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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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对中期票据不同理解进行了对比分析，然后详述了中期票据的分类。并根据实际情况，分析了我国引入中期票据市场以来对我国融资状况的影响和意义，最后提出了中期票据市场对我国商业银行带来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关键词：中期票据；中期票据市场；融资方式。
一、国内外关于中期票据的定义。
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美国等成熟债券市场中，中期票据（Medium-termNotes）作为连接短期商业票据和长期债券之间的“桥梁”性产品出现，其期限通常在2-5年之间。在欧洲货币市场发行的中期票据，称为欧洲中期票据（EMTNs）。随着市场的发展，中期票据逐渐突破了期限的限制，10-30年期限之间的中期票据变得更为普遍，中期票据已成为企业代替中期贷款的又一融资形式。
在我国，所谓银行间债券市场中期票据业务，是继短期融资券之后推出的又一项直接债务融资工具。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中期票据业务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中期票据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经监管当局一次注册批准后，在注册期限内按照计划连续、分期地以公募形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
二、中期票据的分类。
中期票据是一种直接融资行为，发行者通过发行票据在资金市场上直接从投资者手中获得资金。由于商业票据的期限较短，流动性较高，因此中期票据的二级市场不发达，交易主要集中于一级市场。参与发行过程的主体，依据其所处的地位不同，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发行者即借款人。在美国市场上，发行者主要是大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近年银行、政府和政府机构也开始涉足中期票据市场。大型的银行控股公司、企业财务公司发行了大部分的票据。大公司的信誉高，违约风险小，因此他们能够垄断发行市场。在欧洲货币市场上，最开始主要是一些美国企业，他们利用票据筹集低廉的欧洲美元资金为自己的海外子公司融资。此后银行、金融机构、政府纷纷涌人该市场。到19%年3月止，发行在外的欧洲中期票据已达到500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市场。
第二，中介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类：首先是承销商，可以由一个承销商担任，也可以组成承销团。一般发行都通过承销商，也有一些发行者有自己的发行队伍，主要见于美国市场。但是，直接发行的发行费用较高，每期商业票据如果要直接发行，它的最佳发行规模为20亿美元（美国市场）。美国市场的承销主要由几家大的机构垄断，他们是美林公司（MERRILLYNCH）、高盛（GOLDMENSACHS）、雷蒙兄弟（LEHMENBROTHERS）。欧洲货币市场的发行主要采取承销团的方式，发行者会指定一家主承销商，它负责组织承销团，给发行者提供财务咨询。主承销商并不因为它的特殊地位而获得额外报酬。美国的投资银行主导了欧洲货币市场的承销……其次是由发行者委托的发行和偿付人。人通常是一家具有清算功能的银行，它将表明持有票据的证明提交给承销商，收取资金。当票据到期的时候，它从发行者处收到资金。负责偿付，同时收回证明。有时候人和承销商是同一主体，但是它们在业务上必须分开。在美国市场上还存在着为发行者提供信贷额度或备用信用证的银行或其他机构，这些机构保证在发行者不能偿还本金时负责偿还，或者保证发行者能获得他们想要的金额。欧洲市场缺少这种支持，因为最开始进人市场的发行者主要是信誉卓著的大企业，他们利用欧洲货币市场环境宽松的有利条件，完全依靠自身的实力发行票据，以节省先头手续费。[论文格式]
第三，投资者。购买中期票据的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美国市场的这个特征十分明显。因为根据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4（2）条规定，如果商业票据由机构投资者购买，而且该票据不在市场上交易，该票据的发行可以免于申请登记。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保险公司、信托机构、投资公司、养老基金甚至地方政府都参与中期票据投资。其中，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原因在于票据的面额都比较大，小投资者没有实力参与。欧洲货币市场票据的通常面额为50万美元和1的万美元，美国市场的最小面额为2。5万美元，但是大部分的票据以100万美元的整数倍标值。中期票据项目的设计通常作法，中期票据的发行者与承销商签订一份发行承销合同，与已有的票据包销便利不同，承销商并不负责包销所有票据，他们只承担最大努力义务。该合同与合同、备忘录等文件构成一份项目合同，它规定了中期票据项目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发行期限、金额等。此后，发行者可以在合同规定的框架内灵活选择发行商业票据的种类，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和市场资金情况选择币种、期限。每次发行，他只要和承销商签订一份定价补充协定，该协定参考承销合同制定。于是发行者节省了每次发行票据重新拟定合同的成本。发行者一般指定二三家投资银行作为承销商，然后签订多边协定，就票据发行的形式、法律基础、交割时间表作出安排。目前，中期票据的合同条款已经建立起行业标准，节约了拟定合同的时间。传统上中期票据采用私寡发行方式，承销商将票据销售给少数大的机构投资者。近来，公开在货币市场发行的方式逐渐流行，1995年，欧洲货币市场的公开发行量为9印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69%。
三、中期票据市场的意义。
众所周知，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比，具有市场透明度高、风险分散等特点，有利于金融稳定。成功市场经济国家中直接融资市场在融资体系中均占有主导性地位，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是融资结构明显分化，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市场发展缓慢。在目前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国内实施宏观调控，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过大起落的背景下，交易商协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中期票据业务，是对特定经济发展时期金融创新的全新尝试。中期票据业务的推出，结束了企业中期直接债务融资工具长期缺失的局面，提高了直接融资比例。从宏观层面来看，它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力，降低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有效平衡银行机构的信贷资源；减轻股权融资的压力，有利于资本市场协调、可持续发展；保证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平稳推进。从微观层面来看，有利于企业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丰富投资者投资渠道。
四、我国中期票据市场的管理方式。
借鉴美国等市场的成功经验，我国中期票据目前实行交易商协会注册的市场化管理方式，由协会组织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进行自律管理。交易商协会的七项自律规则具体地明确了中期票据管理战术。《指引》明确规定企业的注册程序：交易商协会设注册委员会，注册委员会委员由来自银行、券商、基金公司、评级公司等市场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目前共有81名注册委员会委员。其中，每周的注册会议由5名注册委员会委员参加，参会委员从注册委员会全体委员中抽取，2名以上（含2名）委员认为不符合相关要求，交易商协会就将不接受发行注册。
《指引》中还明确规定，企业发行中期票据待偿还余额不得超过企业净资产的40%；对于募集资金的规模，指引并没有严格限制，仅规定应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并在发行文件中明确披露具体资金用途，企业在中期票据存续期内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应提前披露。而且因为投资期限的延长会增大投资风险，所以《指引》中指出，企业还应在中期票据发行文件中约定投资者保护机制，包括应对企业信用评级下降、财务状况恶化或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的有效措施，以及中期票据发生违约后的清偿安排。由此可见，中期票据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发行更为便利，市场普遍认为它丰富了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的渠道，将会得到发行主体的青睐。尤其是在从紧货币政策环境下，中期票据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并且随着市场的深化，中期票据的交易结构将有更大的创新和丰富，从而带动新型信用债券和结构化证券的涌现，引领中国信用债券市场进入新纪元。
五、中期票据市场在我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一，中期票据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根据2008年4月22日首批中期票据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情况来看铁道部两只3年和5年期的中期票据的票面利率分别确定为5.08%和5.28%外，其余6只中期票据的票面利率整齐划一地呈现为3年期5.3%,5年期5.5%的水平。而目前我国银行贷款3年期和5年期利率分别为7.56%和7.74%,两者相比，中期票据有低成本融资的优势。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会主动核算融资成本，降低银行贷款规模，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和中期融资比例，改善并优化公司融资结构。通过对首批中期票据募集资金的用途分析，可以发现除了用于项目建设投资，中期票据融资的另一大用途就是偿还成本较高的银行贷款，其中，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用于置换银行借款的部分约占募集资金的40%。所以在贷款利率高企，货币当局控制银行贷款规模的背景下，中期票据自然受到广大融资者的青睐。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期票据低融资成本的优势必将凸现，发行中期票据的企业会越来越多。
第二，从投资者的角度，中期票据提供了一种新的固定收益产品。中期票据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流通，大大地丰富了商业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投资品种。我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以银行、非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的一个债券发行和交易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原有的中长期品种包括国债、政策性银行债、企业债等，债券品种单一，缺少企业凭借自身信用发行的无担保的固定收益类产品。中期票据的引入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一局面。从2008年2月短期融资券的持有者结构看，商业银行占73.51%,其中全国性商业银行占60.97%,城市商业银行占8.81%,由于短期融资券收益高于同期限央票收益，商业银行更乐意持有短期融资券。类似地，企业发行的中期票据利率会高于同期限国债利率，商业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投资中期票据可以提高资金的收益率。
第三，中期票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贷款业务，但也为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中长期贷款相比，中期票据低发行利率的优势十分明显。根据前文的分析，中期票据利率比银行贷款利率低200个基点以上。从长远来看，中期票据低融资成本的优势将吸引更多企业采用中期票据的方式替代贷款融资。从首批发行中期票据企业情况来看，除铁道部以外均为大型央企，资信等级为AAA级，这些企业长期以来都是商业银行的优质客户。优质客户发行中期票据必将使银行企业贷款业务受到很大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筹集资金用途包括偿还银行贷款和置换银行贷款。企业从降低融资成本角度选择中期票据替代银行贷款的“脱媒”行为必须引起商业银行的高度重视。从首批中期票据的发行情况来看，主要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加入到中期票据的承销商行列中来。这些商业银行均有短期融资券的承销历史，为银行承销企业中期票据积累了宝贵经验。根据以往短期融资券的承销情况，主承销商能获得的短期融资券的承销费率大约为融资额的0.4%,承销团成员能获得的分销费率大约为融资额的0.15%。因此银行在短期融资券的承销业务中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与短期融资券相比，中期票据的发行规模大许多，所以中期票据的承销业务能为商业银行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
以往我国商业银行过分依赖于存贷款利差收入，中间业务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过小。中期票据的承销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这一不合理的局面，使商业银行收入结构更加合理，同时承销收入不占用银行资本金和法定准备金等资源，这是承销收入不同于贷款收入的一大优势。面临中期票据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商业银行应该客观地看待中期票据所导致的企业“脱媒”现象，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发展中期票据的承销业务，建立新型银企关系。根据首批中期票据发行的情况分析，从融资成本的角度，具有优良资信等级的企业倾向于选择中期票据来替代中长期贷款。这些企业都是银行重要的贷款客户。因此银行可以将原有的贷款业务客户转变为中期票据承销业务的客户资源。由于银行和企业有着多年的业务往来，彼此熟悉对方的情况，银行在此基础上开展承销业务可以根据企业的资产负债和现金流状况，为企业量身定做中期票据融资方案，安排发行金额与期限，同时争取中期票据的承销资格。这样既保留了客户资源，又能扩大银行的承销业务。
第四，从货币政策的角度，中期票据缓解了货币政策的压力。在当前金融机构的信贷额度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从2008年金融机构的贷款数据分析，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326亿元，同比少增891亿元，较2007年同期下降7%,信贷额度控制的效果尚属理想。如果按照一季度贷款占全年35%的比例计，则全年贷款将达到3.8万亿，而去年全年新增贷款为3.6万亿。因此可以推断央行将继续采取措施执行信贷规模管制。中期票据作为直接融资，实质上是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直接的资金融通。投资者购买中期票据一方面满足了一些企业刚性的生产性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又避免了通过银行贷款方式的融资所导致的贷款总量快速增长，缓解了货币当局通过信贷规模管制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压力。
六、中期票据市场对商业银行带来的问题及建议。
中期票据对银行贷款的替代效应，使商业银行传统业务面临挑战。竞争加剧行业分化，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差距扩大。中期票据业务带来了相应的经营风险，为商业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是中期票据的主要投资主体，使得信用风险分散的效果并不明显。商业银行在承销中期票据时的余额包销及代清偿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应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推动银行阴历模式的转型；延伸客户服务，开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提高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能力，防范中期票据信用风险。
参考文献：
[1]包香明。美中期票据市场概况，推出中期票据扩大直接融资[N].金融时报，2006-03-18.
[2]潘渭河。欧洲票据市场的发展和EMTN[J].国际商务研究，2002,（2）。
[3]俞波。中期票据—企业战略转型的资金助推器。h
关键词:不良贷款关系合同嵌入性
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每一步改革,如剥离不良贷款、政府的注资重组上市等无一不倍受瞩目,而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又几乎是每一步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重要性和长期性。本文从嵌入性的视角出发,研究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关系合同的特点,对不良贷款的产生给出一个新解释,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究关系合同的嵌入性新视角
“嵌入性”概念最早由经济史学家KarlPolanyi(1957)在“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一文中提出,他认为所谓嵌入性就是“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并且“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对经济的研究中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在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时,还应该对嵌入到这种经济现象中的非经济制度或关系进行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社会学家和法学家的影响下,经济学的某些研究领域也开始出现“嵌入性”的研究视角,例如关系合同的研究领域。根据FurubotnandRichter(1991)的概括,合同可以分为古典合同和关系合同。古典合同是完全合同,其特点是事前对于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都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存在一个完全的合同法体系用来处理各种纠纷。关系合同是不完全合同,其特点是由于合同各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合同无法对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状况进行规定,也不存在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合同中一些纠纷的解决需要依靠一个连续的关系体系的协商。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性人物Granovetter重新提出了嵌入性问题,使得嵌入性视角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Granovetter认为,主流社会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过度社会化,把人看作是完全社会的人,是社会结构的被动产物,忽略了人行为中可能产生的选择行为的差异。主流经济学则处于另一个极端,所有人都完全是理性的经济人,忽略了人社会化的一面。嵌入性视角则有可能避免人的过度社会化和过度理性化的假设。
因此,从嵌入性的角度来分析关系合同这种内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不完全合同,同时考虑合同双方作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一面,可以更好地理解合同的履行及其后果。
合同治理结构中社会关系的嵌入
Williamson是关系合同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合同总是不完全的,这就是所谓的关系合同。古典合同具有的是参照系价值,关系合同的不完全性可以由交易双方的特定关系来弥补。交易双方特定的非经济关系有利于解决关系合同的不完全性所带来的问题。在Williamson的理论中,社会关系的嵌入是关系合同顺利执行的剂。
但是所有嵌入到关系合同中的社会关系都是合同治理结构的剂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某些社会关系会成为合同治理结构的剂,另一些社会关系却可能成为摩擦剂?社会关系的嵌入会使合同治理结构产生怎样的变化呢?
刘世定(1999)对Williamson关系合同治理理论的拓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他假定关系合同治理结构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权威治理,其中一方掌握合同执行的剩余控制权;二是双边治理,双方共同掌握合同的剩余控制权,当出现合同中事前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时,由双方协商解决。相应地,假定合同中嵌入的社会关系结构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影响力对称的结构,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平等。另一种是影响力不对称的结构,一方对于另一方在社会关系上具有某种权威性。这样,合同治理结构和嵌入关系结构之间就有四种基本的对应关系,见表1。表中大写字母A、B分别代表合同治理结构中的两方,小写字母a、b表示嵌入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两方;A和a同为一个主体,B和b同为另一个主体;“>”或“<”表示权威治理结构和影响力不对称的结构,“=”表示双边治理结构和影响力对称的结构。
表中所谓同构与非同构是指,合同治理结构中交易双方的关系与嵌入的社会关系是否具有同向性。例如,在合同治理结构中,A具有对B的权威性(如A是B的上级),但是在A和B的社会关系中,B具有对A的某种权威性(B是A的长辈),或者A与B之间是影响力对称的关系(A和B是同学关系),那么A与B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表示为aB,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是非同向性的,于是产生的合同治理结构就是非同构的,即表中的第Ⅳ栏。
同构与非同构的关键区别在于:如果形成的合同治理结构是同构的,那么嵌入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合同的执行,是合同治理结构的剂;如果形成的合同治理结构是非同构的,那么嵌入的社会关系就是合同治理结构的摩擦剂,不利于合同的执行。例如在经济关系中,A是B的上级,假定B的行为导致了企业的巨大损失,按照经济合同,A应该对B进行降职甚至解雇,但是由于在社会关系中,B是A的长辈或朋友,这种社会关系的嵌入可能使得A很难实施对B的惩罚。A与B之间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是合同执行的摩擦剂,它导致了合同关系的软化。
银企借贷合同中的社会关系嵌入
古典合同只在理想的世界中存在,现实中的合同都可以理解为关系合同,这也使得嵌入性的视角更加有用。从嵌入性的视角来分析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合同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
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银行与企业是各自独立的经济主体,依据它们之间的交易特征(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不是很大,有一定的资产专用性),根据Williamson关于治理结构与交易特征的匹配关系,这种交易应该采用双边的治理结构。我国目前所进行的一系列银行改革,也正是希望在银行与企业之间建立这种双边的治理结构。
由于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特殊的产权联系,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影响力不对称。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产权的同一性是它们之间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使得银企之间的借贷关系发生了异化。银行成了“给钱”而不是“贷款”或“买入风险的一方”,而企业则成了“要钱”而不是“借款”或“卖出风险的一方”。国有企业要求贷款,即使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提供贷款,但是政府的隐性担保或者行政干预也使得银行最终对企业提供贷款。事实上,由于银行的国有性质,由于银行没有自己定价(确定存贷款利率)的权利,银行在与企业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它必须为同属国有的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资金来源。也就是说,银企之间在社会关系上仍然是影响力不对称的。
这样,银企之间影响力不对称的社会关系嵌入到银企的双边治理结构中,产生了非同构的合同治理结构,如第Ⅲ栏所示。非同构产生的摩擦导致了借贷合同关系的软化。借贷合同软化对银行来说,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不良贷款的产生。
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不相适应使银企借贷关系合同软化,也是不良贷款出现的根本原因。改革前,在银企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企业都处于强势(权威)地位,银行只是政府的一个出纳员,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的“不良贷款”,“不良贷款”只是以财政损失的形式体现的。但是在银行改革之后,银行的主体地位开始显现,“不良贷款”也开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不良贷款的出现正是由于银行经济主体地位的改变与社会主体地位的不相适应而造成的。也就是说,经济关系开始改变,而社会关系的改变却相对滞后,这种滞后的社会关系嵌入到正在改变的经济关系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结构性摩擦,借贷合同软化而无法执行,这对于银行来说自然意味着不良贷款的产生。
如果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影响力对称的,那么这种关系嵌入到银企的双边治理结构中所形成的关系合同就是同构的,如表1第Ⅰ栏所示。作为改革目标的双边治理结构就更容易达成,银企之间签订的借贷关系合同就可以更好地执行。因此,必须首先改变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之与经济关系相适应,才能减少因结构性磨擦而产生的不良贷款。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在剥离不良贷款后,又不断地产生新的不良贷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社会关系变革的滞后。
解决银企非同构关系的建议
对于当前银行存在的大量的不良贷款,一种解释是将其归因于银行承担的大量政策性贷款,认为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负担。剥离政策性贷款所形成的不良贷款是银行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对此本文的观点是,即使不良贷款全部剥离掉,只要银企之间非同构的合同治理关系不能打破,不良贷款就仍然会不断地产生。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与企业之间影响力不对称的社会关系嵌入到它们之间的双边治理结构中,产生了非同构的治理结构。这种非同构导致了银企借贷合同的软化,借贷合同无法正常执行的后果便是银行的不良贷款。
另一种观点认为,解决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关键是要完善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对此本文认为,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固然重要,但是在完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时,还必须改革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避免这种社会关系嵌入到经济关系中对合同履行的不良影响。如果这种社会关系不改变,即使银行的经济主体意识再独立,内部治理机制再完善,银企之间的借贷合同也可能无法顺利实施。
因此,本文认为,在完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时,必须首先改变银企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之与变革中的经济关系相适应,减少因结构性磨擦而产生的不良贷款。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源自于共同的产权特征,那么改革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实质上就是要对银行和企业的产权结构进行改革。具体来说,就是要引入多元化的所有权主体,打破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绝对控制地位,使它们各自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结构,从而打破旧有的某一方占主导的影响力不对称的关系,形成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
参考文献:
1.FurubotnandRichter(1991).新制度经济学:一个评价.载于FurubotnandRichter编.新制度经济学[C].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Granovetter(1985).“EconomicActionandSocialStructure:TheProblemofEmbeddedness”[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91.
关键词：世界银行；借款国；调整贷款；政策性附加条件
一、世界银行调整贷款的特点
调整贷款是世界银行(简称“世行”)设立的一种政策性非项目贷款，其目的是帮助借款国克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失衡。其具体做法是：向借款国提供一笔快速支付的贷款，用于支持该国宏观或部门经济结构调整。调整贷款可分为结构调整贷款和部门调整贷款。结构调整贷款是世行在20世纪80年代初设立的，最初用以支持发展中国家解决国际收支困难而进行的经济调整，并促进其宏观或部门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机构改革，重点是支持国民经济宏观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贷款有双重目的：向借款国提供一笔快速支付的资金，帮助其缓冲来自外部的冲击；以贷款为杠杆，促进借款国实行政策和结构改革，从根本上建立一种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上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一些国家不愿或没有能力推行涉及面较大的结构调整计划，世行引入了部门调整贷款，着重支持一个或几个特定部门的政策调整与机构改革。部门调整贷款的实施扩大了调整贷款的范围，其只涉及单个部门，操作比较简单，政治上更易于接受，部门政策和机构改革通常可为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和提高部门效率提供潜在的指导。部门调整贷款的主要目的是支持某一具体部门的全面政策和体制改革。如果借款国执行贷款项目的能力不强，总的经济管理水平或国民经济的规模尚不允许进行结构调整时，可选用部门调整贷款。随着形势的发展，平衡国际收支已不再是调整贷款的首要目标，当前其重点是促进借款国推行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的机构改革。
世行的贷款条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强调通过财政政策(包括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第二阶段改革增加了一项新的结构改革，特别是实行开放的贸易体制和农业自由化。第三阶段改革强调私有化(尤其是银行和电力部门的私有化)和政府改革。2000年以来，在世行贷款中，调整贷款的数额与项目数量有一定的波动，但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见表1)。
与项目贷款相比，调整贷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政策性强。调整贷款不是用于建设特定项目，提高产出水平，而是直接以政策调整和机构改革为目标。使用调整贷款必须满足特定的宏观或部门经济政策要求，使用结构调整贷款的国家必须制定世行认可的结构调整计划，就贸易政策、价格政策、财税政策、投资计划、资金动员、机构改革等方面的调整作出承诺。具体的政策要求包括实行国有经济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含利率和汇率)自由化、放开价格、取消财政补贴、压缩公共部门投资、改革税制和机构改革等。第二，支付速度快。项目贷款评估一般需1～2年，而调整贷款的准备过程较短，只需6个月甚至3个月。第三，使用灵活。项目贷款需专款专用，各项贷款必须符合评估报告中规定的用途。而调整贷款的目的是为借款国提供一种缓冲，使之能缓解因实施调整计划而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冲击。借款国在贷款的使用上有更大的自由度。结构调整贷款可由借款国自行安排使用，部门调整贷款也可在-定范围内安排使用。
二、世行调整贷款的政策性附加条件
获得世行结构调整贷款的条件比较苛刻：第一，借款国必须是由于经济结构等原因陷入或面临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财政赤字剧增且一时难以扭转。第二，借款国必须与世行进行对话，承诺并制定结构调整计划，修改国家投资政策，并要说明长期目标和短期措施，以及可能取得的积极成果等。最初，与调整贷款的目的相应对，世行对借款国提出的政策要求是：必须实施紧缩性的短期稳定政策，通过有秩序地减少支出，对国内需求水平进行调整；必须实施结构调整，理顺商品的相对价格，改革各种规章制度，使经济运行更有效率、更有弹性，以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目的，使经济恢复到持续稳定增长的道路上来。在20世纪80年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90年代以来，世行逐步确立了以“华盛顿共识”为调整贷款的条件。其核心是借款国必须实现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政策。
调整贷款自实施以来，在世行内外，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争议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政策性附加条件；关于调整贷款的效益；关于调整与贫困阶层。其中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政策性附加条件是否必要以及执行效果。政策性附加条件是调整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和执行的关键。从世行统计看，使用调整贷款的国家执行附加条件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各国执行附加条件的情况差异很大，有的几乎全部执行，有的则基本没有执行。借款国在申请贷款时为能得到贷款，往往承诺接受各种政策条件，但在实际执行时往往由于各种实际困难而大打折扣。有些专家指出，在调整贷款作为快速支付手段和作为政策杠杆这两种职能之间，能真正实行的往往只是前者，后者则十分有限。
世行的贷款条件更多的是受到来自许多借款国的指责。有的认为，这种附加条件是以贷款为诱饵，将世行的主张强加于人，带有明显干涉他国内政的色彩，政治上难以接受。更多的观点是对附加条件本身的科学性产生质疑。有人指出，不发达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征，但各个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却各不相同。而世行开出的药方往往从概念出发，脱离借款国的实际情况。如，在附加条件中，世行强调调整和收缩公共部门投资，鼓励私人投资。而研究表明，在低收入国家收缩公共部门投资的结果往往不是私人投资的增加，而是减少。因为在这些国家，弱小的私人部门的发展需要公共部门的带动和依托，削减公共部门投资往往牺牲了必要的支持性活动，如基础设施等。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被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所控制，而世行是全球化的工具；世行贷款的条件损害了穷人的利益。梅茨尔委员会(theMeltzerCommis-sion)的观点是，世行贷款挤出了中等收入国家的私人借贷，也纵容了受援国政府的腐败和浪费。世行经济学家的分析报告也显示，世行的结构调整贷款常常未能起到培育经济增长或减少贫困的作用，贷款条件已经损害了国有产权改革，并且许多世行投资项目几乎未能产生经济回报。但也有的观点认为，世行设定贷款条件是为了确保贷款偿还，从本质上说，是为保持世行的运转。对于IBRD来说，既要维持庞大的运行费用，又要对IDA提供资金支持，确保贷款的正常偿还和合理的收益(尽管世行贷款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应该是一个基本要求。因此，设立附加条件是必要的。
三、世行调整贷款实施的趋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调整贷款至今依然是探索中的贷款方式，它的产生与发展既适应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调整、改革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世行业务重点向政策导向倾斜的倾向。可以预见，世行调整贷款将继续在世行贷款中占据重要地位。不管在这方面存在怎样的争论，但世行是不会放弃政策附加条件的做法，仍会将其置于重要地位。梅茨尔委员会认为，试图说服世行放弃这种有害的贷款附加条件是无效的，因为这种条件深深根植于这些机构之中。不过，世行也认为有必要减少贷款的附加条件。最近，世行发现其现行政策不够灵活，因而减少了一些附属贷款条件，特别是在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方面的要求。世行承诺将定期评价其政策条件的实施情况，但并没有计划去重新公开讨论那些政策本身。通过总结多年的经验教训，世行已认识到，只有当改革的措施真正成为借款国政府自己的主张时，这些措施才能得到更好的执行。因此，世行在制定条件时，将更多地强调借款国政府的参与，并尽可能使政策条件简化，集中于最核心的部分，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因此，可以预期，世行将会继续实施调整贷款，并以项目贷款来补充调整贷款的作用。但在提供贷款时，将会强调改善商业环境的政策改革；重视公共部门的投资政策和私人部门的发展；在设计调整计划时兼顾促进增长和减少贫困问题。
面对世行调整贷款实施的趋势，我国应采取的策略是：
有不少学者很早就开始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多值得后人借鉴的成果。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霍奇曼(Hodgeman，1960，1961)从银行与客户存款关系的角度来开展研究的。他认为，银行存款关系的价值将随着银行间的竞争而产生，竞争压力使得银行必须紧紧依靠资金供给者——存款人才能获得贷款收益。由于存款利率一般被严格限定，银行可以通过提供低成本贷款对忠实的存款人进行补偿，因此，银行与客户间良好的存款关系将使客户能够享受到比非存款人更优惠的贷款条件。
凯恩和麦基尔（KaneandMalkiel，1965）认为，较强的存款关系能够减少银行信贷资金的变动性，并提高银行贷款组合的单位风险回报率。更重要的是，银行通过观察存款人收支活动的私人信息，可以较其竞争对手获得某种“信息优势”，这可使银行能够为其有极稳定储蓄存款来源的最佳存款人提供低成本的银行贷款。这种策略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阻止其他银行的贷款竞争，因为竞争银行处于“信息逆势”，无法对相同的存款人提供同样的贷款利率。
七十年代以后，大量文献把有关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引入金融中介论，认为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在借款人与存款人之间能够降低交易双方的不对称信息，从而使其与其它金融机构相比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尽管企业必须承担附加成本，但它们仍然愿意从银行借款。
商业银行贷款能够提升银企之间的合同灵活性，减少成本，便于加强控制、建立声誉和保持信任。布特和萨克尔（BootandThakor，1994)指出，通过获取私人信息，银行可以开发广泛的关系，提高事前贷款合同的灵活性。他们建立了一个研究框架，公司可以选择与一家银行签订无限期借款合约，而不是向资本市场融资。在均衡状态下，银行提供的合同最初要求公司承担一个较高的贷款抵押率，并支付高成本的利息，但是合同同时也规定，一旦银行私下观察到公司项目成功实施之后，其对项目的利息费用及抵押要求便会大大降低。
在信贷市场中，借款人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信贷质量，而放款人并不清楚，加布里埃尔（Gabriel，2006）以西班牙1984年至2002年的银行贷款为样本，通过研究发现，在银行贷款中使用抵押品可以作为信号装置，显示借款人的信贷质量高低，这样可以有效地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并且，通过借款人与放款人之间反复的借贷活动，有助于在两者之间建立信誉，从而减少道德风险。同时，他还发现，银行贷款中抵押品的使用还会受到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借款人的类型以及商业周期的影响。
此外，有关研究发现，在新兴市场，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约翰逊和米顿（Johnsonandmitton，2003）、弗雷德（Fraser，2006）、卡瓦基亚（Kwahja，2005）、查路米尼德（Charumilind，2006）、克拉伊森斯（Claessens，2007）分别对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和巴西的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易于获得银行贷款。这些研究尽管分析了政治关系的贷款效应，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政治关系的贷款效应是否有显著差异。二、国内学者研究成果评述
国内关于贷款定价的研究较多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总的来看，基本上是以引进、介绍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理论与实践成果为主流，其中也有自己的创新思想，但基本上没有超越源自西方的框架。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商业贷款市场的拱形越来越，东西方融合的速度越来越快，引进和借鉴的方向并没有错，我们的学者要做的是如何在这方面走得更远，研究的更深入、更具操作性。
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从政治关系入手，采用我国1993年-2005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以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是否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而且，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和政府侵害产权越严重的地区，政治关系的这种贷款效应越显著。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金融发展落后、法治水平较低和产权保护不强的制度条件下，政治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缓解落后的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帮助民营企业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促进企业的发展。
李晓艳（2006）通过对权威机构公布的我国贷款定价现状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特征，并深入分析此特征的成因;通过分析国际、国内常用的贷款定价模式的优缺点，在充分考虑非利息费用的成本及借款个体信用风险差异，运用数学方法，确立了我国本外币贷款定价的因素分析模型。
陈丽霞（2002）等在分析现有贷款定价模式基础上提出“动态风险定价法”，该方法将影响贷款价格的多个因素放在同一模型中加以确认和计量。简志宏、李楚霖（2001）分析了在考虑违约风险的情形下，到期一次还款付息的信贷资产定价问题，其基本假设是借款公司违约概率由公司信用等级的转移概率矩阵和风险生水外生决定，分析表明违约风险的信贷资产价格等于零息票债券的价格乘以信贷资产的期望支付。李炳权（2002）讨论了“综合贷款定价模型”，即根据历史财务数据计算出银行信贷资金加权平均成本率（WACC），再加上商业银行的目标利润率构成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在此基础上加上平均风险补偿和平均贷款费用构成平均贷款利率，作为贷款基准利率，商业银行应该围绕贷款基准利率决定贷款的实际执行利率。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已逐步从“金融分业”向“金融混业”类型开始转变，当前商业银行国际化、电子化、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产品创新能力不断加强，银行业务的范围和种类日益多样，银行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具体内涵也在不断变化更新中。近十几年来，国外学术界在银行关系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一方面是把一些最新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前沿理论引入到银行关系的研究之中；另一方面，借助于统计数据和模型对银企之间的交易行为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总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商业银行贷款定价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必将吸引愈来愈多的学者们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摘要】贷款定价方式与策略不仅会影响银行的赢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以及银行的资产质量与客户结构，更会直接影响着货币政策传导。本文介绍了国内外商业银行贷款定价体系的理论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
隐性风险贷款往往被商业银行所忽视，一方面是因为在贷款质量分类中隐性风险被划为正常类，因为一个“隐”字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能够按时隐性风险贷款转变成显性的风险贷款，需要一定的量变积累，因为长期性而被忽视。在对隐性风险贷款的研究中，其产生原因是首先需要研究的对象。
（一）政策调整因素
我国的政体特点决定了，政策因素对隐性风险贷款的形成有着更为明显的影响。诸多政策敏感性行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各商业银行为顺应经济发展的大形势，把有限的信贷资源更多地投向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节能减排等地方政府鼓励、支持的行业。而产业政策调整前的一大批原来有市场、有盈利的企业成为禁止发展和贷款的对象，商业银行先前注入了信贷资金，退出过于集中、速度过于快，会使企业陷入资金困境，直接增大信贷资金的风险。
（二）经营变化因素
当前很多企业存在这样一个误区，那就是更高的利润增幅、更大的企业规模应当是企业的必然选择。而盲目的扩张和超能力负债经营，一旦遇到问题，很有可能造成资金链条的断裂。此外，如果投资缺乏考证，对行业不熟悉，对风险的认识不明确，很容易出现跟风式的表面繁荣，一旦业务发展过程中周转资金不足，风险的释放必然造成银行承担损失的可能性增加。
（三）环境变动因素
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原本明显的在经济周期变得扑朔迷离，上升阶段、下行阶段分解不再明显，一旦出现供销环节出现问题，资金周转不畅，那么，亏损、破产情况就会大范围出现。而经济周期的不稳定性又制约着地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经济周期的下行时期，商业银行将面临着融资客户的风险转嫁。
（四）自身管理因素
有的企业管理模式陈旧，管理水平低，甚至有仍然采用家族式管理体制的企业，组织水平和产业水平均有较大差距，此外技术因素、人才因素、开发能力因素、应对市场因素等等很多方面，如果不适应市场，就会造成竞争力的下降，市场份额的丧失都可能会造成银行先前所投放的信贷资金面临较大风险。
二、管理转型的对策及建议
信贷业务需要商业银行承担风险、控制风险并在风险管理中获得收益，不断提升控制风险和管理风险的能力是商业银行实现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为此，商业银行必须建立科学高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形成风险控制的长效机制，加快实现从显性风险贷款管理向隐性风险贷款管理转型，增强风险管理的主动性。
（一）提升业务管理水平
对信用度高、综合回报率高且未用足授信的优质客户，完善发放手续，尽快投放到位；对第一还款来源充足、第二还款来源有保证的中小企业要积极营销，争取在中小企业贷款的拓展上取得较好的成效；对网点实行分类指导，明确营销重点，落实营销责任，同时做好重点客户的跟踪营销，对存量客户进行排队分析，确定重点支持类客户名单，通过增加授信扩大市场份额，逐步培养一批忠诚客户。
（二）构建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要建立和完善隐性风险贷款识别的评估、信息传导、奖罚等机制，实现对隐性风险贷款从识别、控制、处置等全过程的系统化、规范化管理。二是要加强信贷检查体系建设。要探索现场检查技术分析工具和手段，增强信贷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做到检查与大客户风险管理相结合，检查与全流程违规积分管理办法执行相结合，检查与潜在风险性贷款压降相结合，防止隐性贷款风险。三是要尽快构建客户分层管理体系。建立大型、重点客户由一级分行直接营销管理，二级分行辅助管理；中型、一般客户由二级分行直接营销管理的分层次管理模式，以提高对不同类型客户的隐性风险贷款防控的针对性。
（三）健全监测分析体系
强化贷款的全流程管理，推动商业银行传统贷款管理模式的转型，提升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内部应将贷款过程管理中的各个环节进行分解，按照有效制衡的原则将各环节职责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岗位，并建立明确的问责机制。这些环节主要包括：受理与调查、风险评价与审批、合同签订、发放与支付、贷后管理等。通过进一步强化科学的贷款全流程管理，真正实现贷款管理模式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变，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贷款发放的质量，也有利于商业银行增强贷款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四）建立风险转化机制
在现有管理机制和营销网络的构建过程中，如果再用"吃一堑，长一智"的思维定式来解决，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前瞻性做好隐性风险贷款防范工作显得事在必行。可由银行和借款企业及其担保企业分别向保险公司办理资金和财产保险，对贷款发生风险时，由保险公司按投保情况给予经济补偿，从而实现风险转移。也可以采取份额分散、对象分散、期限分散、行业分散等方式，建立风险分散机制。避免因个别行业的大起大落给银行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五）突出风险防控重点
完善风险识别监测分析机制。要加强对客户的监测分析，做好重点客户的风险监控工作，实行贷款大户风险监控负责人制度，建立健全大户突发性风险应急防御机制，切实防范大户隐性风险。一是对多家银行融资，特别是近年来融资额骤增的企业，切实防范他行资金抽逃、企业“猝死”的风险。二是高度关注企业实力、法人行为，防范企业多元经营、主业不主、参与民间融资、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切实防范企业法人参赌及其他不良行为形成的道德风险。三是高度关注关联企业联保、互保问题，警惕一家企业倒下带来的连锁反应风险。四是对行业、客户、产品以及押品价值进行仔细分析，切实防范形势变化较为敏感的纺织、化工行业、动产质押物价值变动等风险，做到心中有数，预防在先，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应对看到，目前商业银行“重贷前、轻贷后”的重贷轻管的现象普遍存在。必须强调加强贷后管理，有助于提升信贷管理质量。加强贷后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强调动态监测以及对贷款账户的管理。另一方面，加强信贷操作管理和风险防范。将目前实施的放款后作业监督管理前移为放款前的信贷操作集中监督，信贷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放款前提条件核准、担保核实、借款合同及相关协议审核、信贷资金监督支付等信贷业务操作职责，逐步建立贷款前提条件审核、贷款监督支付、信贷档案管理等新型信贷作业监督体系。
新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后，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利润表之中披露;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则计入资本公积，在权益表和利润表中“综合收益”下披露。由于数据收集困难，本文仅研究计入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同时控制资产负债率等信息，检验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对银行信贷契约的影响。首先，检验公允价值对银行短期贷款决策的影响。虽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属于未实现的收益，其收益或者损失不影响企业当期现金流量，但是损益的变化会影响债权人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算。尤其是短期贷款，银行更看重企业的短期还债能力，对于公允价值变动引起的利润增长应该更加关注。因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计入利润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银行短期贷款决策显著相关。其次，检验公允价值对银行长期贷款决策的影响。银行长期贷款由于贷款期限长，产生的不确定性大，且合同签订后更改成本高，所以企业的后续盈利能力成为银行关注的重点，其直接影响企业到期是否能还本付息。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属于企业利润的重要构成项目，影响到银行对于企业未来盈余及现金流的预测。所以，银行长期贷款决策与公允价值变动有关。因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计入利润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银行长期贷款决策显著相关。
二、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本文选取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数据剔除了数据有缺失的公司、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金融类上市公司和数据不全的公司，共选取1022家公司为样本的相关数据。本文数据来自于锐思(RESSET)数据库。
(二)研究设计1．被解释变量。本为借鉴刘慧凤(2012)的研究，选取新增短期借款(SLOAN)和新增长期借款(LLOAN)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公司期末和期初的长、短期贷款的差额(经过对数处理)作为贷款决策的替代变量，以检验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是否与银行增加(或减少)给企业的贷款相关，确定公司会计报表新提供的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是否影响银行判断企业还贷能力弹性。2．解释变量。本文采用计入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FVPS)作为解释变量，研究与银行长短期贷款决策的关系。3．控制变量。本文根据陆正飞(2008)和刘慧凤(2012)等的研究，选取流动比率(Quick)、资产负债比率(Quick)、现金流量比率(Cash)、存货周转率(Turnover)、公司规模(Size)、筹资现金流需求(FCFI)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4．回归模型。本文使用的回归模型如下: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根据模型一和模型二，运用spss17．0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得出表2。1．银行短期贷款与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由表2可知，模型一的AdjustedR2为0．208，较理想。筹资现金流需求与新增短期借款呈反比，公司规模与银行短期借款呈正比。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银行短期贷款呈正相关，说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越大，银行做出短期贷款决策的可能性越大。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由公允价值变动所带来的利润的增加越能够代表企业的真实价值，银行在作出贷款决策之时也会进一步关注公允价值变动的信息。2．银行长期贷款与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由表2可知，模型二的AdjustedR2为0．252，较理想。筹资现金流需求与新增长期借款呈反比，公司规模与银行长期借款呈正比。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银行长期贷款呈正相关，说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越大，银行做出长期贷款决策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资本市场越完善，债权人对公允价值变动的信息越敏感。
三、结论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2002年5月首次披露的数据，截至2002年第一季度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18.14%。到2004年末，这一比例下降为3.92%，2005年末再降为3.84%。此外，中国银行作为与建设银行同为首批股份制改革试点银行之一，2004年共处置境内行不良贷款2539亿元，使得2004年末的不良贷款比率降到5.12%，较2003年末下降11.16%个百分点。中国工商银行2001年末不良贷款率高达29.8%，2004年之后，工商银行明显加快了不良贷款处置步伐，2005年，该行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率分别降至2.49%和4.43%。
二、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经济学分析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经济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和信息的非均衡性等原因，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不良贷款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1.经济人的有限理性
经济学中将人的经济行为假定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就借款者的有限理性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由于不确定因素较多,借款者将面临社会风险和经营风险,有可能出现因决策失误导致不能及时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就贷款者的有限理性而言,由于信息的非均衡性,贷款者很难确保资金配置的安全性,因此发生贷款损失是无法避免的。
2.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经济学中将机会主义行为定义为“用虚假的或空洞的，也就是非真实的威胁或承诺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必然存在。在信贷交易发生之前，贷款风险高的借款人为了达到取得贷款的目的，隐瞒或提供虚假资料，使银行的信贷资产存在潜在风险。在信贷交易发生之后，借款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将会从事从贷款者角度来看并不期望进行的高风险高收益的活动，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贷款者将面临贷款难以及时收回的潜在风险。
3.信息的非均衡性及其导致的逆向选择效应与道德风险效应
银行信贷决策中，信息大致包括:宏观方面的信息,如国家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微观方面的信息,如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管理水平、市场开发能力、企业家素质等。根据市场各经济主体所获取信息的差异性,将信息分为均衡信息和非均衡信息两类。非均衡信息是指各市场参与主体所获得的市场信息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
在信贷市场上，银行与企业是市场参与主体。一方是借款人即企业。作为资金的借入者和使用者，对于借入资金的“实际”投资项目(不一定是向银行所声称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有充分信息;另一方是贷款人即银行。银行只是资金的提供者，并不直接参与资金的使用，对于被借资金使用的有关信息只能通过企业或其他渠道间接了解，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拥有与企业同等程度的信息。这种非均衡信息的存在使银行不可能及时准确地判断借款人的信用质量和资金偿还概率。
在非均衡信息的信贷市场上，存在利率的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斯蒂格利茨和韦斯认为，随着利率的提高，会出现:
（1)由于银行事先无法全面了解借款人的相关信息，便将贷款利率作为一种检测信号。更高比例的较喜欢冒风险的借款人(风险偏好型)将出来接受贷款利率的提高,而不喜欢冒风险的较安全的借款人(风险规避型)将退出申请人的队伍,这就是“逆向选择”。
（2)愿意支付较高利率的借款者将倾向于改变自己的经营项目，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来获取更高的利润，贷款风险也将增加，这就是“道德风险”。道德风险还会强化逆向选择效应，使银行贷款风险随贷款利率的提高而不断增大。
三、国有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贷款的对策
1.加大对未剥离不良贷款的管理和处置力度
政府应培育完善的不良贷款流通市场。通过市场中介,拓宽不良贷款的信息交流渠道,寻找国内外潜在投资者、购买者和合作伙伴,鼓励私人企业和外资参与,通过采取灵活方式，如公开拍卖和暗盘投标、股本合资等,为不良贷款的处置提供足够的后续资金。
积极创新处置手段，突破原有的收贷范围，以最大限度地保全信贷资产为目的，制定切实可行的清收现金、以物抵债等清收管理办法。可以将实物资产、票据、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作为偿债物，通过对抵押资产的开发、转让、租赁和拍卖变现等形式实现不良贷款的有效盘活。对于有抵押物的企业不良贷款，如果失去了现金偿还能力，应该将偿债物及时收回并尽快处理，冲抵贷款余额，防止由于抵押物损毁或贬值造成贷款损失加大。对一些停产、半停产企业，虽然银行未办理抵押手续，也应通过与企业协商或通过诉讼等手段收取企业易变现资产，用以抵偿银行贷款本息，减少贷款损失。对于有担保抵押物的不良贷款，应依法及时追索担保抵押物，进行拍卖，清收不良贷款。
2.严格控制新增贷款的质量，从根本上减少不良贷款产生的数量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希望通过贷款总量的扩大来稀释不良贷款的存量，但是要彻底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存量盘活与增量优化必须同步进行。因此在扩大贷款总量的同时，必须强调增量优化。
(1)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步伐，提高资本运营效率。①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制度是商业银行体制的基础，决定着银行的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必须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在国家控股的前提下改变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引入非国有投资者。实行决策权、管理权与监督权的分离，真正把国有商业银行办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现代金融企业。②建立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健全会计制度，实行统一的会计核算和稽核标准，使国内外投资者对投资对象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减少政府(中央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因信息非均衡而诱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国有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尽快建立和完善客户信息系统，既能为贷前决策提供信息服务，又能为贷后管理提供分析数据。③优化贷款结构，提高信贷资产质量。根据产业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把贷款资源配置在国内亟需发展的能源、交通、电讯和主导产业上。重点扶持和发展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好的大中型企业集团；要控制贷款集中程度，大额贷款与小额贷款保持合理比例。积极创新贷款业务，继续发展个人住房、购置汽车等消费信贷，提高优质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④尽快建立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和风险预警制度。为了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不但要建立各种风险识别、风险计量和风险控制的模型和工具，开发相应的风险管理数据库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为风险管理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还须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组织、企业流程等制度平台。加强贷前、贷中和贷后的风险管理，建立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贷款决策控制制度。依据风险度高低决定贷款金额大小、利率高低和期限长短。认真做好贷前调查，提高贷前决策水平。充分掌握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和信用等级。按照“5W”原则即贷给谁(who)、为什么贷款(why)、用什么做担保(what)、什么时间能够归还(when)、如何归还(how)，认真审核确认后再给予贷款，尽可能减少决策风险。推广担保抵押贷款，完善贷款抵押制度和担保手续。担保抵押贷款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通行的一种贷款制度，借款人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应提供担保，银行应对贷款人及担保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的权属和价值进行严格审查，确认借款人及担保人的资信良好、有偿还能力时才给予贷款，这是减少贷款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在资金贷出后作为债权人的银行要认真做好信息反馈工作，注意搜集资金运营信息，对企业的重大财务活动加强监督，及时准确地掌握资金流向以及资金使用质量的信息，通过监督和分析及时发现资金使用过程中的问题，采取补救措施防止信贷资金继续恶化。健全信贷资产风险预警机制，完善风险管理的信息收集、整理、分析和评估决策等工作，一旦贷款进入预警范围内，则立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化解信贷风险发生，这是提高信贷资金质量，加强风险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
(2)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①转换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干预，增强国有银行的独立性。政府要提供完善的政策支持和法律支持，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建立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增强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及时修改有关国有企业流动资金的管理办法，对自有流动资金不足30%的新建企业，应禁止发放贷款。②强化外部约束，加强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发放的监督管理。一方面，监督部门要遵循国际金融监管原则，完善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手段，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管。另一方面，要加大金融执法力度，强化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稽核检查，及时纠正各种违法、违规行为。通过信息收集系统和风险预警系统等技术支持，建立对国有商业银行及其信贷业务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稽核检查制度。只有加强对国有银行信贷行为的监管力度，才能提高信贷质量，有效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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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担保方式;财团抵押;银行贷款担保
1995年6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它是一部规范和调整担保行为的基本法律。这是我国民事立法上的一件大事，对我国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担保法》规定了五种担保方式，即保证、抵押、质押、定金和留置。银行在贷款担保业务中也经常采用这些方式。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这些传统的担保方式已难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担保制度，这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将会有贷款很大的帮助。笔者想在对财团抵押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财团抵押在我国银行抵押担保中的运用问题。
一、银行抵押担保业务中采用的传统担保方式
商业银行是独立法人，是企业，但它是以经营货币资金授信业务的特殊企业。它在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上与一般的工商企业有很大不同。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一般要遵循“三性”的经营方针，即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1(商业银行是企业法人，以盈利性为主要目的，能否盈利直接关系到银行的生存和发展。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体现在资产和负债两方面。资产的流动性是指银行持有的资产的变现能力，变现能力高的资产流动性就强。安全性是指银行的资产、收入、信誉等免遭损失的可靠性程度。它既体现在全部资产负债的总体经营上，也体现在每项个别业务上。安全性不仅关系到银行的盈利，而且关系到银行的存亡。事实证明，银行倒闭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安全性不高造成的。
在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是其资产业务，而贷款业务至今仍然是商业银行最为重要的资产业务，贷款利息收入占商业银行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通过向客户发放贷款，银行可以加强与客户的联系，从而有助于商业银行其他业务的拓展。由此可见，贷款的安全性是多么地重要。那么，银行在贷款业务中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债权不受影响呢?一般银行会采取贷款担保的方式，即由借款人提供财产担保获得银行的资金。随着市场信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担保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原有的担保法规范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1995年6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该法系统地规定了担保法的原则、担保的方式、担保的设立及担保权的行使等一列问题。根据该法，银行可以选择的担保方式有保证、抵押、质押、定金、留置等，实践中银行主要采用的是保证、抵押和质押。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担保方式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企业需要融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如大公司、大企业的技改项目、大型设备的引进、生产规模的扩大等都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在现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融资渠道解决（其主要方式是申请银行贷款）。但银行也是一个盈利企业（已如前述），它必须注意自己资产的运行安全。如果采用传统方法在企业某个财产上设定抵押权或其他担保物权，担保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银行提供大额贷款的可能性就小。如何解决资金的迫切需求和担保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呢？这就需要采用新型的担保方式才能实现。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浮动担保方式和大陆法系采用的固定式财团抵押方式都能满足这个需求。日本民法则既有固定式的财团抵押权，50年代后又引进英美法系的浮动式财团抵押制度，因此它的规定是比较完善的。(((正是由于银行贷款业务中采用传统的担保方式已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的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寻找适合的抵押担保方式就显得非常迫切。
二、特别抵押权中的财团抵押权
我国担保法中的抵押与民法上的抵押是不同的。根据立法和实务，我们可以把抵押权分为一般抵押权和特殊抵押权。特殊抵押权是指法律上有特别规定的在某一方面有一定特殊性的抵押权。有的学者是从标的物的性质、类别上去区分一般抵押权和特殊抵押权的。笔者认为我们不应从标的物的类别上去区分它们，因为在我国以不动产为抵押标的以及以其他财产为抵押标的现象都存在，我们不能说以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抵押权为一般抵押权，而以动产为标的物的抵押权就是特殊抵押权。通常认为特殊抵押权一般包括共同抵押权、最高额抵押权、财团抵押权和所有人抵押权等。
（一）财团抵押权的概念和分类
财团抵押权是以企业所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构成的财产整体为标的物而设定的一种特殊抵押制度。这个财产整体是由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财产集合而成的，它是不动产、动产和权利等的组合。企业不动产中的土地、厂房，动产中的机械设备、交通工具以及无形资产中的专利权、商标权中的财产权等均可作为财团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与一般抵押权仅由不动产、动产或权利中的单项构成而不同。财团抵押权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需要不断地、大规模融通资金而产生的。财团抵押权一般又可分为浮动式财团抵押和固定式财团抵押两种。
浮动式财团抵押普遍运用于现在英美法系国家，产生于英国并以其为代表。因在英国称为浮动担保，所以浮动式财产抵押又称浮动担保。浮动担保的标的物并非特定化，它是就企业财产的全部而设定的，但它不具体确定企业财产中用来担保的范围。它既可以用企业现在的财产作担保，也可以用企业将来取得的财产作担保。在抵押权实现前财团一直处于变动中，财产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而且在抵押权实现前，企业可以就其财产自由的使用、收益和处分。换句话说，浮动担保中的企业财产并不因此受到抵押权设定的影响。
固定式财团抵押主要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以德国铁路财团抵押为典范。这种财团抵押的标的在抵押权设立时就必须存在且对其价值可以确定。在抵押期间，对财团财产的分离受到严格限制。一般情况下，非得到抵押权人的同意，不得将属于财团的组成物件与财团分离。即使被分离，其分离之物仍要受到抵押权的约束。我们通常就称这种抵押方式为财团抵押（以下同）
财团抵押与浮动担保是不同的。财团抵押的标的在抵押权成立时已经特定，并且未经抵押权人同意，原则上不得任意处分财团中的各个物或权利。浮动担保的标的物范围在抵押权成立时尚未确定，而且其数量也不定，可增加也可减少。
日本在财团抵押权上规定得较为完备。这主要体现在日本民事单行法规中的《工厂抵押法》和《企业担保法》中。《工厂抵押法》第二条规定：工场所有人在属于工场的土地上设定抵押权，除建筑物外，及于附加于该土地成为一体的物，该土地上备附的机械、器具及其他工场所用之物。第十一条规定工场财团可由下列所载物的全部或一部组成：1、属于工场的土地及工作物；2、机械、器具、电杆、电线、配置管道、轨道及其他附属物；3、地上权；4、有出租人承诺时，物的承租权；5、工业所有权；6、堤坝使用权。《企业担保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股分公司的总财产，为担保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充任担保权的标的。(((由此可见，《工场抵押法》中规定的是财团抵押，《企业担保法》中采用的是浮动担保方式。
（二）浮动担保和财团抵押的优劣比较
浮动担保和财团抵押各有利弊。如果采用浮动担保方式，那么企业可以继续利用其财产进行生产经营。因抵押权成立时财产并未确定，企业仍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自由支配其财产。抵押权的设定不会影响抵押物的使用价值，这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灵活性。但是企业如果在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因经营不善的原因可能造成其财产的大量减少，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债权人的抵押权的实现。总的看来，浮动担保对借款人更为有利。
如果采用财团抵押方式，则财团在抵押权设定时就已经特定，抵押权确定于特定的财产上。一般情况下财团中的组成部分不能随意分离出去。非基于一定的原因，抵押人也不能自由处分抵押财产。抵押权人的利益因此就能得到更可靠的保证。但是企业在具体的财产上设定了抵押权后，该财产在使用过程中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就不利于充分发挥它的使用效能。就此看来，这种抵押方式对债权人更为有利。
所以，浮动担保和财团抵押各有利弊。
（三）我国民法上的财团抵押权
我国《担保法》第34条第1款规定：“下列财产可以抵押：（一）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作物；（二）抵押人所有的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三）抵押人依法有权处分的国有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和其他地上定作物；（四）抵押人依法有权处分的国有的机器、交通运输其他财产；（五）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六）依法可以抵押的其他财产。”该条第2款规定：“抵押人可以将前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这里的“一并抵押”是否是指财团抵押呢？有的学者认为“一并抵押”并非财团抵押，而是共同抵押或是狭义的企业抵押。(((有的学者则认为“一并抵押”构成财团抵押。(((
实际上，《担保法》第34条第2款中的“一并抵押”并非是共同抵押，也不是浮动担保。共同抵押与财团抵押不同，它是在多个标的物上成立多个抵押权来共同担保同一债权，设定抵押权的数个财产是彼此独立的，而不是像财团抵押一样数个财产集合成一个整体来担保同一个债权。但“一并抵押”又非明确指财团抵押，它没有具体规定财团抵押的主体、标的范围、特征、设定及行使等。
也有人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认定我国没有财团抵押的担保方式。199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指出:“在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债务人将其全部资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因而使该债务人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侵犯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第5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对于这个批复，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正确理解它的含义。它主要是针对债务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处分其财产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而作的，并没有否定财团抵押的存在。首先，财团抵押并不是将企业全部财产抵押给债权人，如果企业将其部分财产抵押给其他债权人并不损害原债权人的利益，这是完全可以的；其次，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企业财产上先设定财团抵押，然后再设其他担保方式。
总之，虽然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财团抵押制度在我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但在法律规定上和实践中并不否认财团抵押担保方式的存在。所以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特殊的抵押担保方式。
三、财团抵押在银行抵押担保业务中的运用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银行在其抵押贷款业务中需要引进新的抵押担保方式，而财团抵押又是适用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并且不为我国法律和实践所禁止的一种比较便利的抵押担保方式，所以银行在抵押担保业务中应该对它有充分的重视。下面来分析一下财团抵押在银行贷款业务中的意义、作用和在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银行贷款抵押担保业务中采用财团抵押的意义和作用
采用财团抵押符合银行经营安全性原则。前面我们分析了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在注意盈利性和流动性同时，还须注意资产运行的安全性原则。所以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就会考虑企业的担保能力。如果采用财团抵押，银行就无需担心大规模融资过程中企业担保能力不足的现象。因为企业提供的抵押财产构成一个整体（即财团）来有效地担保银行债权，而且财团中的组成物非取得银行的同意，一般是不能从财团中分离出去的。既便是企业将财产再次抵押或者企业日后不归还贷款，银行也可以行使优先受偿权。这样银行的债权就有了可靠的保证。采用财团抵押也符合银行经营盈利性原则。企业获得了银行的融资后更能使生产经营顺利进行下去，资本周转速度快，企业经营效益好，也就能较早归还银行贷款。银行资金的周转速度快，盈利性也就高。
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采用财团抵押方式提供担保获得融资有很大的便利。财团抵押将企业财产视为一个整体，这样就能充分发挥财产的担保价值，增强企业的担保能力。因为企业的各项财产是企业财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相互结合、相互配合，那么就能发挥其最大的使用效能。特别是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后，需要融资的企业越来越多，需要融资的大企业也越来越多。如果按照传统方式设定担保，单个担保物的价值远不及整个担保的价值，这样就不能为银行贷款提供有效地担保。在没有适合的特定的财产来提供担保时，采用财团抵押就能有效地弥补企业担保能力不足的问题，银行就能更加放心地发放贷款。再者，企业在其财产上设定了财团抵押后，仍可充分发挥财产的使用价值。企业在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可继续使用其担保财产（虽然这种使用受到银行的一定限制），这就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影响较小。
总之，财团抵押是在充分发挥其担保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基础上既能满足资金的提供者的要求，又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抵押担保方式。
（二）银行在财团抵押担保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财团抵押方式虽然对银行很有利，但在财团抵押的设定、行使过程中，却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在可资抵押的财产范围问题上，往往会把一些法律规定不得抵押的财产作为财团的组成部分；银行在企业提供的财产上设定了抵押权后，如果未进行必要的公示措施，那么企业有可能在该财产上又设定其他担保物权；当企业行为足以使企业财产价值减少、危害银行债权时，银行未进行有效的措施加以限制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银行债权的实现。下面就具体分析银行在财团抵押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方面。
1．财团抵押权的设定。《担保法》第38条规定：“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所以银行与企业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来设定财团抵押权。依照《担保法》第39条的规定，合同中应当记载以下几项内容：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及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财团的组成、种类、范围及权属关系；财团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当事人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当事人还可以日后补正前款规定以外的事项。
银行在与企业签订合同的同时应注意要求企业将抵押物进行登记，以取得公示效力。有些财产法律要求必须进行登记，那么银行应当要求企业将该财产进行登记。有些财产当事人可自由选择是否进行登记。没有进行登记的抵押权是没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的。我国《担保法》是按照抵押物的类别要求进行登记的。根据第42条的规定，以无地上定着物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的，由核发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土地管理部门登记；以城市房地产或者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登记；以林木抵押的，由县级以上林木主管部门登记；以航空器、船舶、车辆抵押的，由运输工具的登记部门登记；以企业的设备和其他动产抵押的，由财产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按照这个规定，财团抵押应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主辅之于其他登记机关。这些抵押物之所以要登记，一是防止重复抵押使得抵押物价值低于借款金额，债权人利益受损。由于抵押登记资料是公开的，允许查阅、抄录或复印，因此在签订抵押合同前，银行可先行到有关部门查寻，从而避免重复抵押。二是便于受偿，由于法律规定必须登记而未登记的抵押物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在受偿时，经过登记的先于未经登记的受偿，都登记的按先后顺序受偿，顺序相同的按比例受偿。
另外，根据国外实践，银行应该选择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签订财团抵押合同，不能与自然人、合伙企业及其他非法人组织签订。因为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的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它不能任意处分自己的财产。比如公司要受公司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的制约，在公司存续期间，其资产价值不会有多大变化，因而对银行债权的影响也就更小。
2．财团构成。根据《担保法》有关规定，不动产、动产及权利都可以用来抵押。同时银行在签订合同时特别要注意下列财产不得抵押：土地所有权；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依法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以及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中的精神权利等。如果财团中含有上述财产，那么在该财产上的抵押权是无效的。
3．财团的保全。在财团抵押成立后，银行应该注意企业的经营状况，特别是企业对抵押财产的处分。因为抵押权的约定并不转移抵押物的占有，抵押人仍可对抵押物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银行可以要求与企业签订书面合同，约定企业不得将财团中财产再次抵押或质押。
当抵押人的行为足以使抵押物价值减少的，银行应该要求抵押人停止其行为。抵押物价值减少时，银行应该要求抵押人恢复抵押物的价值，或者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当的担保。依《担保法》的有关规定，银行行使财团保全的权利主要包括停止侵害和排除妨害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当然，即使企业在财产上再次设定担保物权后，银行仍然借助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来保护自己的债权。
4．财团抵押权的优先受偿。当银行债权到期并且也非银行方面的原因企业不履行已届清偿期的债权时，银行可以行使优先受偿权。银行可以依法与企业商议以抵押物折价，或将财团拍卖、变卖后就其价款优先受偿。除事先约定，财团担保的范围及于利息、银行行使财团抵押权的费用等。财团抵押的标的物若有加工、附和或者混合的情形，抵押权的效力及于加工物、附和物和混合物。
5．财团抵押与其他普通担保物权并存的处理。银行应该尽量限制企业在设定财团抵押后又将财团中的个别财产再行设置其他担保物权的行为。当财团抵押与普通抵押权或质押权共同存在于同一财产时，如果为同一人，则两者不发生冲突；在二者并非同一人时，财团抵押和其他担保物权以其设定的先后顺序来确定其效力，设定在先的担保物权优先于设定在后的担保物权，同时设定的按债权比例接受清偿。但当在财团抵押财产上有留置权存在时，留置权的效力优先于财团抵押的效力（留置权人在占有留置物时，明知留置物上已经设定财团抵押权的除外）。
四、结语
综上所述，财团抵押方式在银行抵押担保业务中是一种比较有效、便利的抵押方式。采用这种担保方式，银行债权能得到可靠、有效的担保。对企业来说，又多了一条为自己大规模融资可供选择的抵押担保方式。从长远来看，这种抵押担保方式将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我国担保法虽未明确规定真正意义上的财团抵押担保方式，但实务上并不否认这种担保方式的存在。所以，日后在修改《担保法》的过程中应具体规定财团抵押的有关制度，使这种担保方式在实行中更有可操作性，从面避免一些纠纷的产生。另外，浮动担保虽与财团抵押有很大的不同，但它同样具有自己的优势，同样能为经济建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对企业融资者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担保法》也应该明确规定浮动担保的抵押方式，这样银行与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可以选择的范围就更大。
可以预见，财团抵押权在未来银行的贷款担保业务中将会被广泛采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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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住房贷款的贷款银行、开发商、借款人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发生违约情况，都可能导致银行风险，危及银行信贷资产安全，损害银行合法权益。因此，在个人住房贷款中银行风险无时不在，并且其来源多元化，表现形式多样化。概括起来银行在个人住房贷款中主要存在以下风险：
1.来源于开发商的风险
（1）开发商的欺诈行为。开发商在取得银行给予购房人的贷款后，用于其它用途或携款而逃，此种情况在期房交易中产生的概率较大。
（2）开发商由于经营不善，导致楼盘烂尾，无法按期交楼致使购房协议无法履行，必然导致贷款协议无法正常履行，银行信贷资产受到损害。
（3）由于开发商所建楼房存在质量缺陷，不符合合同要求等原因，购房人以开发商违约为由要求解除购房协议不再履行贷款协议。
（4）开发商所开发楼盘没有取得合法使用权或伪造使用权证，无法取得房产证或开发商违法预售等原因，导致银行风险等。
2.来源于购房人的风险
（1）购房人经济状况严重恶化或发生其他足以影响其偿债能力的变故，无力继续履行贷款合同。
（2）购房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或者失踪，继承人或财产代管人不再或不愿继续履行协议。
（3）购房人存在欺诈行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如个人收入证明、营业执照等。
3.来源于银行自身的风险
（1）银行在审查开发商资质、购房人还贷能力时因疏忽大意未发现开发商资源共享资质欠佳或购房人无力偿还贷款而放贷。
（2）银行在订立合同时因签章不规范导致合同未成立或者合同无效（在合同法中，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关系到合同的成立或生效，因此，签章问题显得异常重要），从而危及银行权益。
4.来源于其它因素的风险
在住房贷款合同履行期限内，由于国家政策、不可抗力等因素也会使银行存在风险。如国家因公共利益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征用房屋使用范围内的土地，虽然会给购房人一定补偿金，但数额不足以清偿银行贷款，使银行未受清偿的部分贷款处于无法收回的境地；又如，因地震、火灾等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导致楼房毁损、灭失而无恢复原状之可能或必要时，虽为房屋进行投保但保险公司因特殊原因破产或无力支付保险赔偿金从而使银行权益受到损害。
二、风险防范的措施建议
1.建立住房贷款风险转移机制
保险融资与住房贷款融资具有许多内在的切合因素，购房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开发商的履约能力与银行风险的防范，这些需求均可以通过保险业的介入得行以妥善解决，使保险与贷款各方利益得到最佳组合。银行风险转移机制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得以建立。
（1）购房人所购房屋的财产保险。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保险合同中都有明确写着“如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房屋毁损后，银行为被保险人或第一受益人”，笔者认为由于银行对抵押房产并不拥有所有权，这种做法违反《保险法》的规定，该保险法律关系是无效的。对此，建议在保险合同中可以明确约定“如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房屋毁损后，银行可以从保险赔偿金中优先受偿”。
（2）购房人的人寿保险，荷兰国际集团（ING）提出了一个被认为适用中国情况的建议“模式”，笔者认为“ING模式”为我国住房贷款风险防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ING模式”的核心是将购房抵押贷款与人寿保险相结合，它要求购房人购买相应年限和金额的人寿保险作为借贷的担保，购房人只需支付全部房价15%至20%的首期购房款即可购房。在这种机制下，一方面购房人每月仅需支付贷款的利息，人寿保险期满后其保险金足以清偿贷款本金，经济负担大为减轻；另一方面又可确保银行债权不会因购房人中途死亡、残疾以致丧失还款能力而出现贷款无法收回的风险。“ING模式”为购房人带来许多便利，也为保险公司带来新型客户群体，拓展市场业务领域，同时也给开发商带来新的生机，最终也给银行确立了因购房人伤亡而造成的还贷风险防范机制。
（3）开发商和购房人的履约保险。这是一种新的保险业务，其核心是当开发商和购房人因某种原因（保险责任范围）导致其履约能力下降时，由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从而避免了因开发商和购房人履约能力下降给银行带来的还贷风险。
2.实行制度创新，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水平和防范风险能力
法律是一种最具稳定性和最强约束力的制度。制度建设对于发展经济的作用已为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所认同。在制度建设中，制度创新更是重中之重。制度创新这个概念，在经济学里的含义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它与技术创新有某种相似性，制度创新往往是采用某种组织形式或者经营管理形式方面的一种新发明的结果。从观念上讲，制度创新就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突破旧观念、旧制度的束缚而建立新观念、新制度的结果，因此对于创新者而言，它既需要理论勇气，更需要实践的勇气。一种新制度的诞生并产生预期的纯收益是这两种勇气相结合的结果。目前，我国有很多银行经营者已经意识到了制度创新对于改进管理制度，提高经济效益的巨大作用并进行了许多成功的尝试，但是，还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和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实践证明我国银行在原有计划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内部经营机制包括信贷管理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机制的需要，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抛弃原有的旧制度、旧机制，建立新制度、新机制，同时吸收原有机制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从而建立起商业银行新的适应市场机制需要的灵活高效的内部经营机制和信贷管理机制，使商业银行获得新的生命力，真正按照企业化的要求经营，去追求和实现利润最大化，最终做到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银行信贷资产安全。
3.提高认识，强化管理，建立一套权责分明，平衡制约，动作有序的内控机制，以防范住房贷款风险
在建立内控机制上，关键是严格建立健全法人管理体制和法人授权制度在强化一级法人制度的同时，要严格对下属分支机构推行授权和转授权制度，对信贷资产管理薄弱，违规违纪，经营效益低的高风险机构，上级银行应收回授权和转授权。要尽快完善其它内部管理制度，实现内控监督的现代化，从而提高内控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减少内控环节，改善内控机制的动作质量，达到防范和化解风险（包括住房按揭风险）的目的。4.加强风险管理，抓住关键环节，落实风险防范责任
贷款风险管理主要从接受借款人申请住房贷款开始，到银行放贷给借款人为止的风险管理。主要包括对贷款人资信的调查、确定申请人的还款能力和信誉状况，对抵押物的价值、签订住房贷款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对担保单位的资信情况进行调查等。其中关键环节，一是加强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审查。可以考虑建立借款人资信管理系统，掌握借款人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就业情况、偿债记录、购房动机、家庭成员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借款人的职业和购房动机的调查，根据借款人的资信状况，还款能力决定借款人的可贷成数、期限。二是严格审查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资质、信用等级，特别是资金审查。期房按揭项目审查时，开发商必须提供合法、有效、完备的项目资料（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证实其用地、售房等行为合法，避免银行陷入不必要的纠纷。要注重对开发商的工程进度、房产质量、资金流向的实地调查、严格监督其信贷资金的运用。三是认真落实贷款调查、贷款发放、贷后管理中相关人员的责任，以严格的责任追究制确保贷款经办人员尽职尽责。
5.加强贷后管理，做好风险预测
对借款人跟踪调查和分析，是检测偿还风险的重要内容。一是要及时发现贷款人在借款周期内的各种不利于银行风险防范的因素。如借款人没有合法继承人或合法馈赠人、抵押人不能维修管理的住宅易加速住宅贬值等，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以最大程度减少偿还风险；二是建立对开发商的动态跟踪系统，及时掌握开发公司的工程进度、资金运用和企业领导更换、产权变化等重大的企业行为，为贷款的发放提供可靠依据；三是对档案及抵押物的保管，要做好登记造册、专人保管、专库储存，交接制度要健全，交接手续要清楚，避免档案和抵押物的遗失。
6.加强对住房信贷业务的监管
房地产业属于高风险行业，住房信贷业务隐含较大的风险。因此，银监部门必须加强对住房信贷业务的监管，要把房地产信贷监管放在重要位置上对待。一是定期和不定期地对银行住房贷款业务进行现场和非现场检查。检点应放在房地产项目是否符合贷款条件、是否搞“零首付”、降低首付比例、个人商业用房贷款是否严格执行有关规定、贷款期限最长的规定、是否以流动资金贷款替代住房开发贷款等。发现问题要及时督促商业银行整改或采取补救措施，避免酿成大的贷款风险。二是建立房地产信贷风险监测报告制度，定期向各家商业银行通报有关情况，减少银行间的内耗，防止开发商和购房者钻银行的空子。三是严肃查处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违规违法行为，绝不姑息迁就。特别是对于以贷谋私、收受开发商或个人贿赂、帮助开发商和个人骗取贷款的银行内部责任人，一经查出，严惩不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