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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信息经济实践活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信息经济学,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经济学,就要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前景
信息经济学可以同时作三种理解: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信息的经济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费用与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等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规模及其确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国民经济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研究则可以囊括非信息对称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信息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等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并从中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经济学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最能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马费成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学科。乌家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陈禹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现象及其规律的经济学。总之,学者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围绕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展开的。
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1、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要学习、研究信息经济学,不了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知道信息经济学围绕什么内容来研究,不清楚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地位,就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就会降低研究效率,甚至会影响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基本理论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经济的涵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信息资源的研究。
如果说物质资源是“第一资源”,那么信息资源可称为“第二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变革,信息资源完全可能成为“第一资源”。如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仅物质资源能充分发挥作用,信息资源本身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信息资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的涵义、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征,信息资源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机制,作为信息资源主体的信息产品的性质、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信息生产力的相关内容。
3、信息市场的研究。
信息市场是作为信息形态独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领域传递交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流动方式,也是信息商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扩散、应用、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在信息市场中我们主要研究信息市场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场的基本类型与功能,信息市场的基本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信息市场的价格水平极其运动变化规律。4、信息产业的研究。
信息产业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产业涵义、分类、产生过程与发展,信息产业的特征、作用,信息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信息产业结构的涵义、形态、演进的特点和规律,信息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基本思路和调节方式,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规模以及与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信息化,乌家培认为,信息化是信息活动(包括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等)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增大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一定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见,研究信息化的意义重大。
6、信息系统的研究。
信息系统按信息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系统、社会信息系统等。而经济信息系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经济信息系统的帮助。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信息系统的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对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价方法,信息系统的运行、反馈、控制、监督等有关理论。
参考文献
一、随机行走的世界
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认识和思考,一直以来吸引着各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智慧。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本质上是什么样的呢?是以一种有序的、有规律的方式在运转还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运转?这种运转能否为我们的智慧所认识?人们对这些关于宇宙问题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类自身的智力进化和卓越品质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我们今天的视野所及的范围,我们知道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是由18世纪的思想家们做出的。18世纪的思想家们建立了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体系,他们设计了一个“有序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决定论”的世界观,坚信这个世界正在按照某种已经设计好的秩序在运行。持有这个“决定论”观点的人包括诸如牛顿、爱因斯坦等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则是由牛顿定律和对牛顿体系进一步思考的数学定律所保证的。当然,自然科学家们这种关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见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家们,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家。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这样的一种信念。他把这种自然科学的有序世界的观点应用到人类社会里,形成了一种从看似“无序”到“有序”的观念,提出了一个“和谐的经济系统”的观点。这种和谐的经济系统的动力则是人的自利动机。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这种关于世界的观点的影响力和洞察力。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下生活并做出各种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决策。一种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的“完美和谐”的信念直接导致了大家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的质疑,并且主导了许多关于政府问题的争论。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们对于自由经济的信心和我们对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这一体系在历经几个世纪之后,遭到了怀疑。对于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的挑战来自于统计观点,尤其是概率论的成功。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二者对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们说,消费函数是,其中,是自发消费,是可支配收入,c是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写作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这个消费函数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数学若干函数中的一个。这个函数明白无误地说明,居民的消费量将精确地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自发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确定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于居民消费的断言在现实中毫无疑问是会受到质疑的,居民的消费量并不是精确地取决于这几个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消费关于自发消费、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随机的,有着概率分布的。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人依据一种确定性的函数关系认为,这个世界将会精确地按照数学定律所描述的那样运转。而持有统计观点的人却认为,即使是知道了这种关系,消费与其他几个因素之间仍然是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有着概率分布的关系。
我们把后一种对于世界的观点叫做统计观点,正是这种统计观点,打破了原来思想家们头脑中的有序结构。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分歧似乎是让人迷惑的。因为,当我们在利用统计方法的时候,我们却得出了一些几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统计总体越是偶然、紊乱,就越能更好地表现出统计规律和必然性。比如,我们投掷硬币,当我们投掷的次数足够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惊人地各是0.5。再比如,我们对于某种考试成绩的统计发现,如果样本足够的大的话,成绩分布将会呈现一种正态分布。并且,人数越多,成绩就越呈现标准正态分布。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看起来我们做事情可能犯错误的情况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人几乎不能随意地犯错误!总之,某些看起来是无迹可寻的东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规律。这样,决定论和统计观点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统计观点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定律,任何所谓的定律其实都是有着某种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随机行走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在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相信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世界都是随机行走的,那么人类社会也会表现出这种随机性看来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随机行走的世界会因为其不确定性而无法认识,即使这种随机行走的世界确实可能形成一种混沌状态。我们能够在“决定论”和关于世界的“统计观点”那里架起一座桥梁。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这些定律是对某些事情本质的一种最好近似,即使这些事情的本质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说,这个世界会从无序走向某种程度上的有序。对这些统计定律的发现,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任务了。
二、随机行走的世界与计量经济学的任务
事实上,统计的成功应用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17世纪,有一位叫做格兰特的英国商人就通过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杀、各种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这几乎叫人感到惊奇!而且也是统计学的成功使得人们日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定量材料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决策者,都应该思考数据。
计量经济学就是为了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探讨统计性规律!因为只要知道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这个世界。但是要记住这种认识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规律来进行预测。进行预测是我们关心规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称道的是,计量经济学在推断统计规律时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永远是不会完全的,我们只能根据部分“样本”来推断这个世界的整体状况。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进行完全的观察,我们就期望可以得出一个关于这个世界本质的定律。可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观察到,也可以说,我们认识的局限是不确定性的来源。能否由样本近似地认识整体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坚信可以由样本来推断整体规律的信念的话,我们就不能建立这门学科。
这种由样本来对整体进行推断的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我们要通过一种叫做回归分析的技术来达到这个目的。“回归”这个词最先由F.加尔顿(FrancisGalton)爵士引入。加尔顿研究发现,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父母高,儿女就高;父母矮,儿女也矮。但是高个父母的儿女们在同龄人中并不像父辈那样在同龄人中显得那样高,儿女辈的平均身高将“退化”到或者说“回归”到全体人口的平均身高。这也叫加尔顿的“普遍回归定律”。加尔顿在智力遗传的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般来说,天才是要遗传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却要比他们的父辈们平庸,也就是他们的智力水平将“回归”到中等水平。但是,对于这种回归背后的动力分析可能已经超出了计量经济学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即使这种研究也许会导致一种有意思的哲学的建立:所有的有机组织都将趋于标准状态!
回归的现代意义则稍微有点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回归是指,一个叫做因变量的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关的关系。实际上,回归和相关是两个极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哲学上宣称,这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个宣称的深刻性在于确认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全独立的。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死于癌症的人逐渐增多,这二者是相关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是现代社会导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症。再比如,这也经常被用来反驳统计结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的情况可能和这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太阳黑子出现的情况存在一种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相关关系却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任何指导。在这个问题的区分上,就是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分歧了。计量经济学讨论的是回归关系,这种回归的特点在于,我们试图根据某些变量的数值来估计另一个量的数值,我们要依据这种关系进行预测。比如,我们试图通过研究父母的身高来估计其孩子的身高。这种估计就要依赖于我们所关心的两个量之间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联系。而相关关系则充斥着统计学的各个方面。并且因为世界的普遍联系性,相关关系是一种常态。
基于上面的差别,在回归中,我们要求解释变量是确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可以是随机的(被解释变量正是我们要估计的)。但是在相关关系中,这二者并不加以区分。之所以说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存在一种难以言明的精密联系。我们实在不能够足够自信地认为我们可以确定哪些变量可以控制,哪些变量之间可以精确地被认为是一种回归关系。比如,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找出一种机制使得癌症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回归关系,就像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理论来说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存在着回归关系。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谦虚。同时请记住:具有回归关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具有因果关系。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很不好说,也许看似因果的两个事件,实际上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就像佛经中认为的那样:因果是循环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计量经济学的性质,实际上是为了表达我们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层次上认识世界,我们坚信这个世界存在着某些统计规律,应用这些规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认识和改造世界。计量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间联系的函数,主要是回归函数,来描述这种关于世界运行的定律。
但是,计量经济学在得到这个回归函数时所使用的复杂的数学推导可能会让我们在特定的时段感到计量经济学的混乱和无序,即使在最后我们坚信可以实现一种理解上的有序。但是,过程中的痛苦可能会让很多人驻足。这里,我们想提前接触一下,那条驾驭计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灵魂。
因为,认识世界的理论的建立来自于对世界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的分析。有两种对现象进行分析的方式:一种是对现象直接进行操作。这种操作极其便捷,简单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对天赋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处在于这种对现象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可能广受争议。另一种方式则是对现象的属性——数据来进行操作。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因为是用数据说话,可能争议较少。但是,不利之处却是,这种分析结论却要严格的依赖于数据的质量,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质量不会比数据的质量更好。
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还是推荐计量的方法。因为,数据的质量可以通过统计手段和统计工具的完善加以解决。并且,根据我们的概率知识,即使这种有误差的数据,其误差也是有规律的,误差情况总是会表现为正态曲线。那么如何来对数据进行操作呢?计量经济学的思路通常是这样:最简单的情况下(双变量回归),在一个坐标平面上画出散点图,发现其大致的规律,通常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关心的两个简单量之间呈现一种类似于线形的关系(当然,也可能不是线性的,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把这种线形的关系利用解析几何的知识转化为直线方程并不困难。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直线方程是一个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方程,就是在“某种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的一种描述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任务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发现这样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
但是,在从数据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变量间“规律”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在使用数据之前,通过对先验的知识进行演绎和推理从而得出一系列“定律”。这就是我们在数理经济学中所看到的那些数理方程式。这些数理方程就是我们对世事认识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导。尤其是在确定我们所考虑的变量之间的可能具有的关系时很有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应用这些方程式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并没有得到证明。计量经济学提供了一种这样的证明。我们可以利用数据来检验这些先验的定律是否符合实际,或者得出一种明确的可以应用于实际的形式,从而对数理方程做出了适合实际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中,因为不同的文化等隐性的制度因素,这些定律可实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始于一种对世界认识的先验的推理,建立一种解释世事的假说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个学者的虚荣心。
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说计量经济学的灵魂是:通过先验的演绎和推理得出理论模型,最好是数理模型。数理模型中会有参数,那么利用数据对这个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一条回归方程,并通过假设检验来确认这个方程式。如果这个方程式满足了理论建立时的要求,那么就证明了那个先验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理论进行预测。接下来的计量分析就是在这些思路下进行的技术探讨了。
对计量经济学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时掌握,是掌握这门学科并加以实际运用的重要素质。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是一个计量人的必备素质。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伟大的思想来源于熟练的技巧。就像武侠中的“打狗棒法”虽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个使过无数次“打狗棒法”的丐帮帮主足可以因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过于沉迷于高级计量的数学推导,我们就很可能失去欣赏这门学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机会,并且因为数学知识的缺乏而造成的沮丧可能会阻碍对其进一步的学习,从而失去了领悟计量经济学所蕴含的大量关于生活的智慧的机会。因此,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对计量经济学的技术过多的论及,而主要是看其蕴含的智慧之美。三、计量经济学:智慧之美
最能让我们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这种从样本推断整体的思想。如果能够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话,我们对这种思想可能会更加珍视。比如,如果我们有一种信念,比如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书法家。那么我们能够怎么做呢?计量经济学和书法家们都会这样建议你:先选取几十个字来,集中精力把这几十个字练好,最好是临摹以往大师们的作品。这样,你就几乎能够发现写好字的要领。因为,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字都练习到,我们只能够由“样本”来推断所有字的写法。并且,我们坚信这些“样本”蕴含了足够多的关于写字的要领或者说是写字规律的信息。这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智慧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几乎将这种计量经济学的思想推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可以指导我们成就卓越。无论是学习、应试、还是搞艺术,甚至想要成为武林高手,都可以应用这种思想。“样本”往往是我们窥看世界本质的窗口!有心人自会从这里得到无尽的启发。
计量经济学就像从一个古老的神谕里蹦出来的智慧精灵,它几乎全面的改变了我们对于脚踏实地的看法!掌握一种过硬的分析数据的能力,无疑会全面的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这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是极其重要的。经济理论经常地被认为是一门空洞无用的理论,这是在未有数据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见批评,先验和演绎的方法,很多人认为,不能够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了计量经济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出发来进行我们的分析和预测,这种工作方式无疑会培养我们踏实做人的人品。并且因为处理问题的独特技巧和思维,掌握计量工具的人会得到青睐——来自上司和运气。
在我看来,计量经济学还对我们的人生哲学有着指导意义。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就好像那滑过天际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间的美丽。这瞬间如何解释?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一个瞬间?
人不过是苍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如果这个宇宙尚且遵循着从无序走向有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个信念加以演绎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的随机行走过程。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下一个时段,我们会经历什么、会遇到什么,甚至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都是不确定的。这个过程是随机的、紊乱的、偶然的和无序的。但是,这种无序和紊乱最终会走向有序。用计量经济学的说法,我们会从这些紊乱偶然的样本中得到一个回归方程。这个回归方程就是我们的人生轨迹!
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轨迹的认识永远是后验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之前就得出一个回归轨迹作为我们人生的预测,这种东西没有预测意义。那么这种有序的观念究竟能给我们什么人生启发呢?
那就是: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于发生于我们周围的看起来是好事或者坏事的东西耿耿于怀,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过挑剔上天对我们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国自古就有“福祸”的智慧之言。以一种应有的宽容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人生无疑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甚至我们的职业追求也是如此,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或者不好,我们的人生轨迹在我们某些年里需要紊乱和无序,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思想,越是紊乱和无序的样本,我们就越容易得出稳定的统计定律——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传记就可以发现,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们可能做过记者,参过军,被抓到过牢里,看起来和其最终的路径有了很大的背离,可是这些背离最终回归到这条路径上。事实上,我们并不好确定,是不是这种每个阶段的紊乱和无序最终造成了他们稳定的人生轨迹?!
人生需要这种随机性。并且如果我们要想有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依照计量经济学的理念,我们还要让我们的人生经历这一样本足够大。如何让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多?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随机性?那就是:我们要过主动追求的人生。当我们在生活中有意识地主动去追求时,我们就在客观上丰富了自己的经历,并且扩大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因为,在你主动追求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惊喜和奇遇。消极和封闭的人生态度不利于扩大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样本不具有变异性,就难以得出好的回归方程。我们都应该学学“苍蝇的哲学”,苍蝇的四处乱撞让苍蝇即使在被困的时候也有机会逃脱。这也许是更有含义的古语的一句话的意思吧:树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们的追求中,因为,我们应该珍视随机性,因此,对于得失就不必太让自己负累。得失是随机的。我们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许在这冥冥之中的东西面前,可能只是一个慈悲的玩笑。太过于在意也许是失去了更多。
参考文献:
[1]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第三版)[M],林少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计量经济模型与经济预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四、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结论
一、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企业不会出现恶性循环性价格大战
价格大战的实质是企业价格竞争激烈化的表现形式,而恶性价格大战是指企业为了竞相压价,把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以下的定价行为。传统经济学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根本目标,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要求下,企业的生产决策必须遵循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由于价格与平均收益相等,一定大于或等于边际收益,也即大于边际成本,因此企业不会在边际成本以下定价,从而不会出现恶性价格大战。以上只是对利润最大化目标下企业定价原则的总括性描述,没有考虑市场结构这个因素。实际上,即使分析不同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竞争策略,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市场经济有四种基本类型,即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在这四种市场结构中,垄断力量依次加强,而竞争力量依次减弱,在完全垄断市场上,生产经营者只有一家,是独家垄断,不存在竞争因素。因此,我们分析市场结构与企业价格竞争策略时,只需分析前三种即可。
1.完全竞争市场
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的价格由行业的总供求的均衡决定,个别企业只是价格接受者,企业的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都等于价格。在短期内,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实现生产者均衡,此时,企业的经济利润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零,企业也不一定是在平均成本的最小点进行生产经营。在长期内,通过资本流入或流出行业,可以实现行业长期均衡,这时,所有企业都在长期平均成本最低点进行生产经营,且这个最低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和市场价格相等。在这种情况下,恶性价格大战就不大可能出现。
2.垄断竞争市场
在垄断竞争市场,企业的产量是由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的,而价格要由需求曲线来决定。从短期看,均衡时企业的经济利润同样可能会大于、等于或小于零,企业不在平均成本的最小点生产。从长期看,由于资本流动,企业进入或退出行业,可以实现行业长期均衡,此时,企业的长期经济利润为零,行业价格与均衡时的长期平均成本相等,虽然此时的平均成本不是长期平均成本的最低点,但大于长期边际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恶性价格大战的可能性也不大。
3.寡头垄断市场
在寡头垄断市场,根据斯威齐模型,寡头之间的定价原则是懜桓菕,寡头企业面临的是曲折的需求曲线,行业的价格相对地稳定在这个转折点对应的价格上。厂商都会明智地意识到,当只有两个或少数几个销售者时,他自己的行为一定会对其他竞争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不会接受强加于他们的损失,而是会奋起反击。这样,任何一方削价的结果都不可避免地会减少他自己的利润。因此,寡头们不会轻易采取价格竞争策略,大都选用非价格竞争策略,行业的价格调整都是通过领导价格或合谋定价进行的。因此,在寡头垄断市场,恶性价格大战更是不可能出现。
总而言之,由于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要求,不同市场结构下的企业都可以实现长期的均衡。在长期的均衡点,企业的价格必定会大于边际成本,因此,不会出现价格低于边际成本的恶性价格大战。
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使企业目标偏离利润最大化,但并不必然导致恶性价格大战
传统经济学理论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唯一目标或最终目标,这是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古典企业的良好抽象表述。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企业目标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利润最大化往往不是企业经营者的首要目标。但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具有的完整高效的市场体系和科学的产权制度,能够对经营者的行为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从而也确保了竞争的有序性,恶性价格大战同样不会出现。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其本身就有可能使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选择。委托棿砝砺廴衔执笠抵凶魑砣说木砣嗽钡哪勘暧胱魑腥说钠笠邓姓叩哪勘瓴⒉煌耆恢隆@笞畲蠡氖抵适撬姓呷ㄒ娴淖畲蠡撬姓叩哪勘辏欢砣嗽背R韵凼杖胱畲蠡魑饕勘辏蛭砣嗽钡男剿投钔饨蛱雀@鐾凼杖氲墓叵得芮谐潭瘸峭笠道笾涞墓叵怠T谙凼杖胱畲蠡勘甑囊笙拢笠档亩奂锌赡茉诒呒食杀疽韵拢ㄈ缦峦妓荆?/P>
在利润最大化时,价格P1大于边际成本MC1;在销售收入最大化时,价格P2小于边际成本MC2。如果这种把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以下的竞争定价只是偶然的或短期的现象,就不会引起恶性价格大战;如果这是企业的长期或常态的定价行为,那就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恶性价格大战。但是,从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存在一些有效的约束机制,经理人员目标与所有者目标偏离的程度不会太大,出现长期的价格低于边际成本的可能性极小,也即不会出现恶性价格大战。这些有效的约束机制包括:
第一,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员市场这三大市场体系的约束。首先,完善的产品市场使价格信号能充分地反映产品的供求状况,使企业违背供求规律的定价行为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其次,发达的资本市场使要素能够在行业间自由地流动,从而产品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现象不会长期地存在,发达的资本市场还使得股东能够比较容易地实现撘越磐镀睌(即卖出某个企业的股票,退出这个企业),从而实现有效的产权约束。最后,完善的经理人员市场对企业经理人员形成强有力的行为约束,因为一个因经营失败或侵害所有者利润而被所有者解聘的经理人员在经理人员市场上的价格会大大下降,同时也不再容易在该市场上找到好工作。
第二,有效的产权制度约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财务预算硬约束。财务预算硬约束使得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企业就要破产,企业破产无论对所有者和包括企业经理人员在内的全体员工来说都是灾难,这使得所有者具有监督经理人员的动力。另一方面是所有者拥有实施产权约束的手段,能够对企业经理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所有者实施产权约束的手段也有两种:一种是撚檬滞镀睌,即通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个制度架构来实施产权约束,具体说就是通过委派自己信任的董事与监事(或所有者直接进入公司董事会与监事会)来表达所有者的意志,完成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控制和监督;另一种是撚媒磐镀睌,在现代大公司(主要指上市公司)中,股东非常分散,几乎难以形成控股股东,任何单个的股东都很难在股东大会里形成有效的控制权,这时,股东不可能有效地实施撚檬滞镀睌,只有选择一走了之,退出这个企业。如果某个企业的大量股东都卖出手中所持有的股票,那么,这个企业的股票在证券市场上就会急剧下跌,这极容易引起摱褚馐展簲,从而对企业现有的经理人员形成较大的威胁,使经理人员的目标不致于偏离所有者目标太远。
第三,法律和政府管制方面的约束。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为了保持市场的竞争秩序和竞争特性,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制定有摲绰⒍戏〝、摲床坏本赫〝和摲辞阆〝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政府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还实行必要的管制,对于违反相关法律和政府规定的企业会给予一定的惩罚。如驱除竞争对手定价①是一种掠夺性定价,它违背公平竞争规则,在各市场经济国家中它都是一种违法的定价行为,会受到相应的制裁。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完善的市场体系、有效的产权约束和健全的法律制度等的综合作用,使企业经理人员不致于过分地侵害所有者的利益。现实中的企业目标应当是在利润最大化和销售收入最大化之间并偏向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某个位置。这说明,即使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从较长时期看,也不会出现价格低于边际成本的恶性价格大战。
三、生产能力过剩与过度竞争是我国目前恶性价格大战的直接导因
恶性价格大战是中国体制转轨时期特有的经济现象,其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从表面看,生产能力过剩与过度竞争是恶性价格大战的直接导因。
据原内贸部的分析,1997年上半年,在609种直接关系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商品中,供不应求的只有32种,其中包括农副土特产品15种,再生资源13种,农业生产资料4种,没有一种工业消费品供不应求;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545种(占89.4%);供大于求的商品也是32种。另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中国大部分工业生产能力已经处于严重的闲置状况。在9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上的只有59种;利用率在50%以下的有18种,约占20%。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的综合利用率大约只有50%,大大低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②
普遍的生产能力过剩,在行业进入壁垒低而退出壁垒高从而使资本无法在行业间流动的情况下,必定会导致行业内的过度竞争。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产业进入壁垒相应降低了。一是政府产业管制放松,使许多产业进入的政策壁垒减弱;二是由于交通运输条件和产业经济技术条件改变,使产业进入的资源性壁垒相对弱化;三是相当多行业的企业最低经济规模不高,形成不了有效的进入壁垒;四是投融资体制改革不到位,地方政府的资金筹措能力加强,使资金壁垒的作用大为减弱;五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假冒产品进入市场的渠道畅通,大大降低了进入壁垒。相反,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支持结构调整的财力有限,劳动力就业安置困难等问题,企业无法承担破产重组的巨大成本,形成了较高的产业退出壁垒。低进入壁垒与高退出壁垒的共同作用使得相当多的行业出现了过度竞争。在过度竞争的市场中,价格竞争是企业最有效的竞争手段。企业为了求生存,就得以较低的价格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在所不惜的。
四、企业缺乏有效的产权约束与市场机制不健全则是我国目前恶性价格大战的制度性成因
国有企业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从理论上说是属于“全体人民”,但从实际看,全体人民既缺乏信息,又没有有效手段,更没有激励动力去对经营者进行约束,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政府部门或由政府部门任命的厂长、经理手中。由于“国有企业厂长经理不仅享有相当的控制权收益”“企业的生产成本基本上都是由全体人民承担的,经理个人承担的边际成本远远小于生产的真实边际成本”,导致国有企业经营者们追求的不是撈笠稻眯б孀畲蠡瘮,而是个人目标最大化。有人已经证明,国有企业经营者在企业权利责任关系上的摳河桓嚎鲾程度愈大,经营者愈有可能卷入恶性价格大战。③我国的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运作不规范。市场受行政干预较普遍,在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影响下,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市场的条块分割相当严重。这一方面使价格不能成为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信号,使企业的经营决策具有盲目性;另一方面又使企业不能进行公平竞争,使企业效益并不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好坏。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下,企业往往通过政府的力量控制生产资源和市场,通过由政府来承担经营亏损的后果以逃避企业或经营者的责任,企业财务预算约束的软化使竞争的优胜劣汰原则不能生效。资本市场刚刚起步,所有者的撚媒磐镀睌根本无法实施。没有经理人员市场,职业经理人员队伍没有建立,现有企业厂长、经理的行政官员身份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经营亏损的企业经理人员易地做官的现象极为撜,这样,来自经理人员市场对经营者的约束就不存在。
法制建设相对落后,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管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差较远。面对近年来日益激烈的价格大战,有关部门也曾想过一些对策措施,如制定行业自律价就是一个例子。然面,这些对策措施要么是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要么是无法具体实施,根本产生不了实际效用。
总而言之,无论是传统经济学理论还是现代企业理论都说明,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价格竞争只是企业的一种主要竞争手段,由于存在各种市场的约束和制度规范,企业价格竞争不会演变成普遍的、广泛的、持久的恶性价格大战。中国目前的恶性价格大战,从表面看,生产能力过剩与过度竞争是其直接导因,但从深层次看,企业缺乏有效的产权约束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等制度因素则是其形成的关键。
①驱除竞争对手定价(PredatoryPricing),指有些企业为了将竞争对手驱逐出市场,而将价格定得较低,甚至低于企业的生产成本,待自己对市场已形成垄断优势后,再把价格提高到有利润的水平。
②朱文晖:《“过剩”的中国经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③张维迎、马捷:《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江小娟:《市场化进程中的低效率竞争棗以棉纺织行业为例》,《经济研究》1998年第3期。
关键词:交易费用;公共产品;公共部门;私人部门
一、引言
公共产品供给是指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选择以何种方式筹资并加以使用,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其实质是资源配置,属于分配范畴。从世界各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出发进行抽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不外乎三种: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及自愿供给。
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是指营利组织根据市场需求,以营利为目的,运用收费方式补偿支出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是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基础上,政府以公平为目的、以税收和公共收费为主要筹资手段,利用公共资源供给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公共产品自愿供给是指公民个人、单位,以自愿为基础,以社会捐赠或公益彩票等形式无偿或部门无偿地筹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并接受公众监督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这些方式是以不同的主体,遵循不同的原则,以不同方式和渠道筹集公共产品供给资金,决定使用去向并予以监督的机制。
几乎在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公共品供给的三种方式都在发挥作用,但三者的作用范围有所差别,而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三种方式的作用领域也有不同。公共产品三种供给方式是在空间上并存、相互结合发生作用的,作用的具体模式是多样化的。大中小规模政府和非政府的单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在地方公共经济中能实现秩序和比较高水平的绩效(奥斯特罗姆、帕克斯和惠特克,2000)。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和作用边界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共品自身性质、技术条件、政府职能理念、公平效率标准、政府政策倾向、需求状况和私人资本规模的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供给方式,而且会导致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不断转变[8]。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最后30年有了很大的发展,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引进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在过去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等主流经济学里,都只有生产成本的概念,没有交易费用的概念。企业的生产成本可以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在制度经济学产生以前,主流经济学认为厂商通过生产成本的调整来决定所要达到的产量。实际上到了20世纪最后30年,因为引入了交易费用这个概念后,人们发现,在总成本里面有一部分耗费跟物理的、化学的产品制造的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为了交易而发生的,即制度经济学中所论述的交易费用。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将为研究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确定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本文侧重于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和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边界确定,并对中国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最后部分提供简要的结论。
二、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
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和责任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交易费用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指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何种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到一个特定贸易关系,因而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他们在可选择的经济活动中所具有的价值。阿罗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更具有一般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它包括信息费用、排他性费用和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费用。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交易是普遍存在的,康芒斯将“交易”的概念和正统经济学中“生产”的概念相对应,将“交易”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之间的交换关系;限额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类型覆盖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
按照康芒斯对交易的分类,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同样可以归入到交易活动中:首先,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纳税人支付公共产品的价格(税金),政府利用税收收入供给公共产品。其次,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是政府间的交易活动,下级政府是上级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上的人,为本地区供给公共产品,满足地方公共需要。再次,同级政府之间在供给外溢性的地方公共产品上也存在着交换关系。因此,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也是一种交易,交易费用是客观存在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中的。市场供给公共产品是私人按照市场规则采用收费或政府补贴的方式进行的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活动,产生交易费用。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过程是一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即捐助者捐助资金提供公共产品后获得心理满足或者税收优惠等的一种交易,按照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定义,在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过程(分散决策)中、筹资过程中、建立相关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会产生交易费用。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分析,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1)搜寻信息的费用。即供给者为了获取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了解公共产品特性、所需成本等信息所花费的成本。(2)谈判、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权利和责任的费用。例如在民主机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由“以手投票”机制来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品种和数量的,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性和选民的消费偏好、价值取向存在较大差异,要通过一致同意或多数同意的原则来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案,必然带来较高的契约达成费用。分级财政体制下在决定由哪一级政府供给哪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成本(税收)如何在政府间进行分担上的政府间多重博弈,也必然带来较高的契约达成费用。(3)履行契约,收回成本的费用。(4)排他费用,即阻止不付费者对公共产品消费所发生的费用。(5)监督供给者按所签订的契约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费用。(6)避免消费者退出契约所发生的费用。
公共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非排他性决定了不可能阻止不付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付任何费用的人同支付费用的人一样能够享有公共产品带来的益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从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即增加额外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不会引起该产品成本的增加。由于公共产品的两大特性,决定了没有消费者愿意公布自己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因此搜寻信息的费用是相当高的。公共产品的两大特性决定了消费者都期望他人去购买而自己顺便享用它带来的利益,也就是“免费搭车”,由此带来的交易费用是相当大的。由于公共产品两大特性的存在和交易费用存在的普遍性,决定了无论采用何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都会产生交易费用。
三、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及其边界确定:理论分析
(一)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确定标准:一个理论模型
公共产品的市场交易存在着较大的交易费用,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代替市场供给公共产品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政府取代市场,资源配置由价格分配方式转为税收分配方式(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税收征收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消除了“价格发现成本”,政府可以通过利用征集来的公共资源,按公共需要,供给公共产品。但当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超过一定规模时,政府活动的边际成本递增,因为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等原因,也会产生交易费用,此时如果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因为采用分散决策、个人选择的方式无偿或部分无偿地供给公共产品,能够节约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带来的交易费用,使某种或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较少的交易费用,那么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将取代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从历史和理论来看,同样存在由于某一主体供给公共产品中所存在的交易成本超过其他两个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交易成本,那么可能出现市场—政府或自愿,自愿—政府等可能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变化路径。
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三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作用的边界在时间上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动。在理论上,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最优的供给方式的选择,即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在忽略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仅考虑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成本时,无论采用何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可以降到最低(RonaldD.RippleandYunHsing(Y.H.)Cheung,1999)。因此,假定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成本既定,公共产品供给最优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基于这一角度,本文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说明公共产品公共方式选择采用的标准。
假设:
(1)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tc可以衡量且是产量q的函数tc=tc(q)。
(2)不同的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pc=pc(q)=pq。
(3)供给者的收益函数tr=tr(q)。那么:maxπ=tr(q)-pc(q)-tc(q)
帕累托最优供给的条件为:mr(q)=mpc(q)-mtc(q)
因此,在交易费用为0时,帕累托最优的供给条件为:mr(q)=mpc(q)
假设: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供给同一种公共产品,且价格相等;Pq为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Gq为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TT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可能性曲线,U为社会消费公共产品的无差异曲线。按照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公共产品生产的最优点在TT曲线与U曲线的相切点N,此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消费者选择的数量对应的边际替代率对应于生产者的产品转换率,即RTSGq,Pq=RCSGq,Pq。
1.在不考虑公共产品供给中发生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RTSGq,Pq=mpcGqmpcPq,
RCSGq,Pq=pGqpPq
因此,要达到帕累托最优,必然mpcGqmpcPq=pGqpPq,因为不同的供给主体供给同种公共产品,价格相等,因此,mpcGq=mpcPq,mpcGqmpcPq=1,因为pGq=pPq,过N点切线的斜率为1。
2.在考虑公共产品供给中发生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在供给的公共产品为同质的产品时,RCSGq,Pq=1,
那么,mpcGqmpcPq=1,由于mpcGq=mpcPq,
因此mtcGqmtcPq=1,即在N点非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方可实现效率最优。
3.无法实现效率的情况下,公共产品供给在两部门之间的调整。
如果初始配置处于TT的下半段(N点以下,不包括N点),如N1,此时曲线的斜率大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1,可得mtcGq>mtcPq,应该减少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Gq=mtcPq的N点。如果初始配置处于TT的上半段(N点以上,不包括N点),如N2,此时曲线的斜率小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A内,类似于N2点的情况,非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多,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少;应该减少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
Gq=mtcPq的N点。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C内,类似于N1点的情况,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多,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少;应该减少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
Gq=mtcPq的N点。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B内,非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均过少;应该增加非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
Gq=mtcPq的N点。
(二)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边界确定:威廉姆森范式的扩展
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中发生的成本分为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假设生产成本随着公共产品供给数量不断变化,与公共产品供给数量成正比例的关系,公共产品供给数量越大,发生的生产成本越多,反之,生产成本越小。但是交易费用的大小取决于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三个因素的影响,与组织的规模大小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交易费用会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强而呈现出类似于指数函数式的增长趋势,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组织偏离最佳供给规模的程度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组织单位交易费用递增,呈现出“先降后升”,呈“U”字形变化(如图2)。因此,在生产成本与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呈正比例关系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变化对界定组织的边界能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将生产成本与不同组织的交易费用相加得到的总成本与社会可以接受的交易费用相比较作为区分公共产品不同供给主体边界的依据。图2是包含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三种等级制度在内的威廉姆森范式的拓展模型。图2中,OCG、OCM、OCF分别为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生产成本,TCG、TCM、TCF分别为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CG、CM、CF分别为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总成本,分别为CG=OCGTCG、CM=OCMTCM、CF=OCFTCF。
从图2中可以看出,当交易费用允许值(社会承受交易费用的一般标准)为TC0时,E1、E2分别给出了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边界:当公共产品的数量界于E1和E2之间时,宜采用市场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当公共产品的数量小于E1时,宜采用自愿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当公共产品的数量大于E2时,宜采用政府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
从图2中还可以发现,当社会进步、技术革新等因素的作用使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普遍降低时(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交通运输的便捷等使社会交易费用从TC0降至TC1),原有的组织形式将会出现一些“空洞”(如图2中FM1、M2G1)而无法覆盖这些领域,即在这些领域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都不再是实现外部效应内在化的最佳选择,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创新创造了需求空间。
上述威廉姆森范式拓展模型虽然只是从公共产品数量这个单一维度分析了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行为的界限,但对我们正确界定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可以产生多方面的启示:
1.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和自愿供给的失灵,如图2中FM1、M2G2。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使得购买公共产品的人无法阻止别人享用公共产品。既然“免费搭车”现象存在,那么,愿意花钱购买公共产品的人肯定不多,这样就会造成公共产品的匮乏。可见,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由于公众对公共产品需求差异的存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往往倾向于满足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受众的选择偏好。而一部分人对公共产品的超量需求和特殊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公共产品的政府失灵。由于公共产品自愿供给在第三部门和个人在筹集资金方面面临的问题,慈善组织的业余性等固有缺陷的存在,使得自愿供给公共产品出现失灵,不能提供较大规模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政府、市场和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公共产品自愿供给部门之间可以相互弥补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失灵问题。市场失灵虽然是政府干预的前提,但并非只要有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干预,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也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同样当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存在失灵时,市场与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都可以起到弥补政府失灵的作用。
3.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是动态的、可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决定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有效性的因素众多,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必然是相对的、动态的,不存在始终如一的合理区间。
4.市场组织形式处于不断创新和发展过程之中。作为与市场相对应的组织,政府和第三部门都不可能是惟一的,虽然政府、市场和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费用,但其作用是有限度的,而一旦现有的市场组织不能达到效率最优,组织创新便会出现,如产生一些新型的“中间组织”、一体化组织等等。显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供给公共产品的主体的创新将是持续的,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在条件成熟的将来,公共产品供给将会出现新的供给主体——“第四部门”。
四、中国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测度
交易费用是一个内涵广泛的复杂范畴,完全意义上的交易费用的测算的确非常困难,在目前的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下是无法完成。但如果我们借鉴诺思等人的做法,将国民经济部门区分为转换部门(transformingsectors)和交易部门(transactionsectors),借助于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外在性的交易费用(针对转换部门而言),即交易部门(专门为经济主体提供交易服务的部门)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是完全可以测算出来的。其数量应该等于全部交易部门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即交易部门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价值表现形式就是交易部门的增加值[10]。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对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产生的外在性的交易费用进行测算。
(一)绝对交易费用的测算
在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实践中,将国民经济分为16个行业: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探业和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科学技术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中的邮电通讯业部分、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部分、金融及保险业全部、房地产业全部、社会服务业中的信息咨询服务业部分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商业的交易部门(私人部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则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公共产品的交易部门(公共部门)。因为统计年鉴中没有第三部门(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主体)的数据,也没有市场供给公共产品的数据,从已有的数据中也很难分离出公共产品自愿供给和市场供给相关的数据,因此,我们假设测算出的公共部门发生的交易费用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市场供给与自愿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为测算出的私人部门发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资料只提供了1991年之后的各部门增加值资料,所以,本文的样本区间只能从1991年开始。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或其他公开出版物没有公布全部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数据,所以,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部分、社会服务业中的信息咨询服务业部分的增加值的数据只能采用推算的方法。1991—2003年间,批发零售贸易业从业人员占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约为93%,信息咨询服务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约为5%,我们暂且用从业人员比重代替其增加值占所在大行业中的比重,于是有计算公式:公共部门的绝对交易费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增加值;非政府部门的绝对交易费用=邮电通讯业增加值批发零售贸易业增加值金融、保险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增加值信息咨询服务业增加值=(邮电通讯业增加值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增加值)×93%(金融、保险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增加值社会服务业增加值)×5%。我们以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私人部门每年生产的产品数量,以财政支出作为公共部门每年供给的公共产品数量,那么,私人部门单位产品(私人产品)交易费用=私人部门交易费用/国内生产总值,公共部门单位产品(公共产品)交易费用=公共部门交易费用/财政支出。
1991—2003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相对交易费用与绝对交易费用如表1,1991—2003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交易费用的绝对额是不断上升的,私人部门的交易费用由1991年的3767.6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20580.22亿元,上升了5.46倍;公共部门的交易费用由1991年的662.1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3138.46亿元,上升了4.74倍。私人部门单位产品交易费用相对稳定,在0.17亿元—0.183亿元之间,公共部门单位产品的交易费用则变化较大,1994—2003年间呈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由最高的0.220815亿元下降为0.127321亿元,从图3可以看出,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之前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高于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之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低于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
(二)边际交易费用的测算:实证检验
1.基本模型与变量的含义
Qg=c0c1TCg(1)
Qp=c2c3TCp(2)
其中,Qg为政府部门供给的公共产品数量,TCg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Qp为非政府部门供给的产品的数量,TCp为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c0、c1、c2、c3为常数项。对公式1两边分别对TCg求导,对公式2两边分别对TCp求导,可以得出:
dQgdTCg=c1(3)
dQpdTCp=c3(4)
因此,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为MCg=c1,非政府部门供给产品的边际交易费用为MCp=c3。2.数据与方法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91—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部分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有关数据统计、计算得出。
估计方法为普通最小二乘法,所用软件为EVIEWS3.1。
3.计量结果
(1)公式1的回归结果为:
Qg=-4836.224(-4.366)8.87915.56TCg
R2=0.957R2=0.953F=242.236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看,R2为0.957,调整后的R2为0.953,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2)公式2的回归结果为:
Qp=1108.364(0.717)5.5847.32TCpR2=0.957R2=0.9947F=2239.24
常数项c0的t检验值为0.717
Qp=5.66TCp(125.40)
R2=0.995R2=0.995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看,R2为0.995,调整后的R2为0.995,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3)小结
从公式1和公式2的计量结果看c1=8.879,c3=5.58,因此MCg=c1=8.879,MCp=c3=5.58。可以看出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要高于私人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发生的交易费用。在我国,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五、结论
1.按照康芒斯对交易的分类,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都可以归入到交易活动中来。无论采用何种供给方式,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都会发生交易费用,因此,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可以纳入到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来。
2.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三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作用的边界在时间上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动[10]。在不同公共主体生产同质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一样的条件下,最优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的选择,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
3.通过对威廉姆森范式的扩展分析认为,政府、市场和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公共产品自愿供给部门之间可以相互弥补各自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失灵问题,各个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时存在各自的合理边界。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是动态的、可变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合理边界。
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空洞”且不能弥补的情况下,将会产生有别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新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第四部门”。
5.通过对中国公私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存在的交易费用的测量发现:从绝对量指标上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交易费用的绝对额是不断上升的;从平均交易费用指标来看,私人部门单位产品交易费用相对稳定,公共部门单位产品的交易费用则变化较大,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从边际交易费用指标来看,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要高于私人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发生的交易费用。因此,就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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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并在实证领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或社会公共机构如何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社会或经济干预管理,具体指规制机构以自然垄断规制和市场进退规制为主要手段,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产品的价格、服务的质量等方面进行干预。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虏理论、新规制经济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等。本文拟就规制理论的演进进行简要的概述,力图使人们对规制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构建根植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规制经济学理论上的准备。
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
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规制理论的最初理由,在规制理论领域居于正统地位。该理论认为,规制发生的原因是存在着市场失灵,涉及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规制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种作实证理论的规范分析(anormativeanalysisasa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纳,1974)。该理论把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看成政府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应,它包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即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规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规制的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并假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众对市场做出无成本的,有效的计算,使市场规制过程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维斯库斯(1992)提出自然垄断的永久性理论和短暂性理论,认为应当动态的对待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
但是,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还存在许多缺陷。1、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范分析的前提是对潜在社会净福利的追求,然而却没有说明对社会净福利的追求是怎样进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规制并不必然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出现或与垄断市场结构有关(波斯纳,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兰德(1962)的研究表明,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
三、规制俘获理论
该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规制的供给是应产业对规制的需求(立法者被产业俘获),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制机构逐渐被产业控制(规制者被产业俘获)。
它是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发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们认为:政府的基础性资源是强制权,它能使社会福利在不同人之间进行转移;规制的参与双方都是理性的,通过选择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规制的供给与利益集团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适应,通过规制,利益集团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经典论文《经济规制论》首次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规制的产生,将规制看成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由规制的需求和供给联合决定。
佩尔兹曼(1976)进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论,他证明了最优规制价格处于利润为零时的竞争性价格与产业利润最大化的垄断价格之间。立法者、规制者不会将价格定为使产业利润最大化得以实现的价格。最有可能被规制的产业是那些或具有相对竞争性或具有相对垄断性的产业。在竞争性产业中生产者将从规制中大量获益;而在垄断产业规制中消费者将从规制中获益。
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的公共利益范式,将经济人假设引入到对政治家的分析中,将规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贴近现实,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四、新规制经济理论
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87;1997)在对规制经济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他的抽租模型,即是新规制经济理论。他认为,规制机构利用规制手段保持规制企业的垄断地位的目的在于设立一个租金,以便让规制企业来夺取这个租金,通过这种方式,规制机构希望从企业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回报。由此可见,规制为规制机构创造了寻租的场所,其实质就是创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
拉丰、泰若尔以信息不对称及其框架下的委托——理论作为分析前提,正式将新规制经济理论融入到主流规制经济学中,该理论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引进信息不对称,建立起规制的委托——分析框架,改变了传统规制理论只注重需求方,而将供给方作为“黑箱”处理的缺陷。他们认为,对规制收买的正确分析必须考虑信息的不对称,倘若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受规制企业不可能抽取租金,因而也没有影响规制的激励。在拉丰,泰勒尔看来规制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应批判是否存在规制俘获的威胁,而是如何针对规制俘获设计一套相应的规制机制,以减少或避免规制机构被规制俘获的可能。
五、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
在litterchfld(1983)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激励性规制实践在英国开始产生,90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80年代中期开始,Baron和Myerson(1982)将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规制理论,规制经济学在委托一一理论,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designtheory)和引入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economics)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在Laffont和Tirole(1993,1994)将激励理论和博弈论应用于激励规制理论分析后,规制经济学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峰。
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以刻画最优规制为目的,设计激励机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使现有运营商充分考虑其成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被称为以业绩为基础的激励规制。其次,赋予运营商更多确定收费服务的自由度,从而使运营商更加趋于商业原则经营。这种价格更接近拉姆士价格结构。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特许投标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区域间比较竞争理论价、格上限规制理论等。
论文关键词:计量经济学 教学方法 教学改革
《计量经济学》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产生,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该学科成为经济学中一个较为活跃的分支学科。随着教育部将《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程确定为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各专业核心课程,该门课程的重要性才逐渐得到高校经管类教师的认同,并逐渐成为我国高校经管类各专业一门备受关注的课程。但是从学生学习过程来看,众多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感到困难和吃力,尤其对于那些数学基础比较差的学生更是特别困难。而在该门课程的具体教学过程中,从教材选用、课程安排、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
一、国内外《计量经济学》发展概述
大多数《计量经济学》工作者都致力于客观的分析认识经济现象与科学准确的阐述经济规律。但是,经济学的科学化进程一直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如经济活动的多因素性、随机波动性以及事件发生的不可逆性,等等。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研究中能够建立实验室和创造出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的理想状态和环境,其变量往往会遵循特定的函数关系,而经济学研究则不同,它不能遵循既定的函数关系,只能通过建立统计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
《计量经济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本世纪70年代以前,《计量经济学》以“经济平稳时间序列”为样本数据进行建模分析。数学方法在经济理论运用上的不断深入,为《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数理基础,如19世纪初高斯(Gauss)提出最小二乘法概念,19世纪末高尔登(Galton)提出“回归”概念,20世纪初费雪(Fisher)提出抽样分布理论。之后,尼曼(Neyman J.D)和皮尔逊(Pearson)相继提出了假设检验理论。随着数理统计理论框架的基本形成,人们逐渐学会应用这些知识来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从而诞生了《计量经济学》。1926年挪威著名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提出了《计量经济学》的名称,为这门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9年美国经济学家戴维·S·穆尔(David.S.Mull)描述了工资波动,并决定从1933年开始出版《计量经济学》杂志,这一举措标志着《计量经济学》这门学科已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
第二阶段: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建模都是以“经济平稳时间序列”为样本数据进行分析,而现实生活中的宏观经济变量大都呈现出非平稳性特征,因此在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对非平稳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和预测时,常常出现伪回归现象或预测失败。从70年代开始,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问题和伪回归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来提高经济计量模型参数估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0世纪60年代Granger-Newbold首先提出伪回归问题,引起了计量经济学界的关注。之后,Box-Jenkins于1967年出版了《时间序列分析,预测与控制》一书,对上述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和阐述。时间序列模型与回归模型有一定的区别,时间序列模型是一种较为全新的建模方法,它往往通过依靠变量本身的外推机制来建立相应的模型。由于时间序列模型客服了变量的非平稳性问题所带来的伪回归,提高了分析的准确度和可靠性,从而为其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此时,《计量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经济变量非平稳性的检验方法;如何把时间序列模型引入经济计量分析领域,以及如何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传统的经济计量模型,等等。
针对《计量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Dickey-Fuller于1979年首先提出时间序列非平稳性的DF检验法和应用更为广泛的ADF检验法。Sargan于1964年提出误差修正模型(ECM)概念。之后,Hendry-Anderson(1977)和Davidson(1978)的论文进一步完善了误差修正模型,并尝试用该模型来解决和分析非平稳变量的建模问题。Sims于1980年提出用一组内生变量作动态结构估计的联立模型,即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向量自回归模型虽然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但却具有较强的预测力。以上研究成果为协整理论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Engle-Granger于1987年提出协整概念。Granger定理证明若干个一阶非平稳变量间若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这些变量一定存在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反之亦成立。1988-1992年,Johansen对向量自回归模型中检验协整向量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并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的文章,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协整理论。协整分析理论为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和描述提供了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强有力工具。近些年是《计量经济学》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对非平稳经济时间序列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如:1982-1985年出版了一本《计量经济学手册》,为三卷本,含有35章讲解内容。虽然当时计量经济学者们大都知道大多数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囿于知识面的局限性,手册中没有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问题进行任何的分析和讨论;1985年在波士顿召开的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大会上,上百篇发表的论文中只有为数很少的几篇论文讨论了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当今在世界主要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几乎没有一份、没有一期不刊登有关平稳性检验及协整问题的文章。
1960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了一个经济数学方法研究组。主要搞投入产出、优化研究。那时在大专院校的经济类专业还没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3月成立了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1984年定名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并办有一份杂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0年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首次举办《计量经济学》讲习班,邀请Klein等七位美国教授讲课。自此,《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迅速展开,取得许多研究成果。国家信息中心为参加联合国的“连接计划”研制了我国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研制了“国家财政模型及经济景气分析系统”。1998年教育部第一次把《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程列为我国大学经济类专业本科学生的8门必修课之一。多数学校已经把《计量经济学》列为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必修课程。目前我国已经有14个《计量经济学》专业博士点、42个硕士点。但从整体上说,我国的《计量经济学》教学与科研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还缺少在世界上知名的学者。
二、目前我国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独立学院经济学,双语教学
所谓双语教学是指将母语以外的另外一种语言直接应用于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教学,使第二语言的学习与各学科知识的获取同步。双语教学实现了专业知识和外语学习的有效结合,以专业知识为主、外语水平提高为辅,满足了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1]。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尤其是加入WTO 的新形势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模式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对学生外语能力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提高独立学院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与外语能力,是摆在应用型技能型本科院校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经济学课程作为起源于国外的专业基础课程在进行双语教学改革中有着独特的优势。
一、独立学院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的必要性
(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际化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教育部高教司在相关文件中提出教育教学论文,今后本科教育20%以上的课程必须进行双语教学小论文。双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而在双语教学课程的选择上应更多的体现课程的广泛应用性。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课程的基础课,为学生学习和应用经管类专业知识做了良好的铺垫。因而经济学的双语教学实践是一种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开放式教育理念,在教学内容上强调多元、开放、融合,在教学方式上强调灵活,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外语水平和教学艺术要求较高,在教学目标上注重培养学生用不同语言进行思维和创新的能力。同时,通过使用学界较为认可的经济学外文教材、运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双语教学会有力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向规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二)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和教育自身发展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的产物,承担着为地方经济建设与发展培养大批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历史重任。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独立学院能否在激烈的高校竞争中站稳脚跟,关键也在于能否培养出有别于研究型院校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演进,应聘者在工作中既精通专业知识又能够熟练掌握外语的技能越来越受到青睐。因而在对本科生的培养中运用双语教学可提高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并使其更符合国际化人才的标准。
(三)经济学课程本身的需要
经济学本身源于国外成功的基础课程,该课程的原理和框架均源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而国内高校本科教学中讲授的经济学原理几乎都是从国外著作中翻译修订而来的。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不同,有些翻译与原文表达的意思不完全一致,这对学生掌握和应用经济学原理产生不利影响。此外,由于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发展较快的学科教育教学论文,使用翻译修改而来的教材大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其教学内容无法体现经济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借助经济学双语教学,一方面可使学生站在英语思维的角度,用英语去理解原著和思考各种经济学原理,从而更好地把握经济学的精髓所在;另一方面,通过采用国外经济学教材,可以增加学生的专业见识,使学生能够在第一时间吸收到经济学最前沿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增强教学的时效性。[2]
二、独立学院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改革模式
(一) 教学模式的选择
根据授课时外语使用程度的不同,双语教学可分三种不同模式:1、沉浸式双语教学(Immersion bilingual education)要求用学生所学第二语言/外语进行教学,本族语/母语不用于教学之中,乃至校内也不使用本族语/母语,以便让学生沉浸于弱势语言之中。[3]2、过渡性双语教学(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要求在学生刚进校时,部分科目或全部科目使用本族语/母语教学;但一段时间之后,则使用所学外语/第二语言进行教学。因此,过渡性双语教学即指开始前有―段非双语教学作为过渡期,以避免学生刚进校因不适应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而产生许多困难,其目的仍是逐渐向沉浸式教学过渡。3、保留性双语教学(Maintenance bilingual education)要求学生刚进校时用本族语教学,以后逐步部分科目使用外语/第二语言,部分科目仍用本族语教学。
独立学院的学生较普通高校的学生入学成绩较低教育教学论文,英语水平相对较差,在课堂教学中应对其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因而我们在教学的第一阶段可以主要采用“保留性双语教学”模式小论文。在双语教学实施的第一阶段,为了不使学生在双语教学模式下影响对经济学知识的理解侧重运用“保留性双语教学”模式,即在注重学习专业知识和运用英语的同时,以母语来维持理解与交流过程并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经济学专业英语词汇的渗透,专业概念和理论模型公式的表达,以及部分英语释义;双语教学实施的第二阶段,可启用“过渡性双语教学”模式,在第一阶段取得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在经济类课程中推行双语教学模式,不断扩大独立学院双语教学课程的范围,灵活地互用汉语和英语两种主体语言,努力促进学生逐渐通过专业英语理解关。
双语教学推行的第三阶段,在总结经济学双语教学前两阶段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出符合独立学院自身情况的双语教学的方式和方法,在学生能够基本通过英语关,掌握一定经济学专业英语词汇的基础上,逐步推行英语沉浸式教学法,采用全英语授课或逐渐增加英语在经济学课程中运用的比例。毕竟独立学院的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并不十分擅长因而具体模式还得视双语教学实施前两阶段的效果和学生的接受情况而定。当然在使用“沉浸式”教学模式过程中,经济学教师应注意运用简单的语言进行教学教育教学论文,把复杂的经济学理论和案例等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在授课过程中要注意发音标准且语速较慢,使学生能顺利地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和知识。
(二) 教材的选择
选用合适的原版教材是开展双语教学的基础。双语教学教材应当使用外文版的教材,在内容上直接与国外院校接轨,避免因间接引用而产生歧义。要选择既紧密结合实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原版教材,在原汁原味的语言中了解另一种文化,掌握专业知识。目前多数进行经济学双语教学的院校把曼昆教授编写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作为固定教材使用。该书被美国百余所大学用作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材,可见其全球影响力之大。此外,该教材的语言表达比较规范、简单、用词准确,内容更新颖,作者能站在经济学初学者的立场,激发学生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这也比较符合独立学院学生的英语水平及学习知识的兴奋点。但原版教材的选编思路和编写形式与国内教材的风格完全不同。虽然国外教材知识较新,反映了学科前沿,但国外教材在一些内容上说明得过于详细,与国内同类教材相比,内容相对较多而且比较零散。因此,教学中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筛选,抓住学生必须掌握并与国内教材主要内容相契合的部分进行学习,这样有助于专业课程的学习。[4]而对于相关案例可以作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材料。
(三) 教学时间
根据教学计划和各专业的实际情况教育教学论文,一般在大一下学期开始学习微观经济学,但是独立学院大一学生的英语相对比较薄弱,开展双语教学有一定的难度。大学英语一般开设两年,
大二上学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英语已达到了大学英语四级水平,学生普遍有着较好的英语基础,这时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采用双语教学对学生来说困难相对要小些,可避免学生一开始就产生畏难情绪。另外,从大学二年级上学期起开始连续、合理地部署和安排双语教学,可延续英语学习,使英语学习四年不间断,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可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提高作用小论文。而且,可在基础英语学习之后,将学生的学习兴趣转移到自己的专业上来。
此外,国外的经济学课程一般是从高中开始,到了大学每学期只学习教材内容的几个章节,将整个经济学课程分散到大学的各个学期,更有助于学生的消化理解。而我国经济学课程一般是针对经管类学生开设的,时间为一年左右,如果进行双语教学的话应该考虑适当延长学时,以便于教师更好的准备课堂内容教育教学论文,学生更好的理解所学知识。
(四)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
双语教学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是否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和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使教与学互动,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而高素质的师资是实施高质量双语教学的保证。从近期实践看,全国绝大多数的独立学院是在母体普通本科高校的直接支持下,以母体高校的品牌、师资、管理和其他资源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借助“母体”师资、外聘名校教师是独立学院最常用的做法。但随着独立学院社会化的趋势不断发展,建设自己的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已迫在眉睫。除了外聘归国经济学研究生外,独立学院也应重视本院经济学双语教师的培养,一方面大力引进英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的复合型教师,另一方面加大教师培训力度,特别注重青年教师的双语教学能力的培训和提高。如可采取教师自费及学院委培相结合的形式选派英语基础良好、经济学专业知识扎实的青年教师赴国内外相关院校培训。
参考文献:
[1]白世贞,沈欣.素质教育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双语教学模式研究.物流技术.2010
[2]梁燕红.微观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探索.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
[3]李榕.我国高校双语教学问题与对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8
[4]乔虹.“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探索.教育与职业.2008
(1)充分利用校院两级提供的资源
鼓励与支持课程组成员进修学习,拓展研究视野、提升教学能力。
(2)学习与借鉴国内外高校优秀教学经验与成果
课程组一方面注重跟踪学科的发展,结合《计量经济学》国际国内的最新科研成果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另一方面跟踪国外、国家与省级精品课、精品资源共享课,获取有益的经验与方法。
(3)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增强课程教学效果
课程的考试分为两部分:实验和课程论文。实验的考核主要是为了促进学生熟练掌握计量软件EVIEWS的应用,能够熟练进行建模求解并对模型的参数进行检验,进一步为科学研究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而课程论文的考核主要是增强学生的科研写作能力。
二《计量经济学》具体授课内容的改革方案
在理论教学内容方面,课程组要反复研讨并通过与学生的反馈交流,精心设计符合我校研究生实际的教学内容,使课程教学适应和符合培养经济管理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在教学实践方面,课程组要不断完善和更新教学案例,加强实践教学改革(特别是课程论文、课程实习等),注重培养学生在科研中应用本课程中相关知识与方法的能力。在教学载体方面,课程组要做到全部教学资源上网共享,实现课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障碍教学。由于我校管理类专业研究生需要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和解决本专业领域的实际问题,而非侧重在研究计量方法本身,因此,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应是以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为主,课程教学应当理论与应用并重,融基本理论方法与应用为一体。考虑到本学科的研究生大部分在本科没有系统学过本课程,所以在教学中要根据大多数研究的实际情况以及本课程的体系,反复精选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使之更加符合本专业教学的实际要求。本课程以经典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为主,适当概要性地介绍“非经典”计量经济学的新发展与动态。课程特别注重基本思想、经济背景、基本方法和实际应用,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研究和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能够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现实的经济和管理问题。在《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培养学生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解决经济管理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创新型经济与管理人才的需要。《计量经济学》实验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有显著成效。《计量经济学》实践性教学环节由案例分析、实验教学与课程论文三部分组成。
(1)案例教学
为了引导学生体验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实际应用,基本上每节课都结合案例进行讲解。通过实际经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了解理论方法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并结合案例分析介绍EViews软件的使用方法。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感到计量经济理论方法更加贴近经济管理实际,而且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去学习计算机软件,比单纯讲授软件本身更引起学生的兴趣。
(2)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是以通用的Eviews软件为载体,为配合《计量经济学》课堂教学专门设计的辅教学环节。设计思想和目的是完成课堂讲授内容的计算机软件的实现,帮助学生理解、消化、评价课堂所学的内容。具体做法是在工商管理实验室进行专门的上机实验教学,并要求学生课外另外安排不低于10小时的上机实践。上机实验课上,在教师的引导下,要求每个学生结合自己选定的作业和设计的模型,熟悉EViews软件的使用方法各个部分的具体操作。实践证明,经过8学时及以上的训练,学生都能掌握基本的计量经济分析的EViews软件操作,都具有了用计量经济软件作实证性经济分析的初步能力。
(3)课程论文
课程论文是要求研究生结合本专业所学基础理论和自身的研究兴趣,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方法和工具,解决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并形成8000字左右的课程论文。这种方法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了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以后,受到计量经济分析的实际训练,对运用计量经济方法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式有更深刻体会,从而提高学生处理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和素质,提高其科研能力。通过实践性教学,不仅可以增加学生对学习计量经济学的兴趣,而且使学生享受到了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实际问题的乐趣,培养了学生应用计量经济学的建模能力。一方面可以参加相关的建模竞赛,更可以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撰写科研论文进行发表,这几年研究生的科研成果论文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
三《计量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方案
该课程采用课堂讲授与上机实验相结合、模型计算与问题分析相结合的授课模式,使学生探究、协作的学习过程中达到学好《计量经济学》课程的目的。具体而言,我们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了精讲、案例、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将课程教学延伸到实践环节之中。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对象采用了相应的教学方法,形式灵活,效果良好。例如,对一些理论性很强的难点内容,如总体回归函数、总体回归模型概念的联系和区别,t检验法、P值对回归方程系数显著性检验的联系与区别,回归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时会出现的理论后果和实际后果,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模型识别的阶条件和秩条件,采用精讲教学形式。对一些实践性很强的重点内容,如经济计量学的研究程序,运用包含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构稳定性,多重共线性、异方差、自相关的各种诊断方法和补救措施,间接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采用案例教学形式。对一些容易混淆难以理解的内容,如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不同点,对数线性模型、半对数模型、线性对数模型的设定和参数含义,采用对比、讨论教学形式。对有些难点内容,如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模型识别的阶条件和秩条件,采用精讲、案例、讨论等多种教学形式。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通过多媒体教学讲授《计量经济学》,突破了传统教学手段的时空限制,节省了时间,增加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使课堂教学形象化、生动化。
(2)实验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