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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其社会公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作为公德教育的基础环节，大学生的社会公德教育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
一、当前大学生社会公德的现状
当前大多数的大学生能讲究社会公德，遵守公共秩序，文明礼貌，关心他人；有比较正确的社会公德意识，能正确地理解社会公德的社会作用，对公共场合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有较清晰的认知。在现实的公共场合能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和规范，人际交往中能相互尊重，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从当前大学生群体的主流来看，他们的公德状况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但近几年媒体曝光的出现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一系列问题以及我们身边一些大学生的表现，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结合社会现实，综合分析当前大学生社会公德缺失现象，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表现：一是个性自私化，漠视公共和他人利益。在当前的大学生群体中，独生子女居多的客观现实使很多人养成了万事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和思维模式。在学习和生活中不顾及他人感受，以自我为中心，对公共利益和他人的自由权利视而不见、不屑一顾。二是个性自由化，公德意识淡漠。近些年尊重个性自由的观念为人们所接受和推崇，但部分大学生的个性自由却走向异化，张扬桀骜不驯、标新立异成了其追求的时尚。在追求个性的招牌下，在学校和公共场所我行我素，缺乏最基本的公德意识。三是集体意识淡薄，缺乏社会责任意识。许多大学生集体意识不强，在集体活动中缺乏应有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在公共生活中怀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念，当集体利益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缺乏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四是诚实守信不足，缺乏社会文明观念。诚信是大学生从小应养成的基本道德素质之一，但当前在很多大学生身上表现出一些说谎、考试作弊、不讲诚信的行为，模糊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缺乏基本的社会文明观念。
二、大学生社会公德失范的原因解读
分析上述大学生社会公德失范现象出现的原因，其中既有大学生群体的主观问题，也有当前社会环境和成人群体的客观原因。从大学生群体自身看，主要是自由思想的异化消解了公德规范的约束力。近几年，随着社会民主进程的推进和大众观念的解放，以往被压制和否定的个性张扬重新为人们所接受和推崇。大学生群体普遍具有的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也有部分大学生盲目自信、狂傲，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欠缺最基本的谦虚和宽容品质。在其“尽展”自由的过程中，他们只奉守自己的自由至高无上，而缺乏对他人自由权利和人格的尊重，缺乏对社会公德规范的认同和遵守。少数大学生甚至极端地把自由等同于“非公德主义”，即把公德规范看成束缚个人自由意志、自由发展的枷锁，他们主张摒弃社会道德，否认公德规范的积极作用。在现实中他们拒绝接受学校和社会的公德教化，以至于他们的公德情感淡漠、公德观念混乱、公德信念丧失。从客观原因分析，成人群体的公德缺失行为诱发了大学生公德失范现象的出现。面对当前大学生公德失范现象的不断出现，作为教育者的成人群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当前部分家长、老师及长辈等成年人的善恶美丑标准颠倒、社会公德遵守上的知行背离、损人利己与损公肥私行为的发生、违反公共法规和准则事件的频发等现实和事件的存在与发生表明：在社会公德的遵守上，成年人群体以身作则的榜样并没有很好树立起来，正因为教育者本身的道德和行为出现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才给大学生树立了坏的榜样。超级秘书网
三、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现实途径探究
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真正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大学生公德教育是整个社会公德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未来国民公德状况良好改善和提高的希望之所在。所以对大学生群体进行社会公德教育要结合当前社会现实状况，在其成年之前培养起他们明确的社会公德意识、浓厚的社会公德情感和坚定的社会公德意志，使之养成自觉践行社会公德的行为习惯。由于大学生时期正处于自我意识趋于成熟和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的阶段，他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往往呈现出片面化、极端化的特点，即看问题往往以偏概全，看到事物的表象而看不到事物的实质，这便要求教育者根据大学生群体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寻求出契合大学生特点的教育方式。首先，教育内容上要把握“循序渐进”的原则。大学生具有鲜明的个性和不同的心理特点，因此公德教育不能“一刀切”，要适应大学生的身心特点。教育内容的起点不能太高，而应注重基础的道德教化，例如，以要自尊自爱，生活中要尊敬父母、尊重他人，养成良好的公共生活习惯和做人的基本准则等微观道德为主，同时隐性渗透进国家意识、民族观念等宏观价值教育，要注重培养其客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其树立科学的、道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大学这个阶段学生更容易产生价值观上的震荡，因为先前所接受的积极向上的道德教化与所接触的社会现实产生巨大的反差，更容易对社会公德产生迷惑与不解。所以此时公德教育内容上应侧重由原来的基础层次的道德教化向高层次转变，引导他们客观辩证地看待现实社会，通过带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了解社会现实、思考社会问题，进而形成公共道德观念，培养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使他们对社会公德的认知和践行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最终努力成为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其次，教育形式上要由“灌输教育”向“养成教育”转变。传统社会公德教育主要集中于学校和社会的规范灌输和理论宣传教育，灌输教育公德规范在集中性普及、强化性认知等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和值得肯定的。但从显示效果来看，还应该配合以其他形式的教学。例如养成教育方式的引入，所谓“养成教育”的初衷是培养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方法是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学习实践中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养成道德的行为习惯。大学生通过日常的实践观察思考着身边真善美的道德情感，认知到公共道德对个人和社会的巨大作用，并自然而然地模仿形成与道德示范者相似的道德行为。在“积水成渊”“积善成德”中使大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逐步加深浓厚的公德情感，并养成道德思维和践行习惯，进而形成科学有效的教育途径。再次，教育方法上要把“言教”与“身教”结合起来。传统公德教育中的说教教育，教育者是教育的主体，而受教育者多数情况下以被动接受为特征，这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因此除了强化的说教教育外，还应该提供给大学生一个学习模仿的道德示范资源。这就需要当代的公德教育者不仅要从社会生活中挖掘出典型的道德楷模供大学生学习，更重要的是作为教育者要以身作则、躬亲示范地遵守和维护社会公德，注重示范作用的实效。通过言传身教为大学生树立无数平凡的道德楷模，以高度的责任感为大学生树立一个榜样，那就是：为人父母者要从小培养孩子善的本性；为人师者要真正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为官者要洁身自好，造福一方；为商者要遵纪守法，取之有道；为社会成员者要彼此尊重，各司其责。此外，在教育过程中要适当引入“同辈教育”。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性格变化的典型特点就是有较强烈的“叛逆意识”，对于长辈的“道德说教”和批评教育往往有逆反心理，代沟隔阂使社会公德的教化有时难以奏效，甚至适得其反。大学生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同龄人之间的效仿意识很强，众多人追捧的东西很容易在其群体内成为流行的时尚，这也提示我们“同辈教育”是一个值得开发的教育资源。同辈之间沟通很顺利，互动交流也很便捷。通过同龄人交流、与同辈互动，很容易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沟通氛围。所以我们在公德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帮助优秀的、公德感强的学生自觉树立示范者的责任感，承担起其“道德领导者角色”，另一方面要引导其他同龄人向“道德领导者”的学习。同辈之间的互相感染和影响有可能会使公德行为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在此过程中大学生会自然而然地学会文明、友爱以及解决人际冲突的技巧，自觉强化自己的公德意识，形成具有服务于社会和公共福利的品质，在社会事务中凸显出社会责任感、道德感。
参考文献：
[1]王定华．今日美国学生精神面貌堪忧[N]．中国教育报，1997－6－2．
[2]王金萍等．超越障碍：青少年弱势群体的心理关注[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
本研究的核心是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我国高校学生工作体系的问题。各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经验表明,学校社会工作要发展,其重要前提是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内部行政系统的认可与支持,找准学校社会工作在教育体制及学校内部的学生服务体系中的定位。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学校社会工作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地位问题。在80后、90后逐渐成为大学生主体的今天,大学生的问题日渐多元化、复杂化和棘手化,传统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统领的学生工作模式难以满足学生的需要。对调查问卷和访谈资料的分析表明,高校现有的学生工作体系的表现差强人意。不仅学生对学生工作的满意度不高,从业人员本身也普遍存在着工作压力大、成就感缺乏、对职业前景悲观等严重问题。相比而言,学校社会工作充满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宽厚的理论基础和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使得学校社会工作在解决日渐复杂化的大学生问题时,更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更有针对性,也更能适应解决特殊问题的需要。本研究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和学校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功能和方法的比较分析,认为学校社会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互补性。
思想政治教育解决的是大学生因动机缺乏而导致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学习...更多动力不足、缺乏集体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淡漠等,而学校社会工作针对的则是个体因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特殊需要。两者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其目的都是为了把大学生培养成社会的栋梁之才。引入学校社会工作既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也有助于推动学校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其结果是双赢的。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通过大学生成长服务共同体的组建,来实现对我国高校学生工作体制的创新。其方案构想是,将现有的高校学生工作体系中的心理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社团服务中心等服务机构独立出来,与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相整合,共同组建以学校社会工作理念为统领的服务与辅导体系。这一体系与现有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统领的教育和管理体系联合,形成相对独立的和长期并行的“协调合作模式”,从而搭建起既符合社会工作理念又适应我国现实国情的高校学校社会工作运行模式。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构建了高校学生工作的两大系统并行运作模式,即以学校社会工作为统领的服务辅导系统和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统领的教育管理系统的协调合作模式,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高质量、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第二,提出了构建“金字塔型”高校学校社会工作梯队的设想。专家顾问负责专业指导,专业社工人员为学生提供具体的专业服务,而兼职人员主要由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和辅导员构成。第三,提出了在新时期推进学校社会工作本土化、实现高校学生工作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的“双赢”模式,从而使学校社会工作介入高校既能推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又有利于增强现有高校学生工作体系的活力。
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相对满足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需要更高的生活质量的时候，规避风险就成为我们时代的中心政治议题。要解决社会风险，就必须对现代性进行积极的反思并寻求变革。贝克同时认为，要解决这些风险需要专门的知识，风险政治学就是关于是知识、专门技术和非专门技术的政治学，在风险讨论中，知识和专家的地位提升到了政治地位。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处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矛盾聚集阶段，是社会和自然风险的高发期，而这些潜在社会和自然风险往往又很容易转化为各种现实社会危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利益纠结，社会发展中的突发安全事件，政治发展中腐败问题，以及大规模雾霾的蔓延，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等都是风险社会时代的重要表征，虽然我们还不能武断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但是，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根据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提前布局，建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长效机制，以期能迅速化解风险，防范危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处于政府决策核心位置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对政府的危机管理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故而，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探讨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是极为必要的。
二、风险社会的到来凸显了公共行
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作为新时期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它既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也是进行各种危机处理的关键人物，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关系着危机局势的发展变化。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处理能力，也就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危机情境中的组织、协调、指挥、控制、决策等能力的综合体现，是其有效化解危机的根本前提和基础。而面对随时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的风险，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日益凸显。
1.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的预见能力不足。
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重任，政府的决策质量的高低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而作为政府决策核心要素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则左右着政府决策质量的高低。而现阶段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做出经济社会发展决策过程没有充分意识到风险社会的特征，对决策在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不足。近几年，因暴雨问题凸显的城市排水问题就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不足的明证。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本应高瞻远瞩，尽可能预测未来可能的风险和危机，并为此建立相应的应急机制，充分预估未来遭遇灾难或危机后可能出现的瓶颈，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消除导致灾难的各种潜在因素。而由于制度和领导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决策风险和可能的危机预估不足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2.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的辨别能力差。
对于公共行政领导者来说，在风险和危机爆发之初有效的控制和消弭危机往往比挽回和处理危机更加重要。然而从当前我国风险防控和危机处理的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部分公共行政领导者不具备对风险和危机的辨识能力，不能在危机爆发初期，就准确判断危机的性质，预见危机爆发的危害，从而对症下药，将危机化解在尚未造成危害之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就凸显了地方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识别能力的欠缺。
3.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信息搜索能力比较弱。
赫伯特·西蒙曾指出：“在危机状态下：决策者事实上并不具备相关决策状况的所有信息；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决策者在有了相关决策状况的简单印象后就行动；决策者对的选择行为受所得信息的实质和先后顺序的影响。”从中不难看出，针对信息收集，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信息搜集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即公共行政领导者面对情报部门收集来的有关风险和危机信息，难以分辨出信息的真伪、主次，不能透过信息的表层现象对风险和危机的本质有深层次的认识，从而引起判断失误，决策不力。其次，信息掌握不全面，当公共行政领导者面对不完全的信息时，难免不会影响到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的发挥，做出偏颇错误的决定。最后，信息搜集不及时，例如2008年南方低温冬雨灾害，由于我国气象局的天气预报系统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而准确地预计未来一周之后的天气状况，各交通部门之间互通信息不够等，导致公共行政领导者不能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无法估测到可能出现的情况。
4.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断能力不足。
当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的危机时，危机决策是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断能力的重要考验，然而，许多领导者在危机决断时，果敢不足、优柔有余。尤其在面对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时，公共行政领导者往往失去判断力，不能灵活地应对复杂的环境当机立断做出最有效的决策。
5.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执行能力差。
有些公共行政领导者虽然对风险和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当机立断做出了合理的决策，但是在危机决策的执行环节，限于主客观条件，正确的决策没有执行到位，致使危机决策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
6.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危机事件的追踪决策能力欠缺。
社会风险具有隐蔽性和潜在性，往往突然爆发酿成危机事件，而且其后续发展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危机决策是往往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做出的紧急决策，有的时候是完善的、不合理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应对危机事件密切关注，及时调整政策，进行追踪决策。而有些公共行政领导者会忽视了对危机事件的追踪决策，导致危机事件不断蔓延，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三、造成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不足的原因
1.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
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意识是他们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基础，公共行政领导者应该预见潜在或现实的风险和危机，识别风险和危机爆发的征兆，并在爆发之初，预见风险和危机发展趋势，估测危机带来的后果，提前制定有力的预防措施，以控制危机的影响范围。现实中，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决策意识淡薄，而致使危机事件扩大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薄弱不仅会使危机扩大化而且会引发新的危机。面对危机爆发，公共行政领导者承受着心理和时间上的双重压力，他们不能在复杂的危机面前果断决策，从而延误危机处理的最佳时机。
2.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的高与低直接影响着他们决策能力的强弱。危机决策制定的特殊性，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具备较高的自身素质，使其能在短时间内做出适合危机事件处理的决策。这里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首先，公共行政领导者心理素质不过硬。危机决策是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心理、能力、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多重考验，“在危机发生中，公共行政领导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心理承受能力的强弱是决定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本身能力的重要依据。”就当前的一些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有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由于自身危机处理知识不足、心理素质过差，导致在危机突发之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危机决策，致使危机转化为灾难。更有甚者，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因为惧怕风险，在危机决策的关键时期，畏手畏脚，最终错失危机处理的良机，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其次，公共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意识不强。责任重于泰山，责任意识是公共行政领导者成功进行危机决策的关键要素之一。所谓的领导，就是在享受特权的同时，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风险或危机来临时，有勇气站出来，单独扛起压力。在危机处理中，公共行政领导者在责任意识的驱使下，将自己的职、权、责联系起来，立足于社会民众的利益，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使命。现实中很多危机事件是可以在初发期就加以控制，但是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或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麻木不仁，或对危机的爆发心存侥幸，或对潜在的危机敷衍塞责，导致危机事件不断发生。最后，知识水平有限。变化多端的危机事件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不断学习，不仅要具有管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掌握危机决策相关的知识。但是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由于缺乏危机意识或者极少接触类似危机事件，危机决策学习的意识不足，危机处理经验缺乏。另外我国缺乏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技能的专业培训等制度，造成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知识不足。
3.危机决策的信息搜集系统不健全。
无调查无发言权。信息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决策资源，更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依据。缺乏充足的信息资源，公共部门领导者的危机决策就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就我国而言，信息搜集系统存在以下缺陷：其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息系统的技术设备较为落后，人员素质不高，造成信息系统的搜集力度不大，我国的电子政务、数据库资源共享平台等的建设都处于初级阶段，信息的搜集一直沿用传统的方式，同时信息系统的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这就造成我国信息资源不足，难以支撑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其二，我国官办的信息机构，除国家安全部门外，均实行分级管理制。在这种管理方式下，信息机构的独立性大打折扣，当信息搜集的工作触及政府或者某些领官员私人利益时，政府的自利性和官员的私利性便会凸显，一旦缺乏监管，政府和公共行政领导者极有可能对信息搜集进行人为干涉，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信息进行伪造、篡改，因而信息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
4.决策的辅助机构作用不突出。
决策辅助机构是指由专家组成的辅助公共行政领导者决策的智囊团，它主要负责信息的搜集、处理、分析，方案的制定等工作，在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中发挥参谋咨询的作用。事实上决策者在利用专家智囊团时存在一定的误区和问题，具体为：一方面就公共行政领导者而言，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对智囊团的作用认识不足，或者过分依赖，将所有的工作全部交予智囊团，对其提出的方案全盘接受，将智囊团的作用过度扩大；或者咨询意识不强，公共行政领导者过分自信，误将智囊团当做秘书机构，弱化其真正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就智囊团本身而言，智囊团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人员的知识水平，实际的工作能力较低。智囊团成员结构有待改善，研究人员的年龄、气质、经验、知识等结构不合理，部分研究人员还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政策研究分析。而且，作为智囊团中的专家学者在辅助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应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5.危机决策的法制环境不健全。
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逾越法律。处于非常态下的危机决策行为，需要法律为其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然而现实中，我国危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具体说来分为：其一，由于对公共行政领导者行使危机决策权力的过程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管，使得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的运用出现滥用或者缺失的现象。为了能快速解决危机事件，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危机决策的首要负责人，会在危机决策中迅速集聚权力，决策程序相对简化，以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决策。这一过程中，领导者的危机决策极易侵害公民的利益。此外，部分领导者因怕担风险、担责任，而在危机决策的关键时刻，放弃决策权力，不履行自身的职责义务，导致危机发展为灾难。其次，现有的危机管理方面的法律体系存在很大的不足。部分现有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够，无论多么有威慑力的法律，如果不能得到落实，那么只能是一纸空谈。此外，部分法律法规太过分散、老旧，需要及时补充更新，以适应复杂的危机管理工作。
四、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建议
1.增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意识。
现实生活中，很多风险和危机爆发前都会有征兆，可是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在危机初露端倪之时，不能及时发现，采取相应措施，致使危机酿成大祸，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这就要求进行危机决策的公共行政领导者，有较强的危机意识。一方面公共行政领导者树立“居安思危”、“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思想，在日常工作中，关注久积社会问题的变化，留心各类信息的传播，培养自身的风险和危机识别能力，将危机决策纳入日常决策中。另一方面，平时公共行政领导者要注意危机决策资源的积累，其中主要包括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和信息、智慧、经验等无形资产，这样有利于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做出。
2.提高公共行政领导者素质。
首先，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心理素质。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危机第一决策人，必须具备处惊不变、大胆果敢的心理品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公共行政领导者具有很强的克制力，压制内心的恐惧和焦虑，以沉稳冷静的方式，快速有序地应对危机。同时，面对非常规的危机决策，公共行政领导者要果敢善断，能准确地判断危机发展趋势，迅速获取相关信息，并从众多的备选方案中，准确地挑选出最佳的决策方案。其次，加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意识。在危机决策中，公共行政领导者要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履行职责，危难时刻不退缩，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想方设法化解公共危机。然而，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一个社会人，在危机关头的自利思想会影响其决策的正确性。因而，在公务员常规培训中，要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同时加强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处理过程的监督，对于、不履行职责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加以惩处，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最后，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知识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教育，即组织公共行政领导者定期进行必要的危机决策知识、经验和技能的学习交流活动，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的知识储备，加深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危机决策的认识，避免公共行政领导者因知识的缺乏而束手无策。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危机演练，即进行公共危机模拟训练，展现危机爆发的情景，这种方式既丰富了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经验，又有利于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提升。
3.完善信息系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日常决策中，公共行政领导者不可能搜集到所有的信息，尤其在情况紧急的危机关头，公共行政领导者更加不可能获取足够的信息用以决策。因此，在危机决策中，利用有限的条件尽可能多的搜集与危机相关的信息，就显得及其重要。一方面要利用新型的科技手段，提高信息搜集工作的质和量，一改原来不科学的搜集方式利用互联网、大众传媒等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的信息传播渠道，获取更充足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改变原有的信息机构的管理体制，变分级式管理为纵向条式管理，建立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信息系统，广泛搜集各种社会信息。
4.发挥决策辅助机构的作用。
从公共行政领导者方面而言，要彻底改变对智囊团作用的认识，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纷繁多出的危机事件，公共行政领导者要积极利用好智囊团的优势，在决策制定中真正发挥智囊团的参谋咨询作用，这就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重新定义智囊团在危机决策中的辅助作用，促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从智囊团自身来讲，国家要从硬件和软件上支持专家智囊团的发展，软件方面完善智囊团的人员结构，老壮青三者结合，提升研究人员的素质，同时发展和吸纳复合型、综合性的人才；硬件方面，扶持非政府智囊团，为他们提供资金援助。
5.健全危机决策的法制环境。
第三、专业社会工作社团有广泛的组织力量与成员,以这些成员为骨干可以与社会工作者进行交流合作,可以与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众与个人产生互动效果,从而能够及时了解社会及社会问题的变化发展,而且同样可以增进各个区域的各种职能的社会工作者在跨领域地交流互换,提高工作效率。即“交流性”与“促进性”的功能。
当然一个专业的社会工作社团肯定还有很多的优势,比如,在人事利用,筹集资金,发起救助活动等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方面。
(二)
进行有针对性,广泛的社会宣传
(1)针对性宣传——即“骨干论”
社会工作服务社会肯定要取与社会当时中国贫富差距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一部分人群经济能力较强,而另一部分人的情况则不容乐观。针对性宣传的目的即针对富裕人群,使他们乐意捐出或捐助一部分物品或钱财,用以援助贫困人群,以达到尽量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中国社会工作目前缺少对这部分人的宣传,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要用宣传力量使私人捐助在扶贫基金中的比例增多,力求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而富裕阶层的捐助对普通阶层的偶发性,微量性,无论是捐助的稳定程度和捐助的数量上都有很大的优势,但目前对这部分宣传群体的宣传力度不够,需要加大宣传。
(2)广泛性的宣传——即“群众论”
我国著名的报学史专家戈公振先生就曾说过：“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商品之一种手段，实富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从理论上看，公益广告指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为公众切身利益和社会风尚服务的广告。旨在引导一般公众对突出的社会问题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倡导或警示等方式改变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从而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或者缓冲。
公益广告作为一种社会传播现象。由来已久。早在时期。人们就把“抵制日货，请用国货”的标语刷在墙上和印在火柴盒上，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号召人们使用国货。解放初期，徐百益先生为配合抗美援朝，制作了幻灯广告片《志愿军在朝鲜》，为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还先后编制了普选、爱国卫生、婚姻法等广告宣传幻灯片100多套，供全国各地放映宣传。党的后我国广告业复苏，1984年由《北京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晚报》等几家报纸联合主办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赞助宣传活动。1986年。贵阳电视台摄制了我国第一则经过专业创作的电视公益广告“节约用水”。1987年10月，中央电视台在每晚黄金时间里播出的“广而告之”公益广告栏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1996年9月全国开展“中华好风尚”主题公益广告活动。推出了大量宜传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广告作品。1998年夏天，全国人民上下齐心抗洪救灾期间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公益广告。在抗击非典的行动中，公益广告同样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公益广告在我国的发生和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时代呼唤的必然产物。从我国国情出发，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传统，来创造性地解决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问题，这就是公益广告的社会文化功能。我们希望通过公益广告来塑造国民的文化性格，以构建起一种适应今天市场经济需要的思想文化品德。提高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
综上所述，公益广告应该是：面向社会广大公众。面对现实时弊和不良风气，通过短小精悍的广告形式、极其特殊的表现手法。激起公众的欣赏兴趣，进行善意的规劝和引导：匡正过失，树立新风，影响舆论，疏导社会心理。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以维护社会道德和正常秩序，促进社会健康、和谐、有序运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有序发展为目的的广告宣传。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和提高。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和有住房了。一方面，在消费观念上，人们有了更多的现代意识，讲究科学，祟尚时尚，追求情趣，注重文化品位，体现自我价值。从另一方面来看，金钱以其巨大的震撼力，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深刻地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世界。造成人们心理的失衡和行为的不适应，也导致一些人的举止不当。所有这一切。使我们今天的生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使许多人心态失衡、行为失控。在这种形势下，公益广告怎样才能把精神信息传递给受众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此过程中，公益广告还起着提倡社会公德。引导和培养人们的道德感、义务感、责任感。进而帮助人们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的作用，并且按照时代的要求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激发人追求美好舒适的生活。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公益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广告形式，既是艺术的创造，又是文化的创造。凝聚着对社会生活的评价感受、理解。它所呈现出的价值取向、人文精神能够使大众在感受或欣赏设计作品时得到熏陶或影响。通过公益广告的宣传，把思想、意识、政治、信念、道德、纪律等信息传递给受众。在提倡社会公德，呼吁文明进步、推动知识创新、科教兴国、弘扬爱国精神各个方面，发挥其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广告事业已是方兴未艾、蒸蒸日上。公益广告作为一种简短易懂的广告形式，来提倡一种社会公德，唤醒一种社会良知，树立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敏锐地提醒和规劝公众调整自己的社会行为，来改善我们周围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营造一个有利于经济繁荣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和谐的人文环境，就成为它的首要任务，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种影响力首先来自公益广告的真实性、可信性，让受众真切地感知到这是真实的。就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生活中的事实，这种心理的认同感，来源于它的贴近生活。《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为了你和大家的健康，请停止吸烟》等一系列经过多重取舍、提炼、概括、加工之后再现的公益广告。既保持了生活的“原汁原味”，又能引导观众对生活做出规律性的认知。让人们领悟：什么是过时的、荒唐的东西，应该抛弃；什么是新的适时的、得体的东西，应该学习、力行。从对这些广告的品味中，让大家去正确地理解人生，领悟人生真谛。感受到我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厚谊。
公益广告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它的社会公益性，“公益”通常是指广大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当一个人的行为损害或危及了别人的利益时。即侵犯了公众的利益。公益广告始终把目光盯住人自身的完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上开掘主题。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倡导新风。
一个文明健康的社会，应该是社会个体成员通过良好的系统的教育，学习人类社会通行的行为规则，成为一个文明的人、善良的人。如“希望工程”系列广告、为残疾人献爱心系列广告等，都旨在正面提倡个体的文明修养，对社会的责任感、义、务感、对社会秩序的自觉遵守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相互尊重与温情、良好的社会风尚等，这样有利于消除人与人、个体与社会的摩擦和对抗，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如在许多对义务献血的宣传中，有一句话是：我不认识你，但我要谢谢你。一句朴实无华。返璞归真的话语。却是一种至真至纯的精神境界。这样的一句广告语，深入人心，其冲击力和影响力自然不言而喻。
公益广告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种手段，不是强制的教育。而是通过沟通、劝导、警示等多种方式来影响民众，传递社会提倡的精神和美德。唤起人们真挚的情感。警示公众规范自己的行为，促使人们建立一种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增进公众对社会问题的了解和关注，从而得到公众的理解，也有助于矛盾的化解。所以说，公益广告的魅力就在于“润物细无声”，它能够产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效应，使公益广告传播的观念在人们的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自觉和无意识地接受设计作品的教育和熏陶，对塑造人类心灵，创造人类精神财富以促进社会文明进步，都会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作用，比一般理论教育更强烈，也更持久，起着单纯说教、灌输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发展、共生共存是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保护环境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公益广告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鸟是人类的朋友》、《保护地球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爱护花草，美化环境》等，对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使大家认识到保护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工会经费实行独立管理的方式上，有条件的单位工会，应开设银行基本账户，设立工会会计机构，配齐财务人员。人员编制确实有困难的可委托上级工会成立结算机构，实行集中核算、分户管理，以实现工会对工会经费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职工对经费的监督权。
二、要有经费提供保障
工会没有经费或经费得不到保障，规范管理就无从谈起。解决经费收缴难的问题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方面要不断深入宣传贯彻《工会法》，按照全总扩大收缴面，提高收缴率的要求，收取建会筹备金，扩大应收范围。二是对不予拨缴经费的单位要联合上级工会和税务机关，实行税务代征，必要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三是要主动把工会工作融入到党政工作中去，争取重点工作与党政一起调查研究、一起布置安排、一起督促检查，共同推进。积极争取行政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对工会大型投资项目的支持。日常救助工作和工会开展的活动还可与本地知名企业、社会机构联系，以取得社会更多方面的支持。
三、要加强财务制度建设
工会组织要结合对财务工作的新要求，不断改进完善本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如，规范各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发展壮大职工互助储金会,完善职工帮扶体系建设。另外针对工会经费开支、工会会费收入、经费上缴等方面工作，要健全完善必要的制度、措施和办法，并切实抓好贯彻实施，实现用制度规范，用制度理财，用制度指导工作。在固定资产的购置、验收入账、使用、处置、清查等环节要加强管理，对行政拨付工会的固定资产要做好登记工作，转移、借用、报废的要按规定履行手续，把好资产处置关，确保工会资产不流失。
四、要坚持民主理财
坚持民主理财，要进一步增强经费使用的透明度，可以利用单位局域网、报纸、厂务公开栏等媒介，公开工会助学名单、救助标准等经费使用情况。坚持工会主席“一支笔”审批制度，重点开支由工会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要主动征求经审会对工会经费使用、资产管理等方面的意见。成立专门委员会妥善管理专项资金，制定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约束机制，保证合理运用。另外还要畅通信息渠道，主动接受群众管理监督。
五、要与经审工作相结合
基层工会在推动财务各项制度的执行与落实过程中，在促进财务规范化建设进程中，要积极争取工会经审组织的支持和配合，不断健全完善工会财务工作年度审检制度，工会经费收缴使用情况向会员大会报告制度，工会主席任期内审计制度等。尊重和支持经审会的工作，积极配合经审会对工会经费、资产情况进行审查和监督。加强工会经审与财务共同对基层工会工作的指导，使工会财务工作得到健康发展。
六、要强化财务规范化考核
工会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要建有定期考核的评价、验收办法。上级工会应将工会财务要求规范的各项内容细化，逐项设立分值，每年要求基层工会对照开展自查，对扣分项进行说明，制定整改方案。对认为已达规范化要求的单位，可进行规范化单位申报。上级工会组织对申报单位进行考核，考核合格的，发给确认标识。要把财务规范化管理工作同工会主席任期内业绩考核挂钩，使工会主席真正成为工会财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七、要培养高素质的工会财务干部队伍
论文关键词：社会化；城市农民工子女；养成教育
城市农民工子女是指非本市籍而在本市务工的农民工的孩子，他们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新群体，由于生活、学习和文化等环境的巨大变化．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和城市规则格格不入，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造成各方面的不适应。养成教育的目的是将一个自然人训练、教育、培养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成员．通过与别人的接触和互动．学习并内化社会规范，而成为个人人格的一部分，最终实现个体社会化。社会化是人类社会文明不断传递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最终目标是培养掌握了社会群体行为方式、并将社会文化内在化了的“社会人”，这一目标使农民工子女的养成教育面临更大的挑战。
一、城市农民工子女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偏差行为
对“偏差行为”这一概念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主要是指那些超出常规，偏离或违背社会道德、纪律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三类：(1)违纪行为，即违反特定场合的特定管理规范的行为。如不遵守学校纪律，上课说话，小动作多，不按时交作业，考试作弊，顶撞老师，旷课，逃学，欺负低年级同学等。(2)违德行为，即不遵守社会公德。如公共场所不懂礼貌，不讲文明，说话带脏字；不爱护公物．乱贴乱画，随地吐痰，乱扔纸屑和废弃物，骑车出入校门口不下车，坐公交车逃票，不给老弱病残让位，拾遗不报等。(3)异常行为，即由于个体自身某些特殊的精神问题或心理因素及其变化引起的违反社会规范的的行为，这种偏差行为更多的只是因为自己行为的不正常而在客观上造成对他人的损害。如身着奇装异服，言行怪异，离家出走，早恋．吸烟，赌博，甚至吸毒，酗酒，自杀等。这些偏差行为大多是由轻微向严重型发展．如不即时采取有效的矫正措施，最终使城市农民工子女更难以被城市人群所接受。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在养成教育方面的影响因素
社会化的环境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前者是指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它决定着社会化的文化目标与内容。后者是直接对个人社会化起作用的环境．即受化者生活于其中的具体的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会等…。
(一)家庭因素
家庭是人们接受社会化的最基本的文化环境和最早的单位，几乎任何人都出生于某个家庭，家庭在客观上成为人生受教育的第一个课堂，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个老师，其自身的诸多素质会对子女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是家长个人修养差。如不讲卫生，言行粗鲁，与人相处不讲究方式，夫妻双方经常吵架打架，有时甚至跟学校老师闹矛盾，骑车出入单位大门不下车，和门卫起争执，上公交车不买票或不给儿童买票，到超市白吃东西或顺手牵羊，赌博等。他们这些有心无心的错误，不仅有损自身的形象，而且成了子女模仿的消极对象．严重影响了子女的身心健康。
二是家长工作繁重，无暇顾及。农民工多从事高强度、低收入的职业，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根本无暇顾及子女，更不必说对孩子的心理辅导了。很多家长甚至无力照顾好孩子的三餐闻题。把钱给孩子让他们自己解决，至于孩子拿钱做了什么，家长就不闻不问了。有的孩子住地离学校较远，早出晚归，孩子学习如何，做了什么，家长根本就不知道，也没有精力过问。
三是家长对养成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清，或因自身文化素质偏低心有余而力不足。据调查，大部分农民工高中以下学历，85％以上的家长最看重的是分数，而对其它教育根本不重视。更有一些家长从自身的处境出发有“读书无望”的错误认识，认为“学多了也不一定有用”．至于养成教育，更是根本没考虑过由于家长文化水平不高．在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缺乏耐心的说服教育。动辄训斥或打骂．这些不当的教育方式根本不能深入心灵．只是表面的管教，对孩子来说这种家庭教育几近空白。
四是家长经济条件限制。农民工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oo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l9．67％．月收入在500元一800元的占33．66％，只有一成的农民工的月收人超过了1500元。而子女的学费。
借读费等超过一个农民工年收入的64％，这对于一个农民工家庭来说确实是一项庞大的支出。农民工在没有特别谋生技能的情况下。拖家带口进城工作．能在城市中生存下来很不容易。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为减少支出，选择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房中，居室狭小，条件恶劣，狭窄的空间无法使农民工子女养甫皂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更无法给他们提供追求更多知的机会．如购买课外读物，参加文化活动等。
(二)学校因素
社会需要系统地对新成员进行训练．而学校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化手段一个质的飞跃，它使人类的教化活动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在社会严密控制下快速进行的阶段，它是社会化的专门职能单位…。由于经济困难，大多数的农民工子女在专门开设的简易学校，这些学校收费相对低廉，但是其软件设施与公办学校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和弊端．例如：硬件设施不达标．安全问题难以保障．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学籍管理难以统一，教学管理不规范等。即使在公办学校就读，由于农民工子女的学习基础差，学习环境差，会影响整个班级和学校的教学质量和业绩考核．这样就使得很多学校和教师不愿意接纳农民工子女，勉强接纳后也会不时流露出厌烦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的待遇不同，在教育权利是不平等的。公办学校的同辈群体，即城市同龄人对其排斥，歧视也随处可见的。或对其谩骂、羞辱、孤立，或对其疏远、冷淡、嘲笑等。农民工子女面对教师的不公平对待、同龄人的排斥和学习上的困境，其心里支撑力相当薄弱。
(三)自身因素
一是旧有的生活习惯使然，目前，我国农村和城市在各方面差别都很大．农民工子女大部分来自生活条件恶劣的贫困家庭，他们无论是从农村转来还是出生在城市的，总是沿袭着父母旧有的生活习惯，如个人卫生脏乱差等。农村生活条件差，不可能时时洗脸洗手，更不可能天天洗澡，没有那么多衣服，就谈不上经常换洗衣服，他们把这些生活习惯带到了城市并习以为常．即使到城市后生活状况有所改善，节约的习惯仍然使家长舍不得为孩子在个人卫生和整洁上投入更多的资金。
二是自卑感与抵触情绪，大多数农民工子女都或多或少面临这样的问题：由于父辈在城里社会地位较低，一些城市居民轻视农民工．甚至是农民工子女也会遭到歧视：再者因为农民工子女从小就缺少系统正规的学前、学校教育，在接受知识方面大多数不如城里孩子．在个人艺术特长方面，总体程度较低，相比之下，无法展示自己的优秀面。容易产生自卑感；还有生活条件的差异．使农民工子女在穿着打扮、平时吃喝、学习用具等方面均不如城里孩子，有些情况下还会因此遭到城里孩子的嘲笑。这些都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投下阴影，使他们在与城市孩子的交往中产生失落、自卑感，最终使他们产生白暴自弃或是逆反的心理。自暴自弃者认为自己处处不如人，索性就这样了，不再进取；逆反者则产生抵触情绪，处处和教师、学校、社会对着干，会成为问题少年和社会不安定因素。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帮助农民工子女实现社会化，其养成教育的实施相对更困难一些。
三、对农民工子女实施养成教育的社会途径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在人与环境的互动框架下，影响青少年的发展系统分为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四层系统中有一个出现问题，都会不同程度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一)优化微观系统是基础
微观系统是与农民工子女有直接关系的环境，主要是家庭环境。家庭是育人的起点，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助于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规范．这要求家长们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要言传身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父母的良好品质不需过多的说教，便可潜移默化在孩子身上；但是如果家长作风不正，精神上的污点也容易“传染”给孩子。所以家长应该率先力行，做好孩子的表率。二是家长要关注孩子，教育孩子。教育好孩子是父母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孩子的成长，家庭教育起重要作用。家长要用足够多的时间过问孩子的生活学习，转变和摒弃错误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三是要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做好家校衔接。教育儿童是全社会的事，教育部门特别是学校有义务帮助农民工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如开办家长学校．开设符合实际的授课内容，利用家长会开展专题系列讲座，邀请家长参与学校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建立家校联系本，主动与家长电话联系等。
(二)创造良好中间系统和外围系统是主阵地
中间系统直接参与的各组织之间的联系。外围系统是不直接影响对象的环境和单位。对农民工子女来说主要是指学校，学校是对全体青少年进行养成教育的主阵地，也是缩小城乡文化差异的主要机构，学校在对农民工子女进行养成教育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加强宣传教育．消除歧视心理和歧视行为。学校和老师应本着积极地角度影响市民看待农民工子女．尊重他们的合法地位和权利，通过教育端正城市居民的认识，培育城市和农民工的亲和感，认同感，提供农民工与城市社会交流互动交流的机会，逐步化解农民工与市民间的误解与隔阂。
二是要平等实施教育，同等标准要求。学校在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和开展的各项活动时，都要对农民工子女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抚平农民工子女的心理落差，让其克服自卑感，从心理上站起来。同时不能因为是农民工子女就放松要求，同样严格才能达到同样的目标，教育他们真正从自身做起，从良好的习惯做起．培养其健康的人格。
面临的问题。我国工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难免遭遇挫折，首先，我国工会是以“任命制”或“委派制”为主要形式的，这就造成工会在行使职能中都是对上级负责而忽略会员的利益。长久以来在职工群众中的信任度和权威一度降低，群众基础日渐薄弱；其次，现在的企业中，工会不是必需的组织，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发挥的作用也是微小的，这主要是因为工会干部力量、活动场所、活动经费等基本建设条件没有给以重视，未得到保障[2]。面临的挑战。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我国必须进行社会转型，在转型的非常时期，社会形态、经济体制、利益结构和群众倾向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国社会的转型必然不能面面俱到，会损坏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从而导致众多职工的下岗，深化了社会的矛盾，政府的公共服务会遭受群众的责难，受到质疑。矛盾的不断激化会动摇社会秩序的稳定。现代金融危机的威胁下，我国原有的企业管理制度和劳动关系受到冲击，进一步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我国企业的深化改革，使得各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大众对国内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与外界交流的不断加深的观念层次不断加深，思维方式开始转变。从近几年发展来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处于极大的优势地位，经济成分也不断地向着多元化发展，这一变化引起工人队伍的大规模膨胀和劳资关系的日益复杂。可想而知，工会因为工作领域和对象的大部分调整，必须更加地巩固自己，不断求新向上。
建立健全服务机制。一是健全劳动竞赛动力机制，给予企业发展新生命。发动创新思维，通过积极动竞赛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引起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发改委、财政、劳动等部门频繁接触了解，紧密联系，积极合作，从而激发大量中小非公企业参与各类竞赛的兴趣，从而更加完善竞赛制度，提升活动水准和现实效能；二是健全评先创优引领机制，使得先进模范树立良好榜样，成为导航灯[3]。进一步改善工会的先优评价制度，尤其针对各级劳动模范的评选和表彰工作的建设，发动劳动模范的奉献精神，主动教授技术服务，积极解决企业的技术难题，在企业中加大宣扬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创新和奉献的精神，从而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和提高；三是健全职工素质提升机制，促进职工全面发展。在职工培训方面，精神关注和财力投入要并重，这样才能使得职工培训体系更加健全，并且要建立完善的经费监督制度，使企业培训经费使用情况透明化。把职工的道德素质，爱国意识，科学技能水平的提高纳入考量，给予重视。精心设计服务载体。紧跟时代步伐，响应党的号召，争创“共同约定行动”、“工人先锋号”，继续坚持和不断完善“同舟共济保增长，建功立业促发展”竞赛活动、把创新品牌的打造纳入攻坚工程的建设。工会应该成为职工们的“大学校”，鼓励市职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积极参加培训，加大培训基地建设的投入，争取把职工“技能培训、竞赛、晋级”一体化的工作机制融入企业发展中，如有先进操作（服务），则可通过以工人名字命名的方法进行鼓励，推广蓝领人才品牌的建设。要通过推进和谐企业的制度建设使得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更上一层楼，在工作激励和权利约束制度的建设方面给与充分落实，各企业间共同推进合作，协调政府与工会和劳动者三方关系，同时规范各方协商机制，完善劳动关系的矛盾解决机制，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创先争优活动与实践相结合。企业制度规划中，要切实的把创先争优机制理论与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以大带小，如通过大型项目带动经济、大活动推动发展、大平台拉动增长，确保创新活动符合大众需求，取得社会实效。一是面向世界树立新形象，推动经济转型并且升级。近年来，国际形势以及国内经济社会的局面变得日益复杂，企业各机关部门干部职工要适应这一变化，必须提升他们的科学发展能力，企业随机应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备受考验，创新思维的激发，活力的提升有待探索，我们应该大力开展“创新突破建新业、转型发展立新功”的大行动，在市级机关基层工会组织和市级机关部门之间展开竞技，虚心接受合理意见，使得机关干部向服务型人员转变；二是突显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优势，在和谐企业的建设方面，把企业、市级机关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和接受作风评议的园区工会都召集起来，共同联合，创建利于工会组织发展的长效机制。各企业间加强交流，互相走访，互提建议，敢于对市级机关部门单位提意见，求改善。借鉴外国先进企业的企业名库制度，即在企业名库中不定期的随机进行企业的抽取，对市级机关部门进行计分评价，定期进行跟踪和分析，这样市级机关部门就处于企业的监督之下，有利于其职能的发挥和的服务质量的保障，从而建立群众公信力。
总之，工会组织应该以职工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注重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一切因社会转型而引起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甚至转化为机遇。我们需要做的是，注重创新思维，改变原有陈旧工作理念，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工会组织注入新活力，发挥工会组织的强大力量。
本文作者：李强工作单位：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实现文化公平，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重要条件。我国现阶段的文化公平问题主要是转型时期文化资源配置不平衡和制度安排上的不尽合理造成的，要实现文化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重视教育的功能，发挥政府以及民间力量等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公平和谐社会和谐文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有没有和谐的文化，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尺度。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造更多更好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之意就是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而社会成员之间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既包括经济生活的需求，也应当包括文化生活的需求。
一、文化公平与和谐社会
（一）文化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
和谐社会是一个尊重传统、包容歧异、主流鲜明、个性张扬的社会。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受到广泛的重视。韦伯把新教伦理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帕森斯和斯梅尔塞（1956）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理论认为，文化对社会具有系统维持功能；诺思认为文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功能。文化包括风俗习惯、传统、惯例、道德伦理、价值观等，它是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在无形中引导人们从事着社会交往活动。
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在文化的功能上，社会学认为，文化是社会或民族分野的标志，它使我们的社会有了系统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中的人。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成员能否公平公正的占有社会文化资源是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化资源的分配如果公平公正，就会增进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反之，如果在文化上出现不公的分配现象，也必然就会产生社会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阻碍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从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
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享有越来越丰富的文化发展成果，包括文化在内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而且，以经济发展为后盾，为群众提供广泛的文化服务的能力也明显增强。但无可否认的是，文化分配不公的现象依然存在，由此产生的文化矛盾，也具有社会矛盾的性质，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和最终解决，就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现阶段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文化公平问题
著名教育家罗尔斯通过对公平问题的探究，提出了公平的三条原则：（1）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广泛的、与其他人相同的自由；（2）一个人获得的不均等待遇，如地位、职业、利益等应该向所有人开放；（3）如果起始状况（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同，处于不利地位者的利益就应该用“补偿利益”的办法来保证。参考罗尔斯，本文认为文化公平主要是指为了使每个人特有的需求得到满足，必须提供相同的享有文化资源的机会和权利，这种机会和权利不应该受到地域文化、阶层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影响。
目前，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总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同时，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社会公平问题。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在经济生活上出现贫富悬殊，反映在文化生活上也存在较明显的不公平现象。城里人文化生活比较丰富，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一部分人享受着各种高水准的文化消费，低收入家庭、困难家庭有的几乎与文化生活无缘，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仍然处在“除了干活就是睡觉”的状态，享受不到基本的文化生活。这些问题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着力加以解决的。
二、文化公平问题的根源：资源配置与制度安排
现阶段的文化公平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一样，是与我国当前转型时期社会运行机制的非协调运转密切联系的。这种转型背景反映在文化公平问题上，主要是文化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中的不合理成分，具体表现在：
（一）地区文化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
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是社会现实，特别是经济现实的反映。由于我国地域宽广，加之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文化环境差异很大。一般来说，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上进步更快，这些地区经费充足、力量雄厚，文化设施完备而且比较先进，为当地居民的文化娱乐活动提供了较好的物质保障；而西部一些地区，由于本身经济发展滞后，资金不足，致使文化娱乐设施落后，难以满足本地居民的正常需要，同时在规模和数量上也难以与前者相比较。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作为衡量文化资源占有量一个重要标志的高等学府，2002年在中国的分布分别为：北京共有普通高校61所、辽宁66所、江苏73所、上海45所、山东65所、广东62所，而西部的广西只有30所、贵州30所、云南28所、甘肃18所、3所、青海8所、宁夏8所、新疆21所。①
因此，区域文化的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目前最突出的国情之一。文化资源配置的失衡，致使西部文化设施建设长期滞后，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文化公平，也构成了对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制约。
（二）文化资源配置的城乡差距
“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这也已是学界的一种共识。这种社会结构反映在文化资源的配置上，主要是由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配置的。比如，教育和文化公共设施的投入。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文化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村自己来负担，由于经济上的限制和文化素质上的制约，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几乎没有，文化资源相当匮乏。
体现到现实生活中，主要是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数量和结构上的巨大差异。据2004年文化部在甘肃、宁夏、四川、浙江、湖南、福建等地的调研显示，近几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春节文化市场总是熙熙攘攘，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令人目不暇接，总体消费走势较好。而在一些基层乡镇，春节文化活动显得单调，文化场馆设施简陋，也未举行像样的文化活动。此外，一些乡村尽管建有文化站、阅览室、读报栏，但图书以武侠小说居多，期刊杂志以言情媚俗为主，科技类、致富信息类读物非常少见。村民抱怨：农闲时节想读书“充电”，走科学致富之路，寻寻觅觅中，却找不到“电源”所在。于是，打牌、赌博成为了多数农民消遣娱乐的方式。一些富起来的农民在过节时开始释放一年的疲劳，打牌竟成为寒冷乡村的一项最普及的文化娱乐活动。②
（三）文化资源配置的阶层差异
社会分层是指人们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依据社会关系不同层面上的同一性而形成的社会层次结构。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还是人民谋生的手段，广大劳动人民内部由于社会分工而造成的阶层差别依然存在。随着阶层文化贫富差距加大，不同阶层享受公共文化资源的权利受到影响。
首先，社会分层萌发不同的阶层文化。如处在较为富裕群体里，就会有较高的文化价值期望，并能够更主动地提出对文化的较高期望，处于这个阶层里面的成员也相应地表现出更高的成就动机，这就是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相反，处于贫困阶层的成员，由于自身接受信息的机会收到周围环境的限制，对自己及其周围的成员的文化期望较弱，甚至会产生文化贫穷的恶性循环。
其次，社会经济地位产生不同的文化资源占有机会。由于家庭的文化资本不同，所占有的文化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会不同，贫困阶层绝大多数没有条件享受比较好的文化资源，农村和城市在占有文化资源的可能性方面亦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等等。以接受高等教育为例，尽管当前我国加快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但社会分层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专业选择上的影响仍十分突出，其基本顺序是：干部、工人、农民。城镇考生，尤其是干部子女，他们一般具备较好的家庭文化条件，而农村地区及城市里的贫困阶层由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限制，在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综合素质上都会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
（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弊端突出表现一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各项资源分布不平衡。如上所述，总体看，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相对于边远地区，城镇相对于农村，其优越性是一目了然的。即便是一个省、一个城市，其公共文化的资源分布也是不尽合理。当前我国许多地方的商业中心的改造和行政中心的搬迁，大多从经济着眼，缺少公共文化服务的意识。
二是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严重脱节。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由于缺少调查和论证，往往性质和形式单一，难以得到公众欢迎。如许多文化馆多年来服务方式单一，对现代文化形式、内容缺少研究，很难吸引公众上门，远不能满足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产品越来越多样化的要求。公共文化服务强调的受众平等，并不是平均。
三是没有对文化消费的贵族化倾向进行有效遏制。在今天，艺术展演不可能再是免费享用的文化大餐已是常识。但演出的成本和利润变本加厉地加到了观众的头上，造成了今天的“天价”票盛行。这将会把一般民众排除在基本的文化消费领域，使文化只成为某些富裕群体的“奢华品”。文化消费的“贵族化”倾向正以和文化设施崛起同样惊人的速度发展蔓延，成为城市管理者必须面对和正视的一个问题。
三、实现文化公平，构建和谐文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着力建设和谐文化，而公平与公正应该成为和谐文化的重要特征。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公平，不可能是绝对的，只能是相对的。但我们必须努力创造条件去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文化生活上的过大差距。要解决当前的文化公平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主要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把教育公平作为奠定文化公平的基石。
和谐社会的构建要通过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去实现，而教育公平是正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设置，具有传授知识与技术、传播文化的功能，是实现个人社会化和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特别是文化公平的重要途径和根本前提。
长期以来，学费高、乱收费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些年，各个地方都针对教育不公平现象出台了措施，如对贫困生实行助学和贷款措施、对“高考移民”严厉打击等，而且在有些学校已经形成了制度。遗憾的是，但执行起来仍有一定的局限性，缺少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因为公平观念和人文关怀的落实本身就有很大伸缩性。
因此，应在教育领域普遍倡导公平文化，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精神大力弘扬，国家首先应该保证和营造受教育的公平环境，从制度上严格限制、惩罚那些违反教育政策的行为；其次，教育机关还应该对自身进行公平教育意识再教育，特别是基层领导者，在树立经济意识的同时，更要具有公平意识和人文关怀精神，充分考虑到贫困生的困难，设置绿色通道，奉献爱心。此外，要加强对教育腐败与教育特权的监督，通过建立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监督机制，防止和惩罚教育腐败，坚决取消教育特权，保障教育公平。总之，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成为提高国民素质重要途径，最终达到以教育公平促进文化公平。
2.构建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不对政府的职能、权限进行明确的界定和限制的情况下，社会文化发展是不可能真正走上和谐发展的道路的。政府要真正推进文化建设，就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那些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文化产品(如义务教育、公共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等)的提供上，必须建立健全文化资源配置的公共选择机制，确保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社会公平。文化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要纠正目前广泛存在的政府文化投资热衷于“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以致大量奢侈豪华、铺张浪费而利用率极低的所谓文化工程，同义务教育捉襟见肘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的不公平现象。
其次，文化生产和消费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让最普通的百姓能够用最平民的价格享受高品位的文化，这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政府的政绩不仅在于建造了多少标志性的文化设施，更在于多少市民在这些设施里享用了高品位的文化。正如一些专家所建议的，公益性原则、非暴利原则、法治原则、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原则，应该成为演出市场定价的根本依据，文化消费的贵族化倾向应该而且必须得到有效遏制。
最后，在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上向“文化弱势群体”倾斜，为文化公平提供政策保障。为了保证文化财富在分配对象、分配内容和分配方式上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政府在公共政策的选择上应该注意向文化弱势群体倾斜，保障和维护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目前，农村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仍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文化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十分贫乏。城市殊群体也很少有文化生活，农民工更处于文化饥渴状态。正是出于向文化生活贫乏群体倾斜的考虑，文化系统高度重视基层文化建设。
3.鼓励并善待有利于基层文化建设的民间力量。
实现文化公平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基层文化建设，就是为最基层的群众送去文化生活。随着近几年社会经济的发展，群众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但是政府在基层文化建设方面也未必就能面面俱到，志愿者、民间组织的出现恰好可以填补这块空白，它们既为老百姓带来娱乐和享受，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文明建设，为实现文化公平、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要发挥民间力量在基层文化建设，成为促进文化公平的途径，需要加强对民间力量的正确引导，为它们的发展营造健康的生态环境。一方面要引导民间力量融入时代和社会，一方面又要珍惜其与民间社会、与民族民间文化的天然联系；一方面要避免政府部门的过度干预，为文化建设的民间力量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一方面又要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打击种种违规违法行为，反对以任何形式和理由设置地方保护的壁垒。注释：
①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②《春节文化消费不均衡》，/sd/z629.html（具体作者不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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