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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强化对企业主体的跨境资金动态监测，坚持逐月统计涉外主体资金流出入规模、融资余额与结构，建立了宏观形势与微观主体的联接桥梁，并架构起政策传导的有效渠道。同时，我们还在银行层面较早建立了贸易融资信息监测点，从市场环境变化、资金价格波动、参与主体动向等角度了解贸易融资市场变化，把握管理重心，确定管理方向。建立机制，及时应对跨境资金异常流动。近年来，与全国形势一致，宁波市贸易跨境资金呈大幅流入格局，2013年结售汇顺差和顺收顺差规模同比分别增长18.9%、22.7%，并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列入流入重点地区。为了平抑区域跨境资金流动失衡风险，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及时构建了跨境资金流动指标体系，确立了三级风险管理机制，并做好应急措施储备。2013年初，基于辖区转口融资套利交易问题突出，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比全国提早两个月开展打击虚假转口贸易专项行动，为抑制跨境资金流入争得主动。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初，基于跨境资金流入形势需要，综合运用窗口指导、分类管理等手段，积极促进区域跨境资金均衡流动。
二、引导银行资金流入实体经济
坚持共生共荣理念，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当前，流通型企业借助贸易融资大量融资套利和生产型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并存，贸易融资有“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的倾向。对此，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连续多年实施了一系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从“惠企”与“惠民”两个层面出发，鼓励银行在贸易融资资金投向、利率、费率等方面向实体经济企业和中小企业倾斜，得到了广大企业和当地政府的欢迎。强调风险底线思维，挤压贸易融资泡沫。为了控制贸易融资中存在的金融风险，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探索出一套贯穿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流程式管理模式：事前向金融机构动态通报区域经济金融和外汇收支形势，适时进行风险提示，在净流入形势严峻情况下督促银行加强真实性审核力度，控制全额质押方式的套利交易；事中及时约谈结售汇顺差过大、融资套利问题严重的相关银行负责人，对贸易融资规模增长过快的银行召开政策通报会，要求它们树立合规意识，积极维护区域良好金融环境；事后通过对银行现场检查来评估、审视银行履职情况，选择了部分外汇指定银行开展转口贸易专项检查，严肃查处真实性审核不到位、纵容甚至协助企业利用虚假货权凭证融资等违规行为。
三、分层次引导企业纠偏
对企业主体建立分层次监管梯队。实施贸易融资管理既不能对其自由放任，也不宜实施“一刀切”管理，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建立了分层次梯队监管机制。在融资主体选择上，确立了“先转口、后进口、再出口”的管理顺序，起到了既能抓住重点，又不影响实体经济的效果。在行为管理上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区别管理，重点打击重复使用或伪造货权凭证的虚假贸易融资行为，2013年以来已累计查实企业7家，实施行政处罚232万元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加强对贸易融资合理性审查，对构造贸易进行过度融资套利、且情节较重的企业进行分类管理；继续鼓励正常企业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手段合理开展贸易融资，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规避汇率风险。采取刚柔并济、以柔为主的管理手段。贸易融资管理的核心目标是遏制跨境资金异常流动，平抑国际收支波动，而非限制企业经营行为，把企业管死。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更加强调以窗口指导等柔性手段，在风险提示后允许企业主动调节融资结构、抑制不合理融资行为。对于存在违规、融资套利情况严重的企业列入B、C类企业，发挥分类监管的政策威慑力。在2013年“控流入”和贸易融资管理过程中，宁波市中心支行对321家企业制发了《风险提示函》，最终将54家企业列入B类，在贸易企业中占比仅为0.27%，但取得的效果却十分明显，贸易项下跨境资金连续呈现净流出格局，缓解了集中流入的监管压力。
四、推进政策改革和工作创新
坚持市场需求为导向，实施政策创新突破。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胆实施资本项目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自2007年以来，先后推动11项试点政策落地宁波。特别是近年启动的非关联担保、对外债权登记、境外放款三项政策创新是全国唯一试点，中资企业“外保内贷”、外汇质押人民币贷款、中资企业借外债等多项政策是全国首批试点。一系列创新性政策的落地生根为涉外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如中资企业“外保内贷”试点帮助宁波春和钾资源有限公司成功获得1.4亿美元海外并购贷款；跨境贷款试点以来支持了100多家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及海外项目建设、运营，为走出去企业实体运营提供支持，得到了银行和企业的欢迎。探索工作方法创新，提升管理效率。针对贸易融资市场发展迅速及对跨境资金流动影响加深，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通过方法创新、手段创新来提升管理效率。比如，通过对融资资金来源、流向的跟踪管理，探索形成了财务现场核查方法；通过对套利交易的主体信息、交易标的、融资手法和资金使用的分析，总结了“四步评估法”精准识别融资套利交易。上述创新均被国家外汇总局在全国层面推广应用。此外，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还根据贸易融资的业务发展趋势，积极探索了本外币、跨部门的联动监管机制、资本项目与货物贸易的主体监管体系，取得了良好成效。2013年，在落实贸易融资管理措施后短短三个月内，当地贸易资金净流出14.46亿美元，缓解了资金流入压力；融资结构更趋合理，2014年4月末，90天以内短期融资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8.32个百分点；转口融资套利明显收敛，贸易融资“脱实向虚”倾向得到纠偏。
五、对贸易融资外汇管理的几点思考
（一）缺失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实施细则。
当前境内个人各类境外直接投资需求高涨，如境外购房、投资移民、直接投资于境外证券市场或期货市场等。以廊坊为例，2013年个人对外直接投资咨询为127次，同比增长了1.3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也提出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然而目前多数的个人对外直接投资仅有概括性政策性的规定，如《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境内个人对外直接投资符合有关规定的，经外汇局核准可以购汇或以自有外汇汇出，并应当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根据《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根据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逐步放开对境内个人向境外提供贷款、借用外债、提供对外担保以及直接参与境外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管理，具体办法另行制定。”这些文件虽然总体规定了境内个人可以从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但在之后的外汇文件法规中，并没有就上述条款制定相应专项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这限制了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资金的正常流出。政策限制迫使个人通过异常渠道实现直接投资,例如近期廊坊市中心支局连续收到有关个人对外投资资金汇回的咨询，如某个人咨询将对外炒股的130万港币如何汇回，以上案例表明部分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资金已通过异常渠道实现流出。
（二）个人货物贸易外汇政策难以落实。
《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对个人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管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办理对外贸易购付汇、收结汇应通过本人的外汇结算账户进行；其外汇收支、进出口核销、国际收支申报按机构管理。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取得个人工商营业执照或者其他执业证明，并按照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备案登记，取得对外贸易经营权，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个人。”但在实际业务中，这些规定几乎未被个人执行，其原因主要为：一是为避免取得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资格和办理结算账户备案时复杂手续；二是个人出于躲避工商、商务、税收等部门监管的考虑；三是个人一般以零星货物贸易为主，一般采取邮寄和网购等形式，其结汇时提供出口报关单的要求不易实现；四是对比个人货物贸易项下的外汇管理，个人“非经营性”限额以下收付汇及结售汇更为便利。
（三）个人结售汇“关注名单”政策存在多项不足。
个人结售汇“关注名单”为当前对个人外汇业务的最主要监管手段，但个人“关注名单”管理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关注名单”分拆标准范围过于局限。目前，根据《个人分拆结售汇“关注名单”管理规定（试行）》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其分拆结售汇交易标准主要为四类，实际上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个人分拆外汇业务行为。如同一个人通过多个银行网点实现当日累计提钞超过等值1万美元，同一个人连续多日办理接近1万美元的购汇提钞，同一个人连续多日办理接近等值5000美元现钞的结汇等。二是对“关注名单”个人限制范围过于狭窄。仅对“关注名单”个人在办理结售汇业务中，现行政策规定对其进行真实性审核，而个人外汇业务还包括个人跨境收付汇、个人现钞提取、存入、携入携出、个人境内划转，以及个人B股交易、个人资产转移等资本项目业务等，对这些个人外汇业务并没有一并限制。三是“关注名单”未实现跨区域、跨银行系统的全国共享。“关注名单”纳入、变更、取消等管理仍以各省为主。而且“关注名单”的下发基本以电子表为主，银行办理每笔业务前，均需与表中的“关注名单”个人信息核对，降低了业务办理的效率。
（四）个人携带外币现钞政策管理不平衡，外币携带政策作用弱化。
一是目前仍实行的2004年制定的《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操作规程》，体现的是“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原则，如出境人员携带外币金额在等值5000至10000美元和10000美元以上的，应分别向银行和外汇局申领《携带证》，而对于携带超过等值5000美元现钞入境则只需进行申报，没有最高限额的规定，这与现阶段均衡管理的指导思想不相适应。二是由于海关的抽检方式，削弱了《携带证》的管理功能。现实中，众多个人携带超过等值5000美元的外币出入境，并不申领《携带证》和申报，并已渐成习惯。如2013年廊坊市个人提取外币现钞为5359万美元，而银行和外汇局出具的《携带证》数量仅为44笔，约36万美元，这表明了外汇管理部门与海关在出入境携带外币现钞管理相互脱节，缺乏沟通与协作。
二、建议
（一）明确规定个人跨境外汇收入真实性审核要求。
制定个人跨境收入真实性审核限额，以等值50000美元为限，限额（含）以下的，可免于审核有关资料，之上的需进行真实性审核。按外汇性质进行分类管理，对于资本项下的个人跨境外汇收入，按照资本项目下有关规定管理，并入相应的资本项目账户；对于限额以上的货物贸易项下业务提供合同或发票或出口报关单，然后入个人结算账户；对于限额以上的非贸易项下的收入需提供资料，可参考个人超过年度结汇总额的要求进行真实性审核。
（二）循序渐进开放个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
顺应对外发展经济形势，实际调研个人对外直接投资需求，然后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和风险可控程度，排定各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次序，逐步放开对外直接投资。
（三）进一步放松对个人对外货物贸易管理的限制。
各部门加强协调沟通，完善现行外汇政策，进一步放松对个人对外贸易的条件限制，如仅凭个人身份证和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既可开立个人外汇结算账户等，为个人对外贸易提供便利。
（四）完善个人“关注名单”管理政策。
一是扩大个人“关注名单”分拆行为标准及其限制业务范围。归纳涉及个人分拆外汇业务的行为，订立分拆标准，将其完整纳入个人“关注名单”政策；对被纳入“关注名单”的个人在办理外汇业务实施全面限制。二是建立个人“关注名单”管理系统，实现全国共享，提高效率。三是建立个人外汇业务征信体系。收集、记录个人办理外汇业务信息，建立信息库，利于金融服务部门或个人的交易对方确定个人资信，促进商业银行为个人提供外汇服务和外汇支持的安全性。
（五）开发系统，替代原有《携带证》管理政策，加强对个人携带现钞入境的管理力度。
1.1优化前存在的问题
优化前湖南省资本项目外汇管理部门的组织机构设置基本参照上级管理部门组织结构而相应设置，是较为典型的条块化管理模式。该模式在日常业务的开展上有其固有的优势，但是随着外汇管理改革的深入，特别是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稳步推进和国家行政管理方式的发展，该模式在一些方面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内部机构缺乏必要的内部约束监督机制。部门内设综合、投资管理、外债管理三个科，十五个岗位，分别对资本市场业务、投资管理业务、外债管理业务实施监督管理，存在业务条块相对独立，缺乏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等问题。各个条块的业务工作，只有事前的审批程序，而缺乏相应的事后监督，各条块业务工作的合规性主要靠审批人员自觉执行内控制度。二是无法满足管理理念转变的要求。随着外汇管理改革的深入，工作重心将逐步由事前审批向事后监测分析和非现场核查转变。优化前为避免“一手清”问题，客观上要求每个科室至少三人，其中投资科在集中年检的时间段还是会出现人手紧张的情况。由于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都集中在日常业务处理上，无法保障监测分析和非现场核查工作开展，“五个转变”的理念难以落到实处。三是难以满足主体监管思路和跨业务的特殊个案处理要求。在外汇管理改革大力推进的过程中，企业对于突破现有政策框架，通过创新融资模式来降低成本费用的动力较强，业务条块交叉的特殊个案明显增多;与此同时，外汇管理部门各业务之间的资源共享程度有限，难以全面把握单一主体的需求，难以对单一主体实施有效评估，容易产生监管与服务的滞后性，难以落实“五个转变”的主体监管要求。
1.2优化的思路与可行性分析
总体思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应用工业工程理念，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业务流程和业务量进行分析，在不增加人员配置和办公资源的情况下，抽调人员专门负责事后监测分析和非现场核查工作。二是解决条块化管理模式下，内部机构之间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机制问题。三是以主体监管思路为指导，保障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别是解决如集中联合年检期间的人手不足问题等。从岗位设置看，湖南省分局资本项目管理处原内设综合科、投资管理科和外债管理科，三个科十五个岗位，处内正式在编人员11名(正副处长各1人)，如下表所示:对岗位进行分析，发现三个科中的岗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通过合并与重组，以上述三类岗位分类设定科室，即内设业务管理科负责前台业务工作，监测分析科负责事后监测分析、非现场核查与调查研究，综合科负责部门行政工作与内控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其岗位设定与职责大致如下：
2.应用评价
（一）上海自贸区基本情况上海自贸区是我国在上海设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该实验区于2013年8月22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9月29日正式挂牌开张。实验区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核心）、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014年1-8月，上海自贸区（企业）进出口货值达到5004亿人民币，同比增长9.2%，其中，进口3700.4亿元，同比增长8.9%，出口1303.6亿元，同比增长10.1%。截至2014年9月中旬，区内共新设各类企业1.2万余户，新设企业注册资本（金）总量超过3400亿元。经过一年的发展，上海自贸区在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引领和带动作用，成为我国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实验田。
（二）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情况为保障自贸区内各项金融工作进展顺利，人民银行协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各部门出台了多项支持自贸区建设政策，明确了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总体方向，共同构成了金融支持自贸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框架。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9月末，上海自贸区新设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等超过3000家，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累计51条金融支持自贸区的意见和13项实施细则(如表1）。
（三）上海自贸区外汇管理政策主要内容为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要求，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外汇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该细则按照服务实体经济、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有效防范风险、“成熟一项、推动一项”原则，实施经常项目、直接投资、对外债权债务、企业集团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结售汇管理等外汇管理政策创新措施（如表2）。
（四）上海自贸区外汇管理政策的启示和借鉴一是大幅度的简政放权。从具体内容看，不仅简化了区内主体和境外之间经常项目交易单证的审核，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的手续，还率先在全国实行外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赋予企业结汇选择权，规避汇率风险；同时，还取消了相当部分的债权债务行政审批的手续，促进了跨境融资的大幅度便利化。在改进外债风险管理的前提下，赋予了微观主体更多的境内外融资的自主选择权。二是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通过深入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海自贸区投资管理制度更加开放透明。据了解，2014版负面清单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190条减少到139条；负面清单以外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制和企业合同章程审批制全部改为备案制；企业准入由“一个部门、一个窗口集中受理”；服务业23项开放措施全面实施。三是促进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的发展。通过改进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外汇资金池及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各项试点的政策，大幅度放宽试点企业的条件，简化审批流程和账户管理，有利于总部经济在自贸区大面积的集聚。四是积极支持融资租赁业务在自贸区快速发展。允许非金融类融资租赁公司境内收取外币资金，简化飞机、船舶等大型融资租赁项目预付贷款手续。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极大地便利了区内融资租赁业务开展，促进区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五是对系统风险的零容忍。加强统计检测的分析预警，严格履行外汇数据信息报送义务，督促银行、企业等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主动报告异常或可疑情况，防止异常跨境资金的流动；完善外汇收支预测、预警体系，对银行和企业的可疑情况进行提示；依法开展现场核查和检查，实施分类监管；在出现重大风险时，可以及时调整政策，采取临时性管理措施。
二、外汇管理政策支持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的借鉴与探索
近年来，陕西省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已经获批建成西安综合保税区、西安出口加工A区和B区、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西咸空港保税物流中心5个海关特殊监管区。2014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西咸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新区。5月，《西安国家航空城实验区规划》获得国家民航总局批复，空港新城成为全国首个国家航空城实验区。2014年10月17日，陕西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西咸新区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整合空港新城和西安国际港务区功能，依托西安海关特殊监管区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家海关口岸，积极申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区；设立空港新城海关特殊监管区，开展国家跨境电子商务试点，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物流枢纽，建设国家航空城实验区。从国家战略到陕西省的决策部署，以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为承载，大西安、大空间的地缘优势不断被深入挖掘，陕西推动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逐步深入。
（一）借鉴上海自贸区经验，前瞻性开展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外汇政策设计一是研究与贸易自由配套的外汇支持政策。进一步简化经常项目业务流程。建立前台“一站式”外汇业务服务体系，简化经常项目收结汇、购付汇单证审核流程。支持企业集团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汇与轧差净额结算。督促银行按照“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尽职审查”等原则办理经常项目收结汇、购付汇手续。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施主体监管，对园区内重点企业建立一对一定点联系制度。探索差异化管理方式创新，鼓励园区内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便利跨境贸易。二是研究与投融资便利配套的外汇支持政策。进一步放宽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及变更登记下放至银行办理，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探索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有效途径，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与创新，推动中国-新加坡第三个政府间项目在陕西落地，探索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金融中心，推进丝路基金在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战略能源中发挥作用，促进陕西与中亚各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贸金融合作关系。三是研究支持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发展的外汇支持政策。结合陕西企业发展特色，鼓励西电集团等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改进外币资金池及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政策，放宽试点企业条件、简化审批流程及账户管理。便利金融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四是研究支持融资租赁业务的外汇支持政策。取消区内融资租赁公司办理融资租赁对外债权业务的逐笔审批，实行登记管理。融资租赁类公司开展对外融资租赁业务，不受现行境内企业境外放款额度限制。鼓励合格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租赁外债业务，促进园区内企业通过开展设备融资租赁获取先进技术设备。允许非金融类融资租赁公司境内收取外币租金，解决货币错配问题。简化飞机、船舶等大型融资租赁项目预付货款手续。五是研究促进外汇市场发展的外汇支持政策。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要求调整辖内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政策，鼓励园区内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加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进行即期结售汇和衍生产品交易。便利银行开展面向区内客户的大宗商品衍生品的柜台交易，帮助企业规避大宗商品价格风险。
1.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功能、服务必将多样化。
从目前的发展看，跨境电子商务将实现“七个平台”功能：一是产品展示、宣传平台。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展示产品的特性和功能，宣传企业；二是交易支付平台。通过第三方中介支付、担保支付等方式，确保跨境交易的安全、有序，减轻中外双方企业（个人）的信用成本；三是外汇金融衍生品销售平台。通过与商业银行合作、建立民营银行的方式，跨地区提供金融衍生品服务，有效降低企业购买成本；四是提供第三方质量担保平台。对进出口产品实行质量担保，免去企业、个人的后顾之忧；五是建立外汇理财平台。使外汇理财更接近普通群众，实现藏汇于民；六是建立信用体系平台。通过对交易的信用评价，建立对外交易（包括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信用体系，同时与征信系统实现对接或纳入到征信系统中；七是无限扩展的一站式平台。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结合市场需求和长期发展需求，根据需要提供更多的服务，建立一站式平台，极大便利进出口业务发展，促进外汇业务的深度发展。通过多个平台的建设，一是便利企业跨境销售，实现一站式服务；二是免去企业的对外贸易中的很多顾虑和风险；三是可以促进对外电子商务的长远发展。
2.将建立以B2B和B2C为主力，C2C为补充的综合跨境电子商务模式。
由于跨境交易、支付及运输、报关等的特殊性，B2B模式和B2C模式势必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主力。其相对较大的业务量也避免了生产厂家的零售化和碎片化，通过国内商务平台或国际化平台进行交易，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中介、保证金、延迟付款等方式确保交易的安全。
3.淘宝模式的C2C跨境电子商务可能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又一增长点。
B2C模式跨境电子商务呈不断增长模式，而作为淘宝的“发家之本”，C2C模式的跨境电子商务，也可能最终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又一增长点，也将使“地球村”的概念真正落到最实处。C2C跨境交易模式同样采用第三方商务平台。C2C模式固然存在交易金额小、没有货物报关、资金流难以监管、货物不易核实、收支和结售汇统计不便等问题。但这一市场需求终究是一个经营增长点，仅仅是因为难管理便不去做属于传统的管理思维，应该是“堵不如疏”，加以引导和合理监管，使其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使其成为对外经济的又一增长点。
4.互联网金融衍生品可能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冲击。
从“余额宝”成为全社会焦点的事例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的许多创新特性势必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极大冲击。众所周知，银行外汇业务利润较高，地方外汇业务银行可以“躺着挣钱”。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如互联网公司与部分外汇指定银行合作，通过网络以较低的服务费用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外汇业务服务，势必会吸引大批中小进出口企业客户，也必然会带来一些监管难题和操作风险。
二、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对外汇管理带来的挑战
1.网络金融对旧有的“属地管理”和地方数据统计是一大挑战。
比如说某市某企业办理进出口收汇，原本在本地市银行办理，国际收支申报，业务办理行都在本地，如今通过互联网平台，以较低的成本在浙江杭州某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国际收支申报如由主体申报，则应申报在该市，而业务发生行在浙江杭州，难以进行国际收支核查，而对本地的数据统计，也带来一定误差。
2.互联网金融对业务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以互联网为平台，可以更容易地寻找交易方，但交易方为外方，其资质、真实情况、该国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风险等，应值得关注；二是业务中出现违约、紧急变化的应急处理，因为外方的法律法规、执行标准等不一，对执行、仲裁造成一定的困难；三是互联网交易中外方企业、个人是否纳入到信用体系，还是作为信用参考，其真实性审核如何实现等问题，应值得关注。
3.对外汇反洗钱、违规查处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便利性极强的互联网渠道可能带来的洗钱、虚假交易等形式更为多样，对其真实性的审核、监测和检查，也应当未雨绸缪。
三、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外汇政策的改革方向
1.加强外汇管理“大数据”建设。
一是以主体为单位，将所有外汇数据集中统一汇总查询或者“分散存储，统一调用”，使外汇业务监管更加全面化；二是对外汇数据进行广泛采集，集中计算预测，发现规律，作为外汇主体监管的一个重要参考。
2.坚持“主体监管”原则。
对“属地管理”采取灵活与统一的方式，对国际收支等系统进行升级，不论企业在那里办业务，在统计数据中以属地为统计单位，同时显示办理地区，一方面便于统计和核查，另一方面也便于核对不同统计口径的误差。
3.与商务部、公安部、海关加强合作，多位一体，对国际贸易平台的安全性、真实性提出标准，同时加强非现场监测。一方面确保新事物对国际贸易的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加强风险控制，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4.对B2C、C2C跨境电子商务适当放宽限制。
放宽B2C、C2C跨境收付汇、结售汇限制，并加强监管，引导其通过合法的方式发展、壮大。
5.对互联网外汇服务金融衍生品应适当引导，加强风险监测。
（一）跨境电子商务与传统对外贸易的主要区别。作为一项依托电子信息技术的新兴产业，跨境电子商务在发展理念、业务模式、交易流程、物流方式及结算方式等方面，与传统国际贸易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是电子商务交易具有虚拟性和无纸化特征。跨境电子商务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传统的国际贸易流程数字化，订购、交易、支付等整个交易过程都是通过电子信息平台进行的，交易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二是电子商务交易直接面对消费者，且以快递物流为主。传统贸易是进口企业和出口企业间的交易，而跨境电子商务更多是电商和消费者或消费者与消费者间的交易。正是基于这样的改变，使得跨境电子商务具有单件包裹出境单价低、频率高和落地点分散等特点，一般海关通关规则和要求很难满足这种零散海量报关的需求。三是第三方支付机构充当电子商务结算中介。与传统贸易结算方式有很大不同，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境内外交易双方互不见面，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其中，架起了交易双方互信共赢的桥梁。
（二）跨境电子商务在外汇管理层面需要界定的问题。正是基于与传统贸易商差异，电子商务在外汇管理政策层面存在三个突出问题需要予以明确界定：一是电子商务交易贸易性质的归属管理问题。从电子商务交易形式上看，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在本质上属于服务贸易范畴，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将其归入GATS规则，按服务贸易分类进行统计和管理。而对于仅仅通过电子商务方式完成定购、签约、交易等，但要通过传统的运输方式将货物运送达购买人的，则将被归入货物贸易范畴，属于GATT规则的管理范畴。由于我国尚未出台《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办法》及跨境电子商务外汇管理法规，导致有关方面对跨境电子商务涉及到的外汇交易归属管理范畴的把握存在模糊。二是跨境电子商务支付机构相关外汇业务资格问题。跨境电子商务及其支付业务借助电子信息技术突破时空限制，将商务交易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使交易资讯和资金链条汇集成大数据平台。交易主体一旦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或出现信用危机、违规经营、信息泄、露系统故障等问题，则会引发交易主体外汇资金风险。因此，对跨境电子商务及其支付机构进行外汇市场准入管理十分重要与迫切。三是跨境电子商业支付机构外汇管理与监管职责问题。如何对第三方支付机构所提供的跨境外汇收支服务进行有效的管理与准确的职能定位，急需外汇管理部门在法规中加以明确，从而使其在制度框架下规范运行。
二、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发展给外汇管理带来的挑战
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针对传统国际贸易的业务特点而设计的现行贸易外汇管理政策，已经难以适应电子商务在交易形态和支付方式方面给外汇管理带来的新要求、新挑战。
（一）交易的虚拟性和无纸化带来单证审核困难。在跨境电子商务中，双方交易信息和契约要素均以电子形式予以记录和传递，而电子单证很容易被修改而不留任何线索和痕迹，导致传统的单证审核方式难以跟不上新的形势变化。而虚拟特性更为突出的虚拟游戏物品等交易产品，其交易的真实性和可测性则更是难以把握。目前，除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利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交易也日益活跃。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电子通讯、信息服务、无形资产等服务贸易项下售付汇业务，需要提供主管部门的批件或资质证明。如果按照传统服务贸易那样向外汇指定银行提交贸易纸质单证，则难做到相应配套，同时也无法体现出跨境电子商务的优势，即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高效性和便捷性。
（二）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国际收支申报存在困难。一方面，通过电子支付平台，境内外电商的银行账户并不直接发生跨境资金流动，且支付平成实质交易资金清算常需要7至10天，因此由交易主体办理对外收付款申报的规定较难实施。另一方，不同的交易方式下对国际收支申报主体也产生不同的影响。如，购汇支付方式实际购汇人为交易主体，应由交易主体进行国际收支申报，但实施起来较为困难；线下统一购汇支付方式实际购汇人为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第三方支付机构为主体进行国际收支申报，但此种申报方式难以体现每笔交易资金实质，增加了外汇审查和监管难度。货物贸易外汇改革后，外汇管理部门通过贸易外汇监测系统，全面采集企业货物进出口和贸易外汇收支逐笔数据，定期比对、评估货物流与资金流总体匹配情况。与传统货物贸易相比，跨境电子商务的物流方式以快递为主，难以取得海关报关单据等合法凭证，同时也难以获得与资金流相匹配的货物流数据，进而增加了外汇监管工作的复杂性和工作量。
（三）银行直接对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进行真实性审核困难。跨境电子商务的无纸化、虚拟性导致外汇管理部门对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的真实性、支付资金的合法性难以审核，增大了跨境资金异常流动和反洗钱监管的难度。特别是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介入，原本银行了如指掌的交易流程被割裂为难以看出关联的繁杂交易。由于缺乏对交易双方的资讯了解，外汇指定银行无法直接进行贸易真实性审核。如在境外收单业务中，客户的支付指令由支付机构掌握，银行按照支付机构的指令，将资金由客户账户划入人民币备付金账户，通过银行购汇入外汇备付金账户，再将资金由外汇备付金账户汇入目标账户。即便发生在同系统，银行也很难确定各项电子交易的因果关系。
（四）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外汇备付金账户管理困难。随着跨境电子商务及支付机构的发展，机构外汇备付金管理问题日益突显，而我国当前对外汇备付金管理没有相关的明确规定。如，外汇备付金是归属经常项目范畴还是资本项目范畴没有明确；外汇备付金账户开立、收支范围、收支数据如何报送没有明确；同一机构本外币备付金是否可以轧差结算等无统一管理标准，易使外汇备付金游离于外汇监管体系外。等等，这些都需要通过出台相关规定予以解决。
三、适应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外汇管理政策改进
（一）坚持便利化和防风险相结合，完善跨境电子商务支付机构外汇管理政策。跨境电子商务与其支付机构不但为进出口贸易企业提供了网上交易及支付的便利途径，又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信用中介功能，降低了国内企业进入国际新兴市场的信用风险，有利于加快推进我国贸易便利化进程。但是，在我国对外汇资金跨境流动实行较严格监管的背景下，跨境第三方支付从多个方面突破了现有的监管体系，产生资金流动的新风险。对此，应积极应对，努力平衡严控风险与促进发展的双重需求，在充分肯定跨境第三方支付发展积极意义的同时，出台支持政策和鼓励措施，保障跨境电子商务和支付机构平稳有序发展。同时，加强前沿研究，找准风险点，制定具有针对性、可行性、操作性的监管措施，有效防范跨境电子商务给国家经济安全管理带来的风险。
（二）坚持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鼓励和支持跨境第三方支付行业加快发展。制定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跨境电子商务支付机构加快发展。一方面，允许具有一定规模、风险控制措施完备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试点，由其对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提供结售汇或收结汇服务。积极做好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辅导工作，指导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外汇监管框架内建立健全各项内控制度，并根据第三方支付机构业务开展情况不断进行优化调整，完善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为跨境电子支付行业全面推广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坚持以业务监管为基本原则，加强对跨境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根据业务类型所涉及的资金跨境流动方式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监管，第三方支付业务范围由小额货物贸易和部分交易价格明确的服务贸易，逐步扩大到大额或价格波动较大的货物和服务贸易。
（三）制定第三方支付业务管理规范，将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收支纳入经常项目。跨境电子商务是将传统的国际贸易流程电子化，改变的仅仅是实现手段而不是内容实质，其交易的主要内容仍为商品和服务。因此，应坚持传统国际贸易管理原则，按照真实性、便利性和均衡管理原则对其进行管理，确保交易的合法合规。应研究制定具体外汇业务管理规定，明确跨境电子支付机构业务办理资格和范围，以及与合作银行之间的职责分工。一是明确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要求。明确其应对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的真实性负责，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交易记录保存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和内部监督制度。二是明确对合作银行的监管要求。跨境电子商务合作银行应对第三方支付机构代收付环节进行审核，代交易主体对跨境电子支付交易进行逐笔申报。加强对银行和支付机构的非现场核查及现场检查。参照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模式，全面采集第三方支付机构订单、物流数据和国际收支申报逐笔数据，按照交易项目将其分别纳入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外汇监测系统进行管理，进而在此基础上实施总量核查和非现场监管。
1.依托业务系统，构建非现场监管体系。外汇管理改革后，外汇局对业务系统和数据加以整合，由原来的31个业务系统整合为3个平台上的多个应用系统，实现了银行、企业一个门户入网、一站式办事，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天津外汇局将利用大数据并结合地区情况，构建起以重点企业监测为基础、外汇指定银行结售汇监测为节点、防范外汇风险应急管理为闸门三位一体的货物贸易非现场监管体系，建立重点企业库和银行监测库，定期进行监测，形成宏、中、微观紧密衔接监管体制，有效做到抓大放小，实现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服务贸易要在实现全口径采集业务数据基础上，建立重点企业核查机制，分阶段、分行业、分交易类别确定监管重点，通过系统设置重点企业样本组，有针对性地开展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核查工作，提高监测工作效率。
2.建立工作制度，完善非现场监测工作机制。外汇管理改革后，监测分析成为常态化工作，天津外汇局要分别建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个人和账户非现场监测规程制度，明确非现场监测与综合分析内容和具体业务流程，并定期形成分析报告作为监测分析常态化重要载体。同时要成立外汇综合分析工作小组，每季度召开工作例会，对分析报告内容进行充分讨论，集体研究确定下一步监测核点，形成一套完善的非现场监测工作机制。
3.优化人员配置，提升综合监测分析水平。外汇管理改革后，外汇局职能有所转变，天津外汇局将按照总局要求重新划分科室、对业务流程再造、整合岗位设置，让学习能力强、业务水平高、综合素质过硬的年轻骨干负责综合分析和非现场监测工作，做好对经常项目外汇形势分析工作，发现趋势性和苗头性问题及时反馈，切实提高综合监测分析水平。
二、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
1.创新监管模式，实行专人负责的全方位、立体化监管。外汇管理改革后，天津外汇局应不断探索新型监管模式，将所有需重点监测及关注问题进行梳理，按照业务系统模块与贸易方式相结合再任务分解的方法，对监测工作进行划分，明确监测重点和责任，实行专人专领域监管，全方位、立体化监测跨境资金流动，并按月沟通监测情况、集体研究确定核查方向，提高监管有效性。
2.强化事后管理，加大现场核查和分类管理力度。外汇管理改革后，天津外汇局要采取与企业负责人约谈等多种方式，对外汇业务存在异常的企业实施现场核查，并将符合分类管理条件的企业及时进行分类，使绝大多数A类企业享受便利，对B、C类企业在单证审核、业务类型、办理程序、结算方式等方面实施审慎监管，充分体现促进便利化与加强管理并重的监管原则，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一人得病，大家吃药”的管理模式。同时发现异常交易线索向外汇检查部门移交并积极配合检查工作，严惩违法违规行为。
3.注重专项管理，加强对新外贸企业的帮扶。外汇管理改革后，外汇局对新列入名录企业实施辅导期管理，为了更好地对新外贸企业进行服务，天津外汇局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培训，组织专题培训班全面介绍外汇法规，同时日常提供专门咨询，另一方面要管理与服务并行，对新企业实行定时提醒、分类管理的措施。这种做法将不仅强化企业守法自律意识，也使外汇局对辅导期企业管理日常化、制度化，同时也有助于外汇局提供政策服务、依法行政，形成正向激励，切实做到将服务寓于管理，为新企业保驾护航。
三、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
1.建立重点企业联系服务机制，促进经济主体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天津地区大企业数量少、外汇收支占比高，针对此特点，天津外汇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建立重点企业联系服务机制，对核心企业实行“一对一”专员联系制度，及时沟通了解重点企业新动向，并提供政策指导服务，实现从抓全部主体向抓重点主体的转变，同时也将有效促进市场经济主体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2.探索银行主体监管，加强对银行的窗口指导和核查。外汇管理改革后，银行将承担更多真实性审核工作，是外汇局和企业间的重要桥梁，银行是否能切实履行“展业三原则”是外汇政策能否成功落地的关键。天津外汇局将指导银行制定并完善其内控制度，同时对银行结售汇情况进行监测，加强沟通联系，使银行能及时了解外汇形势与当前时期需关注的问题，并对其外汇业务加以指导，提升银行防范外汇风险的能力。
四、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
1.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服务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外汇管理改革重要目的就是进一步促进便利、服务实体发展，天津外汇局也将结合地区实际，因地制宜，首先要提升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业务的政策便利化程度，开展实地调研了解其业务流程和需求，加强培训和指导并给予专项服务。其次，要稳步开展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试点工作，指导有需求的公司完成前期相关准备工作。
2.实行差异化管理，确保合规企业享受政策便利。近年来，天津地区外贸企业转卖业务量迅速扩大，转卖业务存在资金流与货物流偏离的特点，如不加以处理，这些指标异常的转卖企业会被业务系统自动列入重点企业监测库，进而进入现场核查，这样不仅会增加外汇局现场核查业务量和审核难度，还将加大相关企业工作量。下一步，天津外汇局将对主营转卖业务的企业进行调研，并研究措施对其实行差异化管理，实现有效监管的同时，确保合规企业享受政策便利。
五、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
1.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明确“一事一议”处理机制。对于现行法规中无明确规定的业务，要采取“一事一议”方式，本着“促便利、防风险”原则，集体研究解决方案，必要时向总局报备。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对冲外汇储备的压力，央行从2002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起初，公开市场操作集中于以国债为主的现券买断操作和回购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相当有限，在经历了一段不长时期的单向操作之后，央行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券可卖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中央银行票据，然后再用于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从此正式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2003年初，鉴于外汇储备又比上年骤增742亿美元的现实，央行认识到，外汇储备的增加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对冲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的过度增加，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可用来实施对冲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决定将央行票据作为今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基础。于是，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央行票据开始了大规模发行，并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券种被允许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从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迅速增长，品种也不断增多。
从以上的简短回顾不难看出，央行票据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尚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做出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
央行票据的产生及发展，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迄今为止的金融宏观调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银行由此获得了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过对这种金融工具的买卖，央行实现了在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自身负债结构的调整来调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从而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积极效果。其二，由于其连续滚动发行方式、竞争性招投标、大量的市场供需和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发行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为金融机构的其他资产业务提供了利率定价的基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其三，作为一种无风险、规模巨大和交易活跃的基础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各类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动了以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
但也应当看到，发展央行票据市场，是在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不充分，其市场密度、深度和弹性均存在缺陷，从而很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础的条件下，央行为了弱化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之不利影响而作出的“次优”选择，因此，其存在缺陷在所难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成本问题
由于央行票据构成央行负债，在其操作过程中，央行需要为其发行的票据支付利息，这便产生了调控成本问题。然而，如果径直将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全部归诸调控成本，那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央行票据的成本。第一，由于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央行因过度买进其他资产（外汇）所造成的基础货币之过度投放，而央行买进的这些资产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据的成本，必须将发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与其相应增加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库中，还有一种“对冲”工具，这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央行购买并持有外汇资产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需支付的成本（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进行比较。做了上述比较之后，对于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成本问题，显然应有不同的看法。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发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成本（法定准备金利率）进行比较。很明显，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对于近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操作，我们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较找到比较强有力的解释。
（2）双重角色的矛盾
无论其目的为何，发行央行票据总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反之则相反。它的这一操作，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它同时也就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作为做市商与作为调控当局这两种矛盾身份的一体化，无疑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央行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对央行票据的利率有所追求，就会有操纵利率之嫌－这显然与央行的市场中立地位和市场稳定功能相悖。
（3）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的矛盾
发行央行票据为的是对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其直接出发点在于追求内部均衡。而央行票据市场的供求态势和由之决定的利率走势，又将通过其对人民币资金的供求对比和市场利率之走势的影响，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产生冲击，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问题。不难看出，单一运用发行央票这种手段来同时应付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不一致的目标，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举例说，为对冲外汇储备增加而发行央票，固然达到了收紧银根的效果，满足了对内均衡的要求；但银根的收缩将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没有进一步刺激投机性外汇的进一步流入，至少也没有弱化其流入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国依然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无须顾及汇率水平的变动，这一缺陷并不明显。但是，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加快改革，无疑加速了我国发展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的步伐，致使这一缺陷日益凸显。
在以上所举的三个缺陷中，第一个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所谓成本问题，实在只是财务安排的一个假象－如果把外汇资产和央票负债纳入同一个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我们在下文中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真正成为间题的是后两者。出现第二个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票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与调控者两个相互对立的职能于一身，自然难免冲突。出现第三个缺陷的原因，在于中国日益成长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从而必须同时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相互联系但经常冲突的目标－将这两项任务挤压在单一的对冲操作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经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细的窘境，并降低了国家总体的宏观调控效力。
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
在我们看来，从长远计，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隔断外汇储备的动态同国内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在探讨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对别国的经验作些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等国家（地区）的外汇管理体制安排，并分析这些国家（地区）实践经验背后的理论线索和逻辑关系，我们概括出如下两点认识：
（1）外汇储备持有者问题
关于外汇储备的当局的安排，大国和小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经济开放的大国更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或货币当局之外的专设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稳定职能；而小国则更多地选择由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与汇率稳定职能。
对于任何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宏观调控的任务均可概括为同时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但是，因经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内部均衡重要性强调程度的不同，大国和小国处理内外均衡关系的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
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且经济的独立性始终受到强调，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便是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项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同样已经成为共识的是：在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优于实现对外均衡，而货币政策则优于实现对内均衡。因此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之类的大国，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自然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
由财政部门或专设机构主导外汇管理体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的直接联动关系，阻隔汇率变动可能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隔断了不稳定的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其调控国内经济运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况则不同。由于它们几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撑的国内经济体系，其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这意味着，小型开放经济的内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也就无所谓内外均衡的职能分工问题。同样由于小型经济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保持汇率稳定，实现外部均衡，在多数情况下总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便是实例。这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不拥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作比较，那么，他们的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就是保持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由货币当局负责外汇储备的管理，以确保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变动保持同步变动关系，是实现汇率稳定和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2）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
在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倾向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其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在常规的流动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从国际比较来看，外汇储备较少（对汇率干预要求较低）的国家，由于持有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较低，通常采取的是较为简单的管理模式，其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持较高的流动性，对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没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了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流动性的前提下，将多余部分进行收益率较高的各种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
比如，从1997年开始，韩国货币当局便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三个部分来管理，并对不同的部分设定不同的投资基准。流动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的规模，追求高度流动性的目标。投资部分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入的资产，追求收益率目标。以上两个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由韩国银行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样追求收益率目标，不同的是，这部分外汇资产是委托给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根据韩国银行的解释，设置这一档的目的，在于提高储备收益的同时，提供一条向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学习先进投资知识的途径。自2003年开始，韩国进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韩国投资公司（KIC）。从功能设置来看，该公司将作为一个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韩国银行和财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
新加坡政府亦然。与韩国不同的是，它不仅将国家外汇储备分出两档，而且该两档的储备分别交由金融管理局和政府投资公司（GIC）来持有并管理，从而实现了机构分离。在这种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目的是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由政府全额出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则接受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委托，通过其6个海外机构，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公司债券、货币市场证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来实现外汇储备收益的长期增长。
我国香港特区也将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档来实现分档管理。支持组合为货币基础提供支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此确保港元汇率的稳定。投资组合则保障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追求较为长期的投资收益。投资基准由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外汇基金对各国及各环节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整体货币摆布。外汇基金雇佣全球外聘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外汇基金约三分之一的总资产及所有股票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类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凭借其本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汇储备，但是，其外汇储备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三、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可行方向
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失衡当推首因；就国内而言，储蓄过剩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则属根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国内储蓄过剩，都是由一系列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内矫正它们绝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必须面对的情势。鉴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显示出若干负面影响，鉴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体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改革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创造一个灵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当务之急。
建立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局面，人们直观的反应是要将外汇储备“用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亦即为外汇储备找到规模巨大且稳定的非金融用途，外汇储备就不会增长过快了。反过来说，外汇储备所以增长过快，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出去。在此情势下，简单地为了减少外汇储备而不计成本、甚至浪费地“用掉”我们用国内资源和产品交换而来的外汇储备，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鉴于此，面对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局面，应当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外汇储备多渠道使用。综合别国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这既包括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也包括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之中。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着眼于全球经济运行来规划我国的资源配置战略，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被有机地纳入这一全球化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外汇储备，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并借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1）改革之一：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
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必须集中于货币当局，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都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是与传统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相适应的；而今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开始为外汇储备积累过多及增长过快而苦恼。适应上述变化，放松外汇管理已经势在必行。近来有关当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汇于民”战略，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趋势。
在我们看来，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持有主体多元化而言，就是要将原先集中由人民银行持有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的格局，转变为由货币当局（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政府机构（形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和企业与居民（形成“非官方外汇资产”）共同持有的格局。这样做的目的有二：其一，通过限定货币当局购买并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有效地隔断外汇资产过快增长对我国货币供应的单方向压力并据以减少流动性，保证货币当局及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二，为外汇资产的多样化创造适当的体制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汇金公司的设立和有效运行，标志着外汇资产持有主体的多样化进程已在我国展开。只不过，在目前的体制框架下，汇金公司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相应地，它与央行的资产负债关系也未界定清楚。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我们应尽快明确汇金公司的法律地位及其功能，另一方面，根据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还可再设立若干预汇金类似的专业化投资型机构。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专设外汇管理机构的重大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设立专业性政府投资公司来管理部分外汇资产，具有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学习先进金融知识、了解市场最新动态、提升国家金融竞争能力的战略意义。在这方面，新加坡和韩国专设政府投资公司（新加坡的GIC，韩国的KIC）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2）改革之二：与持有主体多样化相适应的外汇资产多元化
一些研究者指责我国的外汇储备都用于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从而造成外汇储备收益的低下。以上分析表明这是不确实的。事实上，自从上个世纪末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无论就其币种而言还是就其资产种类而言，就已经多元化了。因此，所谓外汇资产多样化的任务，就是在原先有效操作的基础上，对官方外汇资产做出明确的功能划分，并确定相应的管理机构，同时规定适当的监管框架。
在总体上，我们应当将国家外汇资产划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可称流动性部分，其投资对象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高流动性和高安全性的货币工具和政府债务上。这一部分外汇资产形成“官方外汇储备”，主要功能是用于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实施提供资产基础。毫无疑问，官方外汇储备应继续由央行负责持有并管理。
第二部分可称投资性部分，它主要被用于投资在收益性更高的金融资产上。从持有主体上看，其中一部分可交由其他政府经济部门管理，形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主要用于贯彻国家对外发展战略调整，在海外购买国家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设备和技术，或者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或者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高收益国外股票、债券、乃至金融衍生产品。应当指出的是，只要制度设计得当，央行也可以持有一部分非储备的其他官方外汇资产。当然，在账目上，这部分外汇资产应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明确地划分开来。其余的外汇资产（非官方外汇资产），应当按照“藏汇于民”的思路，配合外汇管制放松的步调，鼓励由企业和居民购买并持有。
（3）改革之三：划定货币当局持有的“官方外汇储备”规模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内容之一，就是将一部分外汇资产从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中移出，形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和非官方外汇资产。这种分割的关键，在于比较合理地确定应由央行持有并作为官方外汇储备的外汇资产的规模。
关于由央行掌握的外汇资产（外汇储备）规模究竟应当有多大，可以有不同角度的测算。根据韩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实践，央行掌握的外汇储备规模可以根据如下四项因素来确定。其一，传统的三项外汇储备规模决定因素；其二，根据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依据外资在国内金融市场中投资所占的比重，估计出在最坏的情况下，外资撤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其三，根据历史经验，计算出本国汇率的波动幅度，估计在最坏的情况下，汇率剧烈波动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其四，根据调控货币供应量的需要，估算出为了使货币当局能够履行其正常功能，需要有多大规模的外汇资产作为其货币发行的准备资产。
综合考虑以上四项因素，大致上可以估计出应当保留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储备规模。仔细分析这些决定因素，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些因素是相互覆盖的。因此，最适合官方外汇储备规模可以根据短边原则予以确定。我们认为，在上述四项因素中，对外汇储备需求最大的因素，应当是作为基础货币的支持资产。鉴于当前我国基础货币的规模约为65232.44亿元人民币的现状，建议由央行持有的用于货币政策操作的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在5000－6000亿美元。
建立“其他官方外汇资产”的融资机制。由货币当局之外的任何机构购买和持有外汇资产，都有一个如何为购买外汇资产筹集资金的问题。这一问题，构成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争论焦点之一。
对此，日本财务省多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逻辑清晰且有价值的借鉴。在日本，官方外汇储备的主要部分是由财务省持有并管理的。财务省通过“外汇基金特别账户”（FEFSA）来管理这笔外汇储备。FEFSA由外币（主要是美元）基金和日元基金两部分构成。当需要购买美元时，则动用日元基金；当需要购买日元时，则动用美元基金。
迄今为止，FEFSA筹集日元资金的基本手段是在市场上发行短期融资票据（FinancialBill，FBs）。在法律上，FBs被定义为调节资金余缺的现金管理券，由于这笔负债对应的是等值外汇资产，在经济上具有自我清偿的特征，所以，它不被记为政府债务。换言之，发行FBs，无论其规模如何，均不会增加政府债务。在这里，筹集资金和运用资金的性质和特征，与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起和运作颇为类似。
更具体地说，日本的FEFSA系统由两部分构成：外汇交易基金和外汇交易基金特别账户。前者是政府交易外汇的基金。根据日本政府预算法，其余额和买卖均不记入政府预算；而后者则由交易产生的利润与损失、在外汇干预过程中产生的利息的收付构成。根据日本政府预算法，后者要记入政府预算的收入与支出项中。
我们认为，日本的FEFSA通过发行FBs来为其持有的外汇储备提供本币资金的融资安排，特别是，日本法律对FBs性质的认定以及相应的制度和预算安排，对我国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系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总体上说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从1990年我国外汇储备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至2006年已突破1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总量十几年来增幅大，变动频繁。在外汇储备的总量管理中，由于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确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实际上，外汇储备是多个部门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的结果，即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剩余变量。
国际经验表明，目前并不存在一种适用于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最佳的外汇储备管理体系。外汇储备管理政策的确定是依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环境、金融市场发展状况、宏观经济政策、外汇储备管理目标等多种因素的。所以我国在进行总量管理时，要在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外汇储备变动带来的影响的基础上，来确立我国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协调外汇储备管理与其它政策之间的关系，追求整体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利用渠道及其合理行分析
对于目前我国超额的外汇储备(比由模型测算的适度规模高出32O0多亿美元)，如能合理利用与管理，不仅能发挥外汇储备的基本作用与功能，还能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反之，高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高的机会成本，会给我国经济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为实现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安全性要求，必须考虑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问题。一个大国在多极化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货币不独立，只能依附于他国货币，他就永远摆脱不掉被动的局面，充其量只能根据他国货币汇率的变动被动地调整自己的外汇储备结构。在目前我国主要储备货币汇率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每一次汇率变动都意味着给我国外汇储备带来很大的风险。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外汇体制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创造条件。
三、我国外汇储备合理化利用和管理的策略
针对我国的高额外汇储备及目前外汇储备管理面临的新挑战，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利用和管理。
1、合理利用过量的外汇储备，创造最佳经济效益
基于我国外汇储备数额庞大，应该在保证其安全性、保值性的同时，也注重其流动性和赢利性。在我国目前外汇储备较为充裕的情况下，可争取创造更高的收益。这一点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制定更加积极的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战略，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有竞争力的国内企业在国外建立子公司，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拓展海外市场，在经济全球化中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这样一来，政府、企业和其他私营机构可相互合作、相互协调，实现互补优势。另外，也可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深化经贸往来与合作创造更多的机遇。
第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国外去投资发展。在国家外汇储备日益增大，外汇管理的任务日益繁重，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不如将部分现汇以资产形式流动起来，全面发挥外汇储备资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三，有能力的企业投资国外资源性产品，如石油、矿产等，以缓冲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巨大需求缺口，并为我国的相关企业提供稳定的资源性产品的进口来源。
2、减持美元，调整外汇储备结构
在我国超过1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绝大比重。但是，近五年来，美元对日元、英镑、欧元等西方主要货币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其中出现过几次较大幅度的贬值。每一次美元贬值，都给我国外汇储备储备资产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在确定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时，应采取多样化策略，按照我国进口付汇和偿还外债付汇的币种结构来安排储备货币币种的构成。另外，减持美元并适当增加欧元等币种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外汇储备的结构性风险。
另外，同时，也密切关注货币汇率的变化，根据软硬货币的相对变化及时调整，以便实现国家外汇资产的保值，更好地发挥外汇储备在促进我国国内经济发展和稳定宏观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
3、加强和完善资本项目管理，积极推动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面对全球性的低利率趋势，同时，为防止国际投机资本进入造成外汇储备虚增，金融风险加大的情况，当前央行需要制定适当的存贷款利率，降低本外币利差;协调各有关部门增强汇率弹性，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消除投机空间，使投机资本转移出去，有助于减少资本账户顺差和促进国际收支均衡发展。
积极研究推动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措施，包括QDII的实施、社保基金与保险公司资金的直接海外投资。此项管理办法在国内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有组织的资本流出渠道，有助于在较短的时期内缓解甚至扭转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现状，并且能释放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
四、结语
本文通过论述有关外汇储备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了影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主要问题，即根据我国的经济状况，分析适合我国国情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最后根据上述目标提出一些建议。本文说明了在当前形势下，政策重点应当是稳定外汇储备量，与加强外汇储备管理两者并举，不断降低外汇储备的负面影响，缩小机会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差额。
参考文献：
[1].许承明《中国外汇储备研究》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2].奚君羊《国际储备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陈彪如、马之躺《国际金融学》成都:西南财经大学1997，P220-229
[4].贺金凌《外汇储备的最优控制理论与模型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5].陈荣安《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适度性分析》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02
[6].刘荣茂、惠莉《影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因素的研究》上海金融2005/03
[摘要]：外汇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汇储备则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关系到各国调节国际收支与稳定汇率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志之一，因而一直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普遍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