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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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有意识的主观精神，包括政治、道德，法纪等内容。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思想观念的形成是人在实践基础上的切身体验和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伴随着认识、情感、情绪、意志的转移而完成的。所以，人的知、情、意等心理因素是品德形成与发展的先导，并直接影响思想道德观念的转变，关系着人的内心政治、思想、道德等信念转移的方向和程度。可见，如何捕捉学生的心理变化规律，有意识地运用心理学原理去观察、认识、分析，解决其思想、观点、立场和行为，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进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就成为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途径。
一、遵循认识规律，引导个人认识
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和人对社会的体验。人的认识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一个心理体验、积淀的过程。个体的政治、思想、道德等认识都是由社会存在而来，是由社会存在经过人脑的反映及一系列心理过程而形成的观念。所以，认识也是心理倾向定势的表现之一。当代大学生处于时代瞬息万变、信息急剧膨胀、各种思想纷至沓来的特定时代，这对于思维敏捷、思想活跃的大学生来说往往会由此引起深层次的思考，形成诸多“热点”，在思想上产生飞跃式迷惘，认识出现多元化倾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从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大学生思想实际出发，不但要有敏锐的目光和扎实的科学理论功底，施以适当的方式方法，还要努力研究大学生认识的心理过程，从认识心理的规律出发，纠正大学生认识上的偏差，进行科学引导，以实现大学生内心信念的科学转移。为此，需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实事求是面对现实。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敢于正视社会现实的诸多矛盾，直面大学生的思想实际，以科学的理论为导向，坚持从实际出发，解答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努力化解学生的困惑和迷惘，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和自我教育方法。第二，坚持双向交流。即师生间相互尊重，以平等的关系进行交流。教师要以理服人，着重与学生进行心灵的沟通，不能搞居高临下的“我打你通”。应从学生的认识基础出发，努力在思想情感的交流中形成共振，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第三，启发学生的主体意识。教育学生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要求指导自己的行为，在实践中锻炼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发展开放性意识和创造性思维，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二、适应需要动机，激发人生追求
需要是人生的生理和社会的客观需求在头脑中的反映。当人的需要有了可以达到满足的条件时，就产生一种满足这种需要的主观愿望和动机，进而产生为实现这种主观愿望而进行的行动。因此，需要是人行为的基础和根源，而动机是人从事某种活动的直接原因。
需要、动机、行为三者的关系是：
需要心理紧张动机行为需要满足紧张解除产生新的需要
不难看出，需要在人的生活实践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了解和认真解决大学生的需要，以形成高尚的动机，对转变学生的思想，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学生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对在校学生来说，最突出的需要就是生活上的需要（主要是饮食需要）、求知需要、健康需要、求助需要、荣誉需要、文艺娱乐和体育锻炼的需要、恋爱的需要等等。只有正确对待学生的多种需要，并承认其合理性，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应该看到，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思想问题，往往是由于我们没有正确对待学生的某些需要，对学生提出的某些需要表现出厌烦、冷漠的态度，甚至认为学生多事，强调客观理由太多，太强调个人利益，这种思想有碍于学生正当需要的解决，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首先要学会调节平衡，做好需要的转化工作。对不合理、不切实际或者合理、但又一时不能满足的需要，要以党的政策、法令和规定加以限制和否定，使学生的需要保持平衡，有所抑制。因为人的需要从低级向高低不断发展，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者还要善于把学生的知识需要、成才需要转化为大学生的自身需要，形成群体的内在动机，把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到为四化而奋发努力学习上来。第三，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及时正确引导学生个人与集体需要发生矛盾时，能把社会需要转化为个人的实际行动，使个人行为与集体的需要协调一致，而不为一时利益所束缚。
三、实施情感渗透，升化理想信念
情感是心理的动力因素，是以个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和对客观事物表示爱憎好恶的内心体验。人的情感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高级心理因素，具有社会的本质属性，它包含着人类所特有的社会意义。对于个人和集体而言，情感具有强烈的驱动力、凝聚力。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情感是认识活动的基本因素之一，是认识结构中最为活跃、最为恒定的因素，它伴随着人类认识发生过程的始终。情感使人际交往变得深入、丰富、细腻。它是打开心扉的钥匙，是沟通心灵的桥梁，也是德育成功的前提。强烈的情感可以舒展情怀，净化心灵、催人奋进、形成较强的意志。
当代大学生的情感是复杂、动荡、微妙的。他们常常因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得到满足而欢欣鼓舞，也会因一时得不到满足而悲观失望。他们的情感一般易于外露，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但有时也表现为内向性和闭锁性，这是由于他们自我意识的发展，自尊心、自信心很强，不愿望把内心秘密和真实思想轻易向别人吐露。
如果学生不愿和领导或辅导老师说心理话，认为说了也不解决问题，心门紧锁，那么，思想政治工作就难以奏效。常言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情感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情感操纵着人心灵大门的启闭，对接受外来的教育影响起着过滤和催化作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遵循情感心理过程的规律，注意满足学生的情感需求，进行情通理顺、顺情入理的教育。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高尚、炽热的情感，真心实意去关心、感化、激发、培养学生的积极情感，克服消极情感，发挥情感在生活实践中积极作用。同时应对学生充满爱心，争取以情感叩开学生的心扉，努力进入他们的精神天地，从而引导大学生在理智上不断升华理想、信念的境界，确立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的志向和抱负；在情感上不断升华对祖国和民族的自豪感、责任感和对学校班级集体的荣誉感、义务感，把能为祖国和集体贡献一份力量作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在审美上不断升华对心灵美、行为美、语言美和仪表美的追求和修养，以健康、稳定、高尚的情感去塑造自己的人生。只有通过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才能较深刻地了解德育对象的情感、情绪倾向和状态，才可能启动情感、引导爱憎、培养意志，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
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原因探究
（一）公共政策制定缺乏质量
政府政策信用危机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政策制定过程缺乏必要的民主与公开，政策价值利益取向与民众相背离。其二，对政策所要解决问题不明确，政策脱离实际，缺乏必要科学性和可行性，导致政策失信于民，得不到公众的信任。其三，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问题片面，政策制定者存在个人认知上倾向性和局限性，缺乏全面性和合理性。其四，政策制定缺乏统一性和稳定性，上下级政策不统一，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现象，导致公众失去对公共政策的信任。其五，制定的政策缺乏必要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政策制定者在资源分配和利益调节上采取不同标准，导致政策调节出现“盲区”，以及界限模糊的灰色区域，势必产生政策漏洞。
（二）公共政策执行效率低下
第一，公共政策执行缺乏统一性。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认识存在偏差，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发生自相矛盾的困境，造成政策无法得到一致、有效地贯彻落实。第二，公共政策执行缺乏稳定性。稳定的政策是政策公信力前提，政策朝令夕改、频繁变动，政策缺乏稳定性使人们失去对政策的信赖，从而漠视政策，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第三、政策执行过程缺乏公正性。部分政策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区别对待情况，丧失了政策应具有的公平和正义。第四，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缺乏灵活性。一些政策执行者对政策不加分析，盲目机械照办，未能明确政策的精神实质，执行方法过于简单，使政策执行流于形式。
（三）公共政策主体公信力弱化
政策主体包含了政府官员以及参与制定政策的权威专家，当前，部分政府官员和专家在公众心目中出现了公信力弱化势头。其中表现为官员形象不佳，言行失当和不负责任行为。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的官方新闻会上，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回应“救援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对为何要掩埋车头的质疑，王勇平回应“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只能使公众寒心。而专家形象由于受到一些滥竽充数人士影响，使得公众对专家产生质疑，以致于专家公信力弱化，导致专家在参与政策制定和解读政策过程中失去了权威性，得不到民众的认同，甚至他们的参与和解读反而使公众越发对政策持怀疑态度。得不到公众认同的公共政策谈何公信力？
（四）信息不对称导致政策曲解
当前，信息不对称是危机产生及危机过程中常见表现形式，不论是信息缺乏还是信息过度传播，都可能引起政策客体过激反应，主客体之间信息完全对称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部分政策主体利用政策的相关表述为自己谋取私利，打着对政策创新解读名义，将政策解读为对自己有利的表述，违背公共利益。这种对政策曲解做法，不仅仅使相关政策得不到有效地贯彻落实，更加损害了公众对政策的信任。而社会公众作为政策客体，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可能全面准确了解相关的政策，再加上缺乏专业知识和个人认知能力有限，很难对政策进行精确解读，且在解读过程中极易受到其他信息影响，造成对政策歪曲解读。导致公众很难全面地认识公共政策，或者对其评价产生较大偏差，由此可能会采取一些手段来反抗、抵制政策，进而影响政策公信力。
（五）危机应急机制不健全
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部分政府由于危机意识淡薄，缺乏相应响应机制，危机处理方式失当。往往在发生公共危机之后，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补救，使得原本只在较小范围之内影响不断扩大。2008年震惊全国的“贵州瓮安‘6.28’严重烧突发性事件”，起因是一名17岁女生离奇死亡，由于亲属未得到满意答复，不屈不饶执著下演变成为一场震惊全国的大规模。倘若当地政府能够迅速查明该女生死因，及时安抚家属，或者在事件发生之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给予制止，那么也不至于演变成大规模。
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处理措施探寻
（一）加强政策制定的质量
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要进行充分调研论证，把民主决策机制引入政策决策系统，营造良好决策氛围。提高政策决策者和参与者素质，吸取广大公众建议，着力提升政策科学性、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和稳定性。制定政策过程要注重民主与公开，扩大政策主体范围，重视参谋咨询人员在政策决策中作用；真正落实听证制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听取广大公众意见，完善公众监督机制；要努力提升政府形象，加强对官员教育，克服地方本位主义，勇于承担政府所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做到真正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
公共政策执行要依托国家权力机关强势的公权力，而对这强势的公权力要进行依法限制，才能够保有相对人的正当权利和自由。目前有两点要尤其加以重视：防范自由裁量权滥用、严格依程序执行。政策执行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性化执行。在保证公共政策得以准确贯彻实施前提下，可以进行灵活的变通、因地制宜，保证政策灵活性和适应性，但是要严格防止政策主体出于谋取私利而对政策进行歪曲解读，从人文关怀角度出发最大限度地维护相对人及公众合法权益。
（三）提升政府官员形象
官员形象直接影响着民众对公共政策公信力信任程度，政府要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实行责任追究机制，对不负责任官员要严加惩处，以息民怨，以平民愤。同时要大力营造服务型政府，创建清正廉洁、高效亲民执行环境和官员队伍，降低行政成本，从而赢得社会公众理解、支持和信任。要重视公众监督作用，保障公众监督权力，对伪专家，假专家要坚决打击；相关法律要及时完善，例如，《食品安全法》规定对只谋取自身利益而不顾消费者利益的形象代言人追究其连带赔偿责任就值得借鉴。因此，《侵权责任法》可以对专家直接规定相关法律责任，对假专家伪专家进行严厉打击，整肃专家队伍，重新塑造起专家的权威。
（四）完善信息沟通渠道
危机因为具有高度破坏性而天然的成为公众关注焦点，也较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大为造谣造势，借此干扰公众正常判断，政府要加强舆论引导，掌握舆论主动权，发挥媒介在危机公关中的沟通作用，疏导公众情绪，引导公众正常判断。公开透明媒体报道既可以缓解民众紧张情绪，也可以使谣言不攻自破。政府还应当开展网络公关，在网络时代，一件微小事情经过网络的传播扩散，可能会演变成影响巨大的公众事件。因此政府在开展网络公关时要谨言慎行，一旦失误偏差，可能会损坏政府形象，甚至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一是影响政治稳定，削弱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与服从，对国家政治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3］二是影响政治参与，经济利益分化会扩大人们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容易引发心理失衡和弱势群体的相对剥离感，诱发参与危机;［2］三是影响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心理。就理论而言，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应是农民政治心理变化的基本源泉，但目前与此有关的现实成果少之又少，且大多出自20世纪90年代，有些观点如“过度的经济利益分化会影响农民政治心理”［3］，虽已基本达成共识，且到今天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但这些观点都是质性的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更缺乏对比性分析，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契机。随着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各利益群体政治心理的变化加快、异质性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及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较大的差异。［4］因此，要调适农民的政治心理、改造农民的政治行为，必须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合理引导和规范农村的利益分化，减轻农民的不平衡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仇富”和“仇官”心态。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是否会对农民政治心理产生以及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以问卷与访谈为主的实证调查。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1年3—7月分别在贵州省遵义县与雷山县、江苏省张家港市三个地方的村庄所作的“村民社会资本、政治信任与乡村治理绩效”的正式调查，以及2013年4—7月在江苏张家港市，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县、息烽县等地所做的补充调查。之所以选择江苏省的发达村庄和贵州省的欠发达村庄进行调查，是因为这两个地区及其村庄分别是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巨大差距与其说是经济差距，倒不如说是人文环境、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差距。为了使调查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更易于分析，更容易形成强烈对比，调查时选取了这两个省份。为此，正式调查时先对村委会成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在综合村里的人口结构、政治面貌、贫富分化、学历水平以及家庭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按照3．5%左右的比例分层随机抽取了样本家庭。为了避免同质性，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他们构成了正式调查对象的最终样本。正式调查时，三村各发放问卷110份。其中，遵义LL村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2份，江苏YS村回收有效问卷100份，GN村回收有效问卷43份①，合计235份。补充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3份，其中，江苏YS村45份，贵州LL村28份。正式调查和补充调查的样本量合计308份，其中，贵州省163份，江苏省145份，调查样本的背景变量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调查样本已婚的比例大大高于未婚的，汉族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学历以初中及其以上为主，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年龄以18～40岁的为主。上述数据表明，调查抽取的样本是时下农村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二、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现实图景:基于江苏和贵州的对比分析
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国家权力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几乎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人们的行为大都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集体行动成了个体行动的代名词。因此，那时的个体大多数时候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附庸，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差异性和多元化。在文化多元主义日益明显与经济主体日益分化的当下，主体的差异性也随之产生。利益主体的差异性预示着当代社会中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比较明显。在当代中国，这种利益分化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次如城乡、地区、行业等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职工和阶层之间。［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农村的经济利益分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但相关的定量研究却屈指可数，主要可从农村阶层分化的研究中窥知一二。对于农村阶层分化的标准，学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职业的差别作为衡量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陆学艺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职业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同的阶层。”［6］这些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为分层的主要标准，将不同收入的农民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三是以社会资源的拥有情况来分层。这种类型的划分以毛丹和任强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源分层比职业分层更有包容性和适用性，这里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但经济资源是主要的资源。据此，他们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以下四类: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人阶层)、中下层(普通村民)以及下层(弱势群体)。［7］从上述分层依据不难看出，职业分层与收入分层有很大的关联，职业分层甚至是以收入分层为基础的，资源分层又以经济资源为主。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划分农民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还是收入水平和财富存量。收入水平是描述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指标，主要以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衡量标准。财富存量是反映农民财产积累情况的指标，财富存量包括动产、不动产及货币储蓄。由于农村市场发育不成熟，农民的财富积累情况应主要以现金存款、住房情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来衡量。这其中，最易于测量的是农民经济收入状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因此，本文以这两个指标作为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据。首先看农民的收入状况。由于农民的收入难以直接测量和统计，为了让农民的回答更接近真实数据，我们将农民的收入分为“农作物种植收入、养殖收入、打工收入、经商收入、政府补贴收入以及其他收入”6部分，农民的人均年收入等于上述6项收入之和与家庭户籍人数的比值。调查显示，贵州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均值为5061元，江苏农民的为20988.9元，初步统计，江苏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贵州农民的4.1倍。而如果以4000元作为分档依据，分别以“4000元以下、4001～8000元、8001～12000元、12001元以上”作为农民人均年收入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依据发现，江苏和贵州农民的收入分化均比较明显，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却大相径庭。其中，贵州“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增加，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的2.8、3.1和3.8倍。与之相反，江苏“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则呈倒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减少，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农民的5.9、6.2、124.5倍。可见，无论是江苏农民，还是贵州农民，农村农民的经济利益分化均是比较明显的。至于江苏和贵州农民利益分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地理位置、思想观念、历史传统、收入来源等都是其主要的原因。当然，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也是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访谈时多位农民和村干部均有提及。例如，调查时贵州GP乡某工作人员提到:“形成农村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多少、家庭劳动力的有无和强弱。一个家庭有四至五个劳动力，另一个家庭无劳动力或劳动力弱智，劳动力无或弱的家庭收入只能维持生活，甚至靠政府给的低保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而四五个劳动力的家庭每人每月收入3000元，除开生活开支，一个家庭每月的存款可达万元，两到三年这个家庭就变化大了，两层房屋有了，车子有了，衣着各种高档的东西都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就是形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收入来源和家庭劳动力多少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劳动力越多的家庭收入来源更多地以打工收入为主，劳动力越少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以传统种养殖为主。这一点，我们的问卷调查可以证实。如表3所示。江苏农民家庭人均收入高且“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呈倒金字塔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苏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其次是经商收入，二者合计占95．2%。而贵州农民的收入来源却是收入较低的传统种养殖收入，占45．4%，是江苏农民的9.5倍;贵州以经商为主的农民比例仅有11．8%。再看农民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本文调查假定如果家里有耐用消费品，就赋值为1，如果没有就赋值为0，家庭耐用品的拥有程度就等于这16种家庭耐用品之和的均值，均值越接近1，家庭耐用品拥有程度越高。为此，应以0.25为分档依据，家庭耐用消费品分为低拥有、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四种类型。调查显示，贵州农民以低拥有为主，比例高达65.4%，是江苏农民的19.2倍，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依次递减，其中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为0。与之相反，江苏农民的上述比例则逐次递增，高拥有的农民比例达46.6%，接近一半。仔细分析发现，贵州农民拥有最多的三件家庭耐用消费品分别是电话、电视和洗衣机，分别占92.5%、83.5%和64.7%，而拥有健身器材、空调、汽车、摄像机、照相机等奢侈耐用消费品的比例几乎为0。江苏农民电话、电视、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拥有率几乎为100%，电脑、热水器和空调的拥有率均在80%以上，拥有率最低的是健身器材，比例为14.9%，对贵州农民零拥有的汽车、照相机和摄像机，江苏农民拥有的比例则分别为36.8%、52.9%和19.5%。数据和调查均表明:第一，江苏和贵州农村内部存在明显的经济利益分化。在村庄内部，农业劳动者阶层往往处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们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人数众多;农民工阶层处于金字塔的中间，他们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以长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为主;村务管理者阶层和自主经营者阶层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他们是农村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是农民中的权力拥有者和财富集中者，他们人数虽少，却垄断着农村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脉资源，这些资源的差异是农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第二，江苏和贵州农民在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程度上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差距是不同地域之间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进一步补充。
三、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近年来，人们对农民政治心理变迁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表明，在实行以来的当代社会，农民的政治人格由依附、封闭、单维走向独立、自主、开放和多维，农民的政治态度由冷漠、情绪化走向理性，农民的政治意识由村民意识、臣民意识走向公民意识，农民的政治理念中有了自由、平等、竞争、权利、法治、效能等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概念。［8］尽管如此，农民的迷信和政治怀旧心理，政治参与的功利心理、盲从心理、冷淡心理以及依赖家族和宗族的政治心理、反权威的逆反心理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正因为如此，农民政治心理制约着我国现代民主政治生活，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在参政主体、参政形式、参政时间、参政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等方面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表明农民政治心理的变迁对民主政治进程的作用不可小视，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必须将农民培育为具有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囿于指标的限制，下面拟从三个方面分析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1．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信任心理的影响
利益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密切相关。正如罗素•哈丁所言:“信任可简单地界定为暗含的利益，即在信任关系中，你的利益暗含我的利益，因而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期望你会为了我的利益行事”［10］。马克•E．沃伦也曾指出:“当一个人信任时，他假定在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之间存在共享的或共同的利益。”［10］4这里的意思很明了，共同的利益是缔结双方或多方信任关系的核心与关键。有调查表明，农村利益分化是形成农民政治信任阶层分化的根本原因:“普通农民阶层对政府和政治系统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现实利益是否得到应有尊重，而农村精英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感则表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受益于体制性权力，而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信任和依赖;另一方面却因为利益冲突，而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产生质疑和不安。”［11］这表明，利益分化是影响农民政府信任阶层分化的主要因素。那么，作为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衡量指标，农民的收入分化会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呢?考虑到我们已在多篇文章中分析了农民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此处就将政府信任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对待，即下述分析时选取的是“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程度”的单项选择题而非其它。为此，调查时，我们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分为“很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和十分信任”五档，并分别赋值“1～5”分。为了更有效地表达，对政府信任数据的处理策略是:将3分及其以下的界定为“低信任”，将3分以上的界定为“高信任”，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知，整体而言，大部分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处于高信任状态，比例高达88.1%，是低信任农民的7.4倍。具体来说:第一，中高收入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最高，高信任比例达94.9%;第二，农民的收入越高，对政府持高信任状态的比例就越高。可见，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民的收入状况越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高。为了进一步检验农民的收入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关联，以农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为自变量，以处理后的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情况为因变量，进行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尽管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为他们之间的显著性水平为0.218，大于0.05。尽管如此，从Exp(B)值即发生比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对政府高信任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1.153、3.828和2.046倍，也就是说，高收入农民对高信任政府的发生比越高。
2．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选举心理的影响
选举参与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根据参与的态度，可将其分为“积极参与和消极参与”;根据参与的心理，可将其分为“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一般而言，积极参与意味着主动参与，消极参与意味着被动参与。至于影响选举参与的因素，利益则起着关键的作用。正如徐勇所言:“民主选举背后有复杂的变数，其中，利益和体制最应引起重视”［12］。于建嵘也指出:“在因乡村选举而进行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国家利益、社区利益、个人利益及家庭利益，都可通过“习惯”来表达，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乡村选举的结果。”［13］可以说，“利益是村民参与选举的决定性动机，利益关系影响着村民参加选举的形态，利益相关度则决定着村民参加选举的程度。”［14］正因为利益对农民的选举参与如此重要，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影响表现为:农民是积极参与选举还是消极参与，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为此，我们做了相应的调查。调查显示，整体而言，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时的心理都比较消极和被动，比例高达63%，是积极参与选举农民总数的1.7倍，其中，中低收入农民积极参与选举的比例最低，仅为19.1%，仅为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44.5%。仔细分析发现，农民的收入分层对其积极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并不呈正相关关系，而是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即低收入农民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比例最高，达40%以上。这说明，收入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是不稳定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比例高于中间收入群体。
3．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
在经济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作为一种整合社会经济利益的有效机制，参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人们的参与热情若不能得到及时释放和有效满足，必将大大增强其挫败感，进而引发“参与危机”，诱发社会动荡。［15］因此，通过量化的方法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囿于调查内容和篇幅的限制，此处主要探讨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心理。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仍然有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之分。整体而言，农民是倾向于比较消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百分比为56.3%，比积极参与的农民比例高12.6%。具体而言，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是呈正比的，即农民的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其中，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比例分别比低收入农民、中低收入农民、中高收入农民高14%、24%、35.9%。这表明，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呈正比。那么，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为此，进行了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农民的家庭收入与其对社会组织的参与情况在0.001的水平上呈显著性;从NagelkerkeR2系数来看，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影响达11.8%;从发生比即Exp(B)值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1.767、2.672和4.716倍(详见表9)。也就是说，农民的收入情况是影响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显著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准教学理念是教师对教学活动内在规律认识的集中体现，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基本态度和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首要的是教师在教学理念的定位上要坚持三个原则，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做到导向准确、把握准绳、坚守准则。始终坚持知识教育和价值教育相统一的原则。思政课是知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课程，表面看来教材的内容和结构主要体现的是知识的准确和逻辑的完整，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名称已经明晰了课程的性质，即理论性、政治性、思想性，其中政治性是前提，理论性是桥梁，思想性则是目的，思想的核心是价值观，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高校思政课追求的最高境界。教材知识体系因其内在的价值观的支撑和价值导向，本身就是价值观教育的基本资源，要依托并发掘教材，只有把知识与价值观念对接，才能在提高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同时提升价值评价能力。教师只有在教学理念上认定这一导向，才能在教学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才有传播优势和权威解释权，才会在增强理论自信的同时做到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例如，《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中，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运用正确的哲学思维方法，只有运用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坚持理性思维，才能看清形势，指导教学。《纲要》、《概论》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是附加的偶然的内容，而是其教学内容本身，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现代表达和中国形态，要把它作为核心内容统领全部课堂教学。准确把握理想性和现实性相结合的原则。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站在人的本质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这个高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肯定人、确证人,生成人的现实性本质。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又使人不断超越、否定现实,从而使人的本质具有理想性特征。还要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更是体现了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构建立足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的实际水平，使之真正变为广大人民群众可以接受和履行的东西，从而发挥引导、规范和调节人们行为的作用，保证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健康有序，另一方面，又是中华民族美好明天的愿景。思政课教师必须清楚，培养大学生树立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立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仅要与国际接轨，更要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和精神追求。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信息社会、开放的时代，高校思政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技术的，还是文化的、思想的，更是意识形态的，信仰危机的实质是价值危机。把握理想性和现实性相结合这一教学准则，才能在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做到依托教材而不限于教材，不回避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即注重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规范性又彰显其超越性。努力贯彻宏观与微观相交织的原则。教材内容是核心价值观科学性的源泉，价值观教育需要系统深入的认知作为思想基础，如果弱化系统的知识体系，只强调价值导向，学生就会觉得这不是一门科学，如果弱化价值性，就起不到引领作用。宏观就是指注重诸价值共有的精神实质，把核心价值观教育融于教、融于课程体系，成为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其内在跃动的灵魂。在完整的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的框架内，价值观才能在其中发酵，才能逻辑连贯、脉络清晰。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核心价值观不会在讲述的过程中被削减弱化。微观上，思政课的每一门课程和每一个年级的学生特征制约着价值观教育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不同的课程应有不同的内容；不同年级的同一内容也应有不同的程度，只有具体细致的安排，才能重点突出，才能寻找到教材、学生和价值观教育的最高契合度。教学中坚守这一准绳，才能做到宏观上总体统筹，微观上细化运作，核心价值观才能入脑入心，才能转化为大学生的人生信仰。
二、教学内容
讲得明教学内容是对教材的二次创造和加工，这种创造和加工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学生实际对教材的深入解读。实现教学过程在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谋篇布局，从观念体系、知识体系向学生的价值取向、信仰追求和自觉行动有效转化，达到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并切实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价值指引和精神力量。这一目标的基础是做到两个契合，使教学内容呈现观念明晰、事理明达、是非明鉴。核心价值观同大学生的实际相契合。学生对思政课是否有学习兴趣与教学是否符合学生的需求有直接的关系。思政课的实效不理想，问题的症结是知识没有转化成学生的价值观念，头脑中没有价值观念的支撑，自然就缺少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法去应对日益复杂的现实生活。价值观的教学具有根本的目的性，人的社会化主要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化。青年阶段是个人与社会对立统一关系最激烈的时期，在表现出自主性和理智性的同时，还存在不稳定性，表面性、功利性和矛盾性，面对大量信息时，选择和甄别往往不知所措，产生迷茫与困惑，选择就会跟随当下的社会流行观念。核心价值观指明了作为个体的理想生活方式和目标追求，其形成是一个塑造人格，教化人心的过程，基本的力量来自大学生个人对基本价值的认同与信仰。首先，从学生角度出发，关注他们的心理需要和思想特点，重视心灵的沟通，建立起温馨的对话场景，从他们所思所想中寻找正能量，提升对价值观的理解认同，让价值观为现实生活的主要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思路。其次，从学生成长的角度出发，把核心价值观与学生的成长、发展联系起来，使价值观真正作为学生在生活中面对各种选择判断过程中的标准，让学生学会在实践中不断验证核心价值观对于人生历程的价值，体验到核心价值观的强大逻辑力量、实践力量和物质力量。核心价值观与社会热点相契合。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反映了制度的性质，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和精神追求，必然会融入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当代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最突出的特征是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大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社会经济结构重构，阶层分化，阶级归宿感淡化，原有的单一的价值理念与模式被打破，必然引起价值重估，各种思想和思潮的激荡、冲击人的思想。人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热点问题大量出现，其形态多样。首先，教学中要把重大的理论问题、学生关心、疑惑的社会热点问题同思政课教学内容和核心价值观紧密契合，对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进行全面、客观、理性的分析，特别是针对一些热点问题存在的负面影响要注意对学生进行理性引导。理论必须回答这些重大问题才能站得住脚，也才能为学生提供指导，并因之赢得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其次，要突出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既不回避西方的市场、民主、自由，更要弘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的中华传统价值观。让学生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中净化自己的灵魂，升华自己的人格。
三、教学方法
（一）有助于更新传统教育观念，促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开展
通过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综合运用，能够动态的突出教学知识重点，实现对感官的延伸功能，有利于大学生消化吸收突破学习难点，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率，可以在内容的知识性与发展性上下功夫，能够增强大学生走向社会的信心。整合研究将使教学内容摆脱封闭，实现开放，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上与课下的统一，在社会中自觉接受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教育，鼓励大学生更多更好地接触社会现实。将古老的历史成果，辅助以网络及信息技术，来增强历史的厚重感，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让大学生了解国情、党情和民情，以此树立他们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赋予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更加丰富的教学内容。
（二）有助于大学生向探究性、合作性学习，激发教师与学生主体的创造性
使大学生实现角色转变，由被动变为主动。营造个性化学习环境和协作式学习氛围相结合，为大学生提供更为开阔的分析问题的观点和思路，实现教师教和大学生学的实际效果。这不仅可以适当缓解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的繁重强度，还能够确保对大学生进行必要的学业和科研能力的培养，这也有助于教师的自身能力素质的普遍提高。
（三）发挥情境教学的可设计性，延伸情景教学的空间与时间，使课程更生动有趣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材近些年得到了很大的丰富，特别是对大学生的探究活动的要求明显增加，但是课堂教学的局限性，使有些探究验证活动无法实施，这就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信息素材，将自由探究和自主学习相结合，变他人要我学为我要自己学的实践的能力。教学环境也不再拘泥于课堂教学，而是实现与课下的网络学习实践的相结合，完成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教学过程，增强了大学生学习以及同教师交流的灵活性。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丰富多样的信息素材，再配备以图文并茂，音频和视频的有机结合，规避传统教学手段比较单一的不足，有利于激发学额生的学习兴趣。
二、思想政治课程与网络“信息素养”整合的主要途径
（一）制定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的权威标准
2003年，教育部就曾指出，信息素养主要涉及到五个方面：社会成员信息技术人文修养的表现；各种信息技术知识技能的基础掌握程度；社会成员能否自行利用信息解决生活、工作和学习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否持有客观公正的信息技术价值观；社会成员广泛拥有良好规范的信息技术的使用习惯，特别是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我国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标准可以借鉴国外大学信息素养教育的相关标准，例如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就曾经在《信息能力：创建学习的伙伴》中提出的学生信息素养九大标准。我们将其概括为获取信息的快捷性、有效性、个体性，信息处理的批判性、及时性、道德性，信息使用的精确性、创造性、效益性。
（二）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化主要是指在高等学校开展
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讲授和社会调查等的教学实践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现有的教育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依托科学的教学方法设计，实现信息技术的电子化应用，丰富教师与学生交流的渠道，为提高课程教学改革效果开拓新的思路。
（三）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中的网络信息素养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实现课堂网络信息教学的一种有效方式，可以增强大学生的直观感性认识和普遍认同感。因此高等学校应围绕网络信息素养教育这一目标，形成切实可行的信息素养教育计划，首先，从授课教师的网络信息素养入手，使课程设计考虑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层次，有针对性地开设课程；考虑学生学习的阶段，合理地把课程安排在合适的时段，开设的方式应服从需要实现的教学目标，并把网络信息素养教育纳入学校社会实践教育的教学规划。
（四）注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信息素养辩证批判性思维教育
网络信息素养需要通过哲学思辨性为依托，实现大学生群体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发展。重视等发散思维。使大学生能以积极的态度去选择、利用，自觉整理和加工网络信息，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正确评价、消化网络信息，同时通过调查分析，独立思考，最终吸收有效的网络信息。
（五）开展高等学校网络制度建设成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需要有成熟的制度
建设为保障，以规范和强化文明的网络行为管理机制，促使大学生自觉形成责任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预防和减少网络犯罪以及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如制定有关上网行为规章和制度、成立网络教育管理领导小组、成立网络信息教育宣传联络队伍、网络文明协会等大学生社团组织，不断增强大学生的自律意识，实现教育信息化目标，充分发挥大学生的道德主体作用。
（六）深入开展大学生网络环境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咨询选择功能
另一方面，提高高校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不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应该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在传统的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因为学生的心理问题涉及到个人的隐私，导致大部分学生对自己内心的意识和心理缄口不言，不愿意与教师交流，致使教师无法获得充分的信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无法顺利开展。同时，教师要有效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这是一种心理学的活动，教师利用传统的教育方式也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背景下，教师应该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充分利用心理学理论来收集真实的信息，并通过心理学方法有效提高学生的心理学素质。具体地说，教师应该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理论知识，能够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通过观察学生的神色、语气、细节动作等等发现学生心理方面存在问题，引导学生更主动的倾诉心理存在的负面意识。在此基础上，教师需要充分利用心理学方法对学生进行心理素质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这就需要高校对在职教师进行系统科学的培训，要提高教师的能力和素质，使其具备较强的心理学理论知识，能够利用心理学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基础上，教师应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灵活运用心理学方法和手段，通过专业的技能和方法有效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同时，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辅导员的培训。高校辅导员是针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的主要力量，是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心理素质的直接工作者。只有不断提高辅导员的素质和能力，使其拥有较强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才能真实地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与建设。
2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
另一方面，教师应该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上升为实践教学，要通过实践教学活动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并让学生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保持乐观，并有效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具体地说，当代大学生中有不少学生存在孤僻、自闭、自卑等负面意识，这是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是学生心理素质较弱的有力表现。教师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活动中，能够让学生在团体活动中释放压力，让学生在积极的交流互动中获得友谊，逐步解决上述心理问题。例如，教师可以利用思想政治教学的时间组织学生参与拓展训练。拓展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对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有不俗的功效。同时，在拓展训练中，学生就需要以团队为单位进行训练，这就使学生能够进行充分的互动和交流，在提高学生团队合作意识与团队合作能力的基础上让学生获得友谊，并在充分交流中逐步克服自卑、自闭等负面的心理问题。换言之，教师就是为学生提供了一种交际的方式，利用课堂教学的形式促使学生参与到其中，使学生能够逐步走出自卑、自闭的阴影，使学生可以变得更加积极、乐趣，保持健康的心态，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3结束语
说到“理念”的历史渊源，不得不提到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看来，“理念”是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是永恒不变的，是普遍、绝对和必然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批判与继承，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理念理解为推动知性产生到超越经验的纯粹理性；黑格尔在《小逻辑》里将理念称为“自在而自为的真理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1]；……等等。在上述历史线索中不难看出，“理念”一词在唯心主义学派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内涵也随着唯心主义的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
随着近代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起并逐渐成为哲学主流话语，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物质世界”，强调其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拒绝那种超越物质世界而存在的“理念”，从而“理念”一词在学界研究中也走向了落寞。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闯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中影响较大的建构主义站在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上重新强调了主体认知的重要性，力图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进行解释与分析，这为“理念”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首先在政治学科中的国际政治关系研究方面占据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领域，形成了政治学科的建构主义模式；其核心思想认为决定政治结果的既不是观念也不是物质因素，而是观念与物质因素间的互动对政治后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径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径中，其核心问题就是理念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它认为，政治行为既是行动者的动机、利益和偏好相结合的产物，也是环境提供机会及限制约束的复杂后果。这种观点被认为有着很大的进步性，其把动机、利益和偏好都当成了变量，这与政治现实更为切合。进而，它阐述了理念路径的核心分析点对政治现象中的“利益”概念进行了重新认识。它强调利益分为两个层面的，一是客观的利益，二是主观对客观利益的认识，并且这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那影响政治行为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对此，科林·海在唯物主义“背景物质利益行为”[2]的解释模式基础之上，发展了一种“背景‘现实’或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认知行为”[3]的建构主义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更符合实际政治生活状态，但其最为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必须借助其他变量才可能阐明理念对行为的影响机制。在这种背景之下，处于政治学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力图把理念与制度结合起来。
三、理念与制度的结合
就目前来说，理念与制度的结合主要沿着三条线路展开。第一，理念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线路分析了理念是如何转变成为有形制度的，对此旧制度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转变成了制度设计就是最好的释例。第二，理念在公共协商、对话、主体际的沟通以及集体认同中的作用。这一线路阐述了理念对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利益观、价值观等发挥着决定性的形塑作用。第三，理念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这一线路有效地解释了制度变迁中的动力问题。通常情况下，理念与政治制度绩效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摩擦”现象，这是政治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力。亨廷顿在1981年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许诺》中指出：推动美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绩效之间存在着摩擦，当两者之间的距离非常大的时候，它就能推动制度变革，向政治理念倡导的方向发展[4]。具体来说，首先，理念通常描绘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状态，它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激励政治精英进行政治变革，并为政治变革提供了行动“蓝图”。然后，在制度变革的“前夜”，既有政治制度出现“去功能化”倾向，它们无法再为政治行动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这一时间序列里，理念具有替代制度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最后，在理念的进一步细化下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对原有的政治制度提出全面挑战。在上述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随着旧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丧失，理念为新的制度设计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理念对政治精英行为的约束和对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的维护，诠释了理念引导下的制度变迁的全过程。
摘要:“理念”一词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回归与发展为当代政治学科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与研究路径。其中，理念与制度的结合很好地弥补了制度变迁理论中动力不足的缺陷，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念制度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摘要：文章重点介绍了隐性知识管理和知识主体管理两个方面，并以明基企业管理实践为基础对知识管理的方法进行了介绍。知识管理成为了企业增值和获得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隐性知识的管理更成为了管理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知识管理；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明基企业
知识作为企业的智力资本，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第一战略资源，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管理理论和实践。如果说诞生在美国的“泰勒制”引发了企业管理的“第一次革命”，那么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时，全球的企业管理将迎来以“人性化”的知识管理为标志的“第”。知识按表述方法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大类，其中对于隐形知识的管理成为了企业持续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也是企业成长和创新成功的关键。因而，加强企业知识管理，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管理的重要课题，作为一种崭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知识管理正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研究的热门前沿。
一﹑引入性思考：知识与知识管理
很久以来，知识一直是哲学家最为关注的概念之一，因此也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对知识的定义，中国国家技术领导小组办公室把“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定义为：经过人的思维整理过的信息﹑数据﹑形象﹑意象﹑价值标准以及社会的其他符号化产物，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人文社会知识，商业活动﹑日常活动和工作中的经验和知识，人们获得﹑运用和创造知识的知识，以及面临问题作出判断和提出解决方法的知识。对企业来说，知识包括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和专利﹑生产运营模式﹑企业组织结构﹑经营战略﹑企业决策风险偏好和员工所用有的经验和创新能力等等。知识不同于数据和信息，是人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主观性、无形性、创造性、累积性的特点。
目前，对知识最基本的分类是将其分为显形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指能够用严格的数据﹑公理﹑文字等符号表达出来，易于存储﹑交流和共享的知识，它存放在各种文献中（如报告﹑手册﹑专利﹑图形﹑软件等），显性知识从数据类型的区分上又可以分为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财务系统——ERP系统上面的数据﹑专利﹑软件等属于结构化数据，而像会议记录、研究报告等文档，属于信息范畴；隐性知识则是高的个性化的﹑难以格式化的﹑通过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和共享的知识，它存在与企业员工的大脑中，如经验﹑技巧﹑体会等。从定义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二者的区别：显性知识的获取是间接的，它必须通过编码和解码，并内化为隐性知识，而隐性知识的交流是直接有效的，但其传播效率极低；显性知识的管理策略采用的是“人到文档”的方式，知识被创造出来后，经过编辑成为独立于其创造者的知识，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传播并被重复利用，而隐性知识的管理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对话，知识的共享是通过“人到人”的方式进行，通过与拥有相应知识的人进行直接接触实现知识的共享和传播。
知识管理的研究是从对知识的研究开始的。知识管理的概念从狭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是对知识本身的管理，包括对知识的创造﹑获取﹑加工﹑存储﹑传播﹑和应用的管理。而广义的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进行管理，还包括对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备﹑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一般来说，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企业知识管理更为贴切。知识管理按照知识的形态可以分为隐性知识管理和显性知识管理；按照知识的载体分为知识客体的管理和知识主体的管理。在这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中，其中的隐性知识的管理和知识主体的管理成为了当今企业成功和发展的关键，越来越受到重视。
二﹑知识管理的核心：隐性知识管理
从上述定义和区别我们可以看出，专利﹑软件等显性知识虽然对企业的成功也很重要，但是在如今科学技术已趋发展成熟的竞争经济时代，很容易被其他企业复制并且迅速得到传播，企业不再能够单纯地依靠专利等技术优势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在韩国世韩公司率先研发推广音频mp3播放起后，帝盟（Diamond）﹑爱华等公司也迅速的推出了相应的产品，而如今出现了成百上千的不同的品牌并且在mp3技术基础上研发出功能更齐全的mp4﹑mp5播放器；英特尔公司花了10亿美元，用了1年多的时间创造了486微机，而Cyrix公司在大约18个月的时间里使用1000万美元就克隆出了同样的微机。那么，如何才能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存呢？针对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把目光转向了企业内部隐性知识的管理。根据硅谷研究者克里斯托弗·梅耶的论证隐性知识对于有效竞争来说有如下意义：创造性经营绝大部分是隐性知识作用的结果；当显性知识已融于生产和服务，戏剧性地降低任意行业竞争所需的基础设施成本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有效竞争者，成功的关键在于经营实践等隐性知识的运用。归根结底，一个企业的核心资产应该是隐性知识的有效利用。
那么，企业应该如何利用所拥有的隐性知识？主要有两种知识的转化模式：一是隐性知识的共同化。藉由经验或心得的分享，达到创新隐性知识的过程。个人可以不用透过书面信息而自他人处获得内隐知识，如学徒的学习往往是透过观察﹑模仿与练习而来。二是隐性知识显性化。将隐性知识藉由结构行的概念化，明白呈现为外显知识的过程。内隐的知识可透过隐喻﹑模拟﹑观念﹑假设和模式表达出来，如新产品的创造过程。
对于企业来说，前者可以当成是隐性知识传播和扩散过程，而后者则是隐性知识的具体应用；前者是隐性知识在企业内部人员中的横向传播，而后者则是隐性知识在企业经营运作中的纵向渗透；通过前者不断形成企业独特的企业文化，后者是企业创新的源泉。两者都能使企业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但是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如在国内外多年存在的对微软的声讨浪潮中，大部分人攻击微软只会模仿他人的技术而不会创新，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真正造就微软成功的并不是它所复制的显性知识，而是它的隐性知识，即其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以及它把隐性核心因素转变为显性的能力，这虽然不是技术创新，但是企业理念的创新。
三﹑知识主体管理：企业员工的管理
作为知识的主体，尤其是作为企业隐性知识的拥有者，企业员工素质成为了企业成功的一张王牌。安德鲁·卡内基说过：企业拥有的唯一不可替代的资本就是员工的知识和能力。这一资本的生产力取决于人们如何有效地将其能力与那些能够利用能力的人共享，企业也应该建立并且逐渐完善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也是知识管理的关键所在。
第一，企业成为个体知识整合的场所。知识的创新是最复杂的增值方式，也是形成核心竞争力关键的资源和输入，它的竞争优势的寿命依赖于这种能力的不可模仿性。组织的知识整合能力越强，就会产生更高的限制性，既难以复制，也难以得出其中的因果联系。从知识的角度，可以将企业看成是生产知识和提供知识服务的组织，由于其为个体们整合各自的专业知识提供了场所，也为个体间的交流于合作提供了条件。
第二，企业重视培养知识型员工。存在于书本﹑数据库﹑固定的软件程序等中的数字化信息存在一个本质的不足，即无法自动更新﹑自动创新，只有员工的头脑通过对已有知识的利用﹑合理配置来整合出新的知识，因此，如何合理的使用知识型员工如何有效的激励知识型员工使其发挥最大的创造力，成为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
第三，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以促进知识创新。每个个体的知识结构是具有高度差异性的，不同的知识个体在一起交流﹑争论，能够产生知识的“创造性摩擦”，或者说是一种“创造性混乱”，这是企业创新的来源。
四﹑具体案例：明基集团
IT行业是人才高速流动的行业，企业不能奢望自己培养出的人才一辈子留为己用；较高的专业知识要求，又注定了该行业员工离职给企业造成的成本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明基集团采取了最务实的做法：让人才在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在离职的时候把项目所需的技术、累积的经验、资讯与知识成果留下即可。
（一）欲善其事先利其器
明基拥有一个强大的内部局域网——知识管理体系（KM体系）供员工交流学习。明基把内部最新的产品知识、经销商培训的过程以及成功的方法，复制在知识管理系统的某一个目录上，而分公司的销售人员则把自己的工作心得、经验放在该目录中，以便共享。KM体系也对公司的业务流程、工作入门指南、企业文化等均有详细的介绍，甚至包括对本地风土人情的接受。通过该体系，可以帮助新员工快速进入工作状态，提高工作效率。平时的工作报告也是通过KM系统上传到公司资料库，再转交管理层，相当于对工作的实时记录。明基公司的这种做法无疑是为隐性知识的共享提供一个高效率的平台。
（二）人走茶不凉
员工每进行一项工作，创造一些价值，明基都要求其把知识通过KM体系分享出来，这就等于把其的脑袋留住，然后再鼓励他创造更多的价值，继续学习。现在，明基的员工已经把知识分享作为习惯。知识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后，弥补了大多数员工的流失对公司造成的无形损失，并把这种损失降到最低。而且这种在公司内部形成的学习氛围和分享氛围，使任何新进员工可以融入公司，创造价值。五﹑总结
在完善知识管理体系﹑加强对隐性知识的开发利用﹑缩短隐性知识显性化周期﹑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源培养和激励机制﹑鼓励创新等方面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也是企业应对知识竞争的最适反应。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要想生存，必须依靠知识，必须依靠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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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教育是一个生态系统，高职高专院校与系统环境之间存在彼此依存、相互协调的共生关系，每个高职高专院校都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通过融合、竞争与合作，形成了整个高职高专教育系统，进而构成更大的高等教育系统。高职高专院校无论是在内部构成要素，还是与外部环境交织互动中，都处于一个内容复杂、影响因素多元的生态系统中。每个子系统通过不断调整来增强其对系统环境的适应程度。可以将高职高专院校生态系统理解为：一定时空条件下，高职高专院校与存在关联的要素之间、以及与所处环境因子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系统。核心竞争力本质上是指组织通过内部不断整合、调整与创新，使组织获得竞争对手不易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等资源，从而获得某种比较优势，占据行业的优势地位。如果将高职高专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其劳动力“产品”就是掌握某种专业技能和本领的学生。可以认为高职高专院校的核心竞争力是高职高专院校在长期的发展和成长过程中，通过内部不断整合、改革以及创新获得教育资源，使高职高专院校在发展中处于竞争优势。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一般认为生态系统中的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宜度越大，其占有的资源越具有不可模仿性，其对整体系统环境的适应性程度越高，其核心竞争力就越强。
二、生态位视角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一）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是指生态系统中高职高专院校占有资源和环境空间的能力，体现高职高专院校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在高职高专院校发展中，不同地区的高职高专院校占有的资源和环境空间不同，生源层次和生源质量也不同，这既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满足社会需求的市场性一面，同时也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非市场性的一面。生态位占有能力指标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态”的属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的宽度反映了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资源构成各要素的完整性和完好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的构成要素表现为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现代高职高专教育生态系统中，这类生态因子包含的主要内容是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以及满足社会其他需求的能力，获得各类教育资源的能力以及树立高职高专院校品牌和提高知名度的能力，如人才培养的层次、质量，科研的水平、奖励，学术及社会声誉等。
（二）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指生态系统中处于某一生态位的高职高专院校适应其所处资源空间的能力，由其协调内部资源的能力决定，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力。在相同或相似生态位占有能力下，如果某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资源协调能力强，能充分适应环境并充分利用其所处的外部资源环境空间，则该高职高专院校的生态位适应能力越强。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高职高专院校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描述的是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态”与“势”的协调，强调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要素的相互协调性和对环境的适应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构成要素表现为战略管理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主要内容是领导者战略预见、决策和优化配置战略资源的能力、外部资源的整合运营能力等因素。
（三）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系统中，高职高专院校具有通过拓展其生态位来保持和提高竞争能力的动力。高职高专院校进化动量就是实际生态位对其基础生态位的趋适作用强度。实际生态位离基础生态位的距离越远,趋适作用越强，进化动量越大。进化的空间越大，生态位构建变化幅度也就越大。高职高专院校的进化动量与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呈负相关，高职高专院校进化动量越大，说明其“势”能越低，其进化能力越低。可利用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构成中的学习创新能力的进化动量及其与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的负相关性，来表示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构成要素表现为学习创新能力，体现高职高专院校“势”的属性。主要包含组织结构形态、教学创新教育的条件、学习型组织的状况等。
三、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
（一）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定位指标分析
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观的核心竞争力内涵，高职的核心竞争力存在于高职高专院校所涉及的各个层次，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的特点。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其生态位的高低，即其占有的资源环境空间的大小、其内部生态系统对其所处生态位的资源和环境的适应能力强弱，以及其生态位进化的能力。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指标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3个能力维度。教学能力主要表现为教职工人数和高级职称教师的人数，所以选取了当年的教职工人数和高级职称人数；高职科研能力维度的主要表现为数和课题立项数，相应分别选取了当年数和项目立项数2个指标；社会服务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为学校声誉，选取当年社会声誉指标。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指标包括战略管理、资源整合这2个能力维度。战略管理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校级领导班子的整体状况、最高决策层的领导风范和管理决策的全局性长远性三类指标，分别选取了相应指标。资源整合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教师资源整合状况、物资资源整合状况两类指标，分别选取相应指标。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指标表现为学习创新能力。将学习创新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组织结构形态、学习创新的基础条件等指标。
（二）指标分类及处理
1．显示性指标与分析性指标将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定位指标分成显示性指标和分析性指标，显示性指标说明高职高专院校的核心竞争力状况，分析性指标说明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内在要素，影响高职高专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显性指标主要有：教职工人数、高级职称教师人数、数、课题立项数等指标，直接表现了高职高专院校在办学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能力和水平。分析性指标有：学校声誉、领导班子状况及领导风范、管理决策的全局性长远性、组织结构形态、学习创新基础条件等，直接影响高职高专院校生存发展战略中的各种运作能力，对高职高专院校的生存发展起到核心作用。2．定性指标的处理在指标体系中，除了定量指标。还有定性指标。对于指标体系中的定性指标，由专家采用10分法评定，将定性指标定量化。
四、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实证研究
应用模糊聚类的，选择具有典型性的高职高专院校，用数学方法定量确定样本的亲疏关系，从而客观地划分类型，对高职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模糊评价。模糊算法比较系统常用的有等价矩阵法和FCM算法。借助Matlab2012软件采用FCM算法，实现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模糊评价。根据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采集了广东省具有典型意义的16所高职高专院校，相关数据来源于《广东教育统计年鉴》、《广州年鉴》，数根据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进行统计。通过Matlab定量计算，整理后得出广东省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聚类的结果，如表1所示。从基于生态系统的广东高职高专院校模糊定位矩阵来看，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属于类型I，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I，广东白云学院等5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II，民办南华工商学院等4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V。从生态位竞争力指标分析，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I类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适应能力较强，但是生态位进化能力相对较弱；以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II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较强，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相对较弱；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代表的III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较弱，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相对较强；以民办南华工商学院为代表的IV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较弱，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相对较强。
五、生态位视角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提升策略
（一）明确办学理念，提高生态位占有能力
办学理念体现高职高专院校的教育观念和哲学思想，对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愿景具有指导意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位占有能力。从模糊聚类的结果来看，具有不同生态位占有能力的院校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而生态位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学理念的差别以及其具有的教学资源。高斯（Gause，1934）认为各生物单位都倾向于占据不同生态位，相互补充而避免直接竞争，通过生态位分离占据有利的资源，实现共同生存的目的。根据生态学的生态位原理，生态位差异大的高职高专院校，彼此之间的竞争小，占有的教育资源差别大，不同生态位的高职高专院校甚至处于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反之，生态位越近似，占有的教学资源就越相近，相互竞争就越大。对于因为办学理念相似、占有的教学资源相近而导致生态位重叠的高职高专院校（如图2所示），可以通过生态位分离模型降低竞争强度（如图3所示）。在模糊聚类中，类型III和类型IV的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相对较低。在市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态位占有能力强的高职高专院校会优胜于占有能力弱的院校，或者占有能力弱的高职高专院校通过明确办学理念来寻求教育差异化和资源梯度，分离原有生态位，从而具备不同于甚至优于竞争对手的独特品质，这也就是高职高专院校的特色带来的核心竞争能力。类型III和类型IV的广东省高职高专院校需要摒弃单纯借鉴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的错误做法，而要根据高职高专的教育特点，避免办学理念趋同，寻求适合自己的教育生态位。
（二）通过资源整合，提高生态位适应能力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高职高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与生物生态位最大差别是生物生态位是被动的自然选择的结果，而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是由其主动选择和积极竞争行为所决定的。高职高专院校需要不断扩展自身的生态位空间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见图4）。高职高专院校可以通过提高适应度、调整资源梯度和维度来提升生态位，通过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教学资源差异化等手段，培养并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针对模糊聚类中类型II和类型III的高职院校，需要整合现有的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根据高职高专的教学环境变化适时改变学校的发展战略，以提高生态位适应能力。
（三）提倡创新思维，提高生态位进化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