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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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品的加工行为、性能、分子结构作为设计原则是现代化学产品工程发展的基本方向，其设计目标是设计出满足现在市场需求的化学品。产品工程的工作人员必须对分子结构作用在产品性能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还要能够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性质需求相符合的化学产品。在整个的分子产品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分子性能以及结构，通常来看，半经验方法、计算化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是其采用的最主要的分析法。如果使用计算机辅助分子法，能够把产品的能源消耗以及产品的开发周期降到最低，这种设计的办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和特殊性质要求的分子混合物和分子相互符合。而且能够在很多的分子中找出与产品最符合的，就一般来而言要进行正反两方面分析。首先，制作相关关系模型，在模型的基础上了解分子交互作用和性质之间、分子节后的一些关系。然后，以关系模型作为基础，对分子结构进行不断的优化，让其和性质要求能够相符。
二、精细化工领域数字化工
1.数字化工的特点基本特征探索一种全新的数字化的基于工艺过程数学模型进行工艺技术仿真实验研究的方法、构建多功能数字化工过程及其控制系统，以控制系统开发人机操作界面，通过建立工艺过程的全范围、高精度动态数学模型的方法被称为数字化工技术。它的主要特征包括：有双重用途，即系统控制以及工艺过程实验。能够利用有限的设备进行多种过程实验的最佳组合，能够选择多种方案以及过程控制法来进行实验，达到了连续、间歇反应动力学实验。不需要投入材料，可以安全的智能化实验，环保节能、易维护、使用、标准化、素质化等。
2.功能性的数字化工过程的研究多功能数字化工过程系统的研究是一个具备前沿性和原创性的探索性课题，需要引进大量的技术人员开展关于技术创新的工作。创新技术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比较复杂的化工过程的高精度、全流程、全范围动态的数学模型的建立办法。化工过程一般都是间歇式的方式，在化工过程开始运行，到运行结束各个环节的实验数据分析，发现在工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分布参数、变化性、不平稳性、非线性等比较复杂的性质，这些复杂的特征给数字化工过程模型的建立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通过对过程机理建模、模糊逻辑建模、人工神经元网络建模和系统识别建模等各环节的研究，可以建造复杂性高的化工数学模型过程。关于虚拟人机操作界面的研究。高度逼真的人机操作界面对于工业过程中需要的数字化实验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模仿实际操作过程中工作人员的操作步骤，实现操作控制由数字化试验系统进行操作。对于此系统的开发必须提高人机操作界面技术，充分实现数字化工代替人工操作的方法。
人机操作界面与数学模型进行数据交换的新技术。关于数字化工控制系统和数字化工过程系统的研究，需要解决的技术就是数据的交互。人机操作界面发出的命令及操作必须让数学模型收到并运算数据信号，再将运算的结果显示在人接操作界面上。需要对高速动态数据函数链接库进行探究和建立，或者对于高速动态数据的数据交换方式进行探究和建立，以促使人机操作界面与数学模型的数据系统和数据交互形成一个整体。
三、总结
（一）能够实现增长和公平的兼顾
社会生产一定要解决好三大问题，也就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为谁而生产，而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各项具体的经济制度。现代人常常只看到资本对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未能注意到制度安排之缺乏对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很好地实施经济建设，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未能更好地形成保障与鼓励资本积累的相应法律环境。充满效率的制度能很好地促进本国经济实现新的发展。反之，缺乏效率的制度会抑制甚至妨碍经济发展。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不但取决于资源之节约与高效，同时还取决于经济制度对于农民所具有的激励作用。农业的发展除经济的增长之外，农业法治还应当在减少不平等、失业以及贫困等各个方面为我国农村社会作出新的贡献。农村法律制度之设计应当与农业现代化相互结合起来，要将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农村发展进行更为紧密的结合。事实证明，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未能给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以全面繁荣，反之还引发出大量繁杂的社会问题。比如，巴西、伊朗等国家就因为片面地追求本国经济的增长，造成了经济的失衡以及通货膨胀的加剧，以至于出现了贫富差距悬殊之恶果。经济的发展只是量的不断增加，而不代表结构之优化，所以并非是真正的增长。
（二）能够推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合理配置
我国《农业法》通过法律形式明文规定了政府职能、国家应采取的措施，从多个方面积极扶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及农业劳动者更加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我国积极引导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及广大农业劳动者依据市场之需求来调整当地的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活动一定要做到有法可依。政府在指导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要依据法律规定、程序来进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在起步的阶段，一旦离开了政府的积极组织与引导，农业市场化就会遭遇挫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属于弱质化产业。因此，政府应当全面应用财政杠杆，从而充分地发挥出政府所具有的引导性作用。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组织者，一定要积极面对这一问题，从而确保公共利益得以实现。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的经济社会问题就是典型的公共问题。在解决以上问题的过程中，政府具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当前，我国农业市场尚处在起步阶段之中，市场理想条件并不具备，而政府管理部门之介入进行监督与调控，则是建设良性农业市场的重要条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政府不但要规范市场，而且还应当依法行政，从而很好地限制政府权力。最能合理反映出政府和市场关系当属经济体制。农业经济体制应当适应于我国农村发展的现实状况，这就需要分清何为市场范围、如何实现市场和政府的最理想配置，而选择经济体制之目的就在于找到市场和政府之间最为适合的结合方法。
二、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市场秩序立法不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无法离开公开、公正与公平的市场秩序，而其形成则有赖于我国法律制度之规范。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经济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农村市场在总体市场份额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我国农村市场秩序中具有农产品交易市场秩序不佳、农村市场中假冒伪劣产品不断出现、地区保护主义频现等问题，这就需要出台专门法规加以规范。
（二）农民权益保护立法不足
为了确保农民群体的权益，一定要从法律法规上明确农民所具有的权利，并且规范各部门涉农收费的行为。虽然各地制定了许多具体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地方性规章，但还缺乏全国性的立法支持。同时，我国农村社保立法相当薄弱，因此，健全完善农村社保制度对提升农民群体的抗风险能力，保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亟需实施法律上的规范。
（三）农业发展立法不足
目前，我国经济立法缺少全盘考虑，具有部门立法不够平衡、立法重点不够突出等不足。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农业发展中的自然和市场等多重风险决定了发展农业无法离开政府所实施的宏观调控以及公共服务，而这就需要运用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今，我国经济立法在此方面有所
不足，政府服务内容的规定显得较为模糊。同时，农业贸易立法有所不足，需要加以强化。
三、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立法的对策
（一）完善农村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经济也在持续壮大，这些均迫切需要切实规范我国农村的市场秩序。为此，应当制定出一部能够规范我国农村市场秩序的专门性法规。目前，我国经济立法法规对于农村市场秩序只有零星的规定，却没有专门化、规范化法规。农村市场作为综合面相当宽泛的市场，主要有农产品、农村商品、农村劳动力以及农业服务等诸多市场，而以上市场秩序之建立和发展均需专门立法加以规定，以实现我国农村市场竞争的规范化，为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要针对破解一些所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进行全面规定，运用经济立法来推动公正、公平的农村市场秩序之建立。同时，良好的农村市场秩序无法离开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督与检查，而政府机构的这些行为既可能能够促进我国农村市场秩序的规范化建设，也可能对农村市场秩序形成不合理的行政干预，这主要取决于政府行为的合理程度、自身职责权限的明确状况。所以，要健全完善我国农村经济立法就一定要明确政府在维护农村市场秩序上的相应的职责，进而防止出现行政权力扰乱农村市场秩序的行为。
（二）健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的立法
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仅是政府的重要职责，而且还是维护我国农村社会稳定与加快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求。一是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立法一定要以切实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为重心。虽然近年来我国立法机构已经通过了诸多防止加重农民负担的法规条文，但是农民群众的负担还是较为沉重，这不仅有法规执行力度不够的因素，而且还有法规无法适应于各地具体形势变化之要求而造成的。所以，在健全农民权益保护立法的过程中应当继续以降低农民群众的负担为其重心，假如农民负担无法下降，那么保护农民权益自然也就难以实现。有鉴于此，立法机构在实施农业经济立法时在制定涉及到农民权利与义务、涉及到农民负担、涉及到禁止向农民乱收费的具体内容之时，不但要注重让法规条文更具可操作性，而且还应当依据形势的变化确，对现有的法规条文进行合理的修改，从而防止各类变相地加大农民群众负担行为的出现。二是要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保制度的不足而对农民权益保护造成的影响。当然，健全农民权益保护立法还应强化农村社保立法，运用立法积极探索如何建立起适应我国农村实际状况的现代农村医疗、养老等社保体系，从而强化对农民权益所进行的保护。
（三）推进农业发展方面的立法
一、背景
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之前，已经有一些公约对知识产权进行国际保护，例如《巴黎公约》(产权)、《伯尔尼公约》(版权)、《罗马公约》(邻接权)和《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条约》。
但多数知识产权产品出口商对已有的公约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巴黎公约》没有规定专利的最低保护期限；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没有专门的国际条约；对机软件和录音制品应当加强国际保护；已有公约对假冒商品的处理不够有力。另外，他们还要求确定一个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也涉及了知识产权问题。从上讲，关贸总协定的国民待遇(第3条)、最愚国待遇(第1条)、透明度(第10条)及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第23条)，都可以适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关贸总协定中直接提及知识产权的条款和很有限，只有原产地标记(第9条)，要求缔约方制止滥用原产地标记的行为；为收支平衡目的使用配额，不得违反知识产权(第12条第3款、第18条第10款)；一般例外(第20条第4款)规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应当是非歧视的。可以说，知识产权保护在关贸总协定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则。
关键词：经济伦理；市场经济；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007-02
经济伦理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凡是有人活动地方和领域，自然就有伦理问题。因此，经济伦理所要研究的问题自然也就非常之多。不过，我们认为，在当前尤其要突出对以下诸问题的研究，以便给人们一个明确的回答，至少也应该给人们一种可供借鉴的思考。
一、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就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在经济发展中尽可能地通过运用市场机制、技术手段等途径与方式来解决环境保护问题；二是把稳定生态、保护环境放在第一位，在生态承载能力所能容许的限度内发展经济；三是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当然，我们应当作第三种选择，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但是，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不等于所有问题的解决。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如何帮助人们确立新的经济增长观、消费观以及生态伦理观，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与认真解决。现在，一些有智之士积极倡导建立一种“地球伦理学”和确立“全球道德标准”。但这还只是一种设想，顶多也只是拟出了一些原则性要求，真正要完成这一壮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坚持走完这一段路，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共同责任。
二、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含法人，以下同）与社会的关系，首先是指个人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实际上就是人们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坚持辩证的统一观。应当明白，不论什么人，只有在坚持和维护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去获取和增进个人或企业经济效益才是合理的。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树立自己美好的社会形象；也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的发展创造广阔的前景。否则，于己、于人、于社会都不利。
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可以是公与私、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原则。从伦理学的角度，他还大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奉行大公无私与无私奉献的精神。现在，这些原则和主张在一般民众中都很少提及或根本不提了，较多的倒是强调个人或本单位、本地区的利益，尤其突出个人的价值存在与价值实现。
到底如何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以有一个量的规定，但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却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无论怎么说，人不能太自私，总得要有点精神，有点为公的思想与德性。日本著名企业家堤义明先生曾提出“感谢”、“奉献”四个字，以此作为自己做人与办企业的宗旨。“感谢”、“奉献”，意即“感谢民众，奉献社会”。既然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家都能如此开明，更何况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与公民呢?我们应该比这做得更好才是。
三、关于人与物的关系
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国民所从事的各种经济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金钱欲，还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个人价值?应该说这些都不是。我们所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服务社会、服务民众，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我们的经济活动在实现上述目的的同时，还是为了向社会推崇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与伦理，让人们在从我们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中既得到物质享受，又得到文化享受与精神熏陶。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后者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此，企业经营要日益突出文化与伦理的因素，不能物欲第一，金钱至上。就企业内部来说，尤要把人的培养与企业精神的提炼放到首要位置，不仅要出优良产品，丰厚利润，而且还要出优异人才和优秀文化；不仅要创造和积累更多的物质资本，而且还要创造和积累更丰富的精神资本。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与选择。
四、关于利与义的关系
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是经济生活中遇到的又一个突出问题，迫切需要作出符合经济与伦理的解释。我们认为，义与利的关系，除了部分包含有上述关于人与社会、人与物的关系意义之外，在这里主要指经济手段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所从事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不讲利是不行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讲利更是不行。不然，人的经济活动就失去了物质动因。
但是讲利，必须有方、有度，不可走极端。所谓必须有方，就是取之有道，符合“义”的要求。即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原则与规范，不可胡作非为，使出“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那一套。如果这样，那就叫伤天害理，缺德。所谓有度，就是利的获取必须有一定量的限制，不可没有一个底。不然，就叫欲壑难填。这样，就可能铤而走险，为富不仁。英国哲学大师培根曾经说过：“我把财富当做德行的累赘。……过多的财富是无用的，因为一个人的需要是有限的，超过这种需要的钱财便是多余之物。不知道曾有多少人因多财而遭祸啊！因财富而毁掉的人岂非远比被财富所救的人多些！”他还指出：“不要梦想发横财。财富应当用正当的手段谋得，应当慎重地使用，应当慷慨地用以济世，而到临死时应当无留恋地与之分手。”[1]所谓不可走极端，就是不要把利润当做唯一目的或终极目的。应该说，企业除了获取利润之外，还有比利润更重要的东西，即如前所述关于企业文化、企业精神（或企业灵魂）等，如果没有这些，获取利润的愿望也很难实现。美国著名企业家、“为您服务”公司总裁比尔・波拉德说得好：“利润对我们来说只是中间目标而不是终极目标。……如果我们只讲利润，我们就不会培育企业灵魂。最后，我们相信，这样企业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也就会失去客户，更失去利润。”[2]似可说，这也就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义利观。
五、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也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严重问题。相对来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有些过于强调公平而比较忽略效率，结果使我们陷入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境地。现在，我们提出的方针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主张虽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其执行结果有些不如人意。第一，有一些人、或单位与地方，为了追求所谓的高效率，竟不择手段，为所欲为，扰乱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影响经济发展，危害社会稳定；第二，为了追求所谓的高效率，一些人和单位竟违背天理良心，甚至铤而走险，在一些地方与部门使法制受到践踏，道德遭到沦丧，大煞社会主义文明之风；第三，追求所谓的高效率，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占有过于悬殊，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其结果是效率似乎上去了（然而其真实水平并不高，如大量社会财富的流失、大批假冒伪劣产品的存在和一些统计部门的有意“渗水”足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公平不够。
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我们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本身使公平与效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操作。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应该更具有优越性。因为它既能体现一般市场经济的优势实现高效率，又能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保证公平。公平与效率比起来，公平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我们应该更多地强调公平，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寻求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与科学方法，使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在理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即所谓只有效率上去了，“饼子”做大了，才能考虑公平；或者只有效率上去了，“饼子”做大了，公平即可自动实现。这是一种不合实际的、天真的想法。我们认为，公平与效率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公平属于伦理范畴，效率属于经济范畴。在一定意义上说公平可促进效率，但效率却不能保证公平。事实表明，不论效率多高，不公平总是存在。公平的实现只能靠制度，靠伦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早就应该是公平的极乐世界了。
六、关于竞争与协作的关系
人们常说，“市场如战场”。这是不是说，人们身居市场，面对竞争，就一定是同在战场一样，刀枪相对，你死我活?未必。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从世界范围来说资本主义已经走过了它的野蛮发展时期。经过几百年的社会与文明的变迁，各种市场规则已经普遍建立，经济秩序也日臻完善，竞争已经不是过去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野蛮与残酷。另外，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市场经济已经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因此，我们认为，今天的竞争就是一种比赛，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追赶或超越对方，而不一定就是要把对方打倒或扼杀掉。竞争不仅要靠实力，更要靠文化，靠自己特有的商业道德与良好的公众形象，用这些去打动人心，征服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取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竞争之外，我们还要提倡协作。各类经济主体都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互助合作。在此过程中，互相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合作中要真诚友好，互相尊重与信任。如果没有这些，合作就会散伙，有序竞争就告结束。所以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既要讲竞争又要讲协作，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一、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civil society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蕴。然而，从9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对这一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诚。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借助于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于解决现实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来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
1.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重新复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识来源。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复兴，其原因在于：A.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重拾了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B.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进行反思。从70年代起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自下而上的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些学者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表达他们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有学者把巨变看成是市民社会复苏的直接结果。
C.从整个西方社会来看，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呼吁限制国家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向市民社会回归。国家中心论开始衰落，人们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国家更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80年代起，随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重新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理论展开研究。
2.中国国内状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复兴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让学者们敏锐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这样一个极具灵活性和挑战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看来，因为能够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浓郁的本土色彩。
从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来看，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介绍引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上个世纪末。90年代开始，中国正值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正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淡化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到变迁的城乡结构。尤其是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复苏的概念。
在这一阶段，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舶来”性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介上及对概念移植中国展开论证。（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公民社会之滥觞（见邓文）。随后，这份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而展开。（出版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15大之后的政府机构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制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符合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治理的变迁》，俞可平）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展开切实的论证。二、
公民社会研究的内容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或是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90年代以来整个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个论域而来的。
1.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建构
要解决论题一：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同众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国一样，首先就面临如何将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着几种不同的翻译法，每种翻译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三种常见的译名。其实，在92年以前，市民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中国知识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谓不陌生，它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拜读过“bourgeois”（关于它的词源学背景，可以参看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极其在现代的汇合》），然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对同一个德文单词有的书有的地方翻译成市民社会，有的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论述时学者开始比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会的译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不过，也仍然有学者遵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解来谈论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地位》）。也有的仅从城市居民的狭义范围来理解市民社会，容易在语言转换时产生混乱。所以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这种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在第二阶段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学意义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这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至于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为历史学家所喜欢，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时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邓正来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对Civil society的不同译法其实就代表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们很难给市民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西方的传统来看，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古希腊最初指城邦社会，代表的是高贵、优雅、道德的文明社会是civilis(这一概念的变化见布百科全书)到近代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条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外在于国家到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查尔斯.泰勒更指出还有孟德斯鸠式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进路）（这一点，邓文、方文曾在国内着重介绍过，在国家与社会的书里也提到过）。到了当代，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划分点转到以文化领域的变化。而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对这个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大陆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正如译法的多层次一样，在研究进程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谓二分法主要就是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构成，并强调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阶段主要则是三分法。
但前面说过，国内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以国内研究文献为数众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兰西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并想发掘出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历史意义。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 ,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王岩江海学刊 2000年04期）
而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模式之上,是一个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表现为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概念各个环节的辩证发展, 体现着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及其辩证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是在伦理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市民社会”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结合古代与现代熔于一炉的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 》 2000年03期）。在对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并探讨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的异同之处。（《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 》，郁建兴 ，《 哲学研究》 1997年04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市民社会观念，更多的属于评介性质的。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希望重现原著对这一论题解释的本来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讨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他们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会的译法，这样，在对这一概念介定时，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与城市居民，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为经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则详尽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总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
最有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而汇其精华的是邓正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邓文围绕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状况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生学背景，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在原来的知识界讨论背景之外的一个全新领域并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有两大可以运用的资源，一是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实体社会的资源；一是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式的资源。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市民社会在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邓文论述的重点，以此为出发点，邓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中国化概念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或发展的具体道路有两段论模式和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驱动式，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说。（指出“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几个特色：（1）
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见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总言之，邓文主要是从二分法来谈论市民社会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人们几乎就是想用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术语来找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这段时期的文章尽管纷繁多杂但1.脱离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观点。
在当时，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在90年代初的大气候下，正值市场经济方兴，面临的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时，被压抑许久的社会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还是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社会”这一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都是国家的、单位的附属物，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领域，所以知识界对市民社会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认识的时候，无疑，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形式采用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谈论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还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了通用的译法，也被知识界所认可。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界逐步对三分法产生了兴趣。当代西方的学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我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反映了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理论重心的转移。因为经济系统的过分扩张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会阻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而中国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的兴起，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也促使了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理论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骏的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陈晏清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则分析了近、当代市民社会观念难得不同，指出市民社会观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换关系而结合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领域转为当代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论。而王新生的博士论文则以市民社会为题，在厘清近当代市民社会的差别之后，力图表达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不同。并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三种不同意蕴：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价值性的。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门的兴起之后，有了要素说来说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内有这样一个趋势，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为代表，吸收当代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西方学者Gordon.white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团体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一般而言，主张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与公民社会与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关。
2.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厘清了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学者就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来，主要围绕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建构当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
如何正确理解处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而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则有五种模式：公民社会制约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互补。并指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五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就否认中国有过市民社会，有的也只是宗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内似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适宜于中国社会的情况，因为西方社会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但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较早。而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同质的，因此内部的理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道路。反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必须依赖外部条件，尤其以政府的促进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状况出发，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良性互动说”，它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邓文）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是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是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早在黑格尔，就明确从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原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的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而下展开的，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与改革前相比，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现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一大批非营利组织和独立社团的出现促使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需要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体制不仅需要完善的内在竞争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来配合，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宽了空间、培养了意识形态、营造自治机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储建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年01期）
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胜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会与法治：
市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保障其良性运行。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确立密切相关。
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市民社会时期，孟德斯鸠就强调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国家相符合的，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与宪法。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发展，法治的约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必须要以法治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约束政府，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法治运行的基础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矛盾互动发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中得以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有效的分解了国家权力，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马长山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
三、是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或者称为NGO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随着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第三部门也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双方开始寻找理论契合点，两者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反对极度扩张的国家权力，认为国家的干预对公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分离。以契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依靠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公民社会被抽象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扩大社会自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政治民主意义重大。而第三部门的研究正是专注于对社会自治性团体的研究，对社会社团的基本结构、从业人员、对政府社会影响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对社区的大的趋势的调查。与公民社会的侧重于理论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看同样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想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从公共事务的角度，从制度治理角度，从更多的更复杂的管理治理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趋势中，二者结合在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政府不再是一个全能的部门，它行使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等有限职能，并主要通过监督、规范、政策优惠等间接手段调控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行为。这一改革过程首先从企业行为的独立开始，改革开发以后，企业逐渐扩大了自主权，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属的“工厂”的“法人”，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还要归于社会自组织体系的形成。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形式为基础，个人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成员，形成广泛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或称“非营利部门”，是大量具体社会功能的直接履行单位。所有这一组织结构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会的研究方法：
谈及此，不得不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方法做一概述。总体印象是，规范性研究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恪守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别的理论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来运用。作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前景（何文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8 2期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然而，随着第三部门研究的兴起，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凸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实证性的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围，使的公民社会的研究泛理论的研究注重了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与全球化等专门问题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论，深入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这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如美国学者读《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大陆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还相对薄弱，虽然这些年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这一问题显然还只停留在乡、村一级。而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乡显然不属于一级政府，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把视野拓宽。目前进行调查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该书从四个层次：个人层次、基层层次、阶层层次、NGO组织（社团组织）层次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大致结论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个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个层次当中最为活跃；基层层次讲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由于社会大量的变化，基层层次也成了非常活跃的层次；阶层层次不太明显也不活跃；而第四层次也不太活跃。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刚刚发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国市民社会很明显的两个特征是自我冲动的特征和自我约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知识界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往往将近代市民社会观和当代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这就产生了概念的歧义。如仅仅将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主的经济交换领域；及单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城市居民，这就容易剥夺广大农村居民的权利，使的这一概念过于狭隘、片面，没有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另外，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将一个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国，而这个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语境的，在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西方的模式为标准，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或者是简单的依据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对中国社会做一简单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经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中国的市民社会早已经存在。这是后进国家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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