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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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业选择成本机会成本收入预期收入社会收益创业环境
1创业：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美国的经济学家斯威格列茨在他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道，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就业还是创业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选择，创业选择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这种行为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表现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创业正是创业者利用机会整合资源为社会提品和服务时，不断积累个人财富，满足个人追求财产和实现自我的需求，客观上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国经过“”，在改革开放初，中国人没有多少财产，财产观念也十分淡薄，中国人穷，穷则思变，穷则创业。所以中国的生存型创业者多，就是说中国多数创业者是为了挣钱吃饭，为了活得更滋润而创业。但20多年来从农民到市民，从科研人员到公务员、海外留学生，一批批创业者无不在个人财富的创造过程中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体制的革新作出巨大的贡献。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创业者多为机会型创业者，即瞧准了机会就开始创业。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更富有，他们不是因为解决吃饭问题而创业，他们创业是为了通过抓住商业机会创造商业价值，进而成就自己的人生，对社会作出贡献。比尔·盖茨是一个典型的机会型创业者。他舍弃在哈佛法学院的学业，这是因为他在商业实践中发现了软件产业存在巨大的商机。他及其团队非凡的创造力及软件产业的行业成长性，使他只经过20年的时间就创造了传统经济无法企及的巨大财富，进而蝉联世界富豪榜冠军，2003年个人资产407亿美元，仅该年度的社会捐资达十几亿美元。
理性的创业者具有“经济人”的本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冒险的同时尽力规避创业风险。理性的创业者在自由地选择创业，享有创业成功的快乐时，同时必须承担着创业失败的责任，而且他个人财富、价值与他对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呈正相关。正如A·哈耶克所言，“如果允许个人自由地选择，那么他必然要承担选择的风险，并且，他因此所得的报酬肯定也不取决于他们目的的好与坏，而仅仅取决于对其他人的价值”。
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如何最大化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资源。一般人们有二种选择：就业或创业。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H·Kright）认为，不确定性是创建企业的主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必然对其选择的经济行为进行预测并承担风险。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的原因，人们的预测往往有错误。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承担风险的能力，所以那些不愿意承担风险者更倾向于做上班族，听从老板的调遣，拿稳定的薪水，没有心理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风险；而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则选择创办自己的企业，以承担风险去换取更大的收益和自由。到底是替人打工，还是自己当老板，创业的可能性应与收益预期相关，可用公式表现为：
Pr（e）＝f（r－w）
其中，Pr（e）是指独立创业的可能性；r表示独自创办企业可能获得的收入；w表示从事现在工作获得的报酬。
可见，个人创业的可能性与r和w之间的差额呈正相关。两者差额越大，创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创业动机在很大程度上由创业者对收益的预期和现在获得的利益决定成本。
理性的创业者具有“经济人”的本性：趋利避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创业是有风险的，理性的创业者在享受成功的预期时，也必须承担创业可能的失败风险，创业失败，不仅使对收入的预期化为泡影，而且原有的稳定收入也丧失殆尽。因此，客观估计自己的创业能力、科学评价创业环境和创业机会，通过市场调查获得准确数据，切实考虑现在的利益，对创业选择作出尽可能科学的经济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是经济人应有的理性态度。
2创业选择的成本分析
成本是人们从事某一经济活动的总费用，一般包括会计成本、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创业者决定创业时，一定要选择一个项目，并且围绕这个项目要投入劳动、资本、智力成果，购买一定的设备，租赁办公用房，支付工资。创业者在创办企业，向社会提品或服务过程中必须支付的实际费用，构成了创业的会计成本。创业者创业就意味着放弃原有的职业，失去原有收入，同时时间是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创业项目就不可能从事其他职业。这种由于创业丧失从事其他固定职业可能挣得的收入值就是创业的机会成本。
成本是创业进入的壁垒，成本高创业的障碍就大。会计成本反映了创业项目需要的投资及运行费用，而机会成本则是创业者现有利益和创业者资源未来价值的反映。机会成本影响创业抉择，机会成本与创业的可能性间呈逆向关系。机会成本越大，即在位者的利益越多，未来价值越小，创业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在位者现有利益越小，未来价值越大，敢于创业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经济学分析，正好阐述了迪克·克拉克（DickieClark）提出的“社会边缘状态”（SocialMarginalng）这一新的概念。克拉克认为，当个体的属性——身体特征、智力特征、社会行为方式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承担的角色发生冲突时，个体就处于社会边缘状态。实际上处于社会边缘状态者所获得的现实利益少，个体放弃现有利益进行创业的机会成本小，因而创办自己企业的可能性增大，创业也成了“社会边缘状态”者摆脱孤独感，寻求心理平衡的重要途径。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创业者大多是难找到工作的回乡知识青年、城市无业游民、政府中几乎没有提升机会的公务员、无法在经济社会中找到适当位置的中年退伍军人、预计无法晋升的大公司职员或极端个人自治主义者。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人，在现实中没有占据“有利地形”，没有太大的现实利益，也谈不上在社会正规渠道上有大的发展，因些，他们创业的机会成本小、顾虑少，他们通过创业，不仅能够获得收入，找到新的发展平台，而且能够找到一种控制命运、实现自我的感觉。正如同志在研习中华古典时所言：“贫人、、被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反而“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业精神。
创业项目的会计成本形成了对创业者选择的项目的预算约束。“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些都形象地反映了会计成本对创业项目选择的制约。任何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长大的，任何大富翁都始自小小的创业者，纵使是大企业内的创业，也是先成立研发小组从小做起，这说明，控制会计成本，对创业和企业的成长十分重要。3创业选择的收益分析
创业者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表现为八个方面：只能成功的压力、独立决策的压力、长时间工作的压力、家庭亲情的压力、一定时期内得不偿失的压力、非程序事务压力、来自企业内部利益斗争的压力。据统计，新创企业能活过一年的仅占60%，从创业到成功上市仅占6%；一般而言，成功率不足10%。尽管这样，在过去10年中，美国每年新创公司的数量每年翻一番，从每年30万家左右增加到60万余家。在中国，每100人中就有12.3人创业。创业是“经济人”的理，创业收益大于创业成本是创业者热心创业的主要原因。“创业的理由可以说上千万条，但最终还是逃不出一个钱字”。新经济的代表人物，网络英雄张朝阳认为“商业可以作为人的最高理想。商业的目标是为了赚钱”。
创业的收益一般指创业者投入资源后的实际产出核减会计成本后的剩余部分。一般来说，创业者投入越大，产出越高；创业的会计成本越低，创业的实际收益越高。尽管创业成功率低，但创业一旦越过盈亏点，收益会大大超过工薪阶层。邱君8年前是一家国有企业的省城办事处主任，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投资5万元，开了一家湘味酒家。由于定位准确，有特色，每天的营业额都在1500元左右，半年就收回了投资。第一年纯利润有6万元，第二年他索性辞了工作和爱人一起打理酒店。通过加强管理、改善环境、突出特色，他已有一批固定的“食客”。他已在3年前买了小车，最近又买了复式住房，个人资产逾百万。如果他仍然留在厂家上班，现在可能已经下岗。
预期收入是创业者创业的主要动因。按照西方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创业者作为“经济人”，设法规避风险，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本性。因此，在创业决策作出之前，必然会搜寻一切相关的信息，并进行合理的分析、测算，来形成对创业收入的理性预期。尽管这种预期是心理的、主观的，但由于这种预测的客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等于主观概率的分布期望值，因此，这种主观的预期仍是创业者进行创业抉择的客观基础。预期收入与创业者选择的项目和进入的行业相关，与其能控制的资源相关。不同的项目和行业、不同的资源收入，带给创业者的预期收入是不同的；同时，创业者所在环境中其他创业者的示范效应也影响创业者的预期收入。其他创业者的成功概率、财富状况，客观上会左右着创业者对收入的预期。因此，好的创业环境是提高预期收入、促进创业活动的要素。不断改善创业环境，有利于招资引资或自主创业。
社会收益是创业者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贡献给社会的财富，也是创业家们回报给社会提供的创业环境的酬金。个人的创业成就取决于国家或地区的体制和环境的优劣。创业者个人收益和社会财富间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体制环境和商务环境越优，创业成功者越多，该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就越多，社会收益越大。据统计，全世界有476人拥有10亿美元以上个人财富。在美国，有222人，占总数的47%，总价值达7030亿美元；欧洲134人，占总数38%，总价值3940亿美元；亚洲61人，其中日本19人，香港11人，财富总价值1450亿美元；中东和非洲财富价值690亿美元。不难看出，创业者个人财富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社会财富越多，福利越好。同样，那些个人创造财富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创业体制和环境最好、创业社会收入最高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出版社，1988
3Knight,F·H,Risk,uncertainty,andprofit，A.M.Kenlly.NewYork,1921
4甘德安.中国家族企业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陈德智.创业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有的学者认为教师是指导者，有人认为教师起到中介的作用，课题组比较认可教育主体中的双主体理论，即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面对当前的就业形势，确实有一部分同学有自主创业的热情和想法。学生对创业教育存在需求。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很容易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对教师的"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主创业教育的教师可以由专业教师和非专业教师组成。其中，非专业教师可以由著名企业的领导、心理学老师以及相关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等组成。自主创业教育不是孤立的教育过程，而是一个系统的综合工程。
二、构建良好的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环境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无疑为市场经济继续健康、有序的发展保驾护航，大学生自主创业有着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但是，经济组织的多样化形成了众人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因此，通过提高大学生的自身素质，转变社会就业观念，各级政务机关改善自主创业政策，多方为自主创业开辟融资渠道等等方式方法，去构建良好的大学生自主创业环境。
三、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完善大学生自主创业教育体系，促进大学生就业大学生自主创业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树立理性的职业观，改变以往传统的就业观念，拓宽学生的就业之路。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二）指导大学生依法创业就业和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就业指导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品德教育、心理教育，而忽视法制教育。就业指导与法制教育的错位，对大学生在就业中违法事件频发、劳动纠纷扎堆负有主要责任。本课题通过大学生自主创业体系的构建，弥补学生在法律方面的欠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素质已经成为当代国民不可或缺的素质之一。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互动体现在众多方面，创业者借助社会网络能够很好地整合创业中所需的生产资料、营销网络、政策资源以及管理战略、企业文化、创业成就感等各种硬性和软性的资源［2］，弥补企业创立和成长过程中由于新进入者缺陷导致的资源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劣势，并能够获得情感和道义上的支持［3］，促进企业快速成长。因此，本研究认为:H1: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维度是广为采用的测量社会网络特征的尺度，结构性维度(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关注的是网络的整体架构及结构模式，关系维度(网络强度和信任)则体现了创业者与社会网络成员间关系性质和质量。一方面，网络规模的大小反映出创业者可获取外部资源、知识的量的多少，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网络成员背景差异性越大，越能为创业者提供丰富有效的信息、资源、机会和经验，在融资方式上也含有更多选择，通过网络中的信息克服信息不对称，更好地了解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而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更好的认识，并最终获得创业绩效的提高。另一方面，网络强度反映的是创业者可获取外部资源、信息的充裕程度，创业者与社会网络成员的关系越密切，意味着越能够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和资源，同时能够加强情感密切、身份近似、职业相近和交往频繁的成员之间的互动进而获得更多的商业支持，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促进企业成长;同时，信任和支持的关系则是个体积极变化的一个关键推动者［4］，与社会网络成员间信任的水平越高，就越能获得创业的情感支持［5］，获取不同的创业隐性信息、知识、资源，提升管理企业水平，并最终影响创业绩效。由此得出假设:H1a:社会网络规模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H1b:社会网络异质性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H1c:社会网络信任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H1d:社会网络强度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创业者乐观调节作用
近年来创业领域中关于情绪作用的研究激增［6］，相关研究发现情绪对支持创业者行动具有重要意义［7］，且积极情绪能够促进事业的成功。乐观是创业者常见的积极情绪［8］，对创业者行为有重要影响，对社会网络的拓展［9］和创业绩效的提升也有重要影响。乐观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情绪，是个体在总体上对未来积极或者消极的结果期待［10］，并最终导致积极或消极的行为，不同的乐观程度对创业者行为有不同的影响。本研究将考察不同乐观程度的创业者在结网行为及其对创业绩效影响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参考已有学者对于乐观的定义，本文将乐观定义为创业者预期外部事物或环境之未来状态具有积极正面性，将乐观程度(OptimismDegree)定义为创业者预期外部事物或环境之未来状态的积极正面程度。根据研究需要，在此将乐观划分为三个程度即过分乐观，适度乐观，较为悲观，本研究将悲观看作是乐观的一种状态。大量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与悲观者相比，乐观的人将拥有更多的资源，更长久的友谊，以及在面对压力时更多的社会支持［11］。适度的乐观能够更好地联合和维系朋友的友谊，能够激发创业者的行为，产生接近和趋近倾向，积极拓展有用的技能和人际网络［12］，从而比悲观的个体拥有更为发达和亲密的社会网络，而更广阔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加强新创立企业同外部建立广泛的联系，疏通资源流动的渠道，进而获取资金、识别创业机会，增加获取创业资源、信息的机会及坚持创业的信念，而这与创业者的创业绩效息息相关，对于创业绩效的提高是非常有利的［13］。Carveretal．(2002)［14］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乐观的人能够更好地处理压力事件是因为他们比悲观的人更会发展更广阔的支持性社会网络，更会吸引潜在的关系伙伴和有用的社会网络节点。但过分乐观的创业者则可能高估自己，忽视网络中资源的有效性，阻碍其与他人广泛而有效地交往，其结果是减少了创业者获取创业资源的能力，不利于创业绩效的提高［15］。因此，可以看出，乐观陷入某一拐点后具有向下趋势［16］［17］。基于以上的考虑，本研究假设:H2:创业者乐观程度在创业者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间起调节作用。H2a:创业者乐观程度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创业绩效间起调节作用。H2b:创业者乐观程度在创业者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绩效间起调节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研究的概念模型，见图1。概念模型中，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网络关系特征影响创业绩效，而创业者乐观起调节作用。
三、实证研究
1．调研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调研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采用深度访谈进行探索性研究，依托福建省YBC组织，并根据2011年6月18日《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中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选取10家小微企业创业者进行访谈。通过访谈，梳理社会网络特性、创业绩效、创业者乐观间的关系，对问卷的语义及量表的设置进行修改。正式调查前，依托福建省YBC组织的协助，面向70位创业者进行了探测性调研，通过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删减并修正了部分问题，最终形成了正式问卷。正式样本调研采用电子问卷和纸质问卷两种方式，面向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YBC组织的创业者进行发放与填写，共发放650份问卷，回收528份，有效问卷409份，回收率81．23%，有效率77．46%。本次调研主要针对的是小微企业创业者，包括正在进行创业并准备建立小微企业的创业者，或已经参与小微企业的创立(并不要求是发起人，可以是参与者)，是已成立的小微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总体上看，样本的分布情况比较广泛，具有一定代表性。
2．问卷评价及结果
首先，用SPSS20．0软件对测量题项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总体来看，所有因子的Cronbach＇sAlpha值均大于0．6，在可信区间内。其次，对测量问卷进行效度检验，得出社会网络四个因子KMO值为0．632，Bartlett’s球形检验拒绝了相关矩阵为单位矩阵的假设，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四个因子共解释了总变异的70．29%;同理得出，创业绩效两个因子的KMO值为0．767，两个因子共解释了总变异的78．63%;创业者乐观一个因子的KMO值为0．729，共解释了总变异的74．73%。总体来看，整份测量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适宜开展回归分析。其次，为了更好地了解问卷中创业者乐观水平，本文运用SPSS20．0进行了样本平均值和标准差的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调研样本创业者乐观的平均值在中等偏上，印证了以往研究中发现创业者具有较高的乐观水平的观点［15］［18］。3．假设检验及结论本文采用SPSS20．0对数据进行多元层级回归分析，构建相关回归模型(见表4、表5、表6)。为了避免其他因素对分析过程的影响，研究选择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行业经验、创业经历、创业者父母是否创业、创业者年龄作为控制变量。表4给出了控制变量对创业绩效回归的统计结果。一般认为，方差齐性检验显著值大于0．05视为不存在显著差异，符合方差分析前提条件。而方差分析显著水平若低于0．05这一显著水平，则说明控制变量将对观测变量产生显著性影响。表4显示，先前经验、父母是否创业等显著影响创业绩效水平，而创业者年龄、受教育水平变量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不大。表5给出了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创业者与社会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及信任程度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的假设得到验证，且T值分均高于1．96(在0．05显著性水平上)，说明影响显著，假设H1a、H1c、H1d得到支持。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访谈案例可以说明，重视社会网络的作用，扩大社会网络规模，与网络成员建立信任关系并经常互动加强联系能更深入地将社会网络中提供的各种创业者资源、信息加以利用，确实可以提高创业绩效。而网络异质性对创业绩效各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假设H1b，得到部分验证，网络异质性与个人绩效相关系数为0．01，其T=1．24＜1．96，可见这条路径的T值不显著。为此，笔者又带着疑问访问了一些小微企业的创业者，以究其原因。在访问的过程中，一些创业者跟我们讲述了在其创业的过程中，个人绩效方面如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是否能够满足家庭需要等，与其社会网络中成员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情况没有太大的关系。基于以上实证结果可知，社会网络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假设H1得证，但不完全是显著影响。表6显示了创业者乐观对于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关系的影响。首先，社会网络结构、创业者乐观与创业绩效的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为R21=0．413，社会网络结构、创业者乐观、社会网络结构与创业者乐观的乘积项与创业绩效的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为R22=0．435，R22明显大于R21(R2变化约为2．2%)，所以创业者乐观在社会网络结构与创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H2a得到验证;社会网络关系、创业者乐观、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者乐观的乘积项与创业绩效的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为R22=0．458，R22明显大于R21=0．431(R2变化约为2．5%)，所以创业者乐观在社会网络结构与创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H2b得到验证，因此假设H2得到验证。同时，从表6可以看出创业者乐观负向调节着社会网络结构及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因为其标准化系数(－0．101，－0．031)均为负数，说明创业者乐观在创业者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四、研究结论及研究展望
1、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与理念较落后
全校性的创新创业教育在全国各高校迅速发展并普及起来。虽说各个高校越来越重视创新创业教育，但对其目标和理念仍然存在着狭隘的认识，即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是针对少数大学生的创业实践和就业行为，倾向于对其进行功利性的商业价值评判，把多培养几个自主创业的“企业家”看作是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却很难真正理解其人才素质培养的内在价值，因而不愿在教学层面推进全校性的创新创业教育，将其纳入人才培养的计划。与此同时，社会上对创新创业教育功利性的价值判断也局限了大学生的视野，使他们没有在专业教育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创业能力的训练和提升，导致他们误以为创新创业教育是能迅速带来经济效益的途径，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挣钱养家糊口、创办新企业的肤浅层面上。殊不知，创业的本质是创新，是一种“思考、推理和行动的方法”，是一个“涉及远见、改变和创新的动态过程”。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和理念在于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就业能力。与商业创业相比，社会创业更能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创新精神。社会创业作为一种创新社会价值的活动，更有助于解决市场和政府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有助于培养大学生为社会服务的意识。社会创业不排斥市场的力量，即利用市场的规律去满足社会的需求，从而推动社会价值的实现。由此可见，对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和理念存在的狭隘认识，影响了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的提升，导致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绩效难以提高。
2、优质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
提高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绩效，同样需要诸如财务资源、人力资源的大力支持和保障。然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导致了创新创业教育难以面向全体学生，不能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其原因在于：一是没有设立专门的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机构、专项资金和工作场地，许多高校是在其原有的学生工作部门增设此内容，致使能够用于创业教育的财务资源时常捉襟见肘，甚至挪用；二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师资一般都应具有经济管理的专业知识背景，并且热爱创业教育，而各高校具有这方面能力的师资供给不足，直接影响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
3、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方法老套
创业课程的宗旨在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效的创业教育需要采取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体验式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所学的“游泳知识”能够转而应用于课堂之外的商海或工作中，培养学生能够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和复杂性的世界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高校“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以及大课堂教学难以实现小组教学优化培养，使学生逐渐丧失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模式，恰恰是要改变这种现状，以帮助学生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去，而非被动地接受知识信息。毫无疑问，想要取得有效的预期学习成果，就必须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最合适的教学方法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去感受创业者的生活状态和做事方式，使学生转换为知识的发掘者、学习的主导者“、创业者角色”的扮演者。可见，老套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方法会阻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绩效的提高。
二、提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绩效的对策
1、科学定位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是“育人为本”，其本质是素质教育的新发展。因此，推进全校性创新创业教育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着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育人为目标的创新创业教育定位，是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素质教育范畴，贯穿于教育、管理、服务“一体化”的育人过程中，要拓展到全校每个学院，并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以及科研、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相结合。这是因为其融合了创新、创意、合作和敢于承担风险这几方面的能力，对各门学科人才培养与发展都很有价值。事实上，并非只有商学院的学生热衷于创业活动，其他专业的大学生有的甚至从高中就开始着手创业，其中也不乏大量成功的创业者。高校培养具备创业精神的大学生，并不需要他们都成为企业的创建者，只是因为受过创业精神“熏陶”的大学生在进入传统行业入职时会推动这些行业创新创业理念的更新。
2、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是推进全校性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落实的关键。创业教育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其教师除了理论知识丰富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实践经验丰富，这就要求教师拥有“学者＋企业家”的素质，自身要有从事创业的经历或经验，能在学生创业中给予个性化的指导。要把培养“双师型”教师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选聘具有生产、管理和技术经验丰富的“双师型”人才担任创业教师。因此，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一是要积极引导各专业教师、就业创业指导教师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和案例的研究，将创新创业教育有效纳入专业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之中；二是要支持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鼓励教师参与社会各行业的创新创业实践以积累实战经验；三是要积极从社会各界聘请企业家、创业成功人士、专家学者等作为兼职教师，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高素质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四是要定期组织教师培训，不断提高教师教学研究与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水平。
3、构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平台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创新创业教育必须延伸到创业实践的服务平台，通过必要的实践环节帮助大学生磨练意志，积累经验，提高就业创业能力。一是要搭建创新创业教育的校内实践平台。一方面将创新创业教育与教学实习、毕业论文设计以及素质拓展教育的第二课堂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建立校内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为大学生打造一个全方位创业支撑平台，为他们的创业实践提供必要的物资帮助，积极整合“高校—企业—创业学生”等各方面的优良资源，采用“大学生创业街”、“大学生创业小组”等形式进行管理，制定出有利于学生开展创业工作的政策措施和激励机制。在创业基地的运行中，应当在场地、资金、实训、技术等多个方面提供支持，对条件已经成熟的创业项目，创造机会促使其走向市场，成为真正的企业。同时，建立创新创业教育服务网站，加强创业信息的交流，提供政策咨询，推介好的创业商机，做好创业跟踪服务和校友创业管理培训工作。二是要拓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校外实践基地。即主要通过拓宽校外的创业实践基地，为学生创造社会实践的服务平台，使学生能够直观地了解企业和感知企业家精神。要鼓励和帮助有创业意愿的同学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利用课余闲暇时间和假期尝试与社会的对接，设立和参与一些投资少、见效快、风险小的创业项目，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1.创业
传统意义上，人们认为创业就是创建企业，这种理解有一定的偏颇。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创业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的改变。创业的定义总结为：是指某个人发现某种信息、资源、机会或掌握某种技术，利用或借用相应的平台或载体，将其发现的信息、资源、机会或掌握的技术，以一定的方式，转化、创造成更多的财富、价值，并实现某种追求或目标的过程。
2.创业教育
创业是种技能，同时这种技能并不是人类生下来就会的。这就必然产生了创业教育。到目前为止，创业教育的研究，基本都是借用其它策略、创新、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来加以说明研究的。狭义的创业教育仅仅是说那些已经离开学校，但没有合适的工作，需要一个机构给以教育，目的是提高创新能力，能够自食其力，创业致富。广义创业教育是对包括在校学生在内的社会待业者，其中的代表就是大学生。他们在学校教育系统或非学校教育系统中进行，适应社会发展，学会应对社会的技能，积极探索与创新。
3.大学生创业教育
大学生创业教育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从空间上来说，创业教育是动态的教育过程，贯穿于整个大学生涯过程。目的是为了培养大学生创业基本素质，提高创业能力的教育活动。从最开始的入学，就应把创业教育作为学生教学任务的之一，根据不同年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特别是专业的条件，分析未来的就业方向，进行针对性的创业教育。
二、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现状
第一，大学生的创业教育推广力度不够。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竞争力越来越大，让人们也意识到创业教育对学生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也多次各种相关文件，引导和支持大学生学生积极创业。但这只是一种精神的传达，并没有具体落实。大学生对如何创业，该怎样创业依然是雾里看花，没有真正实践。
第二，大学教育与社会的脱节。创业教育更需要的是走进社会，踏入大学的大门其实就是踏进了半个社会。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创业教育仅仅是学校的事情，而忽略了社会的参与。举个例子，美国考夫曼基金会在报告《高校的创业管理：理论与实践》中把创业比作音乐，把创业教育比作音乐教育。音乐离不开观众，而创业离不开的是市场和环境，如果创业教育滞留在学校，就犹如把人关在封闭的空间不能进行空气循环。美国高校的考夫曼基金会，为创业教育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在在实习、实践等方面。然而，我国创业教育的实际情况是：政府不断地积极倡导，不断呼吁，但在具体的落实中根本得不到实际的支持，出现了“呼声高相应少”的画面。第三，创业教育师资力量不足。创业教育的开展关键在于教育管理者的推进，这就需要有一支创业型的教师队伍来把创新精神渗透到学生四年的学习生活中。让创新的思想成为一种风气，成为一种标杆。学生的可塑性决定他们的发展依赖于教师的引导。从现今开展情况来看，师资的严重短缺已经成为一个瓶颈。
三、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实践
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不适合现今的教育发展，要将创业教育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也就是说理论仅仅是一种理论，特别是从目前我国大学生创业的现状来看，还是十分不理想的。因此，大学生创业教育应该立刻走进社会实践中。
1.让大学生参与创业实践中去，在社会上学习创业。现代大学生创业的主要困难是没有机会接触创业实践过程。教育者要以项目为依托，让学生真正的走进真实企业的创业过程，在创业过程中理解书本的理论。在每一学期的课程中，老师带领学生，一起在学习创业理论的过程中，投入到实际的公司或项目中，经过集体讨论创意，并具体实施方案。在方案的运行中验证理论。通过判断创意的可行性，加深创业理论的理解。当然在各个关键环节，可以请老师和实践人士一起探讨，并根据效果来打分评价。这种创业教育模式可以让学生真正参与创业实践中，也是未来创业的一种模拟，具有极大的优势!
2.创业教育离不开创新教育，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又各有侧重点。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都有一个创字，从概念的内涵上来说，双方都有创新的含义，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是企业家需要的一种企业精神。创业离不开创新，创业也是体现创新最佳表现形式，从客观上来说创业的成败取决于创新的程度。创业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由于创业环境的不确定，投资的高风险，创业活动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就要让学生体会到真正是在干一件有创意的事情，学会系统思考整个创业过程，从而在项目创业的实践过程中，既学习了理论知识，又了解和体会了创业实践过程，有效解决了创业教育与实践脱节的现状。
3.加强师资力量，事实上这是可以分为理论师资和实践师资。为了更好地应对理论实践，学校可以大量从校外聘请创业教育领域中专业的教师或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参与到教育环节中来，通过分析案例更好地带领学生。这样就有利地整合了校内外教学资源，体会理论在实践的运用。
四、结束语
国外学者对创业投资的政策扶持研究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财政补贴等。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税收政策的讨论相对较早，内容丰富，也相对成熟（Abbott&Zuckert，1941；Poterba，1989；Cumming，2005），多数研究表明，税收政策调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因具体税种不同而有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创业投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理论焦点转移到制度层面，学者们对于补贴政策的关注比较少，只见Keuschnigg&Nielsen（2002）构建起一个包含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研究了投资补贴以及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作用，发现投资补贴与产出补贴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这与此前Keuschnigg&Nielsen（2001）的研究结论相似。之后，Keuschnigg&Nielsen（2004）转向创业投资机制的微观研究，构建了一个双重道德风险模型，在该模型中创业资本家与创业投资人的努力都不可观测，此时无法用财政补贴方式量化纠正资源的无效配置。我国创业投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当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在于直接扶持手段，但关于财政补贴研究基本停留于宏观分析，甚至直接纳入在笼统的政策扶持定性讨论中（王关义、陈裕，2000；申金升等，2001），很少有单独的定量分析。王彦等（2001）在分析我国创业投资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发展创业投资除了拓展风险资金来源、培育多元化的创业投资主体以及完善退出机制外，还应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为创业投资者和创业企业提供政府补助、建立政府担保机制等。最近，李吉栋（2011）基于配置决策模型的定量研究指出，政策扶持不仅能够增加创业资本供给，还能提高创业投资人的努力程度。但上述分析是在完全信息情形下进行的，缺乏对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性的考虑。此外，模型直接假定政策扶持会提高创业投资项目的期望收益率并降低收益率的标准差，这就默认了政府扶持的有效性，否定了可能的“政府失灵”问题。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相对缺乏，尤其是我国在其量化分析方面基本空白。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定性分析结论比较明确和成熟，难以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我国目前理论研究的模型数量分析技术还不够成熟，加之国外政策扶持领域的研究也不够充分，使得定量分析的开展受到一定局限。
2财政补贴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机制研究
2.1经济学分析：外部性传统经济理论分析通常把政府对创业投资的参与和支持看作是对“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纠正（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8；戴志敏，2002；李万寿，2006；Rinetal.，2006）。“市场失灵”是指，指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在其自身的运行中自发产生的缺陷或弊病。“市场失灵”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在几百年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和私有经济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几乎是“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它具有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强大能力，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到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再到马歇尔“市场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设”，使西方社会对市场效率充满了信心。但是这个无比“有效”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个个“失灵”面前终于失去了它“万能的光环”。市场失效的出现使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更深刻了。广义的“市场失灵”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微观经济无效率，二是宏观经济不稳定，三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其中，创业资本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归结到微观经济无效率下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理论是市场失效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所揭示的矫正外部效应方法与资源配置效率密切相关。外部性（Externality）也被称为外部效应、外在性等，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了他人，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的现象。或者说，外部性就是指未被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额外经济交易成本或收益。当市场交易导致了对第三方的影响，而价格机制又不能为之提供正确信号时，就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在这里价格机制的失灵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灵。正外部性的产品或劳务，由于其价格只反映了其私人边际收益，而不能充分反映其社会边际收益，导致产出供给不足，从而给生产或消费者带来了额外的效益损失，根据“黄金规则”MC=MB=P，存在外部性下的资源配置亦是无效率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正外部效应的产品或劳务的生产与消费将呈现不足状态，而提高它，增加其供给，社会将因此而获得净效益。正外部效应产品或劳务的私人标准均衡和社会标准均衡对比情况可见下图。在图1中，当不考虑额外收益的补偿时，自由竞争市场会使正外部性产品按照私人边际成本（MarginalPri-vateCost，MPC）和私人边际收益（MarginalPrivateBenefit，MPB）决定的均衡价格（P0）和均衡产量（Q0），来配置资源，它反映了私人的最佳资源配置，但却偏离了社会的最佳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过少，价格偏低。在图2中，当政府对额外收益进行补偿时，正外部性产品将会按照社会边际收益（MarginalSocialBenefit，MSB）和社会边际成本（MarginalSocialCost，MSC）决定的均衡价格（PS）和均衡（QS）产量进行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较Q0增加，价格提高。由于政府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强制力，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交易费用优势等，因而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优势，这也是由政府来纠正创业投资“市场失灵”的理论依据所在。
2.2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不对称信息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前提是：首先，必要条件。市场存在失灵，而政府又是为追求公共利益去弥补市场缺陷。其次，充分条件。政府的活动的确比私人的活动更成功、更优越。即政府的经济活动在取代私人活动后，能经受市场考验，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最后，优势条件。政府拥有政治强制力。这使得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命令权等。政府通常利用政治权力监管私人经济活动，并利用税收和补贴来影响资源使用的动机。对政府行为来说，“市场失灵”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条件，“市场失灵”本身并不能构成政府部门干预创业投资市场的理由。因为政府干预本身也有可能造成扭曲从而缺乏效率，即政府行为不能增进效率或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那些不应当获得这种收入的人，由此导致政府失灵。事实上，政府机构确实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没有任何摩擦和成本就能运转的。低效率、决策失误、腐败等等，都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基于以上理论分析，财政补贴能够促进创业投资的观点不能仅立足于创业投资“市场失灵”本身，而应该进一步深入分析财政补贴能否确实提高创业投资活动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也正因为如此，下文基于局部均衡模型（PartialEquilibriumMode）l对政府扶持的微观效率展开数理分析，特别地，该模型在不对称信息情形下论证了创业投资市场上的政府干预是否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2.2.1模型设定基于前人的研究框架，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简化的局部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设备投资补贴和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假定在时间总量为1的情况下，创业企业家最基本工作时间为0＜δ＜1，δ是可观测的，而其余私人时间1-δ无法被创业投资人观测。如果创业企业家积极努力工作，则意味着他会私人时间1-δ里也从事于创业投资工作；如果创业企业家消极怠工，即意味着他在私人时间里会另寻私活。我们已经知道创业企业家的努力对创业投资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假定创业企业家付出的努力程度为e，如果创业企业家全身心投入，即e=1-δ，创业企业的工作才有可能以P＞0的概率实现创业投资最终成功（退出）；如果创业企业家把私人时间用于兼职其他工作，即e=0，则创业企业成功的概率P=0。假定创业投资人通过提供内部增值服务a，如管理咨询、行业经验等可以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p，而一些政府也会免费为创业项目提供外部增值服务g，如培训、信息服务以及行政管制解除等，从而也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体现在函数性质上即为。假定：①创业投资人接私活，即e=0时，则创业投资人提供的增值服务也无益于提供创业投资成功率，p=0；②政府对创业企业的产出补贴率为σ，设备投资补贴率为z，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为b，初创时的固定设备投资为K，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价格为Q，则创业企业的总收入为(1+σ)Q，净利润为(1+σ)Q-b-(1-z)K。但若创业失败，则血本无归。因此，创业企业的期望净利润为：pQ(1+σ)Q-b-(1-z)K。由于创业企业家只有创业项目，故创业资本需由创业投资人提供，其注入的成本投资为I=b+(1-z)K。作为对价，则创业企业总收入(1+σ)Q中固定比例1-s的部分必须归创业投资人所有。假定创业投资人提供内部增值服务需要花费a个劳动单位。其中，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c应为机会工资加上风险溢价补偿。
2.2.2不对称信息下的契约激励假定创业企业家面临收益风险时为风险规避型，而创业投资人由于拥有许多的创业投资项目因而可以完全规避非系统性风险①，基本工资加产出提成模式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吕朝晖，2005）。在给定了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及外生的政府外部增值服务支出g后，创业企业家选择努力程度e。以上三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创业成功的概率。则创业投资人的最优化问题分为两步：第一步，在给定内部增值服务水平a和相应的创业投资成功率p时，确定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最小化其支付c。由模型设定部分知，如果创业成功，则创业企业家总收入为sQ(1+σ)+b；而如果创业失败，则其创业工资仅为b，但可能从私活中获得其他收入(1-δ)w，这种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总收入为b+(1-δ)w。其中，参与约束(PC)表示，创业企业家从事创业投资工作产生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机会工资，而激励约束(IC)表示，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带来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接私活产生的效用。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努力是可观测的，激励约束就可以剔除。成本最小化的解为：b=w，θ=0。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参与约束(PC)和激励约束(IC)束紧，故In(b+(1-δ)w)=In(w)，求解得b=δw，代入参与约束(PC)得。第二步，创业投资人最优化选择要求先确定创业投资成功率p如何影响激励相容契约的成本。创业失败时，创业企业家有固定工资b，这并不依赖于创业投资成功率p，但p的提高会改变创业企业家在项目收入中的收入份额。给定市场需求价格Q与产出补贴比例σ，（8）式的解决定了创业企业家的收益在项目收入中的占比，s=θ/[(1+σ)Q]。由（9）式可以看到，鄣θ/鄣p＜0，即更高的创业投资成功率会降低其收入占比s，这是因为创业投资人通过降低来维持激励支付θ不变。对于创业企业家而言，创业投资成功率p提高可以降低收入风险，故可以接受s下降。此时，激励契约成本c=pθ+b所受创业投资成功率p的影响取决于。上述①式和②式可以看出，p对c有两种相反的影响效应。一方面，更高的p会提高相应的支付成本θ；另一方面，项目风险降低会使创业投资人以更低的风险溢价来保证参与约束。而当弹性μ＞1时，后一种效应大于前一种效应，从而边际成本降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最基本工作时间比重δ的上升导致道德风险空间缩小，相应的风险溢价支付也会随之减少。
2.2.3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补贴设备投资与产出，降低了创业投资成本，促进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创业企业的发展。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可以分别从对创业投资人和创业企业家的影响来分析。本文把m称为统计意义上的“创业成功成本”，下面本文要论述的是，政策扶持会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来促进创业投资人进行创业投资，从而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由（7）式与（8）式可知，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影响创业投资成功率提高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而没有直接的影响效应。在支付最小化问题中，由包络定理可得。财政补贴在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后，创业投资产业发展使得需求价格不断降低，直至市场利润为零。最后，尽管产出补贴不影响“创业成功成本”，但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从而激励创业投资活动，这符合Sobe（l2006）的研究结论。②财政补贴对创业企业家的影响假定创业投资市场上有E个创业企业家，给定创业投资成功率为p，则市场上成功的创业企业数为pE。在每个创业企业产出为1的情况下，pE即为行业产出总量。给定需求函数D(•)，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市场出清。由上式可以看到，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创业企业家的供给，特别是在市场需求影响下，通过增加创业企业家来增加市场供给。而产出补贴由于市场价格降低，只通过需求面效应激励创业企业家的供给。财政政策目的在于降低创业投资风险，鼓励创业企业发展。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一定的情况下，若创业投资成功率上升，则所需创业企业家减少。而（16）式最后一项是通过改变创业投资人增值服务而产生的间接供给效应。如果鄣p′/鄣g＜0，政府扶持会“挤出”内部增值服务，而降低创业投资成功率。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不变的情况下，所需创业企业家增多。通过对（16）式提取公因式鄣p′/鄣g≤0可知，当需求弹性大于临界值，即η≥η*m/(m-c′)时，η*＜1，净效应为正。如果进一步假定鄣p′/鄣g≤0，那么财政补贴对内部增值服务的效应为负，由上述分析知，财政补贴会促使创业企业家的供给数量增加，由此市场对创业企业家的需求价格降低。综上所述，本模型在考虑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契约激励后指出，财政补贴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并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励创业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挤出”创业投资人的内部增值服务，从而增加提高创业企业家数量。在两种渠道共同作用下，财政扶持将推动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乃至创业投资市场的深化。
3总体评价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中影响与作用机制的文献，发现多数研究停留于定性讨论，缺乏量化分析，并且基本局限于完全信息情形。基于此，本文先就创业投资的外部性分析了财政补贴的必要性，进而基于局部均衡模型论证了财政补贴政策在扶持作用上的充分性及其作用渠道。本文认为，设备补贴能够降低“创业成功成本”，而产出补贴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发创业投资积极性，同时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了创业企业家的供给。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我国创业投资的财政补贴政策可以采取如下一些具体措施：①加大扶持力度，借鉴美国1982年制定的《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政府可以建立类似技术创新基金的机构，专门负责按较高比例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提供各种资助和发展经费，补偿创业投资可能的风险损失，从而最大程度地吸引风险资本进入高技术领域。特别地，考虑建立反向的补贴申请与审核制度，由创业投资企业根据企业实际发展需要和政策规定自行申请补贴，再由相关执行单位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评估、审核；②加强有关财政补贴政策宣传，扩大政策的普适性，并采取措施监督落实我国当前有关税费减免、小额贷款、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和资金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执行度。此外，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惩罚制度，对财政补贴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记录和处罚；③尽快完善创业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等支撑条件的建设。鉴于创业投资主要是以股权投资形式开展，为防止资本市场的投机与欺诈操纵行为，政府需制定有关法规以规范市场交易，保证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
当前研究文献中的指标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过分强调财务指标、结合我国创业投资实际不够等，鉴于此，本文运用徐绪松[15]提出的探索图工具，把复杂科学管理的系统思维模式运用到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中来，吸收其系统化、模块化和视觉思考的思维方法，找到影响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的因素，构建了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初步系统模型，然后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基于因子分析的结果，得到修正的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系统模型，以期为推行创业投资项目风险管理提供支持。
探索图是利用CSM系统思维模式，由研究者通过对整体环境的考察，依据自身的经验、拥有的知识和信息以及创造想象力，使用更大环境考虑问题的观点来创造出的一张图。这张图的形成是一个集体创造的过程，它展示了所有会影响或可能会影响研究主题的因素[16]。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探索图的形成步骤如下：（一）初始：按决策问题需要，召集风险投资家、创业管理者、研发人员、外部专家等有关专业人员对决策问题进行探讨。（二）提问：会议主持人提问，请各专家根据自身背景进行思考，影响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的因素有哪些。（三）各抒己见：每个专家成员充分发挥其想象力，发表看法，主持人根据每个专家的观点和提议，画出诸多影响主题的因素，用椭圆表示，形成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的初始探索图。（四）综合分类：待各人充分发表意见后，针对椭圆表示区，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对所有的提议进行视觉分析，从整体出发，剔除多余的、综合相同的，将同一类的因素用连线连接，然后再用无规则的圈圈起各类因素，对删去的因素的椭圆加个标示。（五）命名：深入进行视觉思考，结合其他因素，对闭合曲线命名。该类别的命名并非定名，只表示为初始名，最终名由互动分析决定。（六）互动分析：互动分析使用双向箭头表示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图的创造过程是将主观意识的形象思维与客观意识的逻辑思维相结合形成辩证新思维的过程。经过以上步骤得到的分类互动探索图如图1所示。经过整理，形成了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的探索图，也即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初步系统模型，如图2所示三、系统模型修正：因子分析实证研究本研究中，应用大样本问卷调查的方式，将探索图中19个椭圆因素构建19个问卷调查题项，对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初步系统模型进行调查。首先通过专家评判和采用克隆巴赫系数及Item-to-TotalCorrelation值计算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结合相关阈值剔除不合格的题项，达到精简量表的目的，然后使用因子分析降维数据，提取关键属性因子，信度效度分析得到修正的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系统模型。
本次大样本问卷调查通过各种创业投资机构渠道共发放了120份出去，回收102份，统计整理得到有效问卷84份，计算可知问卷回收率为85%，问卷有效率为82.4%，从而保证了因子分析数据基础。通过专家评判和计算克隆巴赫系数及Item-to-TotalCorrelation值，将初步模型中的19个椭圆因素题项精简为16项，其中将项目毛收益和项目净收益合并为“项目收益”，技术可靠性和适用性合并为“可替代技术”，删除了“售后服务”。接下来对剩余的16个题项数据进行充分性检验，KMO的值为0.902，巴特利特球体实验的卡方值为565.486，显著性概率为0.000表明该调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使用SPSS软件对16个题项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简化操作，将16个椭圆因素分别用x1-x16表示），再使用因子分析，得到的解释总方差结果，选取特征值大于1.0以上的共同因子，为前6个主成分，这6个主成分可以解释16个指标的85.842%的信息量。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如表1所示：接下来对问卷的效度和信度进行分析。SPSS工具分析结果表明，提取的6个公因子对变异的解释能力是85.842%，且各指标的公因子方差均大于0.4，说明该问卷的设计符合特征有效性。数据的内部一致性由Cronbach'sAlpha系数测定为0.867，说明所使用数据具有较好的信度。根据之前的结果，得到修正的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的系统模型如图3。
创业投资项目的特点是风险高同时收益也高，但是投资的成败难以把握，因此首先要对导致风险产生的因素加以识别和分析，将这些因素作为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指标，其目的是为了减少或者避免盲目投资或经营不善带来的损失。在模型的初步构建过程中，复杂科学管理的探索图工具在面对决策问题中的大量复杂因素时，能有效地梳理影响因子间的因果关联关系，从而为后续的大样本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研究基础。本研究首先运用探索图工具，充分利用专家的智慧，构建了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初步系统模型；然后，采用大样本问卷调查，结合专家评判及因子分析方法，得到修正的创业投资项目风险测评系统模型，为推行创业投资项目风险管理提供了支持。
作者：石黎 单位：湖北经济学院信息管理学院 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积极探索创业教育，国际高等教育界诸多专家都认为“创业教育”是继基本文化知识证书和职业技能证书之后的“第三本教育护照”，足见发达国家对创业教育的重视。概括而言，国际创业教育的经验有以下几点：
（一）教育认识方面
首先，国外将创业教育当作一项重要的就业政策来对待。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十分关注如何解决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的就业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产业结构的不断更新，传统的就业岗位不断减少。所以，一些发达国家将创业教育当作一项重要的就业政策来对待，力求更新劳动力的思想观念，帮助他们找到就业机会。其次，国外将培养劳动力的创业能力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目标来执行。1999年6月举行的斯图加特欧洲大会的主题就是加强创业教育的建设。大会明确指出：教育要向学生提供创业的机会和知识，锻炼他们的企业家思维，这样才能使他们立于社会、立于时代。欧盟委员会《1999年就业指导纲要》也指出，教育要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通过开设相关的创业理论和实践课程，增强自我就业能力。
（二）教育形式方面
首先，国外的创业教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宏观角度看，国外创业教育的内容包括创业态度和意识的培养、创业知识的学习和创业技能的训练等。法国有系统的创业教育培训计划和机构；德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展小企业教育培训；澳大利亚常年开发创业教育课程和系列教材；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不定期地邀请创业成功人士和投资家来学校演讲，鼓励有创业意识的学生与风险投资公司进行合作。这一切都表明国外将创业教育作为一项重要课程来看待。其次，国外的创业教育从小学开始，贯穿于教育的整个过程。美国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都开设创业教育，还引导学生按照个人兴趣学习专业的职业技能。近些年来，法国也开始开展诸如“教中学生办企业”、“在中学里办企业”等实践活动，力求培养学生的创业兴趣和能力。
（三）教育条件方面
首先，国外的创业教育得到了政府和社会机构的资金支持。创业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得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联合行动。比如美国的创业流动基金中心、新墨西哥的企业发展中心都对本国的创业教育给予大力支持。法国政府也采取有力措施和优惠政策鼓励自主创业，为青壮年提供技术、资金和经营方面的帮助等。其次，国外的创业教育组织非常活跃。为了支持创业教育的顺利开展，国外还开设了诸多教育组织，比如美国的创业教育组织活动就十分活跃，这些组织不仅包括学生组织，还有教师组织，所有组织分为不同的层级，如全国级、地方级和州级等。美国的这些教育组织支持和鼓励创业教育教学材料和教学手段的开发和交流，吸引了大量的师生参与，在促进美国创业教育长远发展方面承担着不容小觑的角色。综上所述，国际创业教育积淀了不少有利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在创办创业教育的过程中，要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只有这样，才能摸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教育之路。
二、从国际创业教育经验中得到的启示
国际创业教育经验比较丰富，我国可以从中获得启示，以此促进我国创业教育的有序发展。
（一）转变创业教育观念
在全社会培养具有自主创业意识和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是时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一个国家立于世界之林的重要基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创业教育实践中获得启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就是学生要考大学，大学毕业后就是就业、考研或者出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也仅仅局限于应用型和研究型，强调对知识的记忆和练习的模仿。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直接阻碍了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的培养，整个社会和家庭也不注重创业教育的开展。据清华大学创业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的创业教育平均水平低于全球创业观察(GEM)统计的全球平均水平。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创业比例占据大学生毕业总人数的20%-30%，而我国竟不足1%。由此可见，转变我国的创业教育观念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我国要学习国外先进国家的做法，深化改革教育模式，将就业教育转变为创业教育。学校不仅要传授学生基础知识，还要突出教育创新，突出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潜移默化地锻炼我国学生的胆识和能力，增强“含金量”。
（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教育体系
我国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从提高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入手，将创业型人才培养与应用型、研究型人才培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积极鼓励各类大学甚至中学开展丰富多彩的创业教育，并将社会各类创业资源与创业家的成功经验引入学校，密切学校、社会与家庭的联系，使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逐渐成为我国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我国政府和社会相关机构要加大对创业教育的资金投入，为创业教育的开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在开展创业教育方面要承担倡导者和扶持者的角色，颁布相关政策，稳定创业教育的开展，这一点要向英国和德国等国家学习。另外，学校要向学生系统传授创业管理的基础知识，拓宽创业实践活动的层次和范围。这种做法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还能挖掘学生全面发展的潜能和事业上不断进取的心理品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学生要为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培养出大批具有创业精神的人才，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三）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
不管什么样的教育都要做到以人为本，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创业教育中尤甚。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创业教育的应有之义。人力资源是每个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最佳“法器”，也是企业管理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生产要素。所以，在开展创业教育时，我国要将爱护人、信任人、关心人、尊重人与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放在首要位置，将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与借鉴、学习美国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有机结合起来：一是将中国教育强调务实的作风与美国注重浪漫的风格有机结合起来；二是将中国教育的“学多悟少”与美国的“学少悟多”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将中国教育强调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与美国教育注重开拓学生的独立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四是将中国教育注重知识与美国教育注重智力开发有机结合起来；五是将中国教育注重知识严谨、系统与美国教育注重知识内在联系和拓展有机结合起来。创业创新不仅仅要作为一种能力来培养，还应该作为一种高尚品质来塑造，以此激发和锻炼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新精神。
（四）优化创业教育的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
我国的创业教育仅仅局限于组织学生参加创业竞赛或者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创办科技公司或商业企业的操作层面上，没有将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中，从而导致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脱节。多数高校也仅仅在大四阶段开展创业教育课程，课程体系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不能体现创业教育的实践性。相比之下，美国的创业教育涵盖了从初中、高中、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的正规教育，这值得我们大力借鉴。我国创业教育应该形成系统化的课程体系，以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为主，教学内容也应该有所侧重。由于我国在挖掘创业教育教材方面有所薄弱，我们可以借鉴美国使用的创业教育课程教材，因为美国的创业教育比较发达、完善，所以我们可以从美国大学给本科生开设最多的创业课程中选取几本教材，翻译成中文推荐给我国大学生，比如《创建和运营新企业》(Startingandrunninganewfirms)、《家族企业》(Familybusiness)、《如何写创业计划书》(Ventureplanwriting)等等，这些教材使用面较广，可以增长我国学生的创业知识，开阔他们的眼界。
三、结束语
本研究在文献研究基础上，设计了农业院校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问卷共27个问题，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访者背景因素与创业意愿的关系调查；第二部分是创业意愿影响因素调查，包括独立自主意识、学习能力、领导才能、风险承担能力和抗压能力、接受创业教育情况等.本文研究样本来自华南地区3所农业高校的本科生。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51份，回收率87.8%。有效问卷339份，有效率96.6%。采用EXCEL2010进行受访者基本特征分析，运用SPSS20.0软件对调查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本研究对问卷作信度分析，结果发现测评项目的信度系数（标准化克朗巴哈α系数）为0.804，表明问卷结果具有较高信度，问卷调查的数据可靠。
二、创业意愿影响因素调研结果与分析
1.个体背景因素与大学生基层创业意愿密切相关
由于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创业人文环境较差，到农村创业更具不确定性和挑战性，在农村开展种植、养殖或农产品加工等创业活动有很大的风险性。这要求到农村基层创业必须具备很强的自学能力、挑战意识和风险承担能力、强烈的事业心和进取心、坚定的学农爱农兴农的信念。而性别、年级因素、专业、心理素质等可能对农科大学生基层创业意愿的形成带来深刻影响。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性别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明显，男生有创业意愿的占25.0%，女生占18.0%，男生创业意愿显著高于女生；不愿意创业的女生比例高出男生14%（见图1-A）。这可能是因为男生更加追求事业成功，风险承担能力更强，更富于冒险精神；另外男生更加相信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和拼搏改变命运，取得创业成功，同时还可能与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女性追求工作稳定、男性担负着更多的家庭责任有关系。持无所谓态度（观望）的男生比例比女生高7%，反映男生一方面追求事业成功，同时对创业更加慎重，更显犹豫。不同年级大学生创业意愿有较大差异，愿意创业的学生比例大三>大一≈大二>大四，其中，大四学生愿意创业的比例大幅低于其他年级，而大三学生愿意创业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年级（高于大四学生17.3%）。相应地，不愿意创业的学生比例为大四>大一≈大二>大三（见图1-B）。大三学生经历过创业憧憬和创业教育成功案例激励后，创业冲动和意愿激增，而大四学生历经了找工作、毕业论文、考研等诸多压力后，变得更加现实，甚至有些消沉和疲惫，创业激情被磨灭，创业意愿大幅下降。依据专业特点，将受访学生分为两大类：传统农科类和非传统农科类。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传统农科类学生创业愿意（23.5%）明显高于非传统农科学生（14.7%），无创业意愿的传统农科学生比例（45.0%）明显低于非传统农科学生（56.3%）（见图1-C）。其原因可能包括，传统农科学生较多来自农村，受家庭和自身条件限制，就业相对困难，就业质量不高；所学专业比较对口，凭借专业知识更容易自主创业；农科学生由于专业“冷门”，更具危机感，更加懂得努力拼搏才能改变命运的道理；农科毕业校友中成功创业的案例较多，对农科学生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2.人脉和资金支持、自学能力、风险承担与挑战
意愿以及事业心等对创业意愿形成有重要影响采用Bartlett球形度检验和KMO检验对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样本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概率p值为0.000，即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见表1）。样本的KMO值为0.881，根据Kaiser给出的度量标准，原变量适合做因子（主成分）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0.6作为纳入标准，运用正交旋转方差最大法提取因子，旋转在7次迭代后收敛，共提取8个因子（见表2），这8个因子共解释了17个原始变量总方差的77.396%，说明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贡献率较高，该分析结果可以接受。最终提取的8个公因子，涵盖了所有17个变量，根据载荷最大的变量对公因子进行命名。各原始变量的载荷、公因子的命名、解释变量如表3所示。由此可见，假设一个农业院校大学生的性别、生源地、家庭、年级、专业、社会兼职与实习经历、学生干部经历、创业相关经历等不变时，农业院校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主要受到8种因素的影响，依据重要程度由高到底依次为：人脉和资金支持（14.081%）、财富与地位的追求（11.502%）、政策了解（10.261%）、自学能力（10.201%）、创业氛围与教育（9.062%）、事业心（7.571%）、风险承担与挑战意愿（7.494%）以及就业形势感知（7.494%）。将因子分析中所得出的8个因子作为变量，分析其与受访者创业意愿的相关关系。这8个因子与创业意愿的Pearson相关系数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1，即所提取的这8个因子与创业意愿极显著相关。为探明各因子对创业意愿影响的方向和大小，各因子作为自变量，创业意愿为因变量，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分析。其中，人脉和资金支持、自学能力、创业氛围与教育、风险承担与挑战意愿以及事业心这5个因子进入回归方程，概率p值均小于0.05，因此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分析结果表明，资金和人脉支持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最强。据此建立回归方程：y(创业意愿）=-0.291+0.398*x1（人脉和资金支持）-0.183*x2（自学能力）+0.286*x3（创业氛围与教育）+0.264*x4（风险承担与挑战意愿）+0.202*x5（事业心）。观察所有个案的残差数据，标准化残差呈正态分布，并且从回归标准化残差的标准P-P图（见图2）可以看到，散点在直线上或靠近直线，说明变量之间呈线性分布。由此可以推断，回归方程满足线性及方差齐性检验。
3.兼职、创业教育或培训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关系密切
调查发现，有社会兼职经历的学生愿意创业的占28.6%，无社会兼职经历的学生具创业意愿的占20.1%，两者之间相差8.5%；有社会兼职经历的学生不愿意创业的比例（40.2%）比无兼职经历学生的比例（53.6%）低13.4%（见图3-A）。表明大学生课余到校外兼职有利于促进创业意愿的形成。积累必要的经验和技术是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1]社会兼职为学生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技能，提振了创业的信心和愿景。调查结果显示，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对创业意愿无明显影响。担任和未担任学生干部的创业意愿分别为23.5%和22.9%，不愿意创业的比例分别为51.4%和52.2%，均无明显差异（见图3-B）。有研究认为，创业教育中的创业实训有助于培养学生创业兴趣，提升创业意愿。[2]本次调查发现，创业实践和参加创业大赛活动对学生创业意愿形成有显著促进作用。参加过创业实践或创业大赛的学生其创业意愿（40.6%）比未参加创业实践或创业大赛学生（13.5%）高出27.1%，处于观望状态的比例也高出12%，不愿意创业的比例（19.4%）比未参加创业实践或创业大赛的（58.5%）低39.1%（见图3-C）。表明通过亲身参加和创业有关的活动，接触与创业相关的事务，对于了解创业、激发创业热情有积极的影响。洛达克（Roudaki）指出学校的创业教育课程对学生创业意愿的形成和强化有重要作用；[3]李（Li）研究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和印度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发现，学校的创业教育课程对创业意愿形成影响很大；[4]大学期间关于创业的学习经历有利于他们提前了解企业如何运作，对他们预测创业能否取得成功，评估是否做出创业的选择有重要的影响。所以，要增强大学生的创业意识，提高创业意愿，应该强化创业实践活动，激励学生参加创业大赛，让学生了解创业，掌握技能，勇于创业，热爱创业。
4.创业氛围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显著
家庭创业背景对创业意愿形成有较大影响。本次调查发现，亲友中有成功创业案例的学生，愿意创业的比例（23.1%）比无亲友成功创业的学生比例（14.0%）高9.1%，前者无创业意愿的比例（46.0%）比后者（55.6%）低9.6%（见图4-B）。这可能是因为如果处于亲友经营企业的环境当中，对企业的经营运作会有一定了解，或者对企业经营产生兴趣，这样也容易激发创业意愿。这些影响可能在于创业氛围能够为大学生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这种支持能够激励具有创业潜能的大学生坚定创业理想并朝着创业目标前进，从而提高创业的可能性。政府的政策支持等创业氛围对学生创业有重要影响。政府的政策支持主要包括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和保障制度、必要的资金扶持和贷款优惠，这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成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次调查显示，来自城镇和农村的大学生创业意愿无明显差异，即生源地（城镇或农村）对创业意愿无显著影响。
三、提高农业院校大学生创业意愿的路径
1.开展有针对性的创业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服务“三农”的创业理想
首先，应树立科学的创业教育理念，将解决“三农”问题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着力培养学生的开拓精神和创业能力。目前农村条件艰苦、就业岗位少、薪酬低，很多农业院校大学生毕业后不愿去农村基层发展。因此，农业院校应站在推进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促进学生基层创业的高度开展创业教育，明确创业教育内涵，培养学生从事农业类创业活动所必备的挑战精神、自学能力和事业心，核心是要培养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着力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创业观念，自觉适应社会需求，将目光转向农村和农业，树立面向农村自主创业的观念。其次，在创业教育中应渗透“学农爱农”的专业思想。一些农业高校把创业教育视为提高就业率的无奈之举，部分涉农专业毕业生把回农村基层创业视为求职不顺之后的选择。学生创业意愿受事业心的追求影响较大，在创业教育中要让大学生充分认识基层创业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社会价值与地位的提升。农业院校必须加强专业思想教育，培养一批立志学农爱农兴农的优秀学子。如袁隆平院士早年读书期间在学校组织的园艺场参观时，对花草果木和大自然的春华秋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立下了学农爱农的志向。再次，创业教育应与农业知识培训有机结合。农业现代化知识是农科大学生创业所必须掌握的理论知识，因此，要特别注重农业知识与创业知识的高度结合，以素质教育为基础，以农科教育为特色，创业教育为龙头，创业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职业理想教育的融合。既要突出专业知识教育的作用和地位，也要加大创业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传授，强调人的创新精神、创业能力的培养。要尽量扩大创业教育的受众面，不仅面向有创业兴趣的大学生，更要将创业教育普及到所有在校大学生，尤其要重视对女大学生的创业知识普及，培养她们的创业意识。在普及创业教育的同时也要注重层次性、针对性和专业性，分类指导，统筹兼顾，保证农科学生能够全面发展，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要求。还可成立创业教育研究机构，专门有针对性地研究农业院校的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探索农科学生利用农业科技进行创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2.重视大学生农事训练与实践，积累创业技能
首先，建立农业院校农事训练与实习基地。调查表明，社会实践、专业实习和创业实践经历对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是，农业院校创业教育起步较晚，相关措施和制度还不完善，创业实践环节薄弱。相对工业类企业和服务业发展，农业企业发展存在数量少、规模小等问题，这些都导致农科学生创业缺乏平台和载体。因此，农业院校应结合自身办学特色，主动与农业企业合作，建立以科技创新、课程实践、就业实习等为目标的农事训练实习基地，组织学生到农业企业参观、实习和实践。近年来华南农业大学与广东温氏集团开展产学研合作，为大批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专业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实习机会，培养了一批立志农村基层创业的学生。另外通过农业科技创业园、大学生创业活动中心、大学生创业协会等组织，为大学生创业实践提供机会。其次，在创业教育中融入农业技能实践内容。农业院校要以教育部“卓越农艺师教育培养计划”为导向，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为核心，进一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开拓精神和实操能力，充分发掘大学生的创业潜能，提升大学生的创业素养，激发其创业意愿。定期举办农业文化节、农业实验技能大赛、农业知识竞赛、生态沙盘制作大赛等活动，强化农业技能和农事实训，畅通科技创新和创业探索的渠道，让学生在参与式的教学中感悟创业。还可尝试举办面向农村的大学生基层创业计划大赛，让更多的学生在比赛中接受农业创业教育和模拟实践，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再次，整合社会资源指导创业实践。创业是一项社会活动，需要与多个部门发生联系，大学生创业教育需要社会的支持。农业院校为新农村建设培养大批人才，其创业教育具有特殊意义。农业院校创业教育起步晚，师资缺乏。一方面需加强与农业龙头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规定学生创业教育的实践环节必须到企业完成；另一方面，农业技术专家和企业负责人也可作为创业教育的师资，指导大学生开展创业实训和实践。对愿意在农业领域进行创业的学生，重点开展帮扶和指导，尽量使其掌握一技之长。
3.营造惠农兴农的良好创业氛围，激发学生创业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