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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将"TheEcological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生态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努力运用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的生态思想，为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对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三、研究现状评析
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研究现状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国外学者对“生态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上，并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发展，而对“生态学”的绿色社会主义构想及其实现手段研究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虽较系统和完善地评析了“生态学”各学派的思想，但仅停留在介绍其思想的阶段，缺乏把“生态学”与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研究，提出具体的方案；缺乏从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把“生态学”生态危机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的可实施的措施。
（1）后现代生态学世界观对设计的指导作用。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对于设计的这场没有硝烟的革命也是如此。后现代生态学世界观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对当今设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了此理论的指导，今后的设计才能少走弯路。
（2）后现代生态学世界观对设计的检验作用。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生态学渐渐被人们所重视，生态学已涉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生态学的研究也广泛起来，生态学知识也丰富起来。这些生态学的知识成为检测设计是否优良的重要法宝。例如，美国军队的工程师在佛罗里达州的湿地国家动物保护区的北部建造的一系列小型水坝，其目的是为了这个区的灌溉，并提供一块适合放牛的湿地，以满足养牛者们的需求。结果：湿地被放干了，动物灭绝了，土地盐碱化，还出现了沙漠化的特征。此结果与生态学的世界观背道而驰，实为不良设计。
（3）优良设计证明后现代生态世界观的正确性。为特殊的需要设计不能让人感觉特别，相反，要尽可能地和更多的东西协调一致，这一点很重要，一件把一个人（或一个群体）隔离开或边缘化的设计物品一般是不能被接受的。［1］对于一个活动不方便的群体，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推着婴儿车或购物车，有的正在矫正视力，有的走路需要拐杖。为了使这个群体感到舒服与关爱，设计不应该显得特别，而应该尽可能地具有包容性。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优良设计，再一次证明了后现代生态世界观的重要性。
2为什么要让后现代生态学的世界观改变设计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渐渐有了与自然抗争的能力，人类的活动能力和范围也渐渐超出了自然的承受能力，从而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们生存的地球成为受伤的地球。酸雨问题、温室效应、土地沙漠化、热带雨林退化、土壤污染等，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了每个地球人的生活，我们的地球因为这些问题而伤痕累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能够明确，在近百年来，地球生态变化是多么惊人。由于森林资源的减少，动物栖息地的破坏，中国的物种正在前所未有地加速灭亡。海南黑冠长臂猿和海南黑熊等大大减少，稀有植物如望天树、龙脑香等也处于濒于灭绝的境地。时间不等人，想改变我们生活的地球就要从现在做起，每天做一点，每人做一点。
3后现代生态世界观下的设计方法
（1）坚持绿色设计。设计师参与改善环境阻止进一步恶化的方式非常多，如拆解设计。为拆解设计是绿色设计的一大进展，可拆解的技术有助于循环利用，是在设计的源头即考虑到并解决好废物处理的问题。设计师还可以参与到新能源的发现使用中，如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风力等。如何将这些能源真正地运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节约自然资源，正是设计师所应对的巨大挑战。
（2）众多人参与设计。真正的设计团队是一个跨学科的科研队伍。这样的一个团队基本成员往往包括一位人类学家、一位心理学家、一位强烈爱好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环境科学家、一位医生、一位电力和机械工程师、一位律师、一位平面设计师等。这听起来有点吓人，但当有设计需要时，一群人共同分享同一个梦想，他们拥有不同的洞察力，用一双双慧眼寻找各种可能性。当今，全球存在大量设计顾问公司，以青蛙设计公司为例，我们是由于其产品设计而知其名，然而产品设计只能作为公司设计中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还包括企业形象设计与辅助交流设计。“今天产品的视觉外观，常常折中于代表客户的利益、使用者的体验、产品的开发以及生产成本、审美、原材料、市场调研等领域中，表现为不同观念之间一种冗长对话的过程。”2009年青蛙公司推出“全球创意公司”主题，无论是顾问、新科技，还是回应环境，回应社会，更多地体现为集体合作的关系，表现为多学科的交流以及多元化的重要性。
（3）重视设计师意图。帕帕奈克说过“设计师的意图和对设计物品的有意使用会产生精神价值。”设计师在设计时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设计会有效地帮助环境的可持续吗？设计能够帮助那些边缘化的人更好地生活吗？设计能帮助节约能源吗？设计能有助于获得可再生能源吗？它能节省不可替代资源吗？设计师的提问将在精神上激励我们，滋养我们的心灵。
（4）真正关注设计伦理。真正在关注设计伦理，首先必须把注意力从“职业道德”上移开，这些所谓的职业道德，常常成为其自我保护的工具。真正关注设计伦理，是冷静地思考我们在设计什么，为什么这样设计，以及这样设计的后果可能是什么从而使设计实践更加的从容。
（5）设计师的适度介入。社会、环境与生态问题是大量的，现代社会出现了大量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设计师，他们想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法，必须改变不利于人类的生存环境。然而这并不一定是件好事，以莱索托的妇女为例。莱索托的妇女的社会生活围绕着碾玉米展开的，电动玉米磨碎机的引进，是为了简化其工作，但这种介入打破了当地妇女的社会组织，当属不良设计。
（6）改革设计教育，明确人类状态。今天的设计教育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设计技巧教得太多了，与设计紧密相关的生态、社会、经济和社会环境有关的学问又教得太少了。设计教育中还应加入大量人类状况的研究，如对于地球上的人类社会来说，什么是理想的状态？什么是全球生态和行为系统的参数？我们的资源限度是什么？人类的局限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只有明确了真正的人类状况，设计师才能具有全局性的思维与眼光，才能做出真正的优良设计。
4后现代生态世界观将如何改变21世纪的设计
（1）人们将更加强调设计产品的质量、耐久和制作工艺。当今天的生活被垃圾包围，废弃的轮胎堆成一座座山时，有没有想过这种结果与设计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有计划的废止制度”作为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和设计师厄尔的一大创造，创新了汽车设计的新模式。有计划地废弃车辆部件并有计划地推出新产品，造成消费者心理的老化，从而促进汽车销售。这种制度是违背生态学世界观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
（2）设计师和制造商将会对一种新产品的引进所造成的最终后果进行提问。这属于设计伦理的范畴，帕帕耐克认为，“冷静地思考我们在设计什么，为什么这样设计，以及我们的设计干预最终的后果可能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伦理思考的基础。”设计师有了这种意识，设计会变得更加胸有成竹，设计实践也会更加从容。
（3）将出现一系列新产品。尤其在这样一些领域，如工厂中的催化转化器、补燃器、洗涤器，以及空气、水和土壤的监控器。这些新产品将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生态设计观在全人类之间传播。
两论在对学派称谓的辨析中，也辨析了各自的学术缘起，在学理资源的“认祖归宗”中进一步厘清了两者的不同。媒介环境论论者批评媒介生态论者并不是一种对于北美学派的继承与推介，在引入MediaEcology（媒介环境学）概念之时，就没有真正地对其进行全面地介绍与阐释，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媒介生态进行了中国式的阐释和发挥。其对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阐述及其在中国的确立，没有起到真正廓清认识并加以推广的作用，并且在此后的研究与发展中，也并未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融通。而媒介环境论本身则是从译介出发，在对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理论的梳理中确立的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的贡献在于，集中而大量地引入并译介了相关著作，从学派的历史、理论、应用三个领域，全面地介绍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而让学界重新认识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相关理论。媒介环境学派是正宗的北美学派的中国代言。他们汲取北美学派有益的学术思想，开拓思维，为中国学界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与角度。媒介生态论论者早就对自己的学术缘起有清醒的认识，崔保国在2003年就提出“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在后来与媒介环境学派的厘清中，媒介生态论论者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是在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学科，并不是对北美MediaEcology的简单继承和推介，其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这是中国媒介生态论论者独树一帜所在。3.对于研究向度的辨析。在对“环境”与“生态”二词的常规理解与表述中，两者常常会互为解释和相互融入，这也是最初造成两论难以厘清的原因所在。两论以“环境”与“生态”名号加以区别后，便各自在自己的名号下强调着研究向度上的侧重和差异。媒介生态学从一开始就直接汲取生态学原理，将其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结合。从邵培仁早期的相关论文和著作的阐述上来看，媒介生存是中国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向度，媒介生存即媒介所处的生存状态，包括媒介与人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自然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社会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让中国的媒介能够熟悉和了解自己所处的媒介生态，进而保存自身并求得发展，是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展开理论拓展与研讨的动力和起点。在与媒介环境论的争辩中，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向度越加明晰，更加关注媒介在所处生态中如何自处与如何他处的相关策略研究、媒介与社会间的子母系统互动研究，他们提出“这些互动不仅仅有媒介系统的内部要素互动，还有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些纷繁复杂的整体互动关系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还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2006年以后的研究中，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派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向外拓展，除了大量采用了实证研究与调查实验等方式与方法，邵培仁又在媒介地理与媒介时间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拓展大大扩展了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关注的领域与范畴。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对于“生态”或者“环境”的阐释则与媒介生态学不同。在与媒介生态学的争辩中，媒介环境学派强调指出，媒介本身即构成环境，媒介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媒介技术的变化与提升，使得由媒介构成的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必将对环境中的人产生影响。因此，媒介变化、媒介所构成的环境及其变化对人产生的种种影响及人在媒介环境中的自处与他处，是媒介环境学越来越明晰的研究向度。他们对此深入地分析与探讨，力图明白有力地指出媒介作为环境对于环境中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其现实意义在于让研究重新回归到人的逻辑起点，从人的角度去审视所处环境因媒介的衍生与演进带来的变化，人当如何正视汹涌而来的媒介技术大潮的裹挟与冲击。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及对当下人类生活的贴近性的阐释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差异
中国媒介生态论与北美媒介环境论的碰撞，使我们得到了两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这对于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拓宽研究视野是大有益处的。但有必要从学理上对其差异进一步分析。从词义上分析，“生态”指主体（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对象）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生态”概念中包括主体，由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共同构成，是两者关系状态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首次提出这一词汇时，将其描述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媒介生态学这里，主体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与人、媒介与自然环境、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是研究两者间的互为与互动，是关系研究；“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外界事物“，环境”概念中不包括主体。在媒介环境学这里，主体指人，媒介是构成主体人所生存的外在环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环境学将媒介作为一个环境构成的要素来研究，研究其在技术的迅猛发展作用下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产生的影响，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无论哪一学派都必然研究媒介与环境，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自然的三个向度上来观照两论之间的差异。
（一）关于媒介与人
媒介环境学重在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属于影响研究。他们以媒介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从而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性的变化入手，试图辨明这其中隐含的结构，并试着探明这种由媒介变化而导致的环境改变，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绪的影响。波兹曼曾有过如下表述“：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7〕。媒介生态学重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是在两者共在互存的认识下的两者间性研究。媒介生态学更为关注媒介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对于人的关注，体现在对于人与媒介间互动的关注。因为在媒介生态学论者看来，人与媒介间的互动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等的相互传递、沟通与共享，其中也必然体现出影响与建构的交互性。“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8〕媒介生态学中的人仅仅作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系统中的一环，对于其观察主要体现在对于人与其他范畴发生相互关系时的认识与体悟。媒介生态学所观照的是作为生态的整体中的人与媒介、自然及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以人类为关注焦点展开的研究。
（二）关于媒介与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
媒介环境学鲜明地提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的观点。从自然媒介到社会媒介的变迁过程，不难得出如下认识：媒介已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媒介与自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难分彼此。媒介环境论者发现我们与世界交流的媒介传播手段，即我们使用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恰恰是参与现实构建的基本因素，并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口语文化的社会、书面文化的社会、印刷文化的社会和电子文化的社会，其经济、政治、文化的特征也因为在不同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的参与下各有不同，这种媒介环境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正是结构性的。在观照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时，媒介生态论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已然构成一种彼此平等且共生的关系。媒介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从属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其子系统之一，在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时，甚至还会与其他子系统产生竞争的关系，而媒介要生存于社会大系统中，就要促使自己内外兼修，要适应社会的大生态，还要维系自己内部的小生态，同时还要适应媒介行业内部的中观生态，试图在各种关系的适应与掌控中达到生存、平衡与和谐。
（三）关于媒介与自然环境或自然生态
媒介环境学很少讨论媒介与自然环境的话题，两者关系基本不在其关注的题域。但是在媒介环境论者对媒介环境学起源的梳理时，曾经提及对芒福德（LewisMumford）启发颇深的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Patrick），格迪斯是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理论先驱之一。他对于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以及人类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给了芒福德深刻的影响。他提出的“人类生态”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的方向。格迪斯的著作，证明了生物学原理能够给人类文化研究提供信息。作为媒介环境学公认的早期思想奠基人，芒福德的论著得以从城市这样的人造环境入手阐述其对于人和人类文明的影响，从而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奠定基础。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媒介环境学已经完全进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领域。在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一文的结尾处提到“：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传播研究领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现象（如天体或相对论）的规律。媒介环境学者探寻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它们牵涉到很多难以捉摸和不可预知的变量（variables），例如各种各样的人类情绪、感觉以及动机,而这些变量由于时空或背景的迁异而千变万化。因此,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媒介生态学则特别强调媒介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媒介生态论者看来，人与媒介不仅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必然会与其产生相互关联与影响。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媒介所根植的自然地点，所在区域的自然状况是媒介生存与发展不可回避的必要条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媒介生存与发展所在地点的自然状况，并探讨自然环境与媒介发展间的关联而进行。事实上，自然环境状况与媒介生存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形成有着毋庸置疑的关联性和必然联系。这种地理、气候、历史、文化间潜在的关系是不能在研究中回避的。媒介生态学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研究的拓展，是媒介生态学能够生发出最为直接和切近现实的指导作用的所在。
三、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同一与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在相互碰撞中实际上又相互启示，从学科研究的同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同与相近来说，两个学派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与融合。
（一）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同一
两论虽然在差异中各自成长，但其在研究方面的同一性也愈加明显。其一，两论汲取的理论资源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初期技术的迅速进步给环境带来的后果，对于生态意识的崛起以及在学界也随之刮起一阵生态学范式及思维方式的旋风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人们开始关注和思考生活中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媒介环境论者沃尔特•翁（WalterOng）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宇宙的整体联系和演化史有了深刻而精细的知识，我们的确生活在名副其实的生态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特征是事物的相互联系，至少就人类的感知能力而言是这样的。”〔10〕无论是媒介生态论者还是媒介环境论者，他们受生态学的影响，都汲取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养分。媒介生态论者驻足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论者则从肯定人在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更为关注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其二，两论研究目的的同一性。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其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谋求人与其所生存环境的平衡良性的互动与发展。生态论论者是在承认人与媒介共生的前提下，具体而微地关注媒介一方的发生与发展，并对此种状况进行相应地描述及对策研究。其研究根本旨在寻求媒介与媒介所在环境的平衡，根本上说是媒介与人生存环境的平衡。媒介环境学则更多地从批判的眼光指出现代社会的媒介本质，越来越多的媒介构成了人生存的环境。媒介构成了人生活的生态。媒介如何构成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媒介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或者改变了人，人又当如何应对，如何寻找到媒介现实下的人与媒介环境间的平衡。探寻人与媒介间的关系，在批判中寻找人与媒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良性互动，这正是同一称谓下的两论研究的共通之处。
（二）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两者必然存在着交叉和涵容。首先，都以媒介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都是在媒介发展迅猛的当下，对于媒介的一种关注与研究。两派都强烈地意识到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共生的关系。媒介已然是世界构成中的一部分，是人类交往不可规避的手段，并且彼此间交融互生。媒介生态学对媒介及其生态关系的研究，往往具体而实际，致力于为业界提供策略方面的指引与指导。而媒介环境学对于媒介的研究，则以人为关切对象，致力于媒介技术的宏观视野，力图指明媒介技术对于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但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无论是具体而微的媒介，还是线条粗犷的技术分野，媒介始终在两论共同关注的视野之中。不论是出于传播研究的考量，还是文化研究的思索，两论都承认媒介业已成为构建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对象的同一关注，必然带来研究内容的涵容。其次，都以生态环境为研究题域。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环境，是以媒介为中心，媒介所在生态圈层的其他因素的综合。在媒介生态学的有关研究中，媒介生存脱离不了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外部环境的作用，研究这些外部环境与因素，才能够为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媒介环境学所指向的环境，则直指媒介技术本身。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媒介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容器”（芒福德语）。这种环境论，既提供给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以新的视野，但也并未脱离具体的媒介而成为虚无的想象。媒介环境论者往往植根于某一媒介形式，但也必须结合这种媒介形式所存在的时代、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其他具体因素。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中也必然考虑到媒介与其他文化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也即媒介构成的生态与媒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共生关系的肯定和强调，正是两论的共同认识，也必然会因此在研究中出现相互涵容。第三，都研究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两论从不同的向度出发，但关注的却都是媒介与环境间的关系。媒介环境学关注的是媒介形式构成环境，进而构建社会，形成文化，产生影响。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该书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印刷技术媒介产生的时间与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印刷文化，并进一步阐释印刷技术对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学的影响，从而导引出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存在必然关联的宏大主题。而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从而实现为媒介生存提供最佳策略的研究目的。如许多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对具体媒介及媒介现象的观察，像《媒介生态学视阈下作为空间的华莱坞电影》《从媒介生态看城市台民生新闻的困境》等媒介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往往针对具体的媒介或者媒介形式，分析媒介与所在环境间的关系，有的放矢地找到媒介生存与发展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或办法。显然，两论都承认媒介对社会的参与作用，并从媒介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与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皆持肯定并审慎的态度。这种共识指引下的研究，虽因目的不同，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必然出现彼此涵容。
四、结语
良好的实验教学平台是进行生态学实验的基础，而实验教学管理基本以学院、教学系部、实验中心的三级管理体制，使得各实验课程都强调本系部内课程的特点，忽视了与其他系部之间的交流渗透。实验设备使用起来通过种种繁琐的沟通、协调，增加了正常实验教学的障碍，极其不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专业实验素质。
2生态学课程实验教学的改革探析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完善实验教学过程，提高实验教学质量，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结合笔者自身教学经验，从教学理念、增加实验经费投入与改变育人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2．1树立现代教育理念，体现以人为本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未来社会建设人才，传统的教育理念难以适应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要求，只有树立学生既是教育活动的客体，又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的现在教育理念，教师才能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懂得自我教育、自我学习，才能是学生既有鱼吃又学会捕鱼的方法。只有这样教育活动才能引起学生积极响应，教师的教育才具有极高的价值与作用。
2．2投资与整合资源并举、加强校企合作育人之路
现代生态学实验设备与技术都处于不断创新过程中，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不断提高。改善实验生态学实验条件，在加大投入的基础上，还要对现有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构建大实验室管理体制。取消学院、系部、实验中心、教研室管理实验室建制的管理模式，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成立校“实验教学部或中心”，承担全校的实验实践教学任务，还可以为科研提供各种实验服务，真正达到资源共享。要改善生态学的实验条件，还要借鉴德国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模式，加强校企合作的模式，满足用人单位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2．3优化实验内容，培养学生主动性
由于生态学具有综合性、应用性和交叉性，在实验内容上可选择的空间很大。生态学实验内容的选择上，既要反映生态学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学科前沿研究领域，同时也要体现生态学自身的特色。首先，开设必要的基础实验，让学生在掌握基本实验技能的同时巩固学过的理论知识，为以后的实验打下坚实的技能基础;其次，在学生掌握实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开设综台性和设计性实验，通过教师辅导和学生积极主动的查阅文献，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全面的综合素质;第三，指导教师根据自己的科研项目来安排学生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性实验。
2．4实验教学方法改革
生态学实验教学方法改革的关键是要引导学生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在生态学实验教学改革中，在实验前应将所有实验题目交给学生，让学生全面了解整个课程的实验内容，并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实验内容，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所学的生态学理论选择、设计综合性实验和研究性实验方案。对于这类实验报告要求按科技文献的格式撰写实验报告，即包括引言、材料和方法、实验结果、讨论、参考文献五个部分。改革后的生态学实验教学由仅仅重视实验结果向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并重转变，实现了学生做实验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实验小组内成员的自我组织、分工协作、独立准备和完成实验，培养了学生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形成和提高。
2．5完善考评体系
实验评价既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评定，又是促进学生不断提高综合素质的动力。实验成绩的考核必须与学生的实验过程表现的综合能力相结合。在改革后的评价体系中，必须兼顾实验报告与理论考试、设计能力与操作技能、协作能力等多种形式的结合、尤其加强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以及实验设计创新的能力的考评，而实验结果的正确与否只作为评价的参考。全面而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可以培养学生勤于动手、善于动脑思考的良好习惯，促进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发展，最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3结语
1．1研究区概况
黑河流域是我国西北干旱地第二大内陆河流域，地跨青海、甘肃和内蒙古3个省区，流域面积14．2万km2，干流全长821km。黑河流域地势上呈现南高北低的特点，流域平均海拔高度为3600m，相对高差3000m左右，较大的海拔高差使得流域生态格局、气候状况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整个黑河流域自南向北依次可划分为:上游祁连山山区水源涵养区、中游张掖人工农业绿洲区和下游额济纳旗沙漠绿洲区三个典型区域［7］。上游祁连山区年降水量相对较高，处于300～500mm之间，中游河西走廊地区年降水量100～250mm，而下游额尔济纳旗绿洲区域降水量不足45mm，属于极端干旱荒漠区域。黑河流域发源于上游祁连山山区约有35条主要河流，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41．73亿m3，其中出山径流量占88．26%。
1．2数据来源
本文水生态系统及河流水环境等数据主要来源于野外实地调查和采样分析。按照典型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根据流域水生态系统不同类型设置了采样断面，共设置了94个水生态系统采样点(图1)。样品采集与分析方法主要依据水生生物调查有关技术规范［8］。在野外水生态调查过程中，对河流底质、流速、水深进行了同步测定，并采集了河流水质、底质样品。按照有关测试分析标准，在实验室内完成N、P等生源要素的测试分析。
1．3研究方法
1．3．1指标因子归一化为消除环境因子指标量纲差异的影响，客观分析指标空间上影响特征，需进行指标归一化和标准化处理。在指标归一化处理中，考虑各个指标对于水生态系统作用特征，对于流域水生态系统生长发育具有正相关的指标采用公式(1)，呈负相关的指标则采用公式(2)，从而使得转换后的环境指标数据X''''越大时，该指标对水生态系统的生长发育等作用就越有利。利用上述归一化公式，对环境因子的指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在完成指标标准化后，采用Arc-GIS样条空间插值法进行栅格化处理，为环境因子与水生态系统异质性特征分析提供分析数据。
1．3．2空间主成分分析考虑到部分环境因子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消除信息冗余，突出关键环境因子信息，通过对环境因子主成分分析(PCA)指标降维，可获得相对彼此独立的因子。本文利用Arc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中PrincipalComponents工具，对各个指标进行了空间主成分因子转换。
1．3．3典范对应分析典范对应分析(CCA)是一种数量排序分析方法，是从对应分析发展而来的。在该排序方法中，通过实现对应分析与多元回归的结合，从而详细地研究生物群落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由于典范对应分析可以将多个环境因子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这与直接梯度分析不同，CCA分析结果直观明显，可以更好地反映生物群落与环境的作用关系［9］，为研究水生态系统和环境因子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利工具。本文采用Cannoca典范对应分析软件(Cannocaforwindows4．5)，对流域水生生物物种数据和环境因子数据进行对应分析。水生生物物种数据采用物种数及生物密度数据，利用lg(x+1)进行数据的转换和处理，使之更趋于正态分布［12］。
2结果与分析
2．1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特征
根据野外调查及实验室水生生物样品鉴定，对黑河流域水生生物种类、数量及优势物种特征进行了整理分析。经统计整理，黑河流域调查到浮游植物8门98属231种，其中，硅藻为流域广布种，占总浮游植物物种数42．42%。尺骨针杆藻(Synedraul-na(Nitzsch．))、膜孔平板藻(Tabellariafenestrata)和无常蓝纤维藻(Dactylococcopsisirregularis)为流域内浮游藻类的优势种。黑河流域调查到浮游动物4门44种，其中，原生动物为流域优势类群，共计20种，占流域总物种数45．45%。黑河流域调查到底栖动物5门17种，其中，水生昆虫为流域的优势类群，共11种，占总物种数64．71%。黑河流域共调查到19种鱼类，其中，野生种类13种，主要以鲤科和高原鳅为主;人工养殖鱼类6种，人工养殖鱼类主要分布于水库、人工池塘或湖泊等水体。利用ArcGIS空间分析与处理技术，对黑河流域各个采样点调查到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鱼类等水生生物的种类数或物种密度数据，进行空间化处理，得到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特征(图2)。可以看出，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分布上具有流域中上游地区物种数量相对较多，而下游区域相对较少的特点。
2．2环境因子及其影响特征分析
2．2．1环境因子及其生态表征影响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的流域环境因子是多方面的，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13－15］。为分析不同环境因子对于流域水生态系统的作用关系，需要构建影响流域水生态系统异质性的环境因子指标体系。结合黑河流域以往开展的生态功能区划、自然地理区划以及河流水功能区划等区划指标，以及黑河流域干旱区流域的特点，从气象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等方面，建立了影响流域水生态特征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多年平均降水量(P)、多年平均气温(T)、多年平均蒸发量(E)、多年平均干旱指数(D)、平均径流深度(R)、绝对高度(DEM)、相对高度、坡向(PECT)、坡度(SLOP)、净初级生产力(NPP)、植被指数(NDVI)等，共11个指标。通过对各指标的作用特点分析［20－21］，概括出不同环境因子对于水生态系统的生态表征特征(表1)。
2．2．2环境因子相互作用关系分析为识别各个环境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对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探索性空间相关分析中的相关性分析(CA)方法，判别影响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异质性的各个环境因子之间的作用特征。由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个环境因子指标中，绝对高度与相对高度、径流深度、平均降水量、NPP、NDVI以及坡向、坡度之间呈现正相关性，尤其绝对高度与相对高度之间高度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9以上;而绝对高度与平均气温、平均蒸发量和干旱指数之间，则表现为较为明显的负向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84、－0．89、－0．79。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方法进一步探索各个环境因子之间的作用关系。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技术，通过环境因子指标的主成分因子变换，得到影响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的主成分因子特征值及贡献率。由表2可知，前2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PC1和第二主成分PC2)的累积贡献率为99．3%，已综合了各环境因子的绝大部分信息。其中，第一主成分PC1与绝对高度(X6)、相对高度(X7)存在较大的正相关性(0．661)，而指标绝对高度(X6)与相对高度(X7)是黑河流域地形特征信息的表征性指标，因此第一主成分PC1可以看作是流域地形特征的代表。第二主成分PC2与平均降水量之间具有一定负相关关系(－0．107)，而与平均蒸发量(X4)具有较强正相关性(0．928)，与干旱指数(X5)具有一定的正相关(0．342)，而指标平均降水量(X1)、平均蒸发量(X4)和干旱指数(X5)均作为黑河流域气候特征信息的表征性指标，因此第二主成分PC2可以看作流域气候特征的代表。由此可知，地形要素指标和气候要素指标对于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分布具有较大的影响。地形因子中，流域绝对高度与相对高度之间具有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可任选其一作为地形因子的表征指标，在此选取绝对高度(DEM)作为黑河流域地形特征的表征指标。气候因子中，流域的降水量(P)与蒸发量(E)、干旱指数(D)之间呈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蒸发量(E)与干旱指数(D)之间具有一定正相关性，为减少信息冗余，在蒸发量(E)和干旱指数(D)中可选择其中之一，考虑到干旱指数(D)反映出西北黑河流域干旱缺水的内陆河流域特点，因此将降水量(P)、干旱指数(D)作为黑河流域的气候表征指标。
2．3水生态系统异质性主要环境影响要素
利用数量排序反映物种在分类学性状上的差异，明确物种在多个环境梯度上的空间位置，是生态学上的每一物种在超体积生态位的n维空间中都由其特定的位置特性所决定。因此，通过排序手段识别物种分布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能够很好地揭示它们在不同环境因子(非生物的和生物的)上的生态分化现象［16］。典范对应分析(CCA)排序除了能够反映不同物种的生态分化现象以外，还可以很好地解释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利用CCA分析，将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各样点数据与环境因子指标进行排序，得到环境因子二维排序图(图3)，通过排序轴可知，影响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特征的各个环境因子中，海拔高度、降水量和干旱指数是3个影响流域水生物物种数量及分布的主要环境变量，该情形也与环境因子主成分分析(PCA)的结果相一致。由此判断，地形因子(DEM)、气候因子(降水、干旱指数)是干旱区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宏观空间格局分异的主要环境影响要素。
3讨论
研究表明，流域水生生物群落空间异质性的直接驱动因子为水量和水质条件，这些因子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流域水体的局部特征上。对于黑河流域而言，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等水生生物种类分布主要以中游地区居多，与黑河中游地区河道变宽、水流变缓、泥沙易于沉积以及人类活动导致水体中具有较多营养物质有关［17］;而且，黑河中游区域广泛分布湿地水生维管束植物(中游分布有张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具有适合水生生物生长的栖息生境［18］。其他研究如太子河流域，着生藻类群落结构也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驱动着生藻类结构空间格局的水环境因子为总氮(TN)、电导率(EH)和总溶解固体(TDS)，但研究同时指出，由于流域不同的土地利用模式、外源性营养盐类型以及人类活动强度等差异，致使河流着生藻类群落结构格局有所不同［19］。在太湖流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环境影响因子中，电导率(EH)和总氮(TN)是影响底栖动物空间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20］。巢湖流域浮游植物群落的空间分布结构，主要受到水温、浊度及入湖水量因子等变化的影响。而流域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特征受到不同尺度上多个环境因子的综合作用，在河流或河段尺度上，河道动力学、栖息地特征和生境条件、水质和水量差异等往往是造成水生态系统异质性的主要环境影响要素。但是，在宏观尺度上，区域气候和地质条件素通常具有决定性作用，致使流域水生态系统出现宏观的空间分布格局差异［1］，且宏观尺度上的环境要素具有长期而稳定(数百年或者数年前)、作用范围广(大于几十平方公里)的特点。实质上，流域的水生态系统的空间异质性分布格局，除了直接与河流等水体环境的物理化学条件息息相关以外，宏观尺度上的流域环境要素(地形、地质、气候、土壤等)通过对河流水生物栖息环境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如降水变化、营养物质输移、底质条件改变、河流形态变化等)，也会影响河流水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布，使之出现鱼类等水生生物区系、种类及数量等水生态系统的空间异质性分布特征。
4结语
杭职院与经济开发区、主流企业、人社局和兄弟院校构筑了四大平台，为专业建设搭建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创新性地提出开展基于校企共同体平台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行“毕业即上岗、岗位能迁移、发展可续”的教学改革，开展突出岗位职业能力培养的多形式项目化课程开发；推行“校中厂”、“厂中校”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搭建“校企互通、人才共享”为平台的双师型专业教师队伍，探索出一条“工学结合、可持续发展”的专业建设生态发展之路。
1.1校企、区校、校校、局校合作构筑四大平台
政府引导，促使学校与区域主导产业的主流企业合作，本着立足一个企业、面向整个行业的思路成立了友嘉机电学院、达利女装学院、青年汽车学院等七大校企共同体，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做到人财物相对独立，既是学校的二级学院又是企业的二级部门。学校和企业实行五个共同，即共同调整专业结构、共同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共同参与教学管理、共同开展就业指导、共同实施质量评价，其中友嘉模式和达利现象已经成为国家示范性要样本。学校与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开展战略合作，组建学校发展委员会，以开发区政府为主、双方共同参与，共建高职学生创业园、经济技术开发区产学研发展学院和高技能培训中心，在人才培养、工学结合、专业建设、毕业生实习与就业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学校与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等建立了校校战略联盟平台，开展师资互派、学生互访、资源互通、学术共研，协同发展等在内的校际合作。学校与市人社局合作，建立杭职院实训中心暨杭州市公共实训基地，可同时容纳2600多人实训。四大平台的构筑，实现校企联动、同伴互助、专家引领，为专业发展构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1.2基于校企共同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目前国外流行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德国双元制模式；二是加拿大美国模式；三是澳大利亚模式。这几种模式有各自的优点，很难直接为我国的高职教育所用。目前国内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此，学校各专业基于校企共同体平台，提出“走出教材、走出教室、走出学校”，与企业合作育人、合作就业，根据专业特点，开展多种类型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例如，服装设计专业开展“整体化教学、生产性实训”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专业开展基于“四真三融”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等。
1.3实行“毕业即上岗、岗位能迁移、发展可续”的教学改革
学校结合区域产业主流企业人才需求，以培养学生“毕业即上岗、岗位能迁移、发展可续”为目标进行教学改革。打破教程的限制，把活页、工作任务书、实际的工作资料等作为校本教材；打破空间限制，把上课环境的限制，设在真实职业情境中，营造与工作现场一致的全真或仿真的教学环境；打破时间限制，采用模块化、整体性的理实结合教学；转变教学形式和手段，采用多种形式开展教学；打破教学内容的限制，根据企业实际需要，将职业资格标准融入教学内容，引入真实生产任务。改革考核评价方式，开展过程性评价为中心教学评价。打破教师的限制，企业的能工巧匠与教师之间进行身份互换。
1.4开展突出岗位职业能力培养的多形式项目化课程开发
首先，学校各专业与校企共同体参与企业共同确定岗位群，开展岗位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融入岗位职业资格标准，共同制定核心课程的课程标准，共同开发项目化课程及教材，包括课程标准、教材、教学课件等教学资源，并通过数字化资源库实现资源共享，满足本专业学生和企业员工自主学习需求。
1.5推行“校中厂”、“厂中校”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
一方面，学习按照企业生产要求，以生产车间、生产流水线的形式，校企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同时引进企业真实生产任务和能工巧匠，开展生产性实训的同时也解决企业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在校企合作企业生产车间建立教学区，如友嘉实业集团厂中校、达利教学生产车间、杭州电化集团教学区等，确保学生一边顶岗实习，一边及时得到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的指导。
1.6搭建“校企互通、人才共享”为平台的专业教师队伍
学校全面深入推进“教师企业经历工程”，要求专业教师必须带着项目下企业，每年必须有十五天的企业经历，这是教师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与企业打通人才引入通道，采取“学校供编，企业支薪”的方式吸引企业高端人才进驻专业。聘请行业企业专家担任兼职专业负责人，确保每个专业都有一名来自企业的兼职专业负责人，实现与校内专业负责人优势互补，共同推进专业现代化建设。依托合作企业，积极吸纳一线专业技术人才和能工巧匠参与学校教学工作，实施兼职教师与专业教师结对子工程，保证教学质量。
2结语
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便是环境生态学，同时环境生态学也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其主要研究的是在人为干扰下生态系统内部机制变化规律，以及其对于人类的影响，同时探索出恢复受损的生态系统对策，怎样才能对生态系统进行重建和保护。总而言之，其是一门解决目前环境问题的重要学科。
2在高职经济学科教学中环境生态学思想应用缺少的原因
2.1在教学环节中缺少环境生态学思想
在教学环节中包括很多内容，例如：人才培养方案、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的建设以及实践教学等。对于人才培养方案，教育部没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其必须要以培养专业经济学人才为目标；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科教材建设中，缺少环境生态学思想，经济学与生态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而对于这些矛盾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这就导致教材缺少一定的复习和巩固知识的环节；在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教师的专业技能有所不同，这就导致在经济教学中不能有效的融入生态学思想，同时生态学教师又没有很好的经济学知识；在实践教学中，教育部门对其并不重视，从而使经济生态学的实践活动较少。尽管部分高校会组织一些环境保护社团，但是其并不受到学校的重视，所以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2.2“经济人伦理”对教育的影响
目前，“经济人伦理”对教育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其在经济学教学中有着特别突出的表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GDP增长速度非常快，与此同时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从而使经济学科的教育变得特别重要，而对培养经济学人才探索却比较少。教学会受到“经济人伦理”影响的主要因素是由于高校的教材以及教学体系都是借鉴来的，因此对教学体系以及教学效果影响很大。
3高职经济学科教学中环境生态学思想的应用
3.1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机制的改革
对于目前经济学教学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相关人才，这个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学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机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教育工作者或者学生都必须要明确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素质，促进社会的发展。目前各高校必须重新定位教育作用，同时要以培养全面人才为教育目标，逐渐完善考核和评审制度，明确教育发展的方向。
3.2在教学环节中应用环境生态学思想
首先，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过程中，借鉴一些国外生态学教学的经验，并且要加强专业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入生态经济学的思想。其次，是教材建设。如何有效的在高职经济学教学中加入环境生态学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需要相关人员具有较深的经济学知识，同时也要具备很深的环境生态学思想，这样才能使教材做到绿色化。无论是在教材的观点上，还是与环境生态协调方面等，都需要将环境生态学思想融入到其中，从而提高教学效果。然后，在师资队伍建设的过程中，高校要培养教师环境生态学相关的知识，使教师真正的领悟环境生态学的思想。部分高校还可以设置生态经济学教育专业，从而有效地扩大师资来源，提高师资整体素质。在建设的过程中，要鼓励教师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并且要促进他们积极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例如：图片、视频以及声音等，这对于环境生态学思想的融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最后，就是实践教学。高校要积极的组织和调动学生参加实践活动，使社团功能发挥出真正的价值，从而营造一个绿色的氛围，让学生感受到环境生态学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优势，这对于培养全面的经济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4结语
当前，网络文学正处在一个转型期，从文学性、哲学性和美学性研究转向媒介和传播方式的研究过程，这不光是研究网络文学的转型，更是整个文学和当前文化的一种华丽蜕变。这种转型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也愈发增快。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型媒介表现形式高速发展，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和明显的。很多专家学者开始重视网络文学这一新型的形式研究。今年的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引用了“有权但不能任性”，是“有钱就任性”的网络语言表达方式一种演化，相信这一句话将获得今年中国最具人气的奖。学术界更是集中研究新媒介对当前文学的作用。虽然专家们一些看法还不够统一，但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网络文学这种新型的媒介文学将在当前的文学研究的大背景里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淘宝体等一系列的网络语言习惯将改变中国语言结构新格局。对网络文学这种转型期阶段的科学判断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网络文学本身经过二十多年的文学性、哲学性和美学性的研究，已经考虑探讨的足够全面和系统了，其发展空间有限，拓展领域不足，但是传播和新媒介研究还存在很多研究空白需要填充，研究的方面还相对丰富。第二方面的理由是，网络这一新媒介是当今社会热点，而且这种热度将产生更高温度。文学的研究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要从媒介这个新的角度去探讨，去分析。媒介这个新的研究突破口将成为文学研究新的增长极。因此网络文学的转型研究将势在必行，其研究转向将朝着传播媒介等角度发展。
二、研究角度拓展
网络文学瓜分了中国文学的新格局，其研究也是开始从新洗牌。近两年来网络文学发展低迷，甚至有向着低俗、恶搞的不良方向发展。究其缘由，二十多年的传统研究逐渐束缚了网络作品的创作。同时网络文学的媒介研究流于表面，创作者很难深入挖掘媒介这一拓展空间。所以，媒介生态学这一新的研究角度将成为网络作品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将给网络文学注入新的活力。这种新角度的拓展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结构研究。媒介的自身结构课题将是网络文学探讨的新领域，在进行自身分析和探讨的基础上，开展与传统文学的传播结构进行对比，寻求网络作品媒介结构存在的特征。这将成为新的研究角度之一。其次，导向研究。媒介的传播形式不同，文学作品的媒介导向是不同的。媒介形式和文学的关系研究，一方面是媒介形式对文学的导向研究，另一方面是文学对媒介形式的反作用。最后，媒介本身对文学表现的研究。网络这个新的媒介平台将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有无影响，对表达效果有无影响。
三、结语
1．1菌根共生对外来植物入侵的促进作用
菌根共生体在强化植物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性、提高植物营养水平以及塑造植物种群和群落结构与动态等方面均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在菌根菌与植物相互作用过程中，一方面植物可以向菌根菌提供更多的碳水化合物，另一方面菌根菌可以为植物提供氮和磷等营养，提高植物对环境中水的利用效率，增强植物对一些病原微生物侵染的抗性．因此，外来植物若能与入侵地的菌根菌形成共生体，将大大提升其入侵潜力．目前的研究表明，菌根共生可能是促进外来植物成功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如NI－JJER等在研究乌桕（Sapiumsebiferum）成功入侵的机理时发现，与土著植物相比，其根系中的丛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mycorrhizafungi，AMF）是提高乌桕生长率、促进其进一步入侵温带湿地系统的重要原因．HARNER等研究了AMF在斑点矢车菊（Cen－taureastoebe）入侵过程中的重要性，结果发现AMF极大地促进了斑点矢车菊对氮的吸收，从而有利于其在河漫滩地的泛滥生长．目前，AMF在外来植物入侵中的作用已被大量试验证实．如杨如意等认为菌根真菌在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canadensis）入侵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MARLER等对入侵美国西北部草地的斑点矢车菊的研究揭示：外来植物如能与AMF形成共生体大大提高了其入侵潜力．FUMANAL等在研究从北美传入法国的豚草（Ambrosiaartemisiifolia）时发现，接种其根系中的AMF显著增加了豚草的株高、基茎、叶片数、根生物量干重、地上生物量干重以及总生物量干重，从而进一步促进其入侵．为了说明菌根共生如何促进外来植物入侵的机理问题，CAR－EY等采用同位素标记的方法研究了菌根共生对斑点矢车菊与本土植物爱达荷狐茅（Festucaidahoen－sis）的营养竞争关系，结果表明，菌根菌通过地下菌丝网络将碳水化合物由本土植物爱达荷狐茅向斑点矢车菊进行转运，进而抑制了爱达荷狐茅的生长，促进了斑点矢车菊的入侵，但此机制是否适合于其他入侵植物尚不清楚．此外，有研究发现，本地植物与菌根菌之间存在碳素竞争，从而抑制了本地植物的生长．那么菌根菌是否对入侵植物也具有负反馈作用还需要大量的实验证明．总体而言，目前关于入侵植物与菌根菌相互关系的研究大多采用温室盆栽试验，所以仍需大量的野外证据来支持．
1．2固氮微生物共生对外来植物入侵的促进作用
土壤氮是决定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外来固氮植物通过与土壤中的固氮微生物共生，显著提高了入侵地土壤氮的含量与可获得性，进而提高了入侵种类的丰富度．火树（Myricafaya）是生长于大西洋加那利群岛上的一种能共生固氮的木本植物，该植物侵入夏威夷后，与土壤放线菌Frankia共生，其每年所固定的氮是本地植物固氮量的4倍，为其进一步入侵创造了有利的土壤条件．XU等在研究入侵中国西南部的外来植物紫茎泽兰（Ageratinaadenophora）的根际土壤特性和固氮细菌群落时发现，重度入侵地土壤的土壤肥力、固氮细菌数量和种类多样性显著高于轻度入侵和非入侵地．牛红榜等的研究结果亦显示外来植物紫茎泽兰重度入侵区土壤中氮元素的含量和土壤中自生固氮菌的数量都显著高于轻度入侵区和未入侵区．YELENIK等比较了黄羽扇豆（Lupinusluteus）和金环相思树（Acaciasaligna）2种外来共生固氮植物与入侵地土壤氮循环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2种外来植物均显著提高了土壤中植物的可获得性氮含量，进而有利于其进一步入侵．然而固氮植物入侵对土壤氮可获得性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还与被入侵生态系统的生境特征等因素有关．如入侵南非的豆科金合欢属植物金环相思树和海岸金合欢（Acaciacyclops），在养分充足的土壤中氮矿化速率加快，而在贫瘠土壤中却没有．此外，外来固氮植物与入侵地土壤根瘤菌共生要比与本土根瘤菌共生更有利于其生长．如PARKER等对由美国入侵到北澳大利亚的含羞草（Mimosapigra）的根瘤菌进行分类鉴定，结果发现，入侵的含羞草中一些根瘤菌品系完全不同于生长于美国本土的含羞草根瘤菌品系，且这些澳大利亚根瘤菌品系对含羞草的入侵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综上，固氮微生物能提高入侵地土壤中氮的含量与可获得性，创造出有利于外来入侵植物生长的土壤微环境，促进外来植物成功入侵．
1．3土壤病原微生物的释放有利于外来植物入侵
尽管“天敌逃避假说”遭遇了一些研究的挑战，认为入侵植物逃避天敌不一定会提高入侵植物对群落的破坏作用，因而“天敌逃避假说”可能不是外来植物成功入侵的重要机制．然而，该假说目前仍然是最能解释外来植物成功入侵的重要机制之一．该假说认为外来植物的成功入侵是因为其在入侵地成功逃避了本土的天敌（主要指食草性动物），从而充分发挥了其潜在的竞争优势．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认为外来入侵植物逃避的天敌还包括原产地的土壤病原菌、寄生虫、食根性原生动物等微生物．KLIRONOMOS通过接种病原体进入灭菌与未灭菌的土壤来研究入侵植物和本土植物的生长与病原体侵染的关系，结果表明，土壤病原微生物对本土植物具有负反馈作用．CALLAWAY等研究了入侵植物斑点矢车菊在本土与入侵地土壤上的生长与土壤微生物群落总体作用之间的关系，发现在未灭菌的本土土壤上栽培斑点矢车菊，其生长速度明显低于灭菌的本土土壤，而斑点矢车菊栽培在入侵的未灭菌的北美土壤上，其生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灭菌的土壤．由此推测：本土土壤病原微生物的侵染对斑点矢车菊的生长具有负反馈作用，而在入侵地由于缺乏相应的土壤病原微生物，斑点矢车菊的入侵更容易．VANDERPUTTEN等在研究入侵博茨瓦纳共和国稀树干草原的印度蒺藜草（Cenchrusbiflorus）时指出，逃避本土土壤病原微生物也许是其成功入侵的原因．“天敌逃避假说”是基于扎实的生态学理论提出的，但该假说也有自身的局限性．BECKSTEAD等在研究入侵美国加州的欧洲海滨草（Ammophilaare－naria）时发现，入侵地与原产地的土壤微生物对欧洲海滨草的生长均表现为负反馈作用．也有研究表明，入侵植物在入侵地可以通过富集对本地植物有害的土壤病原菌来影响本地植物的生长，从而成功入侵．如MANGLA等［52］发现入侵印度的飞机草（Chromo－laenaodorata）可以富集入侵地土壤生态系统中的土传致病真菌－半裸镰刀菌（Fusariumsemitectum），抑制本地植物生长，促进其成功入侵．
1．4土壤微生物群落总体结构的改变促进外来植物进一步入侵
在土壤总群落结构与功能水平上，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与地上植物群落组成密切相关．外来植物入侵常常导致本土植物群落组成剧烈改变，进而引起根系分泌物和凋落物的化学组成发生变化，最终使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生相应的演替，且改变后的土壤微生物群落有利于外来植物的进一步入侵．目前，关于土壤微生物群落与入侵植物相互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2个方面：
（1）外来植物入侵与土壤微生物群落具体组成的关系．SI等在研究南美蟛蜞菊（Wedeliatrilobata）入侵程度与其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关系时，发现轻度和重度入侵显著增加了南美蟛蜞菊根际土壤真菌群落的丰富度，而对细菌群落未造成明显影响．此外，南美蟛蜞菊的入侵也对参与土壤氮循环的微生物群落结构产生了明显影响．KOURTEV等研究了日本小檗（Ber－beristhunbergii）和柔枝莠竹（Microstegiumvimineum）的入侵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2种植物的入侵显著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结构，尤其是代表细菌与菌根菌的脂肪酸含量均随着入侵的深入显著提高．BATTEN等研究了外来植物黄矢车菊（Centaureasolstitialis）和钩刺山羊草（Aegilopstri－uncialis）与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关系，发现植物入侵显著提高了土壤硫还原细菌、硫氧化细菌等的脂肪酸含量．此外，我国学者对紫茎泽兰和薇甘菊（Mika－niamicrantha）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2）外来植物入侵与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关系．外来植物之所以能成功入侵是因为其能够促进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演替，进而创造出有利于自身生长的土壤微环境，从而加快了入侵进程．DUDA等和LI等的研究表明，盐生草（Halogetonglomeratus）和薇甘菊入侵均显著提高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功能多样性．针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祖元刚等研究了喜树（Camptothecaacu－minata）替代紫茎泽兰过程中根际微生物的群落特征，结果表明，紫茎泽兰的入侵显著提高了土壤真核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对细菌多样性没有明显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一方面可能与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研究的入侵植物种类有关．
1．5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改变对外来植物进一步入侵的作用差异
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对有机物的矿化作用和无机物的转化，并由此影响着土壤营养的可获得性，而土壤营养的可获得性又直接影响着植物的个体生长和种群或群落动态．现有研究表明，外来植物有选择地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某种功能可能是其成功入侵的重要机制之一．如BAJPAI等证实：与非入侵地土壤相比，紫茎泽兰入侵地土壤具有较高的微生物活性和速效氮含量，对紫茎泽兰生物量积累具有积极的作用．LORENZO等发现，银荆（Acaciadealbata）的入侵使土壤碳、氮和可交换磷含量持续增加，从而为银荆的进一步入侵创造了有利的土壤营养条件．SUN等发现，紫茎泽兰的重度入侵显著增加了土壤总磷和硝态氮含量．EHRENFELD等分别研究了入侵植物日本小檗和柔枝莠竹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伴随着植物入侵，土壤总氮的矿化作用和硝化作用均显著提高，从而为植物的进一步入侵创造了有利的营养条件．不同入侵植物对土壤微生物功能的影响不尽相同，如EVANS等研究了旱雀麦（Bromustectorum）入侵对草地氮素营养动态的影响，结果表明，旱雀麦通过提高氮素在植物体中的滞留量而降低了土壤氮的可获得性，从而降低了土壤总氮的矿化速率．DRENOVSKY等研究了钩刺山羊草入侵与土壤营养循环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植物入侵显著降低了入侵土壤中碳与氮的循环．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一方面可能与研究的入侵植物种类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入侵生境有关．因此，今后要扩大外来植物种的研究范围，探索不同物种入侵与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功能关系，为揭示入侵机理提供更多的证据．
2植物入侵的内生菌生态学机制
植物内生菌（endophyte）泛指那些在其生活史中的某一段时期寄居在植物体内，对植物组织没有引起明显病害症状的微生物，包括那些对宿主暂时没有伤害的潜伏性病原菌、菌根菌以及营表面生的腐生微生物．植物内生菌可增强宿主的抗逆性、抗病性、抗虫性、提高植物的生产力，以及对其他植物的排斥性等，但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本土植物进行的．近年来，研究者开始从内生菌的角度研究外来植物成功入侵的相关机理．有研究证明，内生菌能够增强入侵植物的入侵性，如SHIPUNOV等发现，入侵北美草原的斑点矢车菊体内定居了多种内生真菌，并且部分内生真菌直接提高了斑点矢车菊在入侵地的竞争力，进而增强其入侵性．ASCHEHOUG等研究了内生真菌对入侵植物斑点矢车菊化感作用的影响，发现感染内生真菌的斑点矢车菊对本土植物（Koeleriamacrantha）的化感强度很高，感染数是没感染数的2倍多，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斑点矢车菊的竞争能力．此外，假高粱（Sorghumhalepense）体内定居多种内生固氮细菌，这些内生固氮细菌的存在进一步提高了土壤中碱金属（Ca2＋、Mg2＋、K＋、Na＋）、微量元素（Zn2＋、Fe3＋、Cu＋、Mn2＋）以及可被利用的氮、磷元素的浓度，从而提高了假高粱的入侵能力．此外，人们还发现，内生菌的存在可以通过改变入侵植物的根际微生物群落结构来修饰其入侵性．如RUDGERS等发现内生真菌（Neotyphodiumcoenophialum）的存在提高了外来植物高羊茅（Loliumarundinaceum）根际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从而进一步促进其入侵．然而，人们也发现了一些相反的结果．如NEW－COMBE等发现斑点矢车菊体内的部分内生菌是病原菌，这些病原菌的存在抑制了斑点矢车菊种子的发芽、生长，并延缓其开花．不难看出，植物内生菌在外来植物入侵过程中可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入侵植物的促进作用．因此对入侵植物与其内生菌之间的相互作用开展深入研究可能会发现新的规律，为控制入侵植物提供新的解决途径．
3入侵植物的微生物学机制研究面临的问题
国内外关于外来植物入侵的微生物学机制研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由于入侵植物的种类不同，与土壤微生物群落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机理亦不尽相同，争议仍然存在，目前很难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2）在外来植物入侵的过程中，入侵植物与入侵地土壤微生物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营养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在外来植物入侵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至今尚不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