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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及其研究在西方有历史渊源，但是，九十年代“公民社会”（又称之“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研究自从西方掀起热潮后，迅速在东方国家引起了反响，东方国家的学术界也出现了探讨公民社会的热潮。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西方文化对东方国家影响所致。固然这是一个理由，但还不是根本的原因。文化交流可能会引起异地学术界对某些问题的关注，但不可能形成热潮。某种文化或研究热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公民社会研究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大范围的尤其在东方国家热起来，与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无关系。笔者以为，公民社会形成是有条件的（公民社会形成的趋势是公民社会研究的前提），一是经济条件，一是文化条件，①两者缺一不可。其中经济条件是根本的，仅有文化上的理念，公民社会是无论如何建立不起来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具备了经济条件，而缺乏文化条件或文化资源支持不充分的话，那么，公民社会或许也会缓慢地推进，然而，不仅进度缓慢，而且可能出现畸形发展的情况。其实，公民社会研究的目的，也正是试图从文化上对其发展作理性的合理引导。这一论点可以从历史和现实得以证实。
“公民”概念在西方出现比较早。公民一词最先用于西方的古希腊，古希腊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公民这个概念？在古代希腊，公民与当时的城邦政治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城邦是古希腊一种比较特殊的国家形式：国家主要以城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因而有城市国家之外称，这是产生公民的环境条件；但是“希腊城邦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尤其在于其公民的身份、地位和作用。”[1]（p29）作为奴隶制国家，希腊城邦存在大量的奴隶，除了奴隶以外，就是自由人。自由人不同于奴隶，在人格上他们是独立自由的，然而并非所有自由人都拥有政治权利。只有公民才获有政治权利，其他如外邦人、妇女等自由人则没有政治权利。可见，公民体现的是一种政治身份，表明公民是城邦的主人。在希腊文中，“公民”(polite)一词由“城邦”(polis)一词衍化而来，意为“属于城邦的人”。[1]（p32）城邦因公民而存在，同样，公民因城邦而存在。其中，城是地域概念，邦是公民团体概念。强调公民与城邦的紧密联系，更能看出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公民既然是城邦的主人，那就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权利，并且所有公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共同决策城邦的重大事务。城邦公民除了政治权利以外，还拥有土地的权利，当然与这些权利对等的是公民要承担保卫城邦的义务。
但是，古代希腊尽管有公民，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邦政治制度，但却没有公民社会。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制度可以看作是政治文化，其中合理的因素如公民所具有的自由权、政治权，和公民内部的平等权成为后人所追求的普遍权利，被延续下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则把它奉为革命的口号和资产阶级建国的思想基础，意为城邦的“polite”（公民）在英文的“burgher”、“citizen”里则包含着公民内在的自由、平等的涵义。古代希腊的公民政治之所以没有形成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是因为古希腊的公民仅是一小部分人，整个社会的本质还是奴隶经济基础上的奴隶制社会，不具有公民社会形成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古希腊有关于公民政治乃至公民道德的论述，但没有公民社会的理论。
在西方社会思想发展史上，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有两次。这两次讨论也能折射出西方公民社会发展的两大。一次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其理论形态表现的是资本主义原初状态时的自由主义思潮，是西欧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主义国家观念而提出的社会理论，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推进资本主义经济，进而维护和推进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公民社会讨论的客观依据是西欧公民社会产生的经济条件已经具备且公民社会正悄然形成。追溯历史，城市的崛起以及市民阶层的形成无疑是公民社会产生的条件，“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性居民团体中，逐渐地、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2]（p60）市民阶级的出现是公民社会形成的主体条件，而市民队伍的扩大与城市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所有这一切却都是大工业市场扩张的结果。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有西欧近代意义的公民社会，当然也产生不了以英国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思想，和以德国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学说。而他们的理论则不仅在于反映发展中的公民社会，更在于引导公民社会朝他们设想的理想方向发展。
另一次讨论就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公民社会的讨论。前已述及，这一次讨论与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发展而引发的政治社会的激烈变化直接相关。与前一次不同的是，参与公民社会讨论的主体远远超出了欧洲地域而带有世界性，讨论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深刻、概念之新也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提出全球公民社会的概念。[3]（p124）然而，虽然这次讨论带有全球性（意味着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面临公民社会发展的问题），但各个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发展的内涵也有很大的差异，特别对现代化后发的东方国家，其公民社会的发展不仅受制于不够现代化的经济因素的制约，而且还受到公民文化资源欠缺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其制胕的副作用更大。
以西方国家为主的两次公民社会的讨论都证明了现代化与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公民社会形成的物质条件，各个国家公民社会发展的程度差异根本上就是现代化程度的差异。任何国家公民社会发展的进度都将受制于其经济现代化的水平。
二
如果说市场经济与现代化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必备条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最有力的证明），那么公民文化就是其不可缺少的要素。西方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公民文化的催化剂，尽管文化的催化剂是由经济发展提供的。可以说，公民观念的提出本身是文化的现象，而对公民社会的种种界定和设想更强化了公民社会的文化色彩。因此，公民社会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的自然过程，更是人类社会的建设过程，具有极强的主体意识。
公民、公民社会从其提出之日起，就是与权利相联系的
概念。近代，从城市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平民提出城市自决权开始，到全面提出自由、平等、民利的价值诉求，无不是围绕权利而展开的。公民，既意为独立的，又表明享有权利的。但是权利从何产生或者谁来确定是个关键的问题。十七、十八世纪英法思想家的“自然人权”奠定公民权利的应然之理，而更富实质意义的是“契约论”。因为天生的权利无法说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涂尔干认为权利天生论是矛盾的，“假设个人权利是先天的，那么国家没有必要介入进来构造这些权利，也就是说，个人用不着依赖于国家了。如果个人不依赖国家，如果这些权利外在于国家的能力，那么在国家越来越使事物远离个人的情况下，具有这种能力的部门怎么能够得到拓展呢？”他提出，应当“反驳认为个人权利是先天的前提，指出有关这些权利的制度的确明显属于国家的任务。”[4]（p62）“契约论”表明公民的权利来自国家。过去的国家统治者拥有无限的权力，民众的权利很少，或者说没有国家承认的权利。契约论的实质是削弱国家一部分权力，并承认和赋予民众应有的权利，使民众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可见，权利是理解公民和公民社会的核心概念，市民因权利而获得公民资格，公民因权利而与国家建立关系，公民社会因公民权利活动而形成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共同体。当然强调权利的核心作用，并不是说无视义务对公民及其公民社会存在的重要性，托马斯认为：“公民身份是个人在一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及主动的成员身份。”[5]（p11）但是权利与义务相比较，权利是首要的。现代的公民社会也因权利领域的扩大而使其本身获得许多新的内涵。例如“第三部门”理论所提出的公民社会，不仅与国家公共部门相对应，甚至与私人经济部门相对立，其独立性、组织性更强，表现为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集体性的特点。而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则使公民社会扩展为跨国性的国际社会组织和活动。[3]）p124）
然而，如果权利在公民社会中的核心地位而无视义务确实是不合适的，也是行不通的。但是公民权利理论一边倒的倾向是存在的，现实生活中只要权利不谈义务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观念和做法只会损害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契约论”对公民权利的设定则是：公民的权利不是完全的，必须有一部分权利交给国家，同时也要承担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其实，权利和义务的共生在古希腊的公民概念中已经存在。在古希腊，公民权被看为一种荣誉，同时也意味着责任。被授予公民权的人必须宣读誓词，表示捍卫一切圣物，不污辱神圣的武器，不在战斗中抛弃伙伴；服从圣约，尊崇祖国、增强祖国的力量和荣誉；服从国家的法律，与破坏法律的行为作斗争等等。显然，义务与权利相伴相生。自然，当权利被剥夺太多，义务变成沉重的枷锁，争取权利的重要性就突出了，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又必须寻求两者的平衡。
以权利为核心、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公民社会理论不仅体现了人们政治法律观念的现代性，同时也反映了人们道德上的要求，而且公民社会本身包含着道德的内涵，公民社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伦理的引导与支持。第一，公民社会必然包含价值观的要素。公民社会由被赋予权利的公民组成，公民的权利就是一种价值指向，它是对公民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肯定，是对不平等的专权制度的否定，表达了社会成员平等的理念。第二，公民社会反映了公民与国家富有理性的道德关系。公民社会只是相对于国家的社会共同体，毫无疑问这两种共同体之间有着某些不同之处，如所具有的职能、所承担的使命等等，但不应该把公民社会完全看作是国家的对立面。即使从公民社会发出的与国家不同的声音包括对国家的批评，并不表明其对抗性的关系。或许，公民社会还承担着对国家的责任。对此，笔者赞同涂尔干的观点，认为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是“道德个人主义的进程与国家的进步之间的关系。”[4]（p62）由道德维系的共同点更多。第三，公民道德贯通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文化要素，同时公民道德也是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条件。公民社会的生成决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须要有道德文化的涵养，包括属于第三部门的自治性组织合理的形成和合理的活动，包括公民主体素养的提高，都离不开道德文化和公民道德的滋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现代国家对公民道德的重视可见一斑。
现代国家法律赋予国民以公民的资格，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公民都已具有公民的意识，因此，如何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的素质水平？往往需要借助于道德手段，通过公民道德建设来培养公民意识。这些可以说是最早的公民道德。欧洲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和夺得政权以后，都十分重视公民道德，很多思想家致力于公民道德研究，提出不少公民道德的德目、公民道德宣传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尤其是今天，在现代化的旗帜下，西方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公民道德及其教育。公民道德的现代意义还在东南亚后起国家引起很大的反响，韩国、新加坡等国纷纷开设公民道德课，以及制定公民道德法，以在社会中倡导公民道德。
为什么公民道德会在今天引起如此大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化进展激扬起来的道德浪潮。关于现代化，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大多数学者是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中来理解现代化。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人对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更强的控制能力”，这当然是科技革命带来的结果。在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经济方面，“出现了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出现了“全国范围经济活动的集中、全国性的市场、全国性的资本来源以及其他全国性的机构。”[6]（p42）也有的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向现代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革命的、系统的、全球的、和进步的。不管对现代化作何种解释，现代化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对传统社会的超越，形成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特点。现代化从源头上看，发轫于市场化的现代经济，而其产生的结果是全面的，最深刻的后果莫过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变革。现代化一度产生的辉煌是人的解放与个性张扬。从马丁．路德开始的“解除个人心灵的枷锁”到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从意大利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但丁发出“走自己的路”的呐喊到法国《人权宣言》的问世，人的解放、个性的意义被喧染到了极致。而人的解放所发挥的能量足以令人震撼：生产力以百倍的速度呈几何级地发展，城市吞没了乡村、高楼取代了森林、家庭解体率不断“创高”、“消费主义”消解了人的创造性、“自由”丢失了其本质——责任。这就是现代化所带来的所谓现代性的特征。不难看出，现代性具有双重后果。现代性的反思一度出现悲观主义的态度，把个性自由推向难以忍受的极端，以致需要“逃避自由”，[7]进而对现代化提出质疑。问题是现代化运动一旦起动，其形成的势潮就不是人所任意能阻止的，况且现代化又是人类发展之必需。于是，重新审视现代化的得失、积极地寻求调整现代生活、整合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成为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哲学家、社会学家，还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都试图从伦理学、道德学中寻求方案，而现代化过程中的公共道德或公民道德正是学界思想家们讨论的主要问题。
不难发现，现代化提出的社会难题恰恰是公民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它们都需要从公民道德中获得解题的力量。公民道德，就其概念而言，是关于公民责任和公民发展的道德体系。虽然，公民是一个个体的概念，但公民道德与私人领域的道德不同，它所涉及的是公民与国家、与公众事务、与社会发展关系中的道德责任。如，日见增多的社团组织依凭什么信念凝聚？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如何号召全球人来克服？全球化带来的民族危机（国家民族性被淡化）靠什么来点燃新爱国主义的火焰？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案，但是公民道德始终不可缺离，而且是获得最大效果的途径。托马斯说：“公民道德代表着开放的或彼此重叠的群体之间的总体交换。在这种交换中，群体彼此信任合作，结果是正数和。”[5]（p146）而就公民社会本身发展中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如，增强“公民社团”对国家的抗衡力而成为民主国家和权威主义国家的负担。又如，以道德宽松的传统理念被漠视，代之而起的是主张实现激进的奇异的社会目标，但是这种主张可能会威胁到公共秩序的安全。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公民社会也存在危机。解决公民社会自身的危机，除了法律的改善和政体的改革，必须要有新的道德理念的导向。哈贝马斯主张建立一种话语伦理学来解决公共领域里的矛盾，“话语伦理学不仅要求从辩论必要的实际前提所包含的规范成分中，获取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而且，这一准则本身就与实现规范的有效性要求的话语方式紧密相连。”[8]（p24）罗伯特．w．赫夫纳认为，公民社会民主性的发展取决于我们时代的文化条件，那就是“把公民理想看成是不断加剧的变迁中的道德指针”。[9]（p238）罗尔斯在坚持政治自由主义立场的基础上，也认可某种道德品格的优越性，认为，“公平正义包括对某些政治美德的解释——诸如公民美德与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10]（p206）必须承认，西方国家由于其公民道德资源的深厚，加上学术界人士始终认识到公民伦理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学者责任的深深理解，不断探索新的道德实践途径，从而使公民社会发展进入到又一个新阶段，尽管在其发展中充满着种种新的矛盾。
三
东方国家应着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激发开始了公民社会的律动，虽然处于后发之势，但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然而，与欧美国家相比，东方国家的公民社会还处在一个发育的过程中，而且其发展还面临着重重的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以中国为例。在经济基础方面，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令世界刮目相看，大多数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现代化程度比较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国家城市化的水平还不高，至今农村人口仍占国民人口的大多数，村落经济仍是大多数农村的主要经济。不过，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力度很大，相信快速持续的经济发展将对公民社会的培育创造较好的物质条件。
东方国家公民社会发育缺失的主要是文化的条件。遥观西方历史，市民法制古已有之，公民意识更是源远流长，公民文化特别是公民道德文化持续不断、丰厚出新。东方国家主要指中国虽然有上千年的道德文化，但与公民无缘，因为没有市民法制，因而也产生不了公民道德。文化的缺失既有制度方面的，也有非制度亦即观念方面的。[11]（p173）这些年，由于现代化的推动，东方国家在制度文化方面有长足的发展，对公民社会的推动也是无可置疑的。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现代化推进国家民主进程，建立起以宪法为旗帜的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公民，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是法律赋予社会个体拥有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但资格与资格的运用及其结果是有区别的。公民法律上的主体资格类似于人的身份证，而身份证的运用则取决于身份证的持有者，而不是身份证的发放者。因此公民资格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公民个人的努力，包括公民能够意识到公民资格的存在、了解公民权利义务的内容、通过行为去体现公民资格。要达到这一切，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公民必须具备公民意识。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公民的公民意识十分淡薄，急需培养。问题是公民意识的培养仅靠法制是不够的，更要借助于公民道德的宣传教育来培育。第二，现代化使社会生活出现公共化趋势：现代化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和现代都市发展，打破以农村自足性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结构，创制以公共交往为特点的公共世界和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现代化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开放流动的、全国性的公共市场；现代化使科技因特网进入千家万户，开辟虚拟的公共交往空间。社会生活公共化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大区别，这种社会变化必然要求相应公共观念予以呼应，以求得更合理的公共生活，而公民道德能够提升人们的公共观念、为公共化社会生活和公共交往提供秩序与和谐的公共环境。但是，对于社会生活公共化趋势，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接受现代公共生活，其产生的社会效果则大不一样。照理说，社会生活本身就能作用人的观念态度，培育某种社会意识，然而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现代社会并非从零开始的历史端点，恰恰相反，是一个从传统社会中产生、并与传统社会抗衡进退的过程，它不可能齐刷刷地斩断历史，也不可能一下子摆脱传统的纠缠。这种情况对于有着几千年农业文化传统的中国更为明显。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血缘宗法制为政治结构的传统社会，人们活动的范围非常有限，人们的关系不外乎“家人”、“亲戚”、“知己”之间，即所谓的“熟人”社会，由此产生的道德关系是一种私德关系，“三纲五常”就是最典型的私德原则。这种源远流长的私德文化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秩序自然是非常有效的，但正因为私德力量的强大，抑制了古代公德的发展，导致国人公德观念的淡薄。当现代化飞速到来之时，当人们已经被赋予公民资格之后，人们的观念一下子难以跟上时代的要求，而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又需要人们普遍建立公民意识和公共观念，这给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建设带来了困难。
东方国家公民社会文化条件的缺失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不是无所作为的理由，相反补公民文化之缺是当前公民社会建设的重点。目前，不少学者关注公民社会的治理，对民间社团组织、自治组织、公益事业的形成、规模、制度资源、活动情况、社会作用进行研究和总结，[12]这对公民社会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其实践性也比较强。但是公民观念文化的建设还没有引起同样的重视，公民道德的研究尚未形成气候，成果寥寥无几。从国家层面看，公民道德建设的纲要尚未法制化，往往表现为阵发性的运动形式，不能形成持久的文化行为，内化公民的道德意识。问题在于，没有道德文化养料的注入，公民社会的治理则缺少其应有的内涵，名为非政府的民间团体，实际上还是政府调控下的组织和活动，缺乏公民社会真正的独立性。另外，公民社会也有好坏之分。例如，过分强调公民社会对国家的对抗力，主张绝对不受制约的公民自由等等，这样的公民社会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肇事源。当然，衡量公民社会好坏的标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既然有好坏的区别，说明公民社会发展存在着道德导向的问题。西方国家就是通过对公民社会（通常是法律与道德上的）讨论与争辩，来校正公民社会发展的方向。由此可见，公民道德文化对公民社会来说，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另一方面，加强公民道德的研究、推动公民道德的建设，应是当代政治伦理学的一项任务，是责无旁贷的。
东方国家公民道德文化的建设还有一个方法和技术上需要讨论的问题。目前公民社会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以西方的公民社会文化为蓝本，缺乏本我国家的特色。不可否认，公民社会及其道德文化肯定有世界一般的文化共性，西方国家因其公民社会的先发性和悠长的公民文化传统，有许多方面值得东方国家学习。但是各个国家的民族性不同，历史文化各异，那就不能简单地搬用他国的文化，公民社会也同然，因为不顾及本国的文化特点和实际情况移植他国模式，失败的可能性大于成功，于公民社会发展无益。因此，在公民社会及其道德文化建设中，在共性上接轨世界，在个性上保持自我，应是一条原则。以中国为例。公民道德在倡导独立性的同时也应推崇和合的精神（公共领域的而非限于家庭的），前者涵盖着所谓的普世性，而后者则是中国特色，两者虽有所不同，但完全可融为一体。另外，公民社会发展时序上的差异也会形成文化上的差异，一味地消灭这类鸿沟，也可能欲速则不达，适得其反。因此，可将公民道德建设分成若干个阶段，不同阶段应提不同的道德要求，逐级递进。在最低阶段（东方国家大都处在最低阶段），以他律道德为主，基本性的底线道德为主，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限，如中国上海的“七不”公德，但是要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以此为基础进入到上一阶段。民主教育同样如此。首先是维护自身的基本权利开始，鼓励人们街谈巷议管闲事，报刊杂志互联网上发感想，仅此而已。超越阶段可能性的民主举动，可能走向民主的反面。总之，公民道德的建设必须与公民社会发展呈同步性，既要积极，又要务实慎重，始终坚持公民伦理的责任目标，那就是引导公民社会健康发展。
注释：
①也有学者提出政治上的条件（参见《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第11页，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笔者以为，公民社会本身是一个社会政治学的课题，本文是将政治的公民社会作为讨论的主题，讨论形成这一政治现象的其他条件，因此，政治因素不作为独立的条件要素来思考，而作为讨论的对象。
摘要：西方国家发起的两次公民社会的讨论证明了伦理文化对公民社会发展的导向作用。公民社会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的自然过程，更是人类社会的建设过程，具有极强的主体意识。以权利为核心、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公民社会理论不仅揭示了公民政治法律观念的现代性，同时也反映了人们道德上的要求。东方国家虽然有上千年的道德文化，但缺失公民文化，因为没有市民法制，产生不了公民道德。东方国家在公民社会及其道德建设的原则是：在共性上接轨世界，在个性上保持自我，引导公民社会健康发展。
关键词：公民社会公民道德伦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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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统计标准；风险控制；风险预警
所谓和谐社会，是指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经济运行的“调节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面对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变化的现实，我们应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和统计工具，在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全面、及时、动态地把握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水平、速度、规模、比例关系、结构和效益，并揭示其发展过程、发展趋势及其发展规律，为政府制定社会保障规划和政策提供依据。社会保障统计正是观察、研究社会对丧失或暂时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及其它需要与应该获得帮助的社会成员，在一定时期内所提供物质保障的范围、内容、水平、规模、效益的状况以及发展的趋势、特点和规律，监督并检查各项有关政策与措施的执行和落实情况，分析社会保障对预防和治理社会问题的作用程度的重要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构建和谐社会，改革目前的社会保障统计势在必行。
一、改革我国社会保障统计的迫切性
社会保障统计工作的质量，不仅关系到其记述与反映社会情况的真实程度，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策决策是否能够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因此，尽快改革社会保障统计工作十分必要。
1、现行社会保障统计缺乏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社会保障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是针对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可能带来的债务风险以及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言的。据有关部门测算，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我国仅养老保险基金一项在未来30年内平均每年就要短缺1000亿元。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与支付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资本市场的不成熟及投资观念淡化，使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因通货膨胀的影响以每年10％～15％的速度贬值。社会保障统计的发展应建立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减少因缺乏合理健全的投资结构、科学有效的收益和风险控制机制导致的社会保障基金亏损，以保证社会保障资源可以长期有效供给、维护社会公正、有人民积极参与、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2、现行社会保障统计指标遗漏项目较多、统计口径不可比。从我国的统计年鉴看，现有的指标有的按产业分类计算，有的按行业分类，有的又按地区分类，中外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在指标体系中有的单独列出，有的归人“其它”。这种极不统一的状况，给社会保障分析、预测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应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完善和统一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的统计名称、计量单位、内容和核算范围。当前，由于多头管理，统计口径交叉重叠且有遗漏，即使将各主管部门的社会保障基金相加，也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我国社会保障的全貌。这给决策部门研究和制定计划带来许多困难，也难于进行国际比较。西方高福利国家如瑞典、英国、德国、荷兰等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已占国民生产总值30％以上，一般发达国家均占10％～20％，而我国只占4％～5％，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社会保障统计中遗漏的项目较多，统计口径不可比造成的。
3、现行社会保障统计信息采集单一、资源管理方式落后。受计划经济影响，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统计仍局限于收集部门内部信息，采用的是单一的统计报表方式。随着社会保障工作的深入开展，常规统计报表制度存在的缺陷日益突出，如由于历经的环节过多，被人为因素干扰和加工出错的可能性很大，并且统计报表仅限于对客观数据的记录和统计，对社会保障主观评价方面的指标无能为力。此外，统计报表制度灵活性差，表式变动周期很长，所提供的数据资料常常不能满足需要。各级统计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统计信息的逐级汇总上报工作，而对于与社会保障发展密切相关的信息没有建立相应的统计制度。目前，在国际上，信息管理已经发展到信息资源管理时代，而我国的信息管理还处于技术管理时期，即信息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社会应用时期。我国社会保障统计信息管理仍局限于统计资料的积累、统计报表的编制、统计图表的绘制方面，而统计定量分析、相关分析、预测分析仍然非常欠缺。
4、现行社会保障统计分析缺乏具有前瞻性的建议。目前，各级社会保障管理工作机构撰写出来的统计分析报告基本上是将统计数字进行文字化表述，各种统计信息只负责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专业统计信息管理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或统计局)提供资料，而没有对本机构的统计信息进行相关性分析、指数分析和统计预测。社会保障统计不能为机构内各职能部门提供有效的参考信息，不能很好地为开展市场开发研究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更不能及时为领导层的决策提供服务。
一套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统计是研究社会保障的基础资料，是政府部门编制计划、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当前的改革大潮中，社会保障是进行改革的“调节器”和“稳定器”，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统计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显得尤为迫切。二、改革社会保障统计的具体措施
改革社会保障统计，维持必要的社会公平与正义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下的社会保障统计，其改革思路是：建立社会保障统计的风险控制预警机制，完善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构建抽样调查与统计报表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保障统计调查方法体系，强化社会保障统计分析的职能。也就是要做到以下几点：
1、建立社会保障统计风险控制机制和预警机制。建立社会保障统计风险控制机制，应增加反映人口变动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影响的指标；加强对社会保障的定量系统研究，即把人口变动、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建立系统模型定量测算，进行风险控制。社会保障统计预警系统由警戒指标组成，可以设置征缴警界线、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警界线和社会稳定警戒线等指标。征缴警界线，即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占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比。企业社会保险费用占工资总额的百分比要有一定的限度，在欧洲一般认定警界线为24％，日本则认为是28％。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警界线，即社会保障费用占GDP的比重，国际社会一般认为是15％。社会稳定警戒线，即失业率，美国政府认为失业率的警界线不能超过5％，而我国的失业率以6％为警界线则较为合理。社会保障风险控制机制和预警机制相结合，可以监测社会保障的经济运行与波动，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长期有效的保障。
2、构建和谐社会下的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反映社会保障体系全貌，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下的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应增加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指标，包括和谐社会的社会保障评价指标、社会保障管理工作机构配置和运行状况的指标、社会保障实施效益指标、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统计指标等，共同反映各个领域中人们的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工作的执行情况、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情况以及社会的和谐情况。
3、建立既与国际统计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统计标准体系。建立社会保障统计标准体系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避免统计内容交叉重复、杜绝数出多门、规范各项统计活动、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和统计工作效率的重要保障。统计标准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统计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要按照有利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符合构建和谐社会以及促进统计信息处理和管理现代化的要求，借鉴国际社会保障统计，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统计标准的经验，加快对统计标准体系的研究、制订和完善。尤其对统计指标体系标准、统计分类标准、统计编码标准等应进一步细化，建立统计分类标准库、统计指标体系标准库、基本单位名录库、统计指标解释库、统计标准语言库等，逐步建立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惯例，与国际统计相接轨的统计标准体系。
4、改革统计调查方法，推进社会保障统计信息化建设。与统计报表制度相比，抽样调查不仅可节省人力、物力、时间及经费，而且由于相对减少了搜集报表资料的中间环节，还有利于消除统计误差和人为干扰现象。因此，推广社会保障统计的抽样调查技术，建立抽样调查与统计报表制度相结合的中国社会保障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是十分必要的。社会保障统计数据的采集、报送、汇总和分析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社会保障统计信息化。社会保障统计工作的及时性、准确性和科学性，需要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社会保障统计信息化有利于对社会保障统计数据处理工作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有利于社会保障统计数据的开发利用和分析研究工作。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社会保障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快社会保障统计信息工程建设，是改进社会保障统计工作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依轻重缓急优先保障社会救助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救助、医疗保险、灾害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内容，分别实现不同的保障功能。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安全网”首先是针对贫困所建立的社会保障，消灭绝对贫困现象是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因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分轻重缓急。其中，包括低保、五保在内的社会救助是保障农民以及特殊人群基本生存权利的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应当优先予以考虑。同时，当前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相对突出。“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针对这种现象则要给予医疗保障足够的优先地位，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三要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控制医疗成本，提高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水平。当前，农民就医的费用和成本较高。有效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是保证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农村基层卫生网络的建设是保障成本控制的方面。要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改善基层卫生服务设施，提高基层卫生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的功能，合理引导农民就医选择，减轻不必要的医疗负担；探索有效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有效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医疗机构诱导需求和过度供给问题；引进竞争机制，建立定点医疗服务机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消除定点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考核、管理体系建设，采取综合措施有效约束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规范新农合药品目录、制定诊疗规范，限制就诊价格、加强处方监管，促进合理用药、合理诊疗；推行信息化建设，实施网络监控、动态跟踪和预警控制，提高管理能力和内部运行效率，有效降低筹资、运营和管理成本。
四要提高统筹层次，增强互济功能，推进农村大病医疗保险，降低农民因大病致贫风险。现在农民最怕的就是大病，大病对农民的医疗压力最大。《2008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住院病人平均医疗费用为4，973.8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140.4元。大病的风险最大，据专家研究，农民医疗费用如到个人年收入的70％，就可能因病致贫。推进大病统筹体现了农村合作医疗的互助共济特性，增强了农村居民应对巨大疾病风险的能力，有效化解因病致贫风险。推进大病统筹，提高保障水平，大病的省级统筹最关键。提高统筹层次，可以分散风险、增强互济功能，提高保障水平；有利于加大基金调剂，减少区域差异，促进社会公平；可以减少管理环节，降低管理风险。在推行省级统筹的过程中，要注意调动市县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责任分担机制。
五要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对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区别对待，让完全市民化了的农民工进入城镇居民社保体系，率先实现农民工社保的城乡一体化。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长期被排斥在城市经济的体制之外，城市“取而不予”，企业“用而不养”。为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与这一群体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当前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分化，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保制度，必须坚持分类指导。第一，对完全市民化或城市归属意愿强烈或有正规和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可直接纳入城市社保体系。比如那些已经成为城镇私营业主的农民工，他们早已熟悉城市生活，融入城镇已经相当容易，市民化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问题，成本较小；新生代农民工淡化了对乡土的认同，并尝试去认同城市社会，并且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也不再适应农村生活，具有十分强烈的城市归属感。第二，对回流性强的农民工，要保障其在城市的基本生存，在以较低标准和流动账户来实现回乡后的保险转换。例如，对老一代农民工，其进城务工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且他们的观念仍然是典型的传统农民思维方式：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土地是最根本的保障，因而回流性很强。第三，对一般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可设计“便携式”个人账户，降低参保门槛，建立社会统筹部分随个人账户转移的制度，提高参保积极性。
六要理顺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探索不同制度之间的衔接与融合。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分属多个政府部门管理，存在职能的交叉，形成了“多龙治水”的格局。比如，低保、五保等社会救助工作归属民政部门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归属卫生部门管理，社会养老保险则又归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此外，农业、扶贫部门也分管不同保障制度。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医疗保险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运行。因而，这种多头管理、多种制度框架的格局，不利于保障资金统一管理和使用，而且还会形成重复参保与低效率的现象。在分治格局下，在外务工农民工、在外的农村学生不仅要参加当地农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而且还有可能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就造成了重复，甚至还会形成部门间争夺参保对象的现象。在医疗保障方面，涉及到人保部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卫生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民政部的医疗救助。当前大部分农民工被纳入到农民新型合作医疗的制度框架下，按照“原籍参合、原籍报销”的办法，农民工有可能成新农合普惠的盲区。如何实现部门问的协调、制度间的衔接显得十分重要。这里，要加强部门之间在财源、信息和管理方面的协调与配合，探索制度问的衔接与融合。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竞争优势关系竞争
纵观企业竞争方式演变的轨迹，不难发现，竞争的焦点正不断从价格竞争向非价格竞争转移、从产品本身向产品以外延伸。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正逐渐成为企业竞争优势新的增长点，从而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和重视。
市场竞争主导方式的演变及趋势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也在沿着“价格竞争—产品竞争—服务竞争—关系竞争”的轨迹发生转移。
（一）价格竞争
价格竞争是依靠低廉的价格或灵活的定价与其他企业展开竞争，获取竞争优势。在早期的市场竞争中，生产力水平低，产品同质性强，消费者对产品价格关注，其个性化需求还未得到显现，因此，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产品的价格上，价格竞争成为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然而，这是一种易为竞争对手所仿效的竞争方式；而且，太低的价格导致质量下降、顾客流失；随着消费者购买力的提升，其所关注的利益也不再局限于产品价格。因此，价格竞争逐渐为其他非价格竞争手段所取代。而今虽然灵活的价格策略仍然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虽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价格战还时有发生，但价格竞争已不再是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
（二）产品竞争
产品竞争是通过产品的差异化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获得竞争优势。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竞争方式的转变首先体现为从同质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产品差异化竞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产品差异化创新提供了条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带来了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从而驱使企业不断在产品差异化方面进行创新。产品的差异化导致了市场的细分化，企业通过发现并占领一些细分市场，在满足顾客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同时，也获得了较单纯的价格竞争更大的利润空间。因而，这种以差异化为基础的产品竞争越来越受到更多企业的青睐，从而取代了价格竞争而一度成为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而且至今仍然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方式之一。
（三）服务竞争
服务竞争是通过向顾客提品以外的一系列附加服务而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获取竞争优势。随着产品差异化竞争的日趋激烈，“创新—仿效—创新”的循环周而复始，而且循环周期逐渐缩短。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差异化创新必然从产品本身向产品以外延伸，服务竞争成为继产品竞争之后企业竞争的又一重要手段。根据顾客需求差异设计、提供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优质服务，成为现代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服务竞争已取代了产品竞争而成为当前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
（四）关系竞争
关系竞争是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构建竞争优势。随着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剧和升级，产品及服务的差异化程度越来越小，一些企业开始从产品及服务以外寻求新的差异。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企业可以更好地获得顾客的信任和忠诚，可以增强企业及其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建立良好的产品形象和企业形象，提升品牌价值，可以建立有利的内外部竞争环境，而且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通过建立良好的关系网，使得竞争不再是在企业之间进行，而是在网络之间进行，一个建立了更好的关系网的企业将比竞争对手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目前这一竞争方式已初现端倪，而且可以断定，它必将成为未来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新增长点
从企业竞争方式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关系竞争将逐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导形式，良好的关系网正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为此，企业越来越重视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OliverSheldon于1924年提出，其后，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和争论一直不休，到20世纪90年代，众多学者和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趋于认同和支持。但目前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表述，国内学者比较认可的是卢代富的观点，即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的义务，也就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要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些社会利益应该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会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利益等内容。
尽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必要性的争论至今还未停止，但通过分析国内外众多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商业上成功的实践可以看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销售额和市场份额的增长；品牌定位得到巩固；企业形象和影响力得到提升；吸引、激励和保留员工的能力得到提高；运营成本降低；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增大。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的实践证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利润的增长并不矛盾。
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力：其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优化生存环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使其免受政府部门、公益团体、社会公众的谴责、惩罚与限制，使决策和经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而且还可能因此受到政府的奖励享受优惠政策等。其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改善公众形象，提高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增强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度，吸引消费者，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其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跨越国际壁垒。当前，在国际上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对一流企业“高标准、严要求”的公认指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有助于企业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减少社会责任运动的冲击，提升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其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吸引人才。经常参与到社会责任事业中的企业更具知名度，当然也就更易招聘到并留住优秀人才。其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财务业绩，因为有责任感的企业永远是投资者青睐的目标。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的策略建议
众多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当前，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企业要跟上国际社会发展的节奏，必须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及早做出应对策略。
（一）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企业必须提高对履行社会责任必要性的认识，增强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充分认识到，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的义务，而且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潜在的和长期的影响，切不可把企业盈利与企业社会责任对立起来，忽视或故意逃避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要认识到企业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企业必须与社会环境系统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社会大系统是企业利益的来源，是企业的生长环境，企业需要从社会环境中汲取营养，同时也必须反哺社会，在推动社会进步、关心环境和生态、维护市场秩序、扶助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发展、保障员工权益、解决就业等方面承担一定的义务，企业只有与社会形成和谐互动的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要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和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审视企业目标，不仅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还必须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把社会责任主动纳入企业目标体系。要从关注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和增强持续竞争优势的角度看待企业社会责任，眼光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本身眼前的利益，还应该考虑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关系，以谋求长久的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永续发展。
（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企业必须在综合分析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责任战略，通过社会责任战略管理活动，将履行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并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首先，要做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定位。能力和优势源自于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源自于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因此，企业必须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内部资源及所关注的重点，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定位。其次，要制定并实施社会责任战略计划。通过调研，列出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需求，据此规划企业社会责任的远景和目标，制定短期和长期战略，根据战略制定行动方案并组织实施。再次，要做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实施效果的反馈和评价。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报告体系，加强战略执行过程的跟踪管理，用恰当的评价标准、科学的评价方法来衡量战略实施效果，如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要通过战略控制来进行适当调整。
（三）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文化
要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必须培育优秀的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为此，企业必须从自身长久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考虑本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提炼出适合本企业的经营理念，建设有特色的企业文化。要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切入点，将承担社会责任视为自身发展的一种内在需要，将社会责任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和各项活动中，使其成为企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企业的一种主导价值观。要围绕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核心理念来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体系，指引、约束、激励企业的每一位员工将企业社会责任付诸实践，并形成为制度守则、贯穿于行为举止、养成为习惯风气、内化为精神信念、彰显为形象特色。
（四）优化企业社会责任关系
要有效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企业必须加强与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妥善协调各方关系。要处理好与投资者的关系，在不损害其他相关者利益的前提下，保障投资者的收益权，促进资产保值增值，为投资者提供较高的回报；要处理好与内部员工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关心、理解、尊重员工，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切实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和正当利益，在不损害其他相关者利益的情况下努力实现员工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要处理好与消费者的关系，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满足消费者需求，保护消费者权益；要处理好与供应商、经销商、竞争者的关系，合作共赢，诚信经营，公平竞争，恪守商业道德，维护市场秩序；要处理好与社区、政府的关系，优化发展环境，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发展生产、促进就业、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积极参与和支持社区建设与公益事业，关心弱势群体，关注慈善事业；要处理好与舆论媒体、行业协会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关系，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全力打造、宣传企业社会责任形象，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李文川，卢勇，张群祥.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对我国的启示[J].改革与战略，2007(2)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战略社会责任营销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市场营销观念
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企业已逐渐认识到自身发展和社会的关系，开始了以捐赠的方式回馈社会，并逐步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交流加深，文化融合，使得企业传统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更加关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劳动者权益和商业伦理，更多地承担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责任，国际范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广泛展开，突破了企业各自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形成了履行社会责任的全球契约，第一个用于第三方认证的全球社会责任标准——SA8000也于2001年正式在全球范围实施，虽然这只是一个自愿选择而非强制执行的社会责任标准，它已经对全球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随着国际社会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不断深化，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概念也在逐步完善，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越来越多的人推崇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即指企业除了要为股东（stockholder）追求利润外，也应该考虑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影响和受影响于企业行为的各方——的利益。
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企业的营销观念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由市场营销观念发展到社会市场营销观念。1971年，杰拉尔德·蔡尔曼和菲利普·科特勒最早提出了“社会市场营销”概念，促使人们将市场营销原理运用于环境保护、计划生育、改善营养、使用安全带等具有重大推广意义的社会目标方面。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是对市场营销观念的修改和补充，鉴于市场营销观念回避了消费者需要、消费者利益和长期社会福利之间隐含着冲突的现实，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提出，企业的任务是确定各个目标市场的需要、欲望和利益，并以保护或提高消费者和社会福利的方式，比竞争者更有效、更有利地向目标市场提供能够满足其需要、欲望和利益的物品或服务。
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是在市场营销观念的基础上对企业的营销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注及履行社会责任，从而也为企业的市场营销战略及活动指出了新的方向——社会责任营销。如今从全球企业界的趋势来看，社会责任不仅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而且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正在趋向成熟和深化。一个日渐清晰的共识是，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作为是一个长远的战略层面的解决方案。
二、社会责任营销及其作用
1.社会责任营销
对于社会责任营销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理解。广义的社会责任营销应是企业在产品生产及流通的各环节，以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为己任，以关注及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为企业发展的基石，从而追求企业和社会共同的长远和谐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狭义的社会责任营销是指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同时，借助新闻舆论影响和广告宣传，来改善企业的名声、美化企业形象，提升其品牌知名度、增加客户忠诚度，最终增加销售额的营销形式。广义的社会责任营销概念立足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立足于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共赢，是企业发展战略层面的选择，它把社会责任内化于企业使命和宗旨，能够保证社会责任履行贯穿企业生命始终；狭义的社会责任营销概念考虑的是增加销售额的短期利益，把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市场营销的策略，这就难免会出现企业一方面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如希望工程、扶贫、爱心捐赠等），而另一方面又在践踏社会责任（如环境污染、商业欺诈、假冒伪劣产品等）的情形，使社会责任成为企业博取社会声誉的幌子和商业作秀，这当然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结果。
2.社会责任营销的作用
(1)利于制定正确的企业使命
无论对于一个刚刚创立的企业，还是对一个已经确立起来的历史久远的、有多种经营业务的联合公司来说，在制定企业战略之前应弄清楚企业应负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企业，它应从事什么事业，总之要弄清楚企业的使命。所谓企业使命，就是企业在社会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应担当的角色和责任。企业在制定战略之前，必须先确定企业的使命，是因为企业使命的确定过程，常常会从总体上引起企业方向、发展道路的改变，使企业发生战略性的变化；此外，确定企业使命也是制定企业战略目标的前提，是战略方案制定和选择的依据，是企业分配企业资源的基础。在确定企业使命时，必须充分、全面地考虑到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各方面的要求和期望。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企业内部的要求者，即股东和雇员，还包括企业的外部要求者，如顾客、供应商、政府、竞争者、当地社区和普通公众等。
(2)利于提升企业软竞争力
进行社会责任营销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需要。对企业来说，传统的成本、质量、服务是衡量竞争力的最基本标准，而道德标准、社会责任标准正在成为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只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塑造和展现有益于公众、有益于环境、有益于社会发展的良好形象，取得社会公信，企业才能更被市场青睐，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践和研究成果证明，企业利润与社会责任之间并非对立关系。相反，在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度。优秀的企业完全可以将社会责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
转(3)利于企业获得差异化优势
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企业拥有良好的“信号标准”。信号标准反映的是影响买方对企业满足其使用标准看法的价值信号。在“信号标准”的内容中“信誉或形象”是最典型、重要的因素。企业良好的“信号标准”，有助于考虑选择一位特别的供应商；或者买方采购决策中起重要作用；当买方在衡量一个企业的绩效存在困难时，信号标准是最重要的标准；买方描述企业对其贡献、满意度、保证等方面的交流经常对经营差异化产生重要影响，而信号标准是这些描述的核心内容。信誉、形象等“信号标准”引起的壁垒具有持久性，企业承担适当社会责任所获得的信誉和形象可以转化为差异化优势。
(4)利于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必要环节，是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中国企业在积极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同时，也必须遵守国际准则和全球协定，这是我们在进入国际市场中无法回避的。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已经同国际贸易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必要环节。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事实上是无法回避的生存环境，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诉求越高，就越有认同并遵循这套游戏规则的必要。
(5)利于企业从社会问题中发现商机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主要表现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采取相应的措施。社会问题本身对于企业来说蕴含了巨大的商机，因而与其说社会责任是企业需要付出的成本，不如说是潜在的发展机遇。丰田是在汽车公司中率先认识到节能环保的趋势所带来的商机，它及时开发了Prius混合燃料汽车，这款环保型汽车抢先于所有竞争对手获得了盈利，同时又因积极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三、社会责任营销思路
1.锁定特定的社会问题并成为其倡导者和推动者
企业可以差异化的方式锁定一些特定的社会问题，成为这些社会问题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企业应站在战略的高度上思考：哪些社会问题是有社会意义但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且同自身行业密切相关，并可以使自身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以从中发现促进企业自身发展和履行社会责任完美结合的切入点。
GE的名为“绿色创想”(Ecomagination)的大型环保计划向社会做出五大承诺：确保到2010年在更具节能性和环保性的产品方面的技术投入翻倍；使这些产品和技术的价值通过明确的经济指标得以展现；确保提升GE自身的环保业绩；确保在这个大型计划的支持下提升GE的销售和利润；确保时刻向公众汇报进展。
这项大型环保计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完全的利他行为，而是带有强烈的股东价值最优化色彩。GE相信，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本身就意味着商机，意味着领导性企业必须积极提供解决方案，GE确信在更环保更清洁技术上的投入，可以极大提高公司销售收入、公司价值以及利润。也就是说GE的做法兼顾了创造公司价值以及利润和环保责任的履行。
2.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制度
凡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走在前面的国内外企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建设比较完备，有专设的负责社会责任事务的部门机构，有专门负责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策略制定与实施的首席责任官。在首席责任官领导下的负责社会责任事务的专门机构，可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及国际普遍作法，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并协调其他部门的活动，使在企业决策和执行的各方面形成合力，共同体现出对股东、顾客、员工、供应商、商业伙伴、当地社区等相关利益者的关切。从对股东负责的角度，准确、及时地提供和经营信息；从对消费者负责的角度，不断开拓创新，向社会提供更加环保、资源利用更节约、更加安全便利的商品和服务；从对员工负责的角度，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并使员工有不断学习和发展的空间；从对社区负责的角度，加强环保，避免各种污染。同时能够做到定期向社会披露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相关信息。
关键词：社会保险基金；反欺诈；信息不对称
1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欺诈行为的现状
社会保险基金欺诈，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过程中，实施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等的行为。我们可以从社会保险基金欺诈现象所涉及的各方责任主体来理解。
到2006年底，全国共有30个省成立了省级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逐步加强基金监督工作，基金管理进一步规范。但是，当前挤占挪用社保基金，冒领、骗取社会保险金的问题仍非常突出。
1999年以前发生的23.47亿元违规资金，大多是涉及基金安全和完整的问题；2000年以后发生的47.88亿元违规资金，多数属于管理不规范问题，甚至包括违法犯罪。凡是涉及社保基金大案的基本上都是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有关。2006年8月，上海查出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保基金挪用案件，该案中违规挪用的社保基金连本带息共计37亿元。同年11月27日，浙江金华又爆发数亿社保资金被挪用的大案。据新华社报道，在1986年至1997年间，全国有上百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至2005年底，还有10亿元没有回收入账。国家审计署对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三项社保基金（养老、医疗、失业）的审计结果中，发现违规问题的金额达71亿元。
一边是数以亿计的资金被违规挪用、流失，一边是我国社会保险中所出现的养老保险“空帐”、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庞大等问题，这些都将严重影响社会保险基金的使命——保证劳动者基本生活水平。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对社会保险基金中的欺诈现象进行深入研究，造成社保基金欺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体制不畅、经费短缺、管理不善、打击不力等，在这里就仅从其最根本的理论源头来进行分析。
2关于社会保险基金欺诈行为的理论分析
社会保险基金欺诈现象出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监管不力，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理论基础——信息不对称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此现象。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买卖双方所掌握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等信息不相同，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社会保险基金的欺诈才有产生的可能性。首先是对于参保企业来说，拥有本企业用工的数量、工资水平、工人被辞退和平均时间长短和比例等完全信息。企业为了减少生产成本，会发生不如实交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而社会保险经办结构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无法完全准确获取参保企业的内部信息，只能根据企业提供的信息进行保险，致使参保企业有隐瞒用工人数、工资水平等信息的动机。
社会保险的购买者（社会保险的参保人）和社会保险基金的营运委托人（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的管理人员会有动机进行、欺诈、挪用、侵吞社会保险基金以中饱私囊，或者用虚假的财务状况隐瞒营运中社会保险基金的贬值、损失与风险。
在社会保险基金发放过程中，由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可能去完全调查清楚每个投保人的真实情况，以及条件变动下个人的现况；个人在利益的驱使下，也可能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隐瞒真实情况、骗领保险金。
3建立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反欺诈机制
3.1建立多方共同监督制度
通过对理论的分析，看到欺诈现象的产生除了个人道德上的主观因素之外，信息沟通的不完全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的监督制度。
行政部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基金风险，但是要把经管权和监督权分离开来，否则这样的制约将会是失效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事务要由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只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行行使行政管理和监督的职能。除了行政监督之外还要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建立一个包括政府专家、企业界代表、财政部门、参保职工代表、工会代表、社区代表等参加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理事会。
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内部也要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要进行严惩；内部工作人员之间也要互相加强监督和管理，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行为。
3.2利用现代科技协助反欺诈管理
全国的社会保险信息网络系统存在着相互协调性差、数据不能共享，各地分散管理的缺点，参保人员在流动时信息不能及时传递，让骗保存在了可能性。要运用现代科技去优化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把社会保险基金监管部门与劳动部门、地方税务部门、服务部门等用网络联合起来，实现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数据的统一和共享。比如说为了杜绝骗取养老保险的行为，可以利用现有的高科技指纹识别设备，建立定期指纹比对制度。将所辖离退休人员的指纹全部采集，每年向退休职工发放指纹采集卡，然后进行比对，确认无误后继续为其发放社会养老保险金。这项科技在一些市区中已经被采纳了，并被证明反欺诈的效果显著。
3.3加大对社会保险基金稽查的力度
针对一些企业隐瞒职工的真实情况，少缴漏缴保险费的，可以发挥各级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作用，深入到企业内部对职工的工资、人数等基本情况进行拉网式大检查。社保经办机构也可以委托会计事务所对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进行审计，对人为瞒报职工缴费基数的要重新补缴养老保险费，规范参保单位申报基数和缴纳养老保险基金的行为。
3.4加强反欺诈立法
我们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保基金管理与运营办法，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监管，逐步实现对社保基金的保值与增值，有效遏制社保基金被非法挪用的现象。依法进行社会保险执法监察，强制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真正做到应保尽保，从根本上防止企业不参保，杜绝用人单位漏报参保人数，少报缴费基数，遏制恶意拖欠社会保险费。各地要按照国家的法律，积极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增强《劳动法》可操作性。并对欺诈社会保险基金的现象进行严惩，实行举报奖励等措施。对有欺诈行为但未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可视其情节轻重处以一定的罚款；对拒不缴纳罚款的，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参考文献
［1］郭士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1.经典社会学的空间论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三卷中集中探讨了地理空间之于法律制度的影响，他认为法律和所在地理空间的气候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相关性是通过气候本身对人们性格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的，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充满精力，冷淡，他们的立法者往往乐于迎接挑战，但是民众却因为长期冷静培养下来的理性达到自我约束。生活在炎热地带的人们精神萎靡，但是却充满，故而南方往往恪守传统法律千年不变。他同时探讨了土壤和法律制度的关系。孟德斯鸠重视地理空间对于人文社会的影响。齐美尔比较系统的论述了空间的特征，他认为空间具有排他性、可分性、固定化以及可以构成人们生活关系外在关系的第四种类型，他探讨了划分空间界限的方式，确定了研究空间的思路，他认为空间是社会形式的一个类型，从繁杂社会事务中可以抽离出来进行分析的对象。
2.芝加哥学派对于空间的阐述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是帕克，他创立了人文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将生态学的分析视角引入城市空间研究。首先，在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布局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生态学上的竞争和共生的关系，共生是群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互相依存，在城市的空间内部表现为功能互补的机构分布在临近的位置。而竞争机制是由于空间的资源的有限以及个人或人群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产生的彼此争夺的关系。竞争和共生构成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机制，芝加哥学派用了浓缩、离散、隔离、侵入、接替五个过程来描述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
3.新城市社会学的观点新城市社会学对芝加哥学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芝加哥学派忽视了政府和经济的原因。他们将的理论引入城市空间分析，重点关注资本的积累，权利的集中以及政府角色。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有卡斯特尔、哈维和雷克斯。卡斯特尔认为，城市的空间是社会结构的体现，社会结构是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系统，城市空间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集中的场所，是资本产生和消费的场所，因此城市空间内部存在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政府管理者对城市资本生产的介入将导致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动。哈维赞同卡斯特尔对于城市的分析，认为城市的空间布局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常常在租金、补贴政策和土地开发表现出来，富有阶级可以通过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使得政府管理制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雷克斯认为城市中空间内部住宅的集中和隔离现象的形成，是由自由市场机制和科层制综合运作过程的产物。他通过国家具体制度的制定和运作过程来分析空间布局的形成，并且分析得出在争取住宅过程中产生的阶级斗争需要政府的调节。
二、空间研究的方法和现实意义
1.空间研究的分析方法在具体的空间研究层面，可以将空间研究本身区分为两种，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的空间研究和以空间作为分析视野的研究。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既包括空间内部的自然物和资源，也包括空间布局本身，这两者都具有研究和探讨的价值。把空间内部的自然物及资源纳入社会学的考察范围内，即是研究内容物如道路，桥梁，以及公共场所对人们生活行为的影响，对人们生活态度的型塑，目前社会学领域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建筑设计方向对于建筑本身的考察。将空间作为对象的研究更多可以采取对比的思路，可以在时间上进行纵向对比，在地域内进行横向对比。如城郊间的道路修建，在时间的向度上可以通过对比修建前后郊区对人们通勤上班的影响来得出结论，在地域的向度上，可以考察不同地域有城郊道路和无城郊道路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对于空间布局的分析和研究比较多见，芝加哥学派对于城市空间的分析，城市地理学对于城市居住区隔的研究，在国内，这样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编著的《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中，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宏观层面，建立了中国城市化体系的空间格局，通过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统计分析，得出了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社会空间重组与生活方式变迁》中，以大连市为例，深入研究了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的重组，针对传统“单位”社会职住结合的居住空间在现生的转变进行探讨，认为现代的社会空间重组一方面减少了职住结合的居住区，另一方面带来了城市居民多样的通勤移动和消费移动的空间模式。
2.这些研究首先绘制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地图，然后结合动态的对比过程，观察空间布局的变革以及变革背后的原因。在空间布局的研究的分析过程中，要掌握动态的分析方法和空间制图的分析方法:动态的分析方法是为了更加清楚地明确空间布局形成的机制而采取历史的分析方法。从时间流的单向流动中紧抓空间格局的变化。城市空间区域的格局变迁经历了个缓慢的过程，搜集整理这些缓慢过程中的格局变动的时间点，并且通过对与研究目的相关的因素的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在这些点上开展横向的分析，探讨社会因素对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然后将其置于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空间格局的形成以及格局本身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空间制图的分析方法直观了然，是通过对城市社会进行社会统计调查处理后对数据进行综合处理的过程，可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等相关软件，建立空间分析的指标系统，将空间分析整合在地理信息的图表之上。运用空间制图可以清晰展现城市区域内的空间格局的社会指标的变迁和变化，有利于进一步对空间格局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有利于空间研究结论的展示。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价值保障。
1.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高效率的运行机制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让市场经济初试锋芒,就显示了巨大的威力。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此不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像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是多么地不公平,但整个社会的财富毕竟增加了,尽管个人分配相对不公平,但对整个人类来说毕竟是进步了。30年前短缺经济的状况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计划经济把我们带入了普遍贫穷的死胡同。而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后,社会财富就像喷泉一样涌现出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1.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之间经济上的收入差距的确拉大了,但无法否认的是机会均等却大大加强了。一个基本事实是,计划经济造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即农民与城镇职工这两个社会阶层的身份不平等及与之相伴的全面的机会不均等。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平等主要是机会均等,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职业、自由参与竞争、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机会均等意味着尊重人们的自由选择,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倡导的。
1.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可能性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财富是大自然的恩赐,人们更多注意的只是财富的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这意味着一部分人“富”了,另外的人就一定“穷”。因此,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不和谐是不可调和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主要不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人的创造,创造财富是人类对来自制度的鼓励和刺激的一种反应,某种制度越是能提供对人类创造力的刺激,这个社会创造的成果、财富也就越多。在这一制度下,人类创造的财富会不断增长,社会分配就是对不断增长的财富的分配。
1.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人们之间的契约关系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商品生产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双方平等、互利、自愿基础上的契约关系。诚信是这种契约关系的基石,法律则是维持这种关系的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是为取得某种权利而必须付出的一种义务,它是参与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必要品格。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而这正是和谐社会的保障。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完善
从理论上看,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它有明显的弱点和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造成两极分化,这是价值规律作用下的必然反映,有其客观规律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措施解决这样的问题,缓和经济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如何也不能克服由基本矛盾造成的单个或局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追逐超额利润的破坏性后果和根本局限。所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为了避免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为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开辟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正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双重体制并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仍是框架式的,存在不少的漏洞；我国的体制改革虽然减少了资源行政性的配置,但仍存在“双轨”,行政性垄断权力直接介入市场,资源行政性配置产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少数政府部门或官员利用权力谋取私利,侵占社会财富,削弱了社会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社会保障体系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保障的覆盖面窄,农村社会保障普遍缺失,导致大量的社会成员甚至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农民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被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
可见,仅靠市场本身不仅无法实现社会公平以及社会和谐的一系列重要价值,也难以解决关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只有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有效克服其带来的缺陷。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统一
3.1民主法治的社会
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具有一种特定的有关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而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法治的规则。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完善法治,法治和民主政治也是很有关联的,法治本身就包含着平等、正义和公平的价值判断,民主是完善法治的重要保证,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可以说民主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目标要素,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3.2公平正义的社会
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标准是最多被用来问责市场经济的,而市场经济实际上蕴涵并强调公平,这种公平是一种过程的公平,是机会的公平,民法和经济法的首要原则就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公平和正义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基础,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3.3诚信友爱的社会
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是市场制度中市场文化内涵的基本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它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同时又作为社会契约的基本表现形式和市场制度的构建而存在着,它是市场规则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中,遵守诚信原则可以获得更大收益,信用可以作为企业的生产力,品牌的力量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完善的市场规则包含诚信友爱原则,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增强了社会的诚信友爱。
3.4充满活力的社会
充满活力就是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市场机制是最具活力的机制,单个人、单个组织分散决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的人会在约束条件下,充分发挥自身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预期目标。因而增进社会活力的改革应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3.5安定有序的社会
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但安定有序的社会并不排斥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市场经济也是竞争的经济。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市场交换实质上是一个动态均衡的过程,价格形成是均衡的结果,均衡本身就是一种和谐。理想的市场体制最终能够达到稳定有序的状况,这种状况就是经济学所称作的经济的核。虽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可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参照、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因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目标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符合和谐社会的价值标准。
3.6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显然,在今后一段时间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构建和谐社会贯穿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化和拓展的重要方面,也即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实现,两者相辅相成,是目标同一的过程。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本文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实现,两者相辅相成,是目标同一的过程。
参考文献：
（一）招赘婚姻的原因
梅湾是江西宜黄县一个纯山区的小村庄。全村分为5个村小组，总共138户人家，总人口597人。其中，有52户上门姑爷，招赘妇女占已婚育龄妇女总数的46.4％，招赘婚居模式占总户数的37.7％。梅湾村招赘婚姻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大约从解放初期开始。以前，因为盛行比较严格的父系家族制度，所以招赘婚姻很少，而且即使有，也认为男到女家结婚落户是一种耻辱，入赘郎仔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都很低，得不到族人的承认，受到他人的歧视、排斥。有的地方甚至以上门女婿是外来人口为由，不分给他们土地，不让他们入户。
梅湾作为一个小山村，耕地、山林资源非常丰富，人均1.6亩耕地，有的组甚至达到了2.2亩。当地村民就地取材，房子基本上是纯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因而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来本地做工或做手艺，比如木工、篾工。时间长了，觉得当地经济条件还不错，就留下来做了上门姑爷。从个人和家庭因素这方面来看，50年代－70年代末期，招郎出去的家庭一般都生活比较困难，家里子女较多。例如有一个家庭，家里有九个兄弟姐妹（六个男孩、三个女孩），于是两兄弟都出去招郎。而且既然招赘上门，不用给女方家任何彩礼。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年轻人出去打工的多了，从外面认识了男孩，带回来做上门姑爷。此外，政府的引导与扶持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梅湾村的现任和前任村支书都是上门姑爷，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赢得了村民的信任，被选为村支书，于是对上门姑爷实行了倾斜政策，如可以同样分得土地、山林和申请宅基地，能力强的入赘女婿可以担任村组干部，使他们享受到与村民同等的待遇。后来，当地的县、镇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针对男到女家落户家庭的奖励与优惠政策，如给夫妻双方办理养老保险、独生子女办理健康平安保险并进行成才奖励，可以优先承包鱼塘、荒山，优先安排木材砍伐指标，优先得到扶贫贷款等，并明确规定在耕地调整、山林开发等方面，上门女婿享受当地村民同等待遇，在宅基地审批上优先考虑。当地的政府干部为了从舆论上引导这种婚俗新风尚，还亲自为年轻人牵线搭桥或当证婚人，为上门姑爷举行招赘集体婚礼，鼓励男到女家落户。
（二）招赘婚姻的特点
在梅湾，招郎家庭在准备结婚时一般都签有招郎契约，这种做法在解放初期就有。招郎契约属于一种规范性文约，在农村，招郎契约比结婚证看得还重要，一般是先签契约，后领结婚证。
招郎契约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子女姓氏、养老和财产继承。（1）关于子女姓氏：一般规定婚后所生子女，如果一胎，则“贰姓接绍”或“两姓相共”，如果生两男，则“宗枝长子”随母姓，幼子随父姓；如果生一男一女，则一律两姓相共，但男孩的名字是母亲的姓氏在前，女孩的名字是父亲的姓氏在前，并且规定所定子女不反悔变姓。这样一来，继承了双方祖宗的姓氏。1968年，从浙江千岛湖迁来部分移民，聚居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村小组。浙江移民村中也存在招郎的习俗，但是与梅湾村本地的招郎习俗相比，又存在着差异。在移民村的招郎家庭中，一般不签订招郎契约，而且婚后所生子女一般都随母姓，做上门女婿的也不是很在意孩子的姓氏，认为姓氏只是一个符号。（2）关于财产继承：在梅湾，上门姑爷一般称岳父母为叔叔、婶婶，小孩则称他们为爷爷、奶奶，而不叫外公、外婆。对于岳父母的财产，一般实行隔代继承的原则，上门女婿没有继承权，但可以照管、使用，这样可以避免一旦发生婚变，把岳父母家的财产带走返回原乡的问题。也即岳父母的财产最终归随母姓的子女继承，而夫妻共同创造的财产，则在几个子女中平均分配。有的契约内容更精确，在财产分配方面更详细，哪些东西分配给哪一姓的子女，都写得明明白白。如果家里旧房子多，那么在财产继承时，需遵循“补长”的原则，即第一个儿子在财产分配上，要比其它的孩子多分一些，称为“补长”。这实际上与姓氏的继承相关，即要额外多分一些财产给随母亲姓的孩子。在赡养方面也一样，大儿子承担的义务要多一些。（3）关于家庭养老：男到女家结婚落户，多数是有女无儿户，也有一些是到有儿有女家庭的，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承担了女方父母的养老责任。在访谈中，绝大多数的招郎家庭都认为，招郎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传后，二是养老，但最主要的还是养老和老人百年寿终的问题，这两方面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再有就是为了解决女方家缺少劳力的问题。招郎之后，上门姑爷需要供养岳父母至百年寿终，负担他们的一切生活费用和百年之后的费用。有的契约还规定，招郎出去的儿子对自己的生身父母也要承担一定的养老义务，如“所议亲生父母口食，每年额交叁担”，或“每年给生活费币伍拾元，包括口粮在内。百年之后负担费用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上门女婿要承担双方家庭老人的养老义务。当然，在承担自己父母的养老义务时，也有权利继承父母的财产，这些都可以和自家兄弟协商，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可以多承担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