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文化论文优选九篇

时间:2023-03-22 17: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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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文化论文

第1篇

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禅宗却是佛教完全中国化的产物。因为主张修行者修习禅定,故名禅宗,是汉传佛教的最主要的派别之一。禅宗相传由菩提达摩传入中国,在六祖惠能时期趋于成熟,至中晚唐开始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形式。汉传佛教的宗派大多来源于印度佛教,禅宗、天台宗与华严宗,却是在中国本土独立发展并壮大起来的三个宗派。禅宗以及天台宗、净土宗的创立,改变了汉传佛教由外来僧人主宰的局面,标志着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武术活动在中国有着非常古老悠久的历史。据《庄子•人间世》和《荀子•议兵》记载,当时人们比试武艺就已经有很多技巧,比如拳术打法中就包括进攻、防守、反攻、佯攻等技术动作。所以,中国武术的产生要远远早于少林寺的创建甚至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但是,少林武术根植于少林寺的佛教文化之中,随着禅宗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兴盛,少林武术与禅宗文化相互交融。少林六祖惠能在《坛经》中说,禅乃梵文音译“禅那”,其意译为“弃恶”“功德丛林”“思维修”“静虑”。其基本含义就是息心静寂地参悟。这就造成了少林功夫和其他门派的不同———讲究“禅武合一”。少林武术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断吸取民间的武术精华,习武者在修行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和启示,并且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原有的武术形式进行改造,出现了“武以寺名,寺以武显”的独特现象,也开创了中华武术的新局面。

二、少林武术中“禅”文化与“武”文化的契合

少林寺位于少室山的五乳峰之下,创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我国传统的武术技艺从此便深植于有着“禅宗祖庭,功夫圣地”之称的少林寺之中,并成为寺院僧众经常演练的修行内容。唐武德四年,少林寺昙宗等十三位僧人,擒拿王仁则,夺取辕州城,归顺当时的秦王李世民。三年后,昙宗被封为大将军僧,自此,少林寺以武功侠义名扬四海,少林僧众习武之风代代相传,盛行不衰。到了宋代,少林拳术增至一百七十余套,同时,少林武术的形式和内容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明代,少林武僧们对内保邦定国维护国家稳定,对外共御外侮同仇敌忾。明代后期,少林武术被冠以“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的美誉。

(一)少林武术中“禅武合一”的精神实质

少林武术不同于其他武术门派的独特的文化内涵是禅武同源,禅拳归一。这也就意味着“禅为武之主,武为禅之用”。武术是禅修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禅生命的有形化;禅修是武术的精神本质,武学之道也就是禅道。以禅入武,禅武合一,身神兼修才可以达到武术最高境界。

1.禅悟与武悟的升华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禅宗区别于其他宗教派别的最独特的宗旨和内涵。悟是禅的生命,悟可以解释为对事物本性的一种直觉观照。禅宗在自身的中国化发展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以往佛教经典中晦涩难懂,一般的修行者不易领会的经典理论,而由修禅者自身的顿悟、感受和判断所产生的思想火花来体会领悟世间万物以及宇宙永恒。这样的依靠修行者自身的悟道来修炼的方式与少林武术的练习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禅宗讲究在日常生活中修行,一些令我们很容易忽视的日常行为,对于修禅者来说很可能会起到当头棒喝的效果。所以在禅宗中出现过很多修行者通过一句偈语,一声呵斥,一个无声的动作,甚至是一顿拳脚而悟禅得道的公案。换句话说,禅宗修行大都要靠自身的感悟来体验禅的精髓。“禅”可以说是一种修养素质方面的修炼,而少林武术的表现形式虽以身体活动为主,但本质也强调要动静相济、内外兼修。要想达到修禅与习武的至臻境界,都需要通过“悟”这个关键环节的完成才能达到,“悟”是二者修炼的必要方式。自古以来,习武的特点是口传身授,武术的固定招式可以拆解教授,示范讲解,但是武术的最高境界并不仅仅注重外在形式,而是随心所欲,无招胜有招。这些却是“可以传而不可以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需要练习者自身日复一日的学习、苦练、体验、领悟,最后把所学所悟全部融会贯通才能够实现。所以拳谚有云:拳打万遍,其理自现。少林僧众在练习武术的过程中不是单纯重复地练习各个技术动作,而是在寺院文化浸染的这一独特环境下从武学技击招式中感悟出少林武术和修禅的精髓与真谛,再通过修禅得出的禅理来指导武术练习,使“禅”与“武”在共同的练习与悟道的过程中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二为一”。

2.禅戒与武戒的合一

武术与生俱来就带有技击搏杀的性质,而佛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饮酒)中的第一戒就是杀生戒,要求信众不但不要杀人,也不能杀害包括蛇虫鼠蚁在内的一切有生命之物。于寺庙文化中所孕育出来的少林武术非常自然地受到佛家慈悲为怀,戒斗戒杀思想的影响,把强身健体、益智益德、自卫御敌作为练武的首要目的,一再要求僧众不可以恃艺妄用,逞凶肆恶,一味地好勇斗狠,于是少林寺僧对武术有着明确的戒约及道德规范。早在12世纪,为训练僧众习武,少林僧人觉远就制定了名为“十禁”的习武戒约,即,禁判师,禁异思,禁妄言,禁浮艺,禁盗劫,禁狂斗,禁违戒,禁抗诏,禁欺弱,禁酒。所有少林僧众都不得违反,否则,“犯者轻罚百尺,重者驱之”。从佛教的五戒到少林武术的“十禁”,从根本上约束了历代少林武僧们的言行,使武僧们只有在锄强扶弱为国为民时,才可拔拳相向甚至是大开杀戒。比如: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助唐王李世民,助明政府抗击倭寇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少林武僧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与少林武术把暴力因素和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禅宗理念融为一体,并且严格遵守禅戒与武戒的教条有很大关系。

(二)少林武术中“禅武合一”的技术内涵

1.修禅与修武的合一

禅宗的修行方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修禅的伊始阶段,也就是“看山是山”,“譬如“念佛、拜佛、持咒或打坐,从妄念纷飞到集中于一”。在这个阶段中,习武者练习的是武术的入门功夫,要对腰、腿、桩等基本功和基本套路进行训练,即一拳一腿地练习。少林武僧们开始把全身游走不定的散乱之气逐渐聚集于丹田,经过本过程的努力研习,练武之人就会去拙力,增刚劲,身手变得矫健,面目也相应威猛起来。禅宗修行的第二阶段是“看山不是山”。这个阶段是修行者达到一定境界后,能够不为肉眼所迷惑,可以看透事物的表象和本质。也就是产生疑团再破疑团,即从一到无。少林武术在这个阶段中,刚猛之劲变弱,柔和之力逐渐充实。这一阶段注重“气”的修炼,要求练气的时候,要求排除一切干扰和杂念,心如明镜,以气催力,以意领气。还要注重调息、调心。少林拳谱中说:耳与心合多益精,目与心合多益明,口与心合多益勇,鼻与心合多益力,手与心合更疾快……心不动,气自固。经过这一阶段的修炼,修习者调整了气息,磨炼了心意,从而对武术的见解更为深远,遇敌沉着冷静,步伐稳健,精神倍增。禅宗修行的第三阶段是“看山还是山”。即不执著“一”“多”,更把“无”也放下,回归于滚滚红尘之中,在尘世中以智慧心、清净心广度众生。这个阶段的少林武术在技击动作上除却所有繁杂的招式,达到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的境界。此时,习武者领悟无我的境界,在武术练习中心内有禅,以禅入心,用超脱外物的境界,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这也是练武之人“练时有招,用时无招”“无拳有拳,有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的最高追求。

2.禅宗思想与武术技击动作的合一

少林武术的技术动作、招式套路等都是少林武术文化的最终表达形式。少林武术的文化价值、本质、内涵通过这一特殊的文化符号真实彻底地反映出来。以大洪拳为例,其中一个具有有典型性的招式被命名为小烈马,具体的动作为左掌平放于腰际,右掌置于胸前做拜佛状。从这个武术动作中不难看出,即使是在千钧一发的技击搏斗过程中,少林僧人们仍然表达出一种一心拜佛、恭敬谦和、慈悲为怀的禅宗思想。禅宗始祖达摩说过,“安心无为,形随运转”;六祖惠能也说过,“但行直心,不着法相”。二者都阐明了修禅之人的一切行动坐卧、言语举止皆出自自然和本性。这种朴实无华的思想在少林武术中表现为套路结构紧凑,动作朴实自然,反应敏捷,攻防严密,注重武术的实用性,不摆花架子。在技术动作风格方面,由于禅宗对僧人们的言行举止有所约束,长期生活在佛教戒律中的少林弟子们在演练功夫时,也必然会受到《少林习武戒约十条》的制约,这种制约也直接影响了少林武术动作风格的形成。少林武术只防守,不攻击,风格含蓄,讲究内力,时时处处表现出谦和恭让、后发制人的特点就是其最直接的体现。少林武术的许多技术动作在命名上也同样体现出了禅宗思想在意识层面上对于少林武术的启发。少林武术的很多招式都是以佛教的著名人物或经典公案命名的,如:达摩铲、达摩杖、罗汉拳、拈花指等。这样的命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少林武术的技击动作与禅宗思想的完美结合。

(三)少林武术中“禅武合一”的养生观念

少林禅学之中,参禅是为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打坐的目的则是清心静虑,万念归一。在长期参禅礼佛的过程中,禅修的僧人固然可以达到“化境”的精神高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打坐时间太长会影响血液循环,导致气血不畅,从而引起肌肉退化,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要摆脱这样的弊病,就需要通过一定幅度的肢体活动来进行改善。而习武的僧众,为了不堕入恃艺逞强的魔道,同时也为了缓解身体的疲劳,也需要通过修禅这一形式去静养。就这样,表象以静为主的参禅与以动为主的习武活动,两个看似矛盾的文化现象在禅宗祖庭少林寺这一特定的载体中融合碰撞后,擦出了新的火花。禅宗主张静坐修身、安定养性,倡导“顿悟成佛”,主张通过调身、理气、息心、静坐等方式来完成“身”的修行,进而用“心”来体会和感悟乱花迷眼的宇宙本质,强调身心和谐,天人合一。禅宗重视人的主体性,追求一种彻底的不拘于外物的心灵上的解放。少林武僧创造性地将禅宗“静坐入定”的修行方式和对内在修为的重视融入少林功夫之中,在修炼少林武术时区别于其他武术门派的争勇斗狠,注重完善自我,领悟禅学的真谛,而无胜败之心。少林武术也特别重视内在的本质修炼,强调武功“要以气功为始终之则”。气功的修炼包括养气、炼气等内容。修炼内功时要注意姿势、调息和运气的变化。少林派所练习的内功分为下乘、中乘、上乘三个层次。下乘的内功以祛病强身健体为目的。修炼时会将“神”“气”在身体内部汇聚运行,可以调息内脏血脉经络,使修炼者能够尽快沉静下来,神气相随,动气于内脏。修习中乘的内功则可以增强练习者拳脚的攻击力度和速度。这个层次是以刚柔并济、动静结合、补气相凝为特征。上乘的修炼是少林内功的最高境界,以刚柔、动静达到随意转化为特征,招由心生,排除外物,最终达到随心所欲、天人合一。少林武术区别于其他武术流派的特质就是将佛教修行的“静”与中国武术修炼的“动”互为交融。在少林寺发展强大的过程中,因为政治的需要、少林寺自身的影响等原因,少林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各个历史时期相对稳定。这种难得的稳定为少林武术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少林武术就在这样独特的环境中萌芽、发展、壮大,并合理地融摄、吸收禅宗的养生保健文化,逐步形成了具有标志性的少林武术技术体系,丰富和延展了少林武术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推动了少林武术的整体发展。同时,少林武术的修炼也推动了禅宗的发展,大量的禅修实践和经典证明:优质的生命形式需要内外兼修,动静结合。参禅打坐可以使僧众的身体得到适度放松。在练习完高强度的少林功夫之后,将修禅作为一种调节身心,缓解身体疲劳的方式,是武术锻炼的实践功能的体现,也对禅宗的发展起到身体保障的作用。

三、结语

第2篇

近年来,全国各省市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民族地区如何把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挖掘出来,坚持民族化特色,是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根本路径。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各民族流传下来大量优美动人的传说、神话和史诗;创造了众多美妙的音乐、舞蹈和绘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流传下来很多具有实践意义的科学典籍;少数民族的建筑雄伟壮观,极富民族特色。民族地区原生态的自然风景、丰富多彩的民俗民风以及动人的歌舞等都是珍贵的文化资源,更是文化产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的云南、贵州、内蒙等很多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就很好地开发和利用了这些极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其民族文化产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民族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比如《草原传奇》、《印象刘三姐》、《云南印象》和《多彩贵州风》等典型实例,既丰富了当地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极好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当前保持民族文化的延续性、增强文化生命力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走产业化发展道路。

在挖掘和开发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时,一定要突出文化产品的少数民族特色,要注重培育特色品牌,这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有效路径。在少数民族特色品牌培育的过程中要做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要加强文化产品的创新研发。同时,各级政府要鼓励文化企业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对文化产品进行创作和生产,创造出更多的人们喜欢的文化产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在“十一五”期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发展重点并不是很明晰。我国政府于2009年公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明确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此后又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确定了动漫业、文化旅游业、文化会展业、艺术创意与设计、文化产品数字制作与相关服务业等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十个重点领域。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政府更加需要确定和推进相应的重点领域。

文化产业发展基础是民族文化资源,少数民族地区应重点结合本地区文化资源优势确定产业发展方向。但受到少数民族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政府需要审视重点文化产业开发民族文化资源的方向和发展方式,在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上要根据特色推进。为此,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要做好项目审核,对项目要进行严格的前期论证,比如所开发的项目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力、所开发产品的市场预期、价值要素等都要严格论证,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产业在保持民族文化原生态基础上得以发展。此外,少数民族地区在推动重点文化产业全面发展上,也要根据地区发展现状,依托地区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在深入挖掘少数民族地域特点和民族文化资源特色基础上,探索加大使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元素,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发展;要善于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现代市场价值,使少数民族文化元素成为有市场需求的生动的文化产品,所要开发的文化资源必须和当代社会的现代元素联系起来,通过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消费使少数民族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培养良好的亲和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要在继承和发展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挖掘文化的市场价值要素,要根据大众的消费取向,提高民族文化产品的市场增加值,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

二、紧密结合时展的需求,创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方式

(一)更新观念,激发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应该依托本地区极具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做好传承和保护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特点和时展需求,不断进行发展方式的创新。一直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羁绊。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和改革深度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地区要想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就要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在文化发展方面有时难免会有保守观念伴随,一些文化企业的发展也是传承计划经济的发展观念和模式,不能大胆迎合市场进行创新。文化企业应改变文化发展方面的固有观念和落后思维,要尽快根据市场形势和要求,建立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企业管理方式和发展模式,要根据市场需要创新研发文化产品,加快现代文化市场主体的培育,促进文化企业加快发展。要大力培养骨干文化企业,全力支持大企业做大做强,适当鼓励小企业不断发展。同时,要加快文化中介机构的发展,建立规范的文化行业协会,使文化市场获得更好的循环发展。

(二)重点支持创意与科技的结合

少数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有的根植于浩瀚森林,有的潜藏于山水之涧,有的又蕴育在泥土与草原中,这些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深藏于民间,需要不断挖掘探索。如果不对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进行很好的保护和传承,其生命力和传承功能必然会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逐渐淡化。当前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就是加快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而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就是创意与科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实现民族文化创意和高科技开发的有效结合,建立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尤其是近两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内容、网络文化等各类新兴文化业态发展迅猛,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极大拓展着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方式,使文化产业复制范围和传播能力无限扩展,受到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追捧,这部分内容已经成为文化产业领域最具发展潜力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注重这些高科技产品和民族文化资源的有效结合,通过现代高新科技手段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民族文化资源、历史资源和自然资源等得以升华,开发出有科技含量和市场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品,这就是发展的动力。

(三)创新投融资方式,促进投融资主体多元化

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相对落后,政府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也相对有限。文化产业要有所发展必须有较强实力的文化企业作支撑,而充足的发展资本是文化企业壮大的必备条件。国家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支持拓宽了文化企业的融资道路,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企业由于地域等客观条件限制,其融资渠道还是受到局限。为此,少数民族地区要开拓思路,多方拓宽融资渠道。首先,政府要积极举办文化产业博览会,为文化企业创造条件,将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和企业实力展现出来,吸引国际国内更有实力的企业进行投资开发。其次,搭建文化产业各种形式的交易平台,提供能够供资本挑选的各种发展项目,为文化产品信息和资本信息提供点对点的交易平台,推动资本与文化企业的结合。第三,逐步建立金融支持系统,引导政府与社会资金向文化产业重要项目倾斜。同时,政府一定要鼓励有发展潜力、符合上市条件的文化企业积极上市,以拓宽资金来源和渠道。

三、创建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实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人才策略

(一)突破人才瓶颈,创建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

文化产业是可以把人才、创意统一于一体的行业,当前我国文化产业人才资源整体不足,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创意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都很短缺。首先,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要根据本地实际善于发现人才,使用好、培养好人才,形成产业发展与人才成长的良性互动,使人才成长能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能带动人才成长。其次,要研究文化创意人才成长环境和规律,为文化创意人才提供更适于创业的发展空间。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创意人才尤其稀缺,政府及用人单位要积极打造有利于发挥各类文化产业人才智能的人力资源生存环境,要善于把一些基础性的硬环境建设与软环境的氛围营造有机结合起来。第三,要采取流动和柔性的人才政策,以吸引各类文化产业需要的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实用型人才,建立公平公正的人才管理机制;要坚持重艺又重才的人才培养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文化企业特需的人才政策,尤其是要注重资助和培养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二)逐步完善人才教育培训机制

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依托,文化产业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来支撑,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教育发展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后劲。少数民族地区要逐步形成专门的文化产业人才培育机制,大力开展文化产业需求的各层次人才教育和培训。在人才培训策略方面,既要积极培育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本土文化人才,又要善于引进本行业领域的尖端人才。与此同时,人力资源的绩效管理机制要及时建立起来,实现文化产业各层次、各类型人才的合理配置,发挥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最大潜能,为高端人才打造适宜的生存空间,为其他各类专业人才打造适宜的成长空间。同时,做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人才培育工作,一定要处理好人才对外引进与内部培养的关系。在内部人才培育方面,要认识到现有民族文化产业人才是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主力军和推动者。为稳定人才,要尽力为现有人才队伍改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并注重舆论引导,在当地形成人才强业的共识,通过优化配置、培养提高等手段充分发挥人才的才能和作用。在外部人才引进方面,可以通过聘请专家顾问、召开研讨会、举办学术论坛等形式,根据本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重点引进外部人力资源,逐渐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人才队伍。

(三)注重调节人才结构与人才规模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需要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培养文化产业人才,加强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要根据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加大人才队伍的规模建设。同时,还要注重文化产业领域文化专业人才和尖端领军人才的培养,要根据基层和文化企业需求调整文化产业人才结构。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从事文化产业工作的人员增加很快,但人才供应与需求结构不平衡。现实情况要求文化企业在进行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时应处理好规模与结构的比例关系。要突出高层次专业文化人才培养,同时又要兼顾各个方面的人才培养;要不断壮大服务基层的文化人才队伍,又要选拔各方面的尖端文化人才,力求做到文化人才队伍在专业结构、年龄、市场需求等各角度的合理使用,使人才层次分布、人才类型与文化产业布局和文化发展方向协调一致。

四、注重文化产业集群建设,培育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增长极

产业集群是相互联系的企业及相应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在产业集群聚集区里,人、财、物的流动性使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资源根据市场需求得到有效调配。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一般具有规模化、专业化的特点,聚集性使企业的交通、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化解风险能力有所增强。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在文化产品的开发、销售上具有明显的集群化特点,建设产业集群也成为文化产业行业参与市场竞争、提高自身实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挖掘产品特色是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的主要手段,通过发挥各民族文化的比较优势,在特色的基础上培育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集团,通过建设中心文化区域带动周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

在当前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中,各企业之间的生产、流通、服务等各环节没有很好地整合,其中各行业长期的条块分割、壁垒成为束缚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文化产业发展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必须突破行业壁垒和束缚,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和发展领域。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在原有基础上逐渐扩大产业规模,建立相应的文化产业发展链条,在发展链的基础上再进行产业集群的建设,以更好地增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地方政府可以先行考虑重点项目,加强文化产业基地的示范建设,建设一批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产业基地,建设具有产业拉动作用和示范效应的重大项目,然后以此为点从整体上进行规划。项目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载体,其中的重大项目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支点。文化产业发展要以重大项目建设为契机,带动相关企业资金、人才、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资源投入其中,以整合的方式将少数民族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也要着重依托重点项目,通过发挥产业基地的辐射功能,以点带面式地带动文化产业集群的整体发展,甚至可以实现几个区域之间产业集群的建立,从而促进整个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包括广播、出版、电影电视服务、文艺创作与表演等,是涉及行业众多的产业。一个地区的文化产业要想得到较好发展必须找准增长极,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地域宽广,文化资源禀赋相差甚远,有时候各方面各行业都照顾到的均衡发展反而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开发,也不利于文化企业的互相协作。因此,实施同一发展战略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来说也不现实,各地区应有针对性地根据各自的特点发展重点部门和地区,逐渐利用主要行业和地区的成功发展效应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例如四川成都的动漫和会展业、广西的旅游及美术工艺品产业、内蒙古的草原文化产业等都发展得比较好,可以让这些发展比较好的行业成为各自文化产业发展的增长极,以此带动文化产业相关行业的发展,达到促进整个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

在培育文化产业增长极的基础上,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应该是采取文化产业链的发展形式,以主导行业带动其他相关文化产业部门和行业的发展,使少数民族特色分散的资源集约化。首先,找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者,以资产或者企业产权做纽带,突破行业垄断和壁垒,以市场化的机制推动跨行业、跨地区以及跨所有制的联合或重组,组成大型的有竞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其次,根据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元素的禀赋特色,发展有少数民族内涵的文化产业园区,以此为重点发挥相关的产业链效应。文化产业的三个相关产业:零售业、金融业、邮电业都对文化产业集聚有着显著正向的影响,体现文化产业对这些行业依赖性非常强,协同扶持这几个行业能够起到交叉强化的效果。这些都能更好地促进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建设。第三,重点打造混和性文化产业项目。比如,可以把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项目和一些开发比较成功的、有一定市场影响力的演艺项目结合起来,这样可以使文化资源、技术、人力、资本等市场要素得到充分利用,通过分析市场影响力和市场发展前景进一步确立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形成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

五、拓宽视野、面向世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对外交流

(一)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要以文化产品为媒介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必须要有面向世界的视野与胸怀,把文化精神体现在文化产品中,以文化产品为媒介,通过出口产品带动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是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比如,可以对有历史积淀的文化产品进行复原开发,每个民族都有历史文化遗址、民族服饰等文化的载体,这类文化产品原来就存在,历史悠久、深入人心而且有神秘色彩,人们比较感兴趣;还可以对民族歌舞等原有民族文化进行创新,然后通过网络、电视等现代化宣传媒介广泛宣传,使优秀传统文化合上时代的节拍,通过现代手段得以传承。

(二)以链促销,走国际营销分工体系

为更好地弘扬民族地区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少数民族地区要鼓励文化产业突破国内文化市场营销,走向国际市场。地方政府初期可以组织文化企业参加一些会展、博览会等,为优秀的文化产品搭建展示平台。当产品在国外有一定的市场和认可度时,可以直接在国外把文化产品的市场营销、生产制作联成一体,使生产和营销形成一条产业链,以增强产品竞争力。少数民族文化也可以通过与国外文化企业合作的形式,直接在国外编排演出,直接推广营销,推动文化传播,弘扬民族文化。

(三)打造大型文艺活动,构建国际交流平台

第3篇

从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来看,安徽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从2008年的526.7元增至2013年的956.03元,年均增长率为16.3%。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来看,也有明显提升,从2008年的5.53%逐年增加到2013年的7.04%。安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在中部六省具有一定比较优势。数据分析显示:2007—2011年,安徽省城镇居民年均文化消费年长率为14.2%,仅落后于河南,处在中部地区第二。安徽城镇居民平均文化娱乐用品支出从2007年的259.91元逐年增至2012年的413.61元,在中部居于第三位,高于河南、湖北和江西。农村居民平均文教娱乐支出从2007年的283.17元逐年增至2013年的376.66元,2011年仅落后山西,处在中部地区第二。

二、安徽省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安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虽呈现出增量趋于加速、产品趋于丰富、服务趋于多层等良好态势,但也存在与全省城乡居民对文化消费日益增长的期求,以消费拉动文化发展的需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状况。

(一)在消费总量上,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高低和居民文化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会快速增长,人均GDP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出现“井喷”。据统计,2013年安徽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9038.87亿元,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理论上分析,居民文化消费应进入快速增长的“井喷”阶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看,2012年和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比重均超过7%。2012年,居民文化消费总体增速为9.24%,小于12.1%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在消费水平上,存在区域间、城乡间和群体间的不平衡

一是区域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安徽各市间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来看,2012年占比最高的芜湖市达到9.02%,比最低的淮北市高3.47个百分点。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达到2411.16元,最高的马鞍山市(3719.26)是最低的六安市(1361.57)的2.73倍。在公共文化资源拥有方面,2012年阜阳市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56.46万册,居全省第12位,仅相当于全省总藏量的2.49%,约为合肥市的1/10;而其人口数却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4.9%(常住人口数约占全省的12.8%)。二是城乡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明显落后于城镇,2013年芜湖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2456.06元,其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610.84元,仅是城镇的1/4。三是不同群体间文化消费不平衡。需要引起关注的农民工、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文化消费水平堪忧。安徽是农民工输出大省,农民工能享受的文化服务偏少,业余文化生活总体单调,文化消费能力、消费时间、消费频率等方面问题较多。

(三)在消费结构上,新兴文化消费发展不够

文化消费结构是指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中各项消费资料的种类和比例关系,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文化消费结构一般被分为较低层次和较高层次两种,前者是指娱乐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消费,后者是指发展性、知识性和智能性的文化消费。从近几年的文化统计年鉴可看出,安徽居民文化娱乐用品消费远低于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具体表现为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刊杂志和上网是主流文化休闲娱乐方式,而涉足欣赏艺术演出、创意手工制作、绘画、收藏等文化活动的居民相对较少。从全省来看,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品种还比较单一,消费层次整体不高,新兴文化消费发展力度有待增强。(四)在消费供需上,有效供给矛盾突出制约安徽居民文化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从供给来看,近年安徽实施了文化惠民工程,不断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但安徽文化消费产品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如一些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活动中心虽然硬件设施较为齐备,但存在着图书种类少更新慢、文化产品单一陈旧、文化活动匮乏等问题。目前,安徽县级电影院屏幕总数较少,全省不到一半的县有数字影院,远未满足县城及周边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从需求来看,部分文化产品超出了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特别是一些高雅的文化消费,如音乐、舞蹈、戏剧、美术、艺术品收藏等,在价格上都高于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文化产品还存在结构性矛盾。政府推进文化消费的政策大多都集中于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传统文化产品,对新兴的文化消费需求呼应不够,对特殊群体文化需求重视不够。

三、推动安徽文化消费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安徽文化产业发展要坚持以政策引路、用政策激励、靠政策支持,在认真落实中央政策的同时,借鉴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经验,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各市按照省里的规划,出台高水准、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在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公共服务平台、投资融资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要进一步发掘安徽丰厚的文化底蕴,提倡创作体现徽风皖韵的原创性作品,制作既体现安徽特色又适合新媒体传播的文化精品,分类打造面向市场、面向全国的一流文化产品品牌、文化节庆品牌和文化园区品牌。同时,应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皖中、皖南等文化产业先发地区,可整合现有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以实现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皖北地区城市应根据各自优势,建好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品基地和文化旅游项目等文化载体,重点打造淮北洪庄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淮南志高动漫基地、亳州老子文化生态园、蚌埠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宿州神游天下动漫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培育多元文化消费主体

在安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扩大文化消费,一是要特别重视适应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新形势,培育新型业态。扶持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等新型传播载体带来的新媒体、新业态,力争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围绕建设动漫大省的目标,着力发展动漫产业。谋划并建设以合肥、芜湖两个国家级动漫基地为龙头,辐射带动马鞍山、池州、淮南、蚌埠等动漫产业集群点的动漫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快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与工业、农业、旅游、体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产业产品的附加值。四是通过开展文化课堂讲座、艺术鉴赏培训以及在媒体开辟文艺评论专栏等形式,有效提升百姓的文化品味。五是加大宣传,尤其要加大对文化品牌的广告宣传力度,重视文化形象包装,激发消费者旅游、购物、经商的热情,引导人们转变文化消费观念,提升生活文化内涵,释放文化消费新活力。

(三)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目的是完善文化消费的支撑平台,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进而帮助人们提升文化层次。同时,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则,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广覆盖、高效能转变。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益性,它决定了必须建立起同政府财力相匹配、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同时,还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通过资助项目、兴办实体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让服务多元化、社会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决定了必须坚持向城乡基层倾斜。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解决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契机,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交通建设等相互衔接,建设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四)细分文化市场需求,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异

第4篇

我国文化资源异常丰富,是文化资源大国,但又是文化产业弱国,实现文化产业化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文化产业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和综合国力增强的推动力量。

1.文化产业化是发展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

当今中国,广大人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提到议事日程。管子说:“衣食足则知礼仪,仓廪实则知荣辱”。江南一带“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的民谚,也反映了人们物质需求满足以后,便开始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特别是“五一”、“十一”长假,上千万人参与休闲旅游的情况,就说明了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享受着过去只有少数富人才能拥有的闲暇,生活的内容向更高级的精神消费提升。根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在总消费支出中,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消费支出比重,1985年为8.2%,1999年已提高到12.3%,并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大众文化消费也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趋势。

中国文化要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体现出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在塑造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一样,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文化产业化加快了文化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发达国家的文化,都是伴随着产业化的过程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可以说,文化产业化是文化面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产业化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向文化的各个领域的渗透,促进了精神产品生产过程的现代化,使文化作为精神生产活动能够生产出满足现代人需要的精神产品。目前,在文化领域已经或正在形成的科技产业、大众传播业、艺术产业、休闲娱乐产业、体育产业等都体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文化事业相比较,文化产业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引领人们的文化消费时尚。比如互联网是现代人享受、消费文化产品的最具时代气息的新手段。它可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如帮助人们进行网上阅读、信息传递、心灵交流、接受教育,通过网络游戏进行娱乐等。它把科技产业、大众传播业、艺术产业、娱乐休闲产业等方面的文化成果集中起来。可以说,互联网是由这些文化产业共同建立起来的。没有文化产业提供支持,互联网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标志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

其次,文化产业化有力地推动着我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上许多标志性的文化现象都渗入了产业化的因素。奥运会是世界体育文化的最高殿堂,北京能够成功地申办2008年奥运会是我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大手笔,是政府行为和商业运作的结果。没有产业化提供商业支持,单靠政府行为是根本做不到的。在表演艺术方面,一些商业性质的文化机构,把我国的传统艺术、民间艺术、现代的优秀艺术成果介绍到世界各国。

再次,文化产业化能积极地引导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充分体现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文化发展的方向性蕴涵在它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当中。民族性使世界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科学性使文化摆脱愚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大众性塑造了大众文化,使文化发展更加具有方向性。大众文化产品的社会需求量大,消费人群广泛,传播的速度快,消费需求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经常改变。正是由于大众文化具有这些特点。所以,单靠政府去引导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很难做到的。只有通过产业化,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商业运作,才能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文化的大众性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

2.文化产业化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有效动力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强调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现代服务业大体相当于第三产业,其中包括文化产业。在我国现有的产业布局中,第三产业的发展还不充分,而在第三产业中,文化产业又是相对薄弱的环节。要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除了第一、第二产业及其内部各部门之间要进行调整之外,还应该通过发展文化产业等途径来加大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其运行质量。文化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我国也已经显现出来。美国的影视业已经成为全美国居于前列的创汇产业,可以与其航天工业、航空工业、现代电子工业并驾齐驱;英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平均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日本娱乐业的收入与汽车工业的产值大体相当。在推行积极财政,以消费拉动需求,进而带动社会经济总量增加的政策环境下,我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据统计,我国2000年实际文化消费总量为800多亿元,到2005年达到6000亿元。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是5200亿元,这意味着从2000年到2005年这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量当中有5200亿元是由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同时,化消费总量的增加也引起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它会使我国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进而使我们离完全意义的小康社会更进一步。

3.文化产业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助推器

文化作为精神产品,它首先表现为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法律思想及其相关的政治舆论、政治信息作为文化产品在社会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政治法律思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的依据,它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水平,也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进程。文化产业能够提高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舆论、政府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内在质量,保证政治制度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进而提高政治的文明程度。比如现代大众传播业、出版业已经走上了产业化道路。它们除了承担着社会公共舆论信息的传播任务之外,还承担着社会政治舆论的传播任务。传播的内容就包括政治法律思想。由于大众传播的介入,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舆论、政治信息的公开程度增强,使它们的真实性、健康性更能得到保证。随着大众传播产业化水平的提高,传播技术和手段的发展进步,传播范围的扩大,社会舆论、政治舆论的公开、公正程度的加大,不健康的舆论信息将被有力地阻挡在传播路径之外。这将会提高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公民的民主与法律意识,提高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走向民主与文明。

4.文化产业化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评价指标,它是一个国家各方面实力的总和。在这个评价指标体系当中,不仅包括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外交实力,也包括含有科学技术在内的文化实力。文化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不论在人类的发展历史当中,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力的竞争始终都表现为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的竞争。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巨大压力,而且还在文化上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甚至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推行强权的同时,也不断地推行他们的文化霸权。

与霸权文化的渗透力相比,发展中国家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能力较弱。其原因在于文化产业化水平不高,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差,制约了文化国力的提高。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随着文化产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大量文化产品在发达国家被作为工业产品生产出来或被直接作为精神商品投入消费领域,中国文化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的压力与挑战越来越大。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还将面临如何应对文化霸权的问题。我们要提高综合国力,除了其他方面的竞争力要继续保持不断增强的势头之外,还必须加快发展包括科技在内的文化产业,提高科技文化的国际竞争力,进而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

二、文化产业化的内涵

所谓“文化”,人们通常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它包括科技、教育、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旅游等部门的活动及其产品。“文化产业”,就是以创造和销售某种文化观念、文化符号和文化服务为主的产业。“文化产业化”,用一句通俗简单的话说,就是文化走向市场,把文化当产业一样经营。说白一点,就是用文化来赚钱,然后再用赚来的钱发展文化。

文化产业的崛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说:“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从物质需要转移到文化需要,从科学和技术转移到情感逸闻趣事。”这就是说,一个以满足心理需要、文化需要为主体的新世纪正在崛起,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们在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以后,就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精神上、心理上的需要。即使是物质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讲结实、耐穿,而是更多关注美丽、时髦和品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这叫“经济文化化”。在经济文化化的同时,要求文化经济化,即文化进入市场,文化进入产业,这就是“文化产业化”。

如今,“文化产业化”已成世界潮流。当今世界,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日本为例,1995年娱乐业一项生产经营收入就高达35万亿日元,超过当年日本汽车工业的总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就更发达,1996年仅版权产业的产值就达425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7%。美国的视听产品,是仅次于航空航天的第二大出口产品。《泰坦尼克号》一部影片的年收入高达几十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好几个大企业的年收入总和。美国的《读者文摘》,已发展成为年收入20亿美元的国际性大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有了长足进展。据统计,1999年全国文化市场产业单位已达27万多家,从业人员113.4万,固定资产价值315.7亿元。但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文化产业还处于低迷状态。以1998年的统计为例,全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的0.75%,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33%,从业人员仅占就业人数的0.4%。而英国的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2倍,从业人员占全国总人数的5%。在我国现有消费结构中,文化消费只占3%,仅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1997年我国实际文化消费总量大约为650亿元。到2005年我国文化产业的消费能力达6000亿元,增长空间极大。数百亿元的实际消费量与数千亿元的潜在消费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说明在21世纪,“文化产业是财富之源”一点不假。

[摘要]文化产业的崛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化产业化”已成世界潮流。我国是文化资源大国,又是文化产业弱国,实现文化产业化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关键词]文化产业化必然性

参考文献:

[1]周莹张志勇:发展文化产业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需要.理论观察,2004年第2期

第5篇

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文化生产力思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也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提出的精神文化生产力的问题。经典作家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发现,这就是大生产力观和精神生产力理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生产力以物的形式——物质产品或物质成果表现出来,而工具则往往代表着这一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工具上,无疑凝聚着人类精神上、理论思维上掌握自然界的能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社会生产便日益明显地区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部分。社会分工促成了物质生产者与精神生产者的分化,两种生产力因而在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内在特征的生产力形态。物质生产力主要面对人同自然的物质关系,具有实用的、基础的、物质形态的主导品格;而文化生产力则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马克思将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归于其中,使其显现出更偏重于人类社会人文关系的特征和品格。当代不少学者将之称为文化力。显然,马克思区分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表明了他对社会生产力这两个方面的各自特征的区别把握和分类描述。

但是两种生产力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马克思还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多重联系,看到两种生产力之间相互交融、共为一体的特征。一方面,文化生产力具有其精神生产的独特性,它是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等精神方面的文明发展的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在文化生产力中,生产主体以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将自身强烈的主观因素,诸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渗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把语言、文学、技术能力归入这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而另一方面,文化生产力是不是就完全不具备非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的特征呢?不是。文化生产力其实具有明显的物质性。文化生产同其他生产一样,也具有一般实践活动的特征,即由实践主体通过劳动,将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为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生产的过程也表现为一个物化的过程。它也要改变物质的现实形态,获得物质的新的存在形式。像文学艺术这类最富精神性的生产也有一个物质的技术的制作过程,即由实践主体通过特定方式的劳动,改造某种材料而造成一个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产品必须具备物质的依托方式。如文学作品,必须经过作家的物质性(纸、笔、电脑等)写作,经过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等环节,才能以书籍这种物质形式存在下来。绘画、雕刻也要通过对一定的物质媒介的加工制作,才能以一定的形态承载其艺术内涵。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在艺术创作中有一个纯然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业。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这种熟练的技巧,才能驾驭外在的材料。

马克思的大生产力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马克思肯定了生产力中包含着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两种生产力,这就一方面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机械的、庸俗的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也否定了那种孤立的、片面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决定论。

其次,文化生产力的观念表明,文化是一种生产,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它天然地具有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具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作的全部过程,而不仅仅是某个艺术家的内在的独创的心理活动。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研究一直忽略了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而对之作了一种纯粹精神的、美学的研究。而马克思提出的精神生产或艺术生产必然含有商品经济时代特别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的全部特征。当代文化生产已不完全是个体性的生产方式,而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随着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生产已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复杂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像电视、电影、出版、音像、文艺演出、工艺美术、体育比赛,乃至广告、信息、传播、娱乐等产业,已越来越发展为庞大的产业集团,成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再次,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必然内含着自身独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史,有形成自身的历史过程,有对精神生产者的精神创造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有对生产对象的内在要求。同时,它还受到生产条件包括物质技术水平的限制。因此,艺术家不能只关心艺术的精神层面,也要关心艺术生产的方式和工具。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是文化生产力内涵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的文化生产力中,文化生产所达到的科技化和社会化程度,是判定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数。世界经济中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从二战以后,人类开始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这就是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生产力时期。这一生产力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文化与经济崭新关系的建立。如果说以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是以经济生产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分离为特征的话,那么智能化生产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以及由之产生的当代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的文化含量。

今天,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据报道,20世纪90年代,国际旅游已同汽车工业、石油工业一样,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而且正以迅猛发展的势头成长为全球效益最大的行业。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或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199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计算机信息产业,在1997年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独占鳌头,数家企业跻身世界前10强。近年风靡世界的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十几个亿美元的票房价值。美国《读者文摘》已发展成年收入25亿美元的国际性大企业。据称,美国的视听产品已经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换汇产业。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所谓经济的文化化,是说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经济的时代,全社会95%以上的人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粮食而工作,而在发达国家仅有2%—3%的人口从事农业,便可满足社会的需要。从日本的就业人员构成比来看,其第三产业就业者占总人数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九十年代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德克在1980年“美国竞争力大会”上对1929—1980年的美国经济做了数量分析。他测出,在这期间美国生产力的增长中,40%是由知识和技术创新获得的,有12%是由劳动力的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获得的。在工业发达国家,高科技、高文化大量进入企业,使当代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科技、文化知识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脑力劳动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国“白领”职员与“蓝领”工人就业结构比已为5∶4,到198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和矿业中的从业人员仅占总比例的29%,第二产业即各种制造业降到31.6%,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上升到65.5%。即使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科技管理人员也超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无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自然要将重心转移到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方面。

经济文化化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即使物质层次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地与文化结合起来了。今日的主流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总之,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向。文化与经济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

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业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文化建设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下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的“事业型”模式。现在看来,这种国家财政拨款的文化投资远远满足不了当代文化高速发展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正式采用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用国民生产总值来核算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来划分各个行业。而文化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开始了由“事业模式”向“产业模式”的重大转变。这场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将文化与现实经济联系在一起。

我国文化市场的建立、发育和文化产业的发生、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文化产业机制和文化发展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之相应的文化产业发展则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甚至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产出仍有很大差距。这一方面表现为对文化产业已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地位认识不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事业型”的传统思路和行政机制;另一方面,对文化与经济的长远协调发展认识不足,没有看到文化滞后对今后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现实迫切需要并呼唤新的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管理方式、产业机制和市场运作体系。另外,经济流通的世界化和当代传媒的高度发展,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要求我们批判地借鉴其市场运作的方式,以适应并掌握当代世界文化交往的经济规律,并制定自己的文化安全策略,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体制。其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表现出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一是规模巨大,数量惊人。我国当代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要无论在数量上、强度上、实现方式(规模、途径、媒介)上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需求的多层次多方位。从普通市民到文化人士,从大众娱乐到艺术精品,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者表现出对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的强烈需求。三是一轮接一轮的文化时尚表明了文化需求的迅速转换。很明显,这种全社会日益高涨的大规模、多层次、快节奏的文化需求,单靠原先文化事业的“统管”模式已根本无法满足,它历史地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运作模式。

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商品性与非商品性的矛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等等。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产业性与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第6篇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一次全面的国家体系创新。它不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未来走向,制约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种新的存在性依据,成为当下中国行为的一种文化生态,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全面的制度创新、路径改革和价值重建。胡惠林教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在这样一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产业被赋予了新的责任:参与入世后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所必须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整体进程,接受改革成果和成本的转移,协调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推进国家文化与文化产业创新系统建设。张晓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指出,“入世”后的中国面对的是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具有“不对称优势”。因此,入世后在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发生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不对称竞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性产业发展格局的不对称:以夕阳产业换我朝阳产业;(2)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对称:以产业实力搏我资源潜力;(3)已承诺开放领域竞争的不对称性:以产业高端对我产业低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将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WTO规则框架下的宽范围和多领域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国政府承诺的时间表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双向的相互开放。张晓明认为,鉴于国际性文化产业发展出现了手段和内容的矛盾,在产业发展阶段上具有一种“后来居上”和“逆向整合”的趋势,中国在制订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时应以实现可持续的、跨越式的发展为基本指导方针,并遵循这样的原则:以文化艺术的原创带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以文化产业带动信息产业,以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整合,以制度创新应对制度竞争。

发展文化产业需建立与之互补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

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将文化艺术分为经营性(以盈利为目标)和非经营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艺术建设为目标)两大部类,在建立市场性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对位性互补的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当代文化发展的合理架构。金元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认为,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首先理顺下面几个关系:(1)文化遗产“救亡图存”与复兴光大的关系;(2)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3)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当代利用的关系;(4)文化遗产保护宏观整体规划与分档次、分阶段、分地区的具体策略实施的关系。金元浦认为,结合国情,我国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应采取政府保护、法律保护、市场保护与社会支持等多重因素综合运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护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护方式是文化艺术保护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这种保护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艺术的宏观调控机制,主要运用政策的倾斜来实施文化保护,并协助立法机关建立和完善文化保护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其次是逐步加大国家文化资金的实际投入与监督实施,保证文化艺术在国家投资预算中的实际增长。其三,政府保护方式还应包含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濒危艺术的特殊支持、对高雅艺术的大力资助,以及重点文化设施的建设、扩充与维修。(2)尽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方式。当代艺术保护中依靠法律形式进行保护成为各国注意的焦点,法律方式保证了当代艺术保护的法律地位与运作程序,也保证了艺术保护的公众意识与社会责任。其根本意义是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以达到文化艺术总投入的实际增长。(3)迅速建立市场保护体制。文化艺术的市场保护包含两大方面;其一,为努力发展上规模上档次的一批大型文化产业,依靠市场方式,通过文化产业自身的扩大与积累来改变我国过去文化保护中单一的输血模式,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其二,对于那些不能以产业形式发展的文化艺术则必须通过市场寻求企业资助的道路。从企业赞助保护方式来说,要想使其发展起来,必须保证企业投资能获得相应的回报。(4)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全民保护。当代艺术保护中的社会支持和全民保护具有最广泛最强大的力量。当代社会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现代传媒营造保护文化艺术的社会氛围与社会舆论,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艺术的文化大众,这是保护艺术的最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心理根源。

发展文化产业亟需改革文化体制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抓紧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国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国有文化部门)进行战略性的改组。因为国有文化部门占有了我国文化资源,包括文化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搞好国有文化部门的改组、改制和改造,实现国有文化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产品生产机制的转变,是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伐的关键所在。齐勇锋研究员(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指出,国有文化部门在进行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应坚持“6个有利于”原则:(1)有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保障国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建立新型的投融资体制和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与运营体制,使国有资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布局更加合理,结构进一步优化;(3)有利于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4)有利于促进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转换经营机制,调动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其生机与活力;(5)有利于在国有文化部门改革中,调动各方利益主体的积极性,确保出资人、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改组、改制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稳定。

具体到传媒体制,孟建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通过对美国文化体制的介绍给人以很大启发。他说,1996年2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1996年电信法》,彻底打通电信业、传媒业、娱乐业等行业壁垒,大大放宽了媒体经营范围,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媒体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石破天惊的变革:并购、联合、重组。经过近5年的实践,这种变革的巨大成功已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在机构重组、产业关联、资金融合、技术平台等方面形成了新兴的实力巨大的娱乐传讯业,并很快跃居美国出口榜首。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鉴之处,如我国至今还将电视业与电信业割裂开来的做法,就根本无法实现战略上的大整合。尹鸿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指出,中国传媒业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团,而是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因此,中国传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规模,而是改革体制,拆除纵向与横向的行政垄断的篱笆,分离政府管理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力,将传媒的行政管理体系转化为与市场体系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公平规范、竞争有序、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市场运作机制。

发展文化产业需实现理论创新

现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化不仅仅是饭后茶余的调料、愉悦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缪其浩研究员(上海图书馆)认为,文化要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角,必须实现“3个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源泉,是发展的原动力。源于人的创造力的创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中,文化产业和其它行业中的创意部分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2)文化产业破壁。文化产业不仅自身要做大做强,还要与其他产业形成共栖、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上条块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这种良性互动的实际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人们的预期,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阻碍文化产业成长的瓶颈。(3)文化队伍破壁。目前承担21世纪文化产业发展重任的文化队伍出现严重的知识偏门和缺失。必须以更宽容的姿态重新定义文化人,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拥有一支适应新世纪使命的文化队伍。就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源开发,陈少锋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有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管理知识的匮乏以及与管理相关的商业意识、商业伦理、职业化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产业人力资源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的突出问题是,专业艺术类、行政类出身而非管理类出身的人员所占比重过大,整体人群文化知识层次较低,专业化力量有余、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陈少锋认为,对其他产业的经理人实施有关文化产业的培训,或者对现有文化产业领域从业人员进行商业管理的教育,是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中一项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则从发展文化产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5个创新”:(1)理论制度创新。突破在文化产业制度改革上的路径依赖和政策瓶颈,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给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发展,以制度创新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体制而可能导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场创新。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放宽民营文化企业和民间金融资本市场准入的尺度,消除在这一领域内的歧视性政策,使民营民间文化产业和资本享有充分的国民待遇。(3)产业链条创新。进一步完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整体配套,特别是加强文化产业的“上游”基础和“下游”通道。(4)产业结构创新。形成新的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机制。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已经构成现代社会互为依存、以高技术和高文化为共同特征的支柱产业群,信息产业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文化产业的技术基础,带动了其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其下一阶段的发展必定是以文化产业为前提和发展动力。(5)社会结构创新。构建各类社会中介机构,建立健全文化行业制度,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新体制。

文化产业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两条线索,即横向线索与纵向线索。横向线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纵向线索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产业的横向发展线索与纵向发展线索都有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公平的状态;一种是不公平的状态。讲文化资源开发或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平,主要讲规则的公平。中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含义,不单纯是实现横向公平或纵向公平,而是要实现两种公平的统一。实现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统一,关键在于把握一种分寸。这个分寸不仅是一个质的规定,同时也有量的规定。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把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人们利益的损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满足提升到可以实现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的是一种生态伦理,那么文化发展战略强调的就是一种全球社会伦理。可持续发展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文化发展战略则更注重人与人之间、身与心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毛少莹(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认为,文化发展战略应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视公平超过重视效率,控制贫富分化,寻求均衡发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质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资本”替代“经济资本”;以精神消费填补物质消费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节奏的“休闲娱乐型(精神消费型)社会”替代快节奏“工作消费型(物质浪费型)社会”。(4)确立更合理的发展指标,将社会文化发展纳入社会水平的衡量之中;将人类对幸福、快乐的追求——而非仅是对物质财富的病态拥有——恢复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础上;致力于保护精神健康,以价值理性管理人类社会,走人与自然、身与心的和谐发展之路。

文化产业应走高新技术之路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确定了知识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及相关的文化、技术等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使得愈来愈从尖端部门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黄健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引导高新技术进入文化产业,在提升文化产业的品质、产品的品质方面,在市场融资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效应,获得较好的效果。同时,人们也将看到文化产业的运作理念与其它产业运作理念的不同。因为随着科技与文化大发展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产品的技术要求、文化要求、审美要求也将愈来愈高标准。文化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兴产业,作为以满足人类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主要目标而生产、服务的新兴产业,其运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产、服务上,而是必须要实现产业的管理重心由常规的生产管理向技术创新和信息化的知识管理方向转变,整个产业的经营目标必须实现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方向转变,以保持整个产业发展的创新性与发展活力。柳士发(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指出,以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为代表的当代信息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文化形态——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些新兴文化的特点在于,利用网络特性拓展传播内容,不满意于简单复制传统媒体,而是走上了自主发展的新路。文化产业一旦与信息数字化、现代通讯技术等高科技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对于我国来说,虽然在文化上网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数字文化鸿沟。据统计,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流量中,我国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的同时,我们要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数字文化工程既要着力于公共文化建设,又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建立起照顾职能管理、社会公益服务和文化市场运营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国家文化信息服务体系。

传媒产业需实施“走出去”战略

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有内需的拉动,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动。然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根据国家版权局2001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版权贸易的输入输出比为10:1,在文化电子产品贸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我国至今尚未拥有自己的核心标准和主打产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国家中,以版权贸易为核心的国际文化贸易,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战略转变,不仅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贸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为文化产业的排头兵,传媒产业如何利用本土资源,保持中国传媒的国内主体地位和提高国际影响力?尹鸿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传媒介来说,走向国际市场至少具有4个有利条件:(1)从经济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国传媒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的价格优势;(2)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环境下的东方文化提供了一种参照性的“还乡”意义而逐渐被西方人关注,中国传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3)从地域和文化的传统上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语地区,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大中华文化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的华人群落等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国传媒的文化交流空间,中国传媒具有市场潜力的优势;(4)从西方传媒来看,近年来由于片面地走上数字虚拟化、大制作、单纯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传媒的人文地位和社会公益品质都明显下降,为其他国家传媒文化的乘虚而入带来了契机。面对这些显在的和潜在的优势,中国传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来开拓中国传媒的国际空间:(1)组建经过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国际营销实力的国际性的传媒制作发行机构,形成规模适当的符合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的专业化、流水线化的国际性传媒企业;(2)积极从国外和国内一流大学以及其他企业吸收一批能够从事跨国经营的具有专业素质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3)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生产一批按照国际市场需要制作的媒介产品,创造“中国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国产的传媒产品在制作技术和艺术标准上而不是制作规模上与国际传媒产品接轨;(5)积极推进传媒的横向整合,开发多种媒体的媒介产品,实现整合营销。

中国广告业增量空间巨大

与会代表不仅从宏观上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把脉,而且对具体行业的发展前景做了预测。黄升民教授(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系)指出,在新的世纪,中国广告业有着不同寻常的表现:两极分化、业务分流、竞争激化、资本参与、创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字,2001年全国广告经营额为794亿元,增长率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体之中,报纸、电视和杂志的广告增长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对于中国广告业的前景,专家们还是充满信心。喻国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指出,从1981年1.81亿元的经营额起步,到2001年达到了794.9亿元,年均增速40.2%,经历了21年增长的内地广告市场,它的“饱和”时代还远未到来,它的经营额还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间。他预测,今后8年,中国内地广告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场经营额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到2007-2008年,可能超过2000亿,到2010年估计达到2609亿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来的巨大增量空间里,报刊广告的增势将超过目前处在强势的电视广告。尽管在1983-2001年,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在同行中最为迅猛,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1.7%,但近年来,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明显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4.8%,低于报纸广告的15.6%、杂志广告的17.2%和广播广告的16.6%。专家们预测,报刊广告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010年前将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报刊广告经营额总量将从2001年的182.6亿元达到587亿元,其中报纸广告经营额约547亿元,杂志广告经营额约40亿元。喻国明还指出中国报刊广告业未来发展的机会点:(1)从时间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从地区上看,中南、华东以及华北地区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密集的地区;(3)从城市看,北京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个报刊广告投放总量的1/4,广州、上海、深圳也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集中的城市,上述4个城市的报刊广告经营额占全国报刊广告经营额的“半壁江山”(51%)。从增长率上看,深圳、大连、南京、广州、青岛以及哈尔滨是报刊广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从行业上看,房地产、医药、计算机广告是报刊广告的三大支柱型行业,这3大行业广告的投放量占报刊广告总额的36.7%。从未来发展的潜质上看,金融保险、机动车、房地产则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间。

发展文化产业促进西部大开发

第7篇

关键词:文化旅游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1

我国的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有图书出版业,新闻传媒产业,广播影视业,动漫产业,网络文化产业,表演艺术业,广告产业,体育赛事,休闲娱乐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会展产业等。本文将重点阐述文化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见证和民族精神的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职责,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旅游开发可以加强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和价值的认知度,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脉,传承人类文明,而那些不丧失原真性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在更大层面上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旅游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因此,本文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分析研究,论证了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了旅游业的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传承,是一个地区的精神文明寄托,体现了该地方人民生活情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好好利用和开发,会对一个地方的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非遗旅游资源是一定地域内人们智慧的结晶,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价值高,可以有效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内容丰富多样。

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相对落后,由于远离城市的喧嚣,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山的“屏障”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若能加以好好保护,加大政府宣传力度,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打旅游产品,吸引外地乃至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从而进一步发展旅游业,用旅游增加的经济收入用来保护“非遗”,开发更多的旅游产品,于是一个良性的产业链随即诞生,从而能进一步改善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落后的现状,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转型。

(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铸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础。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发展的传统社会环境,其根基受到侵蚀,其传承由此面临巨大的威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复合价值,要求我们对其进行保护,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及其特点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别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定格化,不能将其固定在某一个时点,而只能让其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演进,其传承也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到真空的环境中,市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载体与传播的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依附在某个特定的载体方能显示、传播、储存与传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借助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旅游需求的增长,而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影响的。旅游资源数量的不断拓展,质量的不断提升,特别是文化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入到旅游资源的行列,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进而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反过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为日渐式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和机会,这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旅游模式,是将“非遗”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开发成为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和购买的旅游产品,使“非遗”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和发展的模式。

二、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保护遗产传承者在整个针对遗产开发的文化旅游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大多具有“创作”、“表演”、“接受”等三位一体的特征,尤其是口传文化。创作者既是“表演者”也是“接受者”,又是传承者。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应该是传承人。因为无论“活态”也好,“本土”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活力,实际都存在于孕育它的民族民众之中,并在精神、情感和日常行为上与他们融为一体。因此,应该由传承者自己来确立他们的遗产当中什么是最值得展示、如何展示,并且积极参与相关开发措施的决策以及监督这些措施的实施。

(二)政府部门发挥好各自的职能。由于我国对旅游业没有具体的管理政策,所以,就导致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经常出现混乱的现象。这就需要和政府部门联合起来,充分发挥其决策、统筹、组织、管理等相关职能,并且在进行保护的过程中,政府可以根据其自身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发挥出应有的能力。通过召开相关会议决策出合理开发原则以及办法,并加大宣传力度来改善管理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混乱的现象。同时,也应该在深思熟虑后,对不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制定相对应的保护政策,并加大力度让旅游部门执行。

(三)文化旅游开发者应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通过对热门的旅游景点我们可以得知,由于金钱利益的驱使,使得众多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现象视而不见。例如,现有的大理古城中的白族文化已经遭到了破坏。在洱海游船时,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美好,并且赏心悦目的游行,但是由于白族人民渴望金钱的欲望,使得许多游客都遭到超额付费的事情。由于白族人民熟悉当地的地形,所以在去洱海游船的必经之路中间私自设立了游船港口。许多外来游客由于不了解正规景点的游船价格就轻易进行交费。但是最终发现其支付的金额往往是正规游船价格的五倍。这就为游客的心情蒙上了一层不悦的纱,使得整场旅行都不愉快。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地管理人员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却视而不见。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敲醒警钟,加大监管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力度,争取还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的纯朴。

三、小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精华部分,它负载一个民族的特定价值取向,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凝聚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是特定群体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不可再生的遗产。在文化旅游的视野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做出共同的努力,在遵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过程中,应积极采取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得以传承,提高我国国民的精神文化水平,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参考文献:

[1]崔亚军.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讨[J].东方企业文化,2015,10:26-27.

第8篇

1.1重点把握粮食生产

粮食生产一直以来都是南涧县农业经济发展、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支柱,而且其粮食生产凸显出“两项”骨干措施与“两杂”种子的普及使用,严格把握并提早落实各类生产方法与生产措施,极大地拓展了农作物种植规模,达到1.61万hm2,农作物普及率达到100%,为整个南涧地区的粮食增产增收打下了坚实根基,积极贯彻并落实各种惠农政策,广泛开展了退耕还林制度,兑换了上百万元的现金。

1.2发展壮大肉牛产业

南涧县利用本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条件等优势立足本地肉牛产业,发展牛肉经济,严格进行肉牛品种改良、优化调配饲料饲草、积极防治病灾,并不断健全社会服务等。发展壮大了当地的肉牛产业,当前来看,肉牛产业大有发展前景,加强示范引导,实施奖励代替补贴制度来培养一大批养牛专业户,并在不断推广普及,已经形成了更多的示范户。现阶段,这些肉牛示范户形成了专业化的经营,打造出了集“建厩、植草、筑池”为一体的发展规模,配备了专业的科技工作者,积极完善肉牛冻精改良技术,而且成功开展了水牛挤奶试验,免疫工作也开展的有声有色,肉牛疾病防控程度显著增强。

1.3烤烟支柱产业稳固发展

南涧县严抓烤烟业的发展,加大基本烟农、烟地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引入现代科技,实行科技兴烟制度,创造出了“红大”优质烟叶品牌,扩大了烤烟种植面积,并不断强化中耕管理。

1.4发展优质茶叶产业

打造出了乌龙茶、绿茶、普洱茶等特色茶叶产品,建设了茶叶园生产基地,积极发展无性系良种茶园,很多茶产品已经获得了国家QS认证,并发展了特色有机、无公害的绿色茶产品,极大地提升了茶产品的技术含量。

2南涧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问题

南涧县农业产业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和成就,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科学总结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体体现在:

2.1农业科学技术有待发展和更新

农业科学技术是支持农业发展的硬性保障,南涧县由于所处地理环境较为落后、地区农业科技发展速度与普及程度仍然相对有限,农业机械化程度相对有限,例如:代表性的茶产业、烤烟产业等仍未引入最新品种,茶叶种植技术仍然相对落后。

2.2缺乏健全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由于地域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商业经济发展有限,尚未形成健全完善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这无疑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流通不畅、营销不佳也成为一大问题,例如: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不佳,缺乏有效的市场信息传播机制,影响农产品营销渠道的拓展。

2.3缺乏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健全、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有效保证,然而,当前南涧县虽然在农业生产方面创造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缺乏健全、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各个农业项目服务相对落后,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长期经营与发展。

3南涧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建议

3.1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

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为农产品打进市场创造了条件和机遇,也是产业化发展的终极目标。南涧县必须摒弃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经营理念。本着集中规划、科学布局、规模合理、功能完善的理念,把握一些关键的农产品生产、销售基地,创建一个农产品批发市场,同时附带集贸市场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沟通纽带作用,开拓更加广泛、广阔的营销市场,促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创建一个科学完善的市场信息网络,形成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并负责及时采集、传播有效的市场信息,把农产品生产、销售有效联系起来,积极而全面地促进农产品的销售与普及,从而为农业产业化创造更广阔的经济效益。

3.2加大科技兴农力度

农业产业化发展离不开农业科学技术的支持,南涧县必须积极开展农业科技培训,加强农业教育,加快先进农业技术引进力度,并广泛地推广与普及农业科技,加快农业机械化发展,例如:核桃的机械化种植、收割。不断加大农业技术、农产品的研究力度,积极开发与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吸收并引进农业科技人才,积极打造出一大批规模较大、效益显著、高科技的农产品示范基地,创建科技示范农业园,使农业技术、农产品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对应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3.3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为了实现农业产业发展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增加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经济效益,就要积极创建完善的服务组织,打造出功能完善、服务周到、覆盖面广的服务网络,这一服务网络不仅能够为农民的农业经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科学的技术指导,也能够确保农产品的有效加工、运输和服务,为农产品客户提供健全、周到、全方位的综合服务。创建完备的农业服务机构,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从而赢得广大客户的支持和信赖,进而占据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4总结

第9篇

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用于文化教育、文化消费的支出越来越多,对文化产品的要求也愈来愈高,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多样化。然而,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相比,我国目前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些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等途径加以解决。

文化产业就是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大潮中崛起的,它的崛起对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确实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如果说农业经济时代的发展依靠的是自然力,工业社会的发展依赖的是资源、资本和技术,那么,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来临,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知识和信息即“文化力”取代资源、资本和技术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学家约瑟夫•奈认为:“在信息时代,资本、自然资源,甚至土地不见得是财富。今天投资驱动型(investmentdriven)经济已经走到尽头,我们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型(innovationdriven)经济与知识驱动型经济的领域。它需要新思维、新知识来推动。”经济学家米切尔·J·沃尔夫则在《娱乐经济》中指出:“文化、娱乐——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实在的汽车制造、钢铁、金融服务业——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轮”。可以肯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产业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还会日益增大,文化产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会愈益凸显。因此,我们必须跟上世界经济和文化的步伐,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

现代经济是一种“高技术”与“高文化”联姻的知识经济,更是一种高度“人文化”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生产流程设计,从企业的战略管理到品牌形象管理,从对客户需求的全面的人文化服务到对企业团队精神的全面文化建设,无不充满了现代人文精神。传统的“人文科学”已经通过“人文设计”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甚至已经找不到没有文化标记的产品、不借助文化影响的销售、不体验文化意义的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已经开始在总体上以“文化意义”为基础了,现代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的界限已经不那么清楚了,现代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服务业的主体。

现代文化产业强调“在世性与神性追求的双赢”,这首先是指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突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人性化”与“个性化”特点、提高物质产品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含量;其次则是强调经济发展中的“人文关怀”与“和谐理念”,反对因单方面发展经济而破坏人类的自然生存环境和损害弱势国家与群体的利益,反对掠夺性开发、提倡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三是强调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份量和本土文化特色,提倡保持文化的生态平衡,反对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文化的保存和发展,防范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的短视行为和负面效应。“在世性与神性追求的双赢”,其主旨在于破除物质与精神的隔膜、协调现世与未来的关系、平衡人类行为与自然演化的冲突,走出经济或物质中心主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最终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人类精神不断升华之间的和谐共存。

文化产业是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中崛起的,我们应该将文化积淀与文化资源不断转化为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产品、转化为富有商业价值的文化精品,把文化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使我们民族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过渡。我们应该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努力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使中华民族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为未来世界文化的形成与繁荣做出应有贡献的根本。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出现了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文化对历史短暂的文化的交流逆差,譬如美国文化的强势输出导致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在交流上出现了暂时的逆差。这种情况在中国入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将变得愈发严重。这说明,文化资源的优势并不能自然地转化为经济的强势。这其中有许多规律性的东西还需要深入地研究,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尽快扭转这种状况。

文化从非产业化的社会活动向产业化的经济资源转化,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对整个经济计划和管理提出了新的问题。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政府应该将自己放在文化全面开放的交往平台上,按照世贸规则调整和重构中国的交往理念、制度形态和法律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用竞争促发展的眼光和文化生态主义的思想范式充分发挥“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后发优势,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原动力与思想智性支撑。

所谓文化的全面开放,首先是强调“地球村”理念下积极的文化交往与对话,学人之长、为我所用,不断实现外来先进文化的本土化;其次是适时适机地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在强大的外部文化参照下,不断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世界文化市场的全面开放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文化的开放与融入,要使中国经济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是不可能的,况且,封闭与保护对任何国家与民族来说都是暂时现象。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上的后发国家可能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越来越与先进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起点上。我们应该在这种思路下重新理解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国已经走完五年的WTO过渡期以后,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准确定位,合理安排我们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作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国政府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遵守多边贸易原则,实行市场准入,增加贸易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对外国公司和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执行非歧视政策;中国政府必将改革一切与世贸组织原则不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和交往理念,立足于制度创新,在世贸规则这个新的平台上整合与确立自己的文化管理理念和文化产业政策,即: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维空间所构筑的文化平台上,全方位推进中国的文化产业化过程,实施全方位的文化开放政策。只有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制定清楚了,文化产业发展起来了,所谓的“后发优势”才有可能发挥出来。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实力的巨大落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包括生产总值、市场占有量、产业结构、研发投资、科技含量、产品与服务质量等的落差。有差距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对待差距的“态度”是什么。因此,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应该着力提高其核心竞争力,而非加强政策性保护;我们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发展着的指导新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实践。

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就必须不断进行观念创新:

第一,要改变“中国是一个资源贫乏国家”的传统观念。仅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但是如果从人文资源的角度看,中国却具有五千年不间断发展的文明及其丰富的文化遗存和极具特色的文化风俗,这些文化资源将会越来越具有经济开发的价值。仅以旅游业为例,中国的历史文化古迹越来越成为国际性的旅游吸引物,其潜在价值无法估量。在“文化经济”时代,中国将再一次有资格成为“资源大国”。

第二,要改变单纯从“物质生产”角度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传统习惯。因为仅仅从物质产品总量的角度已经无法估价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准。就一些传统产而言,特别是已经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应该以“下游化”的观点重新设计未来的发展,而对于那些代表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应该逐渐转变为以文化内容作为其价值主体来加以估价。

第三,要改变对文化创作、传播、接受活动的“非生产性”的看法。由于许多产业越来越依靠文化符号为其生产附加价值,文化活动从创作、制作、传播到接受都已经具有越来越大的经济价值,其依赖国家支持的“事业”性质将越来越淡化。

第四,要彻底改变以前在文化认识上的单一的“意识形态观念”,真正确立新型的“文化经济”理念。对文化产品的属性,要从承认单一的精神品性转变为承认精神品性和商品品性两种属性;对文化的功能,要从强调单一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强调意识形态功能和经济功能两者兼备。与此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文化完全市场化的误区。发展文化产业毫无疑问地要立足于市场,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许多行业要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市场选择,但是由于市场固有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需求都是合理的;因此,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必须处理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文化中那一部分无法、也不能完全推向市场的文化事业,如义务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图书馆、博物馆等等,不能简单地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国家要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加大对科研机构、艺术院团、重要文化遗产和文化项目的扶持力度;要通过制定文化产业政策,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促进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在始终把社会效益与社会全面进步放到首位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最佳结合。

第五,发展文化产业要摆正一个观念,即:我们不应该将文化装到产业的平台上去就以为是在搞文化产业了,而是要用产业的手段来经营文化,这才是正确的文化产业运作方式;说到底,这是一个以文化为主的产业平台,而不是一个以产业为主的文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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