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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贸易壁垒；农产品出口；国际贸易；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7-0164-02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主要相关理论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内涵
绿色贸易壁垒也称环境贸易壁垒，从其意义上说，它是指那些以维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为目的而采取的限制甚至禁止有关国际贸易活动的法律、法规、标准、政策及其相应的行政措施，以避免这些贸易活动可能导致的环境污染，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
（二）绿色贸易壁垒的产生及原因
谈起绿色贸易壁垒，也许大家并不陌生，但在刚开始其实并没有“绿色贸易壁垒”这一专业名词，其相关的概念都被包含在技术贸易壁垒之中，所以绿色壁垒其实是技术贸易壁垒的一种形式。绿色贸易壁垒作为一种非关税壁垒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于各国[2]。从其背景来看，以下因素加快了绿色壁垒的产生和发展：
1.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迫切需要改善环境。随着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健康，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思考。国际社会关于环境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世贸组织也在相关文件中指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aim to improve the use of resources and reduce pollution by setting specifications for products and production methods.They cover objectives such as energy efficiency，emissions performance，waste minimization and recycling，forestry management，and soil，wildlife and natural habitat protection.Because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set specified targets，they provide greater certainty about outcomes for the environment。”[3]
2.传统的非关税壁垒已不能满足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需要。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受到重创，为了重新崛起，西方各国开始考虑实行贸易自由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GATT和WTO的运行，关税壁垒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也受到了限制。发达国家为了限制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开始寻求新的贸易保护，贸易壁垒应运而生[4]。发达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的经济污染也给环境问题带来伤害。这些问题的产生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其中WTO和GATT在对外贸易中也对环境问题做出了相关规定，这些环保浪潮的兴起促进了绿色壁垒的产生和发展。
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生产力水平的差距是绿色壁垒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凭借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的主导优势，由此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尖锐化。发达国家为了保护快速发展的经济，不得不考虑从别的国家获取资源。另外，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其在国际贸易中的领导地位，便让检验不合格的进口产品限制在本国市场之外，因此使得绿色贸易壁垒迅速在国际市场中发展开来。
二、河南省农产品出口总体现状
（一）河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
河南省作为传统农业大省，但农产品出口量在全国来说并不大，而且相对于农产品出口大省山东省来说差距较大。2006―2013年，河南省农产品出口额呈增长趋势，但相对于全省总出口额来说河南省农产品出口额占全省产品总出口额比率并不大，2006―2013年均未超过10%，这种趋势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由绿色贸易壁垒引起的。
随着河南省政府和企业对农业的扶持，农产品出口速度呈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在2014年，河南省共出口农产品达93.1亿美元，出口总额再创新高。至2014年河南省新增8家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总数已达17余家，位居全国第二。从出口种类来看，主要集中在香菇、蔬菜及其制品、果汁、禽肉等少数优势产品，而产量居全国前列的小麦、棉花、油料等出口量很小[5]。
（二）河南省农品出口的主要市场
河南省农产品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地区，在这些地区中，又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市场[6]。从2011年情况来看，河南省出口到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农产品分别达到7.12亿美元、1.47亿美元和1.13亿美元，所占比重分别为66.25%、13.7%和10.51%，三大洲占河南省农产品总出口额的比重达到了90.46%，而新拓展的市场所占比重之和尚不足10%[7]。而三大洲都是绿色贸易壁垒比较盛行的地方，由此看来，河南省农产品还需向非洲、大洋洲等洲际国家开拓市场，加快农产品出口。
（三）河南省农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
随着河南省近年来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河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以传统贸易方式出口的农产品比重仍然高于其他贸易方式。加工贸易对技术和人才要求较高，而河南省生产技术相对比较落后。但随着河南省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强，加工贸易方式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已逐渐成为农产品出口主要方式。自2008年以来，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产品的出口额增长迅速。出口额由2008年的15多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228多亿美元，并且超过了传统贸易方式。
三、规避绿色贸易壁垒，扩大农产品出口
（一）加大科技投入，建立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和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因此，要改善河南省农业生产技术，不得不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培养一批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专业人才，并研制出一系列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另外，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在河南省并不普遍，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不能形成统一的出口市场，限制了河南省农产品的对外出口。
（二）广泛建立农产品行业协会，应对绿色壁垒
农产品行业协会是由同类农产品供应链中的众多市场主体为实现共同利益和可持续发展而自愿组成的具有行业代表性的社会团体[8]。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外农产品行业协会便纷纷要求进入中国市场，为本国农产品开辟国际市场，由此可见，农产品行业协会对农产品的重要性。河南省目前虽然也建立了农产品行业协会，但目前只有4家，郑州市2家，南阳市1家，濮阳市1家。所以，加快建立农产品行业协会的步伐，对于积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转变农产品出口贸易方式，向加工贸易发展
目前，河南省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主要是传统贸易方式。因此，农产品出口不注重对环保质量的检测，很容易因为农药残留超标不符合出口国家的检测标准而遭到出口国的绿色壁垒限制。而且出口初级产品的利润也较低，所以转变农产品出口方式，促使农产品出口向具有高附加值、高标准的加工贸易发展，对于扩大农产品出口、规避绿色贸易壁垒十分必要。
（四）适应市场化潮流，开展绿色营销
现如今，绿色营销已经成为一种人们比较关注的营销方式，也更容易使消费者接受。因此，开展绿色营销也成为出口企业应对绿色壁垒的一个有效手段。企业可针对贸易国特定的绿色壁垒，积极进行市场调研，探索相应的绿色营销方式，研发绿色产品、绿色包装，树立绿色形象，形成一个绿色营销体系[9]。在推广绿色品牌的同时，形成良好的市场口碑，加快农产品出口的步伐。
（五）做好ISO14000国际标准认证
ISO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性标准化专门机构，它在国际标准化中占据主导地位[10]。ISO14000系列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编制的环境体系管理标准，在制定环境标准时综合考虑了其他国家的情况，最大限度地使标准能在国际社会中普遍适用[11]。因此，实施ISO14000标准是对外贸易的“绿色通行证”。而河南省农产品出口的市场大部分是欧美国家，所以河南省企业必须提高农产品出口质量检验标准，使农产品获得ISO14000国际环境认证，这样才能使河南省出口的农产品检验能够通过发达国家严格的检验标准，顺利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参考文献：
[1] 王红梅.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贸易与环境的影响及对策[J].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2）.
[2] 严艳荣，刘成群.绿色壁垒对我国花卉产品出口的SWT0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2，（21）.
[3] WORD TRADE ORGANIZATION.Harnessing trad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 greeneconomy[J/OL].https：///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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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桑玉芬.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5] 胡红月.河南省食品农产品出口现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4，（1）.
[6] 何学松.后危机时代绿色贸易壁垒对河南省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J].江苏商论，2012，（2）.
[7] 车.河南省农产品出口市场研究[J].中国商贸，2010，（4）.
[8] 丁长琴.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5）.
[9] 吕玉花，毛健.行业协会对提升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作用[J].经济导刊，2010，（6）.
原产于中国的茶叶C.sinensis和普洱茶C.sinensisVar.assamica是山茶属植物中最具世界性经济意义的作物，茶树与属于热带植物的咖啡和可可有所不同，无论在温带或寒带都可生长，从南纬33度的南非共和国以北地区至北纬42度附近格鲁吉亚共和国高加索山区都有引种栽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茶叶的出口贸易量迅速增长，由70年代的55.5万吨猛增至1994年的101万吨。到2005年预计将达145~150万吨。中国是世界主要产茶国之一，1995年全国茶园面积111.54万公顷。全国茶叶产量55.7万吨，茶叶也是云南省的重要产品之一，1995年全省栽培面积为16.62万公顷占全国面积的14.7%，年产量6.41万吨，占全国11.5%,居全国第四位,茶农120万户,年产值6.2亿元，加工产值4.2亿元，是农村的重要产业，而且存在巨大潜力，因为在现今世界上有40余个国家出产茶叶，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拥有众多的品种及制茶方法。云南省更是得天独厚，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省内分布的许多民族都有制茶、饮茶的习俗，值得大力开发、挖掘。
中国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关于对茶叶的记载，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000多年有关神农氏的传说"神农为民尝百草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原为药茶，而非嗜好品。在西汉初年(公元前206年)成书的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中，已有了有关茶的文字记载，在三国时代（公元222~280年），茶已开始成为日常的嗜好饮料。到了唐朝时，茶已相当普及，唐朝元年陆羽所著《茶经》对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烹饮方法及用具作了详细的论述，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门著作，陆羽也被人尊为"茶圣"。
关于茶的原产地有种种说法，比较可靠的说法认为茶出自高原的东部，即云南和四川一带，最早被看成是一种药茶，后来，逐渐繁殖到内地，一是顺黄河而下，二是顺长江而下，到公元3世纪，已普及到民间成为嗜好品了。进入公元8世纪，茶叶已成为农家的专业或副业而大面积种植起来。公元8世纪初，茶由派往唐朝的日本僧侣引入日本，17世纪80年代被移植到印度尼西亚，1788年传到印度；1869年进入斯里兰卡，1833年已广泛地被移植到俄罗斯等国家。在云南，有一条始于唐代，从云南西部经、印度到中亚的"茶马古道"，这条古道在宋朝达到鼎盛时期，是中国西南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同时茶也一直是内地与地区的大宗贸易货物。
与茶叶近缘的同组（TheaSection）野生种类，据载共有12种，5变种，大多分布于中国南方，其中不少种类当地百姓长期采制作茶饮，如贵州普百县的"炒青茶"为四球茶（C.tetracoca）云南文山、红河一带的"苦茶"为厚轴茶，凤庆、大理一带的"野?quot;"感通茶"为大理茶C.taliensis(C.irrawardiensis)，明末旅行家徐霞客到云南时，就曾记录为"感通茶"的采制工艺。
据现代药理研究，茶叶内含物主要有维生素、蛋白质、咖啡因、茶碱、茶多酚、单宁、挥发油等，其中茶碱、茶多酚有强心利尿作用，咖啡因对心血管和神经系统有兴奋作用，过量摄入对健康不利，目前国内外都在对降低咖啡因的含量进行研究，希望能培育出保健作用强、对人体刺激小的优质保健茶。
二、中国南方的重要木本油料作物-油茶
油茶是山茶属植物中另一类有重要经济意义的作物，在中国南方各省都有栽培，是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在湖南、江西还是重要的食用油。我国栽培的油茶主要有以下几种，油茶C.oleifera,分布于江西、湖南、浙江、广西等。分布于浙江省的浙江红花油茶X.chekiangoleosa；广东省的南山茶C.crapnelliana、云南省腾冲的红花油茶C.reticulata等，茶油中含有较高比例的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如腾冲的红花油茶就是一种优质食用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动物性脂肪的摄入量会逐渐减少，而茶油作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营养价值高的优质食用油，市场需求会逐步增加。油茶种子榨油后剩下的油枯还可以作为肥料、杀虫农药。目前，对油茶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在育种、栽培、改善茶油口感和营养成分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同时还可将油茶的栽培与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水土流失、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结合起来，为山区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三、世界著名花卉-山茶花
山茶属植物另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方面是观赏花卉，现代的人工栽培范围遍布中国长江以南、以及日本、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传统上作为观赏花卉而栽培的山茶属植物均是山茶组（Sect.Canellia）种类，如山茶C.japonica，云南山茶C.reticulata.，茶梅C.sasanqua.等。山茶古称"海榴"，在唐朝已有栽培，宋代以后才出现"山茶"的名称，北宋陈景沂的《全芳备祖》，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吴彦匡《花史》，王世懋《花疏》，王象晋《群芳谱》中都有对山茶形态、分类、用途及栽培的详细记录，历代文人对山茶也有许多题咏。
约在公元7世纪初，茶花传入日本，并于18世纪时传入欧美，目前栽培品种已达1.5万余个，目前英、美、日、意、法、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在栽培和培育，茶花已成为各国不可或缺的庭院观赏花木，而且有的国家进行大宗的商品化生产，作为出口创汇的物资之一。
云南山茶虽有1300多年的栽培历史，自隋唐开始，宋、元、明以后渐盛，但地处偏僻，山川阻塞，世界各国知道较少，云南山茶的学名CamelliareticulataLindley，始于19世纪中叶，但到20世纪后半叶才引起各国园艺学家的重视。云南山茶花大色艳，花型变异较多，极具观赏价值，而且野外分布较多，常易形成自然杂交新品种，如腾冲野生红花油茶林中就有由于自然杂交而形成的花型、花色有很大区别的新品种，90年代初由腾冲县城建局组织了对红花油茶林中自然杂交新品种的鉴定，经专家仔细研究后共评审鉴定了62个云南山茶新品种。1995年又从昆明震庄国宾馆的栽培品种中鉴定出10个新品种。我国茶花育种应发挥我国茶属众多的种质资源优势，进行种间和属间远缘杂交，培育出我国特色的茶花新品种。目前对新品种的培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培育芳香茶花：用有香味的茶属植物杂交，形成有香味的茶花品种，如美国已培育出的"香粉红"Fragrantpink，以及"辛迪玉桂"CinnamonCindy等多个具有香味的茶花品种；
2．不同茶色茶花的选育：茶花的花色仅有红色（从粉红、银红、桃红到深红）或白色，60年现了黄色的金花茶，以后又发现了20多种开黄花的种类，但黄色花的花型较小，花瓣较少，观赏价值不太高，目前国内外正在将黄色花的种类与茶属其它植物杂交，希望能得到有较高观赏价值的黄色品种；
3．培育矮化品种：茶花株型高大，特别是云南山茶本身就是乔木，枝条长，叶大而稀，不宜在居室内栽培。可利用茶属中矮生的植株，杂交得到节间短，株形丰满的新品种，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绿化和美化居室环境与城市环境的要求日益高涨，这为茶花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许多南方省市的居民都有栽植茶花的爱好，昆明、温州、重庆等城市还把茶花定为市花，并成立了中国茶花协会，进一步促进了茶花的普及推广。可以预期，山茶花作为中国原产的著名花卉，是极有市场价值的优秀花卉。
[参考文献]
1．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山茶花》，云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绿化植物育种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02）
摘要：笔者论述了种苗产业化的主要组成要素，并综合分析国内外种苗产业现状，分析认为北京种苗产业发展的问题主要涉及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产业链条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销售模式单一化、服务和标准体系不完善、产学研联合体不健全等方面，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北京种苗产业的发展策略，主要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并加强调控、发展北京特色花卉品种、细化产业分工、构建花卉种苗质量标准体系和认证机构、开展服务体系建设及建立产学研综合体等主要对策等，旨在为北京市种苗产业化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 ：花卉种苗；产业化；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S68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14-0041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Flower Seedling Industrialization
of Popular Flowers Variety in Beijing
Li Zijing, Chen Xiao, Dong Aixiang, Yi Caijie, Cong Richen
(Beijing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Greening Plant Breeding,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Essential factors of flower seedling industrialization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indicated that the problems of flower industry in Beijing were deficiency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flowervariety, incomplete flower industrial linking, unsoundness of law and regulation, simple model of sale,imperfect system of service and standard, and deficient of production-college-research union. Strategies ofdeveloping flower seedling industry were suggested, such us reinforc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cultivatingBeijing- characteristic flower variety, refining industrial division, establishment of flower seedlings qualitystandard system and certification institutions, developing service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flower seedlingconsortium, on the base of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flower seedling situ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policydecisionbasis for flower seedling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 Flower Seedling;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 Strategy
0 引言
花卉是当今世界的朝阳产业，花卉种苗业是花卉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园林花卉种苗产业的发展，服务于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符合北京市城市功能定位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有利于北京市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
种苗产业化是园林花卉种苗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花卉种苗产业化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其发展涉及花卉品种的研发、科研与生产、贮藏与流通、销售和交易等各个领域[1]。因此，种苗产业化不是简单的种苗产业规模化，还应包括市场供求信息化、科研生产密切化、政策法规导向化、社会服务系统化、生产技术现代化、产业规范法制化、品种良种一流化、民族品牌国际化、产业分工专业化、种苗质量标准化。为促进北京市园林绿化植物种苗产业的发展，笔者综合论述了国内外花卉产业化现状和优势，分析了北京种苗产业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了发展种苗产业的主要对策。
1 北京花卉种苗产业化现状
北京花卉种苗产业萌芽阶段始自20 世纪80 年代。起步之初，生产靠散户，品种靠引进，经营靠商贩。为培植花卉业的发展，推进农业转型和生态建设，北京市委、市政府将花卉产业列入北京现代农业“221 行动计划”，通过完善花卉市场体系、联合产学研机构、整合花卉资源信息等途径，推动花卉产业有序、稳步发展。
进入21 世纪以来，北京市花卉种苗产业生产面积稳步快速增长，2011 年北京花卉种苗生产面积已达4667 hm2，相比2006 年产值增长逾1 倍（表1[2-4]），年产值达1.39亿元，从事花卉贸易的公司达30余家[2]。
北京花卉产业格局雏形基本具备。首先，北京花卉种苗生产结构逐步成型，即以盆花为主（总产值的43%），切花、草花、种球种苗、树木种苗为辅的产业结构。其次，北京花卉产业区域布局日趋完善，即逐步形成了朝阳丰台的都市型花卉农业模式；通州花坛花卉和特色苗木产业区；顺义高丽营宿根花卉产业区，赵全营特色苗木产区、鲜花港中高档盆花生产基地；昌平和大兴的现代花卉生产和树木种苗生产区；远山区的球根花卉及高海拔地区的冷凉花卉。再次，北京花卉销售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交易平台基本形成，花卉营销形式呈现多样化，大型花卉交易批发市场和花卉销售网点形成以点带面、星罗密布的局面，新的交易方式如网购、邮递等形式亦逐渐产生[3]。北京市花卉苗木消费量的巨幅增长为北京市花卉产业集群发展奠定了基础[5]。
北京花卉苗木产业的生产水平逐步专业化。专业化程度主要体现在集约化的管理、先进的技术（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以及现代化的设施（滴灌、土壤消毒、水质纯化）在花卉育种、生产和栽培等各环节的应用。
北京花卉种苗生产区域化和专业化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当前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进行产业现代化升级。
2 国外花卉种苗产业现状及特点
花卉种苗或花卉的产业化，是指将花卉的生产力通过现代化的手段达到最大化，提高产能和效率，并通过完备的市场体制或组织机构将花卉的流通、认证、交易等环节整合联动的过程。花卉产业在发达国家已得到了长期而充分的发展。荷兰、美国、哥伦比亚等国家已经形成了完善的花卉种苗产业化体系[6]，这些国家的成功模式值得深思和借鉴。
2.1 种苗市场体系的现代化
美国是全球花卉生产和消费最大的国家，花卉年消费额超过10 亿美元。依托完备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美国的花卉种苗产业高度发达，市场体系十分完善[6]。美国的产业模式是花卉产业化市场化的最高代表，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流程为基础，其网络化、层次化、专业化市场体系是无可比拟的。
荷兰的花卉市场已达到国际化的水准，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流的花卉流通机制，其花卉流通可实现在24 h之内运达世界各地销售网点。建立完善的市场运行秩序是实现花卉商品价值的根本保证[7]。
2.2 种苗服务性组织的专业化
种苗服务性组织的发展是花卉市场良好的剂和催化剂，是链接生产和销售的重要纽带，是种苗产业化和信息化的必然趋势。
哥伦比亚的花卉种苗产业模式是服务性组织主导市场模式。哥伦比亚是典型的新兴花卉强国，从20 世纪60 年展至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花卉出口国，年创汇4 亿多美元[6]。服务性组织提供更多更广泛的种苗市场信息，解决生产者的销售、流通及售后服务问题等。哥伦比亚的花卉协会是全国性组织，通过收集世界各地的花卉生产、销售、科研等各方面的最新信息，保护花卉出口商的利益，并聘请花卉栽培专家、植保工作者进行顾问指导，制定花卉生产的规划与计划，协调引导花卉生产者有计划地按需生产，同时还组织开展技术培训，提供技术服务。
2.3 种苗营销机制的创新
以荷兰为例，荷兰花卉种苗产业特点为拍卖市场体系与生产公司的结合模式。荷兰是公认的世界花卉强国，是世界上花卉种植产值和贸易额最高的国家。荷兰发达、高效、完备的销售机制是其种苗产业化经营的引擎。目前荷兰有7 个拍卖市场、数以万计的批发和零售企业或网点，形成市场和生产紧密结合的产业化经营机制，诱发巨大的产业集群效应[8]。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荷兰的拍卖市场运营模式。拍卖市场是荷兰花卉产业价值链上的核心[9]。拍卖行是荷兰多家花卉生产公司的共建股份联合体，除了完成本国产品出口以外，海外花卉也来荷兰拍卖后发往世界各地。通过拍卖市场模式的运营，使荷兰迅速成长为世界花卉翘楚。拍卖市场的优点不言自明，首先，拍卖市场明确而严格的质量标准和检测体系提高了花卉质量；其次，交易效率高、费用低，并且保证了质量，实现了保鲜、包装、检疫、海关、结算、运输等环节的一体化，缩短交易时间；再次，具备权威的价格调节机制，严格的质量鉴定将花卉分级，并具有很强的社会公正性；此外，促进了种苗生产的专业化和现代化；最后，实现了种苗产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围绕花卉拍卖形成了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信息收集与、加工保鲜包装运输等完善、结算检疫出口等社会服务机构。
荷兰是全世界率先对农业关联企业实施价值链管理模式的国家之一，其发展花卉产业依赖于高度的专业化大生产和科学的社会化分工，依赖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科研推广与市场需求的高度结合，依赖于各种健全的花卉中介组织，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和决策的强力支持[10]。
总结国际种苗产业发达国家的特点，不难发现其相通之处，即均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高效的花卉流通体系、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集中成片的种植区域和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11]。
3 北京市花卉种苗产业存在的问题
北京花卉种苗产业30 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依靠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科技创新资源，北京逐渐成为全国三大花卉种苗消费中心之一，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花卉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然而北京花卉种苗产业仍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
3.1 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新优品种
北京乃至全国花卉种苗产业不可回避的现实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花卉种苗的新品种权是中国花卉产业发展的技术壁垒，致使国内园林绿化所需品种大多需要从国外引进，尤其是主流切花和盆花品种几乎被国外花卉种业商垄断，为此中国无形中支付了高额的品种权费用[12]。
花卉新品种培育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花卉产业实力的主要指标[13]，新优植物品种的培育不仅关乎目前的国际花卉产业利益分流，而且决定了花卉种苗产业未来的发展与进步。
3.2 产业分工不明确，产业链条不完善
北京花卉种苗产业的区域布局虽日渐完善，但各生产单元的生产规模与方向仍然处于无序状态，生产规模盲目扩大。多数企业为规避市场风险，以花卉品种种类多而全的方式经营为主，应改变大而全的现状，向少而精的方向努力；企业产供销的职能配置不利于专业化生产的全心投入。而产业链条的不完善则表现为诸如缺乏完善的市场物流体系、缺乏网络营销统一平台和信息平台等。
3.3 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品种保护意识
目前，国内花卉生产标准化的相关法规还未出台。国内传统的花卉生产方式，以及对国际花卉贸易技术要求的意识淡薄，阻碍了国内花卉出口贸易的发展。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法律法规的缺失，以道德约束力为行为准绳的社会秩序常受到侵权行为的迫害，集中表现在对自育品种的保护意识淡薄，导致许多优良品种被无偿栽培和交易，尽管采取维权手段也很难得到可观的资金补偿。
3.4 销售模式单一化
花卉种苗企业多依靠“坐地商”的销售模式，如超市或花店的销售模式、树木种苗的坐地商模式等，主动营销模式少见尝试。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和云南等地已有花卉拍卖的销售模式的尝试，如北京莱太花卉拍卖市场和云南斗南花卉拍卖市场。
3.5 信息服务体系不完善
缺乏销售中介组织和信息服务机构等。公共信息体系的建设不仅能够解决生产供需的矛盾，而且对资源节约和产业合理布局及良性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种苗生产信息和价格信息等需要服务组织的中介桥梁作用实现共享，新品种研发后的成果转化也可通过服务体系建设而得到加强。服务体系的建设应包含生产技术开发、病虫害咨询与防治、质量检验机构和售后服务机构的配置与构建。
3.6 花卉种苗标准体系和认证制度不健全
花卉种苗的质量是决定种苗销售量的根本因素，认证环节是在销售方和购买方之间的独立质量认定，能够客观地对苗木质量进行评价和定级。当前市场上的花卉种苗类型和品种繁多，规格不一，形态各异，目前颁布的主要花卉种苗等级标准均为行业推荐性标准，实施面不大，对产业发展的指导作用不明显。此外，生产技术标准是对种苗生产过程的指导和控制，病虫害是影响花卉种苗质量的关键因子，而现有涉及以上两者的种苗相关标准几乎为零，亟待加以研究和制定。
认证机制是花卉种苗产业走向规范化、精品化和国际化的基础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花卉认证形式已发展成为对企业或生产者的认证、花卉生产环保认证、有机花卉认证等多种形式，荷兰、美国、德国、新西兰、国际花卉贸易组织等国家和组织均建立了成熟的花卉认证体系和机制[14]。通过花卉认证后的花卉种苗，可以获得更丰厚的经济利润，增强花卉种苗或相关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促进国内花卉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15]。
3.7 产学研严重脱节
产学研一体化是生产、科研和教育机构的充分合作与联合，而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产学研三要素通常是脱节的。通常情况下，生产企业或单位轻科研重经验，而科研和教育机构则重科研轻转化，甚至科研内容缺乏实用性，导致多年来的花卉种苗生产依然科技支持率不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花卉种苗的相关生产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的研究不容忽视；成果转化是最终目的，所以科研成果应走向生产一线，转化成实际效益。
4 北京花卉种苗产业化发展对策
北京的花卉种苗产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发展，取得可喜的成绩，已进入待调整和转型阶段。花卉种苗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加速产业化进程和产业转型，由粗放生产向产业分工转变，由泛标准化向质量认证型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传统经营型向现代信息化营销型转变[3]。在花卉种苗产业的重要转型期，必须不断强化对花卉种苗产业化的认识，建立和完善国内花卉产业化创新体系和机制，为北京花卉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4.1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
政府应为花卉种苗产业化发展服务，发挥整合资源的作用，制定执行花卉产业扶持专项政策，加强花卉产业链建设，在花卉育种研发、品牌构建、物流配送、售后服务、花卉种苗产业文化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规范花卉种苗产业竞争，建立健全有关花卉产业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和引导相关协会、质量标准体系和认证机构建设，根据北京地区的气候、资源和市场情况，因地制宜地规划北京花卉种苗产业发展布局。
4.2 发展北京特色新优花卉产品的培育与研发
新品种培育是花卉种苗产业发展的根本，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的花卉种苗产业化是伪产业化。国际花卉产业的竞争，实质上是花卉品种的竞争，拥有新优品种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产生高附加值。同时，在新品种研发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品牌效应，如何使花卉品牌深入人心、赢得信誉更值得深入研究。此外，应结合北京地区气候和市场特点，集中发展优势品种，形成北京地区产业特色。
4.3 细化产业链分工
构建花卉产业价值链可增强花卉企业的竞争力。产业链细化分解为一系列相互独立和相互联系的环节，将使不同环节高效增值。北京应着力促成花卉种苗育种、生产、营销、推广、物流、服务等各环节的分工与合作，在形态上表现为独立公司专营，由行业协会协调衔接。产业分工的细化使各单位主体能够专攻某一领域的研发或经营方法，有效提高经营效率或技术水平，有利于花卉种苗研发、生产和流通的现代化，延长并拓宽产业链。
4.4 构建花卉种苗质量标准体系和认证机构
标准体系的构建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科研、生产等部门的广泛积极参与，加大花卉种苗生产技术和检验检测类标准的制定和已有标准的实施力度，推行花卉种苗标准化生产，建立健全认证机构的核心作用，建立高效监督执行运作机制，实现花卉种苗生产的规范化，增强产品竞争力。同时，应加强对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研究工作，促进与国际接轨。
4.5 开展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目前北京缺乏花卉生产经营信息的共享渠道，花卉种苗生产经营者与需求者均难以获取即时广泛的信息。应大力推进花卉种苗信息网络体系建设，以花卉研发机构、生产企业、种苗市场为依托，促进信息中介机构、企业策划、技术咨询、拍卖市场、信息网络平台的发展，完善服务体系，为产业化生产和流通提供即时信息和市场趋势分析，提高产业化运作效率。
4.6 建立产学研联合体
花卉产业发达国家的花卉企业均设有相关科技情报和研发部门，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科研，着力发展自身软实力，增加专利储备，而北京的花卉企业并非如此。另外，北京的科研和教育机构科研成果的转化力度不足。“产学研联合体”可理解为产业界、高校和科研院所组成的科研联合体，产业内的大企业和具有技术优势的科研院所、高校实施强强联合，将形成有利于科技成果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实现研究成果向生产、销售的成果和效益转化，同时验证市场需求方向和趋势，将成果转化的收益投入到品种与技术研发中，形成研发、生产、销售、再研发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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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的重要政策调控工具。在明确税收优惠的内容和积极作用的基础上，根据国情制订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更好的经济发展服务。
税收优惠是我国主要的税收支出形式，他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在法定基准纳税义务的基础上，对一部分负有纳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免除或减少一部分税收。而一般认为，税式支出(TaxExpenditure)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通过对基准税制的背离，给予纳税人的某种优惠安排。税式支出的主要形式主要有：税收豁免、税额减免、纳税扣除、税收抵免、优惠税率、税收递延、盈亏相抵、优惠退税、税收饶让、加速折旧等。从严格定义来讲，税收优惠的范围广于税式支出，但从实践来看，应使税收优惠尽量多的纳人税式支出体系，以便于对范围和数量进行分析，从而增加对税收优惠的管理和控制，优化税收政策。
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末即年代初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改革的深化，也出现了税收优惠不统一、内容不合理等诸多问题。
一、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内容
所谓税收优惠，实际就是指政府利用税收制度，按预定目的，以减轻某些纳税人应履行的纳税义务来补贴纳税人的某些活动或相应的纳税人。政府实施税收优惠并不是一种随意行为，而是政策的需要，以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税收优惠政策是指税法中规定的对某些活动，某些资产，某些组织形式以及某些融资方式给予优惠政策待遇的条款，其实质就是减免其优惠对象的税负，但方式多种多样，如对制造业的投资给予免税期和税收抵免，给予特定资产以加速折旧，对小企业按低税率征税，对债务融资和股票融资的税收待遇不同，对住房所有权的估算所得不征税，对无形投资的投资区分研究和开发支出等。
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细则对现行的税收优惠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优惠币点转向“产业优惠为主、地区优惠为辅”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原有优惠政策进行了整合，重点转向“以产业优惠为王、区域优惠为辅”，对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所得税上的优惠对待，发挥了税收优惠在体现税法政策性上应有的积极作用，有效配合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明晰了国家产业扶持的重点。
2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三免三减半”
新税法将基础设施项目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由部分地区扩大到全国，适用对象由外资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并实行统一的优惠方式企业从事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电力、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听得，实行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3非营利公益组织收入免征所得税
新税法中新设了此项优惠，对各类非营利公益组织取得的收入，予以免征所得税优惠。同时，严格规定非营利公益组织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防止偷漏税现象发生。
4农、林、牧、渔业项目继续实行免征优惠
新税法继续实行税收优惠向农业产业倾斜的政策，统一了内外资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所得免税政策并实行统一的优惠方式。企业从事农、林、枚、渔业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以及海水养殖、内陆养殖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5从事环保节能项目的所得实行“三免三减半”
企业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实行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6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在税收优惠上的一定自力
在以产业优惠为重点的同时，新税法仍然保持了对区域优惠的关注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在税收优惠上的一定自力。
二、税收优惠的积极作用
1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我国实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各种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来，为外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商来我国进行投资。吸引了一批外资来华投资建场，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的改善。
2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积极引导投资方向
我国税收政策通过采取各种优惠措施，积极鼓励企业投资于国家急需的行业和地区，对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社会需求总量由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构成，税收是消费和投资的一个变量因素，对个收入和支出增税将影响个人的消费支出；对企业收入和支出征税，将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税收对需求总量的调节作用，主要是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制订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来实现经济稳定。在总需求过度而引起经济膨胀时，选择增税的紧缩性税收政策，以控制需求总量；在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经济萎缩时，选择减税和实行税税收优惠的扩张性税收政策，以刺激需求总量。
3扶持补贴的迅速及时，增强政策效果
税收优惠形式的税式支出，是税收收入过程和补贴过程同时实现的，减少了税收收入的征收、入库等过程，直接形成了财政的补贴，因此，较直接财政支出更为及时，减少了政策的时滞，增加了政策的时效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和投资三个基本要素。土地要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但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已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建设实践所证明。劳动要素由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无限供给和发达国家的高失业率，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首要约束条件。因此，投资形成的快慢，将构成经济增长的首要约束条件。
4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
需求、投资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通过对出口商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国家进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中，如果出现总供给过大或过小的经济失衡，既可以通过控制需求来取得经济平衡，也可以通过控制供给来实现经济平衡。因总供给不足引起的经济失衡，通常是由于供给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某些部门，如高新技术产业、能源、交通、通讯等部门发展滞后；而其它一些部门，如纺织、机械、建材、钢铁等出现了供给过过大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就要通过调整供给结构来调节供给，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
三、税收优惠的政策控制途径
税收优惠政策在我国的税收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政策，在促进我国经济和谐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实施成本。它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消极作用，是经济发展的一把双刃剑，又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项有力的工具。在实际制定与操作中，应尽量发挥优势，控制劣势，在此方面，各国都普遍采用税式支出理论，将税收优惠纳入国家预算，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以便深刻揭示其实质。OECD国家计算税式支出的方法主要有三种：收入放弃法、收入获得法和等额支出法。目前，各国对于税式支出的理论和方法仍处在探索阶段，还未全面完善，对于我国而言，应效仿国外的先进经验与管理方法，结合我国的国情，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税式支出预算体系，管理和控制税收优惠，扬长避短，发挥更大效益。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作物一直以来是农业经济中最基本的农作物，粮食生产自古以来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据20世纪70年代编写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五册记载，珠江三角洲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和旱粮两类，其中旱作粮又包括麦类、薯类、豆类和粟类四大类作物。[1]珠江三角洲的稻谷栽培有着久远的历史，也是我国稻作起源地之一。栽培作物的起源，是由野生稻的逐渐驯化而来。著名的水稻专家丁颖于1926年在广州市东郊犀牛尾发现野生稻，以后陆续在珠江三角洲的番禺、增产、从化、三水、清远及开平等县都有发现。[2]野生稻的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栽培稻作起源地之一。周晴对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北部的的低塱区的深水稻和水生植物进行讨论，指出16－20世纪中期珠江三角洲北部的低塱区分布着面积广阔的湖沼湿地资源，这里的作物栽培及水生植物群落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3]珠江三角洲历来都是以稻谷为主要的粮食作物，直到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逐步有所发展，稻谷生产的发展，逐渐为其他作物代替，稻谷开始出现紧张以至供不应求的状态。除水稻外，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开始普遍种植番薯、玉米和木薯等旱粮作物。实际上，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进改变了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王双怀认为，明代中后期，华南地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密切，从海外引进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番薯和花生。[4]吴建新等讨论了明清时期番薯、玉米、花生、烟草在广东的引进和传播情况，认为明清时期，中国传统作物结构及种植制度，由于外来作物的引进及其广泛的传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5]对于粮食作物的研究，学者们大多从粮食生产与贸易的角度进行讨论。谢天祯、潘燕萍对宋元明时期广东的粮食生产与贸易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宋、元、明三代，广东曾是我国一大粮食产区，每年均有大批商品粮运往外地，接济闽、浙及东南亚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不仅是广东的主产区，也是广东米粮贸易活跃的区域之一。[6]吴建新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广东农业商品化过程中，粮食生产并没有像经济作物一样快速增长，相反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相对减少，以至于出现了明中叶以后广东的长期缺粮问题。[7]乃至到民国时期，广东的缺粮问题依然严重。曾伟对民国广东的粮食状况进行了论述，认为民国时期广东出于缺粮状态，尤其是抗战时期广东的缺粮问题更为严重，各地出现严重的粮荒，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8]对于清代广东的缺粮问题，陈春声认为，在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广东人选择了种植更多的高价值的非粮食作物，使单位面积耕地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并使其收益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所需粮食则从市场上获得的方式来解决。
二、关于经济作物的研究
经济作物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种植的重要农作物之一。经济作物的种类包括甘蔗、蒲葵、茶叶、花木、蔬菜和水果等。20世纪70年代编写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其中第四本关于珠江三角洲蚕桑业发展史，第五本关于珠江三角洲主要作物和畜牧、林木历史，第六本关于珠江三角洲果木业发展概况和荔枝龙眼、柑桔、香大蕉、菠萝四大（笔者认为是“五大”）水果生产发展史，这些都涉及到了珠江三角洲经济作物种植的历史。[10]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作物种植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主要经济作物专业区。据叶显恩等人的研究，明清时期在珠江三角洲开始逐渐形成甘蔗、茶叶、蒲葵、蔬菜、花木和水果等专业种植区。例如甘蔗的种植，至明末已经形成以番禺、东莞和增城为中心的甘蔗产区。[11]刘正刚等对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果树栽培进行了讨论，指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对果树的认知、分类更为细化，通过接枝、驳枝等技术培育果树的新品种，在实践中注重气候、土壤、防护等对果树栽培的影响，对果品贮藏也进行了新的尝试，进一步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商业化发展。[12]陈伟民对宋代岭南的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产经验进行了讨论，经济作物论述主要分副食作物、纤维作物、辛香作物、果树作物、糖料作物、花卉作物和林木作物七大类分述。[13]王双怀讨论了明代华南的棉花、蚕桑、诸麻、甘蔗、茶叶、芝麻、油菜、油桐、乌桕、荔枝、龙眼、槟榔、杉树、诸竹、诸菜、香料、染料和药材等经济作物的分布及其地域特征，认为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经济作物的生产具有较大刺激作用,而经济作物的增长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4]司徒尚纪讨论了明代广东农业和手工业分布的特点，认为明代广东农业中，经济作物种植业是最发达的商业性农业，其中蚕桑、甘蔗、水果、鱼苗、蒲葵、种香、花卉、蔬菜等，已形成商品性集中产区，成为商品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地理特征。[15]唐森、李龙潜分析了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认为由于粮食作物品类的单调，水稻所产又不足供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在明以前肯定受到极大的限制。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出现了新的趋向，诸如明清广东经济作物品类繁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推广，专业化的农作物区的出现；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种植的目的，已不单纯地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的需求，而是作为商品生产投入流通领域去获取交换价值。[16]李华分析了明清时期广东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认为广东农村种植经济作物有悠久的历史，但经济作物大面积生产，农产品的商品化，则是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开始的，到了清中叶，广东有些府州县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江南五府而跃居第一位。
三、关于农业商业化的研究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农业的商业化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可以促进农业的商品化，另外一方面，农业的商业化也带来了经济作物更大范围的种植。叶显恩对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商业化发表了系列论文，讨论了农业商业化的兴起、增进,及其发展水平、性质，认为明代晚期，珠江三角洲的各种经济作物陆续形成各自的中心产地，商品性农业专业区域逐渐出现和扩大。[18]在农业商业化发展的基础之上，明中叶以降,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墟市所呈现的繁荣景象。[19]蒋祖缘讨论了明代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发展的原因、状况及其影响，认为自明代嘉靖以后，白银流通更为广泛，珠江三角洲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大，专业区域开始形成。[20]姜守鹏讨论了清代前期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认为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及其加工业的商品化和迅速发展。[21]平比较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指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在农业生产上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单一的自给性粮食生产，形成了以经济作物为主要内容的商品化种植业生产，农业的商品化程度迅速提高。[22]程明讨论了清代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在明末清初曾遭受重大破坏，自康熙朝起，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表现为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商品性园艺作物的大量栽培、手工业生产部门的专业化趋势和墟市的普遍繁荣。[23]刘志伟指出，清代广东的粮食贸易，主要是由于珠江三角洲等地农村在出口贸易的刺激下，大量发展经济作物，从事日益专业户的商品生产，形成了广阔的粮食需求市场。以国内外贸易为基本内容的商品流通形成的市场刺激，是清代广东商品生产发展的直接动因。[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