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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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摘 要]本文首先讨论了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然后阐述了文化语境的含义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最后探讨了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语境。本文的讨论表明， 文化语境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了解有关文化语境， 在正确全面地理解原语语篇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的基础上， 创作出既忠实于原文， 又能为译语读者所理解的译语语篇。
[关键词]文化语境 翻译
1、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文化赖以传播的物质表达形式。语言和文化共生、共存。语言反映文化， 又受文化制约。由于语言和文化的这种难分难解的关系， 人们使用语言时总是必须参照特定的文化。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 言语行为不仅发生在特定的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 ion) ， 而且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既已明确了文化与语言相互依存的关系， 也就明确了文化与翻译的密切关系。没有翻译， 文化传播就无法进行; 没有翻译就没有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黄国文， 2002: 7)。翻译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译语文体的生成活动， 译者既要准确传递原文的内容、意图、风格等， 又要满足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译语读者的要求。“翻译中对原文的理解， 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 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张美芳， 2001: 29)。翻译是理解和表达的有机统一体。由于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所以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首先阐述文化语境的含义及其对翻译的影响，然后探讨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语境。
2、文化语境的含义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2. 1 文化语境的含义马林诺夫斯基认为， 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 文化语境包括当时的政治、历史、哲学、科学、民俗等思想文化意识， 还包括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刘润清， 1999:278- 284)。黄国文(2001: 124) 给文化语境下了这样的定义:“每个言语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规约、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这种反映特定言语社团特定的方式和因素构成了所说的‘文化语境’。”2. 2 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由于语篇脱胎于文化语境， 文化因素自然会沉淀在语篇中。作为文化载体的语篇， 能够反映一个言语社团的社会、历史、心理的特征， 诸如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背景知识以及心理状态等等。因此， 对原语语篇的正确理解必须联系它赖以产生的文化语境。这里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例1 O n the subject of ext ra - terrest rial life—someth ingabout w h ich the co smo logist is frequent ly asked—he said he didno t believe aliens had visited Earth. If they had， he added， itwould have been“mo re like Independence Day than ET. ”关于外星生命——人们常常向这位宇宙论专家提到这类问题——他表示不相信有外星人造访过地球。他补充说， 即使有过， 其情形应该“更接近《独立日》而非《外星人》所描述的那样。”(《英语世界》99ö8， 12 页)显然， 这篇译文的最后一句只是语义层上的译文， 两部电影的片名是翻译出来了， 但其包含的文化内涵译文读者是无从理解的。实际上， 即使是读英文原文， 没看过这两部电影的或不了解这两部电影的内容的读者也是无法理解这段话的意义的。理解的障碍当然不在语言， 而是在文化背景知识。所以当译者作出下列译注之后， 理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独立日》和《外星人》， 这是两部美国科幻电影。《独立日》中的外星人极其凶悍， 大肆杀戮地球人; 而《外星人》一片中的外星人则善良、脆弱， 与地球上的小朋友结为伙伴。上面的例子说明， 译者必须结合原语语篇的文化背景才能正确理解并译出其真正涵义。如果说在理解阶段， 译者注意力的焦点是原作者， 那么， 在翻译阶段， 其注意力的焦点则是译语读者。这就要求译者既要尊重作者， 也要尊重读者。尊重作者也就是尊重原语文化， 对原语语篇的文化内涵， 译者要忠实地将语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译语读者。尊重读者也就是尊重译语文化， 由于译语读者来自与原作者不同的文化语境， 译者在翻译时要考虑到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承受力。例如中国报刊上经常出现的“亚洲四小龙”， 在翻译成英文后变成“Four T igers ofA sia”。译者这样处理是考虑到原作者与译语读者所在的文化的差异。在中国文化里，“龙”是地位的象征; 而在西方文化里“dragon”是邪恶和恐怖的象征。如果将“亚洲四小龙”直译成“Four SmallD ragons of A sia”则会引起西方读者的迷惑不解:四个经济发达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中国人眼里怎么变成了邪恶的东西?
3、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语境
学校体育发展情况和社会价值取向影响大学体育文化的功能。从文化角度来分析，文化具有传递、继承、辐射以及创新等功能。大学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同样具有健身、育人、导向和创新等功能。
(一)学术功能
体育文化的学术功能，与体育学科自身发展相适应。在传统教学中，主要是在体育院校和体育科研部门才能体现出体育文化的学术功能，而现在，由于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不断涌现，许多高校也对体育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由于是一些综合性的高等院校，更加注重对体育科研机构的建设，这是新形势下，对大学体育文化学术功能的一种拓展。
(二)导向功能
大学体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学体育文化的特殊性导向功能。大学体育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与国家、集体及校园利益相一致，又要把校园体育行为引导到体育建设目标上。体育在长期的教学、训练科研以及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体育价值观念，并不断进行升华，在为校园体育行为提供参照的同时，也引领校园文化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社交网络交际的频繁，大学体育和日常生活逐渐融合。“终身体育”“全民健身”“健康第一”等思想观念的提出，促使大学体育文化对社会体育潮流或多或少起到了导向性作用。
(三)竞技功能
体育是竞技比赛的一种表现，因而，大学体育文化也少不了竞技功能。尤其是在现代高校体育教学中，更加注重对体育文化竞技功能的开发与利用。从而更好的体现“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体现出本校体育项目的特色。将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进行有机结合，不仅能够增强本校的体育项目竞赛的实力，同时也为创建独具特色的大学体育文化营造出了良好氛围，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创新功能
大学校园是体育历史文化的“储存室”，同时也是体育文化的“加工厂”。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体育文化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促进了体育教学、训练、科研等在创新中得到了发展。创新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体育新技术、新观念等不断涌现与推广，促使大学体育的发展也多姿多彩。
二、文化多样性环境下对高校体育文化的反思
高校体育文化在展现当代体育发展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呈现出了新时期高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素养。在当前多样化环境下，高校体育文化不仅要与世界体育文化、社会主流文化发展相适应，同时也要体现出本校体育事业的发展特色，发挥出高校体育主导文化的作用。
(一)坚持普适性与特色性相协调统一
在现阶段文化多样性语境下，高校体育文化建设需要坚持体育文化普适性与特色性的相互协调统一。首先，高校体育文化要坚持其普适性，紧跟时代步伐，体现时代气息，保证高校体育文化与社会体育文化的协调;其次，作为高校体育，又要体现出其自我的特色，凸显个性，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同时，也要正确处理高校体育文化多样新与个性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体育文化面对的是全体学生与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具有形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高校体育文化要挖掘出自己的特色，并要保持。但是很多高校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到位，为了提高学生的体育成绩，仅仅突出了几个比较占有优势的体育项目，忽略了体育文化多样化的特点。还有些高校，没有立足于本校的发展实际，将把整个学界体育文化建设作为了风向标，盲目发展，未能体现本校特色。这些极端思想与行为都不够正确，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二)以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
素质教育在我国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中，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作用。高校体育文化在建设过程中也应以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真正体现出素质教学的内容。过去，我们在教育中过度重视文化课成绩，但如今，我们的教育正处于向素质教育转型的时期。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体育文化也应该与这一指导思想进行接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素质教育中，需要重视校园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作用。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一个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有利于培养体育兴趣，自觉养成学生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
1.彰显体育精神。国与国，校与校、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竞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在体育比赛中，有利于形成学生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提升集体的凝聚力。高校体育文化的建设和宣传，对于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推进素质教育是有重要作用的。
2.培养竞争合作精神。体育精神能够激发起学生的竞争意识，有利于他们以良好的心态应对将来日趋激烈的职场竞争。同时，体育项目中的团体合作性，促使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形成协作配合的意识，这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良好契机。
3.塑造学生性格。体育竞赛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塑造学生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性格起着十分重要作用。
(三)尊重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
考察第五代电影文本，可以发现第五代电影的绝大部分存在着文学的母本。进一步分析这一改编的“奇观”，我们看到的是第五代电影的改编承续了现代性在历时空间中的文化之根和现时状态中的文化之变。
【关键词】现代性第五代电影改编文化语境
“第五代”是一个难以下定义的概念。有人把“第五代”理解成为一个类似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潮流，也有人认为“第五代”是一个中国电影历史上一个卓越的群体。一般而言，约定成俗的概念是这样的：他们是新时期出现和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的电影人，具体是指之后的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北京电影学院招人的第一批学生，即1982届毕业生。他们是第五代的主体。[1]第五代的这批作品都有着相通的历史价值立场与精神追求，有着对电影语言的大胆探索。以此为表征。其背后还内涵着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高度合拍的中国电影现代性的承续、转换的历程。因而，也就意味着中国“第五代”电影的现代性是在现代社会历史价值意义的构建和现代电影语言审美形式的双重纬度上展开的。
一、现代性的承续：“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之根
中国电影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同步性。中国电影的现代化也是在遵从电影自身特点、规律的基础上，以反映“社会的现代化”、“人的现代性”为其出发点的。“五四”从本质上说是一场思想启蒙的运动，反映了国人对社会进步、人的发展的渴求。随着20年代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虽然没有脱去“鸳蝴派”、“文明戏”的色彩，但其反过来促进了大批电影观众群的形成与发展，应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存在。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的进程紧密联系，自“左翼电影”以来，经过“国防电影”、“革命电影”、“进步电影”的口号，以“进步”、“民众”思想为核心的电影思潮构成了中国现代电影的主流。30—4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主流内部关于“社会派”与“人文派”的分野为现代电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第四代导演，无疑更为执着地反思着社会进程的变迁，呼唤着人性的回归，迈出了走向“审美现代性”的坚实步伐。在《小花》(1979)为主要开始标志的情感表现影像中，第四代电影人展开了新时期的诗化的、还旧的情感艺术表现天地。一系列的散文化作品如《城南旧事》(1982)、《乡音》(1983)、《人生》(1984)等，翻出中国现代电影动人的局面。
承续前人对社会历史意义的探寻，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基本上是表现大人文背景下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启蒙意识，并在这个过程中表达对人本身的关注。如张艺谋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在一个极为简洁的故事中表达了多层次的内涵。故事的外表是一个社会性层面的问题：一个民告官的故事：其次是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一个受到伤害的弱者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之后，它折射出的则是中国农村人的蒙昧与觉醒相互交织的主题：秋菊坚定的告状既有农民的执着。也有对法律的逐渐认识，但最后的结局所体现出的法律的严肃性显然是她无法意识到的，也是无法用朴素的农民的道德力量所能解决的。从这样的视角来分析，《猎场扎撒》、《盗马贼》、《菊豆》、《边走边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讲述是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喋血黑谷》、《晚钟》、《红高梁》等影片是选择了的历史背景，《孩子王》、《霸王别姬》等影片则有的痕迹，《黑炮事件》、《大阅兵》、《秋菊打官司》、《四十不惑》等影片展示的是改革开放宏大叙事，但它们都无一例外的指向了人，人的压迫、反抗、觉醒、困惑等等。
巴赫金认为，艺术形式并不是外在的装饰已经找到的内容，而是第一次发现内容。所谓现代艺术，从根本上看就是为一种新的思想找到其适合的新的形式。而一个时代文化价值意义的确立，都是以建立具有鲜明的语言体系为特征的。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的序言中的话：“电影是一项企业，又是一门艺术：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语言。”
从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中国电影语言就一直走着一条逐步摆脱戏剧语言的束缚找到自身特性的道路。对中国电影语言的探讨，也是与对电影本性的发掘与认识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1905年，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就被冠着“影戏”的名称，从戏弄一些洋玩意逐步走到弄点中国自己的戏曲电影。它作为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的功能初步得到认可。1909到1922年间，电影在第一代电影人(如张石川、郑正秋)的多方面的尝试下，电影的影戏传统基本形成，并吸收了传统艺术与舞台戏剧的特点加以了合理化的改造。1920年代后期，新知识分子加入到中国电影工业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电影经验逐渐传播，为中国电影艺术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很重要的新动力。这批新知识分子和后来的左翼电影运动结合起来，诞生了中国第二代电影人，在1932年至1942年中创作了中国电影史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抗战期间的电影创作中，在电影语言探索中最具意味的是延安记录电影学派的诞生和费穆在孤岛中拍摄的戏曲集锦片《古中国之歌》。在1976—1978年的短暂“恢复时期”后，第三代导演开始将受压制的对电影的革新热情喷发出来，1950年代中后期的观看国外电影的经验和思考转入了他们对自己语言体系的改进，而在第三代电影人背后的第四代电影对电影的创新欲望更加在没有“传统”包袱下出现井喷现象，这种现象带来了对西方电影最外化技巧的大量堆砌式使用，在电影语言上表现为一种未经归置的野性。这种爆发在整个电影观念是一种促进中国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决心的产物。他们的影片有效的回避，抑或超越了中国电影“戏剧的拐杖”，走上了一条“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宽广的道路。
第五代导演无疑受到了这一美学风格的极大影响，其延续的痕迹也是相当明显的。第四代导演中的“一些写意性的段落，如《青春祭》中的‘出殡’，‘泥石流’等”，到“《黄土地》中的‘腰鼓’、‘祈雨’，到《红高梁》中的‘颠轿’、‘喝酒’等，都有着一以贯之的清晰的艺术轨迹。”[2]但是，总体而言，第五代导演的电影语言在此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革新。他们在叙事上放弃了如何将电影和戏剧分拆开来的胶着。以一种“造型感”和“隐喻性”的镜头语言体系对整个中国电影格局发起了挑战，这种挑战使得电影的视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二、现代性的转换：“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之变
客观的社会环境，没有允许第五代导演在人性的价值启蒙与独特的造型语言的道路上持续太多的历程，很快被泛化并被后起的“第六代”所追赶，经历了转型与调整的痛苦。从本质上讲，文化艺术形态的转型是以社会经济的整体转型为背景的。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整体加速转型的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到现代文明的社会形态，从传统的政治伦理型文化到经济商品型文化，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深刻的调整。在新与旧的转型中，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混杂、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传统审美构架的崩塌，商品经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潮流的冲击下的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困惑等等都充盈在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3]这种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体现在中国电影创作中，就是一种艺术形态的当代转换，一种电影社会文化价值与电影文化语言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的“双轮旋转”。[4]
不同于前五代电影人对电影社会历史价值的内在认同，电影的“后五代”群体从电影本体出发，对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的价值认同观念不断凸现，并日益体现在他们的电影创作中。随着90年代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根本变迁，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生产制作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必须进行的最根本的战略抉择。观影人数的急剧减少、国产电影市场的大幅度萎缩把曾经还处于遮蔽状态下的中国电影孱弱的工业体系和营销能力彻底暴露在了世人的眼前。关于中国电影产业研究的一些关键概念，如受众、票房、发行营销、目标市场、投资体制等都开始成为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向度。
从创作的实践来看，九9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是如何把握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特质上，在这个进程中对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系统的学习成为十分关键的问题。张艺谋1993年之后的作品及第五代导演群体特征的解体。都与此有关。叶大鹰的《红色恋人》和冯小宁的《红河谷》等影片的标志性作用也十分明显。然而在其中最为成功的代表人冯小刚的贺岁系列中，则更为发人深省的表现了中国大陆的现有强势文化消费习惯的重要作用。
中国电影进入90年代以后，新生代电影的出现促使真正讨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状况”，以及将50年代以后世界艺术电影创作领域全面的“现代化语言”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新生代导演中关于个人成长的讨论重心，给中国电影的创作获得了一次将电影创作和个人生命体的表达高度结合的契机，但是这些作品尴尬的境地仍然不可避免。他们生不逢时。在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性质重新回到对其存在的主要诉求上，再加上主流文化倾向和个人表达的呈现水平等多种原因，使得“第六代”或者“新生代”电影人中的个人言说和对电影语言的关心被放置在一个边缘化的地带，他们的生存比他们的前辈中国电影人更为艰难。但是，事实上，第六代导演所带来的艺术理想及表达方式，已经为中国电影输入了新的理念与语言。[5]可以说，其独特的语言体系是对第五代群体性语言的一种反驳，构成了对第五代群体的一种深刻的解构。分析其主要的语言构成，主要在于自我的叙述视角和纪实的语言风格。
在电影叙事中，叙述视角是一个重要的语意生成要素。出于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与尊重，第六代导演采用了自我的叙述视角，其作品带有一定程度的集体自传性。《阳光灿烂的日子》以成年的我——马小军回忆的方式展开自己曾经经历的往事。为了让观众确信我的叙述者身份，导演甚至不惜冒着故事流畅性被打破的危险，多次用话外音的方式怀疑叙述的可靠性。“我现在怀疑和米兰的第一次相识是伪造的，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在马路上遇见她。”在影片摄影中。也多次采用了仰角近景，使得“我”的形象渐显高大，反映了叙述人对自我的怀恋。其他如《苏州河》、《长大成人》、《月蚀》等一批作品都展现了自我的依恋和怀疑中的双重矛盾，成就了第六代导演自我的成长寓言和青春呓语。
第六代电影导演“自我”成长寓言是以一种纪实性的语言风格呈现的。出于对宏大主题的抗拒、反叛，以及他们自身没有进入中心的边缘拍摄、生活状态，他们普遍采用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同期录音等方式，强化影片的纪实性。法国《电影手册》杂志评价为贾樟柯带来国际声誉的影片《小武》，其“创作手法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表现了中国电影的复兴与活力”。排除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与公允的。在这里，“中国电影的常规”即是第五代导演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树立的乡土中国的影像。他们成为了第六代导演争相解构和划清界限的对象。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元曾说：“寓言故事是第五代的主体，他们能把历史写成寓言很不简单。而且那么精彩地去叙述。然而对我来说，我只有客观，客观对我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注意身边的事，稍远一点我就看不到了。”[6]曾因以成长的主题和成熟的形态命名了第六代的路学长，在拍摄电影《长大成人》中曾说：它“表现了一个孩子长成青年的过程”，“有我自己的故事和我朋友的故事”，成为了60年代人群的精神自传。
三、现代性的视角：“第五代”电影改编的文化语境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曾说过：“小说与电影是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诚如此言，自电影诞生以来，它和文学就处于这样交叉与分离的矛盾互动中。从美学形态上分析，文学(尤其是小说)和影视的叙事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恰是这种叙事的相似性，使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影视和文学的主要的叙事因素都包含着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和叙事手段三个关键元素，影视和文学都是借助于叙事的感性特质虚构或者再造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真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存在是对于现实世界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重现或者补偿。影视与文学都是通过感性的人物、冲突的事件和生动迷人的故事，围绕着一个预先为导演或者作家设定的主题展开想像的叙事，他们在接受层面上大多都设定了预期的读者或者观众期待视野。所以，作为同是叙事艺术的影视与文学，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一个相当鲜明的文化事实。
以这样的视角来考察“第五代”导演的经典之作，几乎全部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这是一个电影改编的奇观!“第五代”导演的处女作。几乎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梁》，陈凯歌的处女作《黄土地》，黄建新的处女作《黑炮事件》，张军钊的处女作《一个与八个》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其中尤以第五代的双璧：陈凯歌、张艺谋最甚。除《黄土地》之外，陈凯歌又陆续改编拍摄了《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上接07页《花影》等。张艺谋则更被称之为“离不开小说的导演”，其迄今为止的12部影片。除了1988年《代号美洲豹》和2002年的《英雄》都是改编自小说。如1987年的《红高梁》改编自莫言的《红高梁》，1990年的《菊豆》源于刘恒的《伏羲伏羲》，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源自陈源斌的《万家诉讼》，1993年的《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活着》，1994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取材于李晓的《门规》，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由述平的小说《晚报新闻》改编，1998的《一个都不能少》由施祥生的《天上有个太阳》改编，1999年的《我的父亲母亲》改编自鲍十的《纪念》，2000年的《幸福时光》取材于莫言的《师父越来越幽默》。
面对社会发展中对技能型人才的不断需求，完善高职英语教学，结合跨文化语境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效果，使我国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质量得以提升，将有助于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发展。当前，可以在跨文化语境教学中开设英美文化课，对英美国家的历史发展以及深厚的文化知识进行讲解，进而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跨文化英语交际能能力。
2跨文化语境教学在高职英语教育中的重要性
2.1强化高职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在高职学生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合理的运用跨文化语境教学，将能够有效的对学生的英语语言用能力以及交际技巧进行锻炼。通过不断的传授英语教学知识，使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达到能够运用英语语言交际沟通的能力。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必须摒弃传统授课方式，将学生作为主体，引导学生了解英语语言文化内涵，使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不断提升。
2.2提高学生对国外文化的理解水平
不同的生存环境使各个国家具有了独特的文化传承历史，最终导致其在文化、风俗、历史背景等方面与我们出现了较大的差别。所以，在鼓励学生学习英语文化之前，应该使其了解国外发展的历史文化以及历史背景，进而提高其对英语语言的理解及掌控能力。通过跨文化语境教学的实施，将是有效提升学生对英语文化理解的重要手段。
2.3为学生培养正确的审视英语国家文化的态度
没一个国家的兴起时间不同、发展背景不同，所以他们各自都具有不同的优缺点。英语教师在进行教学时，通过跨文化语境教学为学生建立对英语国家正确的态度，使其能够客观合理的评价每个国家的优缺点，接纳每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差异。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糠的方式融合外国发展文化，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英语的理解能力以及自身的文化造诣。
2.4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行培养
通过采取跨文化语境教学手段，可以使学生有效了解英语语言的重要性并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该教学方法还能够不断的激发学生对英语语言的学习兴趣，使其不断的通过自我收集信息的方式自主进行学习。所以，教师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积极的引导学生正确的获取资料，纠正学生错误的学习方式，使学生掌握并理解英语语言的内涵，进而提升对英语的掌握及应用能力。
3在高职英语教学中跨文化语境的实现
3.1将具有针对性、突出性的国外语境词汇及句式进行分析
国外英语语言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所以通过对国外语境的词汇以及重点句式进行分析、比较，将有助于高职英语的教学。通过实际分析可以发现，国外英语语言在交际时都具有特定的背景，对于问路、答谢等都具有常见的几种表达方式。所以在现代教学过程中可以对这类句式进行拆解分析，提高学生对其的理解能力，强化学生对跨文化语境的掌控力度。
3.2对过国内外相同含义的语言进行英语教学
由于各国文化发展以及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但是对相同事物的表达依旧存在通性。所以在进行高职英语教学的时候，介意对英汉句意相同或者接近的例句进行重点的分析对比，将其中所蕴含的规律找到，并对他们进行总结归纳，让学生消化吸收，进而提升其理解运用能力。作为现代的语言交流工具，不论是汉语还是英语实际上都是具有通性的。虽然汉语与英语具有语言通性，但是在表达中依旧存在差异。所以在教学时教师应该摸清两者的差异以及通性，经过详细分析后进行讲解，使学生对汉语与英语之间的独特性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通过对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可以有效的展现出跨文化语境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意义，并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许以及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3通过赏析外国经典电影的方式提高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的认知理解
在进行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引入英美国家经典电影，有助于学生了解英美国家的发展历史及文化背景。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教师对学生进行跨文化语境知识教学时，多是采用观摩国外经典影片作品的方式进行教学，以起到潜移默化学习英语的作用。同时让学生观看《成长的烦恼》及《老友记》等经典英语电视剧，从而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跨文化语境教学的重要意义。通过平这种舒适的环境有助于激励学生学习英语，加深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的理解及认知。
3.4邀请著名外籍教师来校授课
跨文化语境英语教学作为当代高职英语教学教学的新思路、新方法，近年来，来我国任教的外籍教师日益增多，高职院校可以通过聘请著名院校的外籍教师，利用外教资源，提倡学生和外籍教师进行积极交流。除此之外，高职院校还可定期举行高职院校之间外籍教师联合举办的跨文化讲座，具体的讲座内容由英美国家之间的文化知识差异、英语学习方法、技巧以及风土人情、跨文化交际等等此外。另外，学生可以在外教帮助之下，运用英语展开一些专题研究。
4结语
语境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胡壮麟（1994）将语境分为“上下文”、“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并指出任何一个语言使用者都属于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每个言语社团都有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习语和价值标准，这些构成了语言的文化语境。一般而言，文化语境指在话语事件中参与者所共有的有关社会机构和思想意识方面的背景知识。本族语讲话者不仅用他们自己的声音讲话，而且还要将他们的社会和语言社团建立起来的共有知识、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隐喻表达方式和他们用以表达他们的经历的范畴在语言交际中体现出来。所以本族语讲话者对他们之间的话语是可以预测和理解的。而这些知识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是难题，因为外语学习者没有本族语讲话者所记忆的东西和知识。由于外语课堂上教师和学生通常都不是本族语讲话者，所以他们经常意识不到他们话语中的文化内涵。这样，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该使学生学会本族语的话语模式，把它们用到他们的外语交流中去。
二、课堂话语与文化构建
在外语课堂上，文化的创造和激活是通过学生之间或者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来实现的。在对话中，参与者不仅重塑了已有的文化语境，而且还具有创造一个新文化的潜力，因为对话是在外语学习环境中进行的，讲话者和听话者在交际中都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发话者同时也是受话者；受话者同时也是阐释者。在课堂话语产出过程中，发话者向受话者发话，同时认为他发出的话符合受话者的交际目的；在阐释过程中，受话者建立了发话者讲话目的的印象，并传送给发话者。
在外语课堂中，各个参与者通过发话和交际条件的改变，以及课堂话语的接受和阐释条件的改变来创造自己的文化。教师与学生一方面在交际中固化传统的课堂文化，另一方面又要激发和塑造目标语的文化，按目标语文化规则行事。
所以，教师自己在外语课堂中成为建立新文化语境的工具。他们需要不断地了解和研究学生的意图和目的来确定不同语境，使这些不同的语境具有新的文化意义。
三、文化教学基本内容
以下内容因素可作为目标语文化教学的基本内容。把这些因素确定为教学内容是因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学生是否能够运用所学的语言项目来进行语言交际。换言之，如果学生掌握不好或不掌握这些因素，就不能适当地将所学的语言项目运用于社会交际。
1、话语构成所涉及的文化背景
构成话语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包括目标语文化所涉及的经济、政治、习俗、习惯、社会活动等。学生需要了解这些因素，来把所涉及的社会活动进行准确的文化定位。
2、话语所涉及的活动类型和领域
学生需要了解话语所涉及的活动类型和领域，以便能够了解在目标语文化中哪些题材是可能出现的、哪些是经常出现的、哪些是很少出现的、哪些是禁忌的以及各个类型与领域之间是什么关系等。
3、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
社会交际中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种类多样，包括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同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等。学生需要了解目标语社会文化系统中不同的角色关系对交际造成的不同影响。
四、文化教学内容与方法反思
从文化语境的角度看，文化包罗万象，复杂异常。在外语教学和学习中，我们需要抓住文化的关键和核心部分而不能对文化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进行探讨。对此，有人提出了文化中心概念，它既包括日常习惯和行为规范，又包括文化主要的价值系统、惯常的思维模式、本族语者需要面对的对人类社会和人性本身的某些流行的假设等。然而，这种所谓中心概念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确定哪些是外国文化有的方面，对中心概念的教学和学习对外语教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实际的文化语境不是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几个知识点的教学和学习就可以掌握，只有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和实际的交际活动中才能真正学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不仅仅是知识，更主要是基于意义潜势的行为能力，它存在于人最根本的生活能力和交际能力之中。而从外语教学的角度讲，文化语境存在于语言的实际运用过程之中，其学习离不开语言运用。
另外，文化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单纯地谈论文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场合都具有一致表现的东西，而是表现在社会不同的次范畴中。文化课程对于了解外国文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课程所涉及的内容对整个外国文化语境而言只是冰山一角，属于相对显性的文化知识。而大量的文化现象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它们直接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行为和日常交际之中，我们在任何时候所讲的任何语言和进行的任何交际都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在外语教学中直接教授文化知识讲解文化知识点是必要的，但文化不能只依赖文化课程的课堂教授，文化学习需要融入到整个外语教学过程中：在听、说、读、写、译等教学中都要时刻注意文化现象并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化意义潜势，使文化既表现为知识，又表现为能力和行为。
【论文关键词】公共新闻；文化和制度语境；实践
【论文摘要】“公共新闻”自上世纪末在美国发端以来，引发了我国新闻界的思考和实践。“公共新闻”植根于公民社会，其诞生地的社会环境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全面了解“公共新闻”内涵，紧密结合中国文化和制度环境，深切关照当下国情和公共事务，恰当定位其在我国新闻实践中的角色，将是我国“公共新闻”实践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公共新闻”成为国内新闻界关注的话题，并逐渐从理论探讨进人新闻实践层面。2004年江苏卫视举行《1860新闻眼》开播一周年纪念研讨会，将主题确定为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宣称该栏目的新闻实践定位在“公共新闻”，即“用公众的眼睛关注国计，以人文的精神关注民生，创造公共新闻话语，搭建社会和谐的公共平台”。随后，越来越多的电视台推出了“公共新闻”栏目，以《1860新闻眼》为代表的“公共新闻”的出现被业内人士评价为继“民生新闻”之后的又一场电视革命。
较之起源于美国的“公共新闻”，我国的“公共新闻”在实践环境、传播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有其独特之处，这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生存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立足我国国情，全面理解“公共新闻”内涵，恰当定位“公共新闻”，是我国“公共新闻”事业的发展的关键。
一、“公共新闻”的缘起
20世纪末期的美国新闻界，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逐渐偏离了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公众利益的诉求渠道受阻，形成了公众对传媒的集体不信任，传媒公信力式微，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疏离，民主政治生活面临崩溃的局面。在此境况下，美国新闻工作者发起了一场新闻报道业务方面的革新运动，即“公共新闻”运动。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念的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TaYRosen指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括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和观看这些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闻传播学者与新闻媒介对“公共新闻”的关注、争议和实践探索，主观上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介社会责任的新思考，实质上也呈现出当前美国民主政治利用媒介的重新定位来达到调动社会公众情绪与力量，减缓社会压力，促进社会整合的目的。
二、“公共新闻”中国实践的理念及定位
在美国，“公共新闻”缘于对公民社会现状的深切体量，根本上是为了唤醒公民的政治生活参与意识，引导和培育公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方式方法，由于新闻媒体领导了这场运动，使得运动的影响被扩大了。从文化和制度层面上讲，这场运动植根于美国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和民主制度当中，是对美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自我修复，是在美国较成型的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土壤中孕育和发展出来的改革成果。
较之“公共新闻”发源地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公共新闻”对于我国来说无疑是个舶来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中美两国在媒体制度、媒介环境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怎样将“公共新闻”的先进理念和我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相结合，充实“公共新闻”的中国式内涵，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新闻”实践道路，将是“公共新闻”在中国立足和发展的关键。
“公共新闻”致力于以公共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提高公众的行动能力，引导公众意见，影响公共决策，起到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当下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转型过程中的国内矛盾，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崛起历程中的中外矛盾集中显现，这种环境一方面为“公共新闻”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需要使“公共新闻”实践既能自觉调和进而立足中国文化和制度语境，又能阐扬独特理念，有效影响公众，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笔者认为，就我国的“公共新闻”实践而言，以下几点有必要贯穿和遵循。
(一)以人为本
人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尊重人、完善人、发展人为主要着眼点。当下中国，经历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大增，与此同时，高增长带来的环境代价、资源代价、社会诚信代价、分配格局差异等等问题集中显现。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由特定的人组成的族群之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分配的公共问题，微观层面实质上也是关系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民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公共管理层面已经达成共识，旨在促进人和自然、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以人为本”思想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部门的主导思想，并在公共管理当中有切实体现。
就“公共新闻”而言，在新闻报道中应该自觉培育“以人为本”的视角，将维护人之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己任。这样既做到了植根传统文化，又上承公共管理部门思想，下应公民切身需求，达成多方利益的有效调和，进而促进问题解决。具体操作层面来讲，“公共新闻”报道在横向上可以致力于关注和纠正当下以GDP为本，以经济收益为本等短视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均衡全面发展;致力于维护公平、正义，维护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社会财富收益权;纵向上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即发展既能满足当前的物质文化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享用资源的权利。
(二)典论引导，促进和谐
舆论引导是新闻传媒的应有之义，是媒体发挥社会效益的重要表现形式。新闻报道既影响舆论的生成，又关系其走向，公共事件报道尤其如此。鉴于此，在“公共新闻”报道中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注意引导中的轻重缓急显得格外重要。
当下社会转型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频发，这些矛盾大多涉及公共利益或特定群体利益。关注这些公共事件是“公共新闻”的应有之义，也为“公共新闻”发挥传递信息，提高公民获取信息后的行动能力，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等作用提供了广阔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新闻从业者对报道的基调、分寸、时机的把握会直接影响到作用发挥的性质和程度，把握不当将影响作用的发挥，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公共新闻”报道中，新闻工作者务必要全面看待此类事件发生的历史渊源、制度因素，多角度、多视角反思个中诱发因素;新闻工作者务必秉持理性、客观，而不是人云亦云，意气行事。在具体的报道中，要密切关注事物发展的动向，在坚持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时机、把握恰当力度，扮演好公共利益、媒体价值判断和公共管理部门职责三重利益的调适者角色，促进公众和公共管理部门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
(三)培育公民意识
关键词：井上靖 中国文化 接受
井上靖（1907-1991）是日本当代文坛巨擘，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被日本评论家誉为“置座于文坛顶峰的大师”。井上靖还是一位热心于国内、国际文化事业的活动家。他担任过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日本笔会会长、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东京大会运营委员长等职。他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热衷于中日文化交流事业，为了促进中日友好与文化交流，曾多次访问中国。1980年井上靖接替中岛健藏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为促进中日文化、文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
井上靖青少年时期便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与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进行座谈时便提到他读中学时，学校开设有汉文课，学生必须背诵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代表诗作，而且当时他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用上课的形式，而是自然地深入其中，受到熏陶”[1]。如果说中学时期的井上靖，对中国文化是一种不自觉地被动地接受，那么他进入大学后，对中国史籍的涉猎则是从个人的喜好出发，一种有选择的主动接受了。大学期间，他阅读过中国的《史记》《汉书》以及《后汉书》等历史著作。在其《明妃曲》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学生时代，曾经有一个时期被匈奴给迷住了。“被匈奴迷住”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可笑，不过，我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出现的有关匈奴的记述之后，的确对匈奴这个古代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近似于共鸣的关心和兴趣。[2]
我们没有必要将“我”与学生时代的井上靖等同起来，《明妃曲》作为小说也许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它却揭示出青年井上靖的心路历程，表现出他对中国，对中国西域的一种执着追求与憧憬。
谈到中日两国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时，井上靖说：“我国同中国地理位置毗邻，从古代起就受到过先进的中国文化强烈、持续的影响。正由于此，促使我国国民历来关心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3]而在《心的文化》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成为日本文化最深根源的，无疑是7-8世纪从中国大陆传来的学问、艺术、文化，虽然是广义的文化，但它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4]这也许是作者钟情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原因。
井上靖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思想上。他说：“至于我们究竟从中国古典中获得了什么？真的不知道怎样才能确切地表达。我认为从中吸取了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所谓的人生最根本的思考方法。”[5]他多次提到对《论语》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的思考，可见这句话对井上靖思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自传体小说《北方的海》中他就提到了这句话对中学时的他的影响。他在创作以“逝者如斯夫”为主题的小说《化石》时，因病魔缠身怀疑自己患了癌症，《论语》中的一些语句成为他战胜病魔的支柱。而当他真正身患绝症躺在病房中时，正是孔子的魅力及其对事物执著的意志促使他完成了他人生总结般的作品《孔子》。
而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景仰，也激发了井上靖的想象力，促使他以中国历史为题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1950年，井上靖因小说《斗牛》获芥川奖而正式步入文坛，潜心创作。也就是在这一年，井上靖开始了他的中国主题的创作，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漆胡樽》便是这一年创作的。1957年，叙述高僧鉴真东渡的事迹，歌颂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友谊的《天平之甍》的问世，掀起了井上靖中国主题创作的，随后，井上靖先后创作了以班超为主人公的《异域人》，描写楼兰小国兴衰，极具西域风情的《楼兰》，描写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纵横天下的《苍狼》等十六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
井上靖在这些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中，或是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中日两国之间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歌颂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友好历史；或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描绘，勾勒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而爱好和平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形象。这些作品，对于战后的日本人来说，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日本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日本著名学者德田进便认为《孔子》“这部作品使那些读过或未读过《论语》的人，都能把孔子作为中国的代表人物来理解，所以井上靖塑造的孔子，使读者心理得到了充分的满足”[6]。井上靖在这些作品中，倾注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礼赞之情，倾注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对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真挚愿望。他通过这些作品的创作，“在中日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7]。
（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0wlh41；湖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c900。）
注释：
[1][5]周发祥编：《中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2]井上靖著，赖育芳译：《永泰公主的项链》，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
[3]井上靖：《中国美术和考古·序言》，日本六兴出版社，1977年版。
[4]井上靖著，周世荣译：《日本人与日本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6]德田进：《井上靖的小说<孔子>与<论语>的关系》，《中日比较文学论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