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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化”这一术语最早由国际核安全顾问组（InternationalNuclearSafetyAdvisoryGroup，INSAG）于1986年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总结报告中提出。报告分析称，该起事故是由不良的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导致的。之后，学术界发表了许多对安全文化的定义，但到目前为止对于其定义仍未达成共识。国际上比较权威、流行的是国际核设施安全顾问委员会对安全文化的定义：即安全文化是个人或组织的价值观、态度、认知、胜任力和行为模式的产物，它决定了组织的健康和安全管理的承诺、风格和效率[1]。对于全行业来讲，安全文化既是个人问题，涉及个人态度和行为模式，同时还与组织的管理体制有关。对建筑业来讲，建设工程具有环境动态多变、项目参与方众多、项目组织临时性强、具有较强的目标导向性等特点，Fang等[2]在文献研究和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对建设工程安全文化做出了以下解释：建设工程安全文化是建设工程项目部不同参与方的个人和集体的态度、信仰、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标准的混合体，建设工程安全文化在项目运行的环境中形成并随着项目的实施而发展。这是目前对于建设工程安全文化较为全面、清晰的定义与解释。然而，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定义仅仅从概念上强调了人的态度、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重要性，对于如何将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理论应用于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2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理论模型的提出
考虑到建筑行业本身的内在特殊性，对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理论研究也更为复杂。因此，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模型，期望从模型要素的构成和相互关系上来揭示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内涵。Geller[3]提出全面安全文化模型（TotalSafetyCultureModel），将安全管理、安全文化和技术三者联系起来，并包含了人、技术、组织和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该模型中，将“人的因素”、“行为因素”和“环境因素”作为安全文化的基本框架以此描述安全文化的构成。但是，该模型并没有对这3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基于Bandura的相互决定论，Cooper[4]提出安全文化交互模型（ReciprocalSafetyCultureModel）。该模型包括主观的心理因素、实际的安全行为以及客观的环境/情景特征3个要素，主观的心理因素可以通过安全氛围调查问卷来评估，实际的安全行为可以通过行为观察并对比行业安全行为标准规范来评估，客观的环境/情景特征可以通过审查安全管理系统来评估。通过这3个测量方法，分别对安全文化的3个构成要素进行定量研究。相比Geller[3]的全面安全文化模型，Cooper[4]的交互模型对原有的因素进行了定义，在原来的环境因素中增加了安全管理体系中的情景因素，并且承认这3个构成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是安全文化理论研究的经典模型，为建设工程安全文化交互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全面安全文化模型和安全文化交互模型的基础上，Choudry等[5]提出适用于建筑施工现场环境的建设工程安全文化模型（TheModelofConstructionSafetyCulture）。相比前两个模型，Choudry等提出的安全文化模型把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作为3个研究指标，这3个指标既可以单独也可以组合起来进行现场测评，以此对建设工程组织的安全文化进行多层次定量分析。由此，对于安全文化的探索既可以通过研究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安全管理系统这3个因素的分别作用，也可以通过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进行，这为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由于模型本身的建立并没有强调对于建设工程特点的研究，这限制了模型在建设工程上的直接应用。
Fang等[2]提出了适用于建设项目的安全文化交互模型（SafetyCultureInteractionModel），见图2。相较于之前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的提出综合考虑了建设项目组织临时性强、项目参与方众多、具有较强的目标导向性、环境动态多变等特点，体现出建设项目最为重要的3个参与方：业主、承包商和分包商在建设项目安全行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交互动态性，将认知、行为和环境作为建设项目安全文化的架构，在每一构成因素中均涉及管理层面和工人层面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分析，并且可以概扩性地描述建设项目组织的安全文化嵌入组织运转过程和安全管理系统的方式。此外，通过选取新加坡的铁路项目和高速公路项目案例，验证了SCI理论模型在实际建设项目中的有效性。虽然，SCI模型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其所得出的实际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为建设项目安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对于建筑业安全文化的实证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3建设工程安全文化内涵
3.1安全氛围
Zohar[6]最早使用安全氛围的概念，描述了工人对特定时间下组织环境中安全的看法和态度。对安全氛围这一概念，学术界大致有两类看法：一类学者认为，安全氛围是IASAG于1988年提出安全文化构成因素的一个子类[4，6，9，13]；另一类学者则认为，可以通过对安全氛围的测量来反映实际安全文化。对于第二种观点，很多研究学者并不认同，以Cooper[4]为代表，他认为安全氛围调查不能体现安全文化概念复杂性及多元性，因此无法全面地反映安全文化。对于安全氛围的测量方法，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调查（调查问卷或结构化访谈）的方式，但是不同行业对于安全氛围的研究维度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Flin等[7]对18份不同行业的安全氛围报告进行研究指出，各行业最常用的6个“主题词”来研究安全氛围：管理（72%）、风险（67%）、安全管理系统（67%）、工作压力（33%）、工作能力（33%）以及安全规程。本文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梳理出有代表性的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研究，见表1。通过分析和总结可以得出，不同学者研究得出的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具有很强的共性，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的稳定性。由此可见，对于同一个行业而言，探索一个共同的安全氛围维度是可行的。但是，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研究者应科学、合理地选取安全氛围维度，以此保证安全氛围调查的可信性和有效性。
3.2安全行为
大多数学者对于安全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安全参与行为和安全遵守行为两个方面[9，13]。测量安全行为的方法通常是自陈法和观察法，也就是所谓的主观指标测量和客观指标测量。针对目前大多数研究学者对安全行为测量所采用的自陈法存在偏差较大的问题，通过经专门培训的观察员对实际的安全行为进行观察，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因此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对安全行为的分析主要基于行为安全理论（BehaviorBasedSafety，BBS）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基于BBS管理方法，设计BBS在建设项目中的实施流程，可以测量并提高安全行为。该程序一个重要特性在于其输出的数学性质，根据BBS程序给出的安全行为分数，可以对现场的安全行为状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并以此作为基准来改进员工的行为[5]。基于TPB理论，开发不安全行为因果关系模型（CausationModelofUnsafeBehaviors），可以作为因果分析的工具来调查不安全行为的产生原因，特别是管理因素方面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建设项目中应用因果关系模型进行因果分析，有助于BBS程序在建设项目中的实施并获得持续性的安全行为提高效果[2]。
3.3安全管理系统
安全管理系统提供了一个对安全表现进行计划、实施、监督、审查的系统过程，以此评价安全文化模型中的环境因素。一个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系统一般包括安全政策及其目标、安全标准及其目标、工作计划和组织、应用和一般性操作实践、监测、反馈和审核、纠正措施、再次审查以及持续改进[5]。在此系统中，包括所有用于现场操作安全管理的政策、目标、角色、责任、岗位职责、规范、标准、交流、过程、步骤、工具、数据和文件。并且，可以通过建设工程现场特定的安全计划对工人的作业环境进行评价，通过安全管理体系对安全文化的环境特征进行审查。
4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的关系
基于对建设工程安全文化内涵的总结和分析，就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这3个方面，对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关系的认识与理解，是研究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关键，也是学者们亟于解决的问题。近些年，研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有积极的作用。通过构建一个积极的安全氛围，可以显著提高员工的安全行为，进而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提高组织的安全绩效。目前，学术界对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关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运用统计学方法论证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作用。很多研究者已经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预测作用，并把安全氛围称作是安全行为的“预测器”（Predictor）。例如，Mohamed[10]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施工现场安全氛围维度和安全工作行为的关系，证实了安全工作行为是安全氛围的结果。其中，管理层对安全的重视、非惩罚性安全办法会促进员工间对于安全问题更加自由、开放的沟通，以此形成一个积极的安全氛围，并进一步提高工人对安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寻找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Neal等[13]通过对组织氛围与个体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安全氛围通过知识和动机这两个内在变量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此外，他还指出知识更多的是影响安全参与这一行为，而动机更多的是影响安全遵守。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较少，这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建立安全氛围评价指标。很多研究者试图从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关系出发，研究安全氛围各个因子之间的权重关系，以此建立安全氛围的评价指标。对此，一些研究者做出了尝试[9，10，14]，尽管迄今未成功建立起建筑业的安全氛围评价指标体系，但是以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关系的研究为出发点，是探索安全氛围各因子权重系数的一个可行途径[14]。同时，一些研究也发现，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间的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作用，反过来，安全行为也会影响到安全氛围的形成。例如，工人的安全服从行为和参与行为能促进良好的安全氛围的形成，进而影响个体的安全意识和行为动机[13]。因此，通过对员工在安全行为上进行引导，将有助于提高他们对于安全问题的重视和认识，进而形成一个积极的组织安全氛围。目前，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安全行为对安全氛围的作用，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相互作用。
5结语
（1）在建筑业，积极的安全文化对于减少事故发生率，提高安全绩效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内容包括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3个要素，安全氛围反映了主观的心理因素，安全行为反映了实际的安全工作行为，安全管理系统反映了客观的环境/情景特征，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安全文化的范围。
（2）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各有其特定的测量方式。大多数学者对于安全氛围的测量采用调查的方式，针对管理层的调查以结构化访谈的形式为主，对工人的调查以结构化调查问卷的方式为主；对安全行为的研究可以通过应用BBS和TPB理论，设计具体的BBS流程，结合不安全行为因果关系模型，以此分析不安全行为产生原因中的管理因素，并有助于在建设项目中实现BBS程序对安全行为的测量和提高作用；通过安全管理系统对安全表现进行计划、实施、监督、审查等系统过程，以此测量建设项目组织的管理环境，并且，通过项目具体现场安全计划（例如，施工方案）可以测量建设项目工人的作业环境。
（3）通过对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研究的总结和梳理可以发现，学者常用的安全氛围维度为：管理层的关注、监督和支持、制度和规范、员工的参与、沟通、工作压力、风险、安全施工的能力8个因素。由此看出，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探索建筑业共同的安全氛围维度这一研究方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4）目前有很多学者已经证实了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有积极的作用，以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关系的研究为出发点，是探索安全氛围各因子权重系数的一个可行途径，为建立建设工程安全氛围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但是对于诸如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机理、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的相互作用等问题，仍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研究。
1.直接明晰和间接委婉的表达方法。
举一个自己参加此次南亚博览会的经历为例：在今年的南亚博览会中，我为一位美国商人做翻译。由于连续几天的高强度劳动，在工作的最后两天有些体力不支，因此，想向老板说明放弃这份工作。由于深受高语境文化的影响，就寻理由，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的申请理由是身体不舒服。当老板得知我不舒服，非常惶恐，竟然拿药给我，以至于自己的真实想法根本没有可表达的机会，所以，此次交流以失败告终。同样是告假，在同是高语境文化的两个人交流就相对容易很多。一次，学院召开学术会议，恰逢有事，不得不向导师请假。刚刚向老师询问这次会议重要与否，老师马上回答：“有事是吧？有事就去忙吧，没关系。”不费吹灰之力，还没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此次请假成功。由于我和老师都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人，熟悉这种为了避免尴尬，而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蔽迂回，隐晦表达的交际方式，即使没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师也明白。而南博会的老板属于低语境文化的人，自己没有直截了当的把真实想法告诉他，所以造成沟通困难。
2.人际关系的侧重点。
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在交际过程中非常重视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差序格局的伦理规范，而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则重视个体的表现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由于这种不同的群己关系，中国文化中的交际是以他人为取向，而美国文化里的交际是以自主为取向的。由于价值观与交际是支配和反映的关系，价值观就决定了人们如何进行交际；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两种文化对待人际关系侧重点的不同上。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和朋友一行到一相对高档的餐馆吃饭，服务员对我们的服务态度不冷不淡，但是，对邻桌的客人却十分热情。从邻桌客人的着装来看，像是经商的老板，而我们的穿着打扮学生气十足。服务员根据服务对方的身份、地位采取相应的交际策略，甚至改变服务态度。在高语境文化的中国，这种行为称之为“看人下菜碟”。而一个在美国读书的朋友告诉我，在美国即使是校长也要和他们一起排队，首先因为在低语境文化的国家里，人际关系不具有特殊性。其次，如果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就会违背公平、平等的个人价值观。而且，他还在排队时，通过随意的交谈认识了一些朋友。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低语境文化的国家里。这是由于高语境文化交际中对待交际群体内与群体外成员之间常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差别在低语境文化中却不太明显。在高语境文化的国家里，人际关系内外有别，常常听到周围的人说到，“某某是我们这一圈的人”，“我们几个玩得好”，诸如此类的话。这体现了成员内部的某种亲密程度，对“圈”外的人会相对冷淡。提到朋友，我又发现，现在许多的朋友都是“朋友的朋友”发展而来的，换旧话说，就是一个朋友为中介，他或是她把本属于他们群体内的人介绍给自己。由于中介都属于双方群体内的成员，大家彼此熟悉了解，双方自然不会拒绝中介的介绍，因此新的关系就可以建立。再举一个现如今比较流行的例子：“相亲”，其形式就像刚才所说的朋友中介一样，只是将要建立关系的双方交友的目的不同。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当今经济文化发展迅猛的时代，相亲越来越成为青年男女建立恋爱关系的有效模式。而在低语境文化的国家里，虽然他们也会有这种“中介”模式，但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低语境文化交际者只用职业性中介人来处理特定的问题，在欧美电影中最常见的“中介”便是律师、法官等等这些属于调节当事双方，不带有主观色彩的第三者，他们视交流双方为平等，独立的个体。这是与高语境文化国家本质上的不同点。
3.对于规则的依赖程度。
从这一点来看，高语境文化国家的人与低语境文化国家的人对于规则的依赖度也不同，比方说，基于对朋友的信任和面子问题，朋友借钱，高语境文化交际者很少有写借条的习惯，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双方的关系。而在低语境文化的国家里，有许多准们的法律用语、合同用语，凡事都要按照合同依法办理，即使是朋友间也要写欠条。从这一侧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规则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高语境文化国家
二、高低语境文化的特点在翻译中的作用
一、东北老工业地区文化转型存在的问题
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多数基础设施是在“一五”计划时期形成的，蕴含其中的文化底蕴、思维方法及活动方式类似于当时的农业社会的文化模式，即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建立初期我国实行的又是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仍然按照传统文化的模式构建。虽然曾经历过几番改造，仍无法彻底消除传统体制弊端的影响，也无法从原则上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实际上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转型，而文化转型能否顺利完成，直接影响东北人民的命运和未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文化转型是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精神逐渐传入了我国。工业文明的两种文化精神——人本精神和科技精神如果能够和谐发展，就能促进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但自从20世纪以来，二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并且在当今社会出现了种种弊端。西方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模式就是在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进入我国的。与此同时，东北老工业地区的文化是典型的移民文化，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的政策才导致大量山东、河北移民涌入这一地区。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再加上网络的迅速蔓延，加速了这几种文化精神的相互碰撞，正是这一系列的文化精神的冲突下，使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人们时时会感到困惑和迷茫。
二、东北老工业地区文化转型的路径和对策建议
近几年我国政府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而东北地区的文化转型主要在于思维观念的转变。因此，要利用市场经济的规则来经营本土文化，而不是僵化固守地去搞历史的传承。今后应更加注重挖掘东北地区的文化资源，着力文化创新，开拓文化产业的发展之路。通过文化的重新建构，催生新的文化形态，这是东北老工业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本土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在不断创新中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过程。文化创新既要克服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又要赋予其适应社会发展的崭新内容。根据东北老工业地区现有基础和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在产业发展的具体规划中应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多元产业和创新型企业等领域重点加以考虑，使本地区有限的人力、物力及产业政策等资源有明确的投入目标。发展黑龙江地区现代化的同时，还需要教育的振兴，否则经济的振兴就会成为失去赖以实现的基础。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因此，我们在关注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的同时，也要充分重视区域文化建设。毫无疑问，文化是经济振兴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为了推动东北老工业地区文化的顺利转型，我们必须客观分析这一地区文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加强对当前东北老工业地区文化的研究和建构，为实现东北地区文化的顺利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作者：韩笑 王炳晨 单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
对于多数青年学者而言，要实现这个跨越并非易事，它不仅需要有跳出音乐小文化圈进入国家历史大文化的宏观学术视野，更要有扎实的文献功底和不畏艰苦深入实地考察的学术勇气。项先生呈现给我们的，其实就是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由此产生的学术意义异常深远。
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或当下的各种音乐事像，去表面化和片面化，避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在专著《山西乐户研究》中，项先生给学界提供了一种在宏观把握下的微观研究，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跨学科研究与集体性协同攻关研究等几种方法相联合的研究模式。这些全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更加有效的途径，给后学以较大的开示。乐籍制度肇始于北魏，至清雍正元年解体，历时一千数百年，其间必然形成体系化，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也必然是深远的。但遗憾的是，以往乃至当代的史家对其的研究少之又少。《山西乐户研究》通过对乐户的源流、历史分布、组织形式和文化形态、音乐文化特征以及乐户对音乐文化传统的贡献等几个方面的考证，揭示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大一统的封建乐籍制度背景下有序传承的历史脉络。作者找到了这种制度化传承的有效方式——轮值轮训制，并对它进行了详细的阐述。[2]而作者的独到之处就在于综合运用了社会学、民族音乐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与剖析。
项先生曾多次在各种学术场合倡导，要高度重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中这种严密的制度化的传播方式。我们过去想当然地认为民间音乐是由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并且这种方式是自然的、无序的。其实不然，一千数百年的乐籍制度所形成的固定的传承方式，例如宫廷教坊、府县教坊、府州散乐、衙前乐营等等，才是我国传统音乐传承之主脉。这种传承方式在清雍正元年被官方瓦解后，并没有真正消失，又被民间音乐悄然接衍，在民间音乐文化中存活。因此，乐籍制度下的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好比浩瀚无际的民间音乐大海深处一股宏大的“暗流”。[3]
沿着这一理念，项先生继续深凿下去，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大量的研究论文，如《轮值轮训制——中国传统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2期第11-20页）、《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音乐研究》2004年第1期第18-29页）、《北周灭佛‘后遗症’——再论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的合一》（《文艺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2-83页）、《从<朝天子>管窥礼乐传统的一致性存在》（《中国音乐》2008年第1期第33-42页）、《关注明代王府的音乐文化》（《音乐研究》2008年第2期第40-52页)、《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2008年第4期第1-7页）、《小祀乐用教坊——明代吉礼用乐新类型（上、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25-35页、第4期第55-76页）等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然而，纵观整个音乐学界，对于乐籍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研究仍刚刚起步，有待于更多学者参与进来，做更深入、系统的研究。
其次，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音乐小文化与中国传统大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血肉联系，避免割裂事物的内在逻辑而孤立地看问题。例如，在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研究中，既往的音乐史学家们往往多注重“乐”之形态——音乐本体，而忽略乐与礼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功能作用。回过头来，文史学者在谈及传统礼乐文化时又往往只关注“礼”的含义与范畴，而对于与“礼”相辅相成、相须为用的“乐”却浅尝辄止或干脆避而不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双方学者的知识背景使然，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缘由就是学者们的专业本位观的影响。基于此，项先生提出一种从“制度、乐人与音乐本体相结合”的新的研究视角,使人们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以乐观礼”，就是在这种学术理念下导引出来的次生概念。项先生认为，必须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国家礼制（三礼五礼）与乐的对应、演化与等级关系搞清楚，研究才有意义。只有将国家典章制度下的礼乐乐队组合、不同场合与不同礼制的关系搞清楚，才能够真正理解礼乐文化的功能性内涵；只有将雅与俗、雅乐与礼乐的关系加以辨析，并明确各类礼乐的使用范围，才不至于人云亦云地把礼乐笼统论之。
“以乐观礼”，只有对礼中用乐的等级观念有深层把握，明了同一种礼制，哪些等级能够用乐？明了礼制本身的差异性，才能够看清楚乐之于礼的严肃性和丰富性；只有对国家礼乐如何转化为民间礼俗用乐的过程作出梳理，并对当下民间礼俗如何承载、接衍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礼乐作出合理判断，才能够对当下全国各地广泛存在的传统用乐形式、不同乐队组合的内在联系以及相当数量乐曲的属性作出合理的解释。对历史上国家礼乐承载群体的整体把握是认知“以乐观礼”的关键之一，南北朝以降乐籍制度的存在对于国家礼乐实施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对上述问题均需钩沉稽微、一一廓清，否则，这种论礼乐而混沌的状况将永远无法得到彻底的改观。[4]
换言之，只有对封建礼制的功能与本质，礼与乐对应的内在意涵和互文关系[5]有正确的把握，才有可能建立起普遍联系的理念，全面客观地认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真面目，才能避免孤立地看待传统音乐文化事像中的某一个案和音乐品种。
此外，在论及古代礼乐制度与各音乐形态的意涵与互通方面，项先生论述颇多，如《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与共生现象》（《音乐研究》2005年第4期第5-11页）、《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3-12页）、《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3-10页）、《以<太常续考>为个案的吉礼雅乐解读》（《黄钟》2010年第3期第99-112页）等，皆属于这一学术论域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学术成果。
再次，有利于拓宽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夯实本学科的研究基础，推动本学科的健康发展。一门学科欲获得全面发展，需要有一个艰难的历时性过程，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方能完成，期间肯定会面临新旧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抉择与扬弃。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必须引入他学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论，以更新和壮大自己的学术生命。
以音乐史学为例，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距今已逾半个多世纪了，近三十年来，我国音乐史学界无论在研究理念还是具体的方法论上都实现了根本性的更新，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当“传统遭遇现代”，当原有的研究结论与新生的研究理念和成果PK，当传统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已经无法把握愈来愈多的学术事像，无法对新生的学术难题[6]作出合理的阐释时，我们该如何抉择？正如项先生在《由音乐历史分期引发的相关思考》一文（《音乐研究》2009年第4期第15-18页）中指出的那样，音乐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多学科视角的理念增强，从而导致了对本学科发展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音乐史学发展的贡献尤甚。接着，作者谈到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话题，认为既有的音乐史学论域只是将音乐作为审美、欣赏的意义，而弱化了中国历史上音乐既有的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的丰富内涵。如此则很难反映中国音乐在历史语境下的整体样貌，诸如音乐的存在方式、国家礼乐的上下贯通、民间对于国家礼制中吉礼理念与国家礼乐中礼仪用乐的重新组合与拼装、在“为神奏乐”理念下相当古老的音乐形态可能近乎原样承继于当下。项先生建议从社会整体把握的视角，以国家礼制下的多功能性用乐为主线写出一部中国音乐文化史——国家乐籍制度背景下的封建礼乐文化史。认为对乐籍制度和制度下群体承载的探研，应该成为一个相对长历史时期音乐史学把握的重点。
在此理念下，才能够认知传统社会中主导层面制度下创乐和用乐的整体一致性和体系化，继而看到在这种一致性前提下所具有的动态延展性和差异性。项先生指出，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展开，并呼吁广大有志之士“群起而攻之”。
论文摘要:国内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与狂欢诗学。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从理论发生学角度看,狂欢化理论并不能直接挪用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因而,理清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并且以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为现实观照去发掘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思想足迹涉及哲学、语言学、诗学、符号学、美学和文化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和狂欢诗学。二十世纪中后期,源起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思潮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约翰·多克、费斯克等大众文化研究学者广为引证、剖析的理论资源,鲍尔德温等人主编的《文化研究导论》一书也将巴赫金列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理论家之一。川(P202)
巴赫金研究在当前中国学界炙手可热,争论颇多,呈现出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态势。就其狂欢化理论而言,学者们聚焦于狂欢理论是否“想像催生的神话”展开对话与争鸣;①同时,对于狂欢化理论能否被挪用为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观点也是莫衷一是。②由于巴赫金理论架构的庞杂和未完成性,其在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种种误读,本文在文化研究视阂中考察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
一、狂欢化理论与民间文化
巴赫金从民间文化的历史源头出发,以歌德《意大利游记》中对1788年罗马狂欢节的描述为史料,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拉伯雷的创作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狂欢化理论。狂欢节、狂欢式与狂欢化是狂欢化理论的三个核心范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提出了狂欢化的重要概念。狂欢化渊源于狂欢节,而狂欢节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农神节和民间仪式,它盛行于古希腊、罗马并延续至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节庆、仪式和庆典活动。“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r(P163)狂欢式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它是一种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游艺。巴赫金分析了狂欢式的四个范畴:1.等级制取消,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率真、随意而亲昵的新型关系,人们的行为、姿态、语言都从阶级、年龄和贫富差异中解脱;2一种插科打浑式的情景喜剧;3.俯就,一切被狂欢体以外的等级世界观所禁锢、分割、弃绝的东西又重新结合,神圣/粗俗,崇高/卑下,明智/愚蠢等二元对立重新订立盟约;4.粗鄙,一种读神式的、降格的与肉体下部相连的摹仿与讥讽。以上四个范畴不是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抽象言说,而是通过生活形式加以体验的具体感性的游艺仪式的“思想”。当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时,就是所谓的狂欢化。
关键词：改写 意识形态 诗学
一、翻译研究的学科发展
20 世纪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界主要采取文艺学和语言学两种研究模式，前者视翻译为艺术，强调译作的文学价值，后者视翻译为科学，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两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译文进行文本对照。70 年代以后，翻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他们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认为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一个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文化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有着明显的优势，研究者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去考察、剖析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从而展现出翻译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发展前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翻译研究学派”。
1972 年，客居荷兰的美国学者holmes 发表了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首次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概念，他认为翻译研究应当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holmes 也成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人。翻译研究在20 世纪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发展。我们从维也纳大学教授、知名学者snell-hornby 的论述中能看出其发展轨迹。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译研究无疑是属于未来的学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修订版的前言中已经把翻译研究称为一门发展速度惊人的独立学科了。
很多学者为翻译研究后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lefevere 就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的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改写理论
改写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认为翻译、编史、选集、批评、编辑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写，它们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原文进行了改变和操控，其中翻译是最为明显、最有影响的改写，因为它在另一种文化中树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让他们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也同样对文学进行操控让它在某个社会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这本书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写同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翻译作为最明显的改写形式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限制。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广泛的意义，是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情况、民族的文化导向甚至某个社会的文学体系。意识形态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译者将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指出译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译作同目标文化中人们接受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这种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不冲突，那译者的目的就容易达到。翻译过程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限制来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会或者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必须做出决定选择哪些类型的文本以及翻译的策略。
（二）诗学
诗学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形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观念，即在社会体系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诗学会相互冲突，目的语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诗学必然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所以为了达到某种诗学要求，译者必须做出让步，因为一种文化中人们广泛认可的诗学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受欢迎，这时候就需要译者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语文化中的叙事方式或者改变原作的结构等等。
改写理论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对照的研究方法，而更关注翻译的“成品”，为研究文学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学研究分为广义语言学能和狭义语言学能。具体来说，狭义语言学能仅含递归特征，构成了人类语言独特的语言学能；广义语言学能包括感觉运动系统、概念意念系统，以及递归运算机制三个方面的内容。由此看来，广义语言学能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地解释来自语言之外的进化动因的可能。它表明，语言学研究只有以跨学科比较的视野，通过与生物学、心理学以及人类学联袂，才有可能产生新的语言学理论，进而找出形成语言学能配置的进化推力。理论语言学的新发展，促使外语学科拓宽研究视野和范围，进一步加强跨学科研究，摆脱传统研究范式的羁绊。从广义语言学能的视角出发，着重考察社会文化语境、学习策略等因素对语言学习者写作行为的影响，加强二语写作过程中非智力因素的研究，已成为探索外语学科发展的另一条成功之路，于是社会文化理论应运而生。社会文化理论是由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首先提出的。他认为，意识的社会维度是根本的、第一性的，而意识的个人维度是派生的、第二性的。我们不是直接受到刺激反应的控制，而是依赖工具、符号来调节与他人、自我的关系。该理论提出的相关概念有社会中介、内化、最近发展区以及支架等，其中“中介”一词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和掌握社会文化理论的关键所在。所谓“中介”，是指人“调节物质世界或个人世界与彼此的社会和心智活动”的过程［5］。中介的作用可以通过工具和符号两种途径来实现。借助工具，我们可以控制和调节外在行为；而语言符号的使用，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内在意识。工具和符号是长期以来由不断积累的特定文化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又可以称其为文化制品。通过使用工具和语言，我们在人类和世界之间建立一种间接的中介关系。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语言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把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语言学习者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由此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具体来讲，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二语写作习得过程，就是一个中介过程，二语写作学习者运用中介资源在社会互动中学习写作。
二、二语写作学习策略的范式转变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二语写作仅仅被视为语言教学问题，教师关注的是写作的成品，强调语法的正确性、词汇拼写的准确性、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二语写作学习者主要是通过记忆和模仿等学习策略来提高写作成绩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认知理论的兴起，人们开始从认知的视角审视二语写作———写作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包括写前计划、草稿、修改、审校等。这一范式的转换标志着从关注写作成品到关注写作者的个体认知行为的重大转变。在认知理论框架下，写作被视为一个“非线性的探索和生成过程，作者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现并修正自己的观点”［8］，其使用的策略包括规划、翻译、审查、监控、生成思路、组织、目标设定、评估、修改等［9］。然而，认知范式对于理解语境显得太狭隘，它忽视了对社会、历史、政治的语境的关照。于是一些学者建议在认知框架中添加更多元素［11］，认为学习策略的使用应该是认知与语境相互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学者们开始质疑多年来占主导地位的认知理论。社会文化派学者认为，语言认知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能力，也不只是思维所具备的心理功能，而是一种社会能力。换言之，语言认知来源于我们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情境，所以学习（包括语言学习）是我们从环境所提供的体验中去提炼知识的过程，而这种体验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在二语写作学习中，学习者与环境、他人以及特定时间进行交互，而这种交互又是通过一定的中介工具（包括语言）来实现的。近年来，在社会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学者们开始把写作视为社会行为、文化行为，强调语言习得过程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凸显认知与社会文化环境的辩证关系，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中，离不开中介工具的支撑和协助。具体来讲，语言学习是个中介过程。针对二语写作策略来说，学习者要充分利用中介资源，加速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内化过程，进而提高二语写作的产出能力。
三、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写作学习策略
迄今为止，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探讨中国大学生二语写作学习策略的研究明显不足，而且，现有的研究成果只限于写作学习者，特别是善学者使用了哪些学习策略［12］。Lei研究表明，英语写作善学者在英语写作活动中使用了中介手段来完成写作交际活动，这些中介资源包括文化中介、规则中介、他人中介、角色中介等［13－14］。Gao从社会文化理论角度解读中国学生在外语环境下和在目标语环境下使用学习策略的差异，进一步证实学习环境对学习者语言习得的重要性［15］。Liu也认为中国学生在外语环境下使用的学习策略与在目标语环境下学习策略的使用有明显差异，学习者更多地使用社会策略，而较少使用记忆策略和补偿策略［16］。从这些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学习者学习策略的运用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密切相关［17］。学习策略对于写作能力的提高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写作研究从认知到社会文化理论的范式转变，研究的重点已从认知转到了语境。然而，目前有关社会文化理论的二语写作学习策略研究大多属于理论层面探讨，如何应用社会文化理论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进一步指导和培养学生的写作策略还在探索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鉴于此，写作教师要善于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的写作问题和不足之处，有针对性地提供写作训练，并对学生进行写作策略指导，全面提高其二语写作能力和水平。
（一）环境中介策略传统的以认知理论为导向的二语写作，只关注写作过程和应试技巧；而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二语写作强调社会和文化语境的重要性，良好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于学生深刻理解写作的本质以及提高学生的写作策略和写作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学生在外语课堂中进行的二语写作，缺少真实的写作语境和大量的写作实践机会。作为一线二语写作教师，我们应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整合课内外环境中介资源，对二语写作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学习策略、社会文化环境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指导，创设有利于二语写作能力提高的学习环境，为进一步提升英语写作教学提供理论支撑和教学原则。课内的写作环境中介资源是指多种多样的写作活动的组织和安排。教师可以尝试“说写互动”模式，例如在写前活动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全班或小组讨论。Weissberg认为，课堂讨论不仅有助于母语写作者，而且有助于二语写作者挖掘写作主题，进行文字编码，并进一步意识到写作过程的方方面面［18］。显而易见，讨论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在讨论中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拓宽视野，理清思路。这种以讨论带写作的写前交互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克服写前障碍，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也为后续的写作过程奠定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译写结合”也是值得尝试的课堂活动模式，可以采用与汉英翻译有关的互动方式，将写作课与汉英翻译课相融合。例如，在赏析名言警句或是经典段落时，可以引导学生先进行英汉翻译，让学生体会英汉语言的各自表达方式、特点以及差异。同时，教师还可以在讲授英语句子合并技巧时与学生进行汉英句子翻译的教学互动。课外的写作环境中介资源主要是指对网络资源的有效利用。根据写作话题，教师要求学生课外搜集相关写作素材。学生通过多听英文材料（例如英语新闻、英语辩论、英语演讲、英文电影、英语访谈等）知晓国内外大事、热点问题，了解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同时也强化了学生的语感，增加语言知识的积累，为写作储备必要的素材。另外，学生通过阅读英文报刊、英文原著，不仅可以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表达方式，熟悉英文的写作结构、上下文的呼应、内容的连贯等，还可以学到如何用地道的英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总而言之，充分挖掘这些课内外的环境中介资源，为学生提供生态化二语写作学习环境，让学生的写作学习与社会文化语境相结合，将听、说、读、译与写作形成良性互动，不仅有利于英语写作教学，更有益于学生形成有效的英语写作策略，实现写作教学效益最大化。
（二）文化制品中介策略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一个中介参与的过程。Lantolf把有关二语习得是一个中介过程的研究分成三类，即社会中介、文化制品中介以及个人中介。其中，文化制品中介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制品。1．母语中介策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语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鉴于教师和学生都是双语者，他们在交流互动中可以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具体选择哪种语言取决于交流的目的和交流的效果。在二语学习活动中，学习者可以通过有意识地使用母语进行自我调控，不应该极力避免使用母语，而是应该把母语作为学好二语的一种策略，尤其是在二语发展初期，学习者还很难运用二语进行高级认知活动，此时，可用母语来协助学习者规范高级认知过程，提升其二语表达能力。鉴于母语在二语学习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二语写作学习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适时适量地使用母语学习策略。例如，在预写阶段，从选题、构思的角度来看，汉语来得更直接，更容易，特别是学生在交流相互的看法和意见时，使用汉语明显比英语更顺畅，更易于表达观点，使其更加专注于写作内容本身，避免英语表达上的困难和障碍。同时，在反馈阶段，可以适度发挥母语的中介作用。作为反馈过程中的一种中介策略，母语能够起到促进沟通、提取信息、控制任务过程等作用，而且母语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反馈的意义和价值，促进语言习得。因此，母语有助于排除语言障碍，拉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便于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使学生更专注于写作文本本身，从而减轻学生的认知负担。由此可见，只要学习者适时适量地使用母语，也能使母语在二语习得中发挥积极作用。2．网络、图书馆等工具中介策略除了语言中介工具之外，像网络、图书馆以及电子词典等也是非常重要的中介资源，特别是在英语写作中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资源。Lei关于学生英语写作中介策略使用情况的研究发现，善学者在英语写作实践过程中频繁使用网络资源和电子词典，并达到了预期的写作目标。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要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些中介资源，提高学生在应对不同写作任务时采取适当的写作策略的能力，以便使他们顺利地完成写作任务，进而达到交际的目的。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生英语写作策略所使用的中介资源又可称为支架，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同伴或教师提供的交互式支架，另一种是工具式支架（如图书馆电子资源、在线语料库、在线词典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写作教学中重要并且可以利用的学习资源。教师应鼓励学生充分利用这些工具资源，整合多维度、多视角的写作资源，拓宽写作思路和视野，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度和得体性。与此同时，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写作水平，建立模拟的写作训练库。写作训练库包括选题的规范、写作提纲的撰写、段落的衔接、词汇的选择等。写作训练库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而且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语料库可以提供真实语言运用的典型实例，促使学生真正掌握词语的用法以及搭配语境等诸方面的系统知识，并在实际运用中提高交际能力。学生还可以利用现存的网络语料库和美国英语语料库进行写作训练。顾纪鑫等提议可以模仿国外的做法，建立网上写作实验室或网上写作中心，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多练习和指导写作的途径。总而言之，教师在写作学习中介的设计和运用中，要充分发挥文化制品的多方面功能，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学生的英语写作学习，提高学生的写作策略意识和写作能力。
（三）共同体中介策略目前，对学习共同体的界定主要是从群体关系、社会组织的角度切入，凡是以社会协商的方法建构知识的团体都可称为“学习共同体”，也可称为“学习者共同体”［22］。在写作活动中，当学习小组或班级通过写作学习活动相互交往，形成一套共有的写作学习的习惯，共同完成写作学习目标的时候，“写作学习共同体”随即产生。写作共同体的成员相互依赖，协作完成写作任务，实现共同写作目标。在进行写作活动时，学习者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写作任务，还要帮助完成小组的写作任务。在共同体中，成员之间形成相互影响、互为依靠、共同提高的人际关系，最终促进所有成员的共同成长。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二语写作不仅是个体的学习行为，而且是一种集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一共同体的活动中，写作者在与教师、同伴的循环交互中不断修改和完善写作文本，提高写作文本的质量和二语写作水平。教师的中介作用是提供“脚手架”的帮助，对学生的写作过程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指导。对于二语写作学习来说，学生在完全真实的环境下学习写作往往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通过提供设计恰当的支架，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具体的支持和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支架就是评价工具。评价工具包括评分规则、写作档案袋、评估表等，教师要关注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应该根据具体的写作学习需求设计评价工具，并适时提供给学生，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评价标准，规范自己的写作行为，调整自己的写作学习过程，为自己的写作学习承担责任。同伴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同伴反馈过程之中。研究发现，同伴反馈有利于培养学生写作时的读者意识，训练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促进学习者之间的合作学习能力、社会交互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意义协商以及多样化写作策略和技能的训练等［23］。学生的写作档案袋是学习共同体中介策略的集中体现。学生写作档案袋通常是以一个文件夹的形式收藏每一位学生具有代表性的写作作品和反思报告。它可以真实客观地记录学生的学习写作的过程，展示每一位学生在学习写作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取得的进步。写作档案袋的评价由学生本人、同伴、教师共同参与。同伴互评模式既可以减轻教师的评改工作量，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评判能力，增强学生对自己和他人学习的责任感，使学生获得有价值的反馈，进而改进写作教学。师生面对面交流是关键一步，教师检查学生自评、同伴互评结果以及重新修改的文章，对学生取得的进步适时提出表扬和鼓励，同时指出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通过师生面对面的交流，让学生分析自己的写作过程与现状，看到自己的进步和不足，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同时也帮助教师了解教学状况，及时调整教学计划，确定新的教学目标。
（四）规则中介策略规则中介策略包含修辞中介、评价标准中介以及时间中介等策略。修辞中介策略涉及从选词、造句到谋篇等的策略，这些策略的习得主要是依靠教师的中介作用并在不断的写作实践过程中内化完成的。以议论文为例，首先，学生应了解和掌握议论文的总体框架结构———论点、论据、结论，以及使用推理或演绎的方法谋篇成文。其次，在选词方面，名词的选用要明显多于动词，而且需要采用正式文体，避免口语化的词汇。另外，在句子层面，复杂句的使用要远远超过简单句，而且要使用适当的衔接手段，确保思想表达的逻辑性和流畅性。评价标准中介指的是如何使用统一的标准来评价一个好的文本。以“Whatisgoodwriting”为例，好的文本包括四个基本要素，统称为4C，即简洁（Con－cise）、可信（Credible）、清晰（Clear）、正确（Correct）。第一个C指的是论点明确，语言表达简洁，文中的每一句话、每个细节都能支撑论点；第二个C意味着写作者能够提供足够的论据，不能是空话、大话连篇，没有实际内容；第三个C要求写作者使用适当的衔接手段以达到语篇连贯流畅的效果；最后一个C要求文本格式正确，拼写及标点符号准确，语法及词汇使用准确无误。总的来说，4C评价标准涵盖了英语作文的基本要素———思想和内容、组织形式、选词成句、写作规范等。4C评分规则将笼统宽泛的作文评价变成了可以量化的科学指标，使本来属于内在心理活动和隐性技能的写作过程外显化、程序化、策略化。
在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其一，中国原创性的思想资源中，虽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个人修行、国家治理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原则，但是却未能成功地提供适合社会发展最优化模式的探索方式和选择方式；因而也没有提供个人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形成行为规范的制度文化传统，这一知识体系在近生的内部瓦解是不难理解的。“所以，就秩序失去了其知识根基，因此也失去了知识的内聚性。理解中国的重要知识点，乃是中国有史以来是如何保持不变的”。其二，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管理、分配和艺术等形式，是其历史阶段中由其制度文化选择的使然。然而，普遍性的渴望使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其特殊性作为普适性和客观性的认知结构加以复制时，现代性的单一性与多元性就内在地呈现在新的文化地理版图之中了。而中国在遭遇全球化问题时，其政治身份、社会运行方式和价值诉求就成为了一种互为关联的结构。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各种问题亦是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性的使然。中国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西方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类似的社会状况和思想变化，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由此成为中国学界反复界定和思考的问题。
一般的理解是“‘现代化’过程就是指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机构化和理性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现代性’通过新的技术、新的运输方式和交往方式、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形式、现代艺术和意识形态而散布到日常生活中去”。由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包含着一种将价值、利益和意义领域里的特殊性作为客观历史领域里的普遍性强加他人的过程。”因而在思想与人文学术领域，中国学界的研究亦出现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与西学再一次以文化研究为重点展开。实际上中国自二十世纪伊始，其人文学术发展史就是某种与西学框架的关系史。
因此，现代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总体框架中的现代性的区域问题研究。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文化区域而言，现代性就必然包含自身的传统与外部资源、西方现代性与自身现代性的挪用、借鉴、反思、选择的过程。“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反思过程的开始，一个对批判和自我批判某种程度进步的尝试，一种对知识的渴求。”现代性也绝无单一的现代性，而必然在不同文化区域的选择过程中呈现出多元现代性的探讨。因此，对于中国学界而言，现代性的研究有一个多重的经验的梳理以及对这种经验的多重解释。因而，在中国进入现代进程的努力中，现实存在的文化意义的基础也就存在着多重的资源选择和解释方式。
如前所述，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一直处在一个与西学框架中的张力关系之中，并以刺激—反应、寻求—消化、改写—实践等形式呈现出来。而正是这些方式成为了中国人文学术在承接传统的过程中，形成了探寻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中的知识结构。“现代性研究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及其发展前景内在问题的知识化过程，是人类对于自身存在的基本和永恒的若干问题在当下条件中的自觉，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理性规划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应当在它的历史向度中表达当代人的批评精神和理论创造。”中国学术范式中原有的重文字符号文本、轻社会文本的传统正在发生着变化，社会层面的现实问题得到学界空前的关注。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原有学科和既定的认知框架，从而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种新的历史语境中，人们已经不能仅仅局限在原有的学科边界规定的范围内去挖掘那些“不经意”留下的纸质文本或由文字符号构成的文本新意、着力将叙述的历史视为客观的记录以寻求支撑点、在原有的知识谱系中去重复学界业已建立的议题。
20世纪中期源于英国并逐步弥漫到世界其他文化区域的文化研究，以及既有的文化批评所发生的演变，在观察视角、参照框架和解释性话语等层面上，可以说是中国在理论和方法论资源上可以从西方借鉴的双重资源。学术文化内在逻辑使得国内学界对此进行了相当多的译介，与此同时也以新的文化观念重新面对原有的学科，以及社会群体中的生存状态和大众的观念表现，由此开展了双向工作。即一方面对欧美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实践予以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在一种新的视野下，借鉴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社会文化发展现状和变迁进行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分析。
中国学界在这两个层面上均取得了比较丰厚的成果。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覆盖了中国当今社会总体文化的各个主要侧面。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文化研究总是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发展方式，因而学人也就自然需要不断地了解观念形态的发生与相互之间的联系、需要不断地重新看待学科领域中的文献所形成的文化语法的成规以及条件、需要回顾社会历史中的事件、需要审视社会文本在技术、传媒和观念支撑下的持续转换。在一种历史的语境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成为了国内学界的焦点之一是学术转型期的逻辑反映，目前有关的译著、译文、论著、刊物和论文还在不断推出，形成了中国新时期以来学术生产的一大聚集地。上述所列的成果表明，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学译介，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学界对西学的译介依然保持了持久的热情。如当前的对西方文化理论的引介，我们在学理层面借鉴了延续了西方批判性话语，采纳了包括意识形态分析、体制分析、话语分析及文化政策研究方式，如从政府行为、市场、现象的个案入手，扫描研究整体的趋势。新的资源使得中国人文学术的传统注入了活力。因为传统是每一代人对其理解和解释而不断生成的。它包含着学人对资源的学理考量，而其学理性包括对自身文化内部结构的清晰度，以及这一结构面对外部张力和扩延的可能对接点，对国际学界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所保持的特有关注、确切把握和应对方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对西学的译介，其中有一些依然是盲目跟进式的译介，而缺乏系统、深入的相关性研究。人们对于某一新说的译介，如文化研究及文化批评理论，其中也有一些并没有深入到它的文本环境之中，并没有在整个文化链中看到该新说何以能够呈现、以及该新说所形成的理论点何以成立、又是何以承接的。所以译介相关的系统研究的欠缺，也就没有对一些已经译介并在国内使用多年的词汇在其发源地的持续扩展有足够的意识。与此同时，也没有看到这些新说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现状可以发生何种实质性的相关链接。而国内学界出现的某种对西方新说点到为止、平面译介的跟风现象却一直是不争的事实。那种对西方理论话语和相关术语稍加译介就长期延用、自我言说的现象本身在今天已经成为了问题之一。实际上，中国学界每一时期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和运用都留存了相当一部分汉语化的词汇。同样，我们也可以在上述列举的国内译介和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西方学界在文化理论和实践中所采纳的许多词汇，已经持续、频繁地进入到国内学界实际的言说当中。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国内学界有相当的论述都大量使用一些舶来的术语或概念，而对这些术语和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是在翻译定型的汉语基础上进行的，即一些学术产品是在借用或沿用转换西方词汇的基础上进行再生产的。因而对这种舶来词汇和概念本身的研究即成为研究的前提之一。
一般而言，任何一门现代学科都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的学科，即处于动态的关系结构之中。每一学科的框架由普通词汇和特有词汇构成了其理论话语的陈述方式，并在实际使用中形成一批关键词。这些陈述方式的特有词汇在其理论框架中有着专门、具体的指涉和相关的参照功能。当人们用该学科所建立的认知图示和解说系统难以覆盖新的学科疆界时，就必须对原有的规定性边界进行重新的划分，重新看待原有解说系统的有效性，并建立新的解说系统以便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而随着理论的变化，构成理论言说方式的关键词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固有词汇新的内涵与新的词汇则会不断地交替产生、同时又不断地演化为普通词汇。这样一种主要用于解说和言说的词汇，其产生既可以源自原有词汇的组合和扩延，如英文词汇的前后缀等，也可以通过借鉴或翻译外来词汇的途径，使之融入或内化到自身文化的词汇之中。在当今世界不同文化区域频繁交往中，某一文化区域的词汇含义大致有两种发展方式。其一是在其自身文化发源地产生了词义扩延和词汇组合；其二，该词汇会随着文化交往和传播迁移到另一文化区域，随同物化和精神产品的观念形态一同旅行，在与新的文化区域中的翻译、接受、误读、理解以及创造性运用中发生联系，产生出该词义的外部扩延。于是，某一中心词汇在不断地扩延、迁移和回返中，与不同的文化层面的使用产生交互作用，形成新的概念范围和解说系统。因此，学术领域观念与解说方式的发生史与某些中心词汇的演变和互动密不可分。而文化理论关键词研究一直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这方面成果是相当丰厚的，这一点也自然应当成为中国学界在进行文化研究时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基础性研究。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首先避免原来的那种缺乏系统、相关性研究的平面译介。因为，中国现代性与西学中的关键词汉化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较多的。而从学理层面讲，一方面，词汇以及词汇所形成的特有概念，并非是一种中性的表述方式，或在不同文化区域中存在着某种词语理解的共同参照系或理解共同体，语词的能指和所指并不存在着简单的等值转换，而在许多层面上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而另一方面，每一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则具有相当的内存空间，其关键性、观念性和概念性的词汇史就是一个文化包容的历史。虽然词语及概念的形成、演变和旅行有着复杂的历史过程，有着具体的指涉功能，内涵并浓缩着既有的思想，但并不等于中国学术词汇必须固守在自己的表达系统中对外来词语作情绪化排斥。于是，正确的态度就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即对于这些进入到国内学术话语中的有关词汇及其概念的基本定义、内涵、旅行、扩延和发展，进行认真研究，加以切实的理解和梳理，厘清其指涉对象、范围和背后的思想轨迹。
由于语言的非等值性或不可平面通约性特征，汉语所呈现的指涉及文化附加值与原文存在着错位的现象。如果在论说中必须依靠舶来的命名系统，而在具体使用中又预设有一种普遍的指涉共同体或可通约的命名系统，那么，言说的变形则是难以避免的。正如张旭东在指出中国探索现代性的问题中所特别指出的那样，“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中国人获得‘现代性’的代价只知道‘现代性’而不知道中国，这会是很可悲很滑稽的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虽然语言间的非等值性会长期存在，但是对关键性的术语和概念始终有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即不清楚它是何物之前的后继言说，必然导致某种文化的后遗症。
论文摘要：翻译研究学派的学者们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是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其代表人物Lefevere 提出了改写理论，认为翻译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
一、翻译研究的学科发展
20 世纪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界主要采取文艺学和语言学两种研究模式，前者视翻译为艺术，强调译作的文学价值，后者视翻译为科学，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两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译文进行文本对照。70 年代以后，翻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他们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认为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一个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文化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有着明显的优势，研究者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去考察、剖析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从而展现出翻译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发展前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翻译研究学派”。
1972 年，客居荷兰的美国学者Holmes 发表了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首次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概念，他认为翻译研究应当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Holmes 也成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人。翻译研究在20 世纪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发展。我们从维也纳大学教授、知名学者Snell-Hornby 的论述中能看出其发展轨迹。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译研究无疑是属于未来的学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修订版的前言中已经把翻译研究称为一门发展速度惊人的独立学科了。
很多学者为翻译研究后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Lefevere 就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的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改写理论
改写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认为翻译、编史、选集、批评、编辑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写，它们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原文进行了改变和操控，其中翻译是最为明显、最有影响的改写，因为它在另一种文化中树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让他们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也同样对文学进行操控让它在某个社会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这本书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写同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翻译作为最明显的改写形式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限制。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广泛的意义，是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情况、民族的文化导向甚至某个社会的文学体系。意识形态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译者将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指出译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译作同目标文化中人们接受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这种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不冲突，那译者的目的就容易达到。翻译过程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限制来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会或者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必须做出决定选择哪些类型的文本以及翻译的策略。
（二）诗学
诗学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形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观念，即在社会体系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诗学会相互冲突，目的语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诗学必然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所以为了达到某种诗学要求，译者必须做出让步，因为一种文化中人们广泛认可的诗学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受欢迎，这时候就需要译者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语文化中的叙事方式或者改变原作的结构等等。
改写理论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对照的研究方法，而更关注翻译的“成品”，为研究文学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