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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茶饮”史话
茶与可可、咖啡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在这三大饮料中，只有茶的故乡在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都起源于中国。但茶叶在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饮料，并进而走向世界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国对茶的饮用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相传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先祖神农氏创立了医学。为了帮助人们战胜疾病，他通过遍尝百草来识别和了解药性，寻找治病的药草。有的草会含有毒性。据说有一日他尝了72种毒草，中毒72次。但是他都通过饮用一种神奇的药草而化险为夷。这种神草名叫“荼”。“荼”就是后来的茶。茶在古代还被称为“茗”，“皋芦木”。从这个传说看，中国人开始认识茶树及其药用功能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
从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我国先民发现茶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中就有了“采荼薪樗”的诗句了。意思是说农夫们采摘茶叶，砍柴为薪。世界上饮茶，种茶起源于中国，那么中国的茶树栽培和饮用又起源于那里呢？研究表明，它起源于巴蜀地区人文历史论文，即今天的四川一带。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东晋《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就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意思是说古代四川向中原地区交纳，丹药，油漆、茶叶、蜂蜜等当地特产。从地名学来看，蜀国在古代又称为葭萌郡。葭萌是古蜀人对茶叶的一种称谓。因此葭萌郡的意思是茶郡之意，即生产茶的地方论文服务。历史记载，西汉时巴蜀一带便已经饮茶成风。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茶具出售。茶具的市场化正是茶饮普及化的表现，也是茶饮民间化、群众化的结果。
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在中国的范围日渐扩大。特别是当时的文人更是把以茶待客作为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由于文人们的参与，中国的茶饮很快发展演变成茶艺，并进而形成独特的中国茶文化。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和尚坐禅破睡，饮茶发挥了独特的功效。因此各地的寺院开始大量种茶和饮茶。饮茶之风也就随之盛行开来，当时的人们称“茶佛一味”。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茶饮之风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和传播。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关茶饮的学术专著，陆羽的《茶经》就在这一时期问世。为了纪念陆羽在推动中国茶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人们把“茶神”的桂冠送给了他，并将他供奉在官府的茶叶库和民间的茶肆之中。自唐以后，茶饮之风不但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成了人们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各国商人，使者纷纷前来唐朝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而将茶饮之风也带到了世界各地。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确切讲来应该称为“丝茶之路”，因为茶叶也是当时商贸交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近邻日本茶道之风更是盛行。据说唐朝时日本高僧最澄来中国求佛，回国时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进行种植并获得成功人文历史论文，从此日本人也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并将中国的茶艺技术发扬光大，形成了在今天仍然风靡全日本的具有大和民族特点的日本茶道文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中国人饮茶已不但是为了解渴、保健和提神，而是将茶饮当作一项高雅而又精致的艺术生活来看待。茶除了它的实用功效外同时也富有欣赏情趣，可以陶冶一个人的情操。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能鉴别茶的优劣，更带有神思遐想和通过茶因所产生的情趣。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或浓或淡的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或与朋友对饮，不但能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还可以在细啜慢饮之中，得到美的享受，使精神境界提升到一种高雅艺术境界之中。正因为茶饮的这种功效它特别受到历代文人墨客们的青睐和追捧。也正是他们的参与，使茶饮已变成了国人的一种文化行为。品茶待客成了我们生活中一项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
【摘要题】理论与方法
【英文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The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03)06-0115-03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1](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P86)。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276-277)。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3](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4](P417)现代科学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在世界历史时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紧密相联与相依的整体。世界历史整体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巨大系统，不平衡性是它的最基本属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对于世界历史系统内在而言，虽然存在着诸多的内在矛盾，但是，在马克思所阐述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历史系统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展现给我们的是世界历史系统中各个基本要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不平衡性就成为世界历史系统发展的内在的基本动力。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发展过程；也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走在一条逐渐进步、不断优化的光明大道上，使人类不断趋向一种理想的未来图景。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开创了唯物主义解释“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先河，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所推动并通过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冲突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由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P89)。随着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P86)。在这里，马克思揭示出，世界历史的形成源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物质生产力的不均衡发展，由于物质生产力的不均衡发展造成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推动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是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文明战胜愚昧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先进文明不断扩张的复杂过程。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无论对于生产力优先发展的西方民族，还是对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东方民族，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欧洲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平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通过开拓世界市场，推动着各民族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区域走向全球。“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2](P88)“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2](P115)这就是说，人类历史一开始并不是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自给自足的孤立的经济单位构成的封闭型的社会形态。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得以形成，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东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的殖民化等等，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P234)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中的作用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由于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源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导致的不平衡状态，并由此造成的普遍交往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3-05-28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论文摘要】近年来，饮食类节目遍地开花，并不断地发展完善，受到大家的关注与喜爱。但是，在电视节目不断推陈出新的进程中，饮食类节目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还需要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这就需要充分了解饮食类节目独特的传播特点，找出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的促进其发展。
饮食类电视节目是以介绍饮食文化、烹饪技法、饮食消费等为主要服务内容的电视服务节目形态。当前比较著名的节目有：《天天饮食》、《贝太厨房》、《天天厨房》、《天府食舫》等，大多都是以介绍做菜方法、畅谈做菜体会为主要内容，适应现代人们对生活品质不断追求的心理，将厨艺与饮食文化相结合的节目。同时，在“创味”的过程中，展现现代家庭的生活方式，聊家常事，寻厨艺乐趣，品生活真味，使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尽享家庭生活中的轻松与恬静。目前，饮食类电视节目如火如荼的发展，成为收视节目里独具特色的一道风景。
一、饮食类电视节目的特点
目前，各种媒体出现的美食类内容比比皆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信息需求和商家的广告诉求，竞争也日益激烈。电视媒体以自己独特的传播优势，成为饮食类内容传播的排头兵，饮食类电视节目的独具特点是什么呢？
1、收视观众群较为固定
饮食类节目的定位群体，除了家庭主妇，其他大多是经济状况较为宽裕，喜欢上网、喜欢美食、对饮食节目以及饮食知识较感兴趣的群体。他们的基本特征是：年龄大概在16－40岁之间，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喜欢吃喝玩乐的社会同年龄层次人群；容易接受各种类型的食物；对饮食资讯较感兴趣，没有过重的经济负担，在广州，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中已经成为很有潜力的高消费群体，在吃这方面消费意识和相对消费能力强。
2、节目形式多样
全国各级电视台陆续推出的电视美食节目，按照节目内容可将它们大致分成三类：一是类似于中央电视台《天天饮食》的讲解烹饪技法的节目，如东方卫视的《贝太厨房》；二是擂台式节目，如星空卫视的《食神蒸霸》；三是介绍饮食文化的节目，如北京电视台的《食全食美》。节目形式多种多样，在节目中要么由主持人带领大家尝尽天下美食；要么教你认识自己的体质，介绍以调整体质，治疗病痛、延年益寿功用的养生食谱；或将烹饪美食与解说情感结合，使刺激味蕾和探寻情感同步；或请来众多民间高手纷纷登台亮相，秀出拿手绝活，让您的餐桌集百家之长,助您成为众人羡煞的巧手大厨！
3、现场性强
老百姓爱讲究个吃，民以食为天，饮食类节目自然受到大家的关注与喜爱，而观众适时的参与是节目增加活力和观众缘的最好方式。现在饮食类节目大多现场请了很多观众，将厨师的洗菜、切菜及制作等过程也一一现场直播，观众可随时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向选手请教，或提出自己对这道菜的不同制法，甚至是指出厨师的不当之处。节目组会从来信中选取几条，当面向选手质问，看能否难倒选手。为了激发观众的参与热情，奖励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加强饮食类节目的现场性，观众的意见被充分采纳，观众就会有一种对自身对节目的认同和共鸣感，更可以巩固观众群和收视率。
4、市场潜力大
饮食类电视节目的观众和潜在观众人数多，市场潜力巨大。在当前，饮食类节目以其亲和力和实用性，逐渐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生活服务节目。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人口的不断增长，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消费需求越呈现多元化。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1月1日，我国共有城镇家庭约37572万户，即使每个家庭只有一名家庭主妇，那么饮食类节目的潜在观众也有37572万人，这对于主要是做给城镇观众看的饮食类节目而言，市场无疑是极其巨大的。另外，我国中等以上学历者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吃”感兴趣，这一点从各个饮食论坛食客云集即可窥见一斑。
饮食类电视节目虽然发展迅速并日趋成熟,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正待改进。
二、饮食类电视节目目前存在的问题
1、跟风雷同，没有形成明显的特色
《天天饮食》是中央电视台1999年2月22日推出的一个以介绍做菜方法、畅谈做菜体会为主要内容的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栏目。自《天天饮食》开播并创造收视高峰后，全国各个电视台在短时间内跟风上了一批类似的饮食类节目。可实际效果是，这些节目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形式单一，观众看多了就厌倦了，把一个饮食类节目做得跟科教类节目一样，一个人在上面自顾自地说说，让人根本感受不到饮食的乐趣，更别谈能吸引住观众了。
2、节目主持人的素质参差不齐
节目主持人可以说是一个节目的灵魂，他可以教您学会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或为不同阶层的食客推荐饭店、帮助订餐，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拉近自己和观众的距离，起到桥梁作用；或者主持风格轻松诙谐，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更多地手艺。主持人在节目中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但就目前来看，很多饮食类电视节目质量下降，援引就是在于主持人套路陈旧，话语平淡，气氛死板，调动不了观众的积极性。而且除了主持风格与节目不符之外，其本身还可能为了节目更多的经济利益，偏向于宣传广告，从而招致观众的反感。
3、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
想想老百姓张口就来的饮食类节目，数量好像真不是很多，即使你有更具特色的食品，也需要不断地给消费者一个选择你的理由，这个理由显然不是产品本身决定的。如果一个饮食类节目可以将自己打造成具有一定形象和品牌能力的节目，随之增多的肯定也是上升的人气和节目的收视率。
三、饮食类电视节目发展展望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视台开始瞄准饮食类电视节目这块大蛋糕，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把握饮食类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1、地方特色要浓厚
中国菜系内容复杂，中国饮食文化有无数个饮食名城特色菜，更有无数个省，城市的必吃菜，单单一个节目就想把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和各种特色名吃一网打尽，显然有些不切实际，易造成节目浮于表面，内容走马观花。节目大而杂，倒不如小而精。可以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选好一个切入点，详细介绍具有自己地方特色的美食，加深观众的地域归属感，使自己能有一批相对固定的收视观众。
2、饮食观念要实用、时尚
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达到较高水准时，必然会转变饮食观念，追求生活、生存质量，这时吃自然成为一个焦点。人们关注的已非仅仅吃什么，而是怎么吃健康、怎么吃时尚的问题，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讲，这时同样的吃，已从满足生理需求跳级到满足人们获得安全和社会尊重的需求。饮食类节目在制作过程中自然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比如适当加入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如膳食营养，食疗，瘦身减肥等，现在已经有多个节目开始了这样的转变。
3、要树立自己的品牌
品牌能创造价值，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品牌是最具魅力的无形资产，代表媒介形象”。要有叫得响的品牌、要把品牌叫响。做一个品牌类的饮食节目，最终要的是要保证它所追求得品质。里面的菜谱应是经过精心挑选，色香味俱全的，并且是经过烹饪界的专家亲自品尝鉴定的。
4、电视媒体要与其他媒体结合
由于电视节目几乎不可保留和连续观看，而烹饪技术对个人而言，不是看一遍就能记住的，出版书籍，把节目里的精彩内容集结出书，既服务了观众又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或者开通网络版，考虑到传播的互动反馈，建立一个关于饮食的提问板，既为某个读者解决疑问，也为节目的内容提供了参考，从而更好、更有针对性的满足各类观众的需求。多媒体运作都是围绕节目而展开，以节目为中心，形成一个传播链，以争取更多的观众和更高的收视率。
饮食类节目作为一个新兴的节目形式，正以它独特的优势，走进千家万户，丰富了我们老百姓得餐桌，使我们能一边津津乐道地畅谈美食，一边品尝着各色珍味。电视作为中国老百姓最普及的传播媒体，自然应担当起传承饮食文化，合理丰富老百姓日常饮食的重任，引导民众朝健康，合理，节约的餐饮文化方向前行。
【参考文献】
[1]《边吃边聊:饮食漫笔及小吃地图》李其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01
论文摘要：市场是竞争的核心。没有任何企业经营者敢忽视市场的价值。再好的产品找不到市场就没有了价值。
市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现代经济中充满了市场这个概念。任何企业都与市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市场不仅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起点和终点，也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成功与失败的评判者。认识市场，适应市场，驾驭市场，使企业活动与社会需要协调起来，是企业市场营销活动的核心与关键。市场犹如大海，可以载舟，亦可覆舟，问题在于你如何看待市场。对于市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公司依据实际情况对市场也赋予不同的内涵。下列几种含义对于市场营销活动都是有意义的。
一、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亦即买主和卖主发生作用的地点或区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将市场看作是商品买卖的场所。如集市、商场、批发市场等。市场最早是指买主和卖主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换的场所。在这里，市场是一个时空市场概念，也是最为古老和朴素的市场，是“作为场所的市场”。很明显，任何一个企业都要考虑本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在何种场所销售。
二、市场即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
由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及货币的出现，每个独立的生产者进行商品生产，为了满足相互不同的需要，必须相互转让其劳动产品，形成商品的供应与需求，从而出现了实现商品交换的商品流通。如果站在社会大角度或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而言，市场就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是流通领域。
商品流通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过程，是商品交换过程连续进行的整体。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包含着两个相互对立、互为补充的商品形态变化：商品－货币（卖）是第－形态变化，货币－商品（买）是第二形态变化。在商品流通中，一切商品都经历着由这两个相反的形态所组成的循环：首先是商品形式，然后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最后又复归为商品形式。而一种商品的形态变化，又和别种商品形态变化交织在一起：每一种商品的第一形态或者第二形态变化，就是另一种商品相反方向的形态变化。这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就是这个人的买（或卖）是和另一个人的卖（或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许许多多商品的形态变化组成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连结在一起，就形成了许多并行发生和彼此连结的商品交换过程，形成了商品流通全局。因此，各种产品的市场也就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市场。
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经营者的买卖活动必然会与其它商品生产者、经营者的买卖活动发生联系，因此，市场成为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和环境。企业应在整体市场环境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三、市场是指某一产品现实买主和潜在买主的总和
经济学家用市场一词来泛指交易某类产品的买方和卖方的集合，如汽车市场、钢材市场、蔬菜市场等。但市场营销者认为市场是某一产品的所有现实买主和潜在买主所组成的群体，即企业的目标市场，也就是消费者群。当人们说：“北京的水果市场很大”时，显然不是指水果交易场所的大小，而是北京对水果的需求量很大，现实的、潜在的买主很多。
企业开展营销活动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目标市场在哪里，由哪些消费者或用户构成。所谓企业要“面向市场”，“以市场为导向”就是指要面向消费需求，亦即面向自己的顾客，以顾客为中心开展市场营销活动。失去了顾客就失去了市场。
四、市场是由人口、购买力和购买动机（欲望）有机组成的总和
菲利普?科特勒指出“市场的大小，取决于那些有某种需要，并拥有使别人感兴趣的资源，同时愿意以这种资源来换取起需要的东西的人数。”这说明市场是多因素的集合体，用公式表示就是：
市场=人口+购买力+购买欲望
人口是组成市场的基本细胞，购买力是组成市场的物质基础，购买意向是购买力得以实现的条件。市场的这三个要素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现实的市场，才能决定市场的规模和容量。一般说来，只有人口既多，购买力又强，才能成为一个有潜力的大市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众多，但收入很低，购买力有限，则不能构成容量很大的市场；又如，购买力虽然很大，但人口很少，也不能成为很大的市场。只有人口既多，购买力又高，才能成为一个有潜力的大市场。但如果产品不适合需要，不能引起人们的购买欲望，对市场营销者来说，仍然不是现实的市场。所以，市场是上述三个因素的统一。
五、市场是商品供求双方的力量相互作用的总和
从商品供求关系的角度看，市场是“作为供求强制的市场”。“买方市场”、“卖方市场”这些名词反映了供求力的相对强度，反映了交易双方力量的不同状况。在买方市场中，商品供给量大于需求量，需求力量占据有利地位，商品价格趋于下降、直至很低；在卖方市场中，商品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卖方也就成了支配交易关系的主导方面，商品价格往往高于正常水平。显然，判断市场供求力的相对强度和变化趋势，对于企业进行营销决策是十分重要的。
可见，一个企业要在市场上生存不仅要研究本企业每一种产品的销售地区、目标顾客、供求态势，而且必须面对整体市场，通观流通全局，理清本企业的营销活动与整体市场的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开展好本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
参考文献：
[关键词]电视男人秀；仪式；性别；狂欢
自从《流星花园》捧红了四个长相出众的男生，电视圈中便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美色改革，美男开始取代美女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的赏识，大众媒介正着力打造一个新的男色舞台。在这股潮流中，星空卫视闪亮登场的电视男人秀节目《美人关》首当其冲，自2002年开播以来，凭借新颖的创意与定位，独特的内容与包装，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其他媒体也纷纷开始了这类节目的制作。对于电视男人秀这一新节目类型人们褒贬不一，或批评电视走向庸俗化，或赞扬它创造了崭新的性别视角。但无论如何，电视男人秀的红火，至少为电视荧屏增添了一道新的亮点，更为电视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对象。笔者以为，一种新电视节目类型的出现，与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是分不开的；电视男人秀的出现与火暴同样具有深厚的社会与文化成因，本文选取了三种不同的视角——仪式、性别与狂欢——以《美人关》为例对这类电视节目进行一种文化解读。
仪式：隐藏的意义共享体系
作为一档周播电视娱乐节目，《美人关》每周六晚隆重登场，其男主持人周野芒带领着十位美女助理主持，向台下起首翘盼的三百名女性观众逐一介绍本期的闯关选手。笔者在仔细跟踪考察了《美人关》一段时间后，发现其节目的内容按流程基本可以细分为六个环节，即自我介绍+童年照片、情趣问答、才艺表演、真情表白、展露身体以及最后的冠军加冕；另外环节与环节之间存在着淘汰程序——把落选者推入水池。整档节目对男人的评判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相貌和身材当然首当其冲，即使偶有个别身材走型、其貌不扬的人混入参赛选手中，无论他的童年照片多么可爱，自我介绍多么尊重女性，台下的女观众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第一个淘汰他。其次，为了增加电视节目的观赏性，才艺表演显然是必要的。选手们纷纷拿出浑身解数一显身手。再次是选手对异性的理解能力。十位女助理主持会设想各种针对两性差别的话题来向选手发问，让选手们回答，比如会问“如果你的女友是女强人，你会有压力吗？”考查的是选手的情商。最后是展示选手的体魄和胆魄。男选手们一个个上身，展现强健的肌肉，甚至还要与危险动物来个亲密接触。总之，相貌好、能体恤女性、有胆魄、才艺俱佳的选手，才能赢得美人的喝彩，从容不迫地通过“美人关”，避免被推下水池的厄运。由于每期节目都是固定的参赛人数，固定的淘汰环节，固定的节目表演，甚至连主持人的串词也高度程式化，这样整档节目完全成了一种仪式，变换的只是参赛选手的面孔和表演罢了。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常用“仪式”这个词来表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1]简言之，仪式即是有规律的象征性活动。它出现在媒介上就成了媒介仪式，即重复通过同一个模式输出内容，以达到使众多受众共同参与活动的目的。像《美人关》这样程式化的媒介产品可谓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仪式。《美人关》的录制现场就是仪式举行的场所，仪式的参与者是现场观众与电视观众，仪式的内容则是选美男。不同的是，这种仪式凭借电视这种大众媒介作为传播手段而影响空前。
人类社会中的仪式经历了从宗教仪式到生命仪式再到世俗仪式的过程，就如同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神、英雄到人的过程一样：宗教仪式是对神灵的祭祀，生命仪式强调审美境界，而世俗仪式往往是宣泄某种情感的娱乐活动。[2]媒介仪式则兼具了这三种功能模式。首先，《美人关》作为一档娱乐节目，当然是社会的一种世俗产物，一般受众的观看目的绝非出于对男女平等意识的高度认同，而是出于观赏男性表演的愉悦性。然而，探讨节目类型产生的根源以及受众的观看心理，不难发现节目的主旨是对原始美的回归，是重新发掘美的另一面——即对男性的审美。节目对男性“力”的英雄气概的展示，正是源于对生命的崇拜。而这种审美情趣的上升，可以最后归结为现代人心中的拜物情结，因为男色在当今社会大行其道，俨然成为了某些事物的宰制体。
《美人关》的主创人员看到了女性地位在当今社会的崛起以及性别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转变，意识到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问，在这个社会中真正的好男人、最能得到女性赏识的男人是什么样的人？与以往相比，身份地位的差别在今天看来已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男人的可观赏性似乎被女人推到了前台，至少F4之流的走红就说明了这一点。于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对女性讨巧卖乖的男性就成了今天对好男人的新定义。这种抽象的价值标准，通过《美人关》主创人员对节目的设置，表现为具象的评比环节。在那里，相貌普通的男人被《美人关》排斥，长相的差别成了对人评价的重要维度；此外，才艺、体魄、胆魄等也构成了男人的评选标准，通过它们来构建一个差别体系；最后，节目中的女评委们把最为认同的“好男人”推上了领奖台。每一个环节事实上节目都在设置一个议题，每一次淘汰都是观众参与议题讨论的结果。媒体通过这种议题设置，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对男性评判的新价值观念，并通过周复一周、期复一期的反复播出，不断加以突出强调，最终让受众共享这种意义。《美人关》的节目现场就是这样一个包含着价值评判体系的信息场，而这个“封闭的场信息通过电波的传送而获得了开阖性”，“使能够接受到这个媒体信息的范围内的受众，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仪式现场的信息圈内”。[3]人们在媒介仪式的参与过程中不仅体验到一种共同的情感，而且还培养出共享的价值观。
大众媒介是一种意义共享体系，虽然各种立场和观点在这里汇总融合，但是它总是特定利益的代表，或者是特定意义的表达平台。《美人关》不仅体现了当今社会对男性的一种新评判标准，它同时也展示了一种新价值观念，它对男色的强调就如以往我们对男人社会身份的强调一样。媒介仪式正是传播这种价值观念与意义的中介，受众处于媒介所构造的环境中，被媒介所传播的意义所包围，其价值取向自然因为耳濡目染而逐渐被同化。由此可见，大众媒介传播的不仅仅是内容，其本质是在构建意义。
性别：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英雄难过美人关”，该节目的名字明确地提示我们性别是节目定位的起点，而且很明显，女性处于优势地位。一直以来，男女性别的碰撞与冲突就是一对不可回避的矛盾。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处于屈从地位，属于男人讨论评点的对象。在媒介所塑造的形象中，妇女或者缺席，或者被按照性的吸引力或家庭劳动中的性别角色来加以表现。女性主义学者塔奇曼把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对妇女象征性的歼灭”。[4]而《美人关》似乎打破了这种传统。节目中仍然存在着对立的两大性别阵营，但阵营的位置却被调换了。以往对女人品头论足的男人成了被注视者，他们的外貌成为女人们被评点的对象，而以往媒介所着力表现的男性的职业化、效率和理性，都被抛诸脑后。女人们坐上了评判席，扮演起具有支配作用的、主动的和权威的角色，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男性，再次强化了男性作为“被看者”的身份。可以说，男人秀节目即是把传统选美节目中的性别角色来个大转换。从形式上看，这类节目的创意走的是反常思路，通过标新立异来吸引观众的眼球，企望破除大众媒介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塑造一个男女平等的展台。毫无疑问，这是对传统性别陈规的冲破和颠覆。从节目内容来看，设立四个感性的评判标准来选择男人，的确与以往表现男性的节目的角度大不相同。男人在这里展示的不再是过人的头脑、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理性的思维，而是女人眼中所谓的“男性美”，节目也由此成为告别维纳斯之后的男人秀。而男选手们面对美女的刁难，回答的对不对并不重要，但选手们在回答主持人的提问时，表现出来的对女的敏感和理解，将会为其赢得台下的支持。在2003年11月1日播出的《美人关》中，编导似乎有意刁难其中二号选手，为他安排了一位年龄相差很大的中年女性作为他示爱的“梦中情人”，但这位沉着的选手并没有因场面的尴尬而失态，他微笑着表示满意，并落落大方地对这位“梦中情人”唱起了情歌。他的风度赢得台下所有女观众的倾倒，实至名归地成为了这期的冠军。
在考查过这档节目的文本与结构要素之后，我们再从意义层面上对它们进行另一种透视。从表面上看，在父权制社会的大众媒体中，《美人关》对男女地位的颠覆的确具有深远的意义，至少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引导了娱乐方式的又一次变革。但是冷静地反思这类节目，可能会得出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节目开启的恐怕是又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在其所倡导的性别革命与男女平等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传统性别角色意识中的陈规陋习。
从节目形式上看，女人是在选男人，是主动者。但是，仔细回味节目设置的各个环节，又无处不在散发着男权思想的信息，这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媒介并非简单迂回地用老一套的角色来表现妇女，而是有一种远为基本得多的角色，来帮助确定和塑造女性与男性的基本意义”。[5]比如，节目中设置了在观众席中为选手选择梦中情人的环节，女性在此时仍旧被描绘成接受异性求爱的对象。选手大胆地向未知的对象表白，而灯光所投射的一刹那，女性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与被选择的对象。这些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在充当男人的择偶道具。因为从选手们描述梦中情人的话语中，我们很容易听到外貌对于女性的重要。在11月15日播出的节目中，三位选手是如此描述他们各自的“情人”的：“短发”，“小个子”，“眼睛放出钻石的光芒”，“身材好”，“”，诸如此类。而对于女性的性格、爱好、兴趣、志向等等根本没有谈及。在女助理主持与男选手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再次验证类似不平等的性别陈规。在有一期《美人关》中，一位女助理主持向一位男选手提出了“你约会的女朋友为你买单，你会在意吗”的问题。这位选手很坦诚地回答道，他会在意，会觉得没有面子，并说明自己和异性约会时都会主动要求买单。从现场看，这种回答显然赢得了大多数女观众的赞同，最后这位具有“绅士风度”的选手成为了这期节目的冠军。又如，男选手要闯过“美人关”，成为本期节目的冠军之前，有一场决定性的角逐是当众拨开衣裳，展示强健的胸肌或是矫健的身姿。这种力量与胆量的展示无疑是炫耀男人所能带来的安全感，他们有保护女人的能力；而这一点恰巧是对男性强大地位的尊崇和对女性柔弱地位的维护。男性仍然处于绝对优势，而女性依旧要附属于男性。除此之外，美女主持的出现反而吸引了大批男观众的眼球，节目中似乎又隐含着对女性的再次审视，而美女又无可挽回地恢复到了“被看者”的身份，网民在《美人关》的论坛里大呼“都看十大美女助理主持！”这似乎成了对节目最大的反讽。[6]大众媒介在娱乐中不露痕迹地又一次重申且强化了性别角色的差异和性别不平等的传统，让受众在狂欢的过程中被一些由来已久的性别陈规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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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除了性别以外，还有阶级和种族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级与某个民族，并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电视男人秀节目想探索的当然是性别上的变革，但它恰恰又在不自觉中维护了男权社会的传统，这也注定了这种探索是不彻底的与不成功的，它决不可能带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革命。作为最受欢迎的大众媒介，电视确实对受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从目前来看，它对提高女性地位的影响远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么大，甚至它经常有意无意地扮演着维护男权传统的角色。
女性主义者缪尔曾经论证说：“男性视点的流行，完全是因为男人们控制了那一工业。”同样，男性对媒介工业的控制，必然导致大众文化中男性视点的流行。《美人关》这类节目的意识形态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脱离传统观念中妇女从属地位的窠臼，它们所谓的革命宣言也不过是大众媒体在现实语境中创造乌托邦的一种尝试，是通过媒介仪式实现的一次女性狂欢，是一种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狂欢：无法胜利的乌托邦
俄罗斯学者巴赫金曾经将拉伯雷的小说创作与西欧中世纪的狂欢文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进而对中世纪的民间狂欢节文化作了深入研究。此后，狂欢现象一直受到分析家的重视。作为原型的狂欢节具有大众文化的鲜明特征，它是在公众广场上举行的节日宴会，充满了笑骂嘲讽，追求着感官愉悦的满足。到了现代社会，传统的狂欢节已不多见，但大众媒介却能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重构狂欢，《美人关》等参与型电视节目就是一种表现。
参与型电视节目最大的特点是庞大的现场观众群。综艺类、益智类等各种娱乐性节目在现场都设置了宽阔的观众席，甚至为了突出热闹的场面，把舞台延伸到了观众席中，或让观众进入舞台两侧的席位，这样可以构建一种强烈的互动。这种技术安排在本质上迎合了构建狂欢的需要，因为在狂欢中，所有人都不是作为观众观看，而是积极的参加者，要参与到狂欢中。[7]拿《美人关》来说，这种互动与参与体现在节目的各个环节中，比如让观众现场对选手提问，从现场观众中抽选选手的梦中情人，有意经常切入女性尖叫欢呼的画面和音效，其狂欢特色也因此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得到充分的展现。
另一方面，巴赫金也指出，狂欢节作为文化转型期离心与向心力冲突的宣泄口和语言杂多现象的特殊表征，起了一个联结、沟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鸿沟的枢纽作用。[8]换句话说，狂欢代表着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一种颠覆与反叛。《美人关》毫无疑问体现了这一特质。对于传统精英文化来说，女性才是审美的对象，女性的观赏价值是男权社会的一种产物。如今，对男色的推崇却成了流行文化中的热点，这显然与长期占主宰地位的男性视点格格不入，而要想颠覆这种把女性作为被观看对象的传统，要想反叛由来已久的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就需要用狂欢来完成。只有在狂欢的表象下，人们才能够接受对性别秩序的颠覆，对男尊女卑的神圣体系的消解。于是，英雄自古救美人的神话在这里完全破灭，英雄不再是满腔豪情地成就霸业，而是成了在美人面前搔首弄姿的“小丑”，男性的神圣色彩被无情地一笔抹杀。
此外，《美人关》的狂欢显而易见建立在一种身体的展示上，在节目中，男性健美的身体同样具有了观赏性，它可以象美女那样成为“被看”的对象。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男性美可以分为两派，一为阴柔之美，如日本偶像；另一为阳刚之美，如史泰龙。《美人关》所推崇的男性美更多是二者兼具，选手们既要有俊美的面孔，也要有健美的体形。这种完美的身体除了说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外，还能博得女性的好感，激发女性的欲望。有学者早已指出：“在如今这个消费文化盛行的年代，身体愈发要得到最大限度的观赏性和享乐性。”[9]当然，作为挑战与反叛传统性别观念的一档电视节目，《美人关》的身体展示也同样具有文化属性，比如在巴赫金看来，这种对肉体感官欲望的大胆追求并不具有鄙俗、低级、下流和的特点，而是积极向上、富有生机的，表现了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离心力的强大而健康的主导力量。[10]事实上，身体在历史上从未如此明显地进入了对男性的评判体系，也从未如此明目张胆地成为女性审视的对象。男性身体这种符号借助于狂欢的平台成为打造新价值观的一种工具。
如果说狂欢节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一个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机会，那么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年中民众也只有一个狂欢节。巴赫金早已指出，狂欢节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性的生活常态“倒置”：在节日之外，体制化的“严肃”的生活是常态的生活；而在节日之内，非体制化的、快乐的（这些在平时被视为非常态的）生活，才暂时被允许当作“常态”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狂欢表现的其实是与真实生活对立的一面，是脱离体制、脱离常规的非常态。它塑造的是一个虚拟的小生态环境，申张的是常态下被视为异端的价值取向。拿《美人关》来说，女性在这里找到了情感宣泄的突破口，她们可以大胆正视男性的身体，直白表露对男性的爱慕，一些平时被认为是出格的行为在这里被当作是正常的、合理的。这是一个女性狂欢的时刻，如果没有狂欢，就缺少了冲破传统规范的力量，就缺少了颠覆与反叛的勇气，那么节目就又会回复到往常死气沉沉的性别陈规中。然而，这类电视节目至多也就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潜意识中的一种需求，她们对男性美的欢呼也无非是一种精神上的无意识释放。正如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狂欢节中，狂欢节后会生活会依然如旧，电视节目所张扬的颠覆性的性别观念也无非是吸引观众眼球的一种手段，节目之外的真实生活中女性想要摆脱从属地位的路依然漫长，我们欢呼的其实是一个无法胜利的乌托邦。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意义传播体系，电视中各种符号的运用都是出于表义的需要。在我们所考察的《美人关》节目中，狂欢是为了颠覆性别陈规而构建，而性别陈规的颠覆又依赖于媒介仪式的运用。仪式、性别、狂欢，说到底只不过是编导手中的三种工具，通过它们来组合各种视觉与听觉符号，并运用这一系列符号来完成向观众灌输价值观念与意义的任务。这样，《美人关》在文化意义上完全可以被解读为通过媒介仪式而实现的一次性别狂欢。
注释：
[1]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2]胡志毅，《神话与仪式：戏剧的原型阐释》，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13—31页。
[3]王进、韩青、段晓超，《媒介仪式与奥运延伸》，《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年第12期。
[4]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0页。
[5]同上，第213页。
[6]参见《美人关》论坛。
[7]北冈诚司，《巴赫金——对话与狂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8]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3页。
近几年来，我们开设了大阅读课，引导学生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并写出读书笔记，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但是由于学生受其生活阅历的限制，在自读过程中对作品形成的形象往往不够完整，在大脑中的印象也就不深，有时往往一闪而过。如何让些形象深刻地印在学生的脑海中？我想到了绘画。
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乐于画画，愿意用图画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我充分利用这一点，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做笔记的同时，拿起彩笔，把自己在阅读中想到的画到笔记本上，把自己在阅读中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充分享受阅读的快乐。学生把抽象的语言文字变成形象的图画的过程往往就是一个对阅读内容回顾、加工的过程，等他把这幅画画好以后，也就把自己在阅读中的收获表现了出来。例如：围绕着“抓住事物的特点写”这一训练重点，我向学生推荐的阅读书目中有自读课本中《高大的皂荚树》这篇文章，大多数学生在课下读了这篇文章并做了读书笔记，在笔记本上画下了自己印象中的皂荚树：有的只画了一棵枝繁叶茂的皂荚树；有的又进一步突出了高大这一特点；有的则在这棵皂荚树下又画上了一些正在玩耍的孩子……总之，他们都画出了心目中的皂荚树。透过这一幅幅彩画，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阅读中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棵皂荚树，在孩子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却不一样，有的只抓住了表面特征：又高又大；而有的却深入到了内里特征并受到了心灵的震颤。其中有个学生在这枝繁叶茂的皂荚树干上画上了眼睛、嘴巴、鼻子，组合成一个正在微笑着的母亲头像，这位母亲正在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一群用皂荚树叶烘烤着小手的孩子。这个学生在阅读收获中这样写道：这棵高大的皂荚树多么像一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妈妈呀！我也要学习她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彩图画好之后，再让学生把文中的优美词句抄写在笔记本上进行对照，做到图文并茂，学生就会找出自己图画的不足，并且在脑海中又把图画变成了文字，于是又在自觉不自觉中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
画笔走进学生的阅读世界，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为能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笔记本，使其美观实用，学生在打开每一页笔记时，都要在布局结构、色泽搭配上费一番心思，许多学生还给自己的笔记本配上了漂亮的花边及一些漂亮的小图案，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创造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了他们阅读的乐趣。
众所周知，叙事学的诞生直接受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却认为：广播电视从发明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对叙事学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本文拟从叙事学与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图像转向、图像转向与广播电视的诞生等一系列的关系链中，探寻叙事学与电视媒介的关系。
【关键词】广播电视叙事学语言学转向图像转向
从时间上看，广播电视的出现与叙事学的兴起均发生在同一时期。叙事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苏联，并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于60年代正式诞生于法国。这也正是广播电视从诞生到不断成熟的几十年。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SarahRuthKozloff）在《叙事理论与电视》一文中指出：“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Thesamedecadesthathavebroughtthegradualinvention,birth,andincreasingmaturityofbroadcasttelevisionhavealsoplayedhosttothedevelopmentofanewcriticalfield,“narratology”or,moresimply,“narrativetheory.”）（1）
这几十年间广播电视和叙事学的发展情形是怎样的呢？广播电视的发展与叙事学的兴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
广播电视这种新媒介在19世纪末期就已有雏形，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叶。1895年俄国的科学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两位科学家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长距离通信试验。1906年加拿大人费森登教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无线电广播实验室，并在圣诞节前夕通过无线电波首次进行了声音传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这是由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的商业广播电台，呼号为KDKA。
电视的诞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发明的一台叫作“电视望远镜”的仪器申报给柏林皇家专利局，一年后专利获得了批准。1924年贝尔德采用两个尼普可夫圆盘制作了一台电视机，首次在相距4英尺远的地方传送了一个十字剪影画，贝尔德本人则被人尊称为电视之父。1924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雷金的电子电视模型出现。1931年兹沃雷金又制造出摄像机显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完全采用电子电视系统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这一天被公认为是世界电视的诞生日。1954年彩色电视在美国试播成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这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1962年6月19日，美国发射了“电星1号”，卫星首次成功地转播了电视信号。
无可否认，电视这种新媒介的出现，对整个的社会思潮、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
二
叙事学诞生在“语言学转向”的20世纪，而20世纪对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一词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逻辑与实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认为，“语言学转向”发生的标志是哲学家们共同采纳了语言分析的方法。随后，这一用语主要由理查德•罗蒂编辑的一部题为《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的书而被广泛传布。什么是“语言学转向”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语言学转向”有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又是相互联系的。之一，由历时语言学研究转向共时语言学研究。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创立的，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着眼点应为当今的语言符号系统，应该研究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去追踪这些成分之间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二，由语言学研究转向话语学研究。什么是“语言”和“话语”呢？“语言”一般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修养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这种转向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可以说是语言学阶段，后者是转向话语学阶段。如果说在本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批评得益于“语言学转向”，使得文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对文学对象的把握更加确定，那么到了本世纪的后半期，这种转向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变得不确定起来，甚至连语言的表征都产生了危机。人类文明赖以依存的载体变得不可靠起来。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特别是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困境。这便是文学话语学批评产生的开始。
“语言学转向”催生了一些新学科和新理论，叙事学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叙事学最初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直接影响着叙事学的诞生并被公认为是叙事学的发韧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话故事传统的分类方法——按人物和主题进行分类，他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种类型，建立了一种被称为故事形态学的框架。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了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的观点。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的专号系列文章，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不过，“叙事学”一词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提出，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托多罗夫对叙事学的定义是：“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4）
受“语言学转向”大背景的影响，叙事学又分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流派。“经典叙事学旨在建构叙事学语法或诗学，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用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后经典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5）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大概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文化批评等多种理论或者流派的影响的结果。三
“语言学转向”几乎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就像电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一样。W.J.T米歇尔说：“罗蒂哲学史的最后阶段便是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发展已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产生纷繁复杂的共鸣。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本性的种种模式已经变成对艺术、媒介以及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审思的通用语言。社会便是一个文本。自然以及对它的表征已经成为‘话语’，甚至连无意识也如语言一般结构而成”。
（6）至此，我们会进一步追问：“语言学转向”是怎样发生的呢？导致这种人文学科“纷繁复杂的共鸣”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归纳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说：“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中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更多的是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与日常生活及普通语言关系不大。这样说的理由并不见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两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及代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以语言乃意义之示例范型这一假定作为其开端的。”（7）也许我们会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图像转向”？导致“图像转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这样的解释：“美国学者W.J.P.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化再现或图像的辅助解说转变，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陶东风教授说：“通俗报业的图像化，电影和电视的数字图像化、后成像术的出现和医学成像术的发展，成了转换的标志，更不用说互联网无休止的图象轰炸了。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8）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现才标志着“图像转向”时代的来临，技术的发展和后现代的动力一道完成了“图像转向”的重任。维克多•维坦查说：“文字与图像谁更卓越，今天是图书和电视的卓越之争•••电视以其随机的不连续的图像与线性传统作对，打破了逻辑和思维的习惯。（9）
四
视觉和图像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希腊以来就在文学艺术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绘画与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影响几乎在西方文学影响之上。中国的诗学也是很重视形象的，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等等。但是，“图像”在中西传统叙事中却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方式，即使是近代电影的出现，也因为局限于“非现实”的艺术领域，其叙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一文中指出：“电视图像叙事真正创造、释放了‘图像’叙事的威力与作用，以电视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强势阶段开始形成•••以电视图像叙事为代表的视觉化叙事类型开始成为主导型的叙事类型，开始占据社会叙事格局的主流。电视叙事铺衍着社会的话语，构成了西方后现代现实典型而驳杂的叙事文本。”（10）萨拉•科兹洛夫说：“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11）
电视作为影像叙事媒介，可以说是处处浸透着叙述，也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换成叙事文本。萨拉•科兹洛夫指出：“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情景喜剧、动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剧、小型系列片、供电视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同时，“叙述不仅是电视上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座大门或一只格栅，即使是非叙述性的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由这一叙述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12）电视叙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着我们以前的经验。麦克卢汉在1961年就指出：“电视是一种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长久分离和分散的经验成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13）
电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它已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罗杰西尔弗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一书中也指出：“电视融入日常生活的明显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它随处可见，这么说不仅仅是指电视的物体——一个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现在多种文本中，——期刊、杂志、报纸、广告牌、书、就像我的这本；它对人造成的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电视彻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14）我们有理由认为：电视的日常生活化的诸种意义也应该包括了对于叙事学这门学科的主导作用的意义在内。
以上是我们循着萨拉•科兹洛夫的思路，从广播电视迅速发展的几十年间在人文社会学科所经历的两大事件——“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因果关系中，从电视媒介对于社会文化和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介入及其影响中，追溯了叙事学诞生的背景和主导成因，为萨拉•科兹洛夫的断言——“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找到了一种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注释：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参考麦永雄等译《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6页，439页。
（3）参阅谭善明：《叙事学》，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第3期
（6）（7）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
（8）金元浦/陶东风：《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文化研究二人谈》，
（9）熊澄宇编选：《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49页。
（10）于德山：《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第3期。
作为徐州独特的节日习俗和文化现象，伏羊节承载了悠久的历史意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论是彭祖时已经流传的吃羊传统，还是以徐州为地理依托的地域色彩，都在不同方面加深了“伏羊节”的文化意义，从而使得这一“民俗文化节日”大放光彩。
1.1食羊文化传统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成功驯养的家畜种类之一，人的贡献在衣食住行乃至祭祀方面都有着突出体现，而最重要的应属饮食方面。食羊的传统古来已有，先民们很早就捕猎野羊为食物，羊被驯养为家畜之后，更是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周礼•天官》中有记载：“春行羔豚，膳膏香”；《礼记•月令》也记有：“仲春之月”，“食麦与羊”；“医食同源”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先人们在用羊来满足口腹之需的同时，也不断发掘出了羊肉的药用功效。东汉名医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中记有“当归羊肉生姜汤”能治疗血虚寒疝等疾病；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羊肉甘热无毒。食之肥软益人，治冷劳山岗疾痢，妇人赤白带下，疗筋骨急强，虚劳益气，利产妇”。羊肉的祛风驱寒功效看似与三伏天的暑热格格不入，实际上夏日候湿热，人们食欲减退，体内积热，在这样的时候吃上一碗香辣美味的羊肉，不仅使人胃口大开增强食欲，同时也能促人发汗，以热制热，驱散体内湿毒，补虚健体，对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及高温天抗病能力十分有益。“伏羊节”食羊，既是对羊肉本身鲜美味道的追求，同时也是对羊肉药用功效的充分利用。
1.2地域文化内涵
虽然中国人食羊传统悠久，但在三伏天大碗吃羊肉喝羊汤，并将这一习俗其发展成为全民参与的盛大节日，却只有在徐州得以实现，这与徐州的地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徐州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气候环境上，都体现出鲜明的南北交界地带特色，其风俗传统和文化氛围也呈现出受南北各地共同影响、兼收并蓄的特点。以饮食文化为例，齐鲁菜系的红烧类与酱类菜点的风味、川菜的麻辣鲜香，在徐州饮食上都有所体现。总体来说，徐州菜五味俱全，以咸鲜为主。因此羊对徐州人来说，是地地道道的美味佳肴，人们通常在烹饪羊肉时极力除去的膻味，在徐州人看来正是“鲜”的体现。当地人用大锅清水熬制羊肉羊汤，只在最后加几味简单佐料，辣椒放足便可大快朵颐。这样烹制出的膳食虽不精致，但鲜香味浓，经济实惠，吃起来十分过瘾。淳朴的民风和豪爽不拘小节的个性使得当地人能够适应并喜欢吃伏羊，将在炎炎夏日大口吃肉大碗喝汤的习俗一直保存了下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徐州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几千年前，注重饮食和养生的彭祖便推崇羊肉；后又有沛县汉高祖刘邦喜吃羊肉，据《史记》中记载刘邦年轻时曾杀羊设酒宴客。另外徐州是汉代画像石出土最多的地区之一，在铜山县汉王镇出土的一块《庖厨图》上便画有庖厨用羊肉烹制食物的图景。徐州的伏羊节，从一方面来说是对当地祖先饮食传统的一种顺理成章的继承，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表达了一种对先人的怀念和对汉风古韵的向往，是一种历史的沉淀和对民族感情的承载。
2.“伏羊节”的社会影响
【论文摘要】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电视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视节目体系逐步成熟和受众对电视综艺类娱乐节目的认同,中国电视综艺类娱乐节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起步过晚，我国的电视综艺类娱乐节目在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与国外的同类节目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文章通过对节目内容和受众的分析,对中国电视综艺类娱乐节目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电视技术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我国的电视综艺类娱乐节目的发展做好了技术准备。随着人们对电视节目的要求的不断变化，综艺节目从众多的电视节目中脱颖而出，以它独特的综合性、参与性、媒介性及艺术性，逐渐成为深受大众欢迎的电视节目类型。
在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中，综艺节目的备受瞩目尤其表现在它的博采众长。就它的科学技术支持而言，与电视艺术一样，它综合了光学、声学、电子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等多门类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从艺术表现形式上来说，综艺节目实现了对多门艺术的综合，它汲取了各门艺术的优点，使它的表现力得达到最好效果。从受众面来说，它拥有最为广泛的受众群体，涵盖了不同的年龄、性别、群体、民族及文化层面。从电视技术方面来说，它是多种表现手法及多种构成元素的集中体现，使它的艺术表现力丰富多彩。
我国的电视综艺类娱乐节目经历了一下几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综艺大观》为代表的联欢形式，它将歌舞、相声小品等艺术形式有机的结合起来，开创了我国综艺节目的先河，但是主持人与观众的互动却很少；第二阶段是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游戏娱乐形式，以明星的参与作为卖点，主持人和观众部分互动；第三阶段是以《幸运52》为代表的益智形式，观众被请上舞台，成为了节目中的主体，与主持人进行互动，可是这类互动的条件较苛刻，在节目录制之前需要进行选拔和审核；第四个阶段则是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平民化形式，这类娱乐节目的特点是平民参与和评判过程的完全公开化。特别是节目的全程跟踪式直播吸引了众多的眼球。现在我国的综艺节目正处于第四个阶段，即“平民娱乐时代”。这种形式的娱乐节目的口号是“平民参与、观众做主”，肯定了娱乐本身的平民性以及与大众进行亲密接触的可能性。
虽然我国的综艺节目在我国的大众生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巨浪推动下，它在我国一直成上升的趋势。但是随着它的不断发展，我们也不难发现，它已经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立意错误、格调不高、平庸媚俗、抄袭泛滥、创意不足等等。
一、立意偏差，产生错误的导向
作为一种通过一定的中介形式和大众参与，在相互交流中形成一种娱乐氛围的节目形态，娱乐节目不可否认的起到了传播思想和观点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媒介传播的“信息环境”成为判断标准被人们用来认知客观环境。作为当今“信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娱乐节目的立意和主旨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否则就会给社会带来一些隐性的问题，从而会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
比如现在风行的平民造星类娱乐节目所展示就是具有一定特长的一种普通人短时期内获得成功的事例――邻家女孩摇身变成大明星的飞跃。这类节目的立意就出现了偏差，它向人们展示出了一个一夜成名的模板，将平民大众与成功明星之前通过造星的比赛联系起来，使人们（特别是那些尚处于学生时代的年轻人）对成功的看法产生了一些误解，他们因此认为造星的活动就是一个通往富裕、名誉、成功的直达电梯。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生活。这样一来，人们的心态就会变得越来越浮躁，而导致“泡沫意识”的产生。除这类节目外，还有一些带有巨额现金奖励的游戏类互动节目也存在同意的问题。
二、格调不高、平庸媚俗
我国的娱乐节目在剥离了“政治”和“教化”等功能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节目的文化内涵的弱化。现在有很多的娱乐节目，一味的为了提高收视率，用一些粗俗不堪的低级趣味来反映所谓的“真我”，给社会的文化娱乐生活造成的很大的不良影响。如台湾的《综艺最爱宪》就是一个典型的以“恶搞”为噱头的一个综艺节目，节目主要以主持人恶整毫不知情的来宾为主线，制造出很多意想不到的所谓的笑点。而这些明星来宾也成为了“喜剧暴力”的牺牲者。这样的节目除了能得到那些不过大脑的观众的短时间的爆笑以外什么也得不到，没有什么实质意义。还有许多游戏类节目，制作的水准不高，表现手法拙劣，一味的搞笑，制造闹剧，缺少最最根本的文化品味十分庸俗。
像这类缺少文化气息的电视节目如果充斥了我们的电视行业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必将走向粗糙、粗俗。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娱乐节目的规范问题。
三、节目抄袭现象严重，缺少创新
搜索全国的较有名气的娱乐节目，“目前该节目是法国人在中国进行技术指导，是用法国布料做的中国旗袍。收视率极高的《快乐大本营》的制片人兼导演也表示节目与香港10年前的《综艺60分钟》同出一辙。《玫瑰之约》、《相约星期六》则与台湾同类节目换汤不换药，而娱乐界有人士传出，《非常男女》与日本一娱乐节目极为相象。其它的像《欢乐总动员》、《假日总动员》等都是《快乐大本营》的北京版、浙江版而已。”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的来说就是不知名的抄袭知名的，大陆的抄袭港台的，港台的抄袭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
艺术创作就是要有创新，学习别的节目是可以的，可是如果原搬照抄的化，就只能说明我们的很多节目编导的创造力都是很值得怀疑的。大家可能都看到某一个节目的收视率高，轰然群起炮制的结果就是不仅使被模仿的节目丧失它原有的生命力，“克隆”出来的节目自然也不会收到效益。
四、节目数量过多，浪费资源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每年各电视台电视综艺节目总量达十万个小时，平均每天生产二百五十个小时。从节日庆典、各行各业、从中央到地方，各种主题晚会、栏目晚会应有尽有。这样庞大的数目不仅不能说明我国的电视事业的发达，反而会给观众造成困惑，无从选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娱乐节目的数量过多，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有许多的晚会类、游戏类的节目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它们的供大于求，大多数的节目不尽不能得到收益，反而会因此浪费掉大量的资金。这样的资源浪费真的是相当不必要的，我们一边抱怨节目的制作费用低一边又如此的浪费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应该提高每个节目的质量，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数量。
五、违背艺术创作规律
综艺娱乐节目能够让多种艺术门类同时兼容并存于一体，这点为娱乐节目的创新创造大众多的条件。可是，创新是不可以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的，现在有一些娱乐节目任意篡改我国的一些传统艺术，将他们进行改造，毁坏了它们原有的艺术样式。像这样的节目是绝对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坚决抵制这样的节目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