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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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区域
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原产地。茉莉花[Jasminumsambac(Linn.)Aiton.]原产于印度、波斯湾一带，属木樨科，茉莉属，常绿灌木，为热带、亚热带长日照偏阳性植物，适于在光照充足且年均温20—40℃，土壤持水量60%—80%的环境下生长。茉莉花在西汉时经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初就在福州落地生根，这与福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关系密切。福州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游，地理位置介于25º15''''N—26º29''''N，118º08''''E—120º31''''E之间，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闽江横贯其中，下游为福州盆地，北部和东部为山地和丘陵，南部为平原。福州属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沛，年均温在16—20℃之间，7月平均气温28.6℃，1月平均气温10.5℃，年均日照时数1700—1980h，全年无霜期长达326d。年均降水量达900—2100mm，平均湿度77%。福州在光、热、水、土资源等方面与其他茉莉花种植区相比优势明显，为茉莉花的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主要分布在福州市境内的晋安区、仓山区、闽侯县、连江县、长乐市和永泰县等6个县（市、区），总面积3291km2，其中茉莉花主要生长在闽江沿岸的冲积平原和沙洲上，茶树则主要分布在鼓山等山区。
1.2研究方法
1.2.1问卷设计与调查本研究中问卷调查主要包括福州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方认同维度测量量表等内容。按照调查对象的性质把福州居民分为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不同事物的地方认同维度测量量表采用从1（表示“强烈反对”）到5（表示“完全同意”）的5分制Likert量表。参考Proshansky[4]对地方认同所下定义，结合本调查问卷的具体研究内容，以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地方认同理论的应用及研究范围，将地方认同划分不同认同维度：历史认同（historicalidentity）、现实认同（practicalidentity）、情感认同（emotionalidentity）和行为认同（behavioralidentity）。调查小组于2013年5月在福州市仓山区的万达广场、台江区的闽江公园以及晋安区的鼓山3个地点随机对福州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并当面回收有效问卷342份。受访居民基本情况参见表1。受访居民中，福州市民（46.78%）和外来居民（53.22%）所占比例较为接近，男女性别比例相当（51.46%和48.54%）。受访者中以18—60岁年龄段为主（占比92.68%），所从事职业以工人（23.39%）、学生（15.20%）及企事业职工（24.56%）为主，年均收入在5,000元以下、20,001—30,000元、30,001—50,000元的受访者所占比例分别为20.17%、22.22%和27.19%，受访者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54.67%受访者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借助Excel进行数据汇总并利用SPSS17.0对汇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2问卷信度与效度良好的问卷结构要求各维度与测量总分间的相关系数在0.30—0.80之间，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在0.10—0.60之间[18]。据此，为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信性，本研究利用SPSS17.0中scale模块提供的信度分析（ReliabilityAnalysis）及因子分析功能对量表进行信度和结构效度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地方认同维度量表的克朗巴哈（Cronbach）系数为0.664，KMO统计量为0.65，球形Bartlett检验发现变量间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说明量表的信度和结构效度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可以对量表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福州居民地方认同维度总体特征分析采用5分制Likert量表对问卷结果进行测量时，通常情况下得分均值在1—2.4之间表示不同意，2.5—3.4之间为一般，3.5—5之间为同意。由表2可知，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不同认同维度的总体得分介于2.80—3.90之间。其中，福州居民在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及情感认同3个维度上的总体得分分别为2.85、2.80和3.25，认可程度一般。行为认同维度上的得分达到3.90，表明福州居民在保护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对福州居民中的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分别进行研究发现，福州市民在各地方认同维度中的得分均高于外来居民。除在行为认同维度上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得分均值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外（P>0.05），在其他认同维度中两者得分均达到显著差异（P<0.05）。
2.2福州居民地方认同维度差异特征分析以地方认同均值及不同地方认同维度均值为变量，利用方差分析方法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及其4个认同维度在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年均收入、居住时间、文化程度和调查对象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以研究这些因素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为尽可能地降低某些分组因样本量过少而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干扰，现将职业组别中“科研人员”样本以及年均收入组别中“5,001—10,000元”样本予以忽略，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表3）。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段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差异极显著（P<0.01），随着年龄的增加，地方认同亦增加，但不同年龄段居民之间的地方认同差异主要体现在历史认同维度（P=0.042）、现实认同维度（P=0.009）及情感认同维度（P=0.004）上，而在行为认同维度上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601）；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差异显著（P<0.05），随年均收入的增加而升高，但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情感认同维度（P=0.005）和行为认同维度（P=0.002）上，而在历史认同维度（P=0.164）和现实认同维度（P=0.224）上差异不显著。年均收入在“30,00150,000元”的居民在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上均高于其他收入居民；居民居住时间的长短对其地方认同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居民地方认同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居住时间愈长，地方认同程度愈高。具体而言，不同居住时间的居民地方认同的历史认同维度（P=0.000）和现实认同维度（P=0.001）差异极显著（P<0.01），在情感认同维度（P=0.029）上差异显著（P<0.05），但在行为认同维度（P=0.412）上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05）；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维度和行为认同维度分别在0.05、0.01和0.01水平上差异显著，其中“大学”和“硕士及以上”受访者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和行为认同高于其他文化程度受访者，说明居民地方认同程度的高低与其受教育水平关系密切，受教育水平愈高，地方认同程度也愈高；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的地方认同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具体分析发现，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在历史认同维度（P=0.000）和现实认同维度（P=0.000）上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在情感认同维度（P=0.019）上差异显著（P<0.05），但在行为认同维度（P=0.087）上差异不显著。福州市民地方认同高于外来居民，表明人口的空间迁移和依存地变化可能对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2.3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影响因素分析为研究不同因素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借助SPSS17.0相关分析功能中的Pearson相关系数对受访者的年龄、年均收入、居住时间以及文化程度与其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现实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进行相关分析（表4），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年均收入、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居民地方认同之间均存在相关性，其中，年龄和年均收入与地方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地方认同之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受访居民的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历史认同同样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表明在当地的居住时间愈长，受教育水平愈高，受访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历史文化传统了解程度愈高。福州居民现实认同的形成主要受到年龄和居住时间的影响，与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P>0.05）。居民的情感认同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年均收入和居住时间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福州居民的行为认同与其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更多受到居民文化程度的影响。综上所述，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及各认同维度主要受到居民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的影响，居住时间愈长，文化程度愈高，居民对地方事物的了解程度愈高，更有利于提高对当地的认同程度。
3结论与讨论
3.1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为探究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及保护规律，按照受访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其与地方认同各维度间相关系数大小，将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保护划分为由低到高的3个层次：人口特征、认知态度和保护态度，其中，依据地方认同各维度涉及的具体调查内容，以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和情感认同3个维度指示居民的认知态度，以行为认同指代居民对该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态度，据此，构建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图1）。在地方认同与受访者行为表现的关系研究中，Williams等[20]研究发现当人们对一个特定地方产生地方认同时就会表现出对该地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本研究中，福州居民的认知态度受居民人口特征（年均收入、文化程度等）的影响，而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其对该遗产项目的认知态度的影响，与居民人口特征相关性不强。依据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在如何有效保护的问题上，应采取积极举措转变居民的认知态度，如政府及相关部门可经常性地组织或举办弘扬茉莉花文化的大型民间文艺活动以吸引市民参与其中，增强居民对茉莉花及茶文化的了解；茉莉花在福州拥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并因此而成为福州市花，占据“天时”与“地利”而独具特色，政府部门应利用大众传媒及移动互联网多渠道对茉莉花与茶文化进行积极宣传，增强居民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对该文化遗产的情感认同；可针对居民开展茉莉花茶保健功效的讲座或论坛，拓宽居民对茉莉花茶用途及功效的理解，进而影响其消费倾向。通过增强居民的认知程度最终影响其行为选择，以实现对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
3.2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研究方法及内容对比为丰富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相关研究方法，以更好地促进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笔者参考相关文献将国内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内容加以分类整理（表5）。由表中可以看出，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在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上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概括来讲，在遗产地动态保护的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运用的主要方法有问卷调查及访谈法、结构方程模型及评价模型、生态足迹方法等。研究内容主要有旅游开发与农业文化遗产地资源/居民态度之间的关系、遗产地资源多功能性价值评价、生态足迹及生态补偿等。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借鉴其他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的研究方法及技术成果，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取长补短，从而促进遗产地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
一、 文化的重要性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Lyons认为语言系统受两种结构的制约 ,一种是 “地层结构” (structure) ,即人类共同的生理特征和世界的原有结构 ,这种结构使语言趋向一致; 另一种结构是“超结构” 或“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 ,即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结构 ,它导致各民族的语言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各种各样的差异。 “地层结构” 表现语言的一致性 ,使世界人民的交流成为可能;而 “上层结构” 表现语言的多样性 ,使得交流不能顺利进行 ,甚至产生误解和不愉快。有一次 ,有个外宾对接待他的主人说: “您的夫人很漂亮。 ” 主人很客气地说: “哪里 ,哪里。 ” 译员竟脱口而出地译成 “Where ?Where ?” 当然把外宾装到了闷葫芦里。这段轶事从此也成了译界的笑谈。显然 ,翻译只是逐字逐词地机械对应 ,而忽略了中西方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人向来以谦虚为名 ,而西方人却习惯于自豪地接受赞扬并礼貌地表示感谢 ,说一声 Thank you。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语言中渗透着社会意识和文化传统。如果我们不了解外国的文化传统也就无法真正掌握外国的语言 ,所以我们翻译就要越过社会文化差异的障碍 ,寻找能在读者中产生相同效果的外文。
二、 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1. 文化的定义关于文化的定义 ,迄今为止各国学者对它的解释都不尽相同。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 ,文化 “实指一个社会所就有的独特的信仰 ,习惯 ,制度 ,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 。其 4 个主要特点是:完整性、 保守性、 可变性和主次之分性。了解文化的特点 ,对树立翻译的文化观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语言、 翻译与文化作为记录人类历史及表达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工具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因此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它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 ,语言的发展常常折射文化的变迁。而翻译是在译语中用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它不仅涉及两种语言 ,而且还涉及两种社会文化。翻译是通过语言机制的转换连接或沟通自身文化和异国文化的桥梁;翻译是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际、 交流思想、 达到相互了解的媒介。3. 文化影响的表现方面(1) 因受不同文化习俗的影响 ,各民族表达相同概念的说法是不相同的。例如: Keep dry !请勿潮湿 ! Wet paint !油漆未干 !在此两例中 ,英语是从正面表达 ,而汉语则从反面表达 ,这是由于东西方逻辑思维的差异导致英汉表达习惯不同的结果。再如 ,汉语说 “一箭双雕” 或 “一举两得” ,而英语却说 “一石打死二鸟” (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stone) 。因此在英汉互译时 ,要注意转换表达方法以符合译文习惯。(2) 在各种语言里 ,文化个性反映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同一客观事物 ,在不同的文化里可以包含不同的价值 ,引起不同的联想 ,具有不同的内涵。例如 ,east wind 和 west wind ,英汉两种文化里都有对应的词语 ,所指词语意义相同 ,但内涵却完全不同。在中国人心中 ,东风指春风 ,象征春天和温暖 ,它吹绿了中华大地 ,使万物复苏。东风也比喻革命的力量或气势 ,汉语有 “东风压倒西风” 一说 ,因而中国人偏爱东风。而英国的东风则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去的 ,象征寒冷 ,令人不愉快 ,所以英国人讨厌东风。英国谚语里就有这样的内容: “When the wind is in the east , it’ s good for neither man nor beast .” (东风吹寒风到 ,对人对畜都不好)不过英国人喜欢西风 ,温暖的西风相当于我国从太平洋吹来的东风。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 “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 ,英国谚语中也有这方面的反映: “When the wind is in the west , the weather is at thebest .” (风从西边来 ,气候最宜人。 )(3) 不同文化的人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都有很多不同 ,翻译时必须作等值意义转换 ,如英语民族的人不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 ,见面时喜欢谈天气 ,说: “Lovely weather , isn’ t it ?” 之类的话。汉语译成 “你好哇 !” 也未尝不可。同样 ,在我国早有 “民以食为天” 这一吃饭问题最大的思想 ,因而吃饭问题也就成了人们经常挂在口头的话题。人们见面时爱说 “吃了吗 ?” 之类的话 ,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招呼罢了 ,译成英文只说 “How are you ?” 或“Hi !” 就行了。(4) 由于英汉两种文化传统和逻辑思维上的差异 ,英汉语用不同的顺序来表达内容重点 ,英美人习惯于开门见山 ,先说明重点 ,表明态度和观点 ,然后再叙述事物的原因;而中国人总喜欢先摆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然后再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例如 , “Many thanks for the dinner yesterday , which my wife and I enjoyed verymuch.” ( 我和妻子对昨天的晚宴感到及其愉快 ,深表谢意。 )
三、 文化信息的处理方法和翻译技巧
[论文摘要]受消费主义思潮以及某些陋俗文化观念的影响，消费异化现象正在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异化造就了特殊的消费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心态。消费异化为畸形、非理性消费行为提供了支持，不合理的消费文化又助长了消费异化的泛滥。解读消费异化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倡导推进健康向上的消费理念有积极意义。同时，开展对属于陋俗的消费文化、理念、行为的批判，有助于人们对消费意义的认知。全方位认知消费异化的危害，建立符合国情、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是抵制消费异化的必要手段。
一
一般认为，消费异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进人消费时代的伴生物。所谓“消费异化”是指消费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扭曲，消费的原始、本真意义发生了改变。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本来意义上的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目的是对需要的满足，这是正常消费。异化消费则是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费，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是不合理的消费。“人们的消费就不再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即成了一种异化消费。论及消费异化及其种种表现，可谓涉及诸多领域，俯拾即是。择其要者，仅从以下两个侧面略作说明。
其一，符号化的扭曲与曲解。消费或消费行为“符号化”是指人们消费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于各种消费品一般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具体需求以外的某些符号表征。“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的服务和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闭现代社会，商品(包括各种服务)越来越多地带有符号意义与特征，符号已成为商品的另外一种价值。然而，符号毕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属性，也不应淹没商品最基本的属性。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过分看重消费品的符号意义，过分追求符号的外延意义，使符号意义发生扭曲，消费行为、观念发生了异化。一些人的消费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其中有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时尚”，还谈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费过程中追求各种名目的名牌、高档消费品，目的是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费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标识，并不考虑消费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否相符。对于豪华、奢侈的追求彻底消解了消费品最基本的属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烟，开哪国生产的高档名车，穿哪个名牌的时装成为这些人的消费追求;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应运而生地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天价”消费品:“天价年夜饭”、“天价香烟”、“天价豪宅”……。虽然他们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或极少数，但所造成的“负激励”效应却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属于富豪、大款阶层的、对消费和商品符号化情有独钟消费者。这些人的收人显然无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论，但对符号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费的目的也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照顾“门面”，满足虚荣心。于是，收人并不丰厚的“白领”吃住高档，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费，成为生活水平的虚假符号。超前消费导致了少数人“花明天的钱，今天尽情享乐”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高消费“为消费异化提供了温床”闭。无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种过度符号化的异化消费都是非理性消费，应当予以批判。
消费符号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异化了消费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费行为的异化，但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扭曲，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所谓，卜经济”效应，远远超出消费领域或经济领域。其中，消费文化的导向作用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整个消费过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号的左右，人与商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针对符号及其消费意义的逐步增多，许多时候物品消费即是符号消费的现实，有学者指出:“符号消费的实质在于社会身份的建构”。人们购买消费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赶潮流、领略时尚、炫耀财富与富有等等与真正的商品属性毫不相关的欲望—“符号欲”。此间，人是否“在场”取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商品变成了欲望和着迷的对象，炫耀性消费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些商品会得到人们的偏爱，而这些问题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无法解释的。的确，根据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对符号消费的“执著”。也许我们只能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剖析。因为“人的符号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据此，有理由认为，消费文化的“异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费消费。某种意义上讲，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符号化性质，与消费符号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费消费不仅是消费符号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且凸显浪费特征，形式多种多样，甚至渗透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谓浪费消费顾名思义，消费本身即是浪费，丝毫不顾及节约理念的存在。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国人送葬时的花圈开销。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国人每年为死者送葬烧掉的花圈价值竟然高达13.3亿人民币!无论出于何种需求目的，满足什么类型的消费需求，每年白白烧掉十几亿元人民币的纸张，对于一个人均资源非常不富裕的国度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中国本是一个有着勤俭持家，厉行节约节约浓厚传统的国度，但由于消费主义以及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优良传统正在被人淡漠，各种消费中的浪费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时下的国人，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大都市市民;无论是大款巨富，还是贫困人群，均对青年人的婚姻开销表现出非常高的积极性和热情。从嫁妆购置，到大摆婚宴，场面与铺张一直呈上涨势头。各种花费，数量巨大，其中不乏有无谓的、属于浪费性质的支出。当下青年人结婚上的花销和“大方”的心态，穷人和富人并无本质差异，可谓“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穷人有穷人的浪费”。人们在分析国人在婚丧上花销的浪费原因时，大多强调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实际的攀比之风的确助长了消费浪费风气的蔓延。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更深层次剖析，不难发现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的异化，背离了消费行为、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准则:合理、正当、健康。
涉及国人消费行为中的浪费问题，除了前面列举的两个典型事例外，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尽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来:餐桌上的浪费、一次性用品的泛滥成灾、名目繁杂的“豪华包装”等等。国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费不舍为天文数字，“豪华包装”的资源浪费同样惊人，媒体屡屡予以尖锐批评，依然有禁难止。无疑，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异化，堪称日常生活消费中另一种特殊“符号消费”。消费异化的大行其道与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有直接关系。但剖析各种非理性消费，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费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无意之中助长了消费主义思潮背景下的消费异化。显然，由于消费异化种种负面效应，致使消费异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情况下，浪费消费、消费异化在现实生活中助长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费异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两者可谓“相得益彰”。过分追逐符号化、浪费铺张是消费异化的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凸显着非理性消费的特征。针对五花八门的浪费，有人建议出台《反浪费法》。诚然，依法治理浪费有可取之处，但对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的治理完全“依法办事”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消费毕竟是个人权利，在权利本位社会里，抵制消费异化主要还应来自道德、文化层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彻底改变、扭转消费异化，但健康的消费文化对于倡导理性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节约消费，自觉抵制消费异化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
关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等，学术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笔者认为，应侧重文化批判的视角认识消费异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异化现象是必要的。如何营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文化和文化氛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侧重如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与批判的文化。所谓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对各种直接影响人们消费心理、价值观的陋俗文化进行批判(并非对整个消费文化进行批判)，还应对伴随消费主义进人本土时挟带的种种消极的价值观和消费理念予以批判，如与异化消费密切相关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价值观的批判等。这里所说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构新型消费文化过程中，刻意培养消费者对本土陋俗文化、外来消极文化认知的自觉，使广大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消费，能够对消费异化有本质的认识，进而强化对消费异化的抵抗力。当然，批判的目的不仅仅限于颠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构。我们确实需要建构新型的消费文化，一方面通过新型的消费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则通过新型消费文化的建构，实现文化批判的目标。批判消费异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首先应在理论上对消费意义予以认知。必须告知国人，什么样的消费理念、行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们倡导推行的。一般来说，消费的第一推动力是需求，即消费是由需求决定的。消费者消费各种消费品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费异化消解了消费品的自然属性、物理属性，突出、追求的是符号价值，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异化。因此，展开对消费异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关注消费伦理。根据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可知，消费具有伦理性，是一种伦理现象。因此，消费必须遵守相关伦理的约束。今天的消费伦理应侧重两方面内涵: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的理念，并使之成为消费理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续发展、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积极提倡可持续消费。消费理应恪守相应的伦理准则种种带有“透支”性质的各种消费，既是消费的异化，也有违于合理的、适度的消费原则。“适度消费的精髓是节约。崇尚节俭的消费是自古以来的美德，即使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也还是一种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们主张节约，决不是让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对人们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使人、社会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而这正是为了使人们更幸福的生活。
针对消费异化、符号化，除了应当大力倡导合理消费之外，还应经常告诫国人，能够挥洒自如消费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应选择适度消费，“适度消费就是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在不降低消费水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不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与个人生理的承载能力，消费水平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费和避免超前消费。时下某些人的消费行为与国家倡导的节约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与收人、国情形成了悖论:一方面，我们承认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各种高档奢侈品的消费比之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一方面存在着生产过剩与消费拉动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对商品符号和意义的狂热追求;一方面，我们认同资源并不富足的现实，另一方面，消费资源消费的大手大脚让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所谓消费的“个性化”，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称……。这些悖论说明了消费伦理的缺失(有人称之为失范)，有必要针对消费异化、浪费消费重塑新型的消费伦理观念。
第三，倡导理性的消费价值观与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费价值观?我们认为，核心内容应是适度消费，对各种消费有一种“量力而行”的自觉，能够认知消费品的物的属性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不为符号所左右，符号不会是消费价值的全部。消费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须对消费有正确认知。物质消费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也具备激发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费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费异化为对物质、消费品占有的无限冲动，并形成了赚更多的钱，购买更多的消费品，纵情享乐的循环圈。这些现象与商品、消费的泛化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价值观念绝无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费异化，一览无遗地表现为消费者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求，必然导致物欲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随之泛滥，各种腐朽、没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对人们精神生活的负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费异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思想、精神也随之发生异化。“人们在享受消费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的同时，却沦为了消费的奴隶，人们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进而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费异化使人越来越与自身的本质相异，丧失着美好、素朴的‘精神家园’。事实证明，异化消费、过度消费、把消费视为生活终极目的的行为模式并不能够给人增加幸福感，无法体验精神生活的神圣与崇高，大多仅仅局限于物欲消费的满足，人沦落为物、享乐的附属物。主体性在物质消费、符号消费、追逐富足中悄然沦落，满足各种欲望的多重选择与精神家园逐步缺失并存，消费异化支配下的人势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识无从谈起。故此，建构新型消费理念、消费价值观不仅是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消费社会的现实不可回避，批判消费异化，建构新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则是国人不能绕过的思想历程。
第四，正确的舆论和媒体导向必不可少。消费主义以及消费异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体的导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现代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结缘，不断推出各种感性“情调”、时尚，使消费异化具备了社会化特征。商家通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大众传媒，无孔不人地进行“狂轰滥炸”式广告宣传，喋喋不休地(潜移默化地或公开地)引导人们、鼓励人们进行消费，“各种传媒铺天盖地地冲击和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把大量虚假的物质需求强加于人。”图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鼓噪与消费主义一起成为消费异化的得力“帮凶”，迎合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助长了消费异化之风，消解了健康的消费文化。充斥各种媒体的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购物的享乐等内容倾向，直接加剧了消费异化的势头。因此，建构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媒体、宣传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费主义滥筋于美国，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产物。这种观念、理念进人中国后，应当审慎考量之处为应看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如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不可以全盘移植西方国家的模式一样，对待起源西方的消费主义我们也应谨慎对待，冷静分析。对此，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说来深感惭愧，筷箸为我国古老的发明，至今已有4000年悠久历史，中国也是世界上一切用筷习俗的母国，但从没有听说中国举办过国际箸文化研讨会，却让日本捷足先登。想到此，人家三顾寒舍，如果再不接受邀请，实在有点不尽人情了，于是我只好克服年老多病的困难应邀出席论坛。但浦谷所长不放心，他说：“你是中国箸文化专家，藏筷第一人，如果国际箸文化论坛没有中国代表也就失去了国际意义。”于是浦谷先生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协议要我签约，于是我欣然签名盖章，保证准时飞赴东京。
说实话签了名一直心怀不安，难的不是写论文，《古箸传入日本之抡论》、《中国满蒙藏族刀筷文化》两篇论文很快一挥而就。担心的是耳聋眼花、不通日文、不懂日语途中引起麻烦。可是邀请方想得很周到，等我护照办好，即派专人为我办了签证，并把国际航班东京来回机票送到藏筷馆。可我上了飞机心中还是不踏实，万一找不到接机人怎么办？幸好一切顺利，等我走出成田空港出口处，日本花冈小姐早就在等候我了。
论坛议题广泛
这次国际箸文化论坛，邀请了中国、韩国、泰国、越南、缅甸加上东道主日本共6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30多位代表出席研讨会。因各国专家论文已有书面材料，所以大家就各自感兴趣的议题进行交流。会议主持三田村有纯教授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筷子唐代称箸，怎么后来改名为筷呢？”这一问真把各国代表问住了。三田先生为避免冷场，突然点名说：“我们还是请中国古箸收藏家蓝翔先生回答这个问题吧！”于是我接过话筒，从明末清初江南水乡船民渔民因忌讳“箸”与“住”的谐音说起。“住”者停也，船停住了意味没生意；船“蛀”了木船就会漏水，由于他们讨厌“住”和“蛀”，于是连累天天吃饭的箸，一致决心把“住”的谐音“箸”改为“快”，以讨吉利永吉祥。如此穷渔民船民自发地斗争了百余年，最后终于将“箸”改为“筷”。
日本箸为何较短
说来有趣，日本人民不存在谐音迷信犯忌讳的问题，所以在隋唐时代筷子由中国传到日本时称箸，日本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中国古代的“箸”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日本至今漆筷称涂箸，工艺筷称御箸，一次性筷子称剖箸或割箸。
大会为我们举行过多次宴请。一次是自助餐，另一次是正规的日式料理和食，还有一次称丸之内鳗。不过餐具皆是剖箸，为此浦谷先生将新设计两截相接旅游箸送给每位代表一双，并在箸上刻了代表的大名。浦谷特别提醒大家，宴会时请自带新产品旅游箸进餐。
早有人向我提出，古箸隋唐时传入日本，为何原来的中国长筷在东瀛渐渐缩短？这次在日本吃和食有了感性知识。
日本宴请不用八仙桌圆台面，而是由小长桌拼成，一长排约五六公尺，宽约70厘米、高约60厘米，无论主人客人皆席地而坐，女宾跪式，男宾盘腿坐在草垫上。我们二三十人皆脱鞋入室，面对面分两排入席。长桌中间有条走廊，这是留给饭店老板娘上菜之用。以前不懂所谓跪蹲式服务，现在亲眼所见，身穿和服的日本小姐，无论是上菜还是斟酒，皆跪在中间走廊上进行。走廊不宽，手握啤酒瓶，左边倒好酒转身即可倒右边。中国宴会是合而食之，而日本却是分而食之，无论什么菜肴总是一人一份。由于进行传统的和食宴请，桌子小，又是一人一盘菜饭，所以箸不需要如同中式大圆桌和八仙桌用长筷。故而日本为适应就餐环境，筷箸渐渐变短，这是因地制宜的缘故。
品尝正宗和食
在上海也曾吃过日本料理味千拉面，一大碗面送上桌时，碗中却放着日式粗木勺。吃中式面条重在浇头，而日本面条美味尽在浓汤中，故特配有木勺。
这次在东京麻布十番吃昼食，也就是午餐，上的面条与中国不同，是放在木盒竹廉上的，我不知怎么吃法，怕出洋相，各国宾客也只好看主人下箸学样。这时服务生又送来一个小盘，盘中放有藤拎把的日式小茶壶和茶杯，我还以为是酒壶呢。心想酒能拌面吗？不料翻译小姐把壶中的黄色液体倒在茶杯里，然后用箸把面条夹进杯中拌了拌吃起来。我于是学样用茶杯吃面。吃了才知道壶里既不是茶也不是酒，而是特别调制的甜味鲜美面汤，面条经过汤的浸拌，鲜滋滋、甜，确实别有风味。万没想到，日式面条既可用勺子吃，也可用杯子吃，真是大开洋荤也。
还有在吃丸之内鳗时，送上来一只四方漆盒，盖上描有金花，起先不知盒内何物，开了盖看到三条斩头去尾的鳗鱼。经浦谷先生介绍，和食中有些鱼类菜肴需要热食方显美味，而漆器餐具不仅光泽明亮，还具有不易散热的性能，可起到保温的作用，故漆器成了日本料理颇具民族特色的餐具。
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
这次浦谷兵刚等发起组织国际箸文化论坛，不是谈论一次就完成任务，他们有长期计划，所以在大会最后一天特宣布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大会推选浦谷兵刚为理事长，三田村有纯为箸文化研究所所长。随后在选举理事中，各国代表认为我是中国藏筷第一人，撰写出版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箸文化专著《筷子古今谈》等六部探讨箸文化的中英法文作品，故一致选我为常务理事，还请我在闭幕式前做1小时演讲。
平生在国外演讲
大会安排我做1小时专题发言，真有点出乎意外。各国代表多为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只有我仅是一个民间古筷收藏者而已。虽说是生平第一次在国外演讲，有点老草根登上国际大论坛之感，更何况这是临时决定，事先没有准备讲稿。可我并不紧张，收藏探讨箸文化30载，也可算是自学成才了。
虽然没讲稿也不能信口开河，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从1972年美国总统说起，他事先练了几个月的筷子功才敢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中和共同品尝中国美食。妙的是尼克松餐毕刚放下筷子，即被加拿大记者抢走。等他到了美国，众多的欧美收藏家纷纷求购这双人民大会堂的冬青木筷，高价出到2000美金，可记者先生依然不愿割爱。我由此受到启发，于1978年开始勇往直前投入古筷收藏之路。而尼克松回国后，也常常带着全家吃中餐，从此放不下手中的筷子。接着我说到，筷子不仅属于中国，箸不仅属于日本，筷箸已随中餐馆和日韩料理走出亚洲，走向欧美，筷箸是属于全世界的美妙餐具。我话音未落，立即迎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的第二部分讲题是《中国古筷的发展与鉴赏》。当我简单扼要地说了古筷的起源、发展、典故后，因时间关系，话题一转即出示了我从上海带去的唐代鎏金银箸、宋代绿松石箸、明代镶银象牙箸及清代蒙族、满族和藏族珊瑚七星刀筷等五六件。说着说着台下的日本听众和各国代表坐不住了，三五成群先后离开座位，纷纷拥到我的讲台边，有的拍照，有的不客气把我的藏品拿在手上仔细欣赏，还有的向我提出各种筷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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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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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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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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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经历了漫长的以感悟经验为主的语文学时期之后，以专注语言层面机械对等的唯科学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从70年代至今，经过理性回归最终将视线转移到翻译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影响，翻译研究从此得以“文化转向”进入了文化学时期，其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安德烈·勒弗维尔认为翻译研究的着眼点不能只停留在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对不对等的问题，同时还要关注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种种文化问题上去，如为什么翻译外国文本，为什么选择某个文本，谁选择的，译者自己、委托人，有没有别的因素，译文读者什么反应又怎么去根据读者反应去调整，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没有按当时社会、文学和意识形态去考量等等［1］242。而翻译的跨文化性决定了以语言文化为载体的翻译研究必然将学术的视角对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行为和现象，其中既有对翻译内部的微观研究，如语言技术层面以及文体翻译的总结，又有对外部因素的宏观关注，可以概括为三种:“目的语文化中的各种规范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翻译作品对目的语文化产生的影响;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地位上的差异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2］而外部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常常是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关注重点，所以这也是本文对两个译本进行跨文化比较的理论依据和主要探讨内容。
二、《西游记》两个英译本的跨文化比较
截至目前，《西游记》有两个最全的译本。第一个将这项浩大的文字工程完成的是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和美国神学院教授余国藩(An-thony)。全译本历时14年，共分四卷，译名为TheJourneytotheWest，于1977年至198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同时在英国伦敦推出。而紧随其后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J．F．Jenner)的第二个全译本(JourneytotheWest)也接着问世，于1983至1984年由我国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首版共分三册，再版时又分为四册本和六册本。两个全译本的连续问世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文化盛事，受到了当时的文学界、文化界、翻译界乃至宗教界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在英语读者中也得到了积极反响。
(一)两个译本的成书背景
在两个全译本成书之前，《西游记》英语译介都是以节译本、缩译本或选译本的形式出现的。“假如要详细研究两种文化对翻译作品做成的引力，我们当然不能撇开其时代背景及译者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说要同时顾及宏观的文化氛围和微观的个人背景。”［3］11全译本推出的时候，中国已经实施改革开放，对外经济的开放也意味着文化的开放，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迫切愿望。查明建、谢天振在回顾中国20世纪文学翻译史时总结说:“从1977—1979年，无论是重版旧译还是新译作品，大都是世界古典名著和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近现代作品。翻译出版社选题基本上还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翻译选择规范为标准。”［4］“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方面统一拟定计划，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5］508这就是当时的规范标准。詹纳尔版的全译本是在1977年前后开始启动的，无疑为成书的历史背景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背景注脚。他于1962年从牛津大学中文学习结束以后就来到中国，连续三年(1963—1965)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工作。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又以外国专家的身份为国家外文局从事翻译服务。接受《西游记》翻译任务之前，他在本国内已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的电影脚本翻译为HavocinHeaven:AdventuresofTheMonkeyKing。后来他在《西游记》翻译后记中说道:亚瑟·韦利的译本《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缩译本，激发了他对《西游记》与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詹译本的出现是历史的需要、文化交流的诉求、政府的委托与个人兴趣的共同结果。再来看余国藩的全译本。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英国本土人士的翻译作品在中国出版，而华人的翻译作品在海外出版，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全世界当时对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关注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社来说，把住时代的脉搏是保障其商业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版《西游记》全译本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从余译本的成书过程来看，出版社或其他机构并没有事先委托，成就余国藩的全译本的先决条件是他在香港长大的背景赋予他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修养，在美国求学教书的经历成就了他在西方语言文化方面的深刻造诣，而最根本最直接的诱因是他从小就爱读《西游记》，当看到亚瑟·韦利的缩译本“对语言根本性的改写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6］18，感到十分不满与痛心，并公开提出了批评与质疑。另外，余国藩在译文的序言中说《西游记》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小说之一，而且东西方学者也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出现诸多不同的译本，但是译者都是西方人没有一个中国人，“除了1959年的一个俄文全译本之外，还没有一个全译本适时地介绍给西方读者”［7］40。由此看来，余国藩的全译行为也是时代的文化需求，但更主要的是一种个人选择，而这种个人行为是基于他作为海外炎黄子孙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觉。
(二)译者翻译策略的比较
语言的相似性成就了翻译的可能性，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翻译的必要性。文化专有项是翻译中的主要问题，因此，选择哪种翻译策略来有效传达原文中文化信息是每一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翻译的结果，“翻译已被越来越明确地视为一个决策的过程”［8］。《西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且不说儒道释三种宗教文化的综合呈现，单是形形的各种制度文化、哲学神话、物质用具、风俗人情、习语方言、诗词歌赋等等，汇聚一处就足以显示该书翻译的难度与高度了。两位译者在译文中皆显露出了高超的文化信息转换能力，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表现出不同特点与倾向。出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美好愿望，余国藩在照顾到一定程度的可读性基础上，翻译策略的选择总体是倾向于著名翻译学研究专家、美籍意大利人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策略的。他认为，随着时间的迁移、交流的加深、知识的增加，许多不可译的内容会变得可译，那种只看重可读性而舍弃原文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做法是文化上的简约主义，是“不可饶恕的归化罪孽”［6］18，所以他在译文中对文化内容大多采取忠实直译加注释的具体措施来拆除文化障碍，“每页差不多都有半页的篇幅作注解”［6］18，就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来历也解释的清清楚楚。另外，为了加强读者对原书的了解，他在译文的前言中叙写了篇幅达62页的导读内容，涉及到原文本的成书过程、作者生平、人物介绍以及研究现状等等;又在每一卷的附录中都标出注释的参考出处，横跨经史子集和一些学者的相关著作，足见其良苦用心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而这样一来，评、译、注的结合就为余的全译本添上了一层浓厚的学术色彩与人文关怀。詹纳尔的全译本是中国开放之初在政府部门委托下进行的，当时的初衷主要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外推出一些有进步意义的名著作品，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作品的可读性还是要放在首位的，再加上詹纳尔的母语文化背景对英语读者阅读期待的了解，就使得他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异化与归化并重、可读性与忠实性并存的特点，而不是过多地在学术性效果上下功夫。这可以从他的翻译后记中看出:“不管原文中的信息是什么，对我来说不是担心自己的翻译怎么样，而是只要能好好地享受作者的智慧、幽默、以及丰富无穷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就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我在翻译中获得的这种乐趣如果我的读者也能感受到，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9］2341-2343所以为了读者阅读的流畅性与愉悦性，詹纳尔也没有像余国藩那样做出那么多的注释，虽说他在附录中也提供了一些原书有关的研究著作书目，可这不过是出版作品的一种常规做法，一是表明作者的严肃创作态度，再者也是为感兴趣的有心读者进一步延伸阅读提供帮助。
(三)译本读者接受的比较
“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在我们判断一个译作的价值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6］22两个译本的先后问世，既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了普通读者的广泛欢迎。在余译本的第一二两卷出版之后，198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威克曼(FredericWakeman)就在5月29日的《纽约书评》发文大力赞扬:“余用一种既忠实于原文又可使英语读者理解的方法将精妙深奥的原文翻译出来。他甚至将其中难以处理的诗词也全数译出，借助这本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那些熟悉亚瑟·韦利缩译版的读者终于能够领略到原小说的博大丰富，定会惊叹不已的。”［10］西游记研究专家、哥伦比业大学夏志清教授给予余本充分赞誉，认为是对英语世界文学的丰富和补充。普林斯顿大学普莱克斯·安德鲁教授(PlaksAndrew)认为詹的译本“没有学术机械感，非常具有可读性”［11］283。由于学术条件与区域范围的限制，笔者没有找到确切的西方读者对两译本的评价资料，但是借助互联网查到了美国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站亚马逊网关于两译本当前的销售情况，并且看到了读者的评价。西方人的良好的学术习惯使得他们在网站上的评价往往不是三言两语而是以不少的篇幅严肃、客观地写下自己的想法。笔者认为这就是描述两译本在海外接受情况的最直接最鲜活的数据。从网站上提供的数据看，余译本的销售排行第53399名，远远超出比詹的译本的第224822名，这里要说明的是后者的译本是亚马逊的引进版，所以上架时间不同这里不作为比较依据。从译本的平均得分看，余版四星半略高于詹版的四星，但从写评价人数的活跃度看，余版27人远低于詹版的60人。购书的读者大多都给予两译本肯定的评价，其中一个叫Luke的读者在2006年5月20日留下了长达732字的关于这两个译本的评价ComparingTwoTranslationsofJour-neytotheWest。他在文中简单介绍了两译本的出版与译者的情况，然后评价说詹本语言地道易懂，注释不多可读性强，高中水平就可以阅读;余译本不如詹本地道但是更忠实，以至于到了slavish(奴隶)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牺牲译文的可读性，不过余本更严肃、更有学术性。他最后总结说，两个译本翻译水平不相上下，难分高低都值得推荐，如果读者倾向于忠实性，余本是首选;如果读者倾向于语言地道故事流畅性，詹本是首选。由此看出，今日西方读者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已经“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不闻不问”［6］17改变为热情而又理性的接受，当然这既要归功于《西游记》自身非凡的艺术魅力，也要归功于两位译者的呕心沥血的付出。若从比较的角度来说，两个译本在学者中的认同度与读者中的受欢迎度确实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三、全球化语境下经典翻译的跨文化视野
所谓校园文化是以大学校园物质形态为基础，以学生与老师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素质以及该校的历史文脉，文化积淀等为核心，并以学校有特色的校园生活、文化节日、讲座沙龙为表象的精神环境。当今时代，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要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离不开文化这个强有力的支撑。校园文化作为整个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祖国培养、输送人才的艰巨任务，直接关系着祖国的未来与希望。所以，推动和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对于高校来说势在必行。一所大学的校园文化直接反映一所学校的个性与内涵。大学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与传播者，同时也作为一个地区文化的象征，拥有自身特有的校园文化十分重要，它不仅可以提高一个学校自身的内在品质，激发学生的学习与创新热情，增强学术氛围；同时也可以把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做一个很好的梳理与传播，让地方的历史文脉通过现代高校这个窗口，得到更好的延续与发扬。校园文化是典型的亚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高校师生的言行意趣，它对于人文氛围、精神境界的提升，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激发，良好的学风与工作作风的建设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一所学校的内在精神与学校品牌之所在。校园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导向功能。在不经意间就为师生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参照标准。第二，凝聚、激励功能。良好的文化氛围能够使师生产生强大的向心力，既能够影响其言行举止又可以更好地凝聚人心，还可以增强师生的认同感及使命感。第三，认知功能。校园文化中蕴含着许多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前人的智慧结晶，学生在这样的校园文化中，通过不断地学习与实践来提高自身的认知水平，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定位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加强对社会和人生的认知。
二、以生态文化理念推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新时期面对生态文化的大势所趋，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也应以此为重点，充分借鉴生态文化的理念，创建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相互交融、和谐共处的校园环境。大学校园应塑造优美且赋有内涵的校园环境。赋有人文气息的校园布局、建筑风格、自然环境能够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审美情趣，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大学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理应有一个蕴含着深厚文化内涵的校园环境，这对于学生们思想意识、学术创新等都有益无害，同时这也是校园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日本学者岸根卓朗先生提出：文明大学的校园应以物和心取得调和的自然共生型社会系统为目标，以知识系统的科学（真）、宗教（善）与艺术（美）三位一体化作为办学精神，它的校舍也必须是象征文明的科学的森林、宗教的森林、艺术的森林三位一体化的自然——空间——人类系统——学会系统。因此，赋予景观环境历史文化内涵，使校园内处处洋溢着历史的光辉和文化的气息，这不仅是时代对当今大学提出的要求，更是传统文化对当今大学提出的考验。大学校园应塑造浓郁的学术氛围。学术氛围的优劣，标志着一所学校品质的好坏，更是一所学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学术氛围有助于师生学习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科研项目的研发，对学校的声誉和地位也有重要的作用，更加有品位、有内涵的校园环境有助于校园学术、文化氛围的营造。一个具备浓厚氛围，优雅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学校园正是当今高校建设的发展趋势，大学内在文化的体现已经成为校园环境设计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从而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衍生出了各具特色的校园生态。
三、结语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为文化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包括政府资源、政策资源、管理资源、服务资源和其它社会资源等等，要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让老百姓充分享受文化利益，就要合理利用这些资源，以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为指导依据和价值导向，探索文化发展、创新之路。为群众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要求，也是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体现，文化馆要明确自身的定位，树立健康良好的崭新文化形象，利用各种资源来激活公共文化服务的元素，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示范作用。在打造文化服务品牌的过程中，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不断增强文化服务项目的娱乐性和群众性，使每一项活动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多样性。文化馆的作用不能只局限于青少年活动中心，文化馆要成为面向全社会开放的真正的文化艺术中心。在传统文化馆的运作管理模式中，多样化、全民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其潜能未被真正开发出来。这就涉及到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能力的问题。在进一步开发文化馆价值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文化活动中心的载体作用，让文化服务机制更加灵活，让运作模式丰富多样，不断改变服务手段，开辟文化领域主战场，让文化融入市民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使公益文化事业得到更广泛，更有效的推进。让公民得到多层次、多彩新颖的文化服务，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共享，让文化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服务。
二、以人为本，实现公益文化服务的全面覆盖
公共文化服务强调文化“公平性”，何谓“公平性”，即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面向全体公众，确保每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都享有文化服务的权力，确保人人都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果实。在提倡文化公平的呼声下，切实维护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已成为一种现实需要。要实现文化共享，就要让文化服务“低门槛”或“零门槛”，不让一个人因费止步，确保所有人都有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这是我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思路。但我们在提倡文化公平，无偿服务的过程中，也要直面一些现实问题，市场经济下群众文化工作存在自身的运动规律，活动经费的短缺仍是影响群众文化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无偿服务，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公益性需要坚强的物质基础。与图书馆、博物馆相比，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坚持无偿服务的情况更为复杂，图书馆每年都有固定的购书经费，而文化馆的阵地建设完全靠自给自足，阵地开放必须面对添置器材、支付教师工资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归根结底，实现文化公平、无偿服务，依赖强大财政力量的支撑。
三、上下联动，彰显公益文化服务的特色
文化工作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文化具有辐射、渗透、影响等功能。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要发挥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带头作用，建立以文化馆为龙头，上下联动，左右通达的合理科学的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水上舞台周周演活动是武进地区一项颇具影响力的品牌文化活动。武进文化馆在承办这项活动时，与政府各条战线联动，有机地把文化、财政、科技、建设、卫生、劳动等部门的力量进行整合，把政府各级部门推向文化建设的前沿阵地，让他们到周周演这个文化平台上一展风采。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文化馆无偿为参演单位提供艺术指导和服务。水上舞台的这种做法是是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和实践，在武进文化馆的协调组织下，各条战线各展其能，形成合力，把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不断推向深入，这也是武进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培养人才，提升公益文化服务的软实力
（一）优势（Strength）
1、历史悠久，驰名中外。如果说曾经沟通东西方的商贾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丝绸之路”的话，那么福安茶叶的传播，则可以称得上是闽东近代的“茶叶之路”。福安市产茶历史可追溯至西晋温麻县治时期。清咸丰、同治年间，“坦洋工夫”红茶脱颖而出，并于1915年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同时，闽东茶叶对外贸易也十分活跃，明末清初，福安茶叶融入“海上丝茶之路”和“陆上丝茶之路”大联通，可谓“四海共飘茶叶香，五洲同赏福安茶”，奠定了世界名茶的地位。然而因为长期缺乏一个知名品牌和拳头产品，导致在茶类中缺少竞争力而一度处于衰弱境况。从2006年起，福安市确定挖掘这一历史名茶作为该市茶叶公共品牌，于是经过几年的品牌打造，获得“中华名人特供茶”、“福建十大名茶”、“中国申奥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省著名商标等荣誉，加工工艺列入福建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地理标志产品——坦洋工夫》也已通过国家标准协会组织的专家论证，这为坦洋工夫现今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内涵深厚的茶礼茶俗。茶与其他旅游资源不同之处在于，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嗜茶的人更是到了“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所以茶文化它更多地体现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在福安，茶以一种文化的触角深入到人们生活中，它不仅是解渴的饮料，更是一种厚重的礼仪。大年初一喝“过年茶”，新娘过门喝“新娘茶”，亲人出门喝“出行茶”。福安广泛流行“茶哥米弟”之说，有客来先敬茶后吃饭，生活中称“喝茶”为“食茶”，表示茶似饭食，一日三餐不可无。福安茶与婚姻的关系密切而独特，男子在向女子求婚的聘礼中要插上一枝茶枝，聘礼中带茶枝表示今后家庭兴旺，茶树又是一种独特的植物，茶树开花的时候其茶子还在树上，叫做母子见面，寓意今后儿孙满堂；女子在出嫁的嫁妆中要放入几粒茶子，古有“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不可复生也。”用茶以寄寓，既反映了中国古代妇女从一而终的儒家道德观念，也体现了中国青年男女祈求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美好祝愿。
3、旅游资源丰富。福安旅游资源丰富，省级风景名胜区白云山风光秀美，其南部的第四纪古冰川遗迹——冰臼群是我国低纬度地区保存最多、最好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保存完整的廉村宋代古城堡建筑群、神秘古老的瓜溪“活化石”刺桫椤、古朴奇特的柏柱洋明清古民居、别具风情的溪塔葡萄沟、绚丽多彩的仙岫畲族风情以及闽东苏维埃旧址构成了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是令人神往的旅游胜地。
4、当地政府大力引导和支持。福安市重视坦洋工夫茶文化的传播与茶经济的发展，在加大对“中国茶叶之乡”、“坦洋工夫”红茶品牌的宣传力度的同时，致力推动坦洋工夫品牌与中外知名品牌的合作交流，推动东方文化的传播，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借茶文化办旅游、以旅游助茶业发展”已成为有关部门的共识，包括茶博物院、乌龙茶都、畲乡茶艺表演队等在内的一批与茶叶相关的景点和节目相继形成，为茶文化旅游创造了条件。近两年来，坦洋村已经投资1000多万元完成主题公园、横楼民宿文化茶博馆等工程的建设，“坦洋工夫”生产性非遗项目，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9月1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关于提升现代茶产业发展水平六条措施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和主管部门大力挖掘、弘扬茶文化，积极开展茶事、茶艺活动。支持茶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开发推广茶园生态观光游和茶文化体验游。加强对外交流，学习借鉴其他产区的先进经验，不断增强茶产业竞争力。
（二）劣势（Weakness）
1、高质量茶文化人才较为缺乏。茶文化旅游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丰富茶知识，还得掌握旅游知识，做到在旅游服务中能将茶文化融入旅游景点中，茶景相融。当地政府虽然抓住茶文化旅游这个旅游热点来推进福安市旅游业发展，但与之相关的茶文化人才从业素质不够高，相对较为缺乏。福安茶文化旅游的大力推广和稳步发展，需要大量高层次专业人才的支撑，人才的缺乏导致福安茶文化旅游发展程度不高，个性化不强。
2、茶文化旅游的开发程度较浅。福安市茶文化旅游多集中于坦洋村，多是对环境资源进行观光式的浅层次开发，缺乏针对深层次内涵式产品的开发，未能在业内打造独树一帜的旅游品牌和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茶文化旅游是主题性旅游，但多数茶文化旅游景区的开发没有融入到福安特定的地域文化中，难以展现历史文化发展的传承性和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观光型的茶文化旅游使得游客走马观花，停留时间短，未能将茶文化传播出去，也未能最大程度地对当地旅游产业进行开发。
（三）机会（Opportunity）
1、借海峡西岸经济区之东风。中国政府批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有力政策支撑。自“十一五”规划以来，海峡西岸经济区获批，为福建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作为福建的产茶中心，福安借助此次政策东风，吸引外资注入，建立海峡两岸旅游合作机制，共推双向旅游线路，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增强各景区对两岸游客的吸引力，拓展茶文化、畲族文化、妈祖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内涵，突出“海峡旅游”主题。
2、借力福建自贸区，发展以对台为特色的茶文化旅游。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而福建自贸区则突出对中国台湾自由贸易将是其最大的特色所在。福建与台湾在交流上具有多种优势，主打两张特色“牌”即对台和生态。福建省内交通方便，温福铁路、福厦铁路等多条铁路对福安市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方便。而台湾茶文化发展迅速成熟，通过福建自贸区的建立，加强闽台茶文化旅游的交流与合作，发展以对台为特色的茶文化旅游。
（四）挑战（Threat）多数茶文化旅游资源单体差异不大，旅游资源类别少，造成茶文化旅游系列内各景区景点内容相似，这就决定了茶文化旅游区域间的可替代性，容易导致区域间同质旅游产品的竞争。随着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全国各地将出现大量同质性的茶文化旅游景点，进一步加剧了茶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福安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福建省内其他市而言较为落后，丰富的茶文化旅游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从业人员及旅游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等跟不上旅游业的发展。因此，与北部的浙江、南部的安溪、武夷山等拥有知名品牌的茶叶大省市相比竞争压力较大，茶文化旅游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
二、福安茶文化旅游发展的对策
（一）整合旅游资源，树立大牌意识
福安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整合旅游资源，将茶文化和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建立属于福安自己的茶文化旅游。加强红茶的品牌建设，借鉴立顿红茶、大红袍、铁观音等国际品牌的经验，树立大牌意识，实施品牌战略，打造有影响力的福安茶叶品牌。
（二）加强区域联动合作，多元化品牌宣传
在区域合作上，一方面要加强省内各市茶文化旅游的合作，联动发展，打造茶文化旅游区，共创区域旅游品牌；另一方面要加强省与省之间茶文化旅游的合作，在福建茶文化旅游线路的基础上打造精品线路，实施客源共享。在旅游营销方面，可利用网络平台如新浪微博，淘宝以及其他茶叶专门网站等方式宣传茶叶产品和茶文化。同时，通过举办一系列茶文化赛事、活动等措施，加强茶文化旅游的宣传，努力打造茶文化旅游品牌。
（三）着力加强茶文化旅游人才队伍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