代长期的文化及政治中心,其茶业发展同样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厚,在茶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将在对相关历史记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详细论述陕西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神农氏与陕西茶文化
对于国人饮茶的起源,以往学者多据成书于战国至汉代间的《神农本草经》中“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之记载,将神农氏与茶叶联系在一起。但据陈文华等学者的考证,今本《神农本草经》中并没有关于神农氏“得荼”或“得茶”解毒的记载,类似的记载晚至明清时期才出现,所以,以往的研究多属以讹传讹。此外,以往学者所常引用证明“神农氏得荼”的《淮南子》等书中也仅有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的记载。目前看来,最早明确将神农氏与中国饮茶起源联系在一起的,是被称为“茶圣”的唐人陆羽。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七之事”中又引《神农食经》的“茶茗久服,人有力悦志”为佐证,明确提出神农氏是“茶之为饮”第一人。
神农氏最早见载于春秋时成书的《周易》“系辞下”:“包犧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以神农氏著称的部落,起源于古羌人,生活在渭水支流姜水流域。其部落活动的时段应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7000年。据《庄子·盗跖篇》的记载,神农时代“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这说明当时正处于母系社会。考古证明,宝鸡地区是仰韶文化遗存较丰富的地区,发现文化遗址700多处。其中,又以北首岭文化最为典型。从北首岭发掘出土的5000余件文物和男男合葬、女女合葬的墓葬制度来看,它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比较繁荣的阶段。从时间和地域上判断,北首岭文化很可能是由神农部落所创造的。而考古工作者在当地所发现的人面鱼纹图,又可与《山海经》的神话互为印证。北首岭文化形态持续1000多年,后来的炎帝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时代,神农氏作为部族推崇的首领更合乎情理的解释应是女性。
此外,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又有“炎帝神农氏”的记载。先秦以前的著作一直把神农氏与炎帝神农氏分开。公元前1世纪成书的《世经》将神农和炎帝神农氏合并记载,而将神农氏与炎帝视为一人。此后,古籍多把两者合称为“炎帝神农氏”。但经过笔者考证,发现神农氏、炎帝神农氏是最早活动在陕西渭河流域的两种前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原始文化。
《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蠕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这是关于炎帝生长地的最早记载。此外,《水经注·渭水》《路史·国名》也都记载炎帝长于宝鸡。《帝王世纪》又载:“神农氏,母曰任姒,有乔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华阳”和“尚羊”分别指今天陕西华山亦即秦岭之南及宝鸡市南神农乡常羊山。郭沫若先生指出:“传说最早的是炎帝,号神农氏。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据此推测,第一个炎帝神农氏是距今4700年左右在少典氏与有蠕氏家中诞生的。炎帝神农氏诞生时已属娶妻生子,知父知母,知子孙的父系社会,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由于这位神农氏及继承人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化、经济文化,功绩突出,被氏族尊为炎帝,尊号与氏合称为炎帝神农氏。
远古氏族部落时代,部落首领殁后,其部落继承人都沿用同一个名号,从而有了“八代炎帝”的说法。传统的说法炎帝共八世,有240到300年的时间。何光岳先生则进一步判断宝鸡姜水是八个炎帝中最早一位的诞生地,在这里正式由神农氏的名称被尊为炎帝,其他地方诞生的炎帝无疑都是他的后裔。第一代炎帝伊耆和第二代炎帝柱的故里在宝鸡,柱的后裔庆甲的故里在湖北,末代炎帝榆罔曾与蚩尤在涿鹿大战,此后,又在阪泉败于黄帝后,退往湖南。所以,笔者赞同张辉杰、路笛等学者的研究结论,认为炎帝、神农氏同源而非一人,炎帝始祖应为神农氏,而神农氏则是炎帝族早期首领的泛称。神农氏族的发展历程应为:神农氏(母系社会)—少典氏(父系社会)—炎帝族—炎帝神农氏。
关键词:闻喜;花馍艺术;造型语言;色彩语言;象征性
0 引言
山西闻喜花馍作为山西民间面塑艺术的代表,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丰富的品类、质朴精细的造型、绚丽的色彩、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深深地感染着人们。闻喜花馍的艺术形式及其用途都与当地民间习俗活动密切相连,贯穿于祭祀、岁时节令、人生礼仪等各个方面。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山西闻喜花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闻喜县志》中提到:“男子聘女,喜饼、布帛之外,必有花馍六十枚,俗名‘花儿馍’。用重罗之面,唤亲邻巧妇制之。枚重不及斤,上饰面捏花鸟人物,竞奇斗异,白逾求白。女家回礼,有花馒头十余枚,枚重二、三斤,亦饰以花,间有无花者。”一直以来,面花艺术的传承没有图样,单靠妇女们口传心授,代代相传。时至今日,面花艺术不但没有衰退,反而在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任何民俗事项都是一定心理态势与心里信仰的外在表现,花馍艺术是民间装饰艺术中的一朵奇葩,蕴含着深厚的民俗吉祥文化,体现着人们对生活的激情和对美好的向往。花馍艺人通过灵巧的双手,使用简单常见的材料、工具,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艺术独特的理解表现得淋漓尽致,随心所欲地自由创作。民间花馍艺术表现的主要思想情感和意愿追求,具有独到的象征意义。象征性是暗示多于解释,含蓄多于畅尽的发挥。以抒写个人感情为重点。不满足于描绘事物的明确的线条和固定的轮廓,它所追求的艺术效果,使人们似懂非懂,恍惚若有所悟;从而体会此中有深意。象征性不追求单纯的明朗,也不故意追求晦涩;它所追求的是半明半暗,明暗配合,扑朔迷离。象征文化是中国艺术中最普遍、最有内涵的一种表达方式,充分表达了人类的内心活动,展现了中国艺术所受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反映了人类最初的精神诉求。象征文化借助具体的实物表达出人类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抽象思维和思想情感。否定真实、客观地描写现实、强调表现直觉和幻想,注重主观性与内向性,追求所谓内心的“最高的真实”。民间面塑是象征文化的一个载体,它通过民间习俗,以一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流传古今。民间面塑的色彩特征和造型,饱含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精髓。突出了某种礼仪活动的主题,并为活动渲染和营造了一种喜庆热烈的气氛,使人们情绪上得到了感染,烘托了活动的气氛。
1 花馍造型的象征性
山西闻喜花馍在不断的发展和传承中逐渐形成了多样的艺术类别和丰富的题材,每当节日和在各种习俗活动中都要制作精美的花馍,成为民间历久不衰的传统手工艺术。按造型分类有糕类、馍类、吉祥物类和盘顶类。糕类中题材多为动物、神话传说、戏曲故事,如龙凤糕、十二生肖糕、九狮(世)同菊(居)糕、招财进宝糕、双喜临门糕、状元游街糕等。花馍有对对馍、枣花馍、馄饨馍、石榴馍等。吉祥物类花馍以龙、凤、老虎、狮子等动物为主,寄托祈福辟邪的美好愿望。盘顶类的花馍是不能吃的,是祭祀中的专用品,有人物、动物两种类,动物有虎、狮,寄托了人们对逝去亲人的思念。
在闻喜经常制作的花糕当数“上头糕”了,这是在婚嫁时,新郎家要给新娘家必备的花馍,“上头糕”形体一般为直径5基座的上面一层以云纹夹上红枣叠成厚度20cm左右,寓意早生贵子。然后用莲花造型的面塑覆盖在上面,中间放置一个体形硕大、色彩G丽的石榴,左右各插制彩龙、彩凤,寓意吉祥,石榴前放置五彩线(几种颜色的棉线)。石榴在送到娘家时要拔下来,意味着早生贵子,围绕龙凤四周插制各种小巧玲珑的花鸟面花。“上头”在当地是婚礼那天新娘清晨梳洗打扮、开脸的意思。结婚当日新娘见到“上头糕”才能开始打扮。民间习俗视“上头糕”为聘娶的证据,新娘“上头”就认定为婆家的人了。
每当幼小的生命降生时,闻喜花馍即被赋予了呵护生命的意义。满月来临时,姥姥要把精心准备的虎馍送给孩子,虎馍的造型以老虎为追摹形象,整体形态简洁,为半卧姿势,头部较大并高高昂起,将老虎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眉毛进行夸张。硕大而突起的黑色眼睛、大张的粉色嘴巴,上面塑以尖锐的牙齿,形态简洁却不失威风凛凛的王者风范。并在其身上点缀色泽鲜艳的莲花、小龙、青蛙等,不仅充童趣也包含了辟邪护佑的心愿。“老虎火喜馍”是闻喜花馍的代表作品,“火喜”是闻喜的方言,“护携”的意思。造型为直径 40 多厘米的白馍,白馍的中间插制色泽鲜艳的吉祥花卉或者是童子。十几头神态既威武又可爱的小老虎成环状面朝外地围绕在四周,表达了亲人对孩子健康成长的祝福和期望。当地还流传一句谚语:“火焰添虎子,虎虎添生气,岁朝得岁喜,岁岁得平安。”
闻喜花馍作为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的艺术载体,已不仅仅限于食用的范畴,而是随着各种民间习俗活动的出现逐渐成为表达内心情感的方式。可谓过啥节蒸啥馍,办啥事送啥馍。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百姓为了祈祷神灵、祖先的庇护和保佑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合家平安,而把面食塑成各种以动物、花鸟、瓜果为形进行供奉。山西闻喜县在春节时要准备布篮糕、节节糕等象征年景一年好比一年好。蒸三个圆圆的白色的馄饨馍,馄饨与“混沌”谐音,传达人们内心对天、地、人相互依存的愿望。清明时节在闻喜上坟的时候有滚馍的习俗,当地人说,“在坟头滚馍是给逝去的亲人挠痒痒”,希望得到祖先庇护。
饱含淳朴乡土气息的闻喜花馍都蕴含了一定的象征性,主要有祝福、辟邪、求子、纳吉几方面。祝福 :龙凤馍。龙是一种虚幻的动物,在民间象征着男子,是尊贵和权威的象征。凤是传说中集百鸟之美的祥瑞鸟,象征着女子,寓意龙凤呈祥,夫妻幸福美满。民间也称龙凤配,有龙有凤,成双成对。桃馍寓意富贵长寿。辟邪 :火喜馍。火喜谐音“护携”,寓意为保护幼子之意,老虎在民间被视为镇宅辟邪,护佑人平安之物。求子:莲花馍。取“莲”的谐音“连”,寓意连生贵子,石榴馍通常在一对新人洞房当晚摆放在床上,籽与“子”谐音,寓意为榴开百籽,多子多福。麒麟送子:麒麟又被称为瑞兽,是一种民间传说中的神兽,与龙、凤、龟合称为四灵,象征吉祥,传说能给人带来子嗣。造型是童子手持莲花、如意,骑在麒麟上。纳吉:鱼馍。寓意吉庆有余,鱼与“余”谐音。
2 花馍色彩的象征性
捏好的花馍蒸熟以后,要趁热上色,因为这样不易脱色。俗话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山西的闻喜花馍、新绛花馍都讲究上色,色彩以红色、黄色、绿色为基本对比色,喜用大红、粉红、藤黄、嫩绿等色彩,以紫色、粉色、蓝色为补色,再以黑色和白色樾调。色彩明度高,对比强烈,给人以热烈明快之感,喜庆气氛浓郁。而霍州一带则不讲究上色,较朴素。忻州、定襄的花馍则以塑为主,着色为辅。凝视这些造型各异的花馍时,不禁感叹这些充满想象、童趣的花馍竟出自乡土山村之间,无不包含了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美的质朴追求闻喜花馍不仅在节令礼仪风俗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在人一生的各个重大仪式中都贯穿了对生命无限的守护和深情的寄望。
中国民间美术中任何艺术品中的色彩都不是空穴来风的臆造,而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社会活动中传承下来的传统观念和心理暗示。华夏儿女对色彩赋予了浓烈而又独特的情感和传统吉祥的象征意味。在面塑创作中,色彩不仅仅是单纯的颜色,还是一种深刻的寓意和心理暗示。人们为了满足吉祥如意、一路平安、顺风顺水、幸福安康的民众心理,就会在面塑的制作中通过面塑的色彩和特定的形式还有故事情节来达到自己的内心意愿。这就是很明确的色彩心理暗示。色彩基调主要由所用的场合环境来决定,不一样的环境影响会决定着色彩象征性的变化。例如,在喜庆的婚宴上,我们会看到龙凤呈祥的花馍,因为玫瑰花在西方向往着爱情,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玫瑰花样式的花馍,还有男女核核馍,画有大红肿趾透W值幕ㄢ傻鹊龋我们会感觉到浓浓的幸福美满与甜蜜,还有来自家人和朋友的祝福,这就使得艺人们在制作花馍的时候要选对主色调。说到婚礼上的主色调,不用想,那肯定是大红色,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大红色,因为人们都会觉得大红色是最喜庆的颜色,也是婚庆上所用颜色的首选。红色系可以充分地体现热闹的婚礼情景,也会让到来的亲戚朋友深刻体会到主人的热情和结婚所带来的喜庆气氛。因为在人们心理,红色带给人们的内心感受就是喜庆、美好、吉祥和幸福,它所留给人的心理暗示就是如此,所以,人们在婚宴上,为了能更好地象征心婚宴美满、幸福,夫妻甜蜜,就在花馍上大量的点燃红色以渲染气氛。相反的,在办白事的主人家里,我们就不会看到颜色十分艳丽的花馍,反而我们看到的是以面色或白色为主的花馍,比如说,在亲人去世后,我们都会听到伤心的哭泣声,不愿家人就这样离开的悲痛心情,所以人们也是为了能够通过花馍来寄托自己的痛苦感情,就象征性地准备像老虎、门神等类似的以白色为主基调的花馍,也是希望死去的人可以有所保护,走的放心。很显然,这样的花馍呈现的气氛就十分的悲凉,这也能体现出整个白事肃静、悲凉的气氛,也使得人们的内心情感随着哀乐而感到悲伤,如此种种。花馍的颜色是人内心情感的向往,更是颜色象征性的丰富体现和精确的表现形式。
面塑色彩关联的特殊的含义有很多种,并且具有它们独特的释义。面塑色彩的象征意义和赋予人们的心理暗示作用都与中国古老的哲学观念,道德理念,价值取向,宗教意识等互为依托,相互渗透,所表现的内涵也变得丰富饱满。
3 结语
山西闻喜花馍作为生长和扎根于民间的一项古老艺术,在这片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承的热土上,始终与当地民俗生活联系在一起。其造型与色彩的象征性产生于深厚的民俗事象中,在农村巧妇的揉捏中、一笔笔的彩绘中表达着对生殖、生命的真情向往和对吉祥、幸福生活的执着追求。艺术大师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也可以说,美就是感情。美随情萌生,情借美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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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根据2011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社会保险法》规定,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五大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它保障了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1)养老保险
是指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管理包含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与支付、职工达到法定退休条件后退休手续的办理与养老金待遇的计发,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的管理,职工死亡遗属待遇的管理等。
(2)失业保险
是指劳动者在暂时失去工作机会时,由国家和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向其提供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的物质帮助,并通过专业训练、生产自救和职业介绍等工作,促使其重新就业的社会保险制度。企业失业保险的管理主要包括失业人员的备案管理、失业待遇的管理等。
(3)工伤保险
作为国家立法,用于保障劳动者因工作原因遭受意外伤害、职业病及因此造成死亡,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使劳动者或其遗属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和补偿,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对工伤保险的管理,除《社会保险法》以外,国家还专门颁布有《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管理主要涉及工伤认定、工伤治疗与康复管理、劳动能力鉴定、工伤待遇管理、工亡供养亲属管理等。
(4)医疗保险
是为了保障职工在因疾病、受伤、残废等原因需要进行医治时所必需的医疗费用和生活待遇而设立的保险制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主要包括医疗保险缴费管理、医保个人账户(医保卡)划拨与管理;医疗待遇申报与结算;大病医疗救助、离休人员医疗费管理、门诊及慢性病医疗费用管理等。
(5)生育保险
是指通过国家立法,在职业妇女因生育子女而暂时中断劳动、失去收入来源时由国家和社会给予生活保障和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生育保险待遇主要包括产假(有薪假期)、生育津贴和计划生育手术待遇管理等内容。社会保险业务范围涵盖人的生老病死,关系到每一名职工的切身利益,是保障职工生活的一张“安全网”,基于此原因,社会保险的信息化从国家顶层管理设计就有高度信息化要求,从2004年起国家就启动了“金保”信息工程,它是国家信息化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国家“十二金”电子政务工程,在《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被列为信息化发展的战略重点。经过几年的建设,全系统信息化已基本成型,目前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业务办理等工作已基本实现了信息化管理。
2信息化管理是提升矿山企业社会保障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随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的不断发展,对信息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构建统一、高效、安全的信息系统应用支撑平台,已经成为提升矿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和必经之路。
(1)提高管理效率,减少管理漏洞
做好矿山企业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对于改善企业社会保险业务质量,提升管理效率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提高企业社会保障信息化水平,建立系统、有效的企业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做好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金保信息平台的同步信息对接,可以实现企业和职工各项社会保险费从缴费到待遇领取的全面信息化管理,大大提高企业社会保险经办效率。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和职工待遇的申报都可以通过网上信息系统软件进行操作,待遇的核定与发放也通过信息系统完成,可降低业务操作失误风险,减少业务管理漏洞。
(2)充分实现信息共享,实现管理模式的再创新
通过社会保险信息与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的一体化,充分实现各类信息的融合与共享,打破管理壁垒,从员工入职、合同管理、薪酬福利、到社会保险,使人力资源管理逐步构建一个更为高效、和谐的运行系统,从而能够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最全面与准确的信息保障。同时基于信息化管理要求,自然而然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现流程的再造和管理模式的创新。
3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目前存在的问题
(1)信息化建设的目标不明确,信息化需求分析不全面
信息化强调的是一个系统性的战略工程,而不是一个阶段性的项目。由于受管理体制以及传统的岗位设置和权限划分的制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系统中存在着诸多的“管理孤岛”,各个职能部门的管理者之间相互隔绝、信息不畅,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种“管理孤岛”很容易造成“需求孤岛”,进而就演变成为最后的“信息孤岛”,也导致了经常在同一项业务数据统计中,出现多种结论和版本,直接影响企业管理者在全局高度上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信息化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手工+电脑”式的业务工作计算机化,而是对整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业务系统的一次变革,是管理模式的一次革新。如果对此没有准确的认知和理解,很容易导致在信息化建设与管理模式不配套,从而使信息化建设走向高投入底效益的结局。
(2)资源数据库信息质量存在缺陷
是社会保障业务信息一体化建设与应用的最大障碍。实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信息一体化管理后,实现了数据库资源的共享,数据由分散实现了大集中,使得整个信息化管理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由于建立数据库时原始数据提供不准确或者没有做好对信息数据库的定期更新维护,会导致信息数据质量下降甚至失效,严重影响信息化管理水平。
(3)业务流程缺乏一定的稳定性
由于近几年企业普遍改革力度较大,机构重组现象比较多,造成业务分工也随之变化,并引发工作重心的转移,使业务流程缺乏稳定性。造成职工无法及时掌握整个业务流程的规定,对信息流程的不明确,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化建设的优势。
4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改进措施
(1)做好需求分析,规范业务流程
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建设是以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对各管理环节进行优化,因此必须在制定出规范的业务管理流程的基础上,信息系统才能对业务实行严谨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要站在企业信息化管理的高度再造业务流程,同时对流程的设定给予最大程度的包容性。对处理环节相一致的业务进行合并,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2)建设高质量的资源信息库
首先,对信息系统初始数据库信息要“严把质量关”,充分组织动员职工及单位,对业务库信息进行彻底清理摸底,校正错乱信息、补充欠缺项目;其次,加强数据的标准化管理,数据标准的统一是信息交换和共享的前提,只有基础数据和交换数据统一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上来,才能实现不同系统间的数据交换和跨地区的信息交换,才能实现进一步的升级联网;再次,充分重视信息的更新与维护工作,建立高质量的数据接口,保证好“上对”主管部门社会保障信息平台、“下对”企业基层管理部门的信息同步更新能力,建立严格高效的信息管理制度,确保信息管理的规范有序。
(3)最大程度使信息网络化
信息网络化建设是企业信息化建设的主要趋势,网络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信息化的水平。基于目前的实际情况,统一规划利用企业的局域网,完善目前的信息网建设,在实现信息采集、信息处理、信息传递和信息查询无纸网络化办公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社保信息网站,合理设置业务版块,将日常业务办理集成至网站,使业务办理和数据维护同步完成,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同时通过网站搭建了信息沟通平台,直接面向员工群体,既可以做好对各项社会保障信息的宣传工作,同时可以向他们提供数据查询、政策咨询、办事指南等相关服务,将极大提高企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服务水平。
(4)高度重视信息数据安全
(1)护理工作站设置。护理工作站与医院数据库系统连接,实现患者信息同步更新,由与患者密切接触的护士完成初步的营养筛查,营养科与医护人员紧密联系,负责营养医嘱,便于及时掌握患者资料及发现临床问题。
(2)营养工作站设置。营养工作站包括营养评估、营养诊疗、营养病历、干预措施制定几个模块。通过该设置使营养科真正走进临床,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支持,实现“以病人为中心”的工作模式,全面实现临床营养数字化、规范化管理。
(3)点餐工作站设置。系统中点餐工作站包括基础信息模块、配餐模块、点餐模块、收费模块、管理模块。基础信息模块包括患者基础信息录入,可实现单个及多个患者、病区同时录入功能;配餐模块可根据饮食医嘱,实现群体配餐与个性配餐相结合,经典食谱与定制食谱相结合的功能;点餐模块具有实时菜单、价格及主要营养成分分析,患者可通过移动PDA或触摸屏一体机点餐;收费模块关联医院HIS系统自动扣费;管理模块具有自动汇总的报表统计、点餐采购、满意度调查等的成本收益等功能。
(4)管理工作站。可以实现对营养工作各个环节的质量监控,并具有维护数据库、保存历史记录、信息检索及系统设置等功能。
2营养膳食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应用效果
营养膳食信息化管理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为医院营养膳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五大优势:
(1)高度集成化:与传统工作方式相比,营养信息化管理系统具有诊疗、服务、报告等信息可同步集成、共享,同时所有的过程信息都可被记录、保存、对比和研究。
(2)优质服务化:主动服务与指令服务结合,改善营养服务质量。
(3)高效便捷化:无纸化、数字化营养信息管理,能够为病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
(4)模块化设计:可自主选择系统功能模块,同时与医院信息系统(HIS)保持了很好的兼容接口。
(5)质量安全保障:营养管理系统的使用,在加强营养工作环节质量控制、保证营养工作体系的连续性、提高营养工作的安全型和有效性、提高医院的现代化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3总结
论文摘要: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不会有善治。而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崛起,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中国的治理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其重要变化之一是推动善治在中国的发展。善治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我们甚至可以说,善治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本文试图借助公民社会理论,探讨公民社会、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对善治的影响。
一善治
所谓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指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1)合法性(2)透明性(3)责任性(4)法治(5)回应性(6)有效性(7)参与。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理想政治模式,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市场政府和分权政府是善治的主要条件,这些要件构成了善治的制度平台。善治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上,是对国家和市场的补充。善治不是政府利用权威对社会秩序进行维护,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控制的过程,而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组织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善治要求有关管理机构和管理者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善治要求各种政治信息公开、透明,以便公民能够及时了解和有效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善治还要求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健全的法制,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没有善治。总之,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社会权利的尊重,有利于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达到社会发展的目的;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有利于公民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的提高;善治的形成既可以避免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某些“政府失效”现象,也可以避免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市场失灵”现象。
二善治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分析范畴,它遵循的是自由交往和平等讨论,以达成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为目的,以实现物质利益和公民权利的、相对于国家的非政治领域,其构成要素,其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组成。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于政府。其二,这些社团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
公民社会的价值或原则主要表现在,保护公民权力。公民社会是独立的个人的联合体,它为个人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了空间。国家的存在也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公民社会里的公民都享有政治国家无权侵犯和剥夺的基本人权,同时,也有影响国家政策过程的参与权。公民社会的预期目标是民主社会,通过各民间组织和志愿性社团,可以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争取公众知情权。参与其中的公民应相互尊重,平等对话,通过参政议政改革现成的民主制度和程序。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后,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
国家的根本职能在于防御和组织,其中组织又是根本的,而社会则是国家组织的对象。国家通过非强制的规范体系(道德)和强制的规范体系(法律)来组织生产和交往,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和秩序保证。国家的整合功能和批判功能应是统一的,整合的目的旨在使社会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效率和自由的最大化;批判的目的旨在更加完善和发展社会规范体系,以便为生产和交往提供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基于以上认识,和谐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应该是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的互动与合作组合。有能力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过程中意味着国家的必要权威不能降低、国家应负的公共责任无可推卸,这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互动与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合作是指关系的双方转变各自的偏好去接近对方的偏好,相互赋权(mutual empowerment)建立伙伴关系。通过相互赋权国家可以有效地集聚政策资源、开发社会资本,公民社会可以使各项权利得到发展并最终获得确认。相互赋权宣告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光有政府即便是服务型政府也是不够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参与不可或缺。相互赋权在国家一方意味着政府和政策的合法性并非一次获得就一劳永逸,需要公民持续的同意;相互赋权在公民社会一方意味着社会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不能简单兑换,需要国家持续的认证。相互赋权需要在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相互交往和理性论辩机制。善治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它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克服了国家干预的失效和公民社会的不自足性。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国家必然是社会成员获取自由与平等、公正与幸福、安全与秩序保障而成立的共同体,它建立在人民群众自由自主活动的社会基础上,是人民群众普遍需要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和获得必要公共生活的基本领域。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前提。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求并贯彻自由创造、平等交换、公平竞争和自我负责精神,因而人们必须以权利本位、自主自立和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去面对公民社会生活,以民主,法治和公共精神,去面对国家共同体生活。在这里,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者。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必须用来造福于人民。这就要求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干预,以及对公民民主政治权利最大限度的保障为最优原则,并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机制。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善治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这就提倡再度复兴的、更为积极的、更多参与的公民性。公民性,一方面指在法律体系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公民性被视为一种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公民性涉及的是公民个体影响政治系统的能力,它意味着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公民社会及公民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扯,所以,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主导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基础之上,即: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保证公民能够做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选择,政府的作用就是确保公民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这种观点与善治的理念是一致的。同时,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会更为积极的参与治理,公民会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注更大的公共利益,进而会采取一种更加广阔且更具长期性的视野,去了解公共事务、有归属感、关心整体并与社会达成一种道德契约,这种公共精神是善治的“粘合剂”,它包含着爱也包含着责任。“公民性概念常常会包括:关心共同利益,社区整体的利益,一个人所拥有的尊重他人权利的意愿,对不同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社会信仰的容忍,承认社区的决策重于一个人的私人偏好,以及承认一个人有责任保护公众和为公众服务。”
公民社会的目标,是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和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集体意识,如维持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维护管理过程、以及促进民主和防御外敌等,同时,政府也应该努力培养和开发人们的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能力依赖于信任。信任和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这两者是相互强化的—当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时,公民的信任度也会随之增强。反之,当公民的信任度增强时,公民也可以体验到他们认识共同利益和根据共同利益行事的能力在增强。政府对于帮助公民明确地表达公共利益具有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公民利益也应该指导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政府必须努力保证公民在治理的每一个阶段获得发言权。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即: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是公共利益。
追求公共利益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决策将会以某种方式制定出所有公民都会同意的政策。公共利益最好被视为公民社会对话和参与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使人们了解政策定的情况,又可以培育公民意识。因为在民主参与过程中,公民不仅仅只是考虑到自己狭隘的利益,而是考虑到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并且有助于人们认识治理过程的复杂性。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位于公民性核心的正是这种超越狭隘利益并且认识到共同利益的能力。政府及行政官员负有一种帮助教育公民的责任。政府要创造使公民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对话和参与民主管理的机会及环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界定为信息、协商和积极参与三个层次。信息,包括政府传播信息的“积极”办法,又包括公民获取信息的“被动”渠道;协商,指政府指定问题并且对过程进行管理,而与此同时,公民则应邀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积极的参与,指公民积极地从事对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制定内容的界定。它承认公民在议程的建立、政策选择的拟订以及政策对话的形成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尽管最终决策或政策阐述的职责归于政府。
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能够激发公民自豪感和公民责任感。随着民主参与和与政府良好合作的深人,公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将会在许多层次上发展成为更为强烈的参与愿望。但是,无论是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还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都必须是开放的并且是可以接近的,否则公民将无法参与也不愿意参与;政府在设计项目和提供服务方面必须是具有回应性的,否则公民将无法参与也不愿意参与;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满足公民的需要,否则公民也不愿意参与。这样做的最佳途径是在实现公共利益中为参与和合作创造机会。于是其目标就是要确保政府是开放的和可以接近的,确保政府具有回应性,以及确保政府工作的目的在于为公民服务以及在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为公民权的行使创造机会。
作为公民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使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需要我们与政府的良好合作,需要我们的积极参与。我们的政府是属于我们的并且是我们的责任。尽管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对政府具有较高期望,但是,政府要有效地运转,达至善治,则需要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四善治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
“善治”理论不仅意味着治理主体和治理范围的扩大、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多元化,它也表明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变化或者说治理理念上的变化。作为一种扩展性概念,“善治”理论还蕴涵着独特的民主理念、为当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更宽泛的空间和更理想的前景。如今,“善治”既作为一种民主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成为社会理想,也被视为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而备受关注。
善治本身是民主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善治是政府和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这样,善治与民主便有机地结合起来。”善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在此意义上说,善治提供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民主化价值要求,即打破封建宗法社会秩序,粉碎僵化的政治结构和独断的权力结构,从臣民的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政治文化,从民本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从主’德、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以法为本、德法兼治的政治文化。
1.1量化考核的定义。量化考核是现代企业中常用的经营模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量化考核逐渐扩大了应用范围,其能够有效地评价员工的个人能力。量化考核要具有明确的目标和特定的评分标准,其次量化考核要同利益关联。良好的量化考核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激发个人潜能,从而促进员工全面发展。1.2精细化管理的定义。精细化管理就是要细化岗位职能和责任,将工作环节和任务细化。精细化管理主要的特点就是重视细节、重视过程,在具体的工作中,精细化管理要专注做好每一件事情,注重个人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精细化管理的定义逐渐发生变化,其能够根据具体的应用环境发生改变,但其追求数字化、精细化等最基本的理念是一贯的。
2当前矿山救护队的管理现状
2.1救护队员素质不高。由于救护队招聘具有特殊性,从而无法保证救护队员的综合素质,在整个救护队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再加上后期的培训方法和方式有所不同,个别救护队没有完善的系统训练,这就造成了救护队员素质低下,无法满足高强度的工作需求,严重降低了救护队整体素质水平,削弱了队伍的战斗力和执行力。2.2救护队员实战能力较弱。在救护训练中,多数训练与实际脱轨,救护人员得不到系统的训练,导致其实战能力较弱,在实际的救护工作中不能发挥全部的作用,再加上近些年我国煤矿安全性有所提升,安全事故大量减少,救护人员参与实际救护的机会减少,导致很多救护队员没有真正参与过救护,使队伍整体经验不足,实战能力较弱。2.3救护队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救护队的管理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了训练不够科学、合理,在救护队伍整合之前,救护队没有将训练纳入到制度管理中,训练具有随意性,而且强度不高,同时有些部门为了省力而简化了训练程序,没有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科学的训练和演习,阻碍了救护队员个人能力的发展,其次有些救护队长期没有开展体能和业务训练,导致救护队员身体素质下降,业务技术生疏,拉低了队伍整体水平。
3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的实施方法
事实证明,应急救援是安全生产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有必要提升救援质量,加强救援队伍的思想建设和实战能力。为了够进一步加强矿山救护队的管理水平,提升矿山救护队的实战能力,相关组织和部门要重视救援管理工作,逐步将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应用到矿山救护队管理中,从而将矿山救援队打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技术过硬、实战能力强的高效队伍[1]。3.1量化考核同薪资关联。首先在救援队内部要将薪资和任务挂钩,按劳分配,组织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评分系统,系统可包括:业务能力、军事化管理水平、备战能力、任务完成进度等方面,按救援中队划分,获得排名靠前的中队可以得到较高的薪资,以此类推,逐步完善薪资制度。其次在指战员的考核中,分别设置负重蹲起、2000米跑、引体向上等考核项目,根据项目完成程度进行打分,将个人素质同薪资关联。同时救护队要采取双向考核,实施大队考核后还要进行中队考核,其中考核可分为安全技术和综合素质两个方面,详细地得出每个人的具体分数后再进行薪资计算,从而良好地调动救护队员的积极性,充分激发个人潜力[2]。3.2精细管理策略。救护队除了要采用量化考核制度,还要进行精细化管理,在此过程中,要加强救护队建设,提升队伍整体战斗力。精细化管理要将具体的量化考核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从每名救护队员的技术、创新、素质上全面进行科学管理。在日常的训练和演习中,救护队要采用考评制度,可设置设备操作、业务理论、工作任务等项目,并根据救护队员的表现给出具体的分数;其次在具体的实战中,救护队要根据队员的表现给予嘉奖,并记录分数,同时要积极鼓励救护队员进行技术创新,队内要举办创新大赛,并根据队员表现记录具体分数。在完成上述管理后将分数相加,得出每个救护队员的总分。这些分数是救护队队员综合能力的体现,能够为今后人才选拔提供重要的依据[3]。
4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在矿山救护队管理中的效果
4.1救护队员素质得到了提升。救护队采取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之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最为突出的就是救护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提升,在长期的量化考核制度下,救护队员不但强化了身体素质,同时还增强了个人文化素养。事实证明,精细化管理能够有效地促进救护队员个人发展,使救护队员养成了良好的救援习惯;其次指战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安排工作的执行力都得到了明显提高,为今后战备管理和抢险救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4.2实战中的意志品质得到了锻炼。救护队员的意志品质决定了救援效果和质量。在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之下,队员不但身体素质得到了提升,同时也养成了顽强的意志品质;其次科学的管理模式为救援队伍树立了良好的规章制度,在长期遵守制度的情况下,队员具有了较强的执行力。在实施了量化考核和及细化管理之后,救援队员在实战中不畏艰苦,积极进取,具有顽强拼搏的精神,不但使救援工作的开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还为今后救援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4.3指战员的业务水平和积极性得到了提升。在实施了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之后,救援队的指战员的能力和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从“要我学习,要我训练”转变成为“我要学习,我要训练”,由此可见大家的训练热情和学习积极性有所提升,随之而来全体指战员取得了较高的考核成绩。此外,在没实行安全技术工作量化考核前,安排工作时经常遇到推诿扯皮现象,服从意识不强,实行安全技术工作量化考核后,各中队从事安全技术工作的热情得到了大幅提高[5]。
5结语
综上,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救护队管理中缺一不可,两者科学的应用能够提高救护队的凝聚力,显著提高了救援水平和质量。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是加强安全技术、业务水平、思想觉悟的有效途径,在应用了这样的管理方式之后,实战救援效果有所改善,因此相关组织要积极探索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应用中的问题,让其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将矿山救援队打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技术过硬、实战能力强的高效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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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阶段大多数的黄金矿山企业已经认识到了固定资产管理信息化的重要作用,并采取了多项措施建设信息化的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但由于信息化基础薄弱,因此,在固定资产的信息化管理上存在着较多的制约问题。
1.1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信息化水平较低
由于黄金矿山企业内部固定资产管理信息化的起步相对较晚,因此,信息化的水平还较低,信息化的软硬件设施建设水平不高,固定资产的验收、入库、出库等手续审批以及做账入账还未能完全通过信息化的管理系统进行业务处理。在固定资产的一些关键管理环节仍停留在手工登记的管理阶段,固定资产的管理信息系统更新也不及时,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黄金矿山企业的资产变动情况。
1.2固定资产管理信息化系统与财务管理信息化的结合水平不高
黄金矿山企业内部绝大多数已经实现了财务管理的信息化,以便于提高信息的共享程度,实现固定资产管理信息化的高效准确也必须将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与财务管理系统相结合,但是这正是黄金矿山企业固定资产管理信息化所欠缺的。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与财务预算编制系统、决算系统以及财务核算系统的衔接不完善,导致固定资产管理水平得不到提升。
1.3缺乏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
固定资产信息化管理工作要求工作人员除了必须了解固定资产管理工作方面的业务之外,还必须熟悉了解计信息系统的操作使用。但是由于部分黄金矿山企业对于工作人员缺乏信息化的技能培训,因此,造成了能够适应信息化管理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缺乏,不利于固定资产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开展实施。
2黄金矿山企业固定资产管理信息化体系优化措施
2.1按照固定资产管理功能需求完善其信息化系统的设计
对于系统的设计,应该分别在基础数据模块、日常管理模块、盘点功能模块以及报表管理模块进行整体设计,进而系统的实施对黄金矿山企业固定资产的管理。在基础数据功能模块重点应该涵盖使用部门管理、部门资料、责任人员管理、职责管理、资产分类管理以及供应商资料等几部分内容。在日产管理功能模块则需要设计固定资产入库、领用、调拨、借用、返还、维修、清理以及报废处置等功能模块。在盘点功能模块,则重点应该制定盘点任务以及盘点报表管理两项内容。报表中心管理则主要是通过报表的形成,整理汇集固定资产的具体情况,以便于管理部门进行决策管理。
2.2将固定资产管理信息化与企业的财务管理信息化有机结合
在黄金矿山企业的固定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上,应该注重与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协同建设,实现黄金矿山企业内部信息的全面高效利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应该着重与预算编制、决算系统以及财务核算系统的有效结合。通过与这些财务管理子系统的衔接,完成黄金矿山企业固定资产的申报审批、资产情况分析、资产收益分析、资产数据统计以及资产账目核查等工作,确保黄金矿山企业固定资产管理能够同财务管理工作一样,得到及时、动态的分析、掌握与调整,确保黄金矿山企业固定资产的安全可靠。
2.3强化固定资产管理工作人员的管理
为了确保黄金矿山企业固定资产管理信息化的顺利实施,应该采取培训教育等措施,强化固定资产管理工作人员的信息化管理能力。尤其是针对固定资产的条码信息化管理、重点资产卡片信息管理等几方面,加大这些信息化管理手段的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工作人员对于信息系统的理解掌握能力。让固定资产管理工作人员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数据库,准确的获取、分析固定资产管理运营的相关信息,并强化对于矿山企业固定资产结构、效用分析的准确度,依靠高素质的固定资产管理工作人员实现黄金矿山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的精细化。
3结语
作者:朱春霞 单位: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政府
由于人们不断增强的健身活动意识,以及不断提高的全民参与度,充分地发挥了一些群众文化载体(广场、校园、社区等)的功效,目前,在群众文化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今天,群众文化随着人们不断丰富的物质文化追求,其重视的已不仅仅是量,其更强调的是质的飞跃。同时,部分地区群众文化活动既包含纵向交流也包含横向交流,即这些群众文化活动主体除了本体外,还包含有其他群体,这种活动形式不仅丰富了本体的文化生活,提高了其活动质量,同时使增加的参与成员可以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丰富了群众文化的内涵。
由于群众文化工作好比一套软件设施,它不如一些专业团体等比较容易拿业绩,它的业绩在短期内不能够明显的表现出来,因此低效率与低成果性容易使人们忽视对其的关注。致使曾在一段时间内,因为没有宽阔的思路、没有灵活的方法以及没有足够的办法招数使得群众文化工作只能流于传统以及形式,不能够得到较大的发展进步。然而,相关部门忽略了一点:只要有群众,群众文化便能够得以存活,群众文化存活了,群众文化工作便能够得到实施。开展群众文化工作就必须要坚持以“群众”为中心,以这一点为基础来推动公共文化的快速发展与进步。其中群众是文化最直接的来源,文化最原始的存在便是群众的生产生活。群众文化工作最主要的任务便是赋予文化最原始的存在以艺术色彩,然后将其展现在舞台上,展现在大众的视线里,将最原始的群众生活以文化的形式来展现,以此来愉悦心境、陶冶情操、歌颂美德。此外,由于不同层次的群众的需求各异,而其作为文化享受的主体,因此对文化的需求也因人而异。因此,有必要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文化工作。对于不同的主体,开展不同的工作,比如要对农村群众供给充足的文化数量,对城镇社区群众则要提供公共文化产品,而对校园群体要增加对主题的教育引导等等。同时要确保群众文化真正植根于群众中,只有植根于群众中的群众文化才能有效地发展壮大,并且取得有效地成果。因此,在群众文化工作开展中,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搜集信息,信任并依靠群众,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挖掘出散落在民间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优秀的传统礼仪等。并且在进行调查搜集民族文化时,要以尊重文化原创性为准则,将群众本意原封不动的表现出来。同时要以群众易于接受并且有兴趣参与的活动进行整理创作。在管理过程中对搜集到的民间的有效资源要善于整合研究,并要与时俱进,对管理中的理念要开拓创新,争取对群众文化由“办”向“管”转变。比如,可以把在农村普遍存在并且深受大众喜爱的乡村剧团以及乐队等进行整合培训并且对其加以拓展,为当地群众提供就近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且要及时地归类入档每一个成功的群众文化内容,这样方便对群众文化工作进行积累总结,并学习经验进行更好的提升。由于群众文化工作需要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对其进行组织、沟通及管理,所以,政府应当对群众文化进行合理地管理,并配置完善其机构编制,并且对群众文化工作中需要的人才与设施设备做好配备,同时完善对人才的管理制度。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群众文化事业作为一种公益性事业,它是与时俱进、不断前进。同时它是一项长期的光荣事业,因此,文化工作者们应该任重而道远,这项事业既不能够一蹴而就,也不能够一劳永逸,它需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坚持努力与奉献才能够成就。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群众文化的特点,并充分利用好其特点,同时要加大对其的发展力度,使群众文化扎根群众,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此外,面对新的形势,群众文化也要体现出新的发展姿态,既要体现时代特征又要营造多样性的活动主题,奋力追赶当下的人们物质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