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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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哲学、经济学等学科角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进行解读
尹栾玉从农村文化产品的公共属性、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现状、政府在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中的角色、民间文化———非正式制度形成的源头等方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进行了制度经济学分析。“农村文化产品消费的整体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政府提供这些产品的必然性;农村文化产品消费所具有的强大的正外部性效用，决定了政府提供这种产品的必要性。”［4］政府应制定和完善各种保障农村文化建设的法规政策，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并加强制度的监管和落实，以保证农村文化建设的常态化，同时要通过直接的公共财政投入和间接的出台优惠激励政策鼓励民间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确保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要以政府提供的法规、政策等正式性制度为主体，同时还需要包含习俗、道德规范，观念、意识形态等内容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撑，而民间文化则是非正式制度形成的源头，“发展农村文化，必须培养和激励‘乡土艺术家’，激发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变‘送’文化为‘种’文化。”
(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内涵、特征、功能的解析
目前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尚没有统一的界定。苏益南等学者把新农村文化界定为:“基于乡村区域共同体的长期传承积累而形成、融入现代文明气息并为特定区域的农民群众共同享有的价值观、生产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等的总和。”［5］根据这一定义，并参考组织文化的层次划分，将新农村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新农村物质文化主要通过文化基础设施、文化活动等体现出来，反映了农民群众对文化的理解和需求，为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文化主要体现为与农村文化发展相关的各种规章制度，能为新农村文化建设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精神文化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的理论经验和思想升华，为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吴迪认为“新农村文化指的是一种既有别于城市文化又有别于以往的传统农村文化的一种全新型的农村文化，是一种与时俱进、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根本宗旨在于推进亿万农民的知识化、文明化和现代化，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6］张硕认为新农村文化建设主要包括农民思想道德建设、农村文化产品创作、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农村法制建设、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八个方面的内容。［7］王家新等学者认为新农村文化包含五大基本要素:作为文化参与者和承载者的农民群体;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农村聚落内的文化设施、设备和场所;农村社区与外界的物质和信息交换渠道;与农村文化活动相配套的组织和制度;面向农村的文化产品和服务。［8］徐学庆在博士论文中概括了新农村文化的八项特征:继承性、民族性、时代性、地域性、内聚性、多样性、群众性、实用性，并认为农村文化具有十大功能:继承、导向、娱乐、认识、教育、沟通、规范、服务、媒介、经济。［9］“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乡村经济的发展，我国乡村文化又呈现出时代性、开放性、群众性等新的特征。目前，乡村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乡村、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共存。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乡村文化强调一种公共性和人伦性;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上，乡村文化则强调人与外界的顺应性、和谐性。我国乡村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蕴涵着自然、淳朴、厚道的文化品格。”
(三)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必要性、意义的剖析
学者们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必要性、意义的阐述大同小异，取得了以下的共识:1．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构建“农村文化建设不仅可以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可以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整合价值取向、提升思想境界、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和各种文化活动的开展，粘合各种心理裂痕，化解各种思想疙瘩和矛盾，架起沟通彼此心灵的桥梁，逐步形成以和为美、以和为贵的共识，从而增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融合。”［11］桂玉认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是根本，文化建设是关键，农村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重要条件和基础性工作，为和谐农村构建提供思想和精神资源。［12］2．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文化建设是小康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基本任务。从我国目前发展情况来看，与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成果相比，农村文化建设显得较为薄弱。我国广大农村由于信息、交通比较闭塞，传统落后文化根深蒂固，农民思想观念比较陈旧，农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从这个角度讲，农村是制约我国社会实行全面小康的关键所在。远翠平认为，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既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13］3．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灵魂，搞好新农村文化建设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有助于解决农村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王海通认为，加强文化建设能够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转变生产观念，为生产发展提供知识支撑。生活富裕不仅是拥有良好的物质生活，还要有精神上的追求。乡风文明、村容整洁，需要用文化建设来转变人们陈旧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风尚和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管理民主，更需要用先进文化的建设来改变封建专制独断的管理方式，用民主法治的手段确保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高效化。［14］4．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化建设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发展现代化的农业、培养高素质的农民、建设富庶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而农业的深层次发展、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现代化农村的建设，都必须依托农村文化建设。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发挥文化在人才培养、信息传递、科技普及、市场开拓、脱贫致富等方面的作用，为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环境、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桂玉用“助推器”“导航灯”“粘合剂”来形象地比喻在整个社会主义农村现代化建设中文化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二、实践总结
很多学者对本省、本市、本县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作了实地调查，总结了不少当地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普遍认为，新农村建设开始后，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农村文化事业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相协调，农村文化事业发展还存在滞后现象。
(一)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成绩
各地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不断推进。目前，大部分农村基本实现了县县有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和文化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场所的建设目标。农村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各地纷纷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流动舞台车工程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的业余生活。群众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在各级文化专业队伍的指导与培训下，农村涌现出一批业余文艺骨干，形成了一大批活跃在广大农村的民间花会、民间艺术表演团队和民间工艺家队伍，民间文艺形式得到恢复与发展。
(二)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不足
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前农村文化工作中还普遍存在基础文化设施建设滞后、基层文化队伍匮乏、村民的文化生活单调、赌博迷信现象普遍存在、传统文化形式日渐衰退的问题。黄欣认为农村文化生活发展滞后的主要表现:一是文化生活消费偏低，二是文化生活方式单一，三是文化生活品味不高。［15］唐金培认为农村文化建设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以下的问题或偏差:重“硬”轻“软”，以中心代替全局;重“点”轻“面”，以个别代替整体;重“建”轻“管”，以形式代替内容;重“乐”轻“教”，以利益代替责任;重“送”轻“种”，以城市文化代替乡土文化。［11］陈运贵则认为农村文化建设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供给与需求之间、硬指标与软任务之间三大矛盾的现实困境。［16］也有学者从政府的角度，总结了政府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提供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政府在农村供给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衰退;当前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与农民的需求错位;政府多头行政造成重复建设、有限资源浪费;政府资金投入不足。［17］还有学者从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视角分析了不足:文化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整体实力不够强;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有创意的文化名家及领军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力;文化消费总量偏低。
(三)农村文化发展滞后的原因
很多学者认为农村文化建设滞后主要是由思想上重视不够、经济上投入不足以及农村文化体制还不健全造成的。梁捍东、王晓瑞认为，基层部门认识不到位是新农村文化建设弱化的思想原因;社会转型和对农村文化建设规律研究不够是弱化的社会原因;市场经济的冲击及其负面效应是农村文化建设弱化的经济原因;一些落后文化影响仍在加深，一些封建文化在农村仍然很有市场，是农村文化建设弱化的自身原因;改革滞后不适应新形势是农村文化建设弱化的动力原因;文化生产与消费脱节，难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是农村文化建设弱化的市场原因。
三、对策建议
学者们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各种研究思考，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破解新农村文化建设难题、探寻行之有效的解决策略和方案。
(一)强化思想认识
学者们一致认为，必须充分认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深入宣传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切实改变新农村文化建设“说起重要、做起次要、忙起不要”的局面，改变农村文化工作“热在县市、重在乡镇、冷在村庄”的状况，树立“大文化”建设的观念。做到“四个纳入”，即把文化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各级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通过这“四个纳入”使农村文化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使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
(二)加强组织领导
徐学庆提出要明确新农村文化建设领导与管理主体的职责。加强党委部门的导向监督作用，保证新农村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加强政府部门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领导管理，促进新农村文化整体发展。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组织、宣传、发动和示范功能，推动农村文化的健康发展。发挥群众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提供牢固的群众基础。
(三)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资金运行机制
吴迪认为，首先，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的专项扶贫投入、专项补贴的力度。地方政府可以要求村级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用于营利性的文化基础设施。其次，扩大公益性筹资。可利用福利彩票、党费基金、社会捐赠、村社集资等多方渠道筹资。再次，多种方式并举，走多业助文的道路。通过民办公助、政策扶持，鼓励农民自办文化，开展各种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文化经营活动，使农民群众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支持农民群众自筹资金、自己组织、自负盈亏、自我管理，兴办农民书社、个体放映队等，大力扶持民间职业剧团和农村业余剧团的发展。
(四)加强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首先要提高现有文化队伍的水平，加强对农村文化干部的培训。其次，在农村吸收“文化精英”充实文化队伍。可以通过国家公共财政引导的方式，奖励和补贴农村基层文化带头人，建立一支乡土化、农民化和本土化的农村文化精英队伍。积极培养农民文化骨干，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间文化方面的作用。另外，国家还要制定引进各类人才到农村的优惠政策，吸引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扎根创业，为农村文化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19］要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五)加强载体建设
“孝”作为中国社会所特有的道德伦理准则，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历代统治阶级都极为关注和崇尚。所以，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关于“孝”的文化体系。孝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形成的，不同时期给它注入了不同的内涵。孝文化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孝文化是指社会、家庭在为老年人提供物质保障、精神赡养、情感慰藉等方面的思想观念、社会伦理、制度规范和价值取向。简言之，孝文化就是关于孝的观念、规范以及行为方式的总称。广义孝文化包含精神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及物质层面的内容，并将孝的内涵从家庭伦理进一步扩展到对国家效忠的态度上。传统孝文化起源于农耕社会，农村孝文化起初只是调整农村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庭伦理关系，并没有家庭之外的社会规范。随着历史的发展，孝道逐渐与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农村孝文化逐步同社会的文化、政治、法律相融合。广义的孝文化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分析。
(一)从精神层面分析，孝文化是关于“孝”的观念体系，即“孝德”
“孝”字最早发现于殷商甲骨文中，这表明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人们就有了“孝”的观念。西周以后，出现了大量关于孝的文献记载。《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字的象形意是指年轻人背着老年人，象征着和谐的亲子代际关系，因而孝被看作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尊重和爱戴的美德。总之，“孝”是孝敬长辈、赡养父母、善待老人的一系列观念。孝文化历来受到中国普通百姓和帝王将相的极力推崇。在古代，孝敬父母、光宗耀祖、效忠君国成为当时人们的崇高的价值追求。当民众将孝行从个人行为和家庭行为扩展到社会行为，上升到国家层面，并形成统一观念时，孝道及孝行就演化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深刻地融入到了民族的观念系统。
(二)从行为层面分析，孝文化是关于践行“孝”的具体活动，即“孝行”
第一，最基本的“孝行”包括养老、敬老、送老、祭老。《礼记•祭统》:“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养老就是照料老人生活起居，使老人吃饱穿暖。敬老就是精神上尊老爱老。送老就是老人过世之后，按照本民族本地方礼节风俗为其送葬、尽孝。祭老则是清明或老人的祭日，子女举行祭祀仪式对老人寄托哀思。第二，家庭孝敬，包括夫妻和睦、父慈子孝、家庭成员间的和谐友爱。家庭中夫妻之间要平等和睦，创造良好的家庭气氛;父母对子女要关心、照顾，要尽心尽责养育子女，教育子女要相互帮助，共同进步，还要教导子女成为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第三，要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效忠国家。孔子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即一个人最大和最理想的孝行就是建立功业、扬名于世、显赫父母。这里的孝除了指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孝顺，还指在社会上小辈对长辈的尊敬、礼让。孝的最终衍伸是效忠国家，就是人们要听命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封建社会君、国一体，孝就表现为爱国。一个人的成长、立业、处世，始终都贯穿了“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孝”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三)从制度层面分析，孝文化是关于“孝”的伦理准则，即“孝道”
以血缘关系为钮带的“孝道”宗法制度早在周朝初期已经制定，使孝成为一种正式的人伦规范和礼仪制度。孔孟儒学则提出了孝的具体伦理道德规范。“三纲五常”说，使“孝”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和政治制度，统治者标举“以孝治天下”。宋明时期，统治者更是大力宣扬孝义、倡导孝行，在选拔和考核官吏时把是否孝敬父母作为首要标准。至此，孝的本义从家庭伦理延伸到社会道德规范，从人际关系扩展到政治法律关系。
(四)从物质层面分析，孝文化还包括关于“孝”的物质载体和活动载体，即“孝形”
孝文化在中国绵延数千年，孝文化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的传承和弘扬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和活动载体，包括与“孝”相关的人物、传说、典籍、民俗、礼节、碑文、建筑等方面。对“孝”论述的论著如《孝经》《礼记》《女儿经》等文化典籍;有以孝命名的城镇，如孝感;有丰富多彩的孝的故事传说、孝的代表人物;有众多的关于孝的遗迹碑刻等。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这一民俗活动历经六百余年从未间断，就是典型的孝的活动载体。这些物质和活动载体都是当前传承和弘扬孝文化的宝贵财富。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孝文化的时代内涵
(一)强调精神赡养
自觉善事父母是新农村孝文化的基本内涵，儿女要自觉奉养父母，使双亲颐养天年。善事父母包括物质供给和精神赡养两方面。物质供给是善事父母的较低层次和基本要求，指尽己所能，从物质上为父母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精神赡养则是较高层次的奉养，在满足老人物质需要基础上关注其精神需求。当前新农村的孝文化则应更多关注“精神赡养”。(二)强调“生命价值”《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要践行孝道，首先要保证行孝者和被行孝者生命的健在。为人子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行孝，即珍爱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也是孝行的体现。当今社会的生存压力大，个别人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点困难挫折就轻生，留下年老孤独的父母。这是一种非常不孝的行为。
(三)建立“平等原则”的新型孝道
旧的孝道强调子辈对父辈的绝对顺从，是条“单行线”。新型孝道则是“双行线”，核心在于子辈与父辈的平等对话，而不是对父辈权威的盲目顺从，更不是父辈对子辈过分纵容。新型孝道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平等交流和理性之爱。
(四)及时行孝，厚生薄死
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很大，有很多人认为，等自己的生活条件好了再来孝顺父母。然而，“子欲孝而亲不在”，“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可能会突然离世，行孝已晚。有人为了弥补缺憾，并受封建迷信的影响，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办豪华葬礼。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孝道应破除旧时代的丧葬陋俗，大力提倡趁父母健在时做到物质和精神赡养，并建立社会主义的文明丧葬新风。
三、余家山头村“女儿节”及其特征
(一)余家山头村“女儿节”的来历及所体现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内涵
衢州市作为“南孔圣地，孝贤故里”，近年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树立了儒家文化发展的典型。农历正月十八为衢州市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相传余氏始祖守益公(明洪武年间)有一女儿，守益公非常疼爱该女。在女儿出嫁后，因思女心切。守益公在每年正月十八都叫其女回家尽孝。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由此得名，历经二十二代子孙的传承，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甚至在时期也不曾中断。每年正月十八，出嫁的女儿都会回到娘家团聚。在过去，女儿上午回家孝敬父母，下午到余氏祠堂祭拜祖宗，参加村里的民俗活动。“女儿节”当天的主要活动有:请佛赐福、祭祖、走马灯、舞龙灯、唱戏等。而今的“女儿节”与古时不同的是，它扩大了活动范围，女儿们会带上亲戚朋友到娘家聚聚，并与同村的“女儿”交流工作和致富信息。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是村民自发组织的。代代相传不间断，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活动形式简单而隆重，是因为它过滤了繁文缛节，遗留了文化的精髓;活动内容丰富而务实，是因为它真正体现了孝、德、伦、礼等这些最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十八十八，女儿回家。”这个专为女儿而产生的习俗，在古代是破除男尊女卑传统的表现，在现代是孝文化、和谐社会的最好体现。2011年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已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确立了“尊重女性、崇尚孝道”这一宏大的文化主旨。正是从那一天起，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走向了更高的文化层次，注入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二)余家山头村“女儿节”的特征
1．浓郁的地方性。
女儿节民俗活动内容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请佛赐福、祭拜祖先、走马灯、舞龙灯、唱大戏等都是地方上流传甚广的习俗，体现了地方民俗节庆特点和鲜明的地方性文化特色。
2．悠久的历史性。
余家山头村“女儿节”孝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历经六百余年、二十二代子孙传承，至今从未间断过，在当地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民俗文化景观。
3．独特的超前性。
在古代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女性地位低下，根本就没有发展个人才能的机会，因此不可能会以女性的名义来设立一个节日，而余家山头村却恰恰相反，传承着尊重女性的“女儿节”。这符合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男女平等与和谐社会的宗旨。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孝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一)加强学术研究，把握新农村新型孝文化的时代内涵
余家山头村已经开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有衢州市文化局负责人、文联、作家协会、民俗专家、大学教师参与的孝文化研讨会。对当代新农村孝文化展开了深度研究:认真理清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孝的当代涵义、当代特征及当代价值;结合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了解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针对当前新农村养老资源匮乏的现实问题展开系列研究，为新农村孝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及方法建议。
(二)孝文化教育常态化
孝文化教育包括两方面，一是对青少年的孝文化教育。对农村青少年进行新孝道理念教育，使青少年懂得尊重、爱戴、孝顺自己的父母。这也是爱党爱国的基础和前提。要把孝文化教育纳入学校教育范畴，学校要开展各种活动对青少年进行孝道教育。二是对全体村民开展孝文化教育。无论何时，家庭永远是农村老年人的第一生活场所。家庭的和睦及家庭成员对孝文化认知和践行状况，直接决定着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从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需求者增加，而养老资源的供给者减少的现实困难出发，政府要对村民展开各种形式的孝文化教育，使每个人对“孝”都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设立专门机构落实农村孝德制度，建立孝德管理长效机制
要落实好农村孝德制度，使孝德管理工作日常化就必须设立专门机构。在村委会建立孝道奖惩机制，树立孝德典型进行表彰，促使村民孝德观念的养成。余家山头村每年“女儿节”都评选并表彰“好女儿”“好媳妇”。2011年评选出了“好女儿”26名、“好媳妇”46名并予以表彰，还建立了“孝慈善”基金。该基金针对本村生活困难家庭的老人予以帮助，为该村的孝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2011年9月，该村好媳妇邵玉仙被评为柯城区第一届“十佳道德模范”———孝老爱亲模范。
(四)要强化法制监督，建立健全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
与舆论压力和道德约束力相比，运用法律规范人们的孝德行为、强化人们的孝德意识是很有必要的。政府要完善对农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机制，做到每个乡、镇都有法律援助工作站，每个村都有法律援助联络员和调解员，不断把援助的触角延伸到农村的每个角落，使农村养老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部分农村家庭尝试签订了《家庭赡养协议书》和《继承财产办法协议书》等，减少了多子女农村家庭中的赡养纠纷，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村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政府可以对这些有益探索进行宣传和推广，对解决当前农村庞大的老年人群的养老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五)倡导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卫生保险
1.1文化建设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建设性的作用，保障了农村各项事业的稳定进行
新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为他们增强自身技能和本领提供精神保证和智力支持。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朝阳产业，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比重，是农村发展经济、农民增产、增收，生活总体水平大幅提升的重要途径。文化建设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物质水平和生活质量，更为农民提供了高雅的文化服务，丰富了农民的精神世界。
1.2新农村文化建设对推动农村乡风文明举足轻重
乡风文明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要求农民要有与时俱进的科学知识、文化修养、行为规范、道德思想等。新农村文化建设为乡风文明提供了一个优雅舒适的文化生长环境，有利于农民转变农村人民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各种承载着优秀文化精髓的文艺活动熏陶了民众，使他们团结友爱、诚信互助、勤俭持家；纯化了乡风，使乡风朝着和谐、健康的方向前进。
1.3新农村文化建设是培育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
新型的农民应具备有文化、有纪律、懂技术，能经营等条件，这是提升农民整体素质的必经之路。同样，培养新型的农民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可多得的力量源泉。一定程度上，农民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其接受新事物，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培养新型的农民旨在培养农民用双手去创造美和幸福，其文化素质的高低也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民是否顺利创造新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因此，新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培育新型的高素质农民，相应地，新型的农民为打造新农村文化风貌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文化下乡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策略
2.1变文化下乡为文化留乡
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应该是一种灵活多变且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形式，它以物质或精神的方式制约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观念，潜移默化地将文化精髓烙进人们的内心深处，并使农民将这种文化以多种形式呈现出来。但由于一部分农村的文化水平始终处于滞后并止步不前的境地，农民只能在村中原有的文化风俗中重复着古板的形式，没有接受新文化信息的途径和方式。文化下乡为农村陈旧的文化内涵诸如新鲜的血液，但单纯的文化下乡并不能彻底改变农村中愚昧、低俗的文化现象，这还要求农村的文化部门针对本村文化的特征，对原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式的改进，引进新鲜的文化信息与文化生活方式，让文化留乡。文化下乡移风易俗目的的实现，有利于农村文艺人才的培养，文化留乡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加强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兴建，针对文化留乡举办一定的文化活动，鼓励农民参与文化建设中来，激发农民对乡土文化的热爱，根据农民的文化需求使先进文化扎根于农村，服务于农民。
2.2促进农村题材文学的创作
新农村文化建设，离不开文化下乡的推动，加强农村文学作品的创作是文化下乡的一种有效形式，同时也是宣传农村文化，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大部分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旨在传播和宣传新农村建设的时代精神，将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逐一展露，这些文学作品往往传递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旨在反映农民的愿望，并积极化解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矛盾，旗帜鲜明的反对和批判农村中的歪风邪气，对纯正乡风、建立良好的农村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要加强对农村文学体裁内容的转换和控制，多多提供有利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应多创作反映农村开拓进取、发展繁荣的文学作品。从文学作品反映的主题来看，要多创作反映人性美、人情美等真善美俱全的作品，“三农”主题的文学作品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推动农村环境文学创作的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此来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
2.3注重民族风俗与文化多元化相结合
在总理的诞生地——淮安区，则按照“一乡一品”的思路，整合资源，先后开发出流均舞狮、季桥诗歌、百姓舞台等文化活动；该文化局还将民间古曲“十番锣鼓”进行了创新，使之古今融合、韵味十足；与此同时，该区还将舞龙舞狮、小淮调戏台、健身舞等多个群众性活动有会机发展成群众性文化节，以此来全面进一步丰富新农村文化建设。但是，在笔者调查过程中发现淮安市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尚存在着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首先，基层文化队伍素质不高、流失情况严重；其次，群众文化生活较为贫乏；第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第四，对非物质形态的文化（包括传统音乐、戏曲）重视不足等。这也进一步阻碍和制约了淮安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
二、淮安市师范院校音乐人才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调查
淮阴师范学院始创于1958年，是淮安市建学较早的院校，并设有音乐学院；该音乐学院先后在江苏省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声乐比赛、合唱比赛中获得大奖。该师范院校还通过鼓励、指导本校音乐专业学生深入到了农村基层进行实践，通过对基层人民大众提供文化产品的实践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激发其创作热情，体验自我价值；如组织基层的小型音乐演出以及各种慰问、联谊演出等。其中，由淮阴师范学院及该院音乐人才先后在盱眙县、金湖县、洪泽县、清浦区、淮阴区、淮安区等农村基础组织发起的各类演出186次，参与的学生1022人次；另外，还有56名音乐系学生通过在各县、区的中小学进行了音乐教学实践。与此同时，淮阴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学生还在基层的实践过程中，还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与发展也做出了许多努力，如以淮安传统地方戏——“三刮调”、“肘鼓子”等淮海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了进一步传承、发展这些地方戏，还通过在淮安小学、淮阴区淮师二附小进行了小范围的教学实践；以此来避免了淮海戏落后的“口口相传”所带来的局限性，为该传统戏曲的传播、发展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
三、淮安市师范院校音乐人才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成效
1、促进农村音乐文化建设
师范院校音乐人才通过在农村基层的各类音乐实践活动，既可以培养音乐人才的实践能力、音乐创新能力，同时，还对推动农村音乐文化的发展、促进农村居民农参与各种音乐活动。同时，师范院校音乐人才也是进一步推动新农村音乐文化的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地方高校音乐文化下乡”、“地方高校音乐人才音乐服务”的带动之下，也可以进一步激发农村音乐文化的活力，推动新农村音乐文化市场的发展，进而促进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同时，也可在通过加强师范院校音乐人才与新农村文化站、点的横向联系，来进一步改善农村音乐文化市场供给不足的现状。
2、服务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增强新农村音乐文化底蕴
师范院校在充分发挥自身音乐人才优势、以及音乐教育人才优势，可以与农村现有的中小学音乐教师进行深入的沟通与交流，并在交流的过程中彼此学习、彼此促进，全面提升彼此间的音乐素养。与此同时，师范院校音乐人才还可以通过在农村中小学的教学实践活动来进一步增强音乐教师队伍，全面丰富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学内容，为传承、发扬本地特色音乐文化也同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师范院校的音乐人才还可以通过在基层的实践活动来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音乐技能与素养，使之可以更好地为新农村文化建设奠定了实践基础。
四、结语
Abstract： As a folk art prevail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Huaihe River， the Flower Drum Lantern has artistic features of rich contents， complex forms and enthusiastic styles of performance. Moreover， it has a transit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 compatible with both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regions and contains cultural viewpoints of free and unfettered Taoist adaptability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Rich in multi-factors in nature，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Flower Drum Lantern art reflects the local people’s unique lifestyle， morality， mentality， thoughts and feelings， which is deeply loved and highly culturally identified there. Therefore， the unique historical and folk valu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value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peri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Key words：Anhui Flower Drum Lantern； regional culture； the Huaihe River basin； artistic value
在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随着人们日益丰富的文化消费和现代高科技媒体的猛烈冲击，花鼓灯艺术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被淹没于滔滔的现代艺术洪流之中，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对花鼓灯艺术进行抢救和保护，虽成学界共识，但其现实境遇却依然面临尴尬；继承传统文化，为当前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尤其是地方农村文化建设服务，更是谈不到。只有真正认识到花鼓灯自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独特价值，才能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去自觉地保护和传承。
一、花鼓灯艺术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中国是一个拥有3 700多年农耕历史的文明国度，地理辽阔，地貌不同，人们的饮食起居习俗也不一样，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特色。花鼓灯艺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主要播布于淮河中游的广大农村地区，同时兼具南北方过渡兼容的文化色彩，花鼓灯艺术的美学精神集中展现出道家随遇而安、顺势而为的逍遥人生观与文化观，体现出淮河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
（一）花鼓灯艺术的播布区主要位于淮河中游的广大农村
自然环境往往会决定人的生存形式，影响人的生活形态，从而也影响一个区域的文化景观。自古以来，河流区域几乎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全长1 000多公里。在安徽境内的是淮河中游地区，淮河北岸是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南岸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峦，这里季风显著，光照充足，但又因冷暖气团交替频繁，常常造成水旱灾害。历史上的淮河流域，地处中原地带，战乱频繁，灾害不断，疆域归属不稳定，既受南下的齐鲁礼乐文明之风熏染，北上的古代楚文化、吴文化也曾在这里积淀，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文化构成对安徽花鼓灯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花鼓灯是人们在单调枯燥的生产劳动之余创造出来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一种地方民间艺术。人们通过沿途卖唱、广场演艺、半路拦歌、对歌抒怀、小戏压场、抵灯竞技等形式，敲锣打鼓，唱歌跳舞，通过优美的动作和民歌小调，缓解疲劳，自娱自乐。“玩灯的共有千千万，都是淮河两岸人”这一花鼓灯灯歌唱词，进一步表明了花鼓灯艺术盛行的区域性特征。
（二）花鼓灯艺术具有南北地域过渡的兼容并包文化背景
花鼓灯艺术具有南北兼容并包的过渡文化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理分界线的南北交融与过渡。淮河地处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与秦岭一起，是我国划分南北地域的分界线。淮河文化的形成，既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也有长江文化的基因，是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筛选、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兼收南北文化之长；二是历史上不同区域文化的交融。淮河源头桐柏地区是夏商文化的繁衍地，淮河中游地区乃是蔡楚文化的发祥地。据记载公元前493年蔡昭侯从河南上蔡迁都州来国（今凤台县）。加之吴楚大战的反复争夺，淮河流域就有了长江文化的北侵、中原文化的影响。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从江南移民14万，以充实中都府（今凤阳以及淮河一带）。这实际上也把江南的经济――文化成分带至淮河两岸；三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汉武帝两次大规模迁东瓯、闽越人至江淮，淮河文化又添吴越文化之影响，淮河下游的北部又与齐鲁文化相交融。另外，北方游牧文化也通过贸易、战争等途径对淮河沿岸有所影响；北方历朝历代的战争与征伐，都让人民生灵涂炭。为求生存，人们只能四处逃避以躲战乱，纷纷迁移于淮河两岸。于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商人、百姓在淮河两岸杂居共存，进行商贸交流，各地文化在淮河地区也得以集结交融，终于形成了如今的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淮河文化。因此，无论是“北歌南灯”，还是“东伞西鼓”，地处东西南北之“中”的安徽花鼓灯，则是“扇绢”并用、“伞鼓”相映，并行不悖，兼而有之，既有北方刚劲爽朗的特点，又有南方灵巧柔美的风韵，兼容南北风韵，并蓄东西优长，具有独特创造的美感力量。花鼓灯集歌舞、杂技、武术、戏曲、锣鼓、吹奏表演于一身，其热情奔放的旋律节奏，丰富多彩、婀娜多姿的表现手法，集中体现出淮河流域南北交融、刚柔并济的文化特色。其完整的表现形式、丰富的舞蹈语言、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安徽花鼓灯舞蹈成为汉民族舞中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民间舞蹈[1]。
（三）花鼓灯艺术的文化基因与美学精神深受淮河流域古朴道家思想的影响
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讲“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犹如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多少具有一致性，每一种文化的内部又有其特殊的目标，而这种目标是其他别的社会所没有的。”[2]文化具有后得性的特征，花鼓灯文化亦是如此。人们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在这种特定的文化单位中成长，通过他们使得花鼓灯文化世代流传，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运行形态和现象。安徽花鼓灯艺术盛行的区域主要是在水灾频患的淮河中游，高频率、无规律的洪涝灾害，是自古以来淮河两岸具有明显特点的自然现象，生活在这里的祖祖辈辈的人们，一直面临不可预期的自然灾害，却又无法摆脱荒年过后的不同寻常的寂寞生活，精神状态和物质生活的双重贫瘠，带给人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凝结了人们内心深处潜在的渴求和寄托。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皆诞生于淮河流域，道家思想则成为淮河流域人民理所当然的精神资源和食粮。这种精神信仰对当地民众的生活态度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淮南子》一书中就能找到答案。
在安徽花鼓灯播布区，道家这种的逍遥、洒脱与昂扬、欢腾的花鼓灯的即兴性、娱乐性等艺术风貌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关系。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等精神，更是符合农耕文化下汉民族求“中和”的美好愿望和寄意。花鼓灯艺人敬神拜神的传统和灯歌叙事抒情、劝诫说理的价值取向，花鼓灯音乐望风采柳、自由吟唱的表演形式，贴近生活、取法自然的表现手法，都是花鼓灯艺术文化基因中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体现[3]。正是在这种结合了民族文化精神和传统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里反复孕育，催生出花鼓灯艺术悲中涵喜、苦中取乐的美学精神气质。淮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在长期的求生存斗争中，既直面严酷现实又以坚韧不拔品格不断实现着精神的超越，最终创造出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又激情迸发的独特的花鼓灯艺术。她是生活困境中的逍遥，是悲剧人生中的憧憬；艺术地展现出苦难中的情趣美，挫折下的理想美。可以这样说，花鼓灯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现象，其铿锵的节律和健美的舞姿，其粗犷中的细腻、坚毅里的豪迈，已经悄然融进了淮河人的血液，成为这里民众的生活寄托和精神支柱，熔铸为淮河文化独特的“有意味的形式”。
二、淮河流域对花鼓灯艺术的文化认同
花鼓灯艺术是安徽沿淮地区民间智慧的结晶，它的形成、发展与传承过程始终是围绕着这条河流，一直传递着沿淮人民的喜怒哀乐，蕴涵着淮河两岸普通百姓的内心精神诉求，花鼓灯原始朴素的灯歌、灵活洒脱的舞蹈、遒劲豪迈的锣鼓，体现出淮河流域浓厚生活气息的文化属性，深受沿淮人民的钟爱，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认同社会心理基础。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花鼓灯是在淮河流域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种古老地方民间艺术，它发源于淮河中游的河湾乡村艺术，本质上也是一种草根艺术。所以它一直植根于淮河水，盛行于淮河两岸，扎根于老百姓的心坎上，以艺术形式表现着淮河儿女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生活信念。虽然花鼓灯的流传遍及苏鲁豫皖四省，但却主要盛行于安徽境内的凤台、怀远、颖上等淮河中游地区，并产生过红极一时的影响人物，如凤台陈敬芝，艺名人称“一条线”，他的舞蹈婀娜多姿，酣畅淋漓；怀远冯国佩，艺名人称“小金莲”，他的舞蹈花团锦簇，舒展大方；颍上郑九如，艺名人称“小白鞋”，他的舞蹈潇洒飘逸、优美动人。他们从小就在淮河岸边长大，深受地方文化的濡染影响，痴迷并喜欢上了花鼓灯，发展并呈现出来自身独特的风格。正是由于人们需要寻找一种相同的文化“次生态系统”， 才使得花鼓灯艺术，能够在淮河流域得到流传，赢得了老百姓的共同喜爱，造就了安徽花鼓灯这样一种长盛不衰的文化生态景观。
从审美内涵层面来看，花鼓灯艺术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其演出对象是农民，主要表现农民的耕种收作、婚丧嫁娶、情感及娱乐形式、审美理想等人生内涵，蕴含着淮河文化的精神品格。安徽花鼓灯常将艺术表演生活化，把日常生活的场景如插秧、拾棉花、摇船，端针匾、单挎篮、割麦花、踏车步、推车步等，都纳入表演的内容，非常贴近日常生活，这些大量取材于民间的体裁，让人们在欣赏之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熟悉影子，唤起亲切的历史记忆，找到精神的归宿。
从接受心理层面来看，花鼓灯的“花”，是女性的象征，过去却通常由男人扮演；花鼓灯的“鼓”，是最核心的乐器，男性的象征；花鼓灯的“灯”，是精神的火苗，是淮河儿女心中永不磨灭的希望之光。这是获得收成的民众向上苍感恩和礼拜的象征物，更是民众的审美心理的外化形式。这种心理的形成同样是来自于地域文化，可以说，安徽花鼓灯舞体审美意识的选择乃是花鼓灯艺术传衍的根基，是农民朋友们对土地的深情依恋，对美好爱情、美好生活的热切渴望，是对新时代精神与花鼓灯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互动与联系在安徽花鼓灯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从发生学上说，花鼓灯的起源或许与早期民间驱除邪僻、祭祀鬼神、祈祷天地的巫术和民俗宗教有关[4]。
三、花鼓灯艺术在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又开始实施送书下乡、送电影下乡、文化信息共享等一系列文化工程，希望提升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必须正视的是目前农村文化建设还比较滞后，不能适应农民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需求，特别是电视与网络对村庄集体文化的解构以及通俗流行文化的严重冲击，导致农村现有的传统历史文化民间特色文化日渐消亡，一些传统的民间艺术濒临失传，农村农民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已经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5]。
花鼓灯作为一种农民自娱自乐、存活在农村的原生态地方民间艺术，它艺术地保留了淮河流域人们的的行为规范、生产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等大量文化事象，包含了淮河两岸人民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所传承下来的特有的传统、习惯、精神、心理、情感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凝聚着淮河流域农民群众的文化认同，这更加有力地显示了花鼓灯艺术在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6]。作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艺术可以增强民族文化文化认同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7]。
第一，历史民俗的价值。自华夏民族形成以来，花鼓灯始终伴随着华夏民族的繁衍而传承，是淮河流域千百年积淀的产物，是共同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的投射。花鼓灯的艺术形式较完整的保存了淮河流域人民的劳动、生活、性格、情趣以及民俗风情的记忆，承载着不同时期淮河流域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花鼓灯艺术里面包孕着淮河流域劳动人民的情感与性格，是淮河儿女用艺术来呈现认识世界畅想未来的一种灵活的继承方式，这种文化传统，蕴含着深层次的历史人文价值[8]。花鼓灯艺术作为一种地方民间艺术，很接地气，深得农民朋友的喜爱，千百年来，他们通过自我结社的形式，在田间地头、宗庙村庄演出，通过灯歌的演唱，对内具有疏导思想、缓解矛盾的巨大作用，对外具有鞭挞假恶丑社会现象，抨击歪风邪气、树立社会正气，有效避免因为思想差异和冲突而引发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花鼓灯艺术通过特定歌舞语汇与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达着古老中国土地上纯朴民众的诗意人生观与旷达人生哲学，体现着乡村社区以仁义理想筑造而成的德性意识及其伦理道德风尚，以及这两者完美结合所呈现出来的纯朴而潇洒、自尊而爱人的文化精神。这一传统文化精神正与当前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相通，在民间文化艺术复兴的背景下，许多民间艺人创作的花鼓灯艺术作品正悄然实现着传统文化思想与艺术价值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灯歌唱词中依据地方风俗习惯选材，很多内容宣扬家庭幸福和睦生活，讴歌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乡村、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也针对社会出现的丑恶现象，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引导着农村群众的是非与价值判断。相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心理，决定了淮河流域人们对花鼓灯的热爱与迷恋，深受百姓的喜欢，成为农村文明的一种风尚，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优质基因。露丝・本尼迪克特和周作人分别从人类文化学理论建构和日本文化研究角度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对各民族文化的科学研究，归根结底是以民间文化艺术尤其是民风民俗为基石的。由此可见，流行于淮河流域的民间花鼓灯艺术在当前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意义。
第二，文化传承的价值。安徽花鼓灯艺术是汉民族地方民间艺术，已经被淮河流域世世代代的农民所传唱，深得人们的喜爱。花鼓灯艺术中舞蹈、灯歌、 锣鼓等多种艺术的完美结合，已经把生活变得艺术化起来，让江淮儿女诗意生活。花鼓灯艺术中对情感的细致描绘，对人物性格外貌的动作呈示，泼辣中有细腻、粗犷中有妩媚、嬉笑中含真情，体现出淮河南北文化刚柔相济的文化风格和生活习俗。安徽花鼓灯在艺术领域沉淀的审美观念也日益鲜明独特，具有凝聚力、生命力、感染力和亲和力，已成淮河文化的艺术符号。花鼓灯艺术要求必须扎根于广漠的农村，接触土地上纯粹的农民，才能延续和继承农村文化建设的优质基因。这些传统文化形式贴近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它淳朴、优美、热情、欢快，富有活力和渗透力，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要的就是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原汁原味、接地气的“本土文化”。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价值。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四百多个舞蹈语汇，五十多种基本形态步法，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系统的舞蹈语言体系，标志着汉族民间舞蹈的发展高度。节奏鲜明自成体系的花鼓灯“锣鼓”，抒情优美、幽默俏皮、即兴演唱的花鼓灯“灯歌”，拧倾的舞姿形态、溜刹的步伐动律的花鼓灯“舞蹈”，形成了安徽花鼓灯完整的表演程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社会时尚文化的强力冲击，安徽花鼓灯这一本土民间原生态艺术瑰宝与其他民间文化艺术一样，正在快速消亡，这一长期活跃在田间地头、农民家门口的民间艺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与当代文化新思维交织碰撞的社会语境中，如何以一种新的形式和样态实现“现代性转化”、焕发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已经成为安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只有从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对花鼓灯艺术进行指导和改造，在花鼓灯艺术的表演套路、服装道具
等进行改造，提高其品质型、观赏性和艺术性，使之成为农民所享用的丰富精神财富。我们更要重视民间传统艺术人才的发掘，他们是淮河流域农村文化事业中最活跃的因子，培养和激励“乡土艺术家”作为活态传承人，保护和传承大量地方民间文化，让灿烂的地方民间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总之，“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优秀的地方民间文化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社会发展，立足于地方的安徽花鼓灯艺术需要创新传承，它不仅能够使安徽地方民间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还能够极大地丰富农民的的精神生活，使广大农村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实质性的丰富和提升。尤其是，作为极具代表性和艺术水准的汉族民间艺术，花鼓灯是淮河流域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传统文化基石。离开了传统，特别是脱离了民间文化传统，任何新文化建设都难以避免走向“底气不足”乃至呈现“空中楼阁”态势。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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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城镇化对吸纳和转移新农村建设中的劳动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影响农民的生活方式、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等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相关信息可知，我国的耕地面积已迫近18亿亩的红线，而我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截至2013年，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6.3%。尽管农业人口在逐年下降，但人多地少的现实仍然存在，这使得农村人口的生产和生活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城镇化可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其生活，使广大农民更快地富裕起来。并且，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便弥补了这一旺盛的需求，这也使得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实现了共赢。城镇化通过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的推移，扩大了对农村地区的要素需求范围，城镇产业结构的升级将使某些产业不断向农村周边地区转移，为农村带来更多的信息资源、先进技术、设备及人才，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且，城镇化程度越高，打破固有的农业传统格局的速度就越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就越快，这就为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生产创造了条件，从而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水平。不仅如此，城镇化还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以及更多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城镇化对转变农村生活方式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农民可以分享城市的文明，感受文化的多元，更好地融入到现代社会的生活之中。
二、新农村建设是城镇化的动力与补充
党的十八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成为我国规划未来农村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思路和指导思想，是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根本途径，是城镇化建设的动力和必要补充，更是推动城镇化的必经之路。如何用稀缺的耕地养活13亿人口，让每个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并且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就需要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大机械生产以及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将有效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也就又使得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增加了本就过剩的农业人口，也就加快了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速度。然而大、中城市的承载空间有限，不能满足大量流动人口的需求，所以部分农民就会选择向城镇转移，这也就催促了城镇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在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生活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农民人生观和价值观、生活习惯和自身素质。农民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由“靠力气吃饭”转向“靠技术吃饭”，为城镇化提供了人力和智力的支持。新农村建设还是城镇化的必要补充。首先，我国幅员辽阔，农村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交通不便，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就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发挥其农业生产的优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为城市提供充足的绿色农产品，同时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其次，我国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农村劳动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愈加明显。据测算，到2016年，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劳动力比例将达到50%。并且，农村留守人员也呈上升态势。这些留守人员大多是妇女、儿童、老人，他们往往都或主动或被动地留在农村，尤其是一些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的老人，故土难离的情结使他们不愿意离开生活的热土。如何让这些农民和留守人员过上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农村生活，加强新农村的建设至关重要。最后，由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甚至举家搬迁到城里，农业耕作缺乏充足劳动力，导致许多耕地撂荒、农村住宅废弃、田园荒芜。如何改善农村荒芜、废弃的景象，也离不开新农村的建设。城乡协调发展离不开城镇化建设，更离不开新农村的建设，只有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理想。
三、总结
1.1新农村建设的新理念宣传不够到位当地政府虽然做了一定的文字宣传、开会动员等工作，但作为建设老百姓美好生活的重大举措，新农村建设不能等同于普通的惠民政策，在宣传此工作时，应做到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在这方面，该区做的还不够，无法提起广大农民的兴趣，村民响应者很少，大多只是静观其变，只有涉及到自身利益时才会稍显积极。
1.2村庄规划不够科学全面
1.2.1重局部规划，轻整体规划相较于整体规划而言，该区更注重某个村、某个点的具体规划，这样虽然更具针对性，但因为欠缺通盘考虑，致使各个村的计划无法统一协调发展。与此同时，据调查，每个村在制定规划时，也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例如，有的村在规划时起点低、层次低，且执行质量不高，缺乏指导性、科学性；有的村在规划时自我意识过强，没有考虑与全县或所在镇的发展、建设规划相衔接，出现了大量的投资浪费、重复建设等问题；有的村在规划时由于受到自身能力和重视程度的限制，缺乏设计贴合自身实际规划的能力与意愿，便生搬硬套其他村的现有规划，既无法体现自身特色，也不具实际操作意义；有的村即使有了明确且科学的规划，但由于上级领导的更换和干预，无法严格按照规划步骤执行，严重影响了规划的严肃性；有的村甚至根本没有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存在“跟着感觉走”、“跟着大形势走”的心里，不利于工作的推进和实施，这是导致很多地方只见新楼房、不见新村庄的根本原因之一。
1.2.2重长期规划，轻短期规划根据国家及上级有关要求，该区虽制定了总的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但其分阶段的建设规划却不够明晰具体，对在何时村容村貌达到何种要求，生产发展达到何种程度，村民生活达到何种水平等，皆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
1.3政策、资金等瓶颈制约要素突出
1.3.1政策不够完善从中央到地方，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新农村建设的有关政策，但其中部分政策存在不连续、不确定、不合理等问题，例如政府增加的支农资金如何补、城市带农村怎么带等等。因为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大影响了镇、村和农民的参与积极性。
1.3.2资金筹集困难在该区中，绝大多数的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农民富裕程度偏低，而县、镇两级政府的财力也相对有限，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不足，建设主体投资乏力。
2破解阻碍新农村建设瓶颈问题的对策
2.1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众多学者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农村建设各个方面皆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农民的培育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引导和塑造。在新农村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了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促进农村先进文化建设、促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价值特质。在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意方法选择的针对性，突出方法运用的综合性及体现方法时代的创新性。
2.1.1要以多种方式丰富农村活动教育形式这是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要求之一。在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与活动时，既要考虑农民群众对活动内容的承受力及接受程度，又要考虑活动形式是否能够引起农民的参与兴趣。要针对农民的生活现状、年龄机构、风俗习惯等因素，在确定明确的目标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的活动形式，制定多种活动方案，以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做到从实际出发，突出特色。
2.1.2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管理制度农村的各项管理制度都是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有效载体，只有不断的完善农村管理制度，加强制度建设，且严格执行，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渗透于农村的各项管理制度中，才能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有力的制度体制保障。
2.1.3要不断推进教育方式的改革创新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即使是在农村，农民的生活方式、观念形态也受其影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也必将迎来新的挑战。因此，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不能一成不变，要在运用传统载体的基础上，创新、广泛运用现代化的媒体手段，力争创造一个承载信息量大、覆盖面广泛、易于操作的载体形式。
2.2转变政府职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进行新农村建设，政府是领导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引导、示范作用。转变政府职能，与新农村建设两者密切相关。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程度，都离不开政府职能有效发挥。
2.2.1要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长期以来，政府以行政强制力作为保障，过分强调农民的义务，忽视了政府服务。随着社会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农民诉求也在不断转变，这就必然要求政府为农民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促进其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3.2.2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一个好的干部队伍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可以说，干部队伍建设的好与坏直接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想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就必须选取一批作风硬、能力强、素质高的优秀人才充实到党员干部队伍中来。并且，在完善政府进人机制，优化公务员队伍学历、年龄的结构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的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经济发展、服务群众能力的意识和和水平，鼓励、支持他们在政策条件允许的条件下，突破常规、积极发展。
2.2.3要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具调查了解，由于大部分文化程度高、能力强的农村青年外出就业，使得农村干部队伍建设陷入困境。农村干部的年龄普遍偏大，他们文化素质不高，缺乏预见性，思想观念陈旧，对国家政策的理解程度有限，更无法跟上时代潮流，习惯用简单、粗暴的工作经验管理基层，他们的水平无法满足社会主义新农建设对基层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大学生进入到农村干部队伍中，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新的思想，可以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为农村引进很多新鲜的东西，从而影响农村一部分人的传统思想，带动他们走改革创新的道路。
2.3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为新农村建设充当助推器农村公共事业的内容极为广泛，大致分为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科技等事业，农村就业、养老保障、社会救助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进程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速度的快慢，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全面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既要统筹规划、精心谋划，又要协调发展、找准突破口，主攻薄弱环节。
2.3.1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要坚持统筹兼顾原则，以规划为引领，不断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切实维护、发展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其中，要重点做好农村道路修建工程、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程等。
2.3.2发展农村的公共文化事业政府要充分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做好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教育，帮助农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自觉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他们积极投身新农村文化事业建设中去。在此过程中，要尤其注意把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作为工作切入点，突出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展群众满意的文化。
1．1传统文化逐渐流失，封建陋习普遍存在由于现代文化形式的经济性、便利性和可获取性，对传统民间文化活动或节日感兴趣的农民群体逐渐减少，尤其是青年群体。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3．58%的农民感觉村里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青年群体缺乏对传统节日习俗的关注度。独具特色的庙会文化也在逐渐消失，庙会活动的开展频率正在减少、农民参与度逐渐降低，也从侧面反映了现如今的庙会活动缺乏特色，无法激起农民参与的热情。除了春节、庙会等传统文化活动的发展呈萎缩趋势外，传统的民间工艺技术的保护和继承也受到很大冲击。在问到“你村里赌博的人多吗?”时，仅14．08%的被调查者表示本村“没有赌博现象”。在参与赌博的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为中年男性，占46．86%;其次是中年妇女，占20．71%;再者是老年人，占14．85%。其中49．72%的农户认为，形成赌博风气的原因是村里的娱乐活动太少;30．03%的农户认为，赌钱玩着刺激、有意思;20．25%的农户认为，玩牌赌钱比较容易把大家聚在一起。调查算命等迷信现象时发现，有一半的农户表示自己算过命，被调查者表示一般在家里有病患、子女订婚或结婚、给新生儿起名字、家里孩子考学等情况下去算命。调查数据显示，95%以上的农民每次花费在10元以上;其中花费超过30元的被调查者超过30%;更有甚者，个别村落的著名“大仙”、“天师”等单次收费超过100元。这说明当前农民对算命的信任度很高，且愿意在这一件事上花费金钱。
1．2婚丧嫁娶民俗衍生出新型文化产业婚丧嫁娶是家庭中的大事，对于农民来说尤其重视，现今专门服务于婚丧嫁娶的民间乐队就是在此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型文化产业。调查结果显示，78．88%的村民表示婚丧嫁娶时会请民间乐队来助兴表演，而且随着这一产业的发展，乐队的表演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如唱戏、歌舞、相声小品、二人转、魔术杂技等，其中农民请的最多的是唱戏表演和歌舞表演，分别占34．37%和30．48%。在调查民间乐队花费情况时，被调查者的支出存在差别。94．92%的被调查者表示花费超过500元，且在500～1000元和1000～1500元这两个区间比较集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7．08%和27．93%，这一情况说明农村在婚丧嫁娶上聘请民间乐队的投入并不小。
1．3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硬件设备不能满足农民文化需求电视、手机仍然是农民家中主要的文化设备，二者占67．88%的高比例;其次是影碟机，占15．53%;受农村经济水平和农民自身收入的限制，电脑、数码相机等相对高端的硬件设备在农村家庭中的购买率较低，电脑占11．20%，数码相机仅占5．4%。在调查村镇公共文化设施时发现，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如有线电视安装、网线铺设、广播站、体育场地、图书馆、文化活动室或文化广场、报栏及户外健身器材等，但并未普及。对于村子里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56．65%的农户表示不能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在今后的文化建设中，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还要加强设施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1．4农村文化队伍年龄大、人数少、技术低，文化队伍建设亟待提高在调查文艺队伍建设情况时发现，文艺队伍中人员年龄普遍偏大，队伍的规模不大，大于20人的队伍仅占14．23%。在文艺队伍的专业技术方面，专业人员较少，仅占7．48%。针对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积极性方面，被调查者年龄越小，热情度和积极性越低，30岁以下的农民仅有21．67%表示愿意加入。综上所述，河北省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处于基础阶段，文化工作者专业技术不高，数量不多，年龄偏大，在今后的农村文化建设中应加强农村文化人才的建设。
2制约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因素分析
制约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个人素质等都可能影响其发展，文章在数据调查的基础之上，从政策、农村经济、农民素质及区域位置等方面着手，利用交叉列联表方法，分析了以下几方面因素对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的影响。
2．1政策因素由分析以往河北省出台的文化政策可知，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工作是相当重视的。但是文化建设情况却不是十分乐观，政府出台的文化政策下放到基层落实不了。原因如下:首先，从政策方面，河北省出台的文化政策仅仅是纲领性的总体计划，并不具体且不详细，导致基层政府不知如何开展文化工作;其次，从政府工作人员方面，对落实农村文化工作人员编制、审批、考核等制度不明确，许多文化工作人员工作了几十年后仍然是农民身份，客观上打击了农村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严重制约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以上两点说明河北省文化建设相关政策及管理制度并不完善，应继续深化、细致文化建设工作内容，具体落实文化政策，推动文化发展。
2．2经济因素选取民间乐队的花费情况作为列变量，且其花费为单次聘请乐队支出额，选取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作为行变量，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发现家庭总收入水平与聘请民间乐队花费关系较复杂，具体见表2。由表2可知，家庭总收入水平与聘请民间乐队花费情况的交叉列联分析结果与本次调查预期的结果不一致。大多数农民在聘请民间乐队上的花费处于500～1000元和1000～1500元这两个范围内;家庭收入水平“中等偏下”，乐队花费超过2000元的也比较集中，且高出“中等偏上”家庭近5%。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偏低的家庭在婚丧嫁娶场合更加注重形式，喜欢大操大办;而相对收入水平偏高的家庭并不太在意，认为没有必要消耗过多的金钱。
2．3区域因素河北省各地区发展状况不同，区域因素对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着影响。地理位置离城市越近，农村大学生愿意回村就业的比例越低，山区的被调查者表示，村里的大学生“相当部分回村就业”比例为10．4%，而城市郊区的只有6．9%。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城市就业机会较多，就业环境远远优于农村，越靠近城市的村庄交通越便利，既可以满足大学生的“乡土情结”，又可以在城市获得更高的就业环境;也可能是越靠近城市的村庄，经济水平越高，在城市就业的经济压力比山区农村的大学生要小很多。家庭地理位置与大学生返乡情况的关系见表3。
3对策建议
3．1地方政府应落实文化建设内容，规范相应制度地方政府应当转变工作思路，将单纯追求经济绩效的工作重心转变为经济文化两手抓、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建设内容，切实做好当地农村文化建设，不形式化，不做秀。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落实文化建设内容，规范相应制度:一是规范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农村文化仅仅依靠政府是不行的，文化建设资金除了政府划拨之外，还包括社会筹资，不论哪种资金都要统筹规划、统一管理，都需要不断总结完善资金管理制度;二是规范人员管理制度，调查发现，河北省村文化干部或文化能人的政府编制得不到落实，有的工作人员工作了几十年仍是农民身份，这一现象极大挫伤了其对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文化队伍中大多数人是业余村民，专业性不高、年龄还偏大;三是规范法制管理制度，应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防止出现资金挪用、贪污等现象［1］。
3．2农村文化建设应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文化需求的差异以年龄为划分依据，发现不同群体文化需求不同;以区域位置划分，发现不同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程度和重点不同。基层领导应当根据这些差异区别对待，解决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文化建设的结构性失衡。对于青年群体做好引导工作，防止其沉迷网络、赌博等，浪费青春。“由于经济条件对上网消费的限制、受教育程度对网络操作和网络文化的理解与吸收的影响及年龄增长形成的惯例思维对新生事物的排斥等，农村老年群体正在被以网络应用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社会边缘化”［2］。老年群体的闲暇时间更加充裕，也增加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基层单位可以针对其需求特征组织一些场面热闹的文化活动方式，如看戏、文艺演出等，以丰富老年群体的文化需求。不同地区也有其不同文化需求，越接近城市，其硬件设备越完善，文化建设应注重形式、内容;越接近山区，应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如文化器材、网络信号等。
农业机械化可使农民快点实现“生活宽裕”的理想。农民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是发展农业机械化。第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我县直接从事农机作业的农民机手已经超过3000人，年经营收入大多达到2万元左右，5万元以上的农机大户就达到了72户。第二，农业机械化作业为农民实现了节本增效。事实证明，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充分利用农业机械化作业，农民的劳动力提升了，作业质量提高了，每亩农作物产量增加了，投入成本降低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了。比如水稻的播种、耕作、杀虫、收割，都依靠大型农业机械来完成。这样有效地节省50%的劳动力，增产20%～27%，亩产增值近320元。在农业种植结构方面，可以达到三种三收，充分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增加农民的收入。最近的几年，我区加快了农业机械作业社会化进程，降低了农业机械的收费水平，节省了农业机械的作业成本，农业机械作业服务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生活宽裕的一个重要渠道。
2农业机械化是“乡风文明”的重要保证
乡风文明，依赖于农业机械化的进步和发展。农业机械化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标志。农业机械化使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生产发展了，生活宽裕了，才能摒弃那些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格格不入的不良风俗，开创学科学、用科学的文化阵地，让人与自然相处更加和谐，从而推动现代农业文明和社会进步，促使农民全面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同时也必将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建设，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农业机械化是“乡风文明”的重要保证。
3农业机械化是“村容整洁”的重要载体
村容整洁，离不开农机化技术的支撑。要使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改善和保护，首先要普遍使用农业机械，不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例如通过加强水利工程一体化建设和科学耕作，能改善农业生产方式，有效地减少水土流失；通过利用农作物秸秆回收、粉碎、还田一系列技术，能降低秸秆焚烧造成的污染和化肥流失，增加土壤有机化合物质；通过采用节水灌溉等机械化技术，能合理利用水资源；通过机械化处理畜粪，能有效减少畜粪污染，提高有机肥的利用率。一句话，农业机械化能及时有效地改善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保持村容整洁，促进农村环境的改善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